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安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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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安澜:李欧﹒史特劳斯的隐微写作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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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安澜:李欧﹒史特劳斯的隐微写作及其他

 

高行健说“从革命文学闹到文学革命”,是二十世纪特定意识形态的产物。高的这个说法,追根溯源,要归结到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这本书上来,经鲁迅老人家的推波助澜,于是革命与文学就更加纠缠不清了。政治介入文学自古有之,所以,历朝历代都有大小不等的文字狱,历朝历代又都有既想要著抒胸臆又不能公开发声的个人写作者,有意无意之中流传了一份文学薪火。这就是李欧﹒史特劳斯的所谓隐微写作。在中国,隐微写作最杰出的,当数《金瓶梅》。读香港太平书局本的《金瓶梅》,我总是被那娟秀的小字所吸引,每当看到这些雅致的字体,我就想到在昏暗青灯下埋首抄写的温秀才,隐名埋姓,不计名利。当然,从世界历史看,影响写作者的因素,荦荦大者,还有教会的迫害。

老人家说,“你们不听话,就不给你们饭吃”。所以这个隐微写作,还含有“吃不上饭”这样一层隐忧。好在我生活在后老人家时代,不端老人家的饭碗,在常熟乡下偏陬一隅,与世无争,安适无犯,喝二两自制的米酒,写一些自得其乐的文字。老人家发放的碗里有大鱼大肉,仍而与我不相干。我一生粗茶淡饭,惯了。自忖毫无建树,但心不为形役,自鸣天籁,况且人生匆匆,也就这样了。人生来不及后悔。现在出门,小年轻都喊我“老伯”了。

鲁迅去黄埔军校作《革命时代的文学》演说,为革命张目,为文学上枷锁。为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开辟新的篇章。余生也晚,没能赶上这么火热的历史节点,幸甚幸甚。不然,大概率龙华胡也频、柔石等人之外又添一个文学新鬼。关于政治这端的隐微写作,我首先想到的是陈丹青的老师木心。陈丹青说木心在1971年囚禁时不断写作。维基百科这样表述:“他(木心)用写'坦白书'的纸笔写出了洋洋65万言的《狱中笔记》”。也幸亏陈丹青不遗余力的推介,后人才得以知晓木心这个名号。饶是这样,我估计读过《文学回忆录》的没几个人。看来,人要出名,有一个名重江湖的好学生,也很重要。

写作,无非是思想的自由。自由意志的表达。文字,不管好坏;文章不管得不得法,首先是有感而发,不得不发。就文章而言,写什么都可以;怎么写都可以,此之谓文学无禁区。但发表有禁区。如果迎合发表,那就有了思想的选择,一些观点、立场也相应有了改变。文学(包括艺术)反映的是最深刻、最隐蔽的社会意愿。为发表而发表,也就谈不上隐微写作了。文学的外在力量要发挥,必然与现实政治的逻辑相碰撞。所谓隐,我理解是独立思想、自由意志;所谓微,是谦卑,对自己思想不足的谦卑,对历史长河的谦卑。也就是自己虽然很努力地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尽管这样的表达不见容于当时、乃或当世,但囿于文笔的不足,学识的谫陋,放诸历史长河中,可能连一片浪花也算不上。

高行健说,“流亡是自由的前提”。我理解的流亡,是自我流亡,包括精神的自我放逐。像李南央。从端老人家的饭碗到主动退出,从主流自我边缘。人世间,绝大多数是名利之徒,主动放弃光环,是需要勇气的。上面我说鲁迅为文学上枷锁。自从上锁以来,我们无论是在阅读文学史或者在现实中,不难看到许多有才华的作家,为了主旋律或者政治正确,写了无数自我矮化、或者显而易见的低智商文字。可惜了。本来这些人的才华可以用来更好地提升全社会的人文环境,但为了赵家饭碗,不得不然。选择大鱼大肉,无可厚非;但选择自我流亡,自甘边缘,也不失为可贵。当然,我这不是自我表扬,我从来没有接近过体制,蝼蚁也算不上,我是佩服不食周粟的李南央们。

我没有受到过迫害。除了16126日以“虚构事实、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对我进行了一整天的传唤以外,还有几次口头警告。大概警方也认为二十一世纪了,再搞轰轰烈烈的文字狱不合适。记得那天对我的喝茶到后来也软化了,临别的时候,负责我一事的小范警官还借了我2元公交车费,至今没还给他,真是抱歉。小范审了我一整天,我却天然对他天然有一种亲近。小范青年才俊,从事警务工作,认真负责,他身上释放出的这种痕迹,使我有某种熟悉的故人之感。相反的,由于封控三年,我拒绝打疫苗、拒绝核酸,倒是被娘进门一句“害人精”,出门一句“害人精”。起初,我错误的以为我的个人行为是我个人的事,细究下来,我的个人行为,包括写作,都是堵塞了小辈的上升通道。自己以为是隐微写作,只对自己的三观负责,没想到却写成了亲人、亲情的反面,我成了家庭里的臭狗屎。我一直在想,是我该反思、调整自己的三观呢,还是社会该反思,对于一个躲了乡下角落里的默默无闻的写作者,给予多一些宽容、给予多一些空间。

还是要提到鲁迅他老人家。我之所以说他为文学上枷锁,就是文学发展到近现代,也就是新文学运动开始到蓬勃发展,他是第一个扯起“文学革命”、“革命文学”这面大旗的,在他的影响下,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就纠缠不清了。托洛茨基文学革命的观点主要从自我定位、文学创作、社会认知三个方面影响到鲁迅。《延讲》的重要源头,就在他老人家这里。权力压迫的重现进而压抑文学创作和革命者的自由思想。他老人家自己倒好,这面大旗扯到自己左联的担子甩下来,闻听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整倒,自己就绝口不再谈托洛茨基了。在给徐懋庸的信中反而指斥他人为“托派”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我这样说,热爱鲁迅的人可能要回怼我,你算什么东西。对,我是小爬虫,但如果你把鲁迅还原成人的话,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二是出于人的认知,今天的你很容易打倒昨天的你,明天的你又可能会否定今天的你;三是打倒了神汉,立起了巫婆,社会陈陈相因,并不一定今天的事物就更科学、更先进,昨天的东西就更落后、更愚昧。用今天来否定昨天,很可能出现倒洗脚水,连浴盆里的婴儿也一起倒掉的情况。纵观鲁迅对钱、对朋友、对社会、对文学的态度,鲁迅都堪称“门槛贼精”,由时我想,面对现实某种不利局面,我是否应当向鲁迅学习,学习他这种见风使舵、生存第一的法则,调整一下自己与社会的关系。


2024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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