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一篇文章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毕汝谐（作家 纽约）
2024年9月4日按：
2024年8月9日，毕汝谐遭到黑客的恶意侵害，全部博文荡然无存；这就从负面角度证实了毕汝谐对自己的判断——
史无前例的作家兼恋爱家兼事前诸葛亮！
正如俄罗斯匕首导弹不会攻击无价值目标，黑客也不会攻击无价值的私人博客。
从今日起，我将陆续重新发表相关文章证鉴世人。
1987年，一篇文章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毕汝谐（作家 纽约）
2007年按：二十年前，我离开佛罗里达大学，来到纽约闯世界。两眼一抹黑——既无钱，也不认识人。
友人接机后，在皇后大道“元宝小馆”给我接风；我捡到一份报纸，见“美东时报”招聘记者的广告，便前往应征；我和“美东时报”社长杨文瑜进行如下对话——
杨文瑜：“你能写吗？”
我答：“能写。”
杨文瑜：“你凭什么说自己能写？”
我答：“大陆的‘人民日报’和台湾的‘中央日报’是两岸的权威报纸。我在两报发表文章，两报的编辑都认为我能写。”
杨文瑜：“好，试试看吧。”
杨文瑜给我交代的第一件事是采访著名记者陆铿先生；其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下台，曾经与之畅谈的陆铿先生成为焦点人物。
我衔命往见陆铿先生。他比较傲慢，谈话时眼睛半开半闭，很明显是看不起人。我大为不悦——两个自命不凡的笔杆子相聚，如同两个薄有姿色的老姑娘碰头，麻烦！
事后，我一挥而就，完成此文。文章见报后，好评如潮——
前中华公所主席梁声泰：我原以为大陆人用简体字，头脑比较简单；方里君的文章使我改变了看法。
著名作家王鼎钧：方里的文笔斯文、雅致，耐人寻味。
美洲华侨日报主笔阮日宣：不识方里君，足见我等孤陋寡闻。
牙医李添博士：方里先生的文笔，不逊于我们台湾任何一位作家。
世界日报资深记者李勇：方里是纽约一支笔，高手！
世界日报资深记者于金山(现任纽约联成公所主席): 方里文风独特.
台湾评论家阿修伯：方里写得不错。
中国之春经理林樵清：方里才华横溢。
杨文渝社长：方里靠写作吃饭，没问题。
远在香港的新闻界名宿卜少夫：几十年来，不少人写过陆铿；方里这篇是最生动、最传神的。
卜少老盛情邀约我给他主持的《新闻天地》杂志（如雷贯耳！毛主席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按语”中，钦点其为“反动刊物”！）写文章，稿费从优。
不独此也，热心的卜少老将本文邮寄、传真给香港、台湾新闻界、学术界的许多前辈（甚至包括因毛选而久仰其名的胡秋原老人！），从而大大开拓了我的投稿范围。
这篇文章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我开始卖文为生，四处招揽写作活计，并夸下海口：“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李白：《与韩荆州书》）！”
二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梁老、卜少老、阮老、李添博士相继谢世了；然而，他们当年对我的雪中送炭的精神、物质帮助，片刻不敢相忘。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1987年秋天的一日，阮老突如其来地问道：“方里，你的真实姓名叫什么？”我因为没有思想准备，就直截了当地道：“阮老师，很抱歉，我不敢说。”阮老遗憾地叹息一声，不响了。谁料不几日，阮老竟然与世长辞！我后悔莫及，流着眼泪打电话给王鼎钧先生：“阮老师问我的真实姓名，我没敢告诉他；现在阮老不在了，我想告诉他，阮老师也听不见了！王老师，我把真实姓名告诉您吧！” 王鼎钧先生细语相劝道：“不必了，不必了。所谓姓名，只不过是个符号。有人生前用一个名字，死后灵牌上却是另外一个名字；阮先生能够理解你的苦衷……”为此，我写了一篇短文“恐惧”，引了苏联反叛诗人叶普图申科的诗句：“我们怎能忘记与外国人谈话的恐惧，我们又怎能忘记与自己谈话的恐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篇文章发表时，用的还是笔名！
