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典禁止军人干政与军人不得执行非法命令
※※-- 一宪法二总统三长官的美国军人服从与效忠次序 --※※
美国现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马克.米利将军(Mark Alexander Milley)，藐视法纪，严重触犯了军人不得干涉政治的美国立国原则，居然两次在五角大楼召开秘密会议宣布:“任何人给你们命令，都必须经过我的程序允许，因为我就是程序！”马克.米利的口气，以为自己是美国军人的最高统帅了。
马克.米利私下和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atricia Pelosi)秘密通话说:“完全同意，唐纳德.川普就是个疯子！”马克.米利是现任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是现役军人，依法不得干政。这些非法的军人干政言论曝光后，引起全国各地的骂声和嘘声，导致了一百余位美国退休将领发表共同宣言，要求马克.米利立即辞职以谢天下。
美国是一个宪政国家，宪政的特点就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当哈利.杜鲁门总统用《美国总统行政命令》设立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时，美国国会在制定和通过关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职位的时候，首先就是要用法律限制住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权力，从而避免发生独裁暴君的诞生的可能。
美国国会前后超过十次修改美国军事法典，务求达到文明社会的军事标准，其中1986年10月4日开始生效的《高华德-尼科尔斯国防部重组法案(Goldwater–Nichol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organization Act)》最为重要。这条美国联邦法律的全名，或许是美国法律中最长的一个名称：
“重组国防部并加强国防部的文职权力，改进向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长提供的军事建议，明确统一和特定作战部队指挥官的责任，指挥部负责完成分配给这些指挥部的任务，并确保这些指挥官的权力与其职责完全相称，更加重视战略的制定和应急计划，更有效地利用国防资源，联合军官管理政策，其他目的是为了提高军事行动的有效性和改善国防部的管理和行政，以及其他目的。”
1985年10月24日，阿拉巴马州第三选区美国联邦众议员威廉.尼科尔斯(William Flynt Nichols)，联合亚利桑那州美国联邦参议员巴里.高华德(Barry Morris Goldwater)，分别向美国参众两院提出修改以增加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权力为主要诉求的立法动议，弥补美国自二战、越战、伊朗解救人质事件、进攻格林纳达事件期间以来，各兵种因竞争而导致的不协调问题。
尤其是在现代战争的整体作战军事战略下，传统的美国海军与美国陆空军分为两条的指挥系统，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立体战争的需求。《高华德-尼科尔斯国防部重组法案》就是要将全体美国武装力量整合为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领导下的单一指挥系统。
威廉.尼科尔斯是民主党，巴里.高华德是共和党，因而这是一条跨党派的立法，获得美国参众两院议员们的大力支持。1985年11月20日，美国众议院以383票同意27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1986年11月20日，美国参议院以95票同意0票反对的全票通过，1986年10月1日，罗纳德.里根总统在白宫将之签署成美国法典。自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历次的战争中，扮演了一个主导和统一的流畅总指挥角色。
同时，美国国会用法律局限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实际军事权力，不允许这个职位拥有任何的调动军队、升降军阶、人事任命、直接指挥作战等的权力，最大限度地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局限在美国总统、美国国防部长、美国国民军、美国太空部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与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的首席军事助理和顾问上。
换句话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美国陆军、美国空军、美国海军、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国民军、美国太空部队六大兵种的参谋总长与美国总统的惟一法定联络官。
《高华德-尼科尔斯国防部重组法案第162(b)条》规定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执行美国总统命令的职责是：第一：从美国总统到美国国防部长；第二：从美国国防部长到美国作战司令部司令。
《高华德-尼科尔斯国防部重组法案》发挥的战争效果是惊人的。在《高华德-尼科尔斯国防部重组法案》下，作战司令部司令指的，是每一场战役由一位高级美国军事将领负责，全权统一直接指挥参与战役的各大兵种。
1989年12月20日，美国军事入侵巴拿马时，美国陆军四星上将麦克斯韦.瑟曼(Maxwell Reid Thurman)，一人指挥美国海、陆、空和海军陆战队军人，挥军海陆空三路攻进巴拿马，获得空前的胜利，所有的计划和行动，全部依照原定的军事计划依时完成，为日后的美军指挥系统奠定了实际可行的楷模。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直接与美国七大军事领导沟通，确保美国总统的命令通行无阻：
第一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 --- 美国核子武器的最高监管官；
第二是：美国陆军参谋长；
第三是：美国海军参谋长；
第四是：美国空军参谋长；
第五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参谋长；
第六是：美国国民军参谋长；
第七是: 美国太空部队参谋长。
现代文明政治的共同标准，有议会制度、全民选举、权力制衡、宪政民主、言论、出版和宗教自由等，其中不允许军人干政，更是永远不得妥协的先决条件。在现代文明政治制度里，军人必须无条件地听令于文职的三军统帅，在美国就是民选的现任总统。
军人干政是现代普世价值与宪政法治的天敌，如此军人马克.米利，必须炒鱿鱼，必须滚蛋！效忠个人或政党、军人干涉政治、军队非国家化、全是宪政之贼，最终必然导致社会动荡，国家覆亡，纵观各国历史，无一例外。
军人是否干政是鉴别文明政治或独裁暴政的试金石。不允许军人干政的政治就是宪政民主体制，而任何独裁暴政的体制无一例外地都是任由军人在恣意干涉政治，这也是为什么所有的独裁暴政，永远没有稳定政治环境的渊源理由。
有鉴于此，美国先贤们用法律硬性规定美国军人的职责范畴，成为国会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
1878年5月13日，威斯康辛州第7选区美国联邦众议员赫尔曼.汉弗莱(Herman Loin Humphrey)，连同马里兰州第三选区美国联邦众议员威廉.金梅尔(William Kimmel)，联名提出《军事集体法(Posse Comitatus Act)》的立法动议，又简称为《美国陆军拨款法》，除了规范美国陆军不得介入在境内的民事执法外，还为禁止军人干涉政治奠定了法理的基础。
1878年5月18日，美国众议院以130票同意117票反对的票数通过，1878年6月6日，美国参议院以36票同意23票反对的票数通过，1878年6月6日，卢瑟福.海耶斯总统将之签署成美国法典，是为著名约束在位美国总统与美国军队权力的《美国法典第18章第1385款》。
由于《美国陆军拨款法》的对象是美国陆军，因此1956年与1981年两度修改，使之涵盖除了美国国民军以外的其他所有的美国兵种。没有理想的政治体制可以速成，从军人不得介入国内民事纠纷到军人不得干涉政治，在全民走向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社会，美国人民经历了一条漫长的演变道路。
政府是由大量公务员组成的实体，各种职位为政客提供了假借权力酬谢式安插的机会，个人利益输送演变后必然是贪污腐败。1883年的《彭德尔顿公务员改革法案(The Pendleton Civil Service Reform Act)》应运而生。《彭德尔顿公务员法》的立法动力，来自1881年7月2日暗杀詹姆斯.加菲尔德总统事件。
凶手查尔斯.吉托(Charles Julius Guiteau)是个失业的疯子。数年前笔者曾写过一系列的《美国刺客列传》, 查尔斯.吉托就是其中的主角之一。这个神经病相当可爱，受刑时，他居然嘴上哼着流行小调，脚下踏着华尔兹舞步，旋转着上的断头台。查尔斯.吉托是视死如归的英雄，还是神经错乱的疯子，未有定论。
《彭德尔顿公务员改革法案》是由代表俄亥俄州的美国联邦参议员乔治.彭德尔顿(George Hunt Pendleton)提的立法动议，他只干了一任，被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任命他为驻德意志帝国全权大使，他一直担任该职位直到 1889 年。
1889年11月24日，乔治.彭德尔顿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谢世，年仅六十四岁。乔治.彭德尔顿唯一的传世事迹，就是在美国联邦参议员任内推动了《彭德尔顿公务员改革法案》。乔治.彭德尔顿从1857年至1865年间，是代表俄亥俄州的美国联邦众议员。
乔治.彭德尔顿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妻子艾丽西亚.基(Mary Alicia Key): 她的父亲是另一为种族歧视急先锋美国国歌《永不落的星条旗(The Star-Spangled Banner)》的作者法朗西斯.基(Francis Scott Key)。
《彭德尔顿公务员法》建立了完整的任免制度，杜绝了无良政客不断奖励忠诚党员，把公职视为政治赞助或战利品的传统，开始了公开公平的竞争性考试录取，作为选拔政府官员的标准。
监督他们工作的择优制度，并严格规定政府公务员与美国军人一样不得介入政治活动，必须要保持中立，违反者将受到《美国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调查和惩罚。
1883年5月《美国公务员事务委员会》首次发布规则，严格规定不得以政党或意见相异为解职理由。美国军人不得干政的传统，一半是来自《军事集体法》与《彭德尔顿公务员法》的规定，一半是来自五角大楼的自我升华约束。
为了确保和落实美国军人只服从三军统帅的美国在任总统和美国宪法，五角大楼发布了《国防部指令(Department Of Defense Directive)》，供全体美国军人必须严格遵守。
其中最著名的《国防部指令第1344.10条》和《国防部指令第1325.06条》，严格规定美国军人不得干涉政治，违反者处之以革职、降级、惩戒、禁用五年的重罚，以及最高一千元的罚款。
《国防部指令》规定在职美国军人不得穿着制服参加任何政治集会、不得为竞选者募捐、不得发表政见、但可以用真名写信给报纸、不得在汽车杆上贴政治标语、不得在军营或政府土地上张贴标语或海报、不得参加任何的政治示威游行、不得参与任何的组选工作、不得接受任何需要美国总统提名或国会认可的文职、不得利用公家网络或政府工具转达他人政见等。
《国防部指令》的法理和精神，源自于1939年8月2日开始生效的《防止有害政治活动法案》。《防止有害政治活动法案》是由新墨西哥州美国联邦参议员卡尔.哈奇(Carl Atwood Hatch)提出，按照美国国会命名惯例亦被称之为《哈奇法案(Hatch Act)》。此法案赋予在任正副总统无须遵守此法的特权，因而正副总统可以在任何包括政府建筑在内的地方，合法地进行政治宣传活动。
1979年1月1日，为了确保美国政府公开公正地依法运作，设立了独立的《美国特别顾问办公室(U.S. Office of Special Counsel)》进行监督。2017年10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马拉塔.哈利(Nimarata Nikki Haley)，在推特上转发唐纳德.川普，支持共和党拉尔夫.诺曼(Ralph Warren Norman)的推文，立即受到《美国特别顾问办公室》的书面严重警告。
唐纳德.川普的顾问凯莉安.康威(Kellyanne Elizabeth Conway)经常在白宫内外大肆攻击民主党，明显的违反了《哈奇法案》。在多次警告无效后 ,《美国特别顾问办公室》在2019年6月致函唐纳德.川普总统，建议他将藐视法纪的凯莉安.康威革职查办。
建议当然是石沉大海，当记者追问唐纳德.川普时，这位崇尚白人至上主义的种族主义者总统，居然轻藐地回答:“那是她的言论自由！”唐纳德.川普藐视法纪，直接把《美国法典》当成破鞋废纸，法盲如此，焉能不败！
马克.米利将军是现任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乃美国军人的最高军衔，也是美国军人的楷模。在这件军人干政的丑闻爆发后，在全民追求普世价值的美国，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辞职，要么解职，绝对不应该有第三种选择。
马克.米利军人干政丑闻，使得笔者想探究美国禁止军人干政的立法渊源，与军人不得执行非法命令的法理和案例。在美国历史上，这种案例有数十起之多。即使最低能的詹姆斯.卡特总统，也不能容忍军人干政。 约翰.辛格劳布少将(John Kirk Singlaub)资历显赫，他曾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创办人之一。
1977年，约翰.辛格劳布以驻韩美军参谋长的军人身份，公开批评詹姆斯.卡特总统的韩国撤军计划，舆论哗然，詹姆斯.卡特总统立即解除他驻韩美军参谋长的职位，但没有赶尽杀绝将之革职查办。
一年后，约翰.辛格劳布的老毛病又发作，他在乔治亚州理工学院的讲演中，又再次批评詹姆斯.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政策，詹姆斯.卡特这次不再客气了，以他违反了美国军人不得干涉政治的法理，下令约翰.辛格劳布少将立即退休，永远离开美国军队。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是美国军事领导人，美国陆军上将、菲律宾陆军元帅。他在20世纪30年代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联合国驻韩国最高军事指挥官。在日本，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就是君临天下的太上皇。1951年4月5日，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瑟夫.马丁(Joseph William Martin)在美国国会议会大厅上，大声朗读一封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信函:
