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阀政治 把众多专家教授兽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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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阀政治 把众多专家教授兽性化
李洪德 2023年1月20日 于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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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正题之前，先谈谈谈人的智力瑕疵，您才能理解和相信财阀政治已经把众多中国专家教授兽性化。
人类的智力瑕疵
大脑扫描证明，是大脑的特定细胞群分析判断发信号驱动人类的行为。计算机软件AlphaGo击败人类围棋高手，揭示了人类的智力机理如同机器人，获得的知识和经验作为驱动软件。如果装入杀人软件就杀人，装入服务软件就服务人。因此，德国的希特勒和意大利墨索里尼，能够驯化自己的同胞为战争机器，杀人数以千万计。
哲学和意识形态影响人的思维方式，进而影响行为后果。错误的哲学和意识形态，将导致人错误思维和行为。大脑缺陷和错误的知识将导致人思维和行为失常，也就是说有的人虽然是人类面孔，却是兽的本性。
举目全球，绝大多数人不是读书越多聪明，而是相反。学习获得的知识，如同砌井的砖头，越多井越深，使自己成为井底蛤蟆，丧失正确认知世界的视野和能力，痴迷所学，教条主义，拿愚蠢作聪明，认错为对，行错为好。
人类智力瑕疵的危害
看看被气得辞职的白宫新冠疫情顾问Scott Atlas教授，无奈地叹息: 这场流行病的管理给美国许多曾经崇高的机构留下了污点，包括精英大学、研究机构和期刊以及公共卫生机构。其中最受打击的是对科学、研究和辩论的基本功能的损害。新冠病流行导致的灾难，需要我们重建对这些国家关键部门的信心。
看看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个人素质可圈可点，三年时间新冠疫情防治不断发声警告，焦虑万分，比他人衰老许多。然而，作用却是负的，他们为遍布世界各地的西医专家顾问的错误医学结论背书，增加其欺骗性，帮助病毒杀害更多的人。如果，世界人民不供养这个组织，新冠疫病情疫情不会失控。
2022年4月6日，自然杂志文章 Why the WHO took two years to say COVID is airborne 说，早在 2020年2月，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昆士兰科技大学的地球与大气科学学院空气质量与健康国际实验室，也是世卫组织合作中心主任，莉迪亚教授的团队，就提出带口罩，4月专门与世卫组织的西医专家顾问团队连线，数十个西医专家顾问都坚持己见，拒绝戴口罩的建议。
2020年6月，以色列专家也曾劝说世卫组织，带口罩可减少85%的感染，然而，直到2021年底，世卫组织才承认口罩有效，那时，新冠病毒已经造成1500万人死亡。
众多西医研究的结果，间接证明了中医治病的合理性。
中医是以道家哲学的原理和术语发展而来的经验医学，视人体为对立统一体，和谐平衡的健康人体，能够抵御疾病，以自然疗法和自然药物调节Yin-Yang为治疗手段和目的，千年前，中医就认识到心理因素对身体健康的决定作用，有一个小丑进城，胜过一打医生之说，强调治病是三分治七分养。请看《新冠疫情催生新型犯罪 西医教化的人 利用善心杀人 - 中医》。与西医治病用合成药物单一成分不同，中医针对病情把众多药物放到一起，用复方药物治病。
人体是各器官紧密联系的有机体，任何疾病都是多方位损伤互相影响联动发展的综合征，最佳治疗方法，应该是能够同时遏止疾病多方位损伤的持续恶化。譬如，虽然，新冠病毒是单一诱因致病，然而，其损伤却是多方面和持续恶化的综合症，中医复方用药的大量药物成份，如散弹枪的弹丸，能同时击中多靶点，治愈多方面损伤。
譬如，连花清瘟胶囊由14味中药组成，连翘、金银花、炙麻黄、炒苦杏仁、石膏、板蓝根、棉马贯众、鱼腥草、广藿香、大黄、红景天、薄荷脑、甘草。2021年1月30日，文章《连花清瘟胶囊提高COVID-19临床治愈率的机制：基于网络药理学和分子对接技术》报告，莲花清瘟共有160种生物活性组分，通过57个靶蛋白，35个信号通路和Toll样受体信号通路治愈新冠患者。
现代研究发现，天然药物，一些可以杀灭病原体具有与合成药物相似的作用，一些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例如，增强免疫器官的重量，增加吞噬细胞，NK细胞等免疫细胞的数量和活性。有些可以减轻焦虑，有些可以改善食欲。有些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譬如，丹参。有些可以双向调节中枢神经改善睡眠，譬如，刺五加。有些既活血又止血，譬如，三七，等等。如果您深入学习，理解中医和中药，会发现自然界造化的神奇，在制造疾病的同时，也为人类预备了药物应对。
如果搜索，您会发现，用西医的研究方法，对中医进行得很多研究，证明了中医的正确性。针灸，按摩，艾灸，拔罐等中医自然疗法，都是通过增强血液循环，增强免疫力来达到治病的目的。因此，从主观上看，中医是调节阴阳平衡，但在客观实践中，调节阴阳平衡的过程，是在恢复身体机能，提高免疫力，增强的免疫系统就会自然清除致病原。
1980年代，德国曾经进行约300项植物药研究，证明复方药物具有无副作用的优势，是多价作用或协同增效作用。许多研究证明，复方的药物成分越多，疗效越强，副作用越少。2019年9月30日，文章Fruit fly trial unlocks clues for 'polypill' to beat aging《果蝇实验解锁复方制剂延缓衰老》报道，英国伦敦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锂、曲美替尼和雷帕霉素，单独使用，可分别延长果蝇平均寿命11%，将任意两个合用，可以延长果蝇寿命30%，如果将三者联合，果蝇寿命的延长，高达48%。
在西方，早就有心理因素对健康影响的认知，上世纪30年代，匈牙利裔加拿大内分泌学家 Hans Selye 将工程术语“Stress 压力”一词用于生物学，心理压力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已经在学术上被确认。然而,在西医界，直到1955年，毕阙博士 Henry Beecher发现安慰剂取得50-60%的临床治愈，心理压力问题，才在医学界得到重视，并较为严格地用双盲临床实验确保药物的疗效超过安慰剂。
