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失败的巴勒斯坦之行（2002年旧文）

刚才我在推特说：中文圈一些挺哈马斯的极左分子瞎胡闹，其实他们以前并未关注以巴问题。我才记起我在瑞典追踪以巴冲突已21年。2002年我在香港杂志发表此文，今天看来还有现实意义。

失败的巴勒斯坦之行

——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的教训

茉莉

2002年月23日，国际作家议会赴巴勒斯坦反战代表团抵达巴黎，在凡尔赛门发布了豪情满怀的反战宣言。宣言由全球30多个国家500多位知名作家、艺术家和学者签名，声称：代表团将“携带全球超越一切党派、为促进国际和平以及文化对话的作家、艺术家和学者的和平愿望，前去看望和声援被以色列坦克和枪炮困在拉马拉的巴勒斯坦诗人马哈穆德．达维什。”

一向主张作家关注、干预现实的笔者，对此怀着很大的期待。代表团的八位成员里，不但有我喜欢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葡萄牙作家何塞．萨拉马戈、尼日利亚作家沃尔．索因卡，还有刚退出中国人权组织回国的诗人北岛。北岛先生的发言令人感动，他说：前去巴勒斯坦是出于“作家本能的迫切召唤”，“任何人都不能以国家、宗教或文化的名义屠杀无辜者。”

此后，在中文媒体里，作家代表团如黄鹤一去无消息。我在瑞典报纸上获知，一些反战作家们的言论在西方引起严厉的批评。直到最近，读了北岛在国内和香港刊物上发表的报道《午夜之门》，我才遗憾地做出结论：不管这些作家们的名声多么辉煌，心愿多么善良，他们这次反战之行是完全失败的。

萨拉马戈引起一片喧哗

从巴黎出发前去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时，萨拉马戈就语出惊人。他说：“在这里发生的罪行可以与奥斯维辛相比。”此话在西方引起一片喧哗，因为稍有历史辨析能力的人都能区分这一点：纳粹大屠杀是纯粹的种族灭绝，而以巴冲突大体可视为国土之争。在最同情巴勒斯坦的瑞典，人们普遍认为以色列的军事攻击是残酷的，但是，只有疯子或一个完全不顾事实的人，才把以色列拿来与纳粹比较。而萨拉马戈两者都不是，他是一个光彩夺目的小说作家。

为什么令人敬佩的大作家居然说出如此明显的蠢话？笔者马上去查阅萨拉马戈的生平，看他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萨拉马戈生于葡萄牙一个清贫的农民家庭，父母都是文盲，小时候他穷得没鞋穿，经常打着赤脚，十七岁中学尚未毕业就不得不辍学谋生，没能上大学。他早年加入共产党，不少作品描写下层人民的贫困生活及其反压迫斗争。尽管后来因为民主立场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但萨拉马戈仍然属于欧洲传统的左派作家。

像我这样查个人出身成分和历史，显然不能完全解释萨拉马戈的言论错误，因为萨拉马戈不只是代表他自己，他还代表全球500多位作家。北岛先生在其文章中为萨拉马戈辩护，说：“萨拉马戈没有什么不对。－－－一个作家有权使用隐喻，若能警世，正好说明语言的效用。”如果参与签名的几百名作家全都是北岛这样的认识，那么，这就是一个严重而普遍的问题了。正如伟大的作家有权任意比喻，不伟大的我们也有权对他们进行分析和批评。

欧洲人的负罪感与“历史正确”观

在笔者看来，沙龙手中诚然沾满鲜血，但阿拉法特和他的部下杀人也毫不逊色，以巴冲突绝不是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的。我们不能像对待德国纳粹、红色高棉和六四屠杀的罪行，对以巴问题做简单的道德评判。长期以来，正是以巴双方的极端分子制造了连绵的冲突，一次一次地扼杀了和平。真正要反战的人，就应该呼吁制止双方的暴行。

那么，萨拉马戈一类欧洲左倾知识份子如此偏袒一方，其原因在那里？有人认为，这是欧洲传统的反犹主义（不少欧洲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家也曾有此倾向），以及今日时髦的反美新浪潮，使得欧洲知识份子乐于支援巴勒斯坦，激烈地反对以色列和支援以色列的美国。但这些说法显然不是太合适的解释。笔者追根究底，认为下列原因更为深层和准确：欧洲人的殖民负罪感、对超级大国的恐惧心理以及“历史正确”观。