“有些人似乎很难意识到，亚洲这里是共产主义阴谋家，选择为征服全球而发挥作用的战场，而我们也加入了战场。我们在这里用武器打欧洲的战争，而那里的外交官仍然用嘴巴来打仗。如果我们在亚洲输了与共产主义斗争的战争，欧洲的沦陷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赢得了这场战争，欧洲很可能会避免战事，同时保持住了自由。”
约瑟夫.马丁是美国众议院第四十四任议长，权倾朝野，由他捅了马蜂窝，当然具有政治杀伤力。1951年3月，美国情报局拦截了一些在日本的秘密谈话。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谈话中，向西班牙和葡萄牙驻东京大使表示，相信他会成功地将朝鲜战争扩大为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军事冲突。
这跟哈里.杜鲁门总统的极欲通过谈判，结束朝鲜半岛危机的远东政策完全背道而驰。约瑟夫.马丁在国会公开朗读格拉斯.麦克阿瑟的私信，就是直接打脸哈里.杜鲁门总统。
哈里.杜鲁门总统咽不下这口被公开羞辱的鸟气，于是召集美国国防部长乔治.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拉德利(Omar Nelson Bradley)、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和美国商业部长威廉.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到白宫开会，讨论如何处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严重违纪的美国军人干涉政治行为。
会议结论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触犯了美国军人不得干涉政治的最高立国原则，也违反了哈里.杜鲁门总统在1950年12月6日颁布的军人不得就政策问题发表公开声明的美国总统行政命令。
1951年4月10日，在确定炒那位日本太上皇鱿鱼无害于自己政治生涯后，哈里.杜鲁门总统通过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拉德利，下达了对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革职令。
2021年9月14日，马克.米利的军人干政丑闻闹得沸沸扬扬，佛罗里达州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可.鲁比奥(Marco Antonio Rubio)致函约瑟夫.拜登总统，提议将马克·米利革职，以平民愤。
同时附议马可.鲁比奥要求马克.米利下台的，还有密苏里州美国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ua David Hawley)和田纳西州的美国联邦女参议员玛莎.布莱克邦(Mary Marsha Wedgeworth Blackburn)。无论白宫的决定是什么，任期在2023年9月30日将满的马克.米利的宦途，已经划下了可耻的句号。
这些丑闻是由《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罗伯特.伍德沃德(Robert Upshur Woodward)和罗伯特.科斯塔(Robert Costa)合写的、在即将出版的新书《危险(Peril)》里爆料的。著有二十一本书的罗伯特.伍德沃德，是美国新闻界元老级记者，德高望重，可信度极强。
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是他紧咬水门丑闻不放，最后导致理查德.尼克松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逼辞职的在任总统。罗伯特.伍德沃德在1974年出版的《所有的总统人马(All the President's Men)》，家喻户晓，畅销四十余年，成为最影响美国的二十本书之一。
最近减肥成功的罗伯特.科斯塔，乃80年代新生代后起之秀，凭着剑桥教育背景，口才流利，父亲是律师，加上《华盛顿邮报》提供的用武大舞台，早就超越他自己的双胞胎兄弟成为美国新闻界的明日之星。《危险》的鼓噪面世，更使罗伯特.科斯塔跻身百万富豪之列。《危险》的爆料瞬间轰动全球，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体焦点，都集中在马克.米利的动机上。
2021年9月14日，唐纳德.川普被采访时就用“叛国”来定调马克.米利的军人干政事件，事实也是如此。《美国宪法》规定在职美国总统是唯一的三军统帅，也是唯一的军事行动决定者。美国总统是没有实战经验的文职，不可能有能力操纵或指挥一场现代化战争。美国总统在做出政治决定后，交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执行，也就是出任美国第二十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马克.米利。
至于如何执行美国总统的命令，美国总统无权过问，甚至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不得过问，因为两个职位都没有战争指挥权。从法律上来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美国总统、美国国防部长、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与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的首席军事助理和顾问。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职位，由哈里.杜鲁门总统在1949年，根据《美国法典第10章第152款》设立，任期为两年。2017年美国国会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任期修改为四年，除了国家处在战争状态外，美国总统有权将之提名两次连任八年。
七十年来，该职位由陆、海、空、海军陆战队四个兵种的四星上将轮流担任，通常是由四个兵种的参谋总长轮流担任，但美国总统有权不沿袭轮流担任的传统，约翰.肯尼迪总统就是其一。
在约翰.肯尼迪入主白宫时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美国陆军四星上将莱曼.莱姆尼泽(Lyman Louis Lemnitzer)，莱曼.莱姆尼泽的上任是美国空军四星上将内森.特温宁(Nathan Farragut Twining)，内森.特温宁的上任是美国海军四星上将阿瑟.雷德福(Arthur William Radford)。
按照美国政治惯例，下届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应该是海军陆战队参谋总长大卫.舒普(David Monroe Shoup)接任，但是约翰.肯尼迪总统却提名美国陆军四星上将麦克斯韦.泰勒(Maxwell Davenport Taylor)接任。由于提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美国总统的特权，传统和惯例并不能够注释为法律，所以谁也没有办法。
法治国家的基础就是要守法，马克.米利是现役军人，必须严格遵守国防法典《国防部指令》和美国法典《哈奇法案》的规章，马克.米利没有任何特权可以凌驾美国法律之上。
1986年的《高华德-尼可拉斯法案(Goldwater–Nichols Act)》，更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法律职责清楚地规范出来。马克.米利应该知道：美国军人有不服从非法命令的法定权利。
《高华德-尼可拉斯法案》是国防部根据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案》成立以来，将美国军事指挥系统改头换面的立法。法案明文规定：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美国总统的首席军事顾问，没有向任何兵种颁发命令与指挥的权力，该颁发命令与指挥的权力，是美国四大兵种参谋总长和前线战斗指挥官的独家权力。
美国法律严格规定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薪水，是按照美国联邦公务员十一级计算，即年薪十六万九百七十四美元。
非法命令可定义为不合常理的、非法的、不道德的命令。比如说长官命令下属去屠杀无辜、或命令下属跳楼、跳海自杀等。在美国历史和军事法庭上，不服从非法命令的案例，层出不穷，屡见不鲜。
马克.米利的现任副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约翰.海顿空军上将(John Earl Hyten)，是美国核子武器与储备安全的最高负责人。2017年11月18日，时任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的约翰.海顿，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Halifax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orum)上发表演讲。
有一位新闻记者提问:“如果唐纳德.川普总统命令你使用核子武器攻击某国时，你会如何应对？”
约翰.海顿坚定地回答说:“我的工作是向总统提供建议，他会告诉我该怎么做，如果这是非法的，我会说:总统先生，那是非法的。他会说:什么是合法的？我们会想出多种方案组合来应对任何的情况，这就是我们的运作方式，没那么复杂。”
另一位新闻记者又提问:“美国军人执行了非法命令的后果是什么？”
约翰.海顿坚定地回答说:“你如果执行了非法命令的话，你就要承担责任，你就要坐牢，有可能要坐一辈子的牢!”
《美国国防部指令》规定：美国在职军人无论是服从还是抗命，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2017年11月14日，美国参议院四十年来首次召开《命令使用核武器的权力听证会》，约翰.海顿强调美国军人有责任只执行合法的命令:也就是说美国军人不执行非法的、不道德的非法命令。由此可见拒绝执行上级的非法命令，已经是现代美国军人的共识和天职。
美国的军人如此，文职亦然。最新的拒绝执行上级非法命令事件，恰恰发生在唐纳德.川普和他的副总统迈克尔.彭斯(Michael Richard Pence)之间。
《危险》爆料说，2021年1月5日，为了扳回已经失败的选举结果，唐纳德.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将于次日到国会认证全国选举结果的副总统迈克尔.彭斯施压，要他否决选举结果。事实上这是唐纳德.川普在做白日梦，因为副总统迈克尔.彭斯并没有这种法定权力。
基于节制与平衡权力原则，美国宪法规定美国参议院不设议长，由民选副总统有条件地兼任，除了投票结果出现绝对相同时，美国参议院议长才有投票权，因而美国参议院议长有“平衡突破者”的雅号。当副总统迈克尔.彭斯依法在1月6日赴国会主持选举揭晓认证时，是以美国参议院议长、而不是美国副总统的身份到会的。
《危险》爆料还说，当迈克尔.彭斯解释说他并没有那种权力，因而不可能否决选举结果。唐纳德.川普威胁迈克尔.彭斯说 :“不不不！你不明白，迈克，你是可以这样做的。如果你不这样做，我不想再做你的朋友了。”
陷入极度困境的迈克尔.彭斯，打电话给乔治.老布什总统的副总统詹姆斯.奎尔(James Danforth Quayle)咨询:“你不知道我所处的位置。”
詹姆斯.奎尔回答说:“我确实知道你所处的位置，但你并没有这种权力！”
迈克尔.彭斯决定依宪行事，不接受唐纳德.川普的非法命令，自此和唐纳德.川普翻脸，形同陌路，老死不相往来。2021年1月6日早上，在出发前往美国国会前，美国副总统迈克尔.彭斯办公室发布了三页纸的新闻稿直接声明 :“我曾宣誓捍卫美国宪法”，除了声明不会执行任何的非法命令外，并引用约翰.亚当斯总统的名言 :“责任在我，结果在神！”作为与唐纳德.川普决裂的壮胆誓言。
迈克尔.彭斯不接受唐纳德.川普的非法命令是正确的，不然他将与唐纳德.川普一起成为违抗美国宪政的千古罪人。
《美国宪法第１条第８款》规定：国会有权制定政府、陆海武装力量的权力。1775年6月30日费城第二次大陆会议，颁布六十九条规范美国陆军的法典。1806年4月10日，美国国会颁布了一百零一条规范美国陆军的法典，使用一百余年不变。1951年5月31日，国会颁布《统一军事司法法典》，自此完善了美国的《统一军事司法法典》。
《统一军事司法法典》第90、91、92条规定，不接受合法的上级命令会受到严厉惩罚，但接受不合法的上级命令会受到刑事起诉。自此，没有任何假借“我只是在服从命令”或“我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的所谓法理，能够在法庭上洗脱刑事犯罪的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在纽伦堡法庭上，纳粹战犯们几乎全以“我只是在服从命令”或“我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来狡辩，但无一得逞。
在美国的司法史上，美国军官在美国联邦法院使用“我只是在服从命令”与“我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辩护的第一个有记载的案例，可以追溯到 1799 年。在美国与法国战争期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条法律，允许扣押开往法国任何港口的船只。
当约翰.亚当斯总统向海军部长班杰明.斯托德特(Benjamin Stoddert)颁布授权令时，他写道 :“美国海军舰艇被授权扣押任何开往法国港口，或从法国港口出发的船只。”
矛盾之处是国会的新法规定是“开往法国”，而约翰·亚当斯总统的命令是扣押开往法国港口和“从法国港口出发”的船只，明显的，后者是非法命令。
根据约翰.亚当斯总统命令，一名美国海军护卫舰《波士顿号(Boston)》舰长乔治.李图尔(George Little)，连同另一艘护卫舰《格林将军号(General Greene)》，扣押了一艘从法国殖民地---海地港口出发的丹麦双桅帆船飞鱼号(Flying Fish)。
飞鱼号正从圣托马斯岛(St. Thomas)运载咖啡到杰里米岛(Jeremie)。这艘船的船主在美国联邦海事法院，起诉美国海军护卫舰《波士顿号》舰长乔治.李图尔非法侵权。
船主赢了，美国最高法院维持了这一裁决，法理就是非法命令。当美国总统的命令是非法，而指挥官盲目服从该非法命令后，就要自担风险，就要自掏腰包赔偿。乔治.李图尔自掏腰包，赔偿了八千五百零四元。1804年的八千五百零四元，折合成现代的市价是二十二万一千元左右。
在美国司法史上，飞鱼号事件有着多层面的意义，既关系到美国总统的权力，也关系到美国的司法独立，更关系到美国军人伦理定位标准。事实上，发生在两百二十年前的飞鱼号事件，恰恰正是目前马克.米利将军，军人干政与非法命令的前车之鉴。
飞鱼号事件是1804年一件著名的美国最高法院判例，即为《李图尔 诉 巴雷姆案(Little v. Barreme)》。李图尔是美国海军护卫舰《波士顿号》舰长乔治.李图尔。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兰西王国鼎力支持美国。1778年2月6日，第二次大陆会议代表与路易十六国王代表，在巴黎签署了使美国走向世界舞台的《法美条约(Franco-American Treaty)》亦称《同盟条约(Treaty of Alliance)》。
