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张洞生为什么近代科学的萌芽未能发生在以前的中国而是发生在文艺复兴后的欧洲？

发表时间：2024-05-15 20:10

爱因斯坦说:“西方现代科学的基础是建立在两个伟大成就之上的，他们是:古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和可能通过系统的实验而发现因果关系。
杨振宁：<易经>在中国文化中影响了思维方式，这种影响是现代科学萌芽没有出现在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2]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化; 古希腊文化; 现代科学的萌芽; 文艺复兴；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地理环境对古代人类的生活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影响；中国和西方古代文化和思维行为方式的主要差异: 中国古代文化重“义” 轻“利”, 重“礼”轻“理”，重“质”轻“量”，重‘虚’轻‘实’；而西方古代文化则重“利” 轻“义”，重“理”轻“礼”，从重“量”到重“质”，重‘实’轻‘虚’；

《前言》: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写道，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当时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文明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并一直影响着人类生活。
古希腊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有很大差别，因为古代人简陋的生存生活条件和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适应环境对他们的生活思想和行为方式有极重要的影响。这符合‘适者生存’的规律。中西双方文化几乎同时起源于大约公元前500年。两个文明起源的不同文明的DNA，一直影响到现在的西方人与中国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
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人们长期不变的生存生活和劳作的方式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是决定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的，而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又是适应其生存生活和劳作方式的反映。
希腊是一个北面靠山和丘陵，南面靠海的半岛，地无三分平，没有大的平原和草原，多为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只能有小规模的畜牧业和农业。2500年前古代希腊居民生活主要来源是海上渔业、贸易和战争掠夺，人们组成大小不同的城邦或者城堡，不可能形成一个一马平川的统一稳定的大帝国。陆地生活艰辛，海洋生活更是充满风险和冒险。因此，人们对天文地理海洋气候迅速变化的规律，必须要有详细的数据资料和了解，才能谋生。因此，人们必须对自然界有较‘深刻准确’的认识和数据，不能靠‘天命’靠‘神算子’和‘马马虎虎’，这就是古希腊文化，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追求学问，而重在用‘逻辑思维和理性思维’，以探索追求‘自然哲学’和‘真理’，以便找出观测数据之间的关联和规律。他们对自然着重‘观测’的‘量化数据’和‘实验结果’遵从和信守，是古希腊文化追求重视‘遵守诚信合作契约’和‘自由民主法治’的来源。由于文艺复兴后的欧洲文化也是‘分散的城邦之间的通商和海洋文化’，它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相同的文化传统。于是, 欧洲现代的科学技术，随着时间的前进发展得愈来愈快, 经过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发生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破除神权，终于给欧洲带来了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
相反, 由于中国是内陆大平原，河流纵横，气候温和，适宜于农业。四季的变化规律，几乎恒定不变，农民按照24节气有规律的劳作生活，除了少数偶发的干旱、地震、瘟疫和洪水外，人们无须操心和冒险，就能安心地生存生活。所以中国古代文化和老子孔子等圣贤，不太关心自然规律，他们眼中和心目中的人间苦难主要来源于政治制度下的、被破坏的‘礼制’，使得君臣民之间的人际关系遭到破坏，或者产生了暴君、或者出了乱臣贼子、或者犯上作乱。因此，中国古代圣贤们的学问着重于‘礼’和维护礼制和秩序，即‘伦理观’，教诲人们‘各安其位’，遵从‘尊卑贵贱’。在周朝‘小农经济’逐渐发展之后，其中央王朝分封诸侯国的经济富裕起来了，一方面是诸侯国之间发生互相兼并的战争，另一方面，比较强大的诸侯国不尊重周朝的中央朝廷，和周朝的礼制，于是发生了‘礼崩乐坏’。在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后，秦始皇灭了6国，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第一个君主中央集权国家，即秦朝，秦朝废除了分封制，改为设立郡县制。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百代都行秦政法，各朝代的皇帝都学秦始皇，实行中央皇权的专制独裁的王朝制度，结合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统一的文字文化传统，这3种超级强大的支柱一直支撑者中国社会成为一个超稳定结构的社会，直到1840年前，它们阻碍现代科学萌芽在中国诞生。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将探讨古代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特别是对发展科学技术所起的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因此，导致古圣贤和人们的不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影响到现在，使现代科学萌芽首先发生在欧洲，尔后迅速发展，终于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将中国远远地抛在后面。这篇文章不是对两个古老的文化做全面的总结和分析。
爱因斯坦说:“西方现代科学的基础是建立在两个伟大成就之上的，他们是:古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和可能通过系统的实验而发现因果关系。据我所知,中国的先贤并没有走那两步, 对此我并不会感到意外,应该惊奇的是不少科学发现仍然出现在旧中国。[1]” 最近杨振宁教授指出: “ <易经>在中国文化中影响了思维方式，这种影响是现代科学萌芽没有出现在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2] ”两个伟大的物理学大师?诺贝尔奖获得者, 爱因斯坦和杨振宁几乎达成了共识，即中国先哲和知识分子缺乏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缺乏理性，他们过度地迷信上天?君权?提倡道德哲学，而造成了科学技术在旧中国的落后。相反的,古希腊先贤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起,几乎都把大自然作为观察和研究的对象。此外，在文艺复兴运动后，欧洲学者摆脱了对神权的迷信；而符合当时的社会需求的现代科学的萌芽就从航海和天体观察中产生了。两位物理学大师的观点真是击中要害。因为现代科学是建立在严格理论和系统的实验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理论上计算的数值与实验数据一致性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只有通过严格的逻辑思维和系统实验的结果，才可以提炼成正确的科学理论，再用科学理论指导发展成先进的应用科学技术。为什么古代的西方先贤和知识分子能用形式逻辑和实验发展科学技术，但中国古圣贤和知识分子就不能呢? 在两个古老文明中所产生的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应该从他们生活在极不相同的古代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中去寻根问底。正是那些古代先贤的知识分子的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最终导致现代科学的萌芽和发展在欧洲出现。相反,专制王朝的旧中国直到19世纪后半期才刚刚开始从西方国家和日本引进现代科学技术。早在1842年，亲身参加鸦片战争的林则徐和魏源认为清朝可以打败英国，就分别提出主张：林则徐提出，“可师敌之长技以制敌”；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清朝末年的洋务重臣张之洞认识到打不过西方国家了，于是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以维护满清的专制王朝体制。到了180年后的2021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亲自领导指挥向西方发达国家散播‘冠状病毒’和发动病毒战，以为已经用病毒打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他公开得意的说，当今世界大势是“东升西降”，“时与势在他的一边”。这难道不是中国古代文明文化DNA中，缺乏‘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和‘系统的实验（践）根据’，使得当今的大人物只从自己的感觉想象和需要出发，怕拍脑袋就得出荒谬的结论吗？

