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敌人?——《天安门流亡者》读后
《天安门流亡者》全名:Tiananmen Exiles: 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天安门流亡者:中国民主抗争的呼声》)是加拿大华裔学者何晓清(Rowena Xiaoqing He, 出生于1972年)2014年出版的一本书。
2023年10月,原本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何晓清被香港(中共)当局拒绝其延期逗留的签证申请,同时被香港中文大学“即时解雇”。我才第一次听说了这位学者。
六四35周年,何晓清女士的某次电视专访播出。我才对她八九一代(或天安门一代)的身份,她到北美后对六四事件历史研究的工作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才第一次知道了她关于六四的专著《天安门流亡者》。
如果港共当局不拒绝何女士的签证,香港中文大学不”即时解雇“何女士,那么我大约不会知道何晓清这个名字。如果我不知道何晓清之名,就不会去看她的专访,也就不会知道《天安门流亡者》这本书。从这个角度看,港共当局的做法、香港中文大学的做法简直就是《天安门流亡者》最好的广告。
《天安门流亡者》是对于八九一代,即1989年中国学运的参与者们中那些被迫流亡海外的人士的一个叙事性研究。其角度和研究方法都比较新鲜。该书主要由王丹、沈彤、Yi Danxuan, 和作者本人四位参与了1989年中国的学生运动社会运动而最终离开中国到了海外成了流亡者的个人专访与故事,以及相关的小组讨论组成。
八九一代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代。六四屠杀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任何关于中国当代的历史,不书写八九学运民运、不书写中共的六四屠杀,一定是残缺与片面的。
八九一代的盛名是中共成就的。恰恰是中共政府动用国防军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的军事镇压,恰恰是把中共政权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六四屠杀成就了八九一代的盛名。
中共政权的行为模式三十多年不变,1989年对待和平示威的学生、民众是那么简单粗暴;2023年对待何晓清的签证延期申请也是那么简单粗暴。这些年流行的中共战狼外交,不过是把简单粗暴的对待中国百姓的手法用来对待外国与外国人罢了。
中共作为专制政权在自由民主制度成为主流的世界里感觉格格不入,于是就在国际上拉帮结派、搞小团体,拉拢威权的俄国、极权的朝鲜和伊朗,等等,抱团取暖,形成了二十一世纪的邪恶轴心国组织。
而在中国国内,六四屠杀之后,中共大搞“爱国主义教育”,且投入大量资金搞“维稳”,互联网时代又搞起了网络防火墙剥夺了绝大多岁中国民众的知情权。
一方面,六四屠杀象征着中共政权暴力的本质,诱发了普通民众心理上的恐惧感。另一方面是各种洗脑教育和信息,政府对自由言论的严格管制,对异议者、维权人士、要求改革者、家庭教会、少数民族活动人士、香港民众要求自由民主的活动,等等的种种迫害,加上网络防火墙剥夺了大多数人的知情权。中共政权实质上剥夺了中国民众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并对他们不断地进行洗脑。
三十多年维稳与洗脑的结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失忆人民共和国”。今天,大多数中国民众甚至不知道六四屠杀、八九学运这么重要的历史事件。而知道的人中很多只记得中共的宣传要点:稳定压倒一切。
于是天安门一代(八九一代),1989年中国社会的主流或多数派成了今天中国乃至世界华人社群的少数派。八九一代的流亡者们则成了中国乃至世界的边缘人群。
作为海外华人,与北美华人社群的接触给我留下了许多不良的印象。见识过两类华人社团:一类由大多不会讲中文的“香蕉人”控制。虽然不会讲中文,却也内斗不断、无心服务社会,尽搞些花里胡哨的,成了小圈子的把戏。另一类主要由大陆移民组成的社团,中文讲得溜,内部各种争权夺利,把文革的派系斗争发扬光大到了北美。服务华人?笑话。
我和所谓的“海外民运人士“没有交集,然而社交媒体上的信息给我的印象是:他们也是内斗不断、难以团结一致,对海外华人社群、乃至所在国政治的影响相当有限。
我不知道那些华人社团里有多少八九一代。我只知道海外民运人士中有部分是八九一代。
虽然如此,八九一代人数应该不少。狭义来说,1989年参加了中国学运社运的学生、民众是何晓清所谓“天安门一代”,或王丹所谓”八九一代“。然而,从广义上看,由于六四屠杀而获得美国绿卡的八万中国留学生们,1989年在中国参与过学运社运的许多中国民众,甚至相当一部分1989年之后选择到海外留学、定居的中国人都可以算入这个概念。
1989年中国的学运社运以及中共的六四屠杀是中国当代历史的分水岭。六四屠杀事件的真相是许多人反洗脑的灵药。当然,在知道了真相之后各个人怎么做却是另一个问题了。
