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官主义：货殖意识形态的成因与结果
殖官主义：货殖意识形态的成因与结果
——从克鲁格曼的新发现说起
钱 宏 Archer Hong Qian
Global Symbiosism Society (CANADA)
楔子:卡尔*马克思在《巴黎公社的经验》（1872）中特别指出，对《共产黨宣言》（日本翻译如此，本应翻译为“公社黨宣言”）要做的唯一修改，就是：消灭私有制一定要同时彻底打碎国家机器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继承下来的“祸害”，取消官吏、常备军和警察这类压迫性的工具。因为从历史上看，权力的无序扩张（殖官）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资本的无序扩张（殖民）。因此，消灭私有制和国家消亡需要共同的条件与前提。在前提不具备时，消灭其中任何一个都只会带来灾难。而权力的无序扩张--必将落在人格化的殖官主义上--在中国已经持续了两千多年，这是一个问题!
近代历史走势的简明回顾
溯源“两个一边倒”“一个传家宝”
官本位货殖论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
官本位货殖论意识形态的结果
改变“殖官主义”经济学思维势在必行
终于，看到克鲁格曼先生在纽约时报撰文中有一个新发现：（PRC大陆）这个政治体制与经济结构，虽然号称马克思主义，其实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
而且，他如数家珍般列举这个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造成的历时性和共时性问题，既精确实在，又深入浅出，可谓迄今为止无论在美国、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在欧洲、在俄罗斯，无出其右者！
但是，作为诺奖得主的克鲁格曼，把1949年后的中国政权的权力横冲直撞，为所欲为，累及中国人民为其受苦埋单，马克思主义为其背锅污名，自己也深陷泥淖再也无法自拔的权力任性的结果，统统归因于凯恩斯主义，呵呵，我只能借用他自己的话，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却“也正确不到哪里去”！
如果说，造成问题的行为主体——1949年后历届官家，“号称马克思主义”（参看 http://symbiosism.com.cn/7167.html），作为一个实然判断还算说得过去，那么，对凯恩斯主义，他们恐怕连“号称”二字都谈不上，就算他们中有些人知道“凯恩斯主义”，甚至读过凯恩斯的书，也不屑于“号称”和“标榜”！
有句俗话，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评论一个政治、经济、组织（文化）行为主体造成的社会伤害（问题），不能脱离这个行为主体本身的意识、意识形态及其榜样的历史源起。
近代历史走势的简明回顾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慈祥新政”失败后，由“武昌首义”“南北议和”“退位诏书”构成的辛亥革命，以和平方式结束了亚洲大地上最大的君主国。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ROC），是亚洲第一个非君主制的共和国，形式上也是继瑞士联邦、英格兰、美利坚、法兰西之后第五个共和国。
但不幸的是，革命的主事者们，包括孙中山、宋教仁、袁世凯、杨度、梁启超及各省都督们，并没有为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通过非“成王败寇、赢者通吃”方式和平更迭的政权，承载新的生活方式或现代政治文明——作好心智准备。
他们既没有瑞士人的热情理智，也没有英伦人的契约精神，更缺乏新大陆美利坚人的“主权在民”的自由理性。
首先是，《临时约法》“双标”，先是造成南（京）北（京）政斗、后是府（地、段）院（央、黎）之争；
接着是，“二次革命”（孙袁各有其责）及其失败，丧失了政治上的制衡力量；
再来是，短命的帝制复辟，京广“一国两政权”及军阀割据；
接着是，“大革命”式的苏俄政权，插手中国事务，扶持国共两个党，既“两边下注”，又鼓动“北伐战争”，终结“北洋政府”；
接着是，“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半统制半自由”的所谓“黄金十年”，却又遭日本入侵而终断；
这中间，中华民国在国运上看，还发生两件“大好事”、一件“大坏事”，不能不说。
