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唐记》考注其二：新罗人和八月十五
晚唐开成会昌年间新罗人在境内的活动记叙，是很难在汉史范畴中找到什么蛛丝马迹。但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中有着详细的记载，这为后人研究唐代新罗人的境内社会活动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所谓新罗人指在2世纪到4世纪生活在朝鲜半岛南部的三个韩姓部落的后裔，《后汉 光武纪》：“建武二十年，东夷，韩国人，率众诣乐浪内附。”7世纪中叶新罗人联合大唐在发动“唐罗战争”之前先后灭了百济，高句丽族群几乎统一朝鲜，新罗王朝是从8世纪中后期逐渐衰败，直到9世纪末开始被分裂瓦解最终被高丽势力取代。圆仁在大唐的九年期间还是新罗王朝祥和年代，从《入唐记》可以得知新罗人在大唐的活动是日本遣唐使所不能比拟的活跃，笔者下文将通过《入唐记》较详细地总结当时新罗人的情况。
圆仁在《入唐记》里提到的有名有姓的新罗人大致47人。这些人中为圆仁作翻译的大致4人：金正南、朴正长、刘慎言、道玄。圆仁所挂单的赤山法华院原本就是新罗人聚集的寺庙，遇到的僧人固然不少，但在唐底层官府中当差的至少有5人。除此之外还有水手，商人等。
圆仁到唐最早接触新罗人是在楚州<江苏淮安>。839年二月圆仁一行到达楚州，日本遣唐使为了回国，雇新罗人通海路者60余人。一次能雇熟悉海路者60多人，可见新罗人在楚州为数不少。在从楚州前往密州<山东诸城>的途中，圆仁及其随从在东海县<江苏连云港>境内海岸下船，准备暂住待机前往长安。他们刚登岸不久，看见有一条船停泊海岸，船上有10余人。待他们互相问明情况时，对方说他们都是新罗人。后来他们又到宿城村的新罗人住宿休息，被告知当地唐人对日本人不大友好，要处处小心。这样反证新罗人在当地能和唐人杂居没什么麻烦。新罗人有自己的船只，还对当地情况熟悉，他们明确告知圆仁等：“从此南行，逾一重山，二十余里方到村里。今交一人送去。”《入唐记》第40页。这说明新罗人有自己的财产而且居住此地也非一朝一夕了。
4月26日，有30余新罗人骑马乘驴而来，告知圆仁等州押衙要来看望他们，不久押衙乘新罗人船来，“下船登岸，多有娘子”《入唐记》第56页。既然妇女很多，更说明新罗人早已定居于此地，并非来往匆匆的过客。同时，圆仁又从这些新罗人口中知道，日本朝贡使的九条船都安全无恙。29日，圆仁等命翻译新罗人道玄与新罗人商量在此地居留的问题，结果顺利谈妥，新罗人愿提供方便。5月1日，圆仁又遣人去邵村找该村的头领王训，既买粮又谈留住此村的事，王训立即表示，他负责办理此事。王训与上面提到的新罗人态度一致，笔者估计王训也是新罗人。
6月初，圆仁等又到文登县<山东文登>清宁乡赤山村的法华院，该院有僧三十多人，都是新罗人。他们还保持着新罗人的风俗习惯。例如，他们非常重视八月十五日这个节日。据新罗僧人说起，这天是新罗国在渤海作战取得胜利的节日，所以新罗人“仍作节乐而喜舞，永代相续不息。设百种饮食，歌舞管弦以昼续夜，三个日便休。今此山院追慕乡国，今日作节”《入唐记》第67页。这与中国史籍的记载基本一致。《旧唐书 新罗传》在叙述新罗的风俗时说：“又重八月十五日，设乐饮宴，赉群臣，射其庭。”《新唐书 新罗传》说：“八月望日，大宴赉官吏，射。”以上虽然和《入唐记》所载大体一致，但都没有《入唐记》记载详细，唐以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吃月饼观明月过中秋的习俗？应该不晚于北宋，但至少在圆仁的唐时代，唐人在中秋这个时间点是静悄悄。
