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批评西方国家的挺哈运动
【译注：赫塔·米勒（德语：Herta Müller；生于1953），原籍罗马尼亚，德国作家，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本文由米勒女士在五月二十五日斯德哥尔摩的十月七日论坛“犹太文化在瑞典”上朗读。】
他们变成了怪物
在大多数关于加沙战争的叙述中，战争并不是从它开始的地方开始的。战争不是从加沙开始的。战争始于 10 月 7 日，恰好是埃及和叙利亚入侵以色列 50 周年【即文末的赎罪日战争】。巴勒斯坦哈马斯恐怖分子在以色列进行了一场常人难以想象的大屠杀。他们为自己拍视频、自以为是英雄。他们庆祝自己的血腥屠杀。庆祝的活动在加沙继续进行：恐怖分子拖着被严酷虐待的人质，把他们作为战利品送给欢呼雀跃的巴勒斯坦民众。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欢呼一直蔓延到柏林。在 Neuk?lln 【柏林市一区：新克尔恩】区，人们在街上跳舞，巴勒斯坦人的组织 Samidoun 【一挺哈组织】在派发甜食。互联网上充斥着欢快的评论。
1200 多人死于10月7日的大屠杀。在遭受酷刑、伤残和强奸后，239 人被绑架。哈马斯的这场大屠杀完全脱离了人类文明的常轨。这一血腥屠杀中蕴含着一种古老的恐怖，那种我曾以为在当今时代已不可能再出现的恐怖。10月7日的大屠杀有着通过有组织的屠杀来灭绝犹太人的模式，这是犹太民族已经熟知了几个世纪的模式。这就是为什么整个国家都经受了创伤，因为以色列建国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这种屠杀。直到 10 月 7 日，人们都以为犹太民族受到了以色列国的保护。然而哈马斯自 1987 年以来就一直骑在以色列的脖子上。哈马斯的创立章程中明确指出：消灭犹太人是目标，“为神而死是我们最崇高的愿望”。
尽管此后该章程有所修改，但显然什么都没有改变：消灭犹太人和消灭以色列仍然是哈马斯的目标和愿望。这与伊朗的情况完全一样。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消灭犹太人也是自其成立以来，即1979 年以来的国家信条。
在谈论哈马斯的恐怖行为时，伊朗应该始终被纳入讨论范围。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分析伊朗。这就是为什么老大哥伊朗资助、武装小弟哈马斯，并让哈马斯成为其帮凶。两者都是无情的独裁政权。我们知道：一切独裁政权，其统治时间越长就越激进。今天，伊朗政府完全由强硬派组成。毛拉【穆斯林学者】及其革命卫队组成的国家是一个肆无忌惮、不断扩张的军事独裁政权。宗教不过是伪装。政治化的伊斯兰意味着蔑视人类、公开的鞭刑、死刑和以神的名义处决。伊朗热衷于战争，但同时又假装自己不在制造任何核武器。所谓的神权政治的创始人——阿亚图拉·霍梅尼曾经颁布过一项宗教法令，即教令，称核武器是非伊斯兰教的。
2002 年，国际核查人员已经发现了伊朗秘密核武器计划的证据。一名俄罗斯人被雇来开发核弹。这名苏联核武研究专家在伊朗工作了许多年。看来伊朗正在效仿朝鲜，想要获得核威慑能力。这是一个可怕的想法，特别是对于以色列来说，对于全世界也是如此。
毛拉和哈马斯对战争的执念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灭绝犹太人方面——它甚至超越了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教派分歧。其它一切都服从于他们对战争的执念。巴勒斯坦民众被有意地控制在贫困状态下，而与此同时，哈马斯领导层的财富却在无限增长——伊斯梅尔·哈尼亚【哈马斯首脑之一】据说在卡塔尔拥有数十亿美元。他们对人的蔑视是毫无底线的。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除了做烈士，几乎没有别的选择。军事加上宗教，形成了对巴勒斯坦人的完全的监视。在加沙的巴勒斯坦政治中，几乎没有任何容纳异议的空间。哈马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手段将所有其他政治势力都赶出了 加沙地带。2007 年在以色列撤出加沙地带后，他们将一些法塔赫【即巴解组织】成员从15 层楼上扔下，以示威慑。
我们的感受是他们最强大的武器