§2-7-1；中国古老文明文化和思维方式产生的根源:
中国古代有系统性的文明文化的源头大约起源于2,500 年前的老子和孔子。
第一。老子(大约571--471BC), 是中国最伟大哲学家, 他成了道教的始祖.[4] 他比孔子约年长20岁，他的思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将其作为指导人类思想行为的根本原则；在政治上他主张‘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老子对个人主张‘清心寡欲’和‘与世无争’；因而，如果某些人不满意现状，他们也许可以隐密居住在深山老林而与世隔绝，终老一生。大概那时由于人口稀少有许多深山老林可供人们隐居以逃脱现实。他崇尚古老的原始社会，颂扬‘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老子反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认为：‘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智慧出，有大伪’。
第二。孔子(551-- 479 BC),[3] 作为中国文化的最有影响力的代表，出生在东周朝代。他最巨大的思想贡献表现为，在他所完成的经典著作<易经>和<论语>中，教导帝王将相和知识分子（士大夫）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论语>是由孔子的学生所记录的孔子的语录书。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仁’,它的主要内容是: ‘人人应该爱人如爱己，正如天地爱人一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人应该尊天命，畏天命。否则，自作孽，不可活。” 他主张“天地人是三位一体。天地生养人，人应敬畏天地”。因此，所有的人，从国王到官员到百姓只能敬畏和祭拜天地，天地自然就不能成为被人们研究的对象。孔子还教导: “人要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不怨天尤人，不能怨恨上天对人的惩罚，一切都是咎由自取”。“百姓要服从君王 (天子)，官吏, 因为国王是上天的儿子, 官员是百姓的父母”。 “君王要为政以德，官吏要忠君爱民，百姓不能犯上作乱”。总之，孔子以‘仁’为中心思想给各种地位的人制定了思想和行为不可逾越的纲常准则。孔子制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礼制，和以后的‘三纲五常’，主张知识分子‘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等。孔子看不起作农做工的手工和体力劳动，他特别瞧不起他的学生樊须学当农民种庄稼，说樊须是小人。孔子认为周朝的礼制是后世的典范，所以主张‘吾从周’。孔子为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和保持封建社会的稳定起了重大的作用。旧中国社会在1949 年之前，每个家庭的正厅中央祭坛的墙壁上，必有‘天地君亲师’ 的牌位供全家常年祭拜。结果，所有人特别是古代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被对上天、君王和孔子的教条“三位一体” 的迷信所禁锢，从而使现代科学萌芽所需要的逻辑思维和对自然界的探索无法成为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探求对象。           孟子：大约在孔子死后100 多年，孔子的追随者孟子(大约372-289 BC)[5] 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孟子除了提倡‘仁义’之外，还特别强调了‘义’的重要性，提倡‘重义轻利’。强调士大夫要有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总之，孔孟之道就是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整套的为人处事处世和为官之道，这使旧中国的学者一生只追求做官，鄙视农工商和科学。
第三；佛教：大约公元200年，佛教 [6]开始在古老中国传播。在伦理上佛 (566 - 486 之间BC) 与孔子的教导没有巨大的差别。佛教导说：‘一切皆因果’，‘勿作恶，栽善根，净化自己的灵魂’。’佛教与孔子和道教最重要的不同，是主张和宣扬‘因果报应和轮廻转世’，‘死后灵魂能去天堂或地狱’和‘为修来世而信佛’，所以信佛就是信‘善恶到头终有报，只分来早与来迟’。孔子教人‘循规蹈矩，独善其身，兼济天下。’老子教人‘法地，法天，法道’。问题在于老子孔子的说教对士大夫可能有些作用，而对平民百姓和坏人不起作用。但是佛教认为‘人在神佛的面前是人人平等的。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每个人包括皇帝士大夫在内，一举一动，为善作恶，都有因果报应。’因此佛教传入中国后，深入人心。所以儒释道这三个支柱共同构架成为中国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约在公元230 – 630年之间，中国在南北朝时期，大约有400 年的连年不断的战争大灾难。人民的生活遭受长期而深重的战乱痛苦。罪恶不能受到适当的及时的惩罚。人们相信和求佛的保佑，自己能有更好的来世，从而提高个人生活的信心和耐心，增强了生存和克服困难的勇气。所有上述教条和信念之所以能广泛被传播，因为它们符合当时社会和人的灵魂的需要。
但是，人的科学理性思维和行为是无法从封建伦理和迷信中产生的。因为封建伦理和迷信是远离理性和逻辑思维的。所有中国古圣贤都共同地宣扬; 人都’应该行善’, 应该服从自然和上天‘（彿）的意志’,‘都应该清心寡欲，行善去恶，求得佛的保佑，死后上天堂’。“儒释道三教”的说法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三教合流”或者是“三位一体”的说法，据说由南北朝时期的医学家、道教学者陶弘景首先提出。之后就成为中国古老文化的主流，规范着全中国人的思想信仰和行为。

第四。在老子孔子时代，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是春秋战国时代。那时，东周中央王朝已大大地衰落了，各诸侯们实际上统治自己的领域和百姓，成为许多诸侯国。那时，因为‘地广人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有比较大的发展，剩余的农副产品增多，社会财富大增，知识分子大量增加，各种学者、有技艺的手工业者和平（农）民都可以自由地出入各个诸侯国。因为中央王朝国力衰弱，没有权威管控各诸侯国，所以它们几乎是完全的独立王国。诸侯们可以按自己的意志用自己的方式方法统治其臣民。强国为了‘富国强兵和兼并弱国而发动战争’，‘弱国为了反抗强国的兼并也需要‘富国强兵’。因此，各国诸侯都需要学者作为谋士，为其出谋划策，而以高官厚禄优待学者。一个学者或者政治家或军事家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可以周游列国，向诸侯们兜售自己的政治或军事主张，以便得到某一诸侯的采纳后，作为按照自己的理念或方畧而治国安民的大臣。于是，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和各种思想理论非常繁荣的时代，诸子百家就是各派学术思想的代表人物，众多学说纷呈，丰富多彩，为中华文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由于那时地广人稀，大多数人选择居住在江河流域附近的大平原上。那里气候温暖雨量充分，较适宜于农业发展。除非发生了大的洪水或旱灾，而又有诸侯的暴虐统治，老百姓均能过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气候四季的循环变化按照惯例通常是变化不大的和可预测的。因此，生活在平原上的人们的风险比靠海洋生活的人们要小得多。因而人们也就缺乏冒险精神，听天由命。结果, 知识分子和学者也就无心探索自然和科学, 只求做官，根本无心为改善和发展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而奋斗。而老百姓的唯一愿望是祈求上天‘风调雨顺’，以行安居乐业的好运，求农作物丰收，求有一个包青天，求皇帝英明，求发财。因此，中国古代的圣贤们不探索自然，而只想‘修齐治平’，立功立德立言。孔子思想的产生和广泛持久的转播，是符合封建专制王朝政治需要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需要的，特别有利于在中国大陆维持一个大一统的封建专制王朝。结果是几千年来，几乎所有的圣贤和知识分子都追求于在封建王朝统治下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从皇帝士大夫到平民百姓，只知道祈求上天和菩萨保佑，让自己行好运、免遭灾难、求子求财，没有人对研究自然和科学有兴趣而耗费时间精力。只有那些对统治者有利的技术才得到某些发展，主要是能够为皇帝和朝廷服务。比如, 用于战争的火药与刀箭, 防治疾病的中医中药，用于官文的印刷和造纸，和皇帝所需的天文星象等。
第五。自从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后, 2000多年来, 每个大统一的封建专制王朝，为了延长其统治寿命，皇帝和士大夫都提倡和宣传‘大一统’的好处，说国家（大王朝）如果分裂成诸多小国会造成频繁的战乱。因此，‘大一统’一直是‘糊里糊涂’地深入人心，也是较符合广大民众安居乐业的需要的。然而，实际上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大一统’的秦朝仅仅维持了十五年，便在秦末农民战争中宣告灭亡，在这15年中，由于秦始皇的残暴统治，老百姓受劳役赋税暴政之苦更胜于战争。隋朝只维持了37年，隋文帝杨坚算是个好皇帝，在位23年，“爱养百姓，劝课农桑，轻徭薄赋”，老百姓过得比较安定的生活。但是，隋炀帝杨广在位14年，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穷兵黩武，残暴统治使百姓忍无可忍。在各路起义军的严重打击下，隋朝土崩瓦解了。
   因此，宣传‘大一统’比‘多国分治’好，是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的治国理念，他是从‘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原理出发，提出只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能实现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地位，才能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董仲舒的这一整套理论很受汉武帝赏识。此后，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使儒学在中国2000多年的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大一统’思想成为皇帝骗取平民忍受和延长其统治时间的谎言。春秋战国比秦朝隋朝更坏吗？五胡乱华之所以有频繁的大规模的、残酷的战争和杀戮，是因为塞外的鲜卑民族和羯族是野蛮落后的游牧民族，他们对汉族实行‘奸杀虏掠’和‘杀光抢光’的残暴手段。但是，一个‘大一统’王朝的较能干和较开明（不瞎折腾）的皇帝最多可能给民众带来不会多于30年的安定生活。而这样的皇帝是极少数。由于清朝的皇规比较严格，除了太平天国的大暴乱之外，其他时期，民众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因此，中国人口从清初的1亿增加到清末的4亿。
因为在中国广大的平原上各处都是易攻难守，难以形成像古代欧洲那样的长期城邦式的独立小王国（城邦）。因此,一旦统一破裂分为若干独立小王朝时，强国为统一而发动战争是必然的趋势。对老百姓来说，总是盼望没有战争的日子好过些。这也正是老百姓宁可忍受元清外族王朝长期统治的原因。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王朝导致中国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法典、法律、契约、诉讼争辩等民主所需要的东西。因而就不需要精确的语言和严格的逻辑思维。这就使古代中国圣贤和士大夫缺乏探索自然科学的理性和逻辑思维能力，而只发扬诗词歌赋之类的形象思维和类比思维，或发‘怀才不遇’的哀怨，或对‘风花雪月’的赞美，或叹民间生活的疾苦，或对‘亲情友情爱情’的怀念。