现在，中国开放了，宽松了；我再也不怕使用真实姓名了。我在大陆的旧友大多混得不错；他们经常伊妹儿小情人的照片，想气气我！他们奇怪我为何不当海龟——大陆找钱方便、觅小情人容易、食物可口等等；我回答：你们听过“道路以目（人们不敢说话，在路上只能交换目光）”这句出自《左传》的古语吗？我深知其苦！我珍惜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我珍惜免于恐惧的自由！所以，我坚决不当海龟！
廉颇老矣 健饭如昔——陆铿先生印象记 方里（毕汝谐）
昔在中国大陆，笔者即久闻陆铿先生之尊姓大名，说是如雷灌耳也不过分；从文史资料上，笔者得知：陆铿先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前往欧洲战区采访，是为艾森豪将军的盟国远征军总部认可的七名中国战地记者之一；回国后曾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 陆铿先生在这一年间亦迭遭不幸, 屡陷牢狱:春天在广州被国民党逮捕, 秋天则在昆明落到共产党手中失去了自由……据说陆铿先生的厄运还波及、株连了某些国民党中级投降人员, 给他们低首下心的屈辱生活增添了许多麻烦——一位“两航”投降人员的太太曾抱怨道:“陆铿可真把我们坑害苦了!……”一语包含了多少难对人言的辛酸!由此, 我尚未出国便有了“陆铿先生是一位传奇人物”的印象。
来到纽约之后, 关于陆铿先生的传言和谣闻更是随风入耳, 想不听也不行。人们都说纽约华人报界也象中国大陆文化界一样,拥有阵容整齐、一字排开的所谓“四大不要脸”——X朝枢、X铿、X国基、X克定是也！继而拜读了陆铿先生在香港“百姓”杂志和纽约“华语快报”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对这位老先生的思想略有了解；及至陆铿先生以全新身份重返大陆, 晋见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先生，海阔天空，放言高论，一时间成为海外学人报人注目的顶尖人物。 附入“胡耀邦访问记”（中英对照）一书的褒扬文章， 大都出自名家之手， 可谓备极风光。遗憾的是，由陆铿先生任发行人的“华语快报” 并未因此腾云驾雾，改颜换貌，反而节节败落，无力回天，终至宣告停刊，改为每周一次的“联合版”。而且，报界人士窃窃私议：陆铿先生不识天时、地利、人和，辟出“新独立评论”这块园地，弄得“华语快报”不上不下，既无学术地位，又不受大众欢迎，只得关门为吉！
总而言之，陆铿先生在许多地方落了埋怨。而且，随着自家阵地的收缩，这位永远不甘寂寞的资深记者也只得顺乎时势地少发宏议，少写文章了。这对于一位发表欲极强的老报人，无疑是件不愉快的事情。笔者作为报界的晚生后辈，亦为之惋惜。
最近，中国大陆学潮陡起，席卷了许多大中城市。学潮暂告平息之后，邓小平先生苦心栽培的接班人胡耀邦先生下台。海外舆论大哗。为此，笔者对纽约华人报界唯一采访过胡耀邦的新闻记者陆铿先生进行了专访，胡耀邦事件自然是谈话的中心议题，然谈兴所至，又旁及许多与胡氏无关的话题……
采访是在“华语快报”编缉部陆铿先生办公室里进行的。由于日报改成周报，编辑部平时已无公可办。笔者穿过摆着中文打字机的办公桌，遥想当年这里人稿两丰的兴旺景象，心中难免生出“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的概叹。
一见面，陆铿先生便有些生硬地宣告：“我很忙，谈话时间至多一小时。”