一些西欧国家曾有过殖民主义劣迹斑斑的历史。今日的阿拉伯国家，不少过去是西欧国家的殖民地，西欧宗主国曾使用军事暴力，压制阿拉伯异族臣民。在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西欧国家都已放弃了昔日的殖民强权梦，成功地转型为和平、文明的福利国家。

由殖民前科遗留下来的负疚感，导致欧洲人觉得不应再干涉前殖民地的事务，以遵守“历史正确”。加之今天的西欧各国都有不少阿拉伯移民，他们对居住国的政治多少有一点影响。于是，欧洲人任由阿拉伯国家原教旨主义嚣张，对野蛮的阿拉伯专制者不予批评。同时，欧洲知识份子也感到阿拉伯国家属于异文化，白人对那些异族专制者无能为力，而只有同一文化而又民主的美国，或许能听听他们的声音，于是，他们的矛头不是对准作恶的极端分子，而是对准有缺点但很民主的美国。

今日崇尚和平民主的欧洲人不愿再做殖民大国，而美国却成了唯一的西方强国，并且在世界上扮演干预他国事务的角色，这就使得一些欧洲人反感和恐惧。因此，当美国在为世界和平反恐怖的时候，在它的欧洲盟国里，左翼人士总是发出激烈指责的声音。

几乎从以色列建国起，欧洲左派就支援巴勒斯坦反抗。尽管纳粹大屠杀后，欧洲各国对犹太人都有负疚感，但一直与法西斯抗争的左派，却没有这种历史包袱。他们一边倒地支援巴勒斯坦，也是出于同情弱者的天性，出于支援第三世界弱小国家的左派传统。他们反西方霸权、反白种文明优越，无疑是有其制衡意义的，但他们不太明白的是，弱势者并不完全等同于正义，自由国家在国力上的强大，有助于世界次序的稳定。最近，阿拉伯国家的专制者制造事端，怂恿一批又一批的青少年身上绑着炸弹去送死，去杀害无辜的以色列平民，大多数西方左派对此也是痛加抨击的。

北岛仍以民族主义为圭臬

令人不解的是，以“促进和平”为宗旨前去巴勒斯坦的诗人北岛，在他的纪实报道中，只是一个劲地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疯狂的自杀炸弹行径，不但没有指责，而且还颇有赞赏之意。在《午夜之门》里，北岛把拉马拉市中心张贴的“自杀烈士”肖像，比喻成中国当年的“劳动模范光荣榜”，并告诉读者，那个二十八岁的“秀美的姑娘”，是巴勒斯坦第一个“女烈士”。

北岛先生没有说明的是，这位“秀美的姑娘”并不是和敌人战斗，而是在加法公路上做人肉炸弹，炸死的是一位81岁无抵抗能力的以色列老人。此后，在新华社之类的国际舆论鼓噪下，巴勒斯坦“女烈士”一个接一个前赴后继，第四个女性人肉炸弹在一个巿场门口，炸死四名中国工人。巴勒斯坦亲人的痛苦，以色列平民（包括中国工人）的生命，全在北岛先生对“光荣榜”的轻松描写中一笔勾销。

在会见阿拉法特时，众目睽睽之下，北岛先生的言论就更离谱了，他对阿拉法特说：“自童年起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想知道经历过如此漫长的岁月和重重困难，你是否还保持当年的理想？”

在北岛童年时，阿拉法特是搞恐怖活动赫赫有名的巴解主席，对于这一段历史，他本人也曾经否定过。1988年，阿拉法特在联合国会议上宣布放弃恐怖主义，1993年与以色列签署协定，为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为什么北岛先生不去赞赏阿拉法特后来的妥协和解精神，而仍然希望阿拉法特保持当年恐怖的“英雄理想”呢？

这仍然是意识形态在作祟，尽管在西方生活了十几年，北岛并没有清洗掉他在红旗下所受宣传的影响。在我们童年的时候，官方给我们灌输的是暴力化的英雄主义教育，树立的榜样大都是无产阶级铁血英雄。同时，北岛所持的价值观，仍然是以民族主义为圭臬：民族的事业高于个体的生命。令人发指的谋杀行径，只要是为了民族解放大业，就是值得景仰的。然而，一方的“烈士”却是另一方的刽子手，作为中国人，不知北岛怎样看待日本靖国神社供奉的那些“民族英雄”？