第六。然而，帝王和官吏很难得不作坏事和骄奢淫逸，而这关系到每个人未来的命运，这对官吏和读书人尤其重要。这也就是孔子的 <易经>两千多年来在中国流行的原因。因为每个人特别是官吏和读书人总想从<易经>的扑卦中预知自己未来的命运以谋求避凶趋吉。什么是<易经>的思维方式呢? 它是用类比的方法取代具体的分析，用形象化取代逻辑思维，模棱两可的类比和影射取代定量分析，用归纳法取代演绎法，用空谈取代明确的语言，用虚构的天地物的行为比喻人的行为等等。<易经>学家总是用模棱两可的影射类比给别人算命，並常显示自己高深莫测的玄学以骗人谋利。
中国语言和思维的不精确性在<易经>中充分反映出来了，它妨碍了古代中国学者作定量的科学分析和逻辑思维。<易经>中的每一个卦都是用天象和地象去比喻人的命运变化，结果许多古代中国的聪明学者终生都沉醉于<易经>的神秘玄学，他们不去研究天地的具体的规律，人类社会和各种事物变化的规律，人性变化的缘由。最后，他们甚至无稽到将天上的每颗星星与地上的每个人的命运相对应。古代中国文化主要来源于<易经>和孔子老子的思想，这成为旧中国农业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共识，也成为维持封建专制王朝的帝王和官吏的需要。

第七。在旧中国，每一个士大夫除了读圣贤书，诗词文学和政治历史文献书籍外，就无所作为。因为只有学好这类书籍才能通过科举考试而做官，即“学而优则仕”。旧知识分子们不屑于参加各类生产劳动，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对物理世界的观测和试验毫无兴趣。有大志的知识分子一生中唯一的“兴趣”“欲望”和“理想”，就是力行孔子的教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实际上，自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知识分子都成为皇帝的附庸吹鼓手或者打手和帮凶，还没有一个做到首相的知识分子，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做到‘治国平天下’的，最多只能做到‘文死谏，武死战’。而各朝有‘为国为民，真才实学’的大知识分子都是‘不得志者’。平庸的读书人想的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而坏知识分子就变为“贪官污吏、欺上压下和鱼肉百姓”。

第八. 在旧中国, 老师对学生的教育不是用启发式的、对话式的、平等的教学法，而是用训斥甚至体罚的方式。老师对学生的关系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而学生只有 “尊师重道”，即要谨守孔孟之道，更盼望老师发迹后能够提携自己。因此，学生极难产生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科学所需的怀疑批判和求实精神：‘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

第九。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的年复一年的有条不紊的循环，养成了人们靠天吃饭的循规蹈矩的思想和行为。几千年来整个旧社会都重农业，轻工商。因而人们缺少冒险，去寻找追求财富、科学和真理的欲望。加之，整个中国大陆周边都是更加贫穷落后的游牧的少数民族地区，没有财富可供掠夺，甚至封建统治者也缺乏对外掠夺财富的欲望，而只想享受‘万国来朝’的虚荣心。

第十。文字是思想的工具和载体。古中文是象形文字有多种意义，文法不严格而往往缺乏谓语，一个字可用之于多词类，一句话的准确含意往往只有对照前后文才能领会。因而较适宜于形象思维和类比。如诗词，[7]较难用于逻辑思维和严格的概念和论证。这也是旧知识分子难于运用逻辑思维的原因之一。例如，人人皆知的中国格言“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浪子回头金不换”等。其实，江山和人的本性之间並无必然的因果关系。而江山一词本身也是多义的。这类类比在中国古文中俯拾即是，而又往往成为完美的佳作被人赞颂。
如上面所分析, 旧中国文化中缺乏近代科学萌芽所必需的许多条件。例如, 旧中国从皇帝士大夫到老百姓都不敢和不愿把自然界天地当作研究和实验的对象。而是“听天由命”，“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封建的科举制度使旧知识分子把做官作为自己终生向上爬的奋斗目标，而他们所读的书籍全部都是缺乏逻辑思维的古典文学和政治历史文献。因此，古人的思维能力和行为方式就是警句格言、诗词文中的名言，以及如何用卜卦和各种迷信对自然灾害和命运“避凶趋吉”。
第十一．总而言之, 在旧中国, 一个建立在全大陆的大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王朝, 一个全大陆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个统一的象形文字和儒释道的形象思维文化，这种经济政治文化三者所结合成的 “三位一体”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成为一种难以进步和变革的 “超稳定结构”。在这种结构里，由于中央王朝的重农抑商和垄断资源，就无法形成为利益而竞争的自由市场。而在中央王朝之外，都是落后的少数民族。因此，中原王朝及其士大夫都以自我为中心，‘各人自扫门前雪，自求多福，独善其身’，‘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谁还去探索无利可图的自然科学，从事工商，因而也就没有可能发生近代科学萌芽的土壤。
然而，当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认识到的古代中国文化的缺点后，他们是能够毫无困难的运用逻辑思维和做系统的实验为近代科学作出贡献的。因为中国文化具有非常大的包容性和吸收能力。例如，中国现代语言和结构已经西化，而许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后，已在科技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阻碍现在中国成为科学技术现代化发达国家，主要是中国‘大一统’的专制独裁制度和共产党的专制极权制度的混合体。中共专制极权政权可以积极采用高科技监控每一个人，但是不能容忍人们运用高科技发财致富，中共害怕人们富足起来后，形成庞大富裕的中产阶级，他们会组织起来，推翻中共权贵的专制独裁政权。

§2-7-2；古希腊文化产生的根源: 西方文化发源于约公元前500年的古希腊文化和古希腊的3圣。古希腊文化思想的源头发源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他们注重研究本体论和科学，探求事物的本意和本质。研究数学，几何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等等。他们认为,“万物皆数”, 在柏拉图学院门口写着"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
苏格拉底 Socrates (469--399 BC.), 柏拉图Plato (427--347 BC.)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被誉为古希腊三圣。他们是古希腊文化的伟大代表和奠基者。而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文化的思想和文化的集大成者。他们三位都宣扬科学的思维方式所需要的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和数据（量）分析。欧洲人继承了古希腊海洋文化的优良传统，导致了近代科学在文艺复兴后在欧洲的萌芽和发展，尔后使欧洲出现工业革命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那么，古希腊文化是如何从当时古希腊的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和社会政治经济等等的条件下产生的呢?
第一。苏格拉底Socrates[8] 生于公元前469 BC（即孔子死后10年)。苏格拉底时代是雅典帝国的黄金时代，特别是伯里克利作为雅典帝国10人执政委员会的首席执政官的15年(443--429 BC)，这时候是雅典帝国的奴隶制民主达到了灿烂的顶峰。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帝国统治着超过200个附属国，1000多万人口，建立了约有上千船舰的庞大舰队。爱琴海变成了雅典帝国的内海，雅典成了当时最大的港口。
在地理上，希腊是一个小的半岛，三面环海，背后是山脉和丘陵。半岛上多为山丘，而缺少大平原和大草原。因此，农业和畜牧业在雅典帝国难有大规模的发展，大部分人只能从事海上生活和贸易和从城邦外掠夺财富。然而，海洋气候常常迅猛变化莫测而造成海上波涛汹涌。因此，生活在海洋上的人们逐渐依靠自己的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和准确的观测数据，以图避免海上惊涛骇浪的凶险，而养成了冒险精神，征服自然的精神和对自然做斗争的精神。他们养成了踏实工作和作周密的试验和算计的习性，才能保证自身在海上的安全。他们有从海外赚钱和掠夺财富的强烈欲望。所有上述情况溶合在古希腊人的文化中和思维行为方式中，都成为西方文化的DNA，被继承而有利于近代科学萌芽在欧洲出现。
长期生活和奋斗在海洋上的民众逐渐建立和发展出了一种“海洋文化”。其主要内容就是: 冒险精神—人们只能相信前人对环境观测的准确数据和自己的判断能力和力量，而不能侥幸地“靠天吃饭”和“畏天命”。科学态度—注重试验以获实效，不空谈，手脑並用, 详细的计算和凖确的数据。强烈的掠夺和征服的欲望—信奉丛林规则，崇尚实力，以精确的数据掌握复杂的海洋情况，为满足掠夺和征服的欲望而不顾艰险地奋斗。

