刘清平随笔|刘派正经13. 从自律的“市场秩序”到他律的“市场体制”
刘清平随笔|刘派正经13. 从自律的“市场秩序”到他律的“市场体制”
遵循交换通义，内含素朴正义感的，市场经济秩序，居然也会时常出现，坑人害人的不义现象，怎么办呢？倘若放弃了，在商言商的有害幻觉，按照《道德元理》的实然描述，以及《正义启明》的应然证成，答案蛮简单：诉诸尊重权益的规范性正义底线，针对各种侵犯权益的行为，实施他律性的谴责和惩罚，由此确立起，严格意思上的“市场经济体制”。
本来么，如同日常生活中，遇到其他侵权举动那样子，要是在超市菜场里，遇到了商家售假、买家偷窃之类，遵循强盗逻辑、违反市场逻辑的行为，不仅许多受害者，会据理力争、维护权益，许多旁观者也会基于正义感，抨击指责，甚至出手相助，采取强力他律的管控措施，惩罚作恶者的不义举动，从而呈现出，市场秩序本身，试图自行贯彻正义底线的意向。
不过吔，事情的另一面是，由于种种现实因素的纠结影响，这类自行实施正义底线的做法，不见得总奏效，甚至还可能有负面作用，要么管控没搞成（作恶者人多势众，旁观者胆小怕事），要么管控过了头（大伙义愤填膺，当场把小偷揍嗝屁了），结果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不是？
所以才有必要，建立自由主义的市场体制，凭借政治国家的硬实力，依据法治原则，贯彻不可害人的正义底线，尤其针对市场秩序中出现的，各种侵犯权益的不义行为，展开强力他律的惩罚，维护生产、分配、消费活动的良序展开。
这个意思上讲，市场体制其实是，从刚才谈到的市场主体，自行实施正义底线的做法中，进一步发展而来的，其本质则在于：依据一元自由主义的原则，将市场秩序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纳入到政治国家的管控之下，确保它在尊重权益的底线基础上，如同其他部分的社会秩序一个样，正常运行。
所以呢，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市场秩序”是指，人们在市场氛围下，按照交换通义从事行为，自律实现的自由、正义、平等、诚信、互益等人伦秩序；相比之下，“市场体制”是指，凭借强力他律的管控方式，将正当自由主义的底线，落实到市场经济中，形成的与全社会的政治体制，根本一致的经济体制。
换个方式讲哈：市场秩序是指，市场主体通过自律地遵循交换通义，形成的符合素朴正义感的人伦秩序；相比之下，市场体制是指，基于权益自由主义的正义底线，诉诸国家机器的强力他律效应，在市场范围内形成的，不可害人的人伦秩序。正因此，两者的应然道德内涵，直接相通，彼此契合，嗯哼。
有人要惊诧咧：这样子把政治国家的因素，引进到市场里来，势必严重干扰，“自生自发”的秩序，怎么还有理由，叫“市场”体制呢？倘若再考虑到，市场秩序原本属于，“市民（公民）社会”的范畴，这样子发挥，国家机器的强力他律作用，岂不是等于让国家高于社会，以国家为中心了，肯定走向强国家、弱社会的坏模式，明显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无益而有害嘛……
不过吔，按照《道德元理》，从实然角度描述的，正义—政治—国家的因果链条，尤其是30篇考察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对这样子的担忧和质疑，很容易做出，实然与应然的两方面回应。开森。
先从实然角度看：如果说广义的社会，总是先于国家，我们却好像木有理由断言，市场秩序也一定先于国家；尤其在这种秩序，要以个体产权为基础，并且挂靠于城邦集市的意思上，它至少也是与政治国家，非分析性地同步出现滴。
所以哈，不管占统治地位的，是怎样的政治体制，市场秩序从产生起，一直在围绕国家打转转，不得不接受它的强力管控作用，尽可能服从，它为自己划出的正义底线，以免不小心越了界，就被它的硬梆梆机器，无情碾碎咧，不是？
一方面，除了照这样那样的模式，征收各种税赋，用来滋养国家机器外，如同《道德元理》33篇所讲，许多情况下，即便政治体制再那啥，出于避免合议性危机的考虑，当权派也往往倾向于，将市场经济的自行运转，当成“正常”秩序的一部分来维护，碰上不法分子搞破坏，包括但不限于：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甚至会出手打击，借以达成“得民心”，增强自身合议性的目的。
另一方面呢，道德元理的要害情结，一旦作起祟来，情况就改变啦：倘若觉得市场秩序，违反了自己设定的正义底线，妨碍了统治阶层的经济收益，尤其危及到自己的统治基础，掌权者就会背靠国家机器，采取强力他律的措施，迫使市场秩序顺从就范，包括但不限于：取缔卖酒卖烟、销售毒品之类的交换行为，管控垄断重要资源、紧俏物品的市场流通，限定价格汇率的涨跌变动，没收剥夺市场主体的财富资本，乃至禁止几乎所有市场行为……
于是乎，处在强国家的管控下，市场秩序的小社会，是强还是弱，乃至存在不存在，就很难说咧。无论如何，即便这一百年，商品经济在全球范围，都得到长足发展的氛围下，某些国度依然出于，后面还将讨论的，某些“理念体系（ideology）”的考虑，曾经或正在大规模压制，市场秩序的苟延残喘，嗯哼。