两件大好事：一是北洋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队正确，取得“巴黎和会”入场券；一是南京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入同盟国，赢得弱国亦有外交的“四三废约”（要求美英放弃在中国的租界、治外法权和各种特权，并签订了新的中美条约和中英条约等）。
一件大坏事，是冯玉祥将军冒然用武力，将和平退位的满清帝皇溥仪，赶出小小的紫禁城流落天津街头，既毁掉了1912《退位诏书》约定的中华民国“五族共和”（及广大疆域）大国格局的契约，又被日本人钻了空子，搞出个“伪满洲国”（虽然其GDP曾为亚洲第一超过日本）。
接下来的情况是，太平洋战争结束，苏俄、美国都同时两边下注的三年国共内战。1949年在大陆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政权，中华民国政权（ROC）退居从日本人手中拿回的台湾。
溯源“两个一边倒”，“一个传家宝”
来自中国大陆的Symbionomics（共生经济学）人，清析地看到，1949年后PRC大陆历时又共时“结构性失衡”问题的根源——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之成因和内驱力，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非单纯的凯恩斯主义，因而也无法象崇尚奥派经济学的阿根廷总统米莱那样针对性地解决问题，而是以“党国代社会”的非社会主义亦非资本主义的两次“一边倒”，一个“传家宝”。
两次“一边倒”
第一次“一边倒”，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毛泽东），给中国人送来了卢布及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控制经济制高点）和斯大林的“集体农庄”“统购统销”等，开启了以暴力操控和资源垄断为内核的“布共党史+计划经济”156个项目和毛泽东自创的“继续革命理论”（已经跟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的30年。
第二次“一边倒”，“凡跟美国的国家都富裕了”（邓小平），以对美国开放促改革，将新古典综合派+芝加哥学派混合为资源垄断（1982宪法保证）前提下“效率优先”的商品经济（1984）、市场经济（1992）、“土地财政或土地金融”“铁公基”“外向型”、政企“偏好负债经营”拉动的“半统制半市场”政府重商主义（或政府公司主义），成为既要“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又确保“红色江山不被挖祖坟”（陈云）理性政治经济文化人的行为选择，成全了又一个30年。
前后“两个一边倒”在经济上的缘起与政治后果，本质上与清廷“洋务运动”有惊人的相似性。
一个“传家宝”
但是，无论是前30年“向苏联一边倒”，还是后30年“向美国一边倒”，抑或接下来充满惯性+惰性的15年，有一种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中国特色“传家宝”，始终贯通于75年全过程、全区域、大一统的举国意识形态，这就是：
源自先秦西汉（管仲-商鞅-司马迁-桑弘羊）的“货殖论”，历经隋唐“分科举官”清末“废举”演变至PRC排他性“党管干部”无孔不入，形成权力与资本人格化代表的精英“尽入彀中”的“官阶大一统”机制，结合现行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政府市场孰是孰非”语境，形成了一整套围绕控制“经济制高点”（列宁，1922）展开的“官本位货殖论意识形态”（天下为公、假公济私、利出一孔、利入一孔的全官寻租化全民佃户化）导向——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全领域与民争利的“殖官主义”政策实践。官官相护团伙共同体而非官民共生体的结果，只能一次次走向其阈值推倒重来悲惨的“治乱循环”！
所以说，克鲁格曼准确地指出了PRC大陆经济的问题，与马克思主义无关。但是对不起，与凯恩斯主义也关系不大！
官本位货殖论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
首先，官本位货殖论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是混淆了“孰公孰私”的边界，为成王败寇赢者通吃循环取代的统治集团，以“天下为公”之名，行“假公济私”之实（黄宗羲），或说“尧舜之言行，桀纣之实”，或“超高价值承诺和与民争利的政策实践”以及“选择性执法”获取资源变现，大开方便之门；