第二。伯里克利Pericles (495–429 BC)[9] 出身于贵族家庭,他有大量的田产和商业产业，他有广博的学问和才能。在奴隶主中，他是心胸开阔的民主主义者。他把奴隶制民主提升到最高峰。他认为: “人本主义—人民(不包括奴隶)是第一重要的”, “人民只有有了自由才有幸福”，“平等，自由，法制是民主的基本原则”。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下，雅典成为雅典帝国中经济发达、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的中心城市。 [9]当然, 雅典帝国的繁荣强大是建立在剥削、压迫、奴役和屠杀附属国以及奴隶的基础上的。但是，伯里克利所坚持实施的完全民主和平等权利只限于雅典城中的年龄20以上的男性公民(贵族和平民)，而不包括女性、奴隶和非本地人。雅典帝国权力的最高机关是雅典的公民大会和公共法庭。
公民大会选出10个执行官的委员会成为雅典帝国的最高权力执行机关。10个执行官的候选人必须作许多的演讲和参加许多的辩论会，以宣传自己的政治纲领。伯里克利是一个最好的演说家。公民大会每10天举行一次，以决定重大的内政和外交问题: 战争或者和平，惩罚或是罢免执行官或选出新执行官等。公共法庭是雅典帝国的最高审判权力机关。在伯里克利时期，公共法庭的作用被大大地加强了。雅典的法官增加到约6000人。所有附属国之间的诉讼，附属国与雅典之间的诉讼都由雅典的公共法庭审判。公共法庭还要管理所有的重大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因此,那时整个雅典几乎成为一个到处都是政治和各种各样的演讲和辩论的巨大的会议厅。在所有的演讲和辩论的场所，演讲和辩论者都需要会运用精确的语言文字，古希腊人特别善于在法庭上运用数学和数据分析，他们不满足于经验的证据，他们要求所提供的证据具有普遍的确定性。也就是说，要求所提供的有关政治的哲学的和法律的论证是可靠的。这种可靠性只能用数学和数据的确定性表示出来。所有上述雅典帝国的政治社会和历史条件为发展数学和逻辑学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导致古希腊学者的思想和行为特别注重数学，科学和逻辑学，而这些后来逐渐成为古希腊文化科学和哲学的重要内容。

第三。形式逻辑产生在具有完善的奴隶制民主的古希腊不是偶然的。为什么那种民主会出现在古希腊而不出现在古中国呢? 这是古代二者不同的历史社会和地理等条件所造成的。古希腊在雅典帝国时期是由许许多多小的和相对独立的城邦组成的。希腊本土是一个不大的半岛，多山和丘陵，而没有像中国一样的大平原。因此，很难建立成一个长期的统一的像中国一样的大帝国。而只能依丘陵的山势和海中的岛屿等地理优势来建立小的能自保的独立的城邦。各城邦为了自卫而不致被其它城邦掠夺或被打败而沦为奴隶，就需要贵族和平民一起当兵以集体自卫，同时也是为了能集体去打败和掠夺别的城邦。因为奴隶是不能当兵的。这样一来, 贵族和平民之间因集体自卫和集体掠夺的共同利益和命运，而逐渐形成互相之间有平等权利的奴隶制民主。而这种民主也有利于镇压奴隶的暴动。在城邦之间谁也不能打败谁的情况下，就要发展平等的贸易或联合起来对抗更强大的共同敌人。这也需要民主。民主给古希腊雅典帝国和各小城邦带来了宪法法律诉讼法庭竞选辩论等。所有这些都需要严格的思维和精确的语言。民主也有利破除迷信和发现真理。这就是形式逻辑和逻辑思维理性思维在古希腊产生的条件和土壤。
古希腊人从与腓尼基人[7] 的贸易中学会了字母，最后形成了古希腊语言。这种语言有利于逻辑思维。因此，形式逻辑在亚里士多德思想中诞生是有其社会历史基础的。