然而，理性的医学规定双盲临床实验，却产生了致命的副作用，将其用于教学，批发科学精神病大仙，善心行错，以单一成份实验，排除复方应用有效的药物。由于中医自然药物，大多是复方成分，不能满足双盲临川实验的要求，被斥为伪科学，不安全，不能用。
2020年5月16日，文章Efficacy and safety of Lianhuaqingwen capsules, a repurposed Chinese herb, in patients with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A multicenter,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报告，连花清瘟治疗14天（每次4粒，每天3次）后，治疗组的患者的总体症状治愈率在治疗第7天达57.7%，治疗第10天达80.3%，治疗第14天达到91.5%。患者的发烧、疲劳和咳嗽的症状出现时间缩短了1、3和3天。临床上较高的治愈率和胸部CT表现的恢复率。连花清瘟治疗组中没有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2020年5月8日，文章《瑞典禁止进口连花清瘟：“成分只是薄荷醇”》说，瑞典分子细胞生物学教授丹·拉罕马尔（Dan Larhammar）声称，连花清瘟包含约13种草药，“但事实上成分只有薄荷醇”。瑞典海关实验室对中国提倡的抗新冠中药连花清瘟进行了检测，声称其成分“只有薄荷醇”。瑞典药品管理局表示，目前欧洲有大量的当前产品在流通。瑞典药管局与海关署将连花清瘟描述为“未经许可不得从申根区以外的国家运输”的药物，并将其扣留在边境。
在加拿大，中药被称作食品添加剂，作为OTC免处方销售，中医自然疗法，针灸、推拿等，被医疗保险公司纳入医疗保险。可贵的是，加拿大政府没有明文限制莲花清瘟的销瘟。
但是，2020 年 5 月 7 日，CBC 报道 Doctors warn against claims that Beijing-touted health supplement distributed in Canada treats COVID-19《医生警告不要相信在加拿大分发的北京吹捧的保健品可治疗新冠病》说，根据 CBC 医学专栏的作家 Peter Lin 博士的说法，可以治疗新冠病症状的产品并不意味着它可以治疗冠状病毒本身，治疗疾病的症状不应与治疗疾病相混淆。
文章说，加拿大卫生部发言人在发给 CBC 新闻的电子邮件声明中说：“在加拿大销售未经授权的保健产品或做出虚假或误导性声明以预防、治疗或治愈新冠病是非法的。” “该部门非常重视此事，并将采取行动制止这一活动。”
看看，尽管莲花清瘟的销瘟合法，加拿大被西医驯化的精神病大仙们，还是要打击其销售。
连花清瘟活性成分众多，是个大复方，其产生协同增效作用自然强大。根据上述治疗第14天，治愈率达到91.5%估算，禁用莲花清瘟胶囊，至少贡献了全球新冠病患者死亡的90%以上，还有数量更加庞大的新冠病后遗症的患者。
中医药治病的合理性已经被证实，但是，兽性贪婪驱使，西药制造企业和营销商，一直制造舆论贬斥中医药，鼓吹废止中医药。许多专家教授被其兽性化。
2003年，中药治疗SARS没有死亡和后遗症，西医治疗有死亡和股骨头坏死，事实清楚。2020年，西医专家依然阻止中医参与治疗新冠病，直到中央开会强制，并撤换西医专家组组长。
人类社会的悲哀在于，那些令人信赖的专家教授，恰恰是愚蠢的害人精。
下面进入正题
2024年1月19日，发现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经济学教授Julia Cage的文章The Price of Democracy: How Money Shapes Politic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民主的價碼，金钱如何塑造民主政治》，感慨，转载评论文章。先看看读者在本文下面的留言。
作者：白草 留言时间：2024-01-20 17:11:30
这么常识性的知识，在美国并不普及。其实想想也很简单。美国历任总统，我都没有亲眼见过。见到的新闻里面的总统，都是金钱堆砌起来的媒体塑造的形象。普通人用于投票的信息完全是间接知识，没有丝毫直接体验。我认为某个总统好，事实是我被媒体告知某个总统好。两个不同的总统，也没有多少区别。
风潇潇 回复 白草 留言时间：2024-01-21 03:57:42
谢谢留言。
您是少有清醒的人。请看的文章:"wenxuecity王沪宁的恐惧与努力 国魂争夺之战"，"wenxuecity葛兆光教授 不能胡说八道 应该为国家服务"。
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经济学Julia Cage教授所说的金钱塑造民主政治，应该叫做财阀政治，或金权政治（plutocracy）。2020年，耶鲁大学政治学系教授Jacob Hacker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教授Paul Pierson 教授合著的Let them Eat Tweets: How the Right Rules in an Age of Extreme Inequality一书给金权政治（plutocracy）下了定义：即是由富人组织的政府，政府里充斥着富人，政府为富人利益而行政（government of, by, and for the rich）。
中国专家教授都被西方意识形态兽性化
在中国，很多专家教授都被西方财阀政治杜撰的剧毒意识形态兽性化了，把源自欧洲掠夺和杀戮血腥土壤滋生的玩法引进祖国，理直气壮地做寄生虫，建立大量智库、研究中心和大学科系，专门扒掘西方人的祖坟，以咀嚼西方亡灵的排泄物为生。为此，美化血腥杀戮的西方，丑化和平的祖国，把好孩子驯为与他们一样的寄生虫，仇视自己国家，教育他们只有邪恶的西方文明才是人类文明。
我称这种智库为发酵剧毒思想的坛子。看看西方，尤其是美国，智库里的人，大多没有人性，总是胡思乱想，制造邪恶意识形态，扰乱社会治理。为没有理性思维能力的民猪政客提供邪门歪道，然后，为政客的兽行捶鼓打气。有的甚至直接搞军事推演，研究如何杀人最高效。西方政客的很多混账行为的诱因，来自这些智库里的大仙的奇思妙想，是祸源。只有西方兽性文明才供养这种畜生。
看看智库里这些畜生胡思乱想的恶果
