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共外交
《李慎之自述与文章摘选》读稿笔记之七
李慎之，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第一任所长、社科院副院长，曾长期担任新华社“大参考”编辑、多次陪同周恩来出访，并在1979年陪同邓小平出访美国。六四后因其同情学运的态度和“不在刺刀下做官”的言论被免职。2000年初以一篇《风雨苍黄五十年》洛阳纸贵，成为体制内人士批判体制，倡导自由民主的代表。2003年病逝。本书的“自述”部分系将李慎之档案中的自传与他接受访谈、与朋友谈话中的相关部分结合而成，“文章摘选”则将他著述中的精华按主题编辑组织而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中共建政前
一切从头来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即使政权更迭，外交政策还多以连续性为主。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时候，其外交政策主要表现为断裂性。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身的中华民国，有过不少失地退让、丧权辱国的记录，但是到一九四五年，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外交上也可以说大获全胜。不但日本无条件投降，而且过去一百多年中列强所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也已基本废除，租界已经收回，领事裁判权已经取消，中国甚至成为手中握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亦即世界五大强国之一，与国遍于世界，真可谓国耻尽雪、风光一时。
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主席就确定外交方面的三条方针：（一）另起炉灶；（二）把房子打扫干净以后再请客；（三）向苏联“一边倒”。这就是说，在外交上一切从头来过，对国民党的遗产，甚至连联合国内的重要地位都几乎不屑一顾。
2. 马列主义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人类的全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近代以来，阶级斗争已经发展到以全世界为范围。在这场世界性的阶级斗争中，站在正确的、进步的方面，而最后必然胜利的是无产阶级；而站在错误的、反动的方面而最后必定没落的是资产阶级。自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来，尤其是在苏联主导下成立第三国际以来，世界无产阶级已经有了一个头，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置身于世界规模的阶级斗争以外，各个国家间的外交斗争不过是这场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特殊形式而已。所以在观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的时候，至少在其初期，决不能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则就无法理解。
3. 中共建政前的外交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对自己的外交政策就已成竹在胸：就是对帝国主义国家坚决斗争；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则实行国际主义，后者源于马列主义所谓工人无祖国，各国无产阶级利益完全一致而没有利害冲突的理论。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立即把自己归属于同样信奉马列主义的、世界上第一个由无产阶级建立的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是天经地义的事。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党章第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支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有隶属关系。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一年在上海成立的时候就有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出席；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有的竟是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境内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名字就叫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红军的最高指挥权并不在中国人手里，而在代表共产国际的德国人李德手里。共产党是有铁的纪律的党，党员不但要遵守中共的纪律，也必须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许多老辈共产党人（当然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内）对国际的指示是严格遵行，不敢有违的。“九一八”以后，中国的东北已经沦陷了，而上海的中共党员，还在举行飞行集会，散发“武装保卫苏联”，“坚决保卫马德里”的传单，就是执行的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胜利前的这种惯性，一直保留到一九四九年以后是十分自然的。
共产国际在一九四三年已经解散，从组织上说，再没有人可以对中共发号施令了，中共在那以后已经可以自作主张了。但是就在一九四七年，苏共又发起组织了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把世界上已经夺得政权的共产党都包括在内。对各国共产党（不论其夺得政权与否）有不合乎马列主义的行为与理论的，也就是不合乎斯大林的旨意的，都进行了批评以至处分。我记得至少对当时的日共和印尼共就批评得十分严厉（共产国际则甚至解散过波兰共和朝鲜共）。而到次年（一九四八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年，共产党情报局更开除了“南斯拉夫叛徒集团”，罪名就是它奉行“民族主义”。中共中央通过当时党的副主席、理论权威刘少奇发表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文章，论证民族主义是反动的，是违反马列主义的，只有国际主义才是正确的。根据马列主义，民族利益（亦称国家利益）是由阶级利益决定的，因此实际上是统治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一九四八年发表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一九四九年建国前夕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则充分阐明了民族利益由意识形态所决定这一点。在后一篇文章里，针对当时有些民主人士提出的中国应当走第三条道路，做美苏之间的桥梁的言论，毛泽东说，你们说我们“一边倒”，我们就是要“一边倒”，我们不能做美苏的桥梁，只能坚定不移地站在苏联一边，站在世界无产阶级一边。这就确定了联苏反美的外交政策，一直到二十多年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才有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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