法兰西王国不仅成为首位承认美国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还用武器和金钱支持美国的独立战争。这个《同盟条约》导致英法两国更加陷入战争仇恨的深渊，掐断了两国的和平道路，为了对抗共同的敌人大英帝国，美国独立后，开始异常吃力地偿还法兰西王国的债务。
1804年55月18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覆亡，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称帝，表面上是法兰西共和国，实际上是法兰西第一王朝。假借政府更换法理，财力耗尽的美国不仅借机耍赖债务，还在1794年11月19日与英国签订了导致英美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的《杰伊条约(Jay Treaty)》。在英法军事冲突中，美国宣布保持中立，原因和法理有四：
第一：美国没有经济上的国力介入大规模的国际军事冲突；
第二：美国需要全力以赴地整顿内政，尽快恢复国力和经济元气；
第三：《杰伊条约》的约束力不允许美国对英国失信；
第四：美国与法国和英国的利益关系是同样的重要，依照国家行为学说与国家利益角度，没有偏袒任何一方的义务和必要，也不符合国家利益。
约翰.杰伊(John Jay)于1745年12月12日在英属纽约市出生，1829年5月17日病逝于纽约州威彻斯特郡(Westchester County)，享年八十三岁。
约翰.杰伊是美国开国元勋、诗人、外交家、谈判家、联邦党领袖、废奴主义者、《联邦党人文集》撰稿人、第二任纽约州长、第一任美国最高法院院长、第一任美国国务卿和《杰伊条约》签署人等多个头衔。
《杰伊条约》彻底触怒了法国。为了所谓的教训美国，法国于是雇佣海盗偷袭美国商船，法国海军也经常扣押美国商船作为抵债。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报复，双方的军事摩擦和日增升级的军事冲突，最终导致美法两国不宣而战，史称美法战争，或称一直是美国拿手好戏的准战争(Quasi-War)。
准战争的定义，是有战争之实而无战争之名，通常是指美国与法国在1798年至1800年之间的准战争军事冲突。《美法同盟条约》成为美法翻脸并走向战争的导火索。当美国告诉法国保护其殖民地的条约并不包括英国在内，并悍然签订《杰伊条约》后，美法兵戎相见，已经无法避免。
美国国会为了配合约翰.亚当斯总统的武力卫国，在1799年2月9日快速通过了《法国禁运法》。其中第1条款禁止美国船只开赴法国，第5条款授权美国总统加强禁运范围。为了回击法国的挑衅，约翰.亚当斯总统向海军部长班杰明.斯托德签发行政命令，要求美国海军充公任何往来于法国港口的船只。
1798年5月，美国国会建立了美国海军部，约翰.亚当斯总统提名班杰明.斯托德为首任美国海军部长。马里兰商人出身的班杰明.斯托德在独立战争期间，是美国战争与军械委员会(The Board of War and Ordnance)主席，就是现在的美国国防部前身。班杰明.斯托德一向以治军严厉闻名于世，他是美国海军重要的奠基人之一。
1779 年 12 月 2 日，美国护卫舰《波士顿号》和《格林将军号》在加勒比海法国殖民地海地的杰瑞米外海，将运载咖啡到另外一个港口伊斯帕尼奥拉岛(Island of Hispaniola)，双桅帆船飞鱼号扣押，押送到波士顿。船主塞缪尔.古德曼(Samuel Goodman)，是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普鲁士人。
塞缪尔.古德曼是美国公民，长期定居在丹麦属圣托马斯岛(Danish Island of St.Thomas)。塞缪尔.古德曼入禀麻省美国地区联邦法院，控告波士顿号舰长乔治.李图尔非法侵权，要求还船、赔款、道歉。
麻省美国地区联邦法院判决：该丹麦籍船只需要归还原船主，但拒绝对扣押的索赔人进行损失赔偿，法理是怀疑飞鱼号极有可能是美国公民所拥有。
案件到了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被彻底否决。主要的法理是：法律是立法部门的权力依据，行政部门只能执行但不能制造法律，法律规定可以扣押前往，而不是来自法国的船只，与国会法案自相矛盾的美国总统行政命令为非法无效，不得执行。
乔治.李图尔将案件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全票维持原判，并落实了美国上诉法院的法理和裁决：该法案仅允许扣押某些船只，从而限制了美国总统的权力。美国总统的行为违反了这些限制，是为非法命令，执行非法命令的舰长乔治.李图尔，属于个人行为，因此他个人需要负起所有的赔偿责任。
1801年12月16日和19日 《李图尔 诉 巴雷姆案》在美国最高法院开庭听证，五位大法官坐庭听证：
第二位是：威廉.库欣(William Barker Cushing)；
第三位是：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
第四位是：塞缪尔.蔡斯(Samuel Chase)；
第五位是：布什罗德.华盛顿(Bushrod Washington)。
整件《李图尔 诉 巴雷姆案》围绕着四个主要法理在辩论：
第一：在三权分立的美国宪法原则下，美国总统是否有权不依法行事？
第二：如果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违反了法律，是否依然有效？
第三：下属是否有权拒绝执行一个非法的、不道德的上级命令？
第四：如果下属执行了非法的上级命令，谁该负起后果责任？
1804年2月27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了5比0的全票结果，裁决维持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裁决不变。美国总统无权改变国会通过合法程序制定的法律，违反美国法律的《美国总统行政命令》属于非法命令，不得执行。
因而执行非法命令的舰长乔治.李图尔，他的扣押双桅帆船飞鱼号行为属于个人行为，与美国海军无关，也与政府无关，因而他个人必须负起经济赔偿的法律责任。
无论是在美国司法史上还是政治史上，美国最高法院第四任院长约翰.马歇尔都是一位功勋盖世的非凡人物。在政治上，约翰.马歇尔率领美国代表团远赴巴黎谈判，成功地收购了路易斯安那，为美国奠定了成为超级大国的先决地理条件。
在司法上，约翰.马歇尔领导着美国法院，摆脱了美国法院是美国国会与白宫附属机构的地位，开始走向司法独立的文明体系。
托马斯.杰斐逊总统在位八年，有两位副总统，第一任的亚伦.伯尔(Aaron Burr)，第二任的乔治.克林顿(George Edward Clinton)。乔治.克林顿是开国元勋之一，纽约州第一任州长，美国历史上唯一的托马斯.杰斐逊总统与詹姆斯.麦迪逊总统的副总统。
以美国副总统身份在决斗中宰掉美国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亚伦.伯尔，是托马斯.杰斐逊总统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死敌。当美国副总统亚伦.伯尔被以叛国罪名提起公诉后，美国最高法院院长约翰.马歇尔并不买托马斯.杰斐逊总统的帐，而是直接向白宫下达传票，命令交出有关文件，亲自主持世纪审判。
基于证据不足，最后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亚伦.伯尔无罪。这个裁决成为美国司法独立的分水岭。
五位听证《李图尔 诉 巴雷姆案》的大法官中，只有威廉.库欣没有党派，其余的约翰.马歇尔、布什罗德.华盛顿、威廉.帕特森和塞缪尔.蔡斯全是联邦党。
约翰.马歇尔和布什罗德.华盛顿，是民主共和党的约翰.亚当斯总统提的名，其余的威廉.库欣、塞缪尔.蔡斯和威廉.帕特森三位，全是无党派的乔治.华盛顿总统提的名。从这个组合来看，《李图尔 诉 巴雷姆案》没有任何的政治色彩，纯属法理的裁决。美国最高法院院长约翰.马歇尔解释美国宪法时说 :
“美国宪政的最高原则是美国国会是立法机构，负责制定法律，但不得自我执行。美国总统是行政机构，负责执行法律，但不得自我制定法律。在美国宪法原则之下，现在是这样，从来也就是这样，即使是战争时期也没有改变。
服从美国总统命令的官员，是否应对因该行为的误解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还是美国总统的命令可以免除他的责任？命令不能改变事件的性质，即使没有这些命令，行为的合法化也将是一种明显的侵权。”
《李图尔 诉 巴雷姆案》裁定的美国司法原则，经历了两百二十年的考验，至今依然有效，依然被涉及非法命令的案件再三引用。如此长命的判例，在判例短命的美国司法史上实属罕见，足见此判例的权威性与合理性。
《李图尔 诉 巴雷姆案》判例确认了美国的军事伦理，在美国武装部队中，确立了“我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法理辩护通常无效学说而受到赞誉：执行非法命令，本身就是一种非法行为。
这个先例被改良为现代军事伦理：如果下属知道或应该知道这是是非法的，那么服从上级命令，就不能成为辩护的法理，就必须自己负起法律的责任。
从法理上来说，美国有《政府主权豁免法》保护，因而不得起诉政府，但没有《政府官员豁免法》，因而执行非法命令的官员个人，就必须要承担法律与赔偿的责任。美国军事法庭已经拒绝采用“我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的法理辩护。
在越南战争时期，发生过数之不清的类似悲剧。越战期间，五角大楼成立了一个越南战争罪行工作组(The Vietnam War Crimes Working Group)特别部门，调查了美军对越南平民实施的非法暴行。
越南战争罪行工作组创建了一个约九千页的秘密档案，记录了1967年至1971年间三百二十余起涉嫌施暴事件，其中包括造成至少七至一百三十七名平民死亡的冷血屠杀。
针对非战斗人员的七十八起袭击事件，至少造成五十七人被杀，五十六人受伤，十五人遭到性侵犯。另有一百四十一起美国士兵虐待平民、被拘留者或战俘的事件。两百零三名美国人员被控犯罪，其中五十七人被军事法庭审判，二十三人被定罪。
越南战争罪行工作组还调查了另外五百余起涉嫌暴行，但因取证困难，无法核实。这些调查与《美国 诉 基南案(United States v. Keenan)》《美国 诉 卡利案(United States v. Calley)》相比则显得微乎其微了。上述两起案例，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也是最为世人熟知的冷血屠杀无辜平民案例。
1966年9月，海军陆战队一等兵查尔斯.基南(Charles William Keenan)是下士斯坦利.卢茨科(Stanley Joseph Luczko)率领的十人小组成员之一。当他们巡逻到一个小村庄时，遇到了一名越南妇女。斯坦利.卢茨科突然想知道，他的点45手枪，能够在她脸上打出一个多大的洞？
为了满足好奇，斯坦利.卢茨科就朝着她右眼上方开了一枪，被打翻倒地的越南妇女哀嚎挣扎，斯坦利.卢茨科命令查尔斯.基南说 :“结束她！”查尔斯.基南领命，用自动步枪朝着受害人一轮扫射，完成了上级交付的所谓命令任务。
冷血谋杀勾当后，他们继续前进，恰好又遇到一名倒霉的越南男子。斯坦利.卢茨科喝令要检查他的证件。该男子惊恐之余，拔腿就跑。斯坦利.卢茨科从后面就是一枪，一边将之击倒在地，一边大吼 :“开火！操他妈的！开火！”查尔斯.基南领命，迈步过去朝着在地上痛苦打滚的越南人，又是数轮扫射，完成了上级的命令。
事发后，查尔斯.基南被控二级谋杀第一名越南妇女，一级谋杀第二名越南男子。对于二级谋杀的指控，查尔斯.基南的辩护法理是：我开枪时她已经死了！
对于那位越南男性的一级谋杀指控，则是“我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军事律师辩称，查尔斯.基南在受训时，就是被要求如此服从上级命令的，因而他认为这些行为是合法的。
查尔斯.基南被判革职与终生监禁，后被大赦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命令他杀人的斯坦利.卢茨科，则因证实患有严重神经病而被判无罪。
另一件“我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案例是1971年的《美国 诉 卡利案》。或许没有人知道地狱里的魔鬼长得什么样子，但如果要在美国找一个活魔鬼样板的话，则非威廉.卡利(William Laws Calley)莫属。此案就是越南战争期间，轰动全球的美莱村冷血大屠杀惨案。
威廉.卡利于1943年6月8日，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出生。他父亲是海军退伍军人。1963年在迈阿密爱迪生高中毕业后，威廉.卡利进入棕榈滩初级学院，但不到一年，就因程度太差而退学。
威廉.卡利干过洗碗工、服务员、推销员、保险估价师、列车长，也曾报名入伍，但因听力不足被拒。第二次报名入伍幸运地被录取，他先后在德州、华盛顿和夏威夷接受过培训。
1967年9月7日，威廉.卡利陆军军官预备学校毕业，官拜美国陆军中尉，编入美国陆军第11轻步兵旅第20步兵团第１营C连，于1967年12月派赴越南，受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Ernest Medina)直接领导。C是 Charlie Company 的缩写。
威廉.卡利的驻军环境危险又艰难，初到的四个月之内，他们遭到了越共伏击二十八次，五名军人死亡与数十位同僚军人受伤的残酷事实，使威廉.卡利开始从心底里仇恨越共。
1968年1月，美国情报显示说：越共即将发动全面的春节攻势，而已经撤退的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第48营就是窝藏在美莱村。村子的居民会在凌晨七点出外赶集，留在村子里的人不是越共，就是越共支持者。法庭存疑的证据指出，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命令威廉.卡利，带着步兵团C连，前往歼灭越共时的军令是 :
“不要俘虏、杀死所有越共游击队、包括动物在内的可疑人员、烧毁房屋、炸毁地下掩体和地道。”
1968年3月16日凌晨，威廉.卡利率领C连部下，包围了美莱村后，就开始使用机枪、刺刀和手榴弹，朝着他们认为是越共的可疑人员滥射。在村子中央，C连把大约八十余位老幼妇女集中在一起，威廉.卡利下令全部就地屠杀。
见有不忍心开枪的士兵，威廉.卡利一边大声咒骂，一边夺过武器，亲手屠杀了另外的两群人，连同其余的屠杀，导致五百余名毫无反抗能力的越南平民惨死在威廉.卡利的手里。
威廉.卡利身高五尺三寸，体重仅一百磅，矮瘦如柴，秃顶鹰鼻，面无四两肉，但他的冷血暴行可以使魔鬼看起来像天使。C连碰到了一位两岁的孩子，威廉.卡利一把将他揪起来，使劲地摔向土沟，被抛起来的无辜孩子在尖叫着落地之前，已经被威廉.卡利的机枪打成了马蜂窝。
C连碰到了一位身穿白色袈裟的僧人，向着兽军合十顶礼，威廉.卡利斜着眼大声怒问:“你是不是越共？”还未等到回话，威廉.卡利就朝着僧人的脑袋开了一枪，将白色袈裟僧人的脸轰掉了一半，鲜血染满白色袈裟，死在现场。
C连又碰到了一个年仅四岁手臂受伤的孩子，鲜血不停地从他捂住伤口的指缝里流出，满脸的迷茫，不敢相信这是人间。威廉.卡利冷血地命令手下，朝着受伤的孩子近距离开枪，将之击毙。C连所到之处，见到稍有姿色的越南女性，立即就地强奸，发泄完兽欲后，就开枪屠杀之。