在科技高度发达和物质财富高度丰富的今天，即使是在发达富裕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即使拼命努力工作所得，也难以维持生计；甚至有人正在挨饿。2023年5月17日，有一篇令人悲伤的报道称，有许多伊朗人在Telegram上出售自己的器官-肝脏、角膜，睾丸...，以便在通货膨胀和贫困飙升的情况下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一直以来，人们担心粮食短缺，然而，由于未爆炸弹的威胁，世界各地有大量的耕地和果林无法利用，未爆炸弹还在不断造成人民死亡和伤残。中国为非洲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大量的时间用于清除未爆炸弹，有些国家人均5枚未爆弹。中国为老挝修建铁路，花费半年多时间清除未爆炸弹，是1960年代美国大轰炸留下的。乌克兰被称为是世界的粮仓；现在，西方在那里挑起的俄-乌代理人战争，正在把大量的炸弹抛入农田。
Douglas Macgregor 博士是一名退役美国陆军上校，在海湾战争和 1999 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的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轰炸的鲜血唤醒他的良知，在2023年5月26日YouTube视频，他呼吁 The Threat of Nuclear War: We Are Close to the Ultimate Nightmare《核战争的威胁：我们已经接近终极噩梦》。
人，自诩为高等动物，智商优于低等动物，却生活在低等动物状态。高等动物为什么不能制止邪恶，不能过高等动物的应有的生活，请看民主的價碼，金钱是何时开始，如何邪恶化民主政治为财阀政治，驱动国家机器摧毁人类的生活。
金钱是何时如何邪恶化民主政治为财阀政治
15至19世纪，英国曾发生圈地运动。1700年代，英国首先发起工业化。当时，大量农民离开耕地进入城市，劳动力供大于求。由于工作环境恶劣，工伤事故频发，工伤人数较多；甚至死亡也没有得到赔偿，工人的处境十分悲惨，激发马克思考虑资本的贪婪：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应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
工人的悲惨生活迫使马克思和好朋友恩格斯提出了人性化的共产主义思想-献自己所能，取自己需要。开始治疗疯狂发展公司的社会疾病-资本主义。后来引发了持续百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为首的70多年、卷入世界近半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有人说，共产主义消灭了资本主义，因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曾经进行过国有化。
后来资本主义国家又进行了私有化。现在，虽然持续百年的百年共产主义运动和70多年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实践失败了。但是，直至现在，很多资本主义国家还保留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成分，譬如，国有中央银行，调节利率，维持通货膨胀率2%。尤其是共产主义性质的福利体系，譬如，英国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体系，英国和加拿大的全民医疗体系。
真正人性化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人性化的共产主义思想，一直在造福人类。尽管财阀政治误导人们恶毒诅咒共产主义，然而，他们自己却愿意享受共产主义福利。
姓社姓资引发斯大林政治迫害和麦卡锡政治迫害
1998年, 经济历史学家Daniel Yergin 和国际市场和政治财务顾问Joseph Stanislaw出版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place《制高点：重塑现代世界的政府与市场之战》,又名《制高点：世界经济之战》,试图追溯上世纪自由市场的兴起以及全球化进程。2002年，被改编为纪录片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of Ideas《制高点：思想之战》。
我认为，所谓的思想之战，就是两种意识形态文化的人群的群殴，就是坚持资本主义私营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对坚持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营主导的计划经济的玩命追杀，只有社会主义死，它们才快活。
制高点一词起源于苏维埃创建者弗拉基米尔·列宁的制高点演讲，国家必须控制国民经济的关键环节。
在俄国革命兴起后的几年内，苏联经济陷入了重大危机。为此，列宁调整经济政策，限制私营资本主义行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这是计划经济的由来），经济开始改善。列宁的制高点演说是试图为自己辩护，反对指责他通过实施新政策出卖了革命原则。随后，在约瑟夫·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的农业和重工业大多是国营，即处于计划经济状态。在1940年代至1970年代，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西欧国家。许多西方国家的技术人员到苏联谋生。为苏联打下与西方抗衡的经济和军事基础。
这里，我想说，苏联的事实证明，国有经济体制不是造成社会劳动生产率低的原因。考虑到人类的智力机理如同机器人，我推断，到了1980年代，苏联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急剧下跌，应该归因于任劳任怨的高素质劳工的退休，被低素质的劳工取代。也就是，劳工个体的素质的下降，造成了苏联社会生产效率的丧失。
当然，前苏联坚持共产主义式儿的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工资体系，没有经济利益激励劳工的生产积极性也是原因。还有，有人说，俄乌战争，战斗民族俄军，打仗拉垮掉价，其实，这与人的素质有关，如今的俄军的军人，已经不是二战时俄军的军人。
说到此，我想说，中国经济改革的发起者应该属于创办蛇口工业区的袁庚，是袁庚首先打破大锅饭式的工资体系，用2分钱的奖金，满足卡车司机的自私属性，提高了生产效率。后来，进行了系列市场化的管理改革，被推广沿用至今，谢谢袁庚。