笔者在大陆时采访过不少大人物以及冒牌大人物，自然懂得“客随主便”的道理。在正式提问之前，首先专注地审视这位采访对象---
这位老先生很象是我们在生活中常常遇到的迂夫子。他的脸盘有些虚肿，狮鼻 阔嘴； 两道疏淡的眉毛下，一双锐目相当有神。陆铿先生的态度恰到好处地与其年纪、地位相符； 然而，在这种谦和有礼的态度之中，却含有一种不欲与他人深交的自矜。
笔者请求给他拍摄照片。陆铿先生连连摇摆手说不必了，然后从其乱无比的办公桌上翻检出两张现成的彩色照片交给笔者（见图）。相信陆铿先生象鸟儿保护自己的羽毛一样爱护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此时，陆铿先生衣着落拓，面带烟容，自然不愿意以这种模样见报。笔者暗自微笑，忆起流传于众口之中的传说：陆铿先生性格狂放，不拘小节。有时竟至着睡衣睡裤来到编辑部上班……
双方落座后，笔者按照原定采访计划提出第一个问题：“请问陆铿先生，您对胡耀邦先生去职有何看法？”
陆铿先生以无愧其“陆大声”绰号的宏亮嗓门道：“人世之事常有巧合。一九八五年五月十日，我与胡耀邦谈话，临别时他说：‘看来我也许干不了两年了。’结果，不足两年便下台了。胡耀邦下台是中共高层内斗所致，学潮仅是导火线而已。当改革触及共产党权力基础时，保守派使便大力反扑了。这是因为：中共是按照列宁建党原则建立的政党。党性高于人性，党的利益高于人民利益。口头上，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却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在共产党领导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胡耀邦在共产党人中算是有良心的，能够说些实话。邓小平提出所谓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究竟是什么？没有人说得清楚。实际上此路不通！胡耀邦错以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可以包括人民民主，最终证明是妄想。胡耀邦这个人很直率，有时候到了口无遮栏的地步。我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有一回，他来到我的老家云南省，说：‘老百姓想治穷致富，可以上山挖矿嘛。’结果，老百姓一窝蜂上山挖矿产，把矿脉都挖伤了！再有，美国海军舰队在访问中国大陆之前去了新西兰，新西兰表示反对美国舰队携带核子武器。有的外国记者就此请教胡耀邦，他就直来直去地说：‘美国舰队若是携核子武器，我们就拒绝他们来华！’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结果美舰不能来访。其实如果胡耀邦把话说得委婉一些，再通过外交途径打个招呼，此事不难解决。另一次是在日本东京。当时美国政府就台湾问题发了个外交文件；外国记者询问此事时，胡耀邦冲动地表示：‘我们反对美国政府的做法。这样做，有可能取消赵紫阳与里根的互访活动。’他的话自然引起华盛顿的震动，新闻界也议论纷纷。其实这只是他个人信口开河，事实证明两国政府首脑的互访照常进行嘛。胡耀邦这样乱说话是很失面子的。他这个人的性格注定会在中共高层呢内斗中失败，因为他太直了，不会搞阴谋诡计……”
陆铿先生口若悬河，一泻千里；笔者认为这是陆铿先生的一大优点：他的思路如同一座不断积蓄势能的水库， 一旦打闸门，则水漫四野，一片汪洋……冲击力虽大，却缺少方向性。即以上面一席话为例，滔滔宏论之中，立论实在不够缜密。于是笔者不辞冒昧地以下面这番意见与陆铿先生商榷：“我记得，尼克松前总统在其所著《领导者》一书中评论苏联共产党领袖赫鲁晓夫时说过：‘那种认为赫鲁晓夫是个粗胚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在共产党内权力斗争中幸存下来的人，无一不是狡猾善变、工于心计的强者，更不必说能够在刀丛剑林中爬到权力顶峰的党魁了。’