并不是所有的美军都像是如威廉.卡利的冷血动物。正当威廉.卡利在进行冷血屠杀时，美军第23步兵师第123航空营直升机机师休.汤普森准尉(Hugh Clowers Thompson)、机关枪手格伦.安德烈奥塔(Glenn Andreotta)与机长劳伦斯.科尔伯恩(Lawrence Colburn)三人，在空中观察到下面血流成河的惨状，于是降落在一条壕沟旁，与陆军中士大卫.米切尔(David Mitchell)，从满是尸体的壕沟里，救出尚未死亡的越南人伤患，用直升机分两批运到美军医疗站急救。
来自乔治亚州石头山(Stone Mountain)的休.汤普森，大声质问威廉.卡利:“这些没有必要的屠杀是怎么回事？”
威廉.卡利傲慢地回答说:“这是我的事情，与你无关-。”
休.汤普森指着一大推尸体问:“这是什么？这些人是谁？”
威廉.卡利说:“我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
休.汤普森问:“命令？谁下的屠杀无辜平民命令？”
威廉.卡利瞪着眼大声吼叫:“ 我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
休.汤普森大声地斥责说:“但是，这些都是人，是一些手无寸铁的平民！先生！”
威廉.卡利冷冷的回答说:“汤普森，这是我的节目，我是这里的负责人，这不是你需要关心的事情。”
休.汤普森说:“是吗？干得好！”
威廉.卡利不耐烦地说:“你最好回到直升机里，管好你自己的事情。”
休.汤普森用眼瞪着威廉.卡利说:“相信我，你不会是最后一个说过此事的人！”
休.汤普森升空后发现，还有几批美军，正向几批老人妇女孩子围拢，休.汤普森立即大声警告说：你们只要再向平民开枪，他就会向美军开枪！威廉.卡利的兽军以为休.汤普森是在开玩笑，没有人认真对待，报以夹杂着脏话的嘲讽。
休.汤普森见状，扭过身来，大声对着直升机机关枪手格伦.安德烈奥塔下令说:“只要他们再对平民开枪，我们就朝着美军开枪！”格伦.安德烈奥塔一边把机关枪的保险关打开，瞄准了美军，一边大声回应说:“遵命！”
正义的震撼有效地制止了另一波的无辜屠杀。后来休.汤普森在军事法庭上，成为美国军事检察官奥布里.丹尼尔(Aubrey Milton Daniel)最重要的人证，在军事法庭上指证威廉.卡利的禽兽冷血暴行。
休.汤普森返回美国后，从事民间直升机运输业务。2006年1月6日，休.汤普森因癌症，在路易斯安那州派恩维尔(Pineville)退伍军人事务医疗中心，不幸英年早谢，年仅六十二岁。
美国国防部以全套荣誉军礼安葬，包括三连发礼炮和军事直升机飞越葬礼现场。2006年2月8日，路易斯安那州美国联邦众议员查尔斯.布斯塔尼(Charles William Boustany)，在美国国会递交动议，纪念汤普森.汤普森表示:“美国失去了一位真正的英雄！路易斯安那州失去了一位忠诚的领导人和亲爱的朋友！”
满手鲜血的屠夫威廉.卡利回营后，向上级报告了他的所谓英雄事迹：浴血奋战，斩杀了一百二十八名越共！这一所谓的英雄事迹，得到美军驻越南总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William Childs Westmoreland) 的表扬，并誉之为“杰出的胜利”。
美国军报《星条旗报》也将威廉.卡利的所谓英雄事迹，赞扬为“美军历时一天的浴血奋战，消灭了一百二十八名越共分子！”
《星条旗报》整天浴血奋战的谎言墨汁未干，真相就逐渐在军队内部传开，残忍的屠杀无辜丑闻，势将本来就师出无名的越战，更使人诟病，更使美国蒙羞。为了掩饰真相，整个越战陆军全面配合着捂盖子，当然再也无人去提威廉.威斯特摩兰“杰出的胜利”的刺耳声音了。
这件丑陋的屠杀无辜平民的罪恶事件，居然被强行压下了长达十三个月之久。美莱村大屠杀后六个月，冷血暴行在越南美军内部闹得沸沸扬扬，所谓“杰出的胜利”已经成为一句极具讽刺的贬义词。
二十一岁的第11轻步兵旅士兵汤姆.格伦(Tom Glen)，给新上任的美国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总司令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将军(Creighton Williams Abrams)写了一份报告书，除揭发美莱村冷血屠杀暴行外，他还提出他的个人观点说 :
“如果有必要相信一个怀有如此种族不容忍、无视正义和人类感情的美国士兵，是体现所有美国民族性格的原型的话，那确实是可怕的。然而这种士兵的频繁出现，让人怀疑这种信念。
这里概述的内容，我不仅在我自己的单位中看到，而且在我们合作过的其他单位中也看到过，我担心它是普遍的。
如果确实如此，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但可以通过更坚定地执行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命令，和遵守《日内瓦公约》的规约，或许可以根除之。”
美莱村丑闻的真相呼之欲出。负责调查信件内容的是三十一岁的科林.鲍威尔陆军少校(Colin Luther Powell)，他是后来的美国的陆军四星上将，美国历史第一位黑人美国参谋总长联席会议主席，以及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美国国务卿。
1969年3月29日，第11步兵旅直升机机关枪手罗纳德.赖登霍尔(Ronald Lee Ridenhour)，一位血液里流着美国精神的年轻人，在内心良知的驱使下鼓起勇气，把自己在越南服役期间搜集到的有关美莱村冷血大屠杀的听闻，写成了两千字的长文，直接发给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五位国务院与国防部最高层官员，和二十四位美国参众两院主要的议员。
罗纳德.赖登霍尔的揭发信中，有许多鲜血淋淋的描述:
“组成特遣队的另外两个连封锁了美莱村，以便另一个连可以摧毁建筑物并杀死居民。任何从里面跑出来的村民，都会被包围的连拦住。我多次问是否所有的人都被杀了，他们说是，有男人、女人和孩子。连队的一名军官威廉.卡利中尉，已经围捕了几组村民，每组由至少二十个男女老少组成，威廉.卡利然后用机枪扫射了每个小组。
太可怕了，他们像屠杀羊一样屠杀村民。威廉.卡利的手下正在把人们从掩体和棚屋里拖出来，然后把他们聚集在一起，这群人中有各个年龄段的男人、女人和儿童。
当他觉得这群人足够大时，威廉.卡利就下令架起一架 M-60自动机关枪，将他们一个不留的全部屠杀。估计美莱村里的人口有四、五百人，几乎无人逃脱得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有这么多年轻的美国男子，参与了这种野蛮的屠杀。也不敢相信他们的军官，会下令这样做。屠杀村里所有居民的命令，来自特遣队的指挥官，或可能更高级别的长官。”
罗纳德.赖登霍尔是这样结束这封历史公函的：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一个没有良心的国家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国家，一个没有灵魂的国家是一个无法生存的国家。我觉得我必须在这件事上采取一些积极的行动。我希望你们立即展开调查，并向我通报你们的进展。
如果你们不能，那么我不知道还能采取什么其他行动。我曾考虑过将其发送给报纸、杂志和广播公司，但我不知何故，总觉得美国国会的调查和行动是一种更加适当的程序。”
在收到检举信的二十四位美国参众两院议员中，只有三位有所反应：
第一位是：亚利桑那州的美国联邦众议员莫里斯.尤德尔(Morris King Udall)、
第二位是：亚利桑那州的美国联邦参议员巴里.高华德(Barry Morris Goldwater)、
第三位是：马萨诸塞州、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美国联邦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Edward William Brooke)。
其余的二十一位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全都在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愿意卷入这件使美国蒙羞的丑闻。
罗纳德.赖登霍尔见到如此重大事件，居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于是将整个事件，告知了自由撰稿记者西摩.赫什(Seymour Myron Sy Hersh)。1969年11月13日，西摩.赫什将美莱村冷血大屠杀暴行在《调度新闻服务(Dispatch News Service)》《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头版上公布，立即震撼全球，丑陋的美国形象立时跌落谷底。
这篇报道使西摩.赫什获得了当年的普利策国际新闻报道奖荣誉。在大字标题为《中尉被控谋杀109名平民(Lieutenant accused of murdering 109 civilians)》文章中，西摩.赫什在揭发报导开头就说 :
“威廉.卡利中尉今年二十六岁，是一名性情温和、看上去孩子气的越战老兵，绰号生锈(Rusty)。美国陆军正在完成对他在1968年3月在越共据点平克维尔(Pinkville)的搜索和摧毁任务中，故意谋杀至少一百零九名越南平民的指控的调查。”
1969年11月20日，当时就有一百二十八年报龄的《朴实的经销商报(The Plain Dealer)》在头版上，以“越南大规模屠杀的第一张照片(First Photos of Viet Mass Slaying)”，共刊出三张来自俄亥俄州克利夫兰(Cleveland)美军随军记者罗纳德.哈伯勒(Ronald Lee Haeberle)现场拍摄的相片。
最使人既触目惊心的是头版上的巨大血腥恐怖相片，在十余位死难者中，有一位全裸的越南妇女叉着八字大腿，显然是被美国兽军先奸后杀致死，更使人看后头皮发麻的，是两位婴儿死尸，其中一位露着朝上的小屁股，只穿着一件上单衣，另外一个小孩子，看起来不会超过两岁，就这么横死在那里。
稍有良知的人，都会产生一个疑问：被美国兽军先奸后杀致死的越南少妇，或许会被怀疑是越共或越共支持者，但这婴儿和两位小孩子也是越共或越共支持者吗？两天之内，这张越南美莱村大屠杀的第一张实拍相片，出现在全球所有的主流媒体的头版上，美国军人的魔鬼形象被视为丑陋美国人的代名词。
丑闻的盖子捂不住了，只得公开追究刑事责任，这就是1971年的《美国 诉 卡利案》的来源。五角大楼指派威廉.皮尔斯中将(William Ray Peers)负责彻查掩盖的事实真相。
威廉.皮尔斯委任一个以威廉.威尔逊上校(William Wilson)为主的十人小组，约谈涉及越南美莱村大屠杀的军事人员，带回来的调查结论使人沮丧：越南美莱村冷血大屠杀的确是事实！威廉.皮尔斯查明了掩盖越南美莱村大屠杀的细节，将三十个有关犯罪嫌疑人交给了美国军事检察官，其中只有十四人被起诉，但无一人罪名成立。
唯一被定罪的倒霉蛋，只有威廉.卡利一人。1969年9月5日，美国陆军检察官以有计划有预谋地谋杀一百零二位无辜越南平民的刑事重罪罪名，正式起诉威廉.卡利。威廉.卡利没有经济能力聘请律师，美国军事法院给他聘请一位前美国军事法官乔治.拉蒂默(George Webster Latimer)为他的公设辩护律师。
“这是一个根本不应该提控的案件，无论发生什么杀戮，都是在与这次行动有关的交火中发生的，战场就是如此，你无法猜测一个平民是否是越共成员，要么他们开枪打死你，要么你开枪打死他们。”
乔治.拉蒂默于1900年11月28日在犹他州德雷珀(Draper)出生，毕业于犹他大学法学院，1946年当选为十年期犹他州最高法院大法官，1951年被哈里.杜鲁门总统提名为美国联邦军事上诉法院法官。
1971年3月29日，威廉.卡利在乔治亚州班宁堡(Fort Benning)美国联邦军事法院被定罪：谋杀二十二位无辜越南平民的罪名全部成立，判处终生监禁。收监三天后，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认为监狱不舒服，下令威廉.卡利在家坐牢，静待上诉。
威廉.卡利向美国佐治亚州中区美国第五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威廉.卡利被保释，美国陆军对裁决提出上诉。美国第五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全体法官审理了美国陆军的最新上诉。合议庭以8比5的裁决，推翻了美国联邦地方法院的裁决，并于 1975年9月10日下令，恢复对威廉.卡利的定罪和量刑裁决。
1971年8月，美国联邦军事法院召集部(Convening Authority)最高长官阿尔伯特.康纳中将(Albert Ollie Connor)，引用《统一军事司法法典》法规，认为终生监禁太重了，将之减刑为二十年。陸軍部長霍华德.卡拉威(Howard Hollis Callaway)觉得二十年也太重了，将威廉.卡利再减刑为十年。
1974年2月27日，一位白人至上主义者准三K党美国联邦三款法官詹姆斯.埃利奥特(James Robert Elliott)，觉得宰了几个越共或越共支持者，没有什么不得了，算不了是一件大案 ,“连理查德.尼克松总统都公开谴责这种荒唐而不公平的审判”, 就以人身保护的法理，全面地恢复了屠夫威廉.卡利的自由。
屠夫威廉.卡利一场欢喜一场空，没有多久，詹姆斯.埃利奥特的裁决被美国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推翻。
美国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推翻了美国联邦地方法院詹姆斯.埃利奥特的裁决，并于1974年 6月13日将威廉.卡利送回拘留所。
威廉.卡利请求美国第五联邦巡回法院法官刘易斯.鲍威尔(Lewis Franklin Powell) , 在他上诉待决期间让他保释，但刘易斯.鲍威尔法官拒绝了这一请求。刘易斯.鲍威尔后来在1971年，被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提名为美国最高法院常务大法官。
美国舆论有着两极化的评论，支持者认为美国政府起诉威廉.卡利的冷血屠杀五名越南平民的暴行，是伸张美国法律和美国精神的正确行为，如果美国政府不采取私法行动，才是无可宽恕的错误。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则代表着相反的意见，他认为这是一件替罪羔羊模式的政治诉讼。在美国的法律中，政治干涉司法是一种属于刑事重罪的妨碍司法公正(obstruction of justice)行为，这是历次美国国会弹劾在位总统的主要法理依据。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法理并非完全站不住脚：数百位军官和士兵介入的美莱村事件，唯独威廉.卡利一人受到惩罚，显然是一件替罪羔羊模式的政治诉讼，而美国是不允许这种不公平的替罪羔羊模式政治诉讼的存在。
1976年5月15日，威廉.卡利恢复了自由后，娶了一位珠宝商的女儿潘妮.维克(Penny Vick)做老婆，育有一子。在婚礼时，来了一位特殊的贺客---白人至上主义者、种族歧视者詹姆斯.埃利奥特法官。
威廉.卡利在老丈人店里，学习珠宝买卖混口饭吃，想去当房地产经纪人，但由于有了犯罪记录，无法取得执照，最后在2005年，当然以离婚收场。
2009年8月19日，威廉.卡利在乔治亚州哥伦布市基瓦尼斯俱乐部(Kiwanis Club)讲演时，公开忏悔自己的罪行说：
“我没有一天，不为那天在美莱村发生的事情感到懊悔。我为被杀的越南人和他们的家人、参与的美国士兵和他们的家人感到懊悔，我很抱歉。”
无论是否有诚意，都无法挽回五百条包括两岁婴儿在内的无辜生命。满身罪孽的老年威廉.卡利，因前列腺癌和胃肠道问题，终日与病魔打交道。他居然想出来一个损招来活口：只要出钱，他就接受采访，毫无忌惮的谈及有关越南美莱村大屠杀的各种详细故事。
多场的记者采访记录，说明威廉.卡利在乔治亚州哥伦布市基瓦尼斯俱乐部的忏悔是一种伪善的谎言：他像在法庭上的供词一样，居然说出那场美莱村军事行动，是他人生的骄傲!