赤山村一带不仅有新罗寺院，而且是新罗人聚居的地方。10月16日寺里讲《法华经》，听众男女道俗除了圆仁等四个日本人以外，全都是新罗人。人数虽然没有具体数字，但据圆仁“男女道俗”、“其集会道俗老少尊卑”等提法，可知听众有男女老少尊卑之别。既然有各种性别、年龄、等级的人参加，当然是相当多的人了。840年3月21日，圆仁等四人到达青州<山东益都>龙兴寺。24日典座僧将其引向新罗院安置。4月5日，他们又到长山县<山东邹平东>也同样是被醴泉寺的典座僧引向新罗院安置。长山县属于淄州，由此可见，青州、淄州一带新罗院不少，勿庸置疑新罗人也到处可见。
843年1月27日宦官召见在长安的外国僧人。圆仁这时正在长安，据他所记，当时外国僧人共21人，即青龙寺南天竺僧5人，兴善寺北天竺僧1人。慈恩寺师子国僧1人，圣寺日本僧3人。接着又说“诸寺新罗僧等，更有龟兹国僧，不得其名也”。《入唐记》第159、184页。既然说“诸寺新罗僧”，当然是指不少寺都有新罗僧人。845年3月，武宗有敕：外国僧“若无祠部牒者，亦勒还俗，递归本国者”。圆仁记载此事，提到北天竺僧难陀、南天竺僧宝月、日本僧圆仁、惟正等，对新罗僧则记为：“新罗国僧亦无祠部牒者多。”《入唐记》第159、184页。另外，有一个长安籍的僧人，为了逃避武宗灭佛的灾难，曾冒充新罗僧，暂住大荐福寺。由此可见，当时长安的外国僧人中，新罗僧人是最多的。
在唐朝朝廷中还有新罗人充任重要官员。843年8月13日，由于武宗灭佛，圆仁等为了回国，去求见左神策军押衙李元佐。李元佐信敬佛法，住在永昌坊的新罗人。到了845年3月，李元佐除了左神策军押衙的头衔以外，又加上了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殿中监察侍御史、上柱国等官衔。左神策军押衙是禁军的下级军官，银青光禄大夫是文散官，检校国子祭酒是虚衔，殿中监察侍御史是御史台的属官，上柱国是武散官。由此看来，李元佐虽然不是有实权的高级的官员，但也是个颇有声誉的人物。正因为如此，圆仁才请求他帮忙办理回国事宜。
综上所述，圆仁所到之处，看到过新罗人的地方有：楚州、海州、密州、登州、青州、淄州、长安、泗州。其实，圆仁未到过的地方也多处有新罗人，例如宪宗时新罗“入朝王子金士信等遇恶风，漂至楚州盐城县<江苏盐城>界”。当时的盐城临海，王子的船能漂至此处，其他新罗人的船当然也可漂到此处或来到此处。还有816年“新罗饥，其众一百七十人求食于浙东”《旧唐书 新罗传》。到浙东去求食，很可能有原在浙东的新罗人引进，否则为什么不到山东半岛去求食而舍近求远？据此推定在现在的浙江、江苏、山东的沿海一带，都分布有不少新罗人口。另外，在京城长安也有少量新罗人。
当时新罗人在大唐境内主要是从事佛教活动。佛教在朝鲜半岛兴起后不断有僧侣到大唐求法取经。由于人数愈来愈多，在唐期间也长，故朝廷决定：新罗“僧入朝学问，九年不还者编诸籍”《新唐书 百官志三》，但这并没有影响新罗僧继续来唐，所以在圆仁来唐时在各地碰到很多新罗僧人也不足为怪。