哈马斯就这样夺取了整个加沙地带的控制权并建立了一个不受挑战的独裁政权。不受挑战是因为质疑它的人都活不长。不仅不为巴勒斯坦民众建立社交网络，相反，哈马斯在他们的脚下建造了一个地道网络。他们甚至把地道建在国际社会资助的医院、学校和幼儿园的下面。加沙是一个军营、一个地下的深层反犹政府，完整、却看不见。在伊朗，有一句谚语：以色列需要武器来保护其民众，而哈马斯需要民众来保护其武器。
这句话最简短地说明了：在加沙，你无法将巴勒斯坦平民与哈马斯武装分子区分开的困境。这不仅适用于建筑物，也适用于建筑物中的人员。以色列军队在对 10 月 7 日大屠杀的反击中被迫落入这个陷阱。以色列不是被引诱的，而是被逼的。以色列被迫自卫、被迫承担罪责，因为其军队虽然摧毁了基础设施但也伤害了平民。而哈马斯想要的、且加以利用的正是这种不可避免性【即以军伤害平民之不可避免】。从那时起，它一直在操弄着从加沙向世界传播的新闻。苦难的景象每天都让我们感到不安。然而没有一个战地记者可以在加沙独立工作。哈马斯控制着图片的选择并操弄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感受是他们反对以色列最强大的武器。通过挑选那些图片，哈马斯甚至将自己塑造成了巴勒斯坦人的唯一捍卫者。这一自私自利的算计获得了回报。
《相当正常的男人》
自 10 月 7 日起，我一直在反复思考一本关于纳粹时代的书——克里斯托弗·布朗宁 【Christopher R. Browning，美国历史学家)】的《相当正常的男人》。该书描述了波兰第110预备警察营对一些犹太村庄的灭绝行动，当时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型毒气室和焚尸炉尚未出现。那些行动就像哈马斯恐怖分子在以色列音乐节和基布兹【以色列集体社区】里的嗜血行为。1942 年 7 月的某一天，约瑟夫村的 1,500 名犹太居民被屠杀殆尽。儿童和婴儿在他们家门前的街道上被枪杀，老人、病人则被射杀在床上。所有其他人都被赶进森林里：他们被剥光衣服、被迫在地上爬行。他们被嘲笑、被折磨，然后被枪杀并留在血腥的森林里。谋杀变成了丧心病狂。
这本书的名字叫《相当正常的男人》，因为那个预备警察营人员不是由党卫军或德国国防军士兵组成，而是由那些因年纪太大而不再适合服兵役的平民组成。他们原本从事完全正常的职业，却变成了怪物。直到 1962 年，这起战争罪案件才开庭审理。审判记录显示，其中一些人“对整个事件感到非常兴奋”。那种虐待狂的行为过分到一位新婚的上尉带着妻子到屠杀现场去庆祝蜜月。因为其他村庄的嗜血仍在继续。那位女士穿着她带来的白色婚纱在集市广场上那些被赶到一起的犹太人中间闲逛。并且，她不是唯一被允许去参观的妻子。在审判文件中，一位中尉的妻子说：“一天早上，我和丈夫坐在他住处的花园里吃早餐，他排里一个淳朴的男人走近我们，立正，大声说道：“中尉先生，我还没吃早餐！”当我丈夫疑惑地看着他时，他进一步解释说：“我还没杀死一个犹太人。”
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自由
把哈马斯10 月 7 日的屠杀想成纳粹大屠杀对吗？我认为对。因为哈马斯本身就想唤起人们对反犹大屠杀【特指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在二战中的大屠杀】的记忆。哈马斯想证明：以色列国不再是犹太人能生存下去的保障；以色列国是海市蜃楼，救不了他们。逻辑禁止我们接近反犹大屠杀这个词。但为什么逻辑必须禁止它呢？因为你的感受无法躲开这种脉动的接近。
然后，另一件事让我想起了纳粹：巴勒斯坦旗上的红色三角形。在纳粹集中营里，那是共产党囚犯的象征。今天呢？今天，它再次出现在哈马斯的视频和柏林建筑物的外墙上。在视频中，它被用来发出杀戮的号召。在那些外墙上，它标记着要攻击的目标。一个巨大的红色三角形耸立在“About Blank【英语：意思是“关于空白”】”铁科诺乐【西方流行的一种电子舞曲】俱乐部的入口处。多年来，叙利亚难民和以色列同性恋者理所当然地在这里跳舞。但现在一切都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现在，那红色三角形在入口处尖叫。今天，一位来自利比亚和摩洛哥的犹太家庭的锐舞者说：“政治气候唤醒了所有的恶魔。对于右翼来说，我们犹太人不够白；对于左翼来说，我们又太白了。”对犹太人的仇恨在柏林的夜生活中已经根深蒂固。10 月 7 日之后，柏林俱乐部的氛围变得十分低落。尽管 364 名年轻人（和他们一样的锐舞者）在一个铁科诺音乐节上惨遭杀害，但俱乐部协会直到几天后才对此发表评论。而且，他们仅仅是敷衍了事，因为反犹主义和哈马斯根本没被提及。