在美国司法史上《美国 诉 卡利案》，是一件非常精彩的超级大案，尤其是威廉.卡利的辩护律师乔治.拉蒂默，与起诉威廉.卡利的军事检察官是二十八岁的奥布里.丹尼尔，都是当代的司法精英。
两位律师的结案陈词，法理上乘，精彩无比，堪称司法极品。有几位法学家将奥布里.丹尼尔的结案陈词，媲美纽伦堡大审判时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Houghwout Jackson)大法官的结案陈词。
1971年8月27日，经过了漫长的四十一个月的马拉松审判，在军事法官里德.肯尼迪法官(Reid William Kennedy)的严谨监督下，在由六位前美国陆军军官---全有实战经验的一名上尉、四名少校和一名上校---组成的陪审团的法庭上，几乎没有任何战场与法庭实战经验的美国军事检察官奥布里.丹尼尔，发表了一篇流传千古的结案陈词，在用人证物证详细例举威廉.卡利的冷血屠杀越南平民后，站在六位军事陪审团面前，加强语气说：
“庭上、被告律师、主席和陪审团君子们，在本案开始时，我向您概述了我们期望证明的内容，向您提供政府的理论，根据该理论，我们期望并打算并事实上已经确定被告犯有被指控的罪行。
当时，我告诉你我们会证明，关于指控之一的1968年3月16日，当查理连在村庄西侧的美莱村登陆时，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武力反抗，他们只发现没有反抗、手无寸铁的男人、女人、儿童和婴儿。
首先，我想向您简要介绍一下政府提交的、我们已经证明1968年3月16日在美莱村发生的事情。请记住，您的职责不是解决任何人的有罪或无罪。1968年3月16日可能在美莱村犯下任何其他罪行的其他人，您的职责只是就被告受审的具体指控和规格判断被告有罪或无罪。
我们向您提供的许多事实，已由这些证据毫无合理怀疑地证明，事实上辩方并没有提出异议，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得到了辩方自己的证据包括被告的证词的支持。我们必须证明每名受害者均因被告于1968年3月16日的行为而死亡，并且他们的死亡是由于他的盟友射杀了他们，或者是他指挥盟友的其他人射杀了这些人。
我们必须证明，就每项具体情况而言，杀戮实际上是非法的，而且是没有正当理由或借口的。我们必须证明他不仅有杀死这些人的特定意图，而且在他实际杀死这些人之前，他有预谋地杀死这些人。这意味着根据法律，他在实际上杀死人类之前就在脑海中形成了夺取生命的想法。
里德.肯尼迪法官将向您解释，政府有两种方法可以确定任何事实。我们可以通过向您提供事实的直接证据，来证明事实超出合理怀疑，或者我们可以通过间接证据来证明。
当然，关于杀戮的直接证据是一个人实际看到一个人射杀另一个人的证据，例如丹尼斯.康蒂(Dennis Conti)和保罗.米德洛(Paul Meadlo)的证词，两人都作证说，他们看到被告向越南平民开枪。
我们还可以通过间接证据、所涉及的情况来证明这一点。例如，在本案中，尸体的位置与被告看到这些尸体的位置有关，即它们位于被告的行动区域内。我们可以通过伤口本身性质的间接证据来证明一个人死亡的事实，而无需医生进行尸检。因此，我们已经提供了两种类型的证据，并且我们已向您提供了两种类型的证据。
君子们，你认为威廉.卡利中尉会告诉你那就是那群人吗？你认为他会告诉你那是他射杀的敌人吗？你认为他可以向你证明这一点吗？你指望他承认那是他杀死的敌人吗？许多人就他们对死亡人数和尸体的估计作证。有人说是五个，有人说是十个，有人说是十五到二十个。
但是关于有多少人死亡的最好证据是什么？君子们，你们掌握的最好证据就是检方出具的12A 数字。当你重新思考时，看看那张照片。那张照片中有多少人？如果你数一下照片中的人数，你会发现照片中实际出现的人数不少于二十五人，其中九人明显是儿童，三人明显是婴儿。
照片已经被很好地辨认了，还有什么问题吗？在你之前，你已经听到二十个人作证说他们在南北小道上看到了那群尸体。那个连有二十个人。毫无疑问，那些人在南北小道上，他们实际上已经死了。
他们会在那里待那么久，并在这段时间内被那么多人观察，带着他们的伤口并且还活着吗？君子们，毫无疑问，威廉.卡利中尉枪杀了检方证据12A中的人，而且他们实际上已经死亡，并且因他在1968年3月16日的行为而死亡。
与附加指控的规格二相关的证据是什么？查尔斯.斯莱奇(Charles Sledge)作证说，当他们离开沟渠区域时，有人大喊大叫:有一个孩子逃跑了！查尔斯.斯莱奇作证说，被告威廉.卡利中尉回去后，抱起孩子，把他扔进沟里。
君子们，他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武器，低头一看，然后开枪了。查尔斯.斯莱奇看不到婴儿在哪里，但威廉.卡利中尉把婴儿扔到了他面前，抓住了他的胳膊，扔到了他面前的沟里。
你认为威廉.卡利中尉错过了吗？你认为威廉.卡利中尉想错过吗？他没有犹豫。威廉.卡利中尉只是拉起武器并扣动扳机，那个婴儿就在枪管的末端。我们认为，就所有细节而言，我们已经明确确定了受害者的死亡事实，被告威廉.卡利中尉要么杀死了他们，要么他指示将他们杀死。
我们毫无疑问地确立了这些要素。现在，我们必须满足所有规格的附加要素：被告威廉.卡利中尉在杀死这些人时，是否具有所需的犯罪心理状态。君子们，要犯威廉.卡利中尉有预谋谋杀罪，你必须意图杀死受害者。你必须打算让他死，并且你必须在完成该行为之前形成这个意图。这就是法律的要求。
一瞬间，只要在你扣动扳机之前就可以了。如果你在开枪之前就认定你要开枪的人会死，那就是预谋。您将被告知什么构成预谋，什么构成预谋杀人，并且您必须在本案中发现，被告威廉.卡利中尉实际上，对他被指控的每项罪行都有预谋。
君子们，你们不必是天才也可以犯下预谋谋杀罪。您不必具有高于平均水平的智力才能犯有预谋谋杀罪。您不必拥有大学学位，你必须有能力思考并形成杀死某人的意图，并在杀死他们之前在你的脑海中形成这种意图。
什么是特定杀人意图？他只不过是特定的杀人意图，而不是特定的伤害意图，相对于只是恐吓的特定意图，相对于只是夺走某人财产的特定意图，仅此而已。”
年仅二十八岁美国军事检察官奥布里.丹尼尔，站在六位美国军事法庭陪审团面前，义正词严的继续控诉威廉.卡利说：
“这意味着夺取一个人的生命，特定的杀人意图与特定的做其他事情的意图相反。他们会死，而他故意让他们死。被告威廉.卡利中尉知道，当他向那条沟渠开枪时，那些人就会死，被告威廉.卡利中尉实际上正在杀死他们。请看看被告人威廉.卡利中尉的证词。
没有证据表明他当时处于妄想状态，没有证据表明他不知道周围发生的事情，他知道那天他在那里，他能够告诉你这一点，他能够认出自己的人，他能够告诉你他们的名字，他能够认出他们在做什么，他能够给你一个估计，直升机离地十五英尺，他在五英尺处跳出，他能够认识到下属关系以及他的部下与他自己的关系，以及他自己与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的关系。
被告人威廉.卡利中尉可以接听和传送电话，他可以向他的手下传递信息，那天他已经确定了自己的行进方向，他知道他要去哪里，他能够与他人沟通、进行对话，他安排了他的人，你记得他作证说他正在安置机枪，并指示米切尔中士安置机枪。这是一次战术行动。他意识到该地区有直升机，他认出有一个人被带到他面前接受审讯，他能够依靠越南语训练，他依靠的是他的训练。
被告人威廉.卡利中尉的心理过程有什么问题吗？正如政府证人的精神病学证词所表明的那样，在某些情况下，压力可以使人做出更有效的反应，但是这种情况并发生在这里。被告人威廉.卡利中尉作证说，那天他在那里时，他正在考虑:我的人员的后勤工作，投掷或捡起火力，冲入空旷的地方，压住我的人员，检查掩体，保持移动，手边保留预先计划的炮兵图。我正在使用两台无线电，即空对地推进。
君子们，被告人威廉.卡利中尉正在考虑所有这些事情，他们很复杂，在有关日期他的思维与正常人一样运作这一事实，还有什么问题吗？这些事实是否表明有人被迷惑了吗？这表明他正在思考，如果他能思考所有这些事情，他就有能力形成这样的态度：当他扣动武器的扳机时，他就打算要杀死对着他开枪的人。
有趣的是，当保罗.米德洛在此案中作证时，威廉.卡利的辩护律师乔治.拉蒂默先生盘问他 :‘威廉.卡利中尉那天没有胡言乱语，是吗？他没有表现得很疯狂吗？’保罗.米德洛回答说 :‘没有。’
丹尼斯.孔蒂也曾在被告人威廉.卡利中尉手下任职，并且在这次行动之前的四到五个月里，每天都见到他，他作证说威廉.卡利中尉看起来很平静，似乎没有感到不安，就像这是一次行动一样，都是日常的事情。
除了这些证据之外，法院还允许我们向你提供证据，表明在这次行动的几周前，一名越南男子被被告人威廉.卡利中尉抓获，并审讯了二十多分钟。被告人威廉.卡利中尉在审讯期间殴打了该男子，并在审讯结束时，亲自开枪射杀了他。在判断被告人杀人前，是否具有形成杀人意图的精神能力时，也可以考虑这一点。
君子们，在事实上，被告人威廉.卡利中尉对南北小道和沟渠上的人们，有预谋的证据是压倒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他开始射击以及发出命令时的意图是什么。被告人威廉.卡利中尉打算让那些人死，并且在他杀死他们之前，或者命令他的手下杀死他们之前，他就已经形成了这个残暴的意图。
这就是法律要求我们证明的，这就是我们已经毫无疑问地证明了是属实的指控。我们在本案中已经清楚地表明，所有事实都表明，就所有细节而言，被告人威廉.卡利中尉的行为是有预谋的。
因此，我可以对你们说，在确定了所有这些犯罪行为都有预谋的事实之后，所包括的较轻的犯罪行为就不存在问题了。里德.肯尼迪法官还将指示你另一种可能的、较轻包含的罪行是故意杀人罪。
政府再次指出我们有预谋。你没有必要考虑故意杀人罪。如果一个人因充分的挑衅而突然情绪激动，则法律承认，一个人可能会被环境激怒，以至于在他有时间控制自己之前可能会杀人。
再次，这是一种自发的反应，就被告人威廉.卡利中尉而言，事实否定了自发行动，那些与被告在一起的人的描述是，他很平静，他的行为就像每隔一天发生的那样，即这些杀戮发生的时间段，挑衅的行为不存在。
被告人威廉.卡利中尉自己的证词，并没有反映出他处于愤怒之中，他的头脑被愤怒所迷惑，也没有反映出他自发地采取了行动。说明他在思考，可见他是有预谋的。如果我们已经毫无合理怀疑地表明了预谋，那么就没有理由得出与事实所表明的任何其他心态不同的调查结果。
我们还必须确定这些罪行中的每一项，都是在没有正当理由或借口的情况下非法实施的。在这方面，被告人威廉.卡利中尉虽然否认他实际上犯下了我们在审判中在具体一中所指控的行为，但事实上他试图根据他正在履行职责的理论，来证明他当天的所有行为是正当的， 他正在执行命令，这是他从连长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那里收到的命令。
君子们，这是一次战斗行动，军事法官里德.肯尼迪已经告诉您们，战争行为并非完全不受法律管辖，各国包括这个国家，都已同意签订条约，试图维持适用于某些国家的某些基本人道主义原则对待战争的进行。在一段时间内，这些做法涉及到何时可以将人的生命，合理地视为战争行为的情况和法律。
在战斗中杀死武装敌人当然是正当的战争行为。迎战、接近并消灭敌人是士兵的使命。然而，法律试图保护那些非战斗人员，即使是那些可能实际上参与过战争的人，一旦投降了，他们有权受到人道对待， 他们有权不被立即处决。
任何的美国军事法官都会指示你，根据法律，无论忠诚度、政治观点或之前的行为如何，人们一旦被俘就有权被视为囚犯，直到他们被释放、监禁或处决，但只能按照主管当局，根据法律和既定程序对被拘留或被俘的个人作出判决。
君子们，就像本案中被告所经历的那样，一场审判就可以确定这些人有罪或无罪。任何美国军事法官都会指示你，根据美国法律规定，即决处决是被禁止的。
作为法律问题，根据我们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美莱村居民可能在3 月 16 日之前的某个时间，向越共或北越军队提供的任何敌对行为或任何支持，并不能证明他们的即决处决是合理的。
即使是敌方武装部队当天犯下的敌对行为，如果这些人放下武器、举起武器并向美军投降，那么从法律上来说，他们的即决处决也是合理的。
从法律上讲，如果在我们军队的有效监管和控制下，在美莱村杀害了不抵抗的人，那么他们的死亡就不能被认为是正当的，任何杀害这些人的命令都将是无效的。从法律上来说，这是一项非法命令。在我们的案件中，我们没有提供有关这次行动的命令的任何证据。
我们想向您介绍有关这些死亡的事实，我们想向你们展示，向你们展示，向你们清楚地展示，在美莱村被杀的人手无寸铁，没有抵抗，并且在有关日期没有对被告进行抵抗，他们是被立即处决的。
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即使您个人对此法律有什么看法，你已宣誓在本案中适用的法律，也没有任何规定。
从法律上讲，士兵的服从不是机器人的服从。当他穿上美国军人制服时，他仍然有义务思考、推理，他有义务不是作为一台机器，而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合理的人，适当尊重人类的生命，以有义务做出合符基本道德标准的决定，有义务知道在他所面临的情况下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并可以采取行动。
因此，我们向你们提出，在本案中，被告人威廉.卡利中尉实际上没有收到任何命令来实施他 1968年3月16日在越南美莱村所做的勾当。他一开始就不能依赖命令，因为没有命令他将所有这些行为集中起来，不论 男人、女人、儿童和婴儿，并立即处决他们。
是的，接到命令要在美莱村与越共第48营遭遇并交战，我们向你提交了有关本次行动的行动前计划的所有证据。你听说过这次行动的任务是与预计在那里的敌方武装部队会面并交战，该命令是否存在违法行为？这是否表明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即决处决？您会认为这是3月15日发布的命令吗？
因此，我对你们说，证据清楚地表明，被告人威廉.卡利中尉不能依赖 1968 年 3 月 15 日的任何情况通报中，发出的任何命令来证明其行为合理，因为没有发出这样的命令，被告也不能相信行动当天向他下达的命令。
被告人威廉.卡利中尉作证说，他收到了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的命令，要浪费被拘留的这群越南人，君子们，他独自证明了这一事实。
因此，君子们，这些行为在法律上是不合理的，被告没有收到任何命令指示，要求他立即处决南北小道上的人民，那条灌溉沟里的七十多人，那个灌溉沟里的白衣出家人男子，或者那个孩子。
为了便于论证，我们假设他有。假设他于1968年3月16日接到命令，要在美莱村消灭手无寸铁、不抵抗的人们。
军事法官会告诉你，如果被告知道该命令是非法的，那么即使这样也不能成为他行为的理由。如果一个人遵守这样的命令，一个人就已经采取了与发布该命令的人相同的犯罪意图。
该命令并未免除您的责任。只有两个人有罪，而不是一个。责任是共同的，当他接受并遵循非法命令时，他就加入了同样的犯罪目的。他就是与下达命令的人有同样的犯罪意图。
君子们，理性的人是一个客观的标准，你代表了法律下的理性人，理性的人负责了解在特定情况下适用的法律。毫无疑问，理智的人会知道并且应该知道，在1968年3月16日他所处的情况下，任何命令在那条南北小路上聚集三十多人，并立即处决这些人是非法的，也是没有道理的。
一个理智的人都会知道，把七十多人像一群牛一样---男人、女人、儿童和婴儿---放进那条灌溉沟里是违法的。一个有理智的人不仅会知道这一点，他也应该知道这一点，而且他不能依靠任何命令来实施这种行为，从而免除自己对该行为的刑事责任。
君子们，这是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根据法律或本案的事实也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我们已经毫无疑问地确定了我们所指控的每一项罪行的每一个要素，事实清楚地表明这些行为是不合理的，没有任何借口，我们已经承担了我们的责任，现在你们有责任对本案作出唯一适当的判决、惩罚和裁决，即做出所有指控和具体情况的有罪结论！“
在美国军事法庭取得胜利后的庆功宴上，同僚们请他发表对案件的观点，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奥布里.丹尼尔是这样总结他的看法 :“只要是牵涉到了那么多人的生命，没有人会是赢家。”