我觉得这是很高明的见解。胡耀邦先生系共青团出身，而共青团只不过是共产党的助手（这是中国大陆铁定的官样文章），属工会、共青团、妇女联合会一类，远离共产党的权力核心，党内地位不高。然而，胡耀邦先生不仅顺利地躲过历次清洗（在文革大疯狂中，他是最早获得解放的中央委员之一，其时中共九大尚未召开），而且扶摇直上，成为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在大陆民间留下‘团中央领导党中央’的美谈。迄今为止，在共产党大国中 ，由共青团第一把手跃为党中央第一把手，胡耀邦先生为始作佣者，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例！苏联有个共青团领袖谢列平，一度被人们看好，爬了半天还是没爬上去。因此， 我认为胡耀邦先生能够成为中共总书记，除了他个人的运气之外，主要还因为他是善于从事党内斗争的高手。胡耀邦个人性格中心浮气躁、快言快语等缺点，从某种意义上又是迷惑政敌、掩藏其政治上深谋远虑的一种优点。不知您以为如何？”
陆铿先生似乎略感意外，连忙地做了修正：“我说胡耀邦是个爽直人，是与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相比较而言。当然，他搞政治斗争是很有谋略的。比如一九七八年中国大陆理论界关于真理标准的辩论，胡耀邦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说法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表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远见……”
笔者缄默不语。陆铿先生的这个例子自然不错，却是老生常谈了。笔者在最近一个月之内，亲耳聆听陆铿先生讲述这个例子已达三次之多，前两次分别是在唐人街高华饭店（十二月尾旬）和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四零三室，元月中旬）。一个月来，大陆形势骤变 ，胡耀邦先生由总书记宝座跌落下来，笔者也象广大读者、听众一样期望听到陆铿先生的真知灼见；然而，陆铿先生以不变应付万变，处处重弹老调，不免令人感到失望。
笔者又问：“在您看来， 胡耀邦先生有无东山再起的可能性？”
陆铿先生答道：“目前中共高层的状况不会维持很久。这是保守势力搞的倒退行动。至多到邓小平逝世，两大派---保守派和改革派----就会重新较量。也许胡耀邦届时会被一些人推出来，就象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复出一样。这里存在两种可能性：若开明势力占上风，则胡耀邦永无出头之日。总之，一切均取决于邓小平死后大陆政局的变化……”
笔者对这一问题表达了不同意见：“依我看来，胡耀邦先生的政治命运能否发生重大变化，系于邓小平先生一念之间。如果今后邓小平有意抑制保守派，则有可能重新起用胡耀邦；否则，胡只能呆在冷宫里，成为有名无实的政治摆设，至于邓小平先生死后，胡耀邦复出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原因是胡耀邦先生并不象邓小平先生那样是一位无人可替的政治伟人，他这样的人，在中共高层有的是！胡耀邦荣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主要依赖于邓小平先生的个人意志，而非各派势力角逐、折衡的必然结果。因此，改革派没有必要推出胡耀邦作为本派的领袖。”
陆铿先生对笔者的看法未否可置。由于双方对胡耀邦先生未来的政治命运做了不同的估测，那么最有权威的评论员则是时间。且看时间老人怎么说“Yes”或“No”吧。