如今，西方的智障们大呼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不合理，其实，这是西方脑残玩弄意识形态。
无论是斯大林时期的政治迫害，还是中国反右运动，都是出于意识形态，是持共产主义观点的人与持资本主义观点的人玩命拼争。保证人人大公无私，实行共产主义，遏制资本主义自私自利行为。
与此对应，在美国，出现麦卡锡主义政治迫害，保证人人自私自利，实行资本主义，遏制共产主义大公无私行为。搞得美国人，闻共产主义丧胆，因为被扣上共产主义的无影高帽，无法摘掉，行动受限，许多大门进不去，国门出不去。
网上有人把国有中央银行称为央妈，因为，它的作用太大了，在决定国家的命运，其实，央妈就是通过调节利率、货币发行量和投资等手段来刺激经济的良性发展，这是地道的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世界各国都设有央妈，也是通过国有经济的计划经济手段来辛辛苦苦地操持家务，拼命努力把日子过好。然而，这些国家的政客，还在骄傲标榜自己是纯粹资本主义制度，这也是无脑糊涂白痴在混瘴。
美国财阀政治的诞生
2009年，中央电视台CCTV制作纪录片《公司的力量》，回顾2008年金融海啸对全球经济造成的严重冲击。
英国是工业革命最早的国家，也促进了资本集结公司的诞生，公司凝聚生命个体，使得血缘、地缘联系之外的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形成强大于任何个人的经济动力。公司投资社会化大生产，是经济发展的基石。企业是创造富裕生活、社会稳定的基础组织。然而，人类的自私本性总是把世界上的任何好事物都发展用于满足私欲，追逐股东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也制造了危害。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公司蹂躏了美洲、非洲和亚洲。它们把数以万计的人变成了商品，也迫使无数的植物、动物、矿物，甚至细菌和病毒迁移。从郁金香到房地产，从阿姆斯特丹到新阿姆斯特丹，从1637年到2008年，无数的股市泡沫未能阻止下一次冒险。
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深刻洞察了人类贪婪本能驱动下的公司本质，1865年，在临终之际警告，公司已经被过度推崇，高层腐败即将到来，公司财团会通过影响人们的偏见或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来扩大其影响，直到财富在某些人的手中积累到一定程度，而导致美利坚合众国的灭亡。
然而，公司财阀并没有做好事儿，灭亡美利坚合众国，而是，做坏事儿，把它发展为更邪恶的工具。现在，公司财阀高层的腐败已经把美国发展为财阀政治，通过金钱腐败操控民主政府的行政权，不受制约尽兴贪婪，不择手段地获利；甚至犯罪。
为了维持自己的利益，财阀政治不仅立法政治献金合法化，还允许利益集团游说政客，根据自己的利益，花钱请人游说，控制政府大选和控制立法机构的立法。
根据维基百科，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K街K Street，被称为众多游说团体的中心。在政治话语中，K街已成为华盛顿的游说行业的转喻。一些评论家将此描述为合法的贿赂、权力寻租及敲诈勒索。
法院裁决将游说活动解释为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两项自由，即：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的游说活动在游说从业人数和游说预算规模等方面大幅增长，并成为许多人批评美国统治方式的焦点。
2014年的一项研究表明，特殊利益游说增强了精英群体的权力，并且是将国家政治结构转向寡头政治的一个因素，在这种寡头政治中，普通公民“几乎没有或极少有独立影响力”。
根据《国家》在2014年的一份调查显示，虽然2013年的注册说客人数只有12,281人，相较于2002年有所下降。但游说活动却在增加并“转入地下”，因为说客使用“越来越复杂的策略”来掩盖他们的活动。分析师詹姆斯·瑟伯估计游说业的实际从业人数在10万以上，而年产值在90亿美元规模。华尔街曾花费20亿美元来试图影响2016年总统大选。
在这种合法游说活动中，很难说清究竟有多少金钱交易，本质是腐败合法化。
2023年12月1日，文章《读懂基辛格，读懂这四十年》说，美国总统肯尼迪认为，美国是“四权分立”。众所周知，美国是“三权分立”，这“三权”说的是：负责打官司的法院，负责制定法律的国会，还有总统带领的政府，他们仨互不归属地分立着。但是，在真实运行过程中，政府内部往往还有个小圈子，官僚们自己决定哪些命令听总统的；如果总统的命令让他们很反感，他们就阳奉阴违，兢兢业业地把总统的想法搞砸，然后，让老百姓就会骂总统。
霉国前总统肯尼迪总统是少有理性的人，在就职演讲时说：现在的世界已大不相同了。人类的巨手掌握着既能消灭人间的各种贫困，又能毁灭人间的各种生活的力量。美国同胞们，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肯尼迪总统的侄子小罗伯特·肯尼迪博士，也是理性的人，2023年4月，在推特贴文：“过去几十年，我们国家花费了数万亿美元轰炸道路、港口、桥梁和机场。” “中国花费了同等的资金，在发展中国家建设这些的设施。”
2019年4月15日，文章 US the most warlike n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Carter，美国前总统卡特说：美国242年的历史，除了16年之外，一直处于战争状态，迫使他人采用美国原则。卡特说，中国一直在投资基础设施，拥有18,000英里的高速铁路。美国有多少？零。相反，我们用3万亿美元到处轰炸。
美国玩完加速
美国财阀政治在玩完世界的同时，先玩完自己。看看2024年1月23日文章《中东欧盟担忧局势失控！美“持续空袭”升级红海危机》说，去年12月，美国宣布组建所谓的“红海护航联盟”，但包括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内，多个欧盟国家明确表示不参与美方发起的行动，也拒绝签署谴责和警告胡塞武装的所谓“联合声明”。不跟美国混账玩了。这个样板效应对于习惯拉帮结伙的美国政客来说，简直就是被砸个灭门原子弹。