威廉.卡利的辩护律师乔治.拉蒂默并非等闲之辈。他于1900年11月28日在犹他州德雷珀(Draper)出生，在犹他州公立学校完成小、中学教育，1924年在犹他州大学法学院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在盐湖城为执业律师，1925年参加犹他州国民军，二战时积功升为美国陆军步兵第40师参谋长，战后继续在犹他州国民军服务，积功晋升为犹他州国民军准将。
1946年，乔治.拉蒂默当选为十年期的犹他州最高法院大法官，1951年，美国国会设立美国军事法院，设定三位军事法官，乔治.拉蒂默接受哈里.杜鲁门总统提名，出任三位之一的美国陆军军事法官，所以他也是美国司法史上首批的美国军事法官。
1965年出任犹他州赦免委员会(Utah State Board of Pardons)主席，但他没有投同意赦免威廉.卡利的票，因为他认为必须尊重和服从军事陪审团和军事法庭的裁决。利用犹他州赦免委员会的特殊权利来洗脱威廉.卡利的罪名，没有法理上的问题，但是会面临司法伦理和社会公义的严峻挑战的局面。
威廉.卡利被裁决罪名成立后，乔治.拉蒂默紧咬案件不妥协，继续上诉。1971年，他通过军事法庭，附加三十条审判不公正的法理和证据，入禀乔治亚中区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要求人身保护令，主要法理和证据有十：
第一：舆论审判导致司法审判不公正；
第二：美国国会拒绝公布美莱村事件调查报告；
第三：有关证人拒绝服从美国军事出庭作证传票；
第四：刑事起诉威廉.卡利证据不足；
第五：介入美莱村事件的军人有一百五十余人，但是在舆论压力下，美国军事法庭才在1970年9月4日刑事起诉了查尔斯.穆特中士(Charles Kennth Mutte)和肯尼思.席尔下士(Kenneth Schiel)；
第六：陆军军事审查法院的判决有误；
第七：证据没有排除合理怀疑而确定卡利有罪；
第八：主审法官犯了错误，没有告知法庭成员有必要发现与谋杀指控有关的恶意预先考虑法理的存在；
第九：美国军事法庭起诉了最具争议的下达屠杀命令发布者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与及参与屠杀的另外二十四位美军，但在1971年8月1日，全部罪名因证据不足而不成立；
第十：美国军事法庭起诉了二等兵马克斯.哈德森(Max Hudson)和查尔斯.赫托(Charles Hutto)，无疾而终。
1974年2月27日，美国联邦三款法官詹姆斯.埃利奥特签批人身保护令动议，立即释放了威廉.卡利，全面恢复了他的自由。美国陆军司法部将詹姆斯.埃利奥特的裁决，上诉至美国第五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由于案件的敏感性，美国第五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院长下令，召开十三位法官全体坐堂联审。
1975年9月10日，美国第五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8票同意5票反对的结果，裁决詹姆斯.埃利奥特败诉，撤销他释放威廉.卡利的裁决，威廉.卡利的律师乔治.拉蒂默，将案件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但在1976年4月5日被拒绝立案。
按照美国司法惯例，凡是被美国最高法院拒绝接受的案子，则以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为最终定谳。
根据美国陆军法典规定，被判刑的军人，在服役超过三分之一刑期后就有权假释，而威廉.卡利已经服刑三年四个月，距离法定假释期只剩十天，在铺天盖地的舆论抨击声中，在第二次重新审判不可能有公平审判的环境压力下，美国陆军司法部决定尽快息事宁人，不再继续关押威廉.卡利，任由他提前出狱。
詹姆斯.埃利奥特是约翰.肯尼迪总统在1962年1月23日，为了买美国联邦参议员赫尔曼.塔尔梅奇(Herman Talmadge)的面子而提的名，1962年2月7日，美国参议院通过提名，1962年2月17日接到美国国务院颁发的美国联邦三款法官委任状。赫尔曼.塔尔梅奇和他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团伙，是约翰.肯尼迪在乔治亚州竞选总统的主力啦啦队。
在美国司法史上，爱好抽雪茄的詹姆斯.埃利奥特是一位臭名昭彰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一位坚定的种族隔离拥护者，直呼非洲裔美国人为“黑鬼”者。他从来没有任何的法官资历，在当选为乔治亚州议员时，充当了当时是州长的赫尔曼.塔尔梅奇打手角色。
捞到了美国联邦三款法官后，越发嚣张狂妄，每次审理种族歧视和民权案件时，这位准三k党所谓三款法官的话语，和原告律师的法理辩论，远比侵权被告还要来的多。
詹姆斯.埃利奥特上台第一年，就悍然拒绝了马丁.路德.金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Albany)领导的民权示威活动申请执照，被美国联邦第五巡回法院推翻裁决后，居然自我解嘲说 :“我只是保护大家免受暴乱的伤害而已。”
金马丁.路德.金的传记作家泰勒.布兰奇(Taylor Branch)，直接批评詹姆斯.埃利奥特?“是一位彻头彻尾而尖锐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可谓持平公论。
种族歧视意识已经深植到灵魂的威廉.卡利，当他的人身保护令动议入禀到詹姆斯.埃利奥特手里时，还未开庭，屠夫威廉.卡利的春天即将到来的论调，已经传遍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此公居然活了九十六岁才闭上他的眼睛，也算是奇迹了。屠杀了五百余名越南无辜老百姓的威廉。
卡利之得到自由，不是乔治.拉蒂默的法理胜利，而是美国精神的堕落，美国价值的败坏和现代文明蒙羞的苦果。
在《美国 诉 卡利案》结案陈词时，精通四国语言的乔治.拉蒂默开场白，就围绕着在职军人是否应该执行非法命令的法理在辩论说：
“如果本案的检控是为了防止军队形象受损而有必要的话，那么根据我的愚见，对一名中尉因美莱村发生的弊病和罪恶定罪，将使军队形象变得面目全非。
超过一百名士兵参加了这次袭击，这一页的记录证明这不是一场单人屠杀。目前的迹象表明，最终这场悲剧将缩小为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和威廉.卡利中尉之间的一场死亡竞赛，而我在这里试图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在我的客户身上。
我为美国陆军感到自豪，看到它从内部被拉开让我感到悲伤。我不知道你是否这么认为，但这个案例是一辆正在加速毁灭的车辆，有人发出了错误的信号，出了问题。于是，第二个悲剧发生了。这件事被下令的连长和上级掩盖了，真相被永远埋葬了。它无法复活，因为记忆已变得迟钝，自身利益成倍增加，真相太容易回避。
大约一年后，第三起悲剧发生了，这也涉及到这次起诉。此时，该C连的许多成员已被解雇并免受起诉。他们在带头的军队调查人员的帮助下，将责任归咎于仍然忠于军队的其他成员，并试图使军队成为一种职业，其中一些人包括被告，他们试图延长自己在越南履行职责的任期。所有这些人，或者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试图逃避同谋的指控，即他们是美莱村的凶手。
因为，让我向你们建议，先生们，如果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射杀了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或下令射杀他们，他就是杀人犯。如果威廉.卡利中尉追随他的脚步，那么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呢？他在哪里？他承认谋杀了一些人，并谨慎地使用了谋杀这个词，因为他是被命令这样做的。
责任的推卸是由威廉.卡利中尉停止还是继续下去？根据我的判断，如果这里发生了犯罪行为，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正如政府声称并试图证明的那样，有许多人应该遭受与那些被定罪的人同样的痛苦。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有一种感觉，在步兵中存在着某种不应该做出的精致区分，但不知何故却做出了这种区分，这种区别是空军轰炸城市是可以的，大炮摧毁建筑物、毁掉每个居民的生活是可以的，但不知怎的，当步兵被告知要摧毁并夷平一个村庄时，使用他的机械武器是错误的，毕竟你是机械化的，为了同样的目的而使用他的武器是错误的！
哦，当然可以说，有些人喜欢争辩说，凭借他们的改进，步兵有更好的机会看到他在做什么。好吧，这又是心理过程发挥作用的时候了。你的火炮、迫击炮来了，向村庄开来，你带着火炮、M-16 或自动炮冲进去，你不能通过窥视镜来射击他们，或者你没有。他们用于大规模杀戮和我们的战争哲学，以及每个人都被教导的哲学是火力支援并消灭他们。
我们来看看C连的经验。这些是他们进去之前的经历：多次侦察、扫荡任务，却没有看到敌人。地雷和狙击手造成了好友的伤亡，死亡从来没有任何安全感，因为它总是来自看不见和未知的来源。
黑暗，无法看见，呼吸着恐惧，现在，除此之外，排成员的死亡增加了恐惧，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的人数什么时候会增加，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什么时候，可能会让你失去一条腿或你的生命，总是被一种幻想的折叠所摧毁，没有一个你能真正看到并接受几串珠子，并结束他拯救你和你的朋友生命的机会的人。
妇女和儿童与你的敌人一起行动，被用来帮助摧毁你的部队。那个敌人是致命的，但却看不见。这是一种对任何敌人和任何能够帮助敌人的人，都充满仇恨的战争类型，当战斗开始时，再去解释原因就为时已晚了，似乎要么一死，一切都必须过去。
现在，让我们把我所说的指出来，叠加到C连队员的感受、情绪、愿望和指挥官的叮嘱之上，我们或许可以触及美国好孩子的部分行为本质。
他们接受过杀戮训练，被派往海外杀戮，被命令杀戮，他们被劝告去夷平或摧毁敌人的一切，他们认为他们的使命一定就是这样。
他们以前没有遇到过麻烦，他们的历史并没有显示出一组相关的谋杀案。这是一次性事件，现在他们是否应该被贴上柏油并贴上美莱村凶手的标签，或者他们是否有权因为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做自己的工作而受到考虑？
也许太激进了，也许太努力了，毫无疑问没有使用良好的判断力，但事实是否使这位年轻的美国军官，有权被掐住他的脖子直到死去，因为他试图在那里做一些他认为是他的使命和任务所需要的事情。
每个人都同意情报信息大错特错。那里每个人都有一支主力部队，我无法想象这些信息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他们正在该地区附近进行空中侦察，他们肯定希望与敌人会面，获取额外的弹药。他们被告知要积极进取，所以我把自己带回了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拿着铲子站在坑里的事件，当时他开始告诉他的手下明天要做什么：
‘我为我的C连做的简报是，C 连被选中在 1968 年 3 月 16 日上午到达时间 07:30 点开始对美莱村进行战斗突击行动。我告诉他们，越共营大约人数大约为两百五十人到两百八十人，我们的人数大约为二比一，我们可以期待一场精彩的战斗，而且我们可能会投入大量的战斗。情报报告还指出，无辜平民或非战斗人员将在早上 07:00 时前往市场，这也是07:20时在村庄进行炮火准备的原因之一。’
什么是无辜平民？我不知道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反复谈论无辜平民的想法是什么。我肯定无法弄清楚，C连是如何知道平民是否无辜的！而且你不能仅仅因为他们没有携带步枪就判断出这一点，因为有证据表明，他们还有其他援助敌人的手段，但更重要的是，他让他们相信，村里可能存在的每个人---这个村里可能存在的每个平民都不是无辜的。
现在，当你把这些东西放在正确的角度来看时，在我看来，尽管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否认他使用了这种语言，但可以公平地说，他的小组中的每一个作证的成员，来这里作证的人，要么说他说的是男人、女人或孩子，有人问他他的短语是否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他使用的词语，让他们推断出那是他们应该做的。
最后，那些没有作证的人作了否定的证词，他们不记得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是否对此发表过评论。
现在，你一方面有积极的证据，另一方面有消极的证据，但最重要的是，你有与听到他的人的即兴构造有关的活动。他们进去了，他们开枪了，据证据显示，该村各个区域的平民都被杀害。
现在，这让我想到了另一个命令问题，威廉.卡利中尉说，他在村庄中心时，从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那里收到了两条关于如何处理这些平民命令。
现在，重要的是，我认为有一些事实往往会展示并为这个问题提供相当多的启发。我的记忆是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说他确实打电话给威廉.卡利中尉，并告诉他快点，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威廉.卡利中尉所说的是事实。
我想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说他在那里坐了两个半小时，指挥所就在那里。他不知道他的排在哪里。他不知道他们已经走了多远。他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到达了该路段的东侧。
先生们，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看一下那张地图，你们就会发现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距离他的领头部队，永远不会超过五六百码。
现在，他坐在那里，除了发送一条消息的可能性之外，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做任何事情，我相信这条消息，是关于少校如何打电话给他，关于美莱村里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并且他发了一条信息，大意是不要再射杀无辜平民了，或者不要再射杀平民了，说完，他就放手不管了。”
乔治.拉蒂默继续为威廉.卡利辩论说:
“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对回去不感兴趣，因为他找到了很多不回去的理由，但在我看来，这些理由都是因为他不想回去而成立的。他已经看到发生了什么，他想，如果他那天晚上不回去，也许会有人进来并清除可能存在的证据，以便当时可以对这场悲剧进行审视、调查和确定。
现在，请注意，如果做到了这一点，每一个活着的目击者都可以接受采访。整个故事本来可以早在任何人除了说出真相和查明发生的事情之外，没有任何兴趣之前，就已经展开了。
你知道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是有愧疚感的。他告诉某人他将入狱二十年。我想知道为什么。我想知道为什么如果他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不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有任何罪责。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不回去并想立即把事情清理干净。