再从应然角度看：既然因为人伦冲突的不可避免，任何情况下，市场秩序都不得不，接受某种政治国家的强力管控，服从某种应然底线的他律约束，按照自由主义原则，与交换通义的契合一致，市场主体也只有自决地选择，接受自由主义国家的强力管控，服从尊重权益底线的他律约束，才有可能真正确保，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繁荣昌盛，如同许多事例，清晰证明的那样子。
说白了，处于任何非自由主义体制，包括但不限于：温左均等式，极左共产式，极右独断式，等等的强力管控下，由于木有这种契合一致，允许各种侵权行为的缘故，市场经济都会面临，程度不同的负面障碍，失去活力，停滞不前。
说穿了，唯有自由主义的政治国家，才会允许全体民众，在守住不可害人底线的前提下，随意任性地怎样都行，因此不仅能在其他方面，从心所欲地自由自在，而且也在市场领域，从事自由贸易，展开自由竞争，最终在政治国家的管控范围之外，促成狭义社会的发展壮大，做到国家虽然强，社会也不弱，不是？
趁机插句嘴哈：美国学者奥尔森，2000年就主张，政府对于市场的发展，作用至关重要，既要足够强大，才能保护财产权，又要受到限制，以免侵犯这些权益。至于2024年的热被窝经济学奖，终于向政治经济学的常识回归，授给的那三位学者，同样强调了，“包容性（inclusive）”与“攫取性（extractive）”的，不同政治制度，会对经济的繁荣发展，产生怎样不同的正负效应。
浅人的看法与此相当接近，区别主要在于：第一呢，俺老汉不用，那些貌似道德无涉，实则模棱两可的词儿，而是明确肯定了，自由主义体制，同时指出；它有益于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原则，与交换通义的契合一致。第二呢，浅人主张，政府强力干预的目的，仅仅在于严格防止，侵犯权益的不义之恶，并不在于如何趋善，确保经济繁荣、提升效率等。说破了，自由主义加上市场秩序，就算经济不那么繁荣昌盛，效率不那么突飞猛进，问题蛮严重么，嗯哼。
回到正题上来。有人会回怼啦：尽管人伦之间的冲突，的确避免不了，权益自由的悖论，的确足够深度，可要是市场主体，自己组织起来，采用强力管控措施，捍卫自己的应得权益，惩罚侵权的不义行为，不更好嘛，为啥另外弄个，他治（他律）的国家出来，让自治（自律）的市场服从呢？靠不靠得住嘛……
其实吧，历史看，市场主体的确搞过，某些自组织，如中外皆有的自治行会，以及特色更足的镖局打行——不是银行哟，亲。不过哦，同样是历史看，它们都未能充分实现，自组织的自治功能，要么销声匿迹，要么异化地转型为，强力他律的政治国家，如同中世纪末的意大利，几个工商自治城邦，变成了名门望族统治的准国家，甚至还为后来，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国家，埋下了伏笔那样子，从而透露出，拒斥国家管控，一味迷信自治的，深层反讽悖论，不是？
诚然哦，激进性恶论的视角看，你之外的其他人，或许木有一个，真正靠得住。可是吔，照自知之明的顶级境界，单靠你自己，这么个不仅绝对有限，而且同样性恶的存在者，究竟能干成点神马，岂不是也难说呀？
所以曰：现实生活中，各位最好还是放弃，自我中心主义的立场，别光顾着幻想，凡事都能亲力亲为，却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有木有足够的力气，在反对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自行防止各种不可接受的人伦伤害，尤其是市场竞争中，那些不受交换通义约束的，突破底线的无序现象，嗯哼。
无需说，即便建立了，自由主义的市场体制，能将不可害人的正义底线，贯穿到种种规章制度中，依然有必要摈弃，制度决定论的浪漫憧憬，仿佛完备的制度一设计出来，就能如同永动机那样子，自生自发、一劳永逸地自行运转，既不必担忧，掌权者的搞鬼钻空子，也不必操心，政治国家的越界干预似滴。
毋宁讲，我们更应当基于温和的性恶论，在自律履行不可害人义务的基础上，提防别个尤其是当权派，利用市场体制的窟窿漏洞，违反尊重权益的正义底线，破坏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文言又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不过吧，我们也不可因噎废食，单单由于政治国家，可能越界的负面效应，就站到了无政府主义一边，连自由主义的政治国家，也一并否定了，因为这样子的结果，只会让自律形成的市场秩序，失去他律管控的强力保证，最终落入正义缺席、不义横行的不堪状态，如同觉醒主义鼓吹的，去警察化那样子。
其实呢，这个问题上，恰恰可以把，老邢儿子爱上学的，形式逻辑同一律，引到非认知领域里面来，亦即政治的归政治，经济的归经济，哪怕两者之间确有交集，但政治仅仅专注于，如何阻止和惩罚市场经济中，所有坑人害人—侵犯权益的举动，此外的一切，统统听凭市场自己处置，怎样都行，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