第四. 苏格拉底；在伯里克利执政的15年期间，正是苏格拉底26 ~ 40岁的年龄。苏格拉底用启发式和辩论式的方法，教育他的学生。他本身就是当时的一位辩论大师。他是雅典帝国黄金时代的时势造就出来的，是当时社会需要的产物。苏格拉底创立了道德哲学。他特别提倡伦理学。他特别强调: “理性导向道德”， “善来源于学识，而恶来源于无知”。苏格拉底的上述的思想和观念大概是当时社会实际情况的反映。他生活在繁荣昌盛、民主和法治较好的伯里克利执政时代，眼见为实的某些官员，特别是像伯里克利都充满着善, 理性, 智慧和广泛的学识。这使苏格拉底突出地看到了人性中善的一面。从此建立了他的伦理学。他还提倡归纳法，告诉人们如何从许多具体的事例中得出正确的判断。但最后，苏格拉底却由于宣扬出自于他的理性的新 “神”而被判处死刑。
第五. 柏拉图[10]是苏格拉底的学生, 生于公元前427 BC年，比苏格拉底小42岁。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29 BC年死后，雅典帝国极大的腐败和衰落了。最终在公元前405年被斯巴达所打败和取代。在柏拉图的生活中,他经历的是雅典帝国极大的腐败衰落和斯巴达的统治。在柏拉图的眼里，真实的世界是非常腐败和丑恶的。他对当时的政治、法典和常规特别地厌恶。苏格拉底在公元前399年为自己的信仰而被处死给柏拉图非常强烈的刺激。柏拉图把苏格拉底看成是理想和智慧的真正化身，却终于被民主暴力所处死。由于对雅典帝国末期民主暴政和斯巴达混合统治制度 (皇帝加贵族加监督官的统治) 的失望，柏拉图认为感性的认识和世界是纯粹的幻觉。而只有理性的认识和世界才是真实的和可靠的。柏拉图决定将其老师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加以发挥，把苏格拉底关于理性和善的观念推广到最高的境界而成为 “真，善，美”。他最后探究在世上建立理想国的理论。一方面, 柏拉图认为理性的和善的政治家在未来的任何制度中是必然需要的。而善只来源于理性，理性从知识中产生。于是, 柏拉图在雅典创立学院招收学生学习哲学和数学。他实行毕索哥拉斯Pythagoras的观点; “任何事物皆是数”。在他的心中, 数学和几何是最理性的，所以是最可靠的。因而可以精确的应用到商业、航海、天文和建筑等等学问中。因此，他认为只有掌握数学和几何的理性的人才有智慧，才能导致理性的行为和善。也只有这种人才能成为好的执政者。在柏拉图学院的大门前，门牌上写着: “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当时许多的政治家和数学家曾在柏拉图学院学习过。另一方面, 柏拉图把斯巴达的军事共产主义的某些社会制度当作他的理性国的芻型。上述两方面的结合就成了柏拉图的“乌托邦”的主要内容。
第六。亚里士多德Aristotle，[11] 生于公元前384 BC年，是柏拉图的学生之一，他从17-- 38岁在柏拉图学院学习了20年。稍后，亚里士多德成为亚历山大三世 Alexander III大帝的老师。亚历山大大帝是马其顿的伟大皇帝。在他13年的讨伐战争中，创立了一个包括部分欧亚非三个大陆的庞大帝国。公元前338年，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菲力普二世Philip II统一了希腊各城邦。雅典成为亚历山大帝国的附属国而得到了短暂的和平和繁荣。亚里士多德从公元前338年，直到他在公元前323年的亚历山大逝世的15年内，在雅典创立了学院，並在学院内从事科学研究和著书立说。他的学院从亚历山大大帝那里得到了大量的金钱捐助，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322年逝世，即亚历山大大帝死后1年去世。
亚里士多德在他创立的的雅典学院的光辉灿烂的15年生活期间，正是亚历山大大帝统治着雅典。亚里士多德作为教授教书的同时，大量的著书立说。他完成了<物理学>，<天论>，<伦理学>，<形而上学>，<政治学>，<工具论>等流传下来的30多种巨著。他的著作不仅集中体现了灿烂的古希腊文化，而且使其发扬光大到顶峰。它是欧洲文化和科学产生和发展的根源。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批判的，平淡的和细致的，而非热情洋溢的。他不是充满激情的先知。亚里士多德批判了许多柏拉图的观念。比如，理性主义，乌托邦等。他说: “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柏拉图坚信: “理念是物质客体的原始模型，它的存在是不倚赖物质客体的。感觉不可能成为真正知识的来源”。然而，亚里士多德喜好独立地观察和思考。他认为: “知识来源于感觉，物质客体本身已经包含了它自己的本质。” 亚里士多德在其认识论中将物质客体、实在、世界和事物的存在放在第一位和最重要的地位。他极其重视观察和研究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他卓有成效地研究了天文、气象、动物、鸟类等等。他在其著作著中表达了他的观念: “宇宙，人类生活以及社会的各个方面统统都是分析和思考的对象。宇宙中的各个事物不是被神，运气或魔术所控制，而是按照某些确定的规律运动。因此，自然界是值得人们系统地研究的。人们应通过实验和逻辑分析而得出结果。亚里士多德的反传统,反神秘主义和反迷信的主张，对以后的西方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主要政治观点有: “好的政府有三种:君主制度优于贵族统治，而贵族统治又优于共和制。然而,一旦最好的制度腐化堕落，它就成为最坏的了”。在他的眼中,“富人的寡头统治和平民大众的民主(专政)都是坏政府”。他的著名的论点是: “民主是政治家的敌人”。亚里士多德坚信 “中庸之道”。在他看来，斯巴达和雅典帝国是两个极端。显然，他的政治观点深受他的经历和当时政治现实的影响。他清楚地认识到雅典帝国和斯巴达的消亡以及苏格拉底被处死的意义。他经历了斯巴达的混乱统治，经历了不可预见的庞大的菲力普--亚历山大帝国在15年内的迅速建立和迅速崩溃。这些历史的巨变使亚里士多德确信一个强大而不腐败的君主政体才是大大优于雅典的民主制和斯巴达的混乱的共和制的。
亚里士多德力图将存在与思维模式统一起来。他在<工具论>中，着重阐述了演绎法。因此，他成为形式逻辑的奠基者。为了保证思维的可靠性，亚里士多德将思维的规则规范化，那些规则就称之为“逻辑”。他还首创用形式逻辑研究了几何学。
    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几乎创导了正确的 “认识论”或者说在科学研究中的 “方法论”，即对客体的正确的观念和结论，只有建立在系统实验的基础上和通过逻辑分析才能得到。在以后一千多年的长期历史中，他的上述观念只不过是未被大多数学者所公认的一种假说。因为稳定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和充满迷信。那时的知识分子无需也无法认识到将自然界当作实验的对象。特别是 “中世纪”，在罗马天主教和使徒信经的腐朽顽固的统治下，几乎所有亚里士多德的错误观点都成为维护罗马神权统治的教条。比如,“天体是神圣的天神”就是他的错误观点之一。这就是为什么近代科学萌芽只能在文艺复兴后的欧洲产生。
第七．欧几里德Euclid,[14] 出生于公元前330 BC年,即亚里士多德逝世前8年。他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数学家，他在其著作中成功地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运用于几何学，他从5条公理和5条公设出发通过演绎法井井有条地证明了467条最重要的数学定理。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成功地运用演绎法于科学思维从而导致演绎法成为建立科学理论的规范。而且，欧几里德还发现了光的反射定律和浮力原理。

