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历史，为什么中国发展出德治传统，而欧美发展出法治传统？

   中国几千年来，走的主要是儒家的以德治国之路，至少表面上是这么倡导的，这个基本事实估计争议不大。而西方，除了长达1000年左右的中世纪，欧洲主要是以德治国之外，无论是前面的古希腊还是古罗马，抑或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美各国，走的则主要是以法治国之路，这个基本事实，估计争议也不大。

那么，为什么中国是德治、欧美是法治？仔细考察后，我发现一个明显的历史现象，即：当某个社会主要是靠行政指挥的手段组织起来时，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实施德治；如古埃及、古波斯、欧洲的中世纪，最典型的当然还是自夏商周以来的中国。而当某个社会主要是靠市场交换的手段组织起来时，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实施法治，如古希腊、古罗马，以及文艺复兴后发展起来的近、当代的欧美诸国。

那么，进一步的追问就是：为什么行政型的文明或国家就要以德治国，而市场型的文明或国家就要以法治国？这就要从行政作为一个组织社会的手段，和市场同样作为一个组织社会的手段，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说起了。

我们先来抽象地分析一下作为组织社会方式的行政手段。行政文明，无论其是分封制还是中央集权制，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整个社会是靠自上而下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行政命令联系在一起、组织成一个整体的。区别只在于，分封制的一系列不同的命令之间联系比较松散，从而整体的社会结构也比较松散；中央集权制下的一系列命令相互之间联系非常紧密，从而整个社会结构也比较紧密。那么，进一步的分析就是：显然，为了治理好整个国家，尤其是治理好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我们就必须确保这一系列的从上到下的行政命令尽可能地正确无误。而由于发布这一系列行政命令的人是各级的政府官员，因此，我们就要确保这些政府官员们尽可能都是贤能之辈。因此，各级官员们的道德水准就非常非常关键了。不仅是官员，就是那些服从命令、执行命令的广大群众的道德水平，也并非完全不重要；否则，出工不出力、躺平偷懒磨洋工，也还是不行。怎么办呢？结论就是：必须着力培养、提高整个社会自上而下各个阶层的道德水准，尤其是各级官员的道德水平。于是，以德治国的思路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历史事实。就分封制的行政社会来说，无论是欧洲中世纪倡导的骑士精神，还是中国秦以前歌颂的侠士精神，抑或是日本当代之前所践行的武士道精神，就其本质来说，都是当时行政分封制社会以德治国的一种表现形式。至于封建时代领导层的讲道德，中国的道德典型自然就是宋襄公了；而欧洲中世纪的道德典型，当属那个法王吉恩二世（Jean II）。这个法王在英法百年战争中被英国俘虏。后来法国用另一个人质把吉恩二世替换回来。不久，这个替代法王的人质自己想办法逃脱跑回了法国。但吉恩二世认为这样做太不道德，竟自己又亲自前往英国继续充当俘虏。

而实行中央集权的行政文明，则对德治的要求更为迫切。拿中央集权的古埃及来说，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在灌输这样一种观念，即：你在活着的时候，如果做了不道德的事情，那么在你死后，专门负责审查检测你尸体的地下神灵，就会发现你心脏的重量呈现异常，从而拒绝给你发放通向“彼岸”的证书；因此，你就永远滞留地下……而在同样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古代中国，则各级的朝廷官员都被告知，如果你执政时劣行累累，则一定会以贪官污吏的骂名载入史册（所谓恶行上书，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并遗祸子孙引以为耻；如果执政廉洁，则你一定会以清官的名声载入史册（所谓青史留名，留取丹心照汗青），并遗泽子孙引以为荣，等等。

也正是因为道德水准在行政型社会中的重要性，以及它被全体国民所普遍认可，因此才派生出中国历史上反复呈现的现象，即：当一个新朝代取代了旧朝代之后，新朝代的统治者总是说，我们推翻旧朝代是因为旧朝代的统治者太不道德了（不管事实是否如此）。进而在某个朝代内部的官场互斗中，胜利者也总是极力指责失败者的道德有问题（不管事实是否如此）。相对应的，在行政型文明的制度建设中，负责监察各级官员道德水准的体系也非常发达，自秦以来的御史、到清代的巡按、以至今天的纪监委，都是如此。甚至在孙中山学习西方而倡导的五权宪法中，监察权也赫然在目。同样，在刑法体系中，也充斥着大量的对违反道德行为的惩罚。如在古代中国，无论是违背了三纲五常、还是通奸私奔，都会有极重的刑罚。道德水准至关重要，这个原则也渗透到文学艺术领域。如果某位文人在道德上面出现问题，则无论他的诗词、绘画、书法多么出色，其在社会中的名望也要大打折扣，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最后，中国古代传统非常看中的所谓“三立”——立德，立功，立言。排在第一位的，也是道德。当代所倡导的干部要“德才兼备”，德也是排在才的前面。

