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撒利亚与古罗马：犹太国希律王是怎样拍罗马皇帝马屁的？以及，为什么？
凯撒利亚是以色列西部一座濒临地中海的千年古城。她的名称意为“罗马皇帝之城”，是古罗马行省犹太国的国王希律起的。按照本文作者林炎平的说法，希律是用这个方式来拍古罗马皇帝凯撒·奥古斯都的马屁。
凯撒利亚乃至整个以色列、约旦地区，与古罗马的关系当然不只是曾经的宗主—臣民关系。林炎平博士在2020年2月新冠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和友人奔赴以色列，想要探寻的，是更为深入长久的问题：古希腊罗马文明与以色列地区的文明产生了什么样的互动，对后世文明有什么影响。
这是一次文化之旅，地理之旅，也是《圣经》之旅，更是一次探寻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之旅。
以色列-约旦地区位于两河文明和埃及文明地理上的结合部；更重要的是，此地区是一系列和亚伯拉罕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关事件的发生地。
何以这块相对于周边地区落后得多的地方对人类历史和文明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这是一次实地观光旅游，也是一次从希腊化时代到罗马帝国，再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进而到现代的虚拟思想旅程。
作者的记录，不仅让你身临其境，而且，更带你进行了一场文化场景的时空穿越：在空间上，扩展到整个地中海地区甚至欧亚大陆；在时间上，延伸到更久远的过去和此后的文艺复兴时代及当代。作者讨论的问题包括：
1）官本主义、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对比。
2）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之间的差异。
3）基督教的现代人文价值源于古希腊。
4）雅典与耶路撒冷的迥异。
作者思想独到，常有惊世骇俗之见，挑战你的认知。
林炎平，早年毕业于哈工大，加拿大McGill大学理工科博士。他对古希腊、古罗马、两河和埃及文明有浓厚的兴趣，并热衷于公益事业，设立了多项学术基金，支持古希腊学术研究。林炎平在加拿大McGill大学设立有以他命名的"林炎平研究中心"，其宗旨是以学术研究建立三座桥梁：历史和现代之间，西方和东方之间，工程和人文之间。在斯坦福大学设立有专题讲座"Towards Citizenship"。在浙江大学设有类似的研究基金。
林炎平曾于2010年出版《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由雅典出发，聚焦古希腊，纵横东西方，回眸数千年，思考“人类文明”这一重大主题。他创造性地提出，古希腊文明最本质的特征是：四大公理（竞争精神、思辨精神、人本主义精神和批判精神）、两大定理（科学和民主）和一大原则（公民）。
2024年，林炎平推出新著《以色列—约旦行：在圣经故地探寻古希腊罗马》，记录了他的又一次文化之旅。本书中，他提出，在耶路撒冷代表的一神教、
应壹嘉出版之邀，林炎平博士将从蒙特利尔来到湾区，参加《以色列—约旦行》的首发式，与读者朋友面对面交流。时间：8月10日（周六）11am-1pm, 地点：Cupertino Library Community room 201, 10800 Torre Ave, Cupertino, CA 95014. 欢迎朋友们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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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让我们跟随作者，到凯撒利亚去看一看吧。
凯撒利亚和古罗马
一个小时左右，凯撒利亚就到了。这回没有了泊车的困难，既不需要摩西的念念有词，也不需要金钱的所向披靡，我们就找到了很大的停车空间。看到几辆大巴也停在那里，而小车不多。估计冬季不是旅游旺季，再加上新冠病毒疫情，像我们这样一根筋的行者不多。
凯撒利亚古迹一角
希律的问题是情商有点超过智商。你好好地拍奥古斯都的马屁可以理解，但是他却又在马萨达（Masada）那个地方（后面章节会详细提到）建造工事准备抵御外敌，大有成为独立王国的意思。逻辑上，那时你只要是罗马的行省，谁敢来打你？除非是活得不耐烦了。
所以，这不禁令人怀疑另有图谋。希律本人倒是不太敢胆大妄为，但是，希律死后几十年，犹太行省就“起义”了，马萨达城堡用来抵御罗马军团，结果可想而知（此是后话，第六章会详述马萨达）。