§2-7-3；比较，分析和结论：
第一。根据前面的陈述可知, 系统的实验和运用形式逻辑仅仅是科学研究成功的必要条件，特别是近代科学萌芽产生的必要条件。然而，学者们能自觉地掌握运用形式逻辑和系统的实验去从事科学研究，还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历练过程。也就是说，成熟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是近代科学萌芽产生的充分条件。在欧洲，只有当中世纪的对罗马天主教神权的迷信，在文艺复兴后被破除了，在发生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后，而且当航海天文和其它技术的发展能给当时的科学家和社会带来财富时, 近代科学萌芽才能发生和发展壮大以满足社会经济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亚里士多德早在公元前320年就清楚地指明了科学研究的正确途径，而近代科学萌芽却只能在2000年后，才在14--16世纪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发生的原因。反观古代中国,在600多年前的明朝, 即在哥伦比亚Columbus出生前，太监郑和 [12] 率领庞大的舰队7次到南海诸岛和印度洋，他的舰队约由300艘舰艇和30000人组成，其航海技术和规模在当时无疑是世界第一的。然而，由于郑和的舰队並不是为了寻找或掠夺财富和贸易，人们仍然迷信封建专制王朝的皇权和孔孟之道。因而，此后500年来, 近代科学萌芽仍不能在旧中国出现。因为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旧中国依然是大统一的封建王朝，自给自足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和统一的文字文化的“三位一体”所形成的超稳定结构，它从未被打破，士大夫们只能在‘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里徘徊和来回转悠。
从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王朝，已经100多年，回头看看经过100年来的折腾，中国进步了多少。在中国两千年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中，“封建专制中央王朝 ”算是被打破了，只不过现在改变为“皇帝轮流做”。至于“统一的文字文化” 改变了多少呢，农业社会还没有完全转变为现代化的工业社会。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了向传统文化的开战，一直到各种文字改革和毛泽东的“扫四旧”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本身就是以反对资产阶级为名的封建主义的复辟，是历史的大倒退。现在孔老二和释道的香火越烧约旺。控制中国政经军高位的500大家族的中共太子太妹们，不过是过着资产阶级生活的封建特权世袭制的纨绔子弟。至于“广大平原形成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本来就是中国工业革命的基本问题。为了解决“小农经济”的问题，共产党实行了“土地革命”、“消灭地主富农的土地改革，”直到“人民公社”，结果还是以牛的力量耕地为主。农场都是劳改农场，新疆的军垦农场和五七干校，林彪的571工程已有定论。到2018年，中共搞改革开放已经40年，农村人口由40年前的约87%，降低到约46%，现在农村还有约6.5亿人口。基本上还是个体劳动，离机械化电气化的工业化还远得很。
第二。近代科学萌芽的产生需要适当的气候和土壤。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适当的气候，而那时欧洲分治的各国和城邦之间的繁荣的海上贸易和手工业就是土壤。望远镜的发明和使用可作为近代科学萌芽产生的标志。
中世纪的欧洲亦称之为“黑暗世纪”，约从公元400 --1500年。那时，罗马天主教和基督信条非常严厉地统治着欧洲的人们，它宣扬禁欲主义和经院哲学。罗马天主教堂建立了宗教裁判所，以严厉地惩罚异教徒和严格地控制科学思想的传播，甚至于几乎将所有亚里士多德的错误观点，当作维护罗马天主教的教条。基督教的核心信条是‘人类中心主义’，它宣称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人是地球和万物的中心。因此，只有上帝能统治人类，教皇被认为是上帝在人间的宗教事务代表，是世俗人的父亲，而人类应当按照上帝的旨意在地球上统治万物，人们当然要服从教皇的指令。如此，在黑暗的中世纪欧洲，近代科学是无法产生的。
早在文艺复兴Renaissance[13] 前，马可孛罗Marco Polo从陆地到中国旅游。20年后，于1298年回到了意大利。之后，欧洲知道了在世界上，有许多美丽而富裕的东方国家。在文艺复兴时期和之前，意大利有许多自由贸易的港口城市，那里的经济和手工业都很发达。他们都仰慕东方国家的财富和繁荣。
早在文艺复兴前，在中世纪的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建立了以古代柏拉图学院为前辈的许多大学，这些大学教授数学和科学。早在公元1150年，就创建了巴黎大学，1168年，正式建立了牛津大学[14]。
文艺复兴发生在14到16世纪的意大利。那时期的教皇国并不能被视为一个真正的国家，而是若干个各自以教皇为最高领主的封建城邦或小国的松散组合。众多意大利城市已经脱离其主教和神圣罗马皇帝而独立，成为较强大的城市共和国（比如佛罗伦萨、比萨、锡耶纳、米兰和热那亚），这些国家的市民基础是安分的、勤奋的工匠，在他们之上有一个富裕的、从事商业的中产阶级，制造业和国际贸易使这些共和国积累了大量财富。
文艺复兴宣扬人本主义和破除中世纪对罗马天主教神权的迷信。文艺复兴给欧洲带来了宗教改革。新的基督教改革宣扬平等，自由和博爱，提倡恢复原来的基督教导和早期朝气蓬勃的教堂生活，反对现有的罗马天主教教条。宗教改革完全符合人本主义和古希腊文化的传统精神。结果, 宗教改革又反过来帮助了文艺复兴的发展。
一方面, 文艺复兴反对禁欲主义，而提倡享乐主义。因而文艺复兴所赞颂的个人自由和个人英雄主义与改革后新基督教的教规相符合。因此，大大地激发了个人寻找财富的欲望。哥伦布Columbus (1451–1506 AD)在坚信地球如园球的信念下，他要远洋航海到西印度群岛去寻找财富和黄金。但是他却意外地在1492年发现了美洲大陆。
另一方面, 文艺复兴恢复和发扬了古希腊和罗马文化的优秀传统，特别是民主和科学的传统精神。文艺复兴的优秀代表们特别重视亲自参加各种实验。列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说过: “真正的科学起始于观测”，“如果科学不是从实验中产生，不是从准确无误的实验中产生，它就是毫无用处的，而将充满错误，因为只有实验才是真实的母亲。” 达?芬奇言行一致，他反对流行的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观点。达?芬奇认定: “天体正如一部机器，它遵守自然界的某种确定规律。” 在1490年，达?芬奇研究了水在毛细管中的运动。[14] 文艺复兴的杰出人物们对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的尊敬更甚于对亚里士多德的尊敬。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科学家们放弃了企图对自然界完整体系的探索，並转向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这正是亚里士多德的正确研究方式对后世科学家们的重要影响。
地球是世界中心的教条是中世纪维系罗马天主教神权的主要支柱。伽里略Galileo (1564–1642)[14] 是长期的哥白尼Copernicus’[14](1473-1543)理论的信徒。哥白尼认定地球是在围绕太阳运动。从1610年1月10日起，伽里略为了验证哥白尼理论的正确性，用自己制造的望远镜对准天空中的月亮、金星、太阳和土星等进行观察。在观察了月亮之后，他感叹道: “原来，月亮和地球是一样的。” 从此以后，神权的迷信就被彻底地破除了。于是，近代科学萌芽就在1610年1月10日在欧洲从伽里略的望远镜中产生了。人类应该永远记住这个伟大的日子。人类从此以后认识到整个自然界中的天地人有统一的物质结构和规律。
大约在欧几里德之后2000年，在1687年，牛顿Isaac Newton (1642 - 1727)[14]完全照搬公元前300年欧几里德在其几何原本中所运用的演绎法，应用到自己伟大著作<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该书中，牛顿称通过歸納推理的經驗觀察得出一般物理規律，即万有引力定律。牛顿的成就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站在许多科学巨人的肩上”取得的。牛顿的另一伟大成就是严格地按照演绎法推导和发明了微积分。他还发现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物体的运动三定律。他首次让人们得知，自然界任何物体的运动，不管是天上的还是地上的，都不是毫无规则的，而是都必须服从统一的确定的规律，而这些规律是可用精确的数学公式来描述和计算的。他所发现的那些定律是近代科学的大树上永不凋谢的花朵和硕果。“通过与实验的比较来检验和改进理论的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实际上也是他创立的。”[14]
克卜勒Kepler (1571-1630)[14]通过许多年的系统的观察计算和推导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大规律。他的伟大成果为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奠定了结实的基础。
在1784年，瓦特 James Watt (1736 - 1819)[14] 利用炮筒作为气缸发明制造了完善的蒸气机。这是人类现代科学技术上最伟大的成就。从此以后，人类就可利用自然界的无穷力量为自己服务。人类就可全靠自己的智慧而不是单靠自己的体力劳动为自己谋幸福。
文艺复兴首次为欧洲带来了文学艺术革命，然后带来了蒸气机，从而使欧洲最终走向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因此，文艺复兴就成为欧洲近代科学萌芽的最佳气候和环境，而欧洲当时的许多独立国家、城邦和港口之间的繁荣的海上贸易是近代科学萌芽的最佳土壤。

第三。如上所述,古代中国和欧洲二者长期的大不相同的地理生活环境，造成了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中国古代文化的奠基着，老子孔子的思维方式根源于大陆的地理环境，古代中国人生活在大陆大平原上靠天吃饭，他们的生活作息都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循环有序的进行，人们的生活是相对稳定的。人们相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天意’使人的‘心理平衡’。隔几年突发的洪水或旱灾,被认为是“上天”对“子民”罪过的惩罚,是‘获罪于天’，于是从皇帝官员到老百姓都跪下向“上天”祈祷。孔子教导说: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就是说，在中国古人和圣贤的心里,只要不做坏事得罪老天爷，如果加上皇上英明吏治清明，老百姓就能过风调雨顺的平安日子。因此,中国古人和圣贤既不敢也懒得对自然界和农业生产进行研究和实验了。
但是古希腊人聚居在海岛上，以海洋贸易为生，而陆地又非大平原，所以根据复杂的山丘地形组成许多‘各自为政’的小城邦，需要频繁的通商。因此，古希腊文化形成了海洋文化和商业文化，人们对海洋气候天文海文必须掌握有较精确的数据。所以，希腊三圣学者和人们都非常重视和掌握各种数据。在柏拉图学院的门上写着一行字：“不懂几何学者不许入内”，而亚里士多德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他的著作构建了西方哲学的第一个广泛系统，包含道德、美学、和科学、政治和玄学，亚氏还是逻辑学的始祖。可见，古希腊的文化和哲学是建立在逻辑思维和理性思维的基础上的，是注重数学和自然实验科学的，是很注重‘几何、数据和‘度量’的。
从古希腊三圣，特别是从亚里士多德起，经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成为西方科技发展（赛先生）和政治文明（德先生）的核心，所以西方文化注重的是‘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人们可以自由的‘辩论、反驳、反对’，进而发展为现代以‘平等自由博爱民主法治人权’为核心普世价值观。
正是由于中国古代文化从老子孔子都只注重于抽象的‘道’，而对‘道’的权威解释在于老子孔子，而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皇帝是‘替天行道’的最高权威的合法执行者，也是打着‘替天行道’口号的杀人者，极少数人是‘为民除害’的侠义之士，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匪徒。孔子还教导所有人说，‘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在中国文化和思维方式中，人们说话的份量是由说话者的身份地位和权威决定的。孟子：‘劳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总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就成为中国文化中 ‘等级观念’的基石。中国士大夫只能以‘形象思维’和‘类比思维（比喻）’，来粗犷地‘大而化之’地描述自然和社会现象，而不会‘求真’和讲逻辑。比如，老子：‘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智若愚’。所有对这些‘因果’之间关系描述：（1）并非普遍的现象，因果关系并不确定，并非必然，也不太合乎逻辑；（2）‘因’和‘果’都没有‘量、级、度’的界定；比如什么程度是‘大巧’或者‘小巧’，什么程度是‘拙’或者‘巧，机灵’；（3）没有确定的‘量化’规律。可见，中国文化中严重缺少‘数，量、级、度’及其规律的‘量化’基因，这就是古代和前近代中国人一直缺乏‘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的原因。中国人心中忽视 ‘数，量、级、度’等观念，满脑子‘大概齐’‘小意思’‘ 差不多’‘马马虎虎’‘彼此彼此’‘不求甚解’‘得过且过’‘心中无数办法多’，其升级版就变成中共现在的‘假大空伪劣’。中国文化的上述‘劣基因’‘劣根性’难道没有残存到现代中国人脑子和思想行为中吗？