而对于天安门流亡者群体而言,六四二三十年之后是坚持参与华人的民主抗争运动,还是离开政治运动过普通人的生活就成了他们必须面对的选择。王丹、沈彤、Yi Danxuan、乃至作者何晓清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海外的华语移民人士中在知道六四真相之后,选择无视历史、躲避真相,甚至选择性忘记六四屠杀,或者支持中国政府与军队实施六四屠杀,成为五毛、自干五、甚至战狼的那些人,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选择无所谓对错,然而选择关乎价值取向。价值取向离不开价值判断,是有高低贵贱的。追求金钱、名利与追求诗与远方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无法同日而语。
我常想:一个人未必要参与六四纪念活动,也未必要在社交媒体上关注、转发与六四有关的纪念文字,然而你至少可以了解点六四屠杀与八九民运的历史,记住那段历史,记住中共政权的暴力本质,记住中国民众争取自由民主的呼声与努力,记住为自由民主而牺牲的中国学生与民众。
真的,这件事你完全可以一个人做,不需要第二个人知道:了解点六四屠杀的历史,记住那些真相。
我相信:一个人仅仅这么做就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民众乃至全球和平有贡献了。
而要了解六四屠杀、八九民运的历史,读相关的书籍是最好的方法。
《天安门流亡者》就是一本可以提供给我们关于八九民运、六四屠杀的历史真相的书。由于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个体,与六四屠杀与八九民运都有许多联系;而每个人出国的途径又各不相同,人生的际遇也千差万别,于是该书读起来比较容易,不像普通历史著作那样沉闷。
而类似个人小传这样的写法,多少让人想起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当然,司马迁的《史记》没有历史人物自述的可能,也没有小组讨论的方法。
读《天安门流亡者》,我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样的政府(国家)逼自己民众中的佼佼者流亡到异国?
中国流亡者群体之存在本身,就是中共政权专制本质的体现,虽然中共自我标榜“民主”甚至“自由”来欺骗世人。
如果从历史上看,百多年前,辛亥革命的“元凶首恶“——孙中山,就被清朝政府在海外抓捕过,差点就被绑架归国了。幸亏孙中山有美国护照,又有外国使馆的保护才得以幸免。再比如,著名的邹容是在外国租界里写作和出版《革命军》的。一部中国近代史,又有多少革命者被清政府迫害,被迫到海外逃亡?
联系中国两千年专制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专制政府都是一个德行,容不得对政府的批评,消灭或驱逐批评政府的人士似乎是他们一以贯之的应对法: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是这样,腐败无能的中共政权也是这样。
被一些人视为“国家的敌人”(实质上只是“政府(权)的敌人”)的政治流亡者们,相比于被肉体消灭的政治殉道者如刘晓波,六四屠杀中不幸牺牲的民众、学生,也许稍稍幸运了一点。然而其痛苦,特别是精神上的折磨与苦痛也许倒更不幸。
《天安门流亡者》让我们可以走近他们,走进天安门流亡者们的精神世界。这是大部分关于六四屠杀的历史书籍都做不到的。
中国人七八十年来被中共长期反复洗脑,用“集体”来抹杀个人(和古代社会用“家族“抹杀个人异曲同工)。多少海外的华人华侨思考问题往往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天安门流亡者》凸显了个体,四个天安门流亡者,四种不同的道路、思考、取向、作为、风格。每一个都很重要。
人生苦短,芸芸众生大多追名逐利,一辈子蝇营狗苟、无知无觉。所以八九一代的大多数人也免不了俗。然而幸亏还有少数人。
王丹、沈彤、Yi Danxuan、何晓清,这些天安门流亡者中的少数人仍然坚持着自由民主的理想,坚持着为中国公众的利益而努力的海外民主运动。尽管他们的人生轨迹不同,对海外华人民主运动的参与度不同,然而他们三十多年如一日地坚持着自由民主的理想,坚持着为自己母国的民众的公共利益而进行各种社会运动本身就是值得钦佩的。
我读历史的感觉是: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所有人(或大多数人)觉醒了,朝一个共同的方向努力而造成的。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少数人先行动起来,慢慢的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些社会运动中来,而渐渐地形成气候,促成变革或革命的。
天安门流亡者的存在,从这一角度上,是保存了中国民主运动的火种。只要火种还在,有一天,自由民主的火焰一定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燃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