希律的时代，正是古罗马所向披靡、无处不在的时代。那段历史是罗马的转折点，尤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在刚刚攫取独裁大权后被刺身亡（44BC），公元前27年，罗马从共和国变为帝国。屋大维（Gaius Octavius）几经坎坷，终于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号称凯撒·奥古斯都。可见当时希律拍奥古斯都的马屁有多么重要，何况这块地方也是奥古斯都赠送给他的。希律死的时候，耶稣刚好出生。这一系列事件都注定了希律成为这个地区和犹太人历史上一个重要角色。耶路撒冷城的一些设施建设，也和他密不可分，是他引领建造了它们。《圣经·新约》也提到他，不过不是什么好事。希律的事情等后几章讲到伯利恒和基督教的时候再 说。希律确实是罗马帝国的一位不错的“省长”。别告诉我的犹太朋友我这么说，没准他们会认为我亵渎了他们的“希律大帝”。
在凯撒大帝（100-44BC）和凯撒·奥古斯都（64BC-14AD） 的罗马统治下，作为罗马行省的犹太国的处境是喜忧参半的。希 律的谢幕有点神秘，甚至他的生卒年记载都有异议，有记载说他的 生卒年为72-4BC，而有的说是72-1BC。看来希律对外界来说也不很有名，否则怎么死的年份都会有几年的糊涂账。估计，卒年有争议是由于和《圣经》上的记载对不上。
以色列人很有意思，罗马有个“凯撒大帝”，他们就整一个“希律大帝”。但是，把他们相提并论，总觉得他们不属于同一物种。比如老虎和家猫，你可以说都是猫科，但你怎么也不觉得它们有什么 可比性。犹太人自己写的历史往往夸大了自己。我的这个判断不是我到了以色列才做出的，而是我在长时间的阅读和思考中得出的，
接下来的旅行更加强了我的这个判断。
凯撒利亚古迹就在地中海边，可谓风水宝地。古迹的一处，立着一块告示牌，言简意赅地描述了古罗马时代的这个城市，包括古罗马和东罗马（拜占庭）时代。我理解其更简单的表述是：这是一个罗马城市，一个商贸城市，一个官员商贾云集的好地方，一个娱乐休闲的好去处。
真不错，我要是生活在古罗马和拜占庭时代，一定要挣够了钱 到这里买房子。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牌子上用的公元纪年的写法。“公元前”写作 BCE，意思是Before Common Era，而过去写作BC，意思是“耶稣前” （Before Christ）。“公元”则写作 CE，就是 Common Era，而过去是 AD（Anno Domini），意思也和耶稣有关，是拉丁语“Anno Domini nostri Jesu Christi” 的简写, 即 “主耶稣的年”。改成这么个BCE和CE 也是目前政治正确的需要，因为这样就和基督教没有关系了。不过，我还是使用政治不太正确的传统写法：BC或者AD。
在以古罗马皇帝凯撒·奥古斯都命名的凯撒利亚，我们值得简短回顾一下凯撒和奥古斯都。我们这里说的凯撒是尤利乌斯·凯撒 （Julius Caesar），而奥古斯都则是盖乌斯·屋大维·奥古斯都（Gaius Octavius Augustus）。
罗马共和国在公元前一世纪形成了三巨头的统治格局。这三巨头就是凯撒、克拉苏（Crassus，115-53 BC）和庞培（Pompey，106- 48BC）。凯撒在另外两位分别阵亡和被刺后，于公元前 49 年大权独揽成为独裁者。罗马元老院的一些贵族们对此非常担心，认为 这将导致共和国不复存在，从而他们现有的权力也会付之东流。其中比较激进的，认定只有极端的方式才可以避免这样的结局。这就 是他们在公元前44年刺杀凯撒的背景和动机。他们如愿以偿杀了凯撒，但是后续却无法控制。
尽管凯撒不在了，老的三巨头已经烟消云散，但是权力平衡仍然未能达到，此时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制已经势不可挡。比如，安东尼（Mark Antony，83-30BC）势力很大，很可能走向独裁，以至元老院的许多人后悔当时没有把安东尼也干掉。为了平衡权力限制寡头，由元老院的各方势力博弈出了一个新三巨头：屋大维、安东尼和莱皮德斯（Lepidus，89-13BC）。但是，这新三巨头也无法阻止共和国走向帝国。
图 17 屋大维（奥古斯都），古罗马皇帝。2009年5月摄于梵蒂冈博物馆。左下小图: Joel Bellviure/wikipedia/CC BY-SA 4.0
莱皮德斯权力不大野心也不大，于是权力斗争主要在屋大维和安东尼之间展开。
屋大维是凯撒的养子，让他继承凯撒的衣钵，满足了支持凯撒的一派的愿望，也暂时平息了忠于凯撒的军队的愤怒。为了得到反对凯撒那一派的支持，也在协议中写进了不追究涉嫌刺杀凯撒的那些元老罪行的条款。