笔者再问道：“在您看来，胡耀邦先生由总书记落为常委，这是否仅是今后一系列灾难的开始？……我这样提问是考虑到毛泽东收拾刘少奇、林彪的前车之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由第一副主席、接班人落为常委，但没过多久就被彻底打倒，死于非命；而林彪在庐山会议失宠于毛泽东后，不久便折戟沉沙，家破人亡……您以为胡耀邦先生会步刘少奇、林彪的后尘吗？”
陆铿先生扳着指头算道：“中共中央五个常委都有实际工作：邓小平是军委主席，陈云是中纪委第一书记，等于国民党时代的检察院长、满清的检察御史。赵紫阳是国务院总理，行政首脑。李先念是国家主席，挂空名的最高元首。只是胡耀邦这个常委是架空的，用大陆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克里空！胡耀邦只好在家里哄孙子（笔者插言：“胡耀邦先生很爱他的孙儿呀。他是一位慈善的老人。”）……我们都知道，中共党内斗争是很残酷的，越到高层越残酷。现在把胡耀邦留在常委位子，不是哪个人发了善心，而是中共为了替自己脸上贴金——他们要借此向海内外表示：我们温和！我们开明！以此敷衍国际舆论。这是骗人的！”
本来，这个问题有这样一个回答已经OK了。不意，陆铿先生歪着头瞪视着天花板，欲益反损地添加了一段蛇足：“当权者选接班人犹如男女青年之恋爱、结婚。恋爱时怎样看怎样好，结婚后却常见夫妻反目。国民党方面蒋介石选陈诚是这样，幸亏陈诚早逝，由蒋经国顺利接班。共产党方面毛泽东选刘少奇后始终耿耿于怀，到了刘少奇携王光美访问印尼时达于极点。这也是老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心理因素之一嘛。老毛选林彪以及邓小平选胡耀邦都是这么一回事，跟青年男女恋爱结婚差不多……”
这个比喻似乎很机智，实则不伦不类。男女青年恋爱结婚与当权者选择接班人就本质而言完全相反：男女由恋爱到结婚是由两个单独的个体结合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集体；而党魁选择接班人之后，接班人纠合党羽形成另外一个权力中心，因而构成了对党魁自身的潜在威胁！上述几个实际例子——蒋介石选择陈诚，毛泽东选择刘、林以及邓小平选择胡耀邦，均可视为这一观点的佐证。”
由此，我不禁联想到近年来拜读的陆铿先生的许多大作，其共同特点是：有记者的机敏，而无哲人的思辩。这些文章往往满足于对事物的表面现象故作惊人之语，却缺乏鞭辟入里的精当的分析。笔者拜读这些作品时，完全没有研习中文第一流大派记者作品时所感受到的那种美学感受，而是觉得记者仿佛是一位箭术不精的弓弩手，只管放出连珠炮般的响箭，却不问它们是否中的……至于陆铿作品的文风，也是大而化之，行文粗率的，读者永远不可能在其笔下看到文采斐然的佳构。诚然，以陆铿先生的老迈而能笔耕不歇是不容易的，笔者赞曰：廉颇老矣，健饭如昔！可惜的是，陆铿先生捧给读者的乃是大批量的粗果子，仅此而已。笔者在此斗胆献言于陆铿先生：可否闭门稍息，潜心攻读；与其刨出数不胜数的浅坑（铿），莫如开掘一口两口深井！
由于陆铿先生所言始终未能超出对于中国大陆政局具有普通知识的常人见解，笔者决定将话题引至别处——
笔者问：“恕我直言，陆铿先生，外界传说中国大陆曾补发给您冤狱赔偿费五万美元。有无此事？”
陆铿先生昂首冷笑：“哼，这是付朝福造出的谣言嘛。我的确很穷，但我并不下贱。我只想说：人的骨头是有轻重之别的。”
笔者：“陆铿先生，您收入不丰，却买了幢房子。外界普遍感到困惑……”
陆铿先生应声答道：“那是我的三个孩子买下的。我和老伴总得有地方住嘛。”
笔者：“我和广大读者一样，对‘华语快报’的垮台感到由衷的惋惜。据说这是与您搞的‘新独立评论’有很大关系……”
陆铿先生淡然地说：“主要是其他各大中文报纸背后都有国共两党的大力支持。在这种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华语快报’实在赔不起了，垮了。”