新罗僧在唐长安大致分散在各寺庙，还有像赤山法花院那样集中在新罗人的寺院里修行。前者新罗僧必须遵守唐朝寺院的规矩，和当地僧人不无差距，都受左、右街功德使的直接管理。这些僧人的主要目的是向当寺主座学习佛经，圆仁到长安即是如此，而后者如法花院是私人所建，院内还保留着新罗的学佛生活的习俗。比如法华院的讲经习俗与唐寺有所不同：“其讲经礼忏，皆据新罗风俗。但黄昏、寅朝二时礼忏，且依唐风，自余并依新罗语音。”讲经的仪式，也是唐和新罗兼而有之。例如：“讲师上堂，登高座间，大众同音称叹佛名，音曲一依新罗，不似唐音时有下座一僧作梵，一据唐风，即‘云何于此经’等一行偈矣。”《入唐记》第72，73页。这更进一步说明法华院确是新罗人的寺院，该院保持着新罗人的习俗和讲经仪式，但也受到唐人风气的影响。笔者由此推测青州的新罗院，淄州长山县的新罗院，亦可能大体类同。
新罗院的经济来源，是他们拥有庄田，法华院的庄田一年可得米五百石。该院的僧人对唐朝的情况十分熟悉，很可能他们和唐朝的一些著名寺院都常有交往。例如当圆仁要前往五台山时，新罗僧谅贤就详细告诉他前往路程：“从赤山村到文登县，百三十里；过县到登州，五百里；从登州行二百廿里，到莱州；从莱州行五百里，到青州；从青州行一百八十里，到淄州；从淄州到齐州，一百八十里；过齐州到郓州，三百里；从郓州行，过黄河到魏府，一百八十里；过魏府到镇州<恒州>，五百来里。从镇州入山，行五日，约三百里，应到五台山。”《入唐记》第68页。以上所述，除了魏府<魏州即今河北大名>到镇州<河北正定>较笼统外，其他行径非常准确。实际上圆仁没有按这条路线行进，而是到齐州禹城县<山东禹城>即北渡黄河到德州<山东陵县>，然后经冀州<河北冀县>、赵州<河北赵县>、镇州<河北正定>境内到达五台山。笔者认为这说明法花院的新罗僧不只一个人到过五台山，而且了解不同的路径。
新罗人在唐除了僧侣外还有从事商业活动，他们往来新罗国和大唐频繁，了解的讯息也不过时。圆仁在楚州新罗坊得到常州<江苏常州>有两条日本船的消息，还了解到日本惠萼梨子的情况，由此力证。楚州新罗人刘慎言是当地社会活动人士，他掌握各方面的信息，圆仁在长安和登州等地都和他有书信往来。圆仁从长安回到楚州首先就找他，主要是为了请他解决回国的船只问题。后来，圆仁前往涟水也经他介绍。这说明各地的新罗坊是相互联系，不是孤立的。这种相互联系靠商人最为方便。登州是唐距新罗最近的地方，无疑新罗人更多，除了新罗坊外还有新罗所。所谓新罗所是管理机构，它既负责包括商人在内的新罗人的来往，也和唐地方官僚打交道，代办在唐的新罗寺院、新罗人入户。例如，张咏是文登县新罗所官员，他管理法华院及文登县界新罗人入户。圆仁从长安再回文登县就去新罗所见张咏，由他出面向登州报告准许圆仁等暂住新罗所，候船回国。由此可知新罗所在当地的角色。
据圆仁所记，楚州、海州、登州是唐和日本、新罗海路交往的据点。楚州虽不临海，但当时淮水从楚州向东经涟水入海，同时，楚州又位于运河的交通要道上，所以，该地也必然是个商业中心。圆仁从长安东去，首先到楚州，然后到海州、登州，都是为了找寻回国的船只。在他之前，有些从京兆来的新罗僧也曾到海州找船回国。未达目的，也必然向登州而去。圆仁最后是在登州境内乘新罗船回国的。这些地方来往船只很多，商业必然发达。新罗商人对这里的商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圆仁第一次到海州，就碰到十多个新罗人驾船从密州来，“船里载炭向楚州去”《入唐记》第40、99页。圆仁最后回国时，在密州境内碰到新罗人陈忠的船，也是“载炭欲往楚州”《入唐记》第40、99页。从北向南运炭，又必然从南向北运送其他货物。不难看出，新罗商人的长途贩运是司空见惯的。