如今，财阀政治一直在利用金钱雇人捏造偏见或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扭曲视听，扭曲人们的认知，把好说成坏，把坏说成好。把真理说成谎言，把谎言说成真理。把自己的贪婪邪恶行为描述为好人行善，把真正的共产主义好人行善，描述为十恶不赦。财阀政治把自己血腥轰炸说成是好人行善，把中国帮助重建被轰炸的废墟说成是坏人行恶。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什么这种邪恶具有摧毁人们生活的神功呢。
大脑扫描证明，是大脑的特定细胞群分析判断发信号驱动人类的行为。计算机软件AlphaGo击败人类围棋高手，揭示了人类的智力机理如同机器人，获得的知识和经验作为驱动软件。如果装入杀人软件就杀人，装入服务软件就服务人。因此，德国的希特勒和意大利墨索里尼，能够驯化自己的同胞为战争机器，杀人数以千万计。
哲学和意识形态影响人的思维方式，进而影响行为后果。错误的哲学和意识形态，将导致人错误思维和行为。大脑缺陷和错误的知识将导致人思维和行为失常，也就是说没不是所有具人类面的人，都有人的本性。
中国祖先早就认清了人类的本性，公元前1000多年的周朝，就控制意识形态，用礼乐教人做人，长幼有序，后来罢掘百家，独尊儒术，培养中国人克己为公的优秀品质，打造集体主义文明。由于人类具有共通的兽性本能，771BC-221BC，中国周朝不断割地分封诸侯独立经济体战争机器，皇权衰落失控，也曾经陷入欧洲贵族式的战乱不休，占领、掠夺和杀戮。
西方文明源自欧洲。在欧洲，从不教人做人，放任杜撰各种各样剧毒意识形态兽性化人性，尤其是放任宗教为民众洗脑谋私，驱动信徒互相杀戮，自古贪婪本性驱使的占领和掠夺，寻求击败和掠夺他人以自保，视占领和掠夺、损人利己为天经地义。争老大，争霸权，战乱成性，造就人好战基因。看看正在灭种的乌克兰，看看中东的不断杀戮，本质是好战基因。
然而，与欧洲人从不汲取教训，不知悔改，自古至今一直杀戮不同，中国人汲取教训，总结经验，避免再犯错。秦始皇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于221BC铲除好战的诸侯战争机器，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中央集权，铲除战乱的根源。在能够数百年长时间稳定的皇权之下，选择博学者当政，后来科举考试普天下选博学者治国。一介平民，凭才智登朝堂参与朝政指点江山。在2000多年前。开创丝绸之路为西方杀掠拼命的人提供生活用品。
至今。中国政府还是严控意识形态，避免其危害，财阀政治却把杜撰意识形态作为掩盖自己邪恶的工具，出钱雇人捏造意识形态美化自己，更邪恶的是编造邪恶意识形态，捏造政府合法不合法，挑起颜色革命推翻政府，导致人民无法在自己的家园谋生到处流浪。
可想而知，如今，如果不是我国发展了强大的军事力量自保，虎视眈眈不断叫嚣嚎叫中国威胁的西方列强和日本，如同百年前一样，不知又扫荡杀戮掠夺我国多少次了。
2019年，文章《中美十大文化差异》指出，美国人将个人置于一切之上，中国人视家庭和集体高于一切。中国社会崇尚群体，而美国人崇尚个人”。美国是任为个人可以发光发热，中国人会考虑自己的行为会对整个群体产生怎样的影响，而不是只顾自己。任何成功都被视为公司、家庭、团队的成功。美国人则正相反，把成功视为个人的功劳，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2021年5月4日，桥水基金创始人兼联席董事长雷·达利奥发文Changing World Order, Where We Are and Where we're Going《改变世界秩序，我们在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指出了中国的哲学、人文、法律、道德和思想，揭示了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品质和社会治理的根本差异；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核心区别在于，美国人将个人置于一切之上，而中国人视家庭和集体高于一切。中国领导人看待自己在照顾国家的角色，就像严格的父母一样。可以说，中国政府是自上而下运行的（像一个家庭），为集体利益优化，而美国的政府是自下而上运行的（民主），为个人利益优化。
桥水基金雷·达利奥，在投资领域的成功，在于他对现实透彻的研究，胜过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告诉我们，为什么，在历史上，中国人民相对较长时间享受和平繁荣生活，开发丝绸之路为西方战争狂提供生活必需品；而西方，直到今天一直在掠夺和杀戮。
中国历史上相对长时间享受和平繁荣生活，追求合作共荣，共建和平繁荣生活。现在，中国用新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正在融合世界各国的文化和经济，为那些没出海口的内陆国家提供发展的机会，增加不同国家和族裔人民的沟通和理解，减少误解和敌对，促进世界和平繁荣。美国经济战略家和作家大卫·戈德曼David Goldman说，美国把全球南方人看作是包袱，中国人却把他们带进世界经济，帮助他们的收入从每天2美元提高到10–15美元，让他们从遭受贫穷落魄到有能力享受有尊严的生活。
西方一直处于互相杀戮状态，直到现在。其社会元素的设置，都是基于自古至今遭受的禽兽生活。为了享受过去在贵族和宗教混杂统治时期不能享受的东西，一切与过去对着干。这些玩意儿都是瞎胡闹，因为其忽视残酷事实，人类自我再生产伴生大量大脑残疾人口，不能理性思维和行为，这种人有兽性无人性，做事不计后果，极易占据社会主导地位，危害人类社会治理。
西方强调人人平等，鼓吹各种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等，其作用，都利于坏人做恶。最致命的就是自由民主了，民主政治，把国家机器的方向盘赏给做事儿不计后果的人，驱动国家机器摧毁人类世界。西方鬼催的普世价值，自由，人权等意识形态，实际社会效果，是民主政客用于欺骗，保护坏人肆意作恶，危害好人的生存。因此，社会骚乱不断，随机枪击不断，抢劫偷窃不断，人们没有安全感，生活在恐惧之中。
看看欧洲为基西方民主的邪恶
2006年，哈佛大学Niall Ferguson教授出版《世界战争:二十世纪的冲突与西方的没落》，说，为什么20世纪的历史是迄今为止最血腥的？为什么前所未有的物质进步与全面战争和种族灭绝齐头并进？民主的兴起本应减少战争，但是，民主化浪潮导致内战和分裂战争，大约有1900万或2000万人在大约100场重大军事冲突中丧生。
自由民主已经被兽性人用做推翻合法政府危害人类生存的工具，譬如：颜色革命，鼓励人们推翻政府；造成社会动荡，人民无法谋生，融入难民潮。危险的是，很多这种行为并非来自政府立法者的集体意愿；而是来自某些个人或私人团体；自由民主为兽性人提供机会，分享国家机器的行政权，绕过国家立法机关的集体意志。