其次，不管是政府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也不管衡量标准是金银盐铁烟酒石化芬太尼，还是中国人民戏称的“鸡的屁（GDP）锦标赛”，都必须确保一届一届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主体（以前是皇帝朝廷，现在统称国家帮派利益集团及其政治代理人或中外“白手套”），能够高效率地“资源变现”，这就注定其驭民“割韭菜”内卷性的鲜明特征，而必须不断寻找“制度外部性”支撑（两个一边倒，加入联合国、WTO）；
再次，一旦失去两个一边倒的“制度外部性”支撑，其内卷性货殖结果，便承受不了“利出一孔，利入一孔”且“言必己出，行必己令”之下，“官多为患”（张全景）、“官满为患（刘锡荣）的“全官寻租化-全民佃户化”带来的官腐遍地、民怨沸腾（朱镕基）运行格局——用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框架，就是“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不可调和；
第四，官本位货殖论意识形态的代际更迭，在引入有漏洞的“制度外部性”（如WTO某些规则、美国政客与华尔街资本的认知偏差）而占了不小便宜的同时，与主流经济学陷入“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世纪钟摆周期困境”，有一定的重合叠加效应（川普打贸易战之因，拜登降风险脱钩之果）；
最后，官本位货殖论意识形态规划一切的逞能本性，以及拆东补西超级负债经营偏好，势必造成无数的资源浪费，“烂尾遍地”，政府失灵、市场失灵、道德失灵、信用失灵之下，必沦为顾此失彼“按下葫芦浮起瓢”“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之浆糊经济学——无解的“结构性失衡”。
总之，导致PRC大陆“结构性失衡”之成因，是中国官家固有的货殖论主流意识形态与世界主流经济学的实用主义合流或叠加效应。
官本位货殖论意识形态的结果
官本位货殖论意识形态的本质是“债”，其要义是“资源变现”，以获得 “超额租金”。其行为主体是“官”，其客体对象是“民”。于是，作为工具性行为的组织系统（权力和金钱），入侵到交互行为的生活世界，实行“殖民”或“殖官”，将天地君亲师、士农工商兵等一切社会关系，都简化成“超高价值承诺下的与民争利的政策实践”及待价而沽的“债权/债务”关系。这就是中国特色经济学主流思维。
2500年来，这种经济学思维，从“内敛外掠搜刮金银财宝”，到“开放促改革‘鸡的屁’锦标赛”，目标只有一个，就是“通货殖官主义”。
我们在《共生经济学》前言中，分析过经济学“系统性建模”的认知偏蔽中，系统思维(Systematic Thinking)存在“信源”和“信道”问题。这里再借用哈贝马斯有关“系统”(system)对“生活世界”(lifeworld)的殖民化倾向，进一步看清“生产回归生活，生活呈现生态，生态激励生命，一切为了人的身心灵健康生生不息！”才是经济学的基本旨归。
哈贝马斯的《交互行为理论》中有一个发现，即人们生活在其中的、没有被制度化和经济化的社会生活世界（lifeworld)——家庭、文化、非党派的政治生活等——为人们提供了交互行为的场所，人们通过交互行为让本来原子化的社会整合起来，而与生活世界相对的系统，则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制度化结构和已确立的工具行为。这就形成了两大行为主体，人们通过真诚、真实和正当的语言行为在人与人之间达成理解和共识的“交互行为”主体，及人们采取“工具理性”以达到自己的各种目的的“工具性或策略性行为”主体。不过，随着以交互行为为基础的生活世界逐渐变得复杂，一般交互行为的社会整合愈发困难，于是，社会由此进化出各类系统，以对社会人的行为进行制度化的协调和“系统整合”。尽管生活世界和“系统”(system)是相互依存、共同促进的存在。但正如交互行为优先于工具性行为，生活世界优先于系统。系统事实上“寄生于生活世界之内”或是生活世界的“附属品”。
然而，系统存在着不依赖交互行为，而是以工具性行为为支撑，使得系统架构具有“内在的不透明性”和制度化、结构化默认了自身利益追求目标的固有危险，从而天然地阻碍的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共识的形成——系统内行为人身不由己和生活世界行为人自由意志的最终目标很不一样，使得系统内行为人，自觉不自觉地利用各种集权工具（包括强力部门、信息、数字不对称），对生活世界行为人实行统制性反噬。
这就是哈贝马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Systemic colonization of the lifeworld）概念。