但是，无论如何，在元老院可以和平地通过这个决议，对那些刺杀凯撒的元老来说，这不是找死吗？尽管军队和元老院里支持凯撒的是多数，但是毕竟你元老院有这么多的人想搞死凯撒，有一些还直接参加了刺杀凯撒，现在又妥协同意让凯撒的养子继承凯撒，而凯撒的支持者居然很多也同意不追究刺杀凯撒的阴谋集团，只是对个别人定罪。这到底是个什么逻辑？反正罗马的事情咱用华夏的逻辑是想不明白的。政治交易是肯定的，但是如此不符合华夏心理的逻辑只有罗马人才可以理解。华夏的信条是满门抄斩，斩尽杀绝，不留后患。我只能说，华夏权贵的小肚鸡肠绝对无法理解古罗马人的逻辑。
当然，屋大维也必须和元老院以及安东尼做交易，目的是参与者都要利益共享。这也许我们都可以理解。于是屋大维也做出了一些很违心的事情。屋大维最后成为了奥古斯都，即罗马皇帝，而且是古罗马最杰出的皇帝，但是他在走向权力巅峰的路途中是有污点的。其中最令人诟病的就是他对西塞罗（Cicero，106-43BC）的出卖。本来西塞罗教导和支持了屋大维，也可以说没有西塞罗就不会有屋大维成为皇帝的机会。但是，为了确保权力，屋大维允许安东尼派人刺杀西塞罗。
这位西塞罗，就是古罗马的伟大哲学家和演说家，也是元老院最具影响力的议员。他对安东尼的公开抨击和批评，导致了安东尼必欲置其死地而后快。西塞罗在凯撒被刺后的一年里，对安东尼的檄文连篇累牍，都冠以Philippics。这是西塞罗崇拜的雅典政治家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384-322BC）反对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腓力二世（Philip II，382-336BC）的一系列演说的题 目。他就是要效仿德摩斯梯尼警告雅典公民“马其顿的腓力二世是整个希腊的敌人”那样，告诫罗马的元老院成员和公民们：安东尼是罗马共和国危险的敌人。
古罗马的权力斗争历史可见非常残酷，但是我们同时可以看到的是，古罗马人真的很大气。这种大气不是由暗杀和复仇表现出来的，而是体现在权力游戏中的平衡和宽容上。
在古罗马的腥风血雨、刀光剑影的权力斗争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丑陋，这是在所有民族中都有的一面。但是，我们也在其中看到了平衡和宽容，这是很多民族不具备的。毕竟，古罗马的帝制和华夏的帝制不是一回事，就如同水牛和蜗牛不是一个物种。究其原因，就是制度得以创造和生存的文化。文化决定制度，而不是倒过来。
另外，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古罗马皇帝的权力移交，并非子承父业，而是在位皇帝在元老院和幕僚的建议和商量下，选择一个养子作为继承人。除了少数古罗马皇帝确实传给众望所归且具备能力的亲生儿子外，绝大多数都是由养子继承，而这个养子通常是在皇帝执政的后期才决定的。这个规矩使得华夏的帝制显得更加不堪。
古罗马的这种继承制度，除去利益驱动和人性本恶的大背景外，确实很接近《史记》推崇的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当然，《史记》里的禅让制只是传说，而且很大可能是虚假的，真实的更可能是《竹书纪年》*里所描绘的腥风血雨。亦即，尧、舜、禹之间根本不曾有过什么禅让，而是僭越、逼宫和弑君。对比古罗马和华夏的最高权力的继承规则和实践，非常有意义。
*《竹书纪年》是一部于西晋太康二年（281AD）被盗墓者发现的古代史书，在 四库全书之中为史部编年体，记录了从传说时代的五帝到魏襄王（一说应为魏哀 王）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于宋朝散佚。20世纪前后，经朱右曾与王国维等人考察先宋文献，重新辑录了古本的主要内容
古罗马的皇室可以换一个家族，但是古罗马却不会因此更换国号。这在华夏也是不可思议的。难道换了另一家人当皇帝不是改朝换代吗？人家也许换代了，但是没有改朝。这就是罗马帝国和所有华夏帝国的本质不同之一，因为华夏帝国都是家天下，而罗马帝国不是家天下。
古罗马人的大气是华夏人不具备的，古罗马皇室的大气也是华夏皇室不具备的，因此人家也没有妃子或太监。古罗马的阳刚之气令人赞叹，无论是共和国还是帝国，其大气磅礴正是源于此。
但是，古罗马也有很大的问题，其逐渐把古希腊的哲学和精神耗散殆尽，最后走向崩溃，令人唏嘘。这是一个巨大的话题，这里不予展开，但我们在后面会不断地提到古罗马，因为离开了古罗马，所有的有关以色列地区的历史都将不复存在。
古罗马人所到之处，不仅是征服和统治，更重要的是建设和发展。古罗马的建筑，是一个很好的历史见证；而古罗马水道，是古罗马建筑中最称得上具有人文情怀的伟大工程之一。和凯撒利亚关系密切的，还有一位伟大的罗马皇帝哈德良（Hadrian，76-138AD），是他建造了通向凯撒利亚的罗马水道*。
