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生活与小说艺术及其创作之考察

个人生活与小说艺术及其创作之考察

首先“个人生活”，一定是不等同于“私人生活”的。

“个人生活”涵盖有“私人生活”成分，“私人生活”是“个人生活”之中那一部分相对比较隐密的生活。“个人生活”产生过许多伟大的作品，比如以一个人命名的小说，其文本中最大成份就是描写这个被命名者的“个人生活”。比如《安娜卡列琳娜》，《约翰克利斯朵夫》，《少年维特之烦恼》，还有鄙人的小说《余嫣》等等。因此，在这一个层面上来讲，“个人生活”，应该属于公众话语体系内的一个概念表述。我们也由此更较为清楚地辩别其与“私人生活”的不同来。也就是说，“个人生活”是“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生活样式，其“社会性”是不容忽视的。比如安娜，比如约翰克利斯朵夫，其个人生活的社会属性十分明显，即作家往往通过择选这一个个体的“个人生活”模型来概括或总结，或表达其时所处的社会生活状态或面貌。“私人生活”，也可以在小说文本中得以体现与表达。有时，它就是“个人生活”的一部分，这部分生活以爱情，性，较为隐密的内心独白方式存在于一个人的个人生活之中，存在于小说文本之中。比如安娜与渥伦斯基的爱情，比如约翰克利斯朵夫少年时与米娜的爱情，都是个人生活中的私人生活部分，其描写也是充满着隐密的快感的。是的，“私人生活”是隐密的；“个人生活”相对来讲是开放的。一个社会性，一个社会之中的本性描写。没有这种本性描写，作品中的爱情，一不神秘，二没有快感，三不撼动人心。是不是？（爱情，我们以前讨论过，其有三种层次，是套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当然，小说文本中也完全可以以“私人生活”为主要描述来呈现出来的。比如《洛丽塔》，比如《棉被》，等等，自然主义小说中很多小说写的都是“私人生活”。当然，我们上述的所谓“个人生活”、“私人生活”都是小说文本中的“生活模式”，假若以作家本人来参照的话，很大一部分程度来言，是可以称之为“他人生活”的。虽然其中不乏有作家“本人生活”的投影。那么，问题就来了。即作家的“个人生活”或“私人生活”，与其小说文本之中的“个人生活”、“私人生活”之关系如何？我们很有必要进行一番考察。

当然，小说文本中的“个人生活”，“私人生活”，相对于作家来言，皆可曰是“他人生活”。

但这个“他人生活”，既然是作家来书写出来的，一定会有作家本人之“个人生活”，抑或“私人生活”有深度的牵连，那么其间的关系如何呢？笔者认为无非有二：一是相向性，二是相悖性。自古文评，多有“文如其人”之言论，然而果真如此吗？笔者陋见，此言只对了一半。难道不是吗？书界有字如其人言，那么蔡京字洒落大方，美风度，甚人品甚不可观也；至于文学作品与作家本人相悖性，可谓比比皆是。比如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奈保尔，古龙等等，虽然在其作品有时期，有时候能看到其本人生活之表现，但不可否认有时期，有时候，二者中迥然有别也。为什么会这样？这，就不得不说文学艺术的创作心理之问题了。一部分作家写作须入“窄门”，而别一部分作家写作则须入“坦途”。也就是说，有人写作必须在相对密闭的环境中，相对痛苦，沮丧、失魂落魄的情绪下写作；而另一部作家之创作环境与创作时之心绪则完全相反。有人能写自己的，属我的那一部分生活；而另一部分人则能写想往，不通抵达之生活。如果孔子是一个作家的话，也就是说，我们若将孔子当作一个作家的话，他是第一位只能写不能抵达之生活的作家啦。孔子一旦他的人生理想稍微达到一点，他立马就会变成另一个人，至少不是孔子学说里头的那一个孔老师，而是孔司寇了，并且他的变化，还有一个他狡辩的理由。

我们在此之所以对上述问题，进行一番考察，其意义非但在解放作家对小说艺术与创作的认知“牢笼”，更大的意义在于对一本小说价值判断的多样性上。这是鄙人一直强调的。即，我们知道，在音乐界，对一首音乐作品的审美评介，至少会有三套评价体系：美声、通俗与民族等不同唱法。假若，我们抱定一个美声音乐的原则，去套用在通俗歌曲之中，即以美声的“标准”来要求通俗歌典，其可笑程度不亚以足球比赛规则来衡量与要求篮球比赛了吧，是不是？同样，在书法界，如果我们以碑体的创作艺术准则，来要求与看待帖体，那也是甚为不当的。然而，我们看，现在文学理论界与批评界，似乎存在一个怪相，即拿了一把刀，就试图宰天下之太平的意味。当然，在文学批评上，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一些有志之士的努力，比如曹文轩先生，他就曾将文学批评分为“娘家理论”与“婆家理论”来进行区分，这样一来，就很大程度地促进了对一些小说作品的再认识与评价，从而更大限度地做到对小说艺术评价的公平性与公允度，不致于让一些经典大作由于我们偏颇的认识而流落民间。

202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