好吧，现在很明显他为什么不这么做了。我想他说了四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他不想回去。先生们，我很遗憾不得不说，这些理由对我来说非常空洞：
第一：是因为他的国家；第二：因为他不想削弱军队；第三：因为他的家人；第四：最后是因为他自己。
现在，每个经过那个村庄的人都说发生了枪击事件。一个人不可能坐在指挥所后面不到五百到三百码的地方，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证据表明，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曾经是一名优秀的连长，但不知何故，当时的自我保护进入了他的生活，他有必要采取一些防御措施来保护这一点。
所以，当你开始衡量兴趣时，我会代表他们俩坦率地说，这太棒了，但在他和威廉.卡利中尉之间，因为他们都在跑最后几码，可能会被判处终身监禁或死刑，当赌注如此之高时，有人必须试图逃避责任。
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用了一句话，称他因不报告而犯下了重罪。当然，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现在有能力做出这样的承认，因为他不能因这项指控而被起诉，司法的追诉期时效已禁止这样做。
现在，先生们，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可以从美国陆军中带走一群二十或三十人，所有好人，所有好公民，在他们被接走时，把他们交给除非上面有人建议、命令或指挥，否则就会发生这样的事件。
我将把这个问题留给各位好先生们来解决：为什么一个中尉，一个图腾柱上地位最低的人，会在没有上层指示或命令的情况下，发出这样的命令？
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是一个男人，一个遵守纪律的人，他希望命令得到遵守。他这么说，而且他不能容忍任何拒绝或不服从命令的行为。很可能，军队的礼貌要求，如果我对命令有疑问，我会去找我的连长说:连长，我认为这是一个非法命令，我认为我不应该服从。
但另一种哲学是，他们在这里说：先服从它，然后再回去看看它的合法性如何。因为如果你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前者，你的部队可能会死，如果你不遵守战斗命令，你就会牺牲你的部队，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常可怕的选择。
美国军事法院法官还将就命令的合法性和非法性作出指示，你将以书面形式得到它，因此我做任何比这更多或更少的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
他将定义非法命令以及什么是非法命令，他可能会告诉你，在这种情况下，杀害平民---在某些情况下，杀害平民的特定命令可能是非法命令，但他也会告诉你这并没有结束这个话题。
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除此之外，所涉及的人，无论他使用主观还是客观测试，所涉及的个人都必须知道命令和情况---何时、何地、为何发出命令，以及事实控制一个人是否应该知道它是合法还是非法的决定---从他的环境中流出，从你在本案中听到的许多事情中流出，包括1968年3月16日困扰这个单位的这些事情 。
如果一个普通的、理性的人会像威廉.卡利中尉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那样服从命令，如果命令是给他的，那么，当然，你不能认为威廉.卡利中尉有罪，因为你所应用的测试和你使用的测量杆，是根据发布命令的事实和情况而定的，如果你采用了先听后问这种哲学，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接受这样的命令而这样做，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而这里又出现了某种反击，如果出事，那就晚了。
当你将未经训练的部队派往某个地区，并告诉他们做某些事情时，他们有权依赖判断力和专业知识，那么你必然会相信连长的命令。
因此，当你了解这一背景时，战争法在某些方面，是专门针对这种情况而制定的，那么你就会明白，美国国会和其他机构认为，应该给予那些远方战争的人们以回旋余地和自由度，因为他们离开了家园并试图拯救美利坚合众国。
我不相信历史上会记录另一起美利坚合众国曾经有过类似情况的事件，也不相信我们将一群正在执行战斗任务的人，和他们认为是战斗任务的人聚集在一起，并将他们提交法庭审判。
因此，先生们，你们现在的处境是必须为应该做的事情制定一个样板。我认为，如果无罪推定的话，保护军人的个人权利和义务应该有利于这名被告。
他们不能被起诉！当然，他们可以出面提供证人，他们可以透露发生的任何事情，现在帮助他们已经太晚了，但是那些正在服役的人，那些留在服役并试图建立美国陆军士气和效率的人，却没有这种保护。
对我来说，我想如果我---如果我有可能做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我都会重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想以军队为职业的人，但没人告诉他---据我记忆，我从来没有对威廉.卡利中尉说过任何关于他在这起案件中遇到的问题，直到他在越南服役并被命令返回美国，相信他会回来执行新的任务，没有人对他说什么。
显然，一直以来，矛头都指向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他本人表示，他可能会被判二十年，但突然间，时代就变了，谁成为了鸽子？---威廉.卡利中尉，那位最低级的替罪军官。
现在，我请各位先生们诚实地考虑一下，坐在我身后的这个孩子，我知道你们会这样做，因为我知道这是有区别的。应该有区别，你应该区分判断错误和犯罪行为，所以我请你认真考虑，并请求你释放这个男孩。”
乔治.拉蒂默在整件《美国 诉 威廉.卡利案》中，采取的辩论法理，全集中在“我只是执行上级的命令”所谓的法理上，成为全盘败诉的主要原因。乔治.拉蒂默是法学家，不可能不知道1804年美国最高法院《李图尔 诉 巴雷姆案》判例，是至今依然奉行有效的判例 ：美国军人不得执行上级的非法命令，如果执行了非法命令，就要自己个人负起所有的法律责任。
有法学家在研究《美国 诉 卡利案》时提出的疑问：乔治.拉蒂默孤注一掷的咬住“我只是执行上级的命令”所谓法理外，其余他没有引用但应该大量引用的法理选择是什么？答案应该是：有数百人介入的越南美莱村冷血屠杀无辜平民事件，将所有的过失扣在威廉.卡利的头上，既不公平，也违反了威廉.卡利的《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公平保护原则。
成为威廉.卡利魔鬼辩护士的乔治.拉蒂默，于1990年5月3日，在盐湖城养老院谢世，享年九十岁。
理查德.尼克松以在位总统介入司法审判，留下千古恶名。1968年3月16日，在威廉.卡利被美国军事法庭裁决罪名成立后，白宫收到超过五千分来自全国各地的反应电报，其中只有1%的电报是支持要对威廉.卡利宽大处理。
虽然靠反对越战而捞的白宫宝座，但越战并不是理查德.尼克松发动的，他没有必要以政治介入司法来破环美国司法原则，留下黄河水洗不掉的恶名。
1974年，在威廉.卡利服刑三年四个月后，在只剩十天就有权申请假释的前提下，美国陆军司法部不愿再使本来就被新闻舆论闹得沸沸扬扬的威廉.卡利再度成为焦点事件，不愿再把他关回监狱，于是就此不了了之，在技术上来说，威廉.卡利终于得到了自由。
屠杀了五百条老人妇女婴儿越南平民性命，只需要坐牢三年四个月就了解，从任何的观点来说，都是一件永远争议的结论。像威廉.卡利这种极具争议性的案子，永远不可能在自由的美国取得共识，在白人至上主义者和三K党的鼓噪下，被裁决谋杀罪名成立的凶手威廉.卡利，被打扮成了一位凯旋归来的越战英雄。
在冷血屠夫威廉.卡利被美国军事法庭依法判刑后，全美国陷进了一片竭斯底里的情绪反应中，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妖魔鬼怪全部出笼，稍微观察就有十四件代表性的怪事：
第一件：首先向美国司法体系泼脏水的是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他发表所谓专家意见说:“有谁他妈的在乎杀了那几个土包子的越共？”
第二件：理查德.尼克松在私下向亨利.基辛格说出来他的真实观点 :“大部分的人是不在乎威廉.卡利是否宰掉那些操他妈的越共的！”
第三件：康涅狄格州美国联邦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Abraham Alexander Ribicoff)，联合乔治亚州美国联邦参议员赫尔曼.塔尔梅奇发表谴责这个法院裁决的声明；
第四件：佛罗里达州美国联邦众议员约翰.福卡(John Donald Fuqua)发表声明说，他准备邀请威廉.卡利到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来讲演 ,“说说他真正的故事给大家听听!”;
第五件：纽约州波基普西镇(Town of Poughkeepsie)一家广播电台，为威廉.卡利的裁决开通了直播电话，一个小时之内，进来了两千个电话，其中只有六个电话是支持美国军事法院的听众，剩余的全是骂声不断；
第六件：那个靠种花生起家的乔治亚州州长詹姆斯.卡特，对屠夫威廉.卡利的被定罪，极度的伤心难过，除了下达州长行政命令：规定以后每年的3月16日是乔治亚州的美国战士日(American Fighting Man's Day)之外，还要求全乔治 亚人民在一周之内，白天开车时将车头灯打开，以示对威廉.卡利的支持，和对他不义“受难” 的哀伤和抗议；
第七件：犹他州州长卡尔文.兰普顿(Calvin Lewellyn Rampton)与密西西比州州长约翰.威廉姆斯(John Bill Williams)，好像穿着一条裤子 :“绝对不接受这种荒谬的裁决”，他们永远无法认同这种使美国蒙羞的裁决；
第八件：使用三K党撰写的就职典礼讲演词的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除了亲身到监狱里拜见屠夫威廉.卡利外，还用三K党宰掉几个越共根本算不了是犯法的法理，公开呼吁理查德.尼克松总 统，立即给予越战英雄威廉.卡利全面大赦，好让他回家过年；
第九件：活了九十八岁才谢世，离婚后还能驾船环游地中海的印第安纳州州长州长埃德加.惠特科姆(Edgar Doud Whitcomb)，对于威廉.卡利的阶下囚处境如丧考妣，下令全州降半旗以示哀悼；
第十件：在美国南方十一个州中，有五个州议会通过特别的动议：要求美国军事法庭立即无条件释放所谓的爱国者威廉.卡利；
第十一件：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到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Jasksonville)等六个城市，因屠夫威廉.卡利的被定罪而爆发了游行示威；
第十二件：阿肯色州议会通过了紧急的动议，催促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立即颁布对爱国的越战英雄威廉.卡利全面大赦，尽快恢复所谓义人的自由；
第十三件：美国民意调查：69% 的美国人民相信威廉.卡利是政治替罪羔羊，79%的美国人民不认同威廉.卡利的裁决，81%的的美国人民认为威廉.卡利的终身监禁裁决太严竣；
第十四件：在美国无奇不有，有人大发国难财，有人大发天灾财，但也有人大发冷血杀人财。田纳西唱片公司看准了威廉.卡利是一项发财的商机，立即发行了旁门邪道的《威廉.卡利的处女 膜之战(The Battle Hyman of William Calley)》唱片，三天之内，居然卖出了二十万张唱碟，于是发了一笔冷血死人横财；
威廉.卡利在美国军事法庭上的供词充满了使人迷惑的所谓道理：“我奉命去那里消灭敌人，这就是我那天的工作，这就是我被赋予的使命，我没有坐下来思考男人、女人和孩子的问题。他们的分类都是一样的，就像敌方士兵一样，这就是我们处理的分类。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现在仍然是这样。我按照上级的指示行事，执行了上级给我的命令，先生，我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错。”
到底威廉.卡利是在奉命“只消灭敌人”或是奉命“宰杀所有人”已经无法证实，但是在全美各大新闻媒体不断的重复引用的蝴蝶效应下，魔鬼逐渐变成了天使，谋杀无辜有色人种的凶手屠夫变成了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越战英雄。是非颠倒，公义沦丧，莫过于此。
理查德.尼克松是律师，他当然知道在美国法律是不允许政治干涉司法，但是面对着每天打进来的一千余个要求特赦威廉.卡利的电话，使他脑袋灌了水，开始琢磨如何从中捞到更多的政治好处，贪婪让他迷失了理智，结果他犯下了一个永远不应该犯的错误，使出各种小动作来政治干涉司法，错误是要付出代价的，理查德.尼克松付出的就是由诸多错误铸成的美国总统宝座。
1970年4月，是维吉尼亚州煤矿工独生子的奥布里.丹尼尔，愤怒地直接写信抗议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政治介入司法，然后挂冠而去，其浩然正气，更使世人敬仰。在开头的称呼中，就可以看出奥布里.丹尼尔对理查德.尼克松的藐视甚至是鄙视。按照美国人的社交惯例，称呼现任总统为礼貌的“亲爱的总统先生(Dear Mr. President)”，但是奥布里.丹尼尔的称呼只是 充满了藐视的:“先生(Sir)”：
“我很难知道从哪里开始写这封信，因为我不习惯写抗议信。我只能希望我能找到合适的词语，来向你表达我作为一名美国公民和一名律师的感受，我相信尊重法律，是这个国家立国的基本基础之一。
1969年11月26日，你们通过你们的新闻秘书罗纳德.齐格勒先生(Ronald Louis Ziegler)就越南美莱村事件发表了以下声明：‘像本案所指控的事件不仅直接违反了美国的军事政策，而且也触犯了所有美国人民的良心。
陆军部长正在继续调查，正在并将会采取适当行动，确保按照严格的军事司法规则，处理所指控的非法和不道德行为。
这起事件不应该让人们反思大约一百二十五万的美国年轻人，他们在以极大的勇气和杰出表现在越南服役后，现在回到了美国。
当你发表这份声明时，已指示普通军事法庭解决对威廉.卡利中尉参与越南美莱村冷血屠杀的指控。你在1969年12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亲自对越南美莱村事件发表评论，当时你发表了以下声明 :
‘从有关的证据看来这肯定是一场屠杀，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合理的。我们在越南争取的目标之一，是防止南越人民将一个以对平民施暴作为其政策之一的政府强加给他们。我们永远不能纵容或利用针对平民的暴行来实现这从一目标。’
我相信你的这些情绪表达，确实反映了我自己的感受，当我被指派对威廉.卡利中尉提出起诉时，我的感受不是出于情感主义或自愤，而是因为我对案件证据的了解、我坚信的这个国家的法律以及我自己的良心，我知道我被赋予了重大责任，我只希望我能够履行我的职责，并以一种为法律界和我们的司法系统增光添彩的方式代表美国。
我对案件进行起诉，没有任何为了个人利益，也没有无论是经济利益还是政治利益的不可告人的动机。我唯一的愿望是履行作为检察官的职责，确保正义按照这个国家的法律得到伸张。从1969年11月到审判结束，我一直致力于这个目标。