我在独裁统治下生活了三十多年【作者在罗马尼亚生活了三十二年】。当年来到西欧时，我想象不到民主会受到这样的质疑。我曾以为在独裁统治下，人们会被系统性地洗脑。而在民主国家，人们学会独立思考，因为每个人都很重要。不像在独裁统治下，独立思考被禁止，人们被迫参加集体培训。当你不是集体的一部分时，你就是敌人。今天令我震惊的是，西方的年轻人、学生们如此困惑，以至于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自由；他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区分民主与独裁的能力。
例如，同性恋者和酷儿人士举行支持哈马斯的示威，就像他们11 月 4 日在柏林所做的那样。这真是太荒谬了。众所周知，不仅哈马斯，整个巴勒斯坦文化都鄙视和惩罚 LGBTQ 【拉拉、男同、双性恋、变性人、酷儿的英文单词首字母】人群。仅仅在加沙地带挂一面彩虹旗就是难以想象的。哈马斯对同性恋者的制裁范围起于至少一百下鞭刑，一直到死刑。在 2014 年巴勒斯坦地区的一项调查中，99% 的受访者表示同性恋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你也可以采取讽刺的方式，就像博主大卫·莱瑟伍德在“X”【即推特】上所贴的：酷儿为巴勒斯坦示威就像鸡为肯德基示威一样。
我还想知道：美国大学的学生们在示威游行中高呼“我们是哈马斯”，甚至“亲爱的哈马斯，轰炸特拉维夫！”或“回到 1948 年”时，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些口号是否仍然无辜，还是已经愚蠢至极？然而，这些示威游行都不提 10 月 7 日的大屠杀。更令人愤慨的是：有人甚至把10 月 7 日的大屠杀说成是以色列自导自演的事件；示威游行者中没有人要求释放人质；相反，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被描绘成一个殖民大国任意征服和毁灭的战争。
年轻人只在抖音上刷视频吗？同时，粉丝、网红、活动家这些词在我看来也不再是无害的了。这些时髦的网络词汇是严肃的。它们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存在了。我把它们翻译回互联网之前的时代。突然间，它们变得僵硬如铁、极端清晰。因为在互联网之外，它们意味着信徒、影响力间谍、积极分子。就好像它们是从法西斯或共产主义独裁政权的训练场接收过来的。它们的灵活性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假象。因为我知道这些词的作用是它们所说的。它们在集体中提倡机会主义和服从，让人们免于为集体的行为承担责任。
如果示威者中有人是几个月前用“妇女、生命、自由”的口号抗议伊朗政府的压迫的学生，我一点都不会感到惊讶。但今天，同样的示威者却与哈马斯站在一起，这让我感到震惊。在我看来，他们不再理解口号内容之间的深刻矛盾。我很好奇：为什么他们不在乎哈马斯甚至不允许任何最小规模的争取妇女权利的示威活动？为什么他们不在乎 10 月 7 日，被侵犯的妇女被当作战利品游街？
在华盛顿大学的校园里，抗议者们玩“人民法庭”集体游戏以自娱自乐。为了好玩，大学的代表们被审判。判决结果出来后，大家齐声高呼：“上绞刑架”或“上断头台”。现场掌声雷动、充满欢笑。他们将营地命名为“烈士之地”。他们以偶发活动的形式，心安理得地庆祝他们的集体愚蠢行为。人们不禁想知道，如今的大学到底在教些什么。
在我看来，自 10 月 7 日以来，反犹太主义就像集体打响指般蔓延开来，仿佛哈马斯是网红，而学生是粉丝。在网红和粉丝的媒体世界中，只有快速点击视频才算数。睫毛的颤动、生动情绪的点击。同样的伎俩在这里就像在广告中一样有效。
大众的易感性【即容易被影响或洗脑】，那二十世纪大灾难的原因是否正在出现新的发展？复杂的内容、细微的差别、背景信息与矛盾、妥协，这些对媒体世界中人来说似乎很陌生。