自由民主放任财团用政治献金腐败政客打造财阀政治，驱动国家机器保护资本肆意贪婪，无视人民死活。
2019年，文章Chrystia Freeland: Liberal democracies are being "hijacked by angry populist politicians" 介绍，加拿大现任副总理克里斯蒂亚·弗里兰德说：“疑虑正在自由民主国家内部蔓延……；自由民主社会正在被极化，被分裂为敌对的–甚至交战的–彼此无法交流的部落，社会被愤怒的民粹政客劫持。” 弗里兰德说，这个问题存在于“不愉快的自由民主国家”中，“其中的细节也许是独特的，但是，基本故事情节是相同的。”
2019年，加拿大商业委员会首席执行官戈尔迪·海德，绝望地撰文 Our politics is suffering from analysis paralysis and the illusion of action说，我们现在对批评的欲望超过了对创造的渴望。许多加拿大领导人不认为自己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建设者。我们设置的程序障碍，使得少数人能够阻止大多数加拿大人认可的倡议。重要的项目、计划和政策被推迟，直到支持者放弃继续推进的努力。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政治钟摆已经被甩到一个极端。
2023年3月12日，我写了文章 Canadian PM Chrystia Freeland tells that why China touch-ups Alibaba《加拿大副总理克里斯蒂亚·弗里兰告诉，为什么中国政府修理阿里巴巴》指出，2012年，加拿大现副总理克里斯蒂亚·弗里兰；在Plutocrats: the rise of the New Global Super-Rich andthe Fall of Everyone Else《财阀政治：全球新超级富豪的崛起和其他人的衰落》一书，指出财阀政治制造的灾难。
近几十年来；致富的手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收入差距不是在1%和99%之间，而是在最富有的1%之内。 最富有的 0.1% 人的财富正以惊人的速度超越我们和其他人。改变的不仅仅是数字，如今，大多数巨额财富都是新的，而不是继承的。
作为一个跨全球的成功专业人士阶层，今天的白手起家的寡头常常觉得他们彼此之间的共同点比与家乡同胞的共同点更多。财阀政治将这些新超级富豪的经济学和心理学结合在一起，让我们进入了一个非常他们自己的联盟，有他们自己的规则。他们在自己的国家行使着巨大且不受限制的权力。
财富、腐败和民粹主义不再受到国界的限制，这个新的镀金时代已经在改变西方世界的经济，整个全球化的世界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
新的全球超级富豪让其他人都垮台了，给富豪的主权国家带来了失业、债务和经济不确定性，而每一次经济危机，似乎都提供了新的商机。
在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经济产出损失了4万亿美元，而那些引发灾难的人却发了财，而数百万人却失去了家园和储蓄。 在欧洲和亚洲，紧缩政策导致经济停滞，年轻人和失业者成为“失落的一代”。
1%的世界已经到来，许多国家的贫富差距比镀金时代、洛克菲勒、卡内基和范德比尔特时代还要大。我们压力重重的民主国家能否应对其后果？ 或者政府只是成为新精英的工具？
以上是克里斯蒂亚·弗里兰揭露的资本利用财阀政治制造的人间悲惨，自由民主政治实际上是贪婪资本腐蚀政府的工具、驱动国家机器的力量肆意破坏99.9%勤劳人民生活的恶魔。
克里斯蒂娅·弗里兰在书中特别指出，在中国，“通过控制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机构，中国人大最富有的成员所积累的财富比美国政府各部门-总统及其内阁的总和还要多，包括最高法院的法官以及国会两院的法官。”
物价飞涨 不是物资短缺 而是贪婪掠夺
自2019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物价飞涨，人们生活困难。有人挨饿，有人出卖器官，不完全是由于物资短缺，而是，人类贪婪打造的财阀政治的邪恶，绑架政府，保护资本不受限制的放肆贪婪。美国为首的资本借危机发财，还有各个国家大小贪婪资本，都恶意哄抬物价获利，很多谷物蔬菜食品相关的供应商，都掠取空前的利润，在欧、美和加拿大，水，电，天然气，食品和房租的支出已经翻倍或接近翻倍，有的甚至出现供应短缺。
2022年10月25日，文章《全美鸡肉行业被他们垄断！你以为是通胀，其实是在被吸血》，美国最大的鸡肉生产商泰森食品公司将向华盛顿州支付1050万美元以解决一项诉讼，泰森食品公司与其主要竞争对手合作，长期操纵价格并操纵合同，抬高从鸡块到鸡胸肉到大力水手鸡肉三明治的价格。
2023年4月14日，文章《巴西实在拖不起了，59%的人民吃不饱饭，卢拉来华寻求出路》说，2022年巴西人口约有2.15亿，有59%的巴西人生活在饥饿中。在胜选演讲中，卢拉哽咽地说道，他从未想过有一天饥饿会再次来到这个国家，他原以为接下来的十年，巴西人的生活水平能赶上英国或法国。卢拉承诺，如果在本届政府任期结束时，每个巴西人能享用上咖啡、午餐和晚餐，他就完成了人生的使命。
文章说，巴西是农业大国，每年出口大量粮食、肉类和咖啡，巴西人自己却吃不饱饭。巴西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现代化的大农场，但是，种什么作物，不是巴西人能决定的，而是跨国粮食资本“四大粮商”说了算。四大粮商：美国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ADM、美国邦吉（Bunge）、美国嘉吉（Cargill）和美国控股的法国路易·达孚（LouisDreyfus）。显然，美国的掠夺手段，不局限于军事和美元。
英国卫报曾经评价四大粮商的影响力：只要一个人活着，就无法逃脱它们的阴影。在这种畸形的农业体系中，粮食资本与大农场主相互勾结，在巴西赚得盆满钵满，农民和小农场主的土地被兼并，这些失地的农民只能流向城市，最终聚集成巴西的贫民窟，由此产生了毒品和黑帮泛滥等问题。
请设想一下，如果不是中国政府理性，现在，我国也会有59%的人生活在饥饿中，聚成巴西式贫民窟，遭受毒品和黑帮的危害。
看看四大粮商之一，美国嘉吉公司的罪恶。