我们再来抽象地分析一下作为组织社会方式的市场手段。一个市场型的文明，其整个社会是依靠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彼此相对独立的、数量庞大的商业契约（合同）联系在一起、组织在一起的。区别只在于，最原始的商业契约，往往就是单纯的口头约定；而社会经济发展后的商业契约，则都是书面契约，且往往有第三方见证人。在这里请注意，一方面，某个商业契约对于具体签订的双方来说，虽牵扯到经济利益，但并不涉及彼此道德水准的问题；而对于其他的广大社会成员来说，该商业契约更不存在正确与否的问题、也不存在是否道德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市场型的文明中，作为商品交换中介的每个商人，他一方面要和供货方签约，另一方面要和销货方签约，还要和运输方及其它合作方签约。因此，某个商人如果违约，则不仅牵涉到其自身，更牵涉到上下游方方面面许许多多商人的利益。所以，每个签约的人都遵守已经达成的契约，就是一件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的事情。即：每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遵守任何已经签订的契约，不得反悔，也不能要求重新签约，更不得违约；违约者必受重罚。长此以往，契约神圣、必须无条件遵守，就成了社会上全体商人的共识。于是，当巨商们掌握了社会政治的话语权以后，或后来的资产阶级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后，以书面契约来治理国家的思路就自然产生了。此时，社会上的所有法律，都具有了商业契约一般的神圣性。而任何新法律的制定，也都套用商业契约产生的方式，通过有关各方的谈判、协商，来最终裁定。

我们再来简单看一下有关的历史事实。当代欧美国家中，视法律为神圣的例子不胜枚举，我这里就不罗嗦了。这里只来注重看一下古希腊。我们知道，古希腊是商品交换、或说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的社会。因此，在长期的契约神圣观念的熏陶下，整个社会都非常敬重任何通过合法程序产生的决定（也就是法律）。著名的例子，如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由于在雅典大街上公开阐述、传播自己的思想，并质疑社会上许多权势人物的观点，竟被公民大会表决有罪，进而被法庭以毒化青年思想的罪名而判处死刑。这个判决显然是情绪化的、不合理的。判决后，也有朋友表示愿意帮助苏格拉底逃走。但苏格拉底认为，不管这个判决正确与否，既然它已经通过正常表决的程序而变成了一条法律，那我就必须遵守。遵守法律，天经地义。于是苏格拉底拒绝逃走，他严格按照法律判决，饮毒自尽。再比如，当市场型的财力雄厚的雅典，和财力较弱的行政型的斯巴达，进行残酷的伯罗奔尼撒争霸战争时，雅典的一个非常优秀、屡战屡胜的军事指挥官，仅仅由于一些细节琐事的疏忽和处理不当，引起了许多伤亡战士家属们的不满，从而导致其在公民大会上被罢免。虽然在军队中，明眼人都知道这将导致巨大灾难；但没有办法，法律神圣，必须遵守，这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官只能离职。结果，雅典在和斯巴达争霸的这场事关生死存亡的战争中最终失败，并从此一蹶不振。

由上述两个例子，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法律在古希腊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这和中国人往往把法律看成一纸空文，简直是天壤之别。最后再对比地说两句：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和法律制度建设相呼应，辩护律师也出现得非常早；而在当代，和中国的庞大的纪律监察体系相对照，西方则建立起了庞大的律师队伍体系。而且，在西方，相对于法律的无比神圣，传统的道德风俗则常常无关紧要。比如，自古希腊和古罗马时起，私通或拥有公开的情人，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是颇为容忍的。即使是国王或者高官的妻子与别人有染，其本人和整个社会大体上也能接受，我们这里就不赘述了。

总之一句话，本文的结论很简单，即：德治，是和行政文明、或说官家社会相配套的举措；法治，是和市场文明、或说商家社会相配套的举措。中国自古就是行政文明，因此，孕育出了德治的传统；欧美自古就是市场文明，因此，孕育出了法治的传统。

    那么，究竟是德治更好，还是法治更好？或者说，究竟是行政文明更优，还是市场文明更优？这属于另一个主题，以后有机会再认真讨论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