这也体现在一些互联网活动人士抵制奥伯豪森短片电影节的愚蠢呼吁中。奥伯豪森短片电影节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短片电影节，今年是其成立七十周年。许多伟大的电影制作人都是从这里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的，他们早期的作品也都出现在这个电影节上：米洛什·福尔曼、罗曼·波兰斯基、马丁·斯科塞斯、伊什特万·萨博和阿涅斯·瓦尔达。在柏林街头举行庆祝哈马斯屠杀活动两周后，该电影节导演拉尔斯·亨里克·加斯写道：“2022 年 3 月，50 万人走上街头抗议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那是个重大事件。让我们现在发出同样强烈的信号！让我们向世界展示：新克尔恩的哈马斯朋友和仇视犹太人的人是少数。大家都来吧！拜托了！”
这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充满敌意的回应。一个匿名组织指责他妖魔化了对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声援。该组织向他保证，他们将“鼓励”国际电影社区重新考虑是否参加电影节。这是一个戴了面纱的抵制该电影节的呼吁。于是：许多电影制片人也纷纷效仿，取消了参加电影节的承诺。拉尔斯·亨里克·加斯正确地指出：我们正在经历政治辩论上的退化。在人们本应该进行政治思考的地方，某一种深奥难懂的对政治的理解占了上风。这背后是人们从众的渴望和遵从某种规范的压力。在艺术界，人们已经无法区分捍卫以色列国生存权和批评以色列政府之间的区别。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甚至没有考虑过：全世界对加沙大量民众死亡与苦难的愤怒也许并非哈马斯计策的一部分？哈马斯对自己民众的苦难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否则，它为什么要向大多数援助物资抵达的凯雷姆沙洛姆边境开火？或者，为什么它会向援助物资即将抵达的临时港口施工现场开火？我们从辛瓦尔先生【哈马斯首脑之一】和哈尼耶先生【哈马斯首脑之一】嘴里没有听到一句对加沙民众的同情。他们没有对和平的渴望，只有他们心知肚明的以色列无法满足的最高要求。哈马斯押宝在与以色列永久交战上。那将是其持续存在下去的最好保证。哈马斯还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在国际上孤立以色列。
托马斯·曼的小说《浮士德博士》中说，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让世界无法忍受德国的一切”。我的印象是：哈马斯及其支持者的策略是让世界无法忍受以色列的一切，从而让世界无法忍受犹太人的一切。哈马斯希望将反犹主义变成一种持久的全球性情绪。这就是为什么它还想重新解释反犹大屠杀。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前往巴勒斯坦的救援行动也受到质疑。最终，以色列的生存权也受到了质疑。这一操弄伎俩过分到甚至扬言说：德国大屠杀纪念只是一种文化武器，被用来使西方白人对以色列的“定居计划”合法化。这种对施暴者与受害者关系进行的反历史的与自私自利的逆转，旨在模糊反犹大屠杀和殖民主义之间的一切区别。有了这些堆积如山的构造，以色列不再被视为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而被视为殖民主义的一个模范国家。于是，以色列被视为一个永远的侵略者，人们对其盲目的仇恨就合理的了，甚至人们要毁灭以色列的欲望也是正当的了。
犹太诗人耶胡达·阿米亥【Yehuda Amichai，1924-2000】说，希伯来语的爱情诗往往是关于战争的诗，往往是一首关于战争中的战争的诗。他的诗《耶路撒冷 1973》让人想起了赎罪日战争【发生于1973年10月，又称第四次中东战争】：
“悲伤的人们把对亲人的回忆放
在背包里、在侧袋里、
在弹药带上、在灵魂的袋子里，
在双眼下沉重的梦想泡泡里。”
1969 年，保罗·策兰【Paul Celan, 1920-1970】访问以色列时，阿米亥将策兰的一些诗译成希伯来语且朗读它们。两位反犹大屠杀的幸存者在这里相遇。当耶胡达·阿米亥的父母从维尔茨堡【德国一城市】逃出时，他名叫路德维希·普菲弗【德语名】。
以色列之行让策兰心生触动。他遇到了一些来自罗马尼亚切尔诺维茨【策兰的出生地】的校友，与他被谋杀的父母不同，他们逃到了巴勒斯坦。保罗·策兰在访问结束后，在他死于塞纳河前不久，写信给耶胡达·阿米亥：“亲爱的耶胡达·阿米亥，请允许我重复一下我们谈话时我脱口而出的话：我无法想象没有以色列的世界；我也不愿想象没有以色列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