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市民所看到的，经历的那些日子

在我唠叨之前，让我再次扒自己的一次皮。那就是，我在留学生时代的一次论文发表会上，引用了顾维钧的夫人在北京六国饭店美容理发的事情。当时的六国饭店是北京很高级的饭店了（后来叫做新侨饭店），饭店的理发室为顾夫人的头发需要把所有的行头用具更换新品。以此反映顾夫人的生活奢侈，一次理发就要花费大量银元，与平民百姓的生活水平悬殊。

我在台上洋洋洒洒，滔滔不绝，自我感觉很是得意。然而，到了答辩的时候，导师首先提问，哪些工具一式的费用具体是多少大洋？能卖多少大米？换算成今日的货币等于多少？结果，可想而知，我无言以对，只有汗流满面。我没有具体资料数据和准备。还好，导师们给了我一个台阶，“囿于当时手边可查资料的不足，情有可原”。那次教训，给予我很大的影响。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还是有道理的。

言归正传，1989年中期，本来我终于得到了单位的同意，停薪留职前往加州大学留学的，但鉴于母亲的病状，我迟迟没办手续，仍旧上班。从大方位来说，我家就在长安街天安门东侧的北京饭店附近，我的单位在建国门长安街北京站附近的那个巧克力大楼，我母亲住院在长安街天安门西侧的西单附近的单位附属医院。以上就是我在那个5/6月份里，每天的活动范围，家-单位-医院，都要骑车经过天安门广场。那三个地方都是学生/市民/军车的必经之地，中心的中心。

我也几乎每天和单位的大多数去广场，一是作为市民，我们一开始到政府的清场广播为止都是站在学生们一边，支持他们的良好愿望的，所以，机关单位每天都要去游行声援；二是广场上也有我们研究生院的学生们，送水送食物，看望学生们。

为什么市民们支援并有共鸣呢，因为不能否认，伴随改革开放，人们下海经商，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诸如官倒更很多的并不如意的社会现象，人们普遍希望改变，盼望国家更加美好。我因为，很多的时间是在医院度过的，详情不太清楚。但是，我在广场上看到了国家领导人几次到场，比如赵紫阳/温家宝/胡启立等；也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了学生代表进入大会堂和国家领导人会面的实况转播。

市民们踊跃地团结协力地前往天安门广场声援和物援，天气越来越热，广场的卫生状况越来越恶劣，体弱的学生就先后被送进医院，长安街不时地响彻了救护车的鸣叫声。事态僵持着，持续着，渐渐从开始学生们的有秩序的静坐变了气氛。政府/机关/单位/学校都在反复使用广播等多种途径呼吁学生们回到学校。到了6月初，直觉地感到原有的秩序变了，街道，广场，市内都嘈杂起来（但是，不知为什么没有见到警察，家嫂刚从部队转业到公安部门，也没见到她那里的动静）。3号那天，单位已经通知不要再去游行了，坚守岗位工作；收音机/电视/媒体都在呼吁人们回家，回单位，回学校；长安街大道上的广播车也在不停地呼吁人们。

当然，不能不说，军人们从北京的几个方面集结到有立交桥的市区，烈日炎炎下，市民们纷纷转而向军车上的士兵们送水送物品。可是，遗憾地听到，见到了有人（估计是混混们）在烧毁军车，士兵有伤（记得也有亡）；担心的混乱，在某些街角开始了，发生了。

我是跟着所里的好几位实习的研究生们下午返回到单位的，5点钟我按时经过长安街去西单的医院看我母亲，晚些时候骑车没有走长安街抄小路回到东单家里。诚实地说，听到了枪声，邻居们有跑到长安街附近观望回来告诉我们，基本都是朝天空放的鸣枪示警。因为我第二天一早还要赶到医院去送食物，12点前我休息了。

6月4号清晨我骑车弯弯绕绕前往西单的医院途中，看到了堵路的横放的大巴车，也看到了不少的垃圾，自行车，煤气罐等，还有就是生活垃圾满街可见。从电视里看到的是军人清场画面，残留的学生们手拉手悲壮地离开广场的过程，还有不堪入目的凌乱不堪的无序的景象，垃圾如山。

之后的日子，所里就是每天召开反省会，检讨这次事件各自的行动，当然我也在其中，而且不好请假，我都是晚间去医院。我母亲的病情一天不如一天。我知道她是为我们担心所致。我在社科院，我哥在教委，都是属于那次动乱的核心区域。很快，国务院下了通知，暂时冻结了机关单位出国。终于，6月中下旬的那一天在我参加会议的时候，接到了电话，母亲病危，我赶到医院，母亲已经没有了意识，如同睡去一样在夜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之后几天就是忙母亲的后事了，我和家兄到太平间帮助专业人员为我母亲整容更衣，前后几次出入太平间。紧接着在八宝山火葬场（笔者注：我母亲的单位租用的吧，她没有那么大的级别，仅是一个技术干部）的追悼会和火化，我都在场，虽然哭得视线模糊，但没有感到现场的异样。

以上就是我在那些日子里的记忆。如今我最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够身在北京的漩涡地带，却没有拿出精力和时间去每一家医院核实确认，当时医院的状况。虽然我没有亲眼看见，伤亡是发生了。但是，究竟是多少人，在什么情况下，我不知道，对一个学习历史的人来说，没有去亲自核实验证，那是不可原谅的过错，绝对是遗憾的。将来有机会，有时间，我会去访问距离现场很近的邻居/同事/朋友，补上这一课题。

母亲的去世，加上上面发生的事情，坚定了我中年自费留学的决心，迈出国门，看看世界。但是，那过后，机关政府企业的正常的自费出国留学都被冻结了（我不知道公费如何）。

多少年过去了，伴随年龄和知识的增加，特别是看到的世界更广大，我看问题的角度和价值观发生了变化。我想说，将来在合适的时候，历史一定会做出公正的评说。但是，恕我直言不讳，假如说那一天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如果说起到了某种积极的作用的话，那么，没有市民的支援和声势，学生们没有那么大的持久力；光荣应该属于伟大的市民，而不是那些不但临阵逃脱，还把自己的学生友人们留弃在广场的那些所谓的精英。他们所代表的，所追求的，他们的目的，和我们市民是绝对不一样的！北京的市民在那次事件中，经了风雨，有了思考，成长了。那就是，市民老百姓需要安定，否则最遭殃的将是芸芸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