2021年8月6日，文章 Crop giant Cargill reports biggest profit in 156 year history报道，今年嘉吉公司获利是156年历史上最高的一年。截至2021年5月，增长 64%。表明大宗商品商人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享受到了丰厚的利润。嘉吉公司的统治集团中有14名亿万富翁。公司从肉类、玉米和大豆消费量的激增中获利，强劲的需求推动农产品价格飙升，让嘉吉及其同行过度获利，结果，让消费品公司以及最终面临十年来最高食品通胀的家庭感到头疼。
2023年11月3日，文章 When just one job isn't enough: Why are a growing number of Americans taking on multiple gigs《入不敷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从事两份及以上工作》报道，美国劳工部2013年11月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从事两份或两份以上工作的美国人数量达到了自大流行开始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一趋势表明，更多的美国人正在遭受通货膨胀造成的巨大生活压力，必须拼命地努力工作，才能保证自己和家人的存活。
2023年10月28日，《调查显示越来越多加拿大人缺钱：绝望 快活不下去了》，一项最新调查报告显示，有超过40%的加拿大人因为担心自己的财务状况而难以入睡。
文章说，来自安省伍德斯托克市的一位全职单亲妈妈在TikTok上的一段极度沮丧的视频，哭诉自己的生活惨况，她一直在检查每月的收入和支出预算，试图找到一种方法来支付各类账单的方法，从食品、保险到维修汽车的费用。我今天工作了八个半小时，我知道这还不够：“我每月的固定账单为2,701元，而收入却只有2,710元。”“算一下，我每月只剩$9元去买菜。”她和18岁的儿子合租一居室的房子，每月租金是1650元。除去手机、暖气、煤气和保险等固定费用后，就没有额外的钱了，去年感恩节她选择不去看望家人，因为她买不起去安大略省Port Hope港的火车票。
文章说，让她感到沮丧的部分原因是，在制作视频时，她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她为一家供暖、通风和空调公司提供客户服务和后勤支持，时薪21元，已经远远高于安省的最低时薪水平。然而，自疫情爆发以来，日常用品成本不断上涨，对她月收入造成了更深的蚕食。在她发布视频后不久，失去了这份全职工作，之所以会丢了饭碗，是由于业务不景气而由总部做出的决定，与她的表现无关。失业后生活更难了，即使有家人的帮助，不知能否交得起房租。
看看俄-乌战争，看看巴-以冲突，再看看媒体，到处都在教人如何投资挣钱，到处都在讲股票波动，到处都在讲美元，却没有人讲如何增加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即使是在发达富裕的国家，许多人再也不能凭劳动谋生。西方文明是血腥掠夺和杀戮的兽性文明，正在毁灭世界。
有报道，韩国人通过客机从中国买大米运回韩国贩卖获利。2023年12月18日，文章《青岛机场出现“人肉背粮客”：韩国大米吃不起，来中国倒腾赚差价》说，韩国的物价高，不仅牛肉羊肉等畜牧品，甚至水果蔬菜、粮食作物的物价都很高，不少普通工薪族都无法负担日常饮食。中国地大物博，农业发达，产业链与供应链都很完备，粮食的价格也一直很稳定，在韩国要卖到几十块钱的西瓜在中国可能只需要几块钱，韩国的大米和中国物价差得更多，大概是中国的三至四倍。
文章说：“中国地大物博，农业发达，产业链与供应链都很完备，粮食的价格一直很稳定”，作者的说法不仅是错误，而是无知。在过去的数十年，我国政府千方百计苦心经营，努力保证同胞稳定幸福生活。中国粮食价格稳定，是国家建立的国有粮食储备在兜底。中国以国有控制经济的主体，抑制了韩国盲目跟随西方过度自由市场化，放弃政府监管，放任资本任意掠夺的恶果。中国政府坚持做这些努力，同胞能够享受较低的食品价格，应该感谢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沪宁的努力。
在西方，以资本主义主导，是资本控制国家。在中国，以社会主义主导，是国家控制资本。中国兼顾计划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的优势，一直国有控制重要经济体，中国政府建立的国有粮食储备减少了四大粮商贪婪的危害。
在中国，有人呼应国外邪恶之徒，说中国改革停步不前，国进民退，这些人被西方文明兽性化，正在拼命地把西方的邪恶引进中国。那些挖掘西方人的祖坟，跪拜亡灵亡想为思想大厦的智库、研究中心和大学科系，等等，都必须废除。那些跑到国外学习此类专业的人，取消其国籍，让它们在喜欢的国家玩。
现在看看对Julia Cage的文章The Price of Democracy: How Money Shapes Politic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民主的價碼，金钱如何塑造民主政治》的评论文章。
民主的代价：金钱如何塑造政治以及如何应对
The Price of Democracy: How Money Shapes Politic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2020年3月31日 作者：Julia Cagé 译者: Patrick Camiller
欧洲和北美的政治融资和代表制度为何以及如何对富人产生巨大影响并破坏民主，以及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一人一票。理论上，民主国家的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选举决定权。但事实上，政治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美元一票的逻辑，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我们认为金钱的政治权力是理所当然的。但事情一定要这样吗？
在《民主的代价》中，朱莉娅·卡吉将经济和历史分析与政治理论结合起来，展示了北美和欧洲的体系，从智囊团、媒体到竞选活动，是如何深刻地受到金钱影响的。她提议进行根本性改革，使民主重新与其平等主义承诺保持一致。
卡吉展示了不同国家如何试图制定立法来限制私人资金的权力，并建立公共系统来资助竞选活动和政党。但这些尝试都是不连贯且不系统的。她证明，可以从美国、欧洲和其他地方的这些实验中学习，设计出更好的制度来增加政治参与和信任。