这种解释虽然不无道理，却使人信服。当年，“华语快报”也曾有过黄金时代，其社区新闻版一度领先群雄。在唐人街有大约两万多名车衣女士，因收听华语广播的缘故而喜爱阅读此报，成为“华语快报”固定的读者群。然陆铿先生接手此报后改弦更张，醉心于学者路线，弄得曲高和寡，销量惨跌。不仅此也，陆铿先生为扩大“新独立评论”之社会影响，每期还要寄赠一千余份给全美各地的华裔学者。平白赠添一笔开销，而收入日减。陆铿先生为学者教授开辟一块园地，其心可嘉，但这却不是经营报纸的敛财之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华语快报”一倒，“新独立评论”何在？……好在“华语快报”老板刘恕的父亲与陆铿是世交，并不罪他。
以资历而言，陆铿先生在纽约华文报界堪称数一数二。但是他在大陆的采访、办报经验却未见得适用于今日纽约之华人社区。许多人替陆铿先生暗暗捏一把冷汗：目前的联合版是他最后一块阵地了。倘复有麦城之失，陆铿先生将去何处？且不说陆先生一向以中立自我标榜，难入左报右报之门；单以他那种自由主义的新闻观点，怕也难被清规戒律多多的左报右报接受！更何况，这些报纸也绝无雅量拱手让出一个高级职位来……
据说，陆铿先生亟欲采访台湾蒋经国先生。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笔者曾听到过这样一件咄咄怪事：陆铿先生为同台湾方面搭线而向著名政治活动家陈香梅女士示好。某次，“华语快报”一位记者报道陈香梅女士与竹联帮有关。此事确否故且勿论，大不了登一则更正启事也就可以了。但陆铿先生竟在社论中宣称这是无稽之谈，挥牛刀斩小鸡，在同业中间传为笑话……
陆铿先生是一位清高的人，鄙夷一切国共两党的政治组织。当话题七搭八扯引到“中国之春”时，他不屑地表示：“王炳章跟着国民党走，我看不起他。当初赵紫阳访美时，我从中国领事馆得到消息，王炳章一伙打算绑架在美留学的中共政要的子女，我即在香港杂志上披露此事……”
笔者忍俊不禁：想那王炳章好歹也是个正牌医学博士，不管他的政见如何，智商想必不会太低。哪里会蠢到此出下策，使自己的组织变成暴力团体、自身沦为匪首？！果如此，他们怎能在美国安身立命？！
一位友人告诉笔者：陆铿是个听见风便是雨的人。你若有什么事情想公之于众，就去告诉陆铿，保险他会闹得满城风雨……看来非虚言也。
不久前，一位美籍华人学者也对笔者说过：陆铿道听途说台湾搞出了原子弹，马上张扬出去，结果也是不了了之……他这个人喜欢乱放炮。只要能出风头，不管三七二十一！
是的，陆铿先生是一位生活在想象天地中，自以为是的人物。就象托勒密学说认为地球是是宇宙的中心一样，很多人下意识地以为自己是社会的中心。考虑到陆铿先生的坎坷生涯，不妨视为一种渴望尊崇的补偿心理。谈话之中，陆铿先生的神态和表情时时都在提醒笔者，他曾有过一次与胡耀邦先生的会见——有生以来最辉煌的时刻。
果然，陆铿先生自行设问、自行解答了这样一个问题：“胡耀邦下台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有这样几点：一是邓小平对胡耀邦这个接班人不满意；二是听说邓小平要退休，所有老家伙都表示反对，只有胡耀邦表示同意，犯了大忘。（笔者插言：在中国大陆，这叫做”抢班夺权“！）三是胡耀邦打算推进政治改革，这就触犯了整个共产党既得利益阶级，因此反胡形成了压倒优势。改革派在十亿人民中是多数，而在四千万中共党员中则是少数。”停了停，他又独出心裁地补充道：“我自幼受四书影响很深，据我用命相之说看胡耀邦，他的面相较差，很难成气候……当然，作为一个现代记者，是不应该说这些的。”
笔者在峨嵋山下、洞庭湖畔也曾巧遇异人，然对命相之说从不信服。试观陆铿先生：天庭饱满，隆准端正。为官当有肖曹之权，为商当有陶朱之富，敢问其平生何以如此落魄呢？
话说到此处，预先约定的一小时谈话时间已用尽。双方都没有延续时间的意思，这次采访就此结束。笔者与陆铿先生握别后，沿着高而陡的楼梯走出百老汇街四四九号，走出这虽不见之于地图、但是确乎存在的“陆铿庄园”……
写于1987年2月，此文于纽约及香港、台湾新闻界轰动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