圆仁到唐的船上，雇有新罗人金正南当翻译。在船行至距长江口不远处见到黄色水，众人皆以为是长江流水，但当有人登上桅子远望时，发现前面还是浅绿色的水，遂使许多人暂感失望。于是，金正南解释说：“闻道扬州掘港难过，今既逾泊水，疑逾掘港欤？”《入唐记》第2、24、29页。尽管金正南的解释还不够确切，但至少可以判定他对扬州一带很熟悉。圆仁等到达扬州后，金正南接到停泊于海州的另一日本船上新罗人朴正长的书信。838年7月，圆仁等到达扬州。12月18日，“新罗译语金正南为定诸使归国之船，向楚州发去”《入唐记》第2页、第24页、29页。839年正月4日，又“依金正南请，为令修理所买船，令都匠、番将、船工、锻工等卅六人向楚州去”《入唐记》第2页、第24页、29页。由此可见金正南、朴正长等新罗人翻译，不仅是语言上，而且引导日本使团入唐和使团回国做着准备，充当了日本遣唐使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角色，他们虽然在生意往来上有一定的垄断性，但不能否认他们对日本遣唐使进出大唐的作用。在唐代，无论官府还是平民对新罗人、日本人的关系还算友好，这主要是先进的中国文化对日本和新罗都有很强的吸引力。
会昌年间，唐武宗大肆灭佛，圆仁也必须离开长安。为了办理回国事宜，圆仁结识了新罗人在唐为官的李元佐。从843年8月到845年3月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圆仁与李元佐多次交往，关系甚好。所以，圆仁记道：“左神策军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殿中监察侍御史、上柱国李元佐，因求归国事投，相识来近二年，情分最亲。客中云资，有所阙者，尽能相济。”《入唐记》第185页、186页。在圆仁即将离开长安时，“李侍御（当是李元佐）与外甥阮十三郎同来相问”。并帮助办理行李。圆仁离开万年县<西安市东部>前往照应县<陕西临潼>时，李元佐相送到春明门<长安外郭城东面中门>外，又共同吃茶。同时，李元佐还送圆仁很多礼物，如：“少吴绫十疋、檀香木一、檀龛象两种、和香一瓷瓶、银五股、拔折罗一、毡帽两顶、银字《金刚经》一卷，软鞋一量、钱二贯文、数在别纸也。”《入唐记》第185页、186页。显而易见，圆仁能够离开长安顺利回日本是和李元佐的大力帮助分不开的。在武宗灭佛的高潮中，僧人正在遭难之际，李元佐对圆仁伸出援手值得记入史册。
圆仁东去先到楚州新罗坊，新罗人翻译刘慎言也全力帮忙。刘慎言首先到楚州治所山阳县办理交涉，要求准许圆仁等日本人民在此停留，候船回国。因有武宗灭佛的诏书县司不肯答应。刘慎言又到州里交涉也未果，刘慎言把圆仁安置在私宅休息数日，圆仁把不便携带的东西寄存刘宅，然后根据刘慎言的安排，前往登州。到了登州文登县，找到原来相识的新罗人张咏。张咏喜出望外非常热情。这时张咏是平卢军节度同军将兼登州诸军事押衙。所以他对圆仁说：“余管内苦无异事，请安心歇息，不用忧烦。未归国之间，每日斋粮，余情愿自供，但饱飧即睡。”《入唐记》第194页。张咏为其妥善解决了食宿问题，又为其代向登州请求停留候船得到许可。这为圆仁回国提供了极大的方便。847年9月2日，圆仁等乘新罗人金珍的船从登州界东渡，途经新罗国少息后安全回到日本博多。
笔者在阅读整理《入唐记》时无疑发现新罗人在唐的活动描述，虽洋洋洒洒而枯草无味，这些小历史比较“安邦立国”歌颂君王伟业的二十五史似微不足道，但真实性意义深远，其背后值得思考回味的东西其实很多。
< 待 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