第四。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主要为其文化所决定，因为文化的传承会形成人们极强的代代相传的语言和思维的惯性，从而导致其行为的惯性传承。而文化主要为其长期的生活方式所决定。生活方式又为其长期自然环境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所决定。因此，归根结底，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为其长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所决定，也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改变而改变。反之，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改变也会促进或阻滞其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在古代，由于科学技术发展很慢，导致生产力停滞不前。而社会政治经济往往循环往复而无发展，有的只是改朝换代。但到现代，由于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社会政治经济也跟随着快速发展以至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最后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自然环境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力也就越来越小了。就是说,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并不是先天固有的，而是能够改变的，是一定的政治经济和生活环境的产物。而人们思维行为生活方式的改变往往会滞后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改变。
因此，人们的逻辑思维和作系统性实验的能力并不是某特定民族的天赋，是一定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作用下形成的，是不难学习到的。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就足以证明那些国家的知识分子能够运用逻辑思维和作实验的能力以掌握和发展近代科学技术。再看许多中国的学者年青时虽然受到中国的传统教育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但以后到美国欧洲学习和工作后，在科学技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些中国学者还获到了诺贝尔奖，但是以前原有的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惯性还是或多或少的存在的。如前所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程序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质变使生产力的动力形态（系统）产生质变，从而推动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的质变和转型，进而推动（迫使）社会政治制度和人们工作生活和思维方式的质变和转型。
然而，在严重的危机或极大的诱惑面前或生死关头，个人的欲望或情感会强迫自己迅速地改变其自己思维和行为方式。一个集团或一个国家民族也有类似的情况。这是促使一个国家发生改革进步或革命的原因，也是导致个人或集团犯罪或者转危为安的原因。

第五。在中国古代，在大陆平原上的中国人是长期的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是靠天地的恩赐生活的。这就是孔子<易经>老子和佛教的思想能站主导地位的原因。一个由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大一统’的强大的中央封建专制王朝，和统一的象形文字和上述保守的儒释道文化，所组成的这种经济政治文化三者所结合成的“三位一体”，这种“超稳定结构两千多年来 ”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也禁锢了士大夫的思想和行为，特别是科考制度加强了这种禁锢。从而使近代科学萌芽无法在中国发生。因此，如果没有外力的强烈冲击，中国人的旧思想习惯是很难逃出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思维方式的控制的。旧知识分子（士大夫）也就只有墨守成规，“学而优则仕”，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高高在上’，而不可能从事科学观测和逻辑思维。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旧中国由于科学技术落后而遭受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攻击而惨败。到20世纪初，中国的本土又被一次又一次的瓜分和割地赔赏。在这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关口，中国知识分子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反思’中，提出了要请来西方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正确口号，并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和提倡新文和运动的正确口号。此时，虽然中国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王朝，但是由于工业化程度太小，落后的小农经济还是太大，1919年五四运动由于没有得到广大工人农民群众的支持，只是以狭隘的民族主义反对北洋政府。结果不仅没有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而是请来了邪恶的‘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制’的马列主义和共产党。
相反，古希腊文化源于古希腊的奴隶制民主和海洋贸易。这种民主和文化导致古希腊知识分子产生了逻辑思维和理性思维，平等争论和诚信守法的精神，服从真理事实和法制的精神。而海洋贸易使希腊人产生了冒险精神，系统实验的习惯，赚钱和掠夺财富的欲望。这些思想精神传统，都被文艺复兴所继承和发扬了，而且传承到西方现代文化中。

第六。中西文化另外一个重大不同的是，西方文化传承了基督教，所以主张‘神人合一’。而中国文化传承的老子和孔子的‘道’，就是‘天人合一’，或曰，‘天地人三才’。‘天人合一’与‘神人合一’，最终走向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是神本，一是人本；一是神在做（天行），人在看；一是人在做（人为）、天在看，所以人要‘人法地，地法天’，要‘畏天命’，要学习乾坤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认为‘天道酬勤，地道酬德，人道酬诚’；一是信靠内在性，一是追求超越性；一是世俗功利，一是神圣永恒。信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国儒生们恐怕难以理解，何为三位一体的神，何为神的救赎。而坚信“有永生，信仰才有意义，有信仰，就定会相信永生”的基督徒也难以理解，那些不相信天堂的人，怎会懂得感恩并愿意行善，那些不相信地狱的人，怎会谦卑敬畏而不为恶。所以西方文化一直将‘天’和‘地’作为研究的对象的。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地圆说” 的理论。公元2世纪，罗马属埃及的天文学家托勒密將地心說的模型發展完善，提出了本轮的理論。在文艺复兴后，伽里略在1610年1月10日从他自制的望远镜中看到了月亮金星等，他说: “原来，月亮和地球是一样的。” 于是，近代科学萌芽就在1610年1月10日在欧洲从的望远镜中产生了。

第七。1*）文艺复兴发生在欧洲在14-16世纪间，是借用宗教题材认识并揭露教会的黑暗、腐朽、罪恶，揭示人性和肯定人的价值，但还是对教会势力抱和解的态度；文艺复兴为宗教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没有文艺复兴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上对封建神学世界观的批判，就不会有以后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实际行动。其人文主义的内涵是把人性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主要侧重于使人满足基本的生理欲望，这是对基督教禁欲主义的一种反叛。2*）．宗教改革是对文艺复兴的一种延续，其内容也蕴涵着人文主义思想，主要是指反对天主教会的宗教特权，提倡人的个性解放，使人们从罗马天主教会的宗教枷锁中解脱出来，获得更多的个人自由。只不过它侧重于宗教领域的思想。3*）．启蒙运动是对文艺复兴的继承和发展。继承表现在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上，要求从教会束缚中解放人的个性，对人文主义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启蒙运动把矛头集中指向封建社会的全部上层建筑，并且启蒙思想家为未来的“理性”社会设计了一幅幅蓝图，提出了整体改造社会的方案，直接为欧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八。简要地总结一下，不同的古代文化对近代科学萌芽的影响主要地取决于，古代知识分子和人们的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古希腊哲学基本上是自然哲学，因而古希腊先哲所创造的形式逻辑和演绎法，是他们对自然界和社会进行系统性观测和思考研究的结果。在古希腊的雅典,经历过奴隶制的民主、寡头（共和）制和君主制，既统治过别人，也被统治过。而古代中国的哲学基本上是一种道德哲学，或伦理哲学，是一种教各种人‘各安其位安分守己和趋吉避凶’和相信‘因果报应’的行为哲学，它教人们要如何各安其位，各行其事，而“不逾矩”。每个人都要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和不要 “犯上作乱”。所有这些都被以后的封建专制王朝统治者利用以维护其统治，以求保持专制王朝的长期传承。而古代中国从4000年前的夏朝起，就一直实行‘中央大一统的专制王朝帝制’, 皇帝之被尊为“天子”，已成为古代中国圣贤和老百姓思想中不可反对的信仰。这就是说，古代中国一直到现在，没有‘自由人和思想言论自由的观念’。这就是无法产生近代科学萌芽的思想基础。