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检方受到了批评，但我始终坚信，一旦事实和法律得到呈现，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毫无疑问地相信起诉此案的必要性以及起诉的重要性。
最终判决证实了我的误解。对威廉.卡利中尉的审判是按照我们法律制度的最佳传统进行的。这在各个方面都是一次公平的审判，威廉.卡利中尉的每一项合法权利都得到了充分的保护。
它清楚地表明此前饱受批评的军事司法制度是一个公平的制度，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整个系统一直受到大众媒体和公众的监督，对威廉.卡利中尉的审判也是真正意义上对军事司法系统的审判。不过，从未有媒体对审判的公正性提出攻击，因为这样的指控不可能是合理的。
我认为，从来没有哪一次审判能够让被告的权利得到更充分的保护，辩方的行为得到更大的自由度，检方也遵循更严格的标准。政府在本案中必须承担的举证责任，并非毫无合理怀疑而是不可能。
威廉.卡利中尉是一名美国军官，因在一次战斗行动中杀害越南人而受到其他军官的审判，这一事实本身就迫使我们做出这样的结论。
陪审团的选拔过程中，惯例程序发生了变化，向辩方和检方提出了三项强制性挑战而不是通常的一项，这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以确保被选人员的公正性。
六名军官陪审团都是退伍军人，其中五名曾在越南服役。从他们宣誓到做出决定，他们都按照美国法律体系的最佳传统履行了职责。
如果陪审团在将法律条文，应用于所提供的证据时遵循了法律条文，那么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他们确实是我们司法系统和美国陆军军官队伍的功劳。
当判决作出时，我对全国许多人的反应感到非常震惊和沮丧。我可以将公众的大部分不良反应，归因于那些情绪激动的人，他们不了解所提供的证据，甚至不了解这个国家规范战争行为的法律。
毫无疑问，这些人将威廉.卡利中尉的定罪视为一名美国军官因杀敌而被定罪。其他人无疑是出于挫败感，利用这一定罪作为抗议越南战争的手段。我更愿意相信大多数公众批评来自那些不了解所提供证据的人，或者在遵循证据后选择不相信的人。
当然，没有人愿意相信越南美莱村发生的事情，包括参与审判威廉.卡利中尉的军官。然而，如果相信有很大一部分人会相信所提供的证据并认可威廉.卡利中尉的行为，就会像行为本身一样令我良心震惊，因为我相信我们仍然是一个文明国家。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越南战争对我们的残酷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它必须停止。如果全国有这么多人没有看到威廉.卡利中尉的审判所涉及的道德问题，那就是多么令人震惊---一名美国士兵即时处决手无寸铁、没有反抗的男人、女人、儿童和婴儿是绝对非法的 。
但更令人震惊的是，看到如此多的国家政治领导人没有看到道德问题，或者看到了道德问题，面对公众对判决的明显不满，却出于政治动机而妥协。
我希望这个国家的所有领导人，无论国籍，应该是国际社会中保护弱者和被压迫者的领导者，要么接受并支持这个国家的法律的执行，正如美国联邦军事法院判决所反映的那样，或者在他们有与陪审团成员相同的机会评估证据之前，不会就判决发表任何声明。
鉴于你之前就此事发表的言论，我对你在公众喧嚣中决定干预这些司法诉讼程序，感到特别震惊和沮丧! 你的决定只能是我们人口中一部分人的反应所促使的，他们无疑是出于善意行事，但他们不知道导致威廉.卡利中尉被定罪的证据。
我认为你的干预损害了美国陆军军事司法系统，并削弱了它通过美国联邦军事法庭法定诉讼程序可能获得的尊重。
你批评这个国家的司法系统受到政治影响，而我们司法系统的基本原则，是这个国家的法律程序必须不受任何外部影响。你的决定会对未来的审判特别是军队内部的审判产生什么影响？
不仅对法律程序的尊重被削弱，军事司法系统的批评者，因其指挥影响力的主张而得到支持，威廉.卡利中尉的形象，一名因预谋谋杀至少二十二名手无寸铁且不反抗的人而被定罪的人，作为民族英雄的地位得到了增强，同时也对那些如此不公正地批评六名忠诚而可敬的军官的人给予了支持，他们如此出色地履行了陪审员的职责，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你在做决定时考虑过那些人吗？自作出判决以来，这些人发现自己和家人的荣誉、正直和对这个国家的忠诚受到恶意攻击。在我看来，你作为美国总统代表他们说一些话，并提醒全国我们的法律制度的目的以及它应该得到的尊重更为合适。
我希望美国总统，一个我相信他应该而且将会为这个国家提供道德领导的人，会在一个如此明确的道德问题上能够完全支持这片土地的法律，决不妥协。对于这个国家来说，纵容威廉.卡利中尉的行为就等于让我们看起来并不比我们的敌人更好，并且让这个国家要求人道对待我们自己的囚犯的任何请求都毫无意义。
我真的很遗憾不得不写这封信，并希望没有无辜者在 1968年3月16日的越南美莱村丧生，但无辜者在我的良心永远感到厌恶的情况下被杀害。虽然从某些方面来说，越南美莱村发生的事情被视为我们国家历史上的悲惨一天，但如果这个国家不对肇事者采取司法行动，那将会更加悲惨！
这一行动已经采取，但最大的悲剧将是，如果只因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要求妥协这样一个基本的道德原则，即谋杀无辜者的固有非法性，使六位为他们国家服务的可敬人士的行动和勇气，变得毫无意义。”
在一位在位美国总统来说，任何评论美国联邦军事法庭的杂音，都会引起政治干涉司法的嫌疑，都会影响到普世价值追求的司法独立，犹如军人干政和司法干涉政治一样，那是文明国家的大忌，应为智者所不取。
当然，理查德.尼克松不是一位智者，如果是智者的话，他就不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逼辞职的在位总统了。
经过了两百余年的经验教训和全力提防独裁暴政的诞生，美国军人担任了一个重要的共和国护法金刚的角色，也就是这个军人不得干政的优良传统，保证了美利坚共和国的文明和昌盛。这在美国军人就任时的誓词中彰显出来 :
“我，XXX，郑重宣誓，我将支持和捍卫美国宪法，对抗所有国内外的敌人，我将对此抱有真正的信仰和效忠，根据规定和军事司法法典我将遵守美国宪法、美国总统命令、和被任命为我长官的命令。所以请神助我。”
美国军人的职责顺序是，先服从美国宪法，再服从美国总统，然后服从美国长官。遇到非法的或不道德的命令，立即依照军规向畅通无阻的指挥锁链咨询。现任职业军人马克.米利军人干政的理由有三：
第一：唐纳德.川普有精神病；
第二：唐纳德.川普可能发动一场核子战争来转移选举失利的视线；
第三：唐纳德.川普有可能指挥军队发动政变。
美国政治体制健全而稳定，几乎没有阴谋分子可乘之机，即使侥幸成功，也无法运作下去。无论是从美国最高法院的有关判例，还是现代美国军事指挥安全体系，尤其是美国军人不得服从非法命令的传统来看，没有人包括美国在任总统在内，能够凭一时的意气用事，就能够发动核战争或武装政变，因而马克.米利的三个理由，全部不成立。
在层层监管的核武器安全系统之下，虽然美国总统是唯一有权使用核子武器权的职位，但该职位使用核子武器的命令，必须是合法的命令，是经过白宫首席法律顾问、美国军事法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国防部长、海、陆、空、陆战队参谋总长的层层核实签批，才得以付诸执行，绝对不可能出现误会或疏忽的状况。
如果美国发动了一场核子战争，那绝对是一场国家行为，所有后果也是由国家来承担。美国的安全机制不可能允许包括在位总统在内的政客，使用非法命令去摧毁美国和美国的文明宪政。不仅现任在位总统唐纳德.川普办不到，美国的宪政机制也不会允许任何人拥有破坏美国的宪政机制的权力。
马克.米利的军人干政非法行为并非首次，是有前科可查的。在唐纳德.川普竞选连任时，马克.米利的形象居然出现在唐纳德.川普的广告中。这种行为触犯了五大《美国法典》的严格禁令：
第一条是：1939年8月2日开始生效的《哈奇法案》；
第二条是：1878年6月6日开始生效的《军事集体法》；
第三条是：1883年1月16日开始生效的《彭德尔顿公务员法》；
第四条是：1986年10月4日开始生效的《高华德-尼科尔斯国防部重组法案》；
第五条是：2010年7月21日开始生效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马克.米利涉嫌触犯了五大《美国法典》而依然不受美国司法制裁，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现任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的软弱无能，重视裙带关系多於司法尊严，约瑟夫.拜登连软弱无能的詹姆斯.卡特总统都比不上，都要差一大截。
马克.米利已经成为公然公开军人干政的美国宪政机制的政治军棍。马克.米利为后世的美国军人，立下了恣意军人干政而无损乌纱帽的恶劣先例，他不是侥幸无事而是直接无事，真乃美国宪政之耻。
在美国军事史上，从1942年第一任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威廉.莱希(William Daniel Leahy)到目前第二十任的马克.米利，除了马克.米利一人之外，其余的十九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没有公然公开军人干政的案例，因而彰显得格外的严重。
更荒谬的是发生在2020年6月1日，马克.米利战装随行事件。唐纳德.川普为了抵制黑命贵在白宫对面的拉法叶广场示威抗议，决定要从白宫步行，到离白宫不远的圣约翰主教教堂，来彰显他的总统威权，这是一个政治行为。事前有军队和警察清场，而马克.米利居然身穿迷彩战装，紧随唐纳德.川普出行。
马克.米利指挥军人用催泪弹清场，强行驱逐示威人群，这本身就是一种触犯法律的行为。美国法律《彭德尔顿公务员法》，不允许军人参与政治活动，也不允许军人干预社会抗议或聚会活动。无法无天的马克.米利胆敢穿着战装上场，准备干什么？
能不招来一百余位退休将领们的嘘声吗？马克.米利在文明社会里居然倒行逆施，居然公开藐视法律，居然不立即辞职以谢天下，可谓美国军人之耻也。
马克.米利可能是七十年来最无能的美国参谋总长联席会议主席，阿富汗变局就是他一手操作出来的败局。唐纳德.川普在位时，马克.米利坚定地支持从阿富汗全部撤军的政策，邀请塔利班代表到大卫营与唐纳德.川普面谈，并敲定了撤军时间表，这些全是他为了取悦唐纳德.川普而干出来的荒唐勾当。
但是约瑟夫.拜登上台后，马克.米利却一改其对撤军政策的态度，认为急匆匆地从阿富汗撤军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将会导致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扎总统(Mohammad Ashraf Ghani Ahmadza)领导的政府垮台，更会导致阿富汗的全面变天。
马克.米利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神经不正常的唐纳德.川普说话是一套，对反应迟钝的约瑟夫.拜登说话却又是另一套。马克.米利鼠目寸光，连塔利班的本质都看不清楚，怎么有资格出任美军第一人？马克.米利完全不具备美国总统首席军事顾问即参谋总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素质。
唐纳德.川普落选了，突然心血来潮，未与国家安全会议商量就悍然下令：所有美军必须在2021年1月15日之前全部撤出阿富汗。非常明显，这是一道将会造成美国和阿富汗两国灾难性后果的非法命令。
依照《国防部指令》规定，马克.米利应该依法拒绝接受命令，但马克.米利没有那么做，也就是没有尽责，马克.米利的和稀泥与墙头草个性再次表露无遗。
马克.米利的摇摆不定为阿富汗撤军导致的悲剧，埋下了注定要失败的种子。这也是导致一百余位退休将领发表书面声明要求马克·米利立即下台的主要原因之一。
马克.米利的军人干政恶劣行为并非首次。《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菲利普.鲁克(Philip Rucker)和卡罗尔.莱昂尼格(Carol Leonnig)，在2021年7月出版的《我一个人可以解决(I Alone Can Fix It)》一书中爆料说：
在唐纳德.川普落选后，马克.米利就一直认为唐纳德.川普有意搞一场政变来扳回败选的局面。《我一个人可以解决》又爆料说，马克.米利在一场非正式会议上与助理们商量此事时说 :
“唐纳德.川普他们可能会尝试，但他们操他妈的不会成功。没有军队你做不到这一点，没有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联邦调查局，你更无法做到这一点。我们都是拿着枪的人！”
马克.米利直接把唐纳德.川普当成德国的阿道夫.希特勒，并将唐纳德.川普关于选举舞弊的虚假陈述称为“元首的福音”说:
“这是一个属于德国国会大厦时刻(Reichstag moment)，为了确保约瑟夫.拜登总统就职典礼，这个房间里的每个人，无论你是警察还是士兵，我们都要阻止这些人，以确保我们权力的和平移交。我们将在这座城市周围放置一个钢铁环，不会让纳粹党徒们进入。”
马克.米利并没有出面否认事件的真实性，果真如此，应该进监狱的马克.米利，还是美国军人吗？美国有的是各大部门的领导，怎么会堕落到像第三世界的三流国家那样，由一个军人头子跳出来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美国法律不会允许，美国精神更不会赞同。
马克.米利在没有任何的授权下自做主张，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向他拍胸许诺说：如果美国向中共开战的话就会在事发前通知他云云。
共产党永远是美国的敌人，马克.米利就是在通敌。代理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弗.米勒(Christopher Charles Miller)和唐纳德.川普总统都是他的顶头上司，却全不知情。
马克.米利串通外国，尤其是串通独裁残暴贪污腐败的中国共产党党军头子，这不是形同叛国而是直接叛国。卸任总统唐纳德.川普的指控马克.米利的行为“就是直接的叛国”，是一件稀有的正确评论之一，严重玷污了一身美国军人制服的马克.米利了，早就该革职查办，早就该把他送上美国军事法庭了。
军人干政是宪政体系的大忌。软弱无能的詹姆士.卡特总统，都不容忍驻韩美军参谋长约翰.辛格劳布少将的军人干政言论，三K党总统哈里.杜鲁门总统，也敢炒日本太上皇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鱿鱼。
目前软弱无能毫无宪政原则的小政客约瑟夫.拜登总统，只因马克.米利反对的是他的死敌唐纳德.川普，就置美国法律尊严、军人尊严、国家尊严、民族尊严于不顾，任由美国军棍马克.米利军人干政事件发酵两周，依然岁月静好，依然麻木不仁，依然没有动静，真乃美国军人之耻，美国宪政之耻，美国价值之耻，美国精神之耻，文明社会之耻，更是普世价值之耻！
约瑟夫.拜登是美国历史上最软弱无能最没有个性的小丑总统，也是羞辱美国国格的白宫主人。
马克.米利的任期尚剩两年零六天，赖在位置上只能惹来更多的非议，甚至更多的羞辱，既羞辱了他自己也羞辱了国家，
更羞辱美国自豪的普世价值，任何稍有个性和宪政原则的美国总统，都不会允许像马克.米利式的军人公然公开放肆干政，为了维护三军统帅的威严和美国的司法尊严，更为了维护美国宪政中军人不得干政的最高立国原则，立即将马克.米利革职，依然是一个明智或许是最佳的选择。
在美国军人就任时的誓词中已经清楚无误的规范出来的效忠程序，在美国政治体制注重权利制衡和约束熏陶下，在美国军人服从与效忠的首先是美国宪法，再是美国总统，再是长官命令的天职传统体制下，没有人包括在位总统在内能够任意发动政变或发动核子战争，这就是现代文明长治久安的宪政道路。
高胜寒 2022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