* 哈德良（Hadrian，76﹣138AD），117﹣138 年在位，罗马帝国第十四位皇帝，也是“罗马五贤帝”中的第三位。哈德良在位时期，是罗马帝国的辉煌时期，其任内主持兴建了许多著名的建筑工程。见https://followinghadrian. com/2015/01/05/the-hadrianic-aqueduct-of-caesarea-maritima-israel/
凯撒利亚古迹的北面，就是罗马水道的遗址。水是从东北方直线距离15公里处引过来的。罗马皇帝哈德良（在位117﹣138AD） 下令罗马军队参与了水道建设。参与建设的罗马军团的番号被刻在水道的石头上，以志纪念，至今可见。看来军队和人民的鱼水 深情从古罗马就开始了。罗马军团在犹太国帮助以色列人修罗马水道，这听起来好像和“美军在远东用驼峰航线运送物资帮助中国” 一样伟大和拗口，但历史确实如此。当然你可以说这仅仅是为了统治。但是，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利益一致的时候，就是一个好时代。至少，这比那些年那些自恋狂宣传的就地打口水井刻上“饮水思源”岂不伟大得太多？！
水最终引入城内，这是水神殿（图18）。这样的建筑源于古希腊，后来由古罗马发扬光大，在供水的关键枢纽都会有这样的建筑。可以看到，这位女神的衣着是典型的古希腊式的。
图18 凯撒利亚的水神殿（Nymphaeum）遗址
古希腊文明的影响，首先是通过其强大的自身的高瞻远瞩，然后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后的希腊化时期，接着是古罗马对希腊文明的继承和发扬光大。但是，古罗马在管理上出类拔萃，却在科学和哲学上低能。
审视古希腊的希腊化时期（4-1世纪BC）和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1世纪 BC-1世纪AD）的文明圈和凯撒利亚在其中的地理位置 （图19、图20），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古迹在当时的意义。
在凯撒利亚古迹随处可见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文明遗迹。
那些散落在地上的大大小小的石头上，可以看到镌刻在其上的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图21、图22）。
古希腊式的廊柱在建筑中是必不可少的。廊柱分不同种类。在古罗马，最常见的是科林斯柱。在凯撒利亚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些科林斯柱的柱帽。
雅典的帕特农神庙的立柱就是多利安式的（图24），美国财政部大楼的廊柱是爱奥尼亚式的（图25），而美国最高法院的廊柱就是科林斯式的（图26）。这些廊柱被各个地区和各个时代反复借 鉴，可见其当时审美的高瞻远瞩。
图24 雅典卫城的帕特农 神庙（Parthenon）廊 柱是多利安式的。2008 年摄于雅典
图25 美国财政部大楼，廊柱是爱奥尼亚式的（美国财政部网 站/public domain）
图26 美国 最 高 法 院，廊柱是柯林斯式的（美国最高法院网 站/public domain）
总之，凯撒利亚是一个很值得一游的地方。不过，如果你已经游览过希腊意大利以及爱奥尼亚（今土耳其境内）的古希腊古罗马遗址，你多少会感到分量不足。这也是以色列古迹的普遍缺憾。你几乎可以很确切地感觉到，以色列当时在文明的边缘，而不是中心。
其既不在两河文明的中心，也不在埃及文明的中心，也不在古希腊文 明的中心，也不在古罗马文明的中心。尽管以色列确实在“新月沃土” （Fertile Crescent）地区，但显然是其中当时不太发达的地方。
无论如何，凯撒利亚的历史积淀还是比较厚重的。离开她前往海法（Haifa），觉得就比较轻松了。
林炎平，加籍华人，加拿大McGill大学理工科博士。一个走出象牙之塔的学者，一个"不务正业"的企业家。亲历了中国现代史上最荒唐的岁月和最激动人心的变革，以及西方社会多层面的生活。丰富的生活体验和严格的科学训练，使他能够严肃深刻地思考中、西方文明盛衰和得失。林炎平对古希腊、古罗马、两河和埃及文明有浓厚的兴趣，并热衷于公益事业，设立了多项学术基金，支持古希腊学术研究。林炎平在加拿大McGill大学设立有以他命名的"林炎平研究中心"，其宗旨是以学术研究建立三座桥梁：历史和现代之间，西方和东方之间，工程和人文之间。在斯坦福大学设立有专题讲座"Towards Citizenship"。在浙江大学设有类似的研究基金。
除特别注明者外，本书所有插图均为林炎平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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