北岛先生和他的代表团同仁们是幸运的，不管他们怎样任意谴责以色列，以色列都只能委屈巴巴地，发表一个“不能接受”的公开表态就完了。萨拉马戈等欧洲作家应该记得，当年英国作家卢西迪只是写了一本书，就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无情索要小命；今天已年迈的意大利著名记法拉奇，也是因为文字而收到穆斯林扬言杀死她的威胁信。因此，尽管以色列有不少值得指责的地方（笔者本人特别讨厌沙龙），但它毕竟是一个民主政府，不会动用武力对付只是使用话语权的文人墨客。

作家代表团恰好是吃准了这一点。在他们口中十恶不赦的以色列，对他们其实毫无威胁，他们因此敢于在硝烟之中大张旗鼓前去巴勒斯坦慰问。作家们一方面认为，因为以色列强势不讲道理，巴勒斯坦人走投无路才使用自杀炸弹，但另一方面，他们私心里却把以色列视为讲道理的文明国家，不会对他们的批评有任何报复行为，所以，他们在批评和比喻时大可以肆无忌惮，越有创造性越好。

如果作家代表团不是像笔者说的这样“吃准了”，为什么他们不敢成群结队地去天安门广场，声援苦难的六四受难者家属、工人运动和法轮功呢？据笔者所知，巴勒斯坦杀了不少“以奸”－－－认同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而以色列从来就能容忍不同政治立场。在以色列有不少值得尊敬的犹太人，他们长期从事推动以巴和平的事业，反对沙龙的政策，支援巴勒斯坦建国，并经常捐助巴勒斯坦难民，送衣送药（笔者也曾在瑞典为此捐款），这些高尚的“叛徒”行径，基本上没有受到以色列政府的阻挠。

作家“盲目”的教训何在？

令萨拉马戈戴上诺贝尔桂冠的一部杰作叫做《盲目》，小说写一位司机在繁忙的路口突然染上了盲眼病而无法动弹，一位元“错误”的好心人开车送他回家，却成了第二个牺牲品。眼科医生闻讯赶来，成了第三个……疾病蔓延开来，城市一片混乱。－－－。萨拉马戈评论自己的这部作品说：“盲目并非真的盲目，这是对理性的盲目。我们都是理性的人，但是没有理性的行为。”

这次作家之行就如同《盲目》中的瞎子那样缺乏理性。除了萨拉马戈那个感情用事的比喻之外，北岛和其他文化人的蹩脚比喻还真不少，例如，把以色列不得已采取的安全措施比做“南非的种族隔离”，甚至说那里发生的事件“比卢安达大屠杀更可怕”。只有索因卡的言论还比较中肯，他对阿拉法特说的话意味深长：“希望不要把仇恨和冲突写进教科书去。”

为什么作家们都喜欢这样信口开河？萨拉马戈曾自认“只是一个偶尔参政的作家而已”，就是这样的“偶然参政”，使他在重大冲突发生时，勇敢站出来判断世界的是非，充当社会的良知。但是，这些成功的作家，其实并未认真研究过政治问题。在他们小说诗歌的幻想虚构世界里，严谨的现实政治分析几乎是不占什么地位的。对政治问题缺乏了解和深入分析的能力，只凭一时意气，他们的言说就只能轰动一时，慢慢地也就会丧失其公信力。

缺乏理性这一点还表现在，这些作家们没有摒弃传统的左右派别之争，在以巴冲突中，没能树立“人权至上”的现代标准。他们单方面地支援巴勒斯坦，不同时去维护以色列平民的人权，实际上鼓励了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而越来越多的人肉炸弹，又使得以色列极右强硬派获得更多支援，冤冤相报，和平的希望因此越来越渺茫。

有人说和平在中东是一个不可能的使命。但如果人们在承认各自利益的相对性之时，也能确立道德的一致性—公认一些尊重人权的基本准则，不可能的情况就有可能改变。负责任的和平主义者，其任务是去倡导普遍人权价值观，而不是在政治上偏袒某一方面。从这一点看，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是很失职的。他们想要继承欧洲高贵的左拉传统，运用自己的名望，给弱者以道义支援，但由于他们自身的诸多局限，反战之行惨告失败。尽管如此，对于他们关注世界的责任感，笔者仍然深怀敬意，并希望他们克服自身弱点，更真诚更宽阔地去呼吁和平。

20020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