生活世界本来具有进行社会整合的功能，可是，Trust系统的两大工具子系统即行政（权力）和经济（金钱）Trust工具行为，由于官本位的货殖论意识形态设置（如天下为公、斗争取代、成王败寇、赢者通吃），逐渐脱离人们生活世界自我膨胀起来，入侵并冒充生活世界的公域，使生活世界产生各种病态，如失范、分裂、异化（癌变）、道德沦丧、社会动荡，最后，由于Trust系统实际上依赖于生活世界（不是官养活了民，而是民养育了官），系统也会随着生活世界的病态而发生动荡和危机，这就是生活世界殖民化的过程和结果，是所谓“治乱循环”的体制（系统）性根源。
我冒昧地认为，哈贝马斯“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Systemic colonization of the lifeworld)概念中的colonization，可以根据不同语境翻译为：殖民化、殖官化、殖机化（如AI）。所以，把假公有之名，行济私之实的科层化权力与逐利化资本，这些系统性Trust组织平台，通过统购统销统一规划“通货殖民”政治经济组织行为，对私人领域与公共空间的生活世界无孔不入的侵蚀，造成“利出一孔”“利入一孔”的“全官寻租化-全民佃户化”，叫做“通货殖官主义”。
对于通货殖官主义之害，早在英國John Locke发现“權力不能私有，财產不能公有”（Power cannot be private, property cannot be shared）同時代，橫亙萬山千水的黃宗羲在明清之際已經說透了：“积累莫返之害”（税制每经过一次改革，都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加重）。他指出，天下非共生的原因，是君臣官僚集团“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并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党羽），受享无穷”。这也被称为“黄宗羲定律”。
概而言之，从先秦排他性共同体改革的成功与失败，经汉武、王莽、杨广、朱由检，到晚清十年改革的成功与失败，以及75年“双革”（文革、改革）思行的经验与教训，莫不由一代代成王败寇赢者通吃循环取代的官本位假公济私主体思行作祟、结构失衡歪邪、座主门生选秀、社会溃散无力所致，正是：
通货殖官主义2500年
刑徒经济灭六国，指鹿为马二世亡。
罢黜百家独尊儒，货殖盐铁一孔装。
王莽崇祯老佛爷，商帮洋务逐银两。
新学未兴废科举，皇族内阁宪政丧。
统购统销法苏俄，继续革命卅阴光。
终至开放促改革，市场统制双轨狂。
孰公孰私官本位，权钱沆瀣帮派扬。
供需规划债台淫，比较优势烂尾场。
时至今日，国家要民主，社会要自治，官民要革命，改变官本位货殖论意识形态及其与民争利的“殖官主义”政策实践，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改变“殖官主义”经济学思维势在必行
当代物理学家Lee Smolin在《时间重生》（Time Rebirth）说：当思想改变你的思想，那就是哲学；当上帝改变你的思想，那就是信仰；当事实改变你的思想，那就是科学。真正影响并改变人类历史文明进程的是，伟大的思想和智慧。
要改变“天下为公、斗争取代、成王败寇、赢者通吃”的系统治乱循环惯性和惰性，就必须改变“官本位货殖论意识形态”导向的“殖官主义”工具性行为，对生活世界交互行为的入侵，回归生命的交互主体行为，以呈现“民生、官生交互生，是谓共生”之共生权政经形态——天人、人我、心物共生关系过程。
2015年3月我应CES中国留美经济学会30周年庆·密歇根大学邀请，作《让生产回归生活——Symbionomics What Problems to Solve?》报告，进一步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货殖论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有没有“免费的午餐”，并围绕着货币孞用、真实收入、虚实经济的“三重两极分化”，讲述着新、老资本论的故事，陷入市场、政府、道德“三重失灵”的“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周期性钟摆”困境，让世界徒生出各种分裂与冲突。而问题在于，脱离生活常态的生产与资本增值（从“增长之术”到“增长之道”），已然超越自然、社会、你我他身心灵健康可承受的极限，改变何以可能？
这就是共生经济学试图加以解决的问题——在能量转换和孞息流变中重估一切所谓经济增长的价值。