第九。西方文化来源于古希腊文化，该文化传统的是奴隶制的民主和海上贸易的冒险精神和求实精神。但古希腊的奴隶制民主只是狼与狼之间的民主，即只承认奴隶主之间的民主，而不承认狼与羊之间的民主，即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民主。这就形成了西方文化中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一方面是，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个人自由主义，强烈的个人竞争欲望，追寻和掠夺财富的欲望，冒险精神探究自然规律和发展科学技术等。按照圣经教导，人人都有原罪。这样一来，人的本性就是‘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人有自由意志，成人成兽全靠自己。因此，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也深入许多人的心中。另一方面是，科学和求实精神，民主，平等，自由和博爱等精神。特别是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以及数百年来科技和社会经济的进步，经过第一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再加上广大中下层民众不懈的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斗争，上述许多好的精神和传统得到了发扬，而坏的精神和传统得到了抑制，从而使西方发达国家实行了现代化的民主制度。在现代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注重横向的夫妻和金钱关系。而其它的所有关系都是次要的。 ‘人性恶’的个人欲望的恶性膨胀是社会中个人犯罪的根源，是政客们的贪腐，而破坏民主制度的根源，这已成为西方社会的毒瘤。而西方发达国家的执政者和垄断资本家的个人欲望的恶性膨胀所造成犯罪，使他们成为掠夺国内外民众和霸权主义的主要原因。这似乎是继承了古希腊奴隶制的民主对外掠夺的劣根性。
相反，古代中国文化将“天、地、人”当作“三位一体”，三者都产生于“道”，即自然。三者应和谐共处。但“人”为“天”“地”所生，所以“人”应该感谢和敬畏“天”“地”，和仿效天地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行为。在旧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上下” “主从” 的垂直关系。如皇帝官民关系，父子，夫妇，师生，长幼等关系。而所有这些关系都是不能颠倒的。比如妇女地位在旧中国，都处于最下下层，必需 “三从”，即“在家从父, 嫁后从夫, 夫死从子”。似乎没有两个人可以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即使两双胞胎之间也不能有完全平等的地位。没有平等就很难产生自由的思想和行为。任何人都不能“犯上”和‘逾矩’。所以这些出自圣贤教导和制定的纲常和礼仪，完全禁锢了旧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使他们只有服从，而不可能违背 “天意”,“上意”和“圣贤的教导”，对自然界和事物进行观测和探究。这种流毒还留在现代共产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中。

第十。然而, 现代科技的高速度发展已给西方国家的民众带来了丰富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人们能花更多的时间以满足自己的精神和文化的需要。在过去，大多数人的困苦主要来自生活物品的缺乏。在现代, 西方国家的民众的不幸福主要来源于个人欲望的恶性膨胀，而不是生活的贫困, 结果导致平民个人犯罪的大量发生，富豪坑蒙拐骗巧取豪夺，而执政者个人欲望的恶性膨胀是导致官商勾结贪腐犯罪和破坏民主制度的根源。这是西方文化传统中过分强调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而造成‘纵欲’的结果。因此，人们就更需要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避免自寻烦恼和灾难，从而害己害人害社会。不幸的是西方的流行文化已成为牟利的有效工具，而大肆宣扬和美化暴力和犯罪。另一方面，资本家为了获取超额利润或暴利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与国外腐败政府勾结，剥削外国工人，造成外国环境污染而危害人类社会。
在现在地球村的时代，各种文明冲击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彼此之间取长补短的溶合发展。然而，在21世纪，国际间的主要冲突，战争的根源，实质上并不是根源于不同的文化，而是根源于不同的政治制度。在21世纪，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核大战的根源尚远未消除，其根源是‘专制集权（特别是强大的中共专制极权）政权，原教旨政教合一政权，恐怖主义政权’，它们视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为其不共载天的敌人。所以21世纪是“民主自由”与“专制独裁”、制度的最后决战。如果专制独裁政权得胜，人类社会会倒退200-300年，成为《动物庄园》式的新奴隶社会。如果打‘核大战’，人类社会可能退回到‘石器时代’。前苏联的独裁者们都还是有些理性的，不想主动挑起核大战，而中共却一直是鼓吹以战争来消灭美帝国主义的。民主世界的人们，迟早会被邪恶暴政的暴行和倒行逆施所惊醒，奋起反抗，将专制独裁者送进历史的垃圾堆。

第十一。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灵魂. 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一定会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即建立民主化政治制度，和改变民众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状态，即民众的内心世界、生活习惯、思想和行为的方式等。然而，影响总是有正反或好坏两方面同时发生。总而言之，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社会民众的物质生活和财富是丰富了，也会更加自由了。于是民众追求的金钱的欲望增加了，道德水平在总体上会下降。因为经济的发展和自由化程度的增加，将会增加人们的个人主义、个人利益、个人自由、个人奋斗、自由竞争等，从而导致人们的‘物欲横流’，因为再好的法制也阻止不了人们的犯罪。如果全社会不注重对人们善的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的长期有效的教育培养和鼓励，不能够对高官、精英和资本大鳄的贪腐勾结犯罪实行有效的惩罚，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和社会不能长期有效的从道德和执法上实行‘惩恶扬善’，这个国家就会很快地腐败堕落下去。要想‘改恶从善，走回正道’，需要全社会的人们认识错误，清除高层犯罪分子，选出清廉公正的高中层执政者，人们需要长期共同努力奋斗至少15-30年。
西方文化是以个人和以物质利益为中心的。相反, 中国文化是以‘虚伪的’社会集体和道德为中心。两者各有所长和所短。西方文化有利于发挥个人的才能智慧和创造性，同时易于导致个人欲望的恶性膨胀和个人犯罪。中国文化（注意：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文化属于马列邪教，不是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而是反对和消灭中国文化的）则偏重于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一套思维规范，使人们的思想行为社会化政治化等级化，从而限制了个人才能智慧和创造性的发挥。可见,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似乎是走了两个极端。值得回味的是中西文化的始祖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又都主张“中庸之道”，反对极端的‘过犹不及’。因此，在现代，中西文化各自的相互取长补短的溶合是必然的趋势。总的来说，西方文化的优点胜于中国古代文化。西方文化的优点主要在于追求进步和发展，勇于批判其现存的缺点。中国文化过于保守，不愿意批判否定自己的缺点，死要面子活受罪。
有人说：“在迄今为止的人类世界中，活得最有价值、对世界最有贡献的民族，首先是犹太人，其次是德国人，再其次是……，迄今为止的中国人将只能排在一百名之后，只能属于地球上最落后的第三世界。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可不能忘记了，中国人的人口，却从来就是世界上最多的；偏偏人口最多的民族，在世界上最无所作为，最缺乏创造性而好投机取巧。中国人应该深深地感到耻辱，并永远不忘记问一问自己：这是因为什么啊！？
中共残暴地统治中国70多年，为了维护中共‘一党专政’ 的红色王朝统治，中共用马列谬论完全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和道统。毛泽东前30年是搞马列的阶级斗争、群众斗群众和仇恨文化，使中国人变成‘无产、无知、无情、无法、无德、无赖、无美、无耻’的8无低素质民族。后40年打着邓记‘特色社会主义’的冒牌幌子，搞初期资本主义的‘封建资本主义，权贵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又使中国人变成为‘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的无德无耻的政治和金钱骗子’。现在的习近平政权又回归到毛泽东2.0，成为西朝鲜。中国人在中共专制独裁政权统治下，现在既无传统的‘礼义廉耻，温良恭俭让’等美德，又无西方资本主义的‘平等自由博爱和守信’等的精神，到处盗窃山塞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不愿意花钱花时间搞科技创新，表现出十足的暴发户和流氓的丑陋心态，而不以为耻。
总之一句话，中西古代文化和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主要差异就是: 中国古代文化重“义” 轻“利”, 重“礼”轻“理”，重“质的分析”轻“量的计算”，重私人关系而轻法；而西方古代文化则重“利” 轻“义”，重“理”轻“礼”，重“量”不轻“质”，重诚信和守法而轻私人关系。现在，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已将世界变成为一个地球村，这些差异还远未消失。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是长期的历史任务。但现有共产党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文化冲突，是导致中国共产极权制度与西方民主自由制度之间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产生两种制度之间战争的一个重要根源。

第十二；科学技术虽然是推动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生活进步和谋福利的动力和工具，但是，它似乎难以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平和人性的善。特别是在地球上还存在掌握极大权力的大专制独裁者的情况下，他们会利用高科技制造各种先进武器和工具监控和镇压民众，还可能为了他们自己的权位和家族的利益，企图发动打败民主制国家的战争，统治和奴役全世界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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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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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readers.org/forums/messages/468917.html, 2/27/2003.
[2]. 杨振宁: 在中国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演讲. 9/3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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