这需要回到生活世界经济学的源起目的，回归生命的交互主体行为，找回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发表前17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中探讨的人生意义，及其终极性的明确答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是为了什么？所有这些贪婪和欲望，所有这些对财富、权力和名声的追求，其目的到底何在呢？归根结底，是为了得到他人的爱和认可。”
愛并获得他者（她它牠祂）的愛与认可，也是经济学的出发点，因为只有愛，是打通人生时间、空间、意间的尽善尽美的联结。
特别是，当Web3-AI进化到Minds Networking-AGI时代，权力和金钱不再构成“现版人类”必须的Trust工具理性，无论生活世界多么复杂，人们都可孞靠以愛之智慧，在时空意间里，显现你、我、他全息共生：生命自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交响音画，这就是共生文明Symbiotic Civilization！从而改变“殖官主义（传统社会）-殖民主义（工商社会）-殖机主义（虚实社会）”的历史。
以共生观之，价值、意义，首先是一个约定问题，其次，才是有没有的问题，再次是真假、是非、善恶、美丑、正邪、对错、敌友、康病、官民、君子小人、绅士流氓、文明野蛮问题。
这样处理世事——从人的语言、行为、权利（权力与财富）、尊严、幸福，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身心灵、知情意、你我他）、人与神（未知、先知、后觉）的关系——再来评判言说我及我们、你们、他们当下所处位置、位分、位格之意境与适应性，会不会不一样？
所有的分裂、冲突、对抗源头，都来自价值约定的混沌、失序和独尊。文明世界，没有敌人，只有病人（身心灵适应性衰退），若有敌人，就是自己——自己和自己过不去，而殃及无辜！由于工具的利锐，一旦陷入纷争、冲突且冤冤相报，最后大概率同归于尽！
世间本无事，病人自扰之，客问：疫情、俄乌、哈以、官民、族裔、政经、文化文明冲突怎么看？怎么办？答：凡所问者，先作如是观，孞靠神造之人或人造之神——圣灵之殿结因应之果——必不缺解！
共生哲学认为，立足当下之人，“上揆天机、下接地气、中通人和”。通人和，首要通心。通心是共生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展现过程。人，本自具足又非孤岛，自内而外，自外而内的身、心、灵相互作用、动态平衡而健康，比什么都重要，也是人生最大的功课，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
所以，当下之人，“行动人”，必不只是“理性经济人”，而是“仨自组织人”：即同时为政治自组织人、经济自组织人、文化自组织人的三位一体。
共生，不必讳言，首先是男人女人的共生。和实生物，同则不継，同性相斥、异性相吸，所以，不同性格、不同族裔、不同区域的人你、我、他的全人称、全生态共生要“存同求异、存同尊异，间道竞和”,而Live and let live且Perfect connection,就是“通”（交换），且“流通”（连接）亦即爱（love）,是发生学（Genetics）、动力学（Dynamics）、恊和学（Synergetics）意义上的live is good最佳状态。基于共生哲学的Symbionomics，综合人权、事权、物权而超越“产权”“所有权”理论的“共生权”范式，由此显现。
舍此，人就会陷入趋利避害、物质性算计互掐，比拼谋略，以致分裂、对抗、冲突，人祸天灾，毫无幸福尊严的境地！
所以，中国接下来的出路是，走出“黄宗羲定律”，变“改恶”为“改良”，改变“殖官主义”经济学思维，跳出“塔西陀-托克维尔-过秦效秦-批孔尊孔-打天下坐江山陷阱”，阙立交互主体赎福共生思想，生命至上，重建社会，生成公民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局面。
世界也将从众声相契的经纬曲率中，超越基于主权、地缘、特权的“东西南北中左右，江湖庙堂农工商”自我本位的轴心时代，从而迈进一个人人自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全息共生的世界之可能——基于“全球共生”共识，签订建构新世界秩序的《全球共生公约》，以确保永久和平！
人类惟共生，才能让“任何统治世界的帝国政治企图成为不可能”（康德）。
孞烎（术后第15天）
February 7, 2024 in Vancou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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