这将涉及对私人捐款设定严格的上限，并创建一个公共代金券制度，为每个选民提供同等数额的支出来支持政党。更激进的是，卡吉认为议会中的很大一部分席位应该留给弱势社会经济群体的代表。
在政治普遍失望之际，《民主的代价》令人振奋地提醒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对改革潜力的鼓舞人心的指南。
The Price of Democracy: How Money Shapes Politic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March 31 2020 by Julia Cagé (Author), Patrick Camiller (Translator)
Why and how systems of political financing and representation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give outsized influence to the wealthy and undermine democracy,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One person, one vote. In theory, everyone in a democracy has equal power to decide elections. But it’s hardly news that, in reality, political outcomes are heavily determined by the logic of one dollar, one vote. We take the political power of money for granted. But does it have to be this way?
In The Price of Democracy, Julia Cagé combines economic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with political theory to show how profoundly our systems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from think tanks and the media to election campaigns, are shaped by money. She proposes fundamental reforms to bring democracy back into line with its egalitarian promise.
Cagé shows how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tried to develop legislation to curb the power of private money and to develop public systems to fund campaigns and parties. But these attempts have been incoherent and unsystematic. She demonstrates that it is possible to learn from these experi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nd elsewhere to design a better system that would increas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rust.
This would involve setting a strict cap on private donations and creating a public voucher system to give each voter an equal amount to spend in support of political parties. More radically, Cagé argues that a significant fraction of seats in parliamentary assemblies should be set aside for representatives from disadvantaged socioeconomic groups.
At a time of widespread political disenchantment, The Price of Democracy is a bracing reminder of the problems we face and an inspirational guide to the potential for reform.
民主的價碼，金钱如何塑造民主政治 The Price of Democracy: How Money Shapes Politic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By Julia Cage, the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conomics in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t Sciences Po Paris.
【作者簡介】茱莉亞·卡熱 Julica Cagé
https://juliacage.com/
法國經濟學家，從事發展經濟學、政治經濟學以及經濟史研究。現為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 Paris）經濟學助理教授，公共政策科際整合評鑑實驗室（LIEPP）「評鑑民主」軸心計畫共同負責人。著有《媒體的未來：數字時代的困境與重生（暫譯）》、《資訊不計血本》。
【內容說明】
一張選票價值幾何？你的一票和大財團的一票，真的「等值」嗎？掌握金錢就是掌握選票──民主始終是撒錢的人贏。
21世紀的民主，正走在耗竭的道路上。當金錢成為政治舞台上的要角，民主儼然成為少數人的遊戲。
我們的民主制度甚至鞏固了這套惡性循環──最有錢的公民可以藉由私人獻金表達政治偏好，政府還會透過減稅額補助他們；而低下階層的人在其他方面稅負沉重，若想透過少量金錢表達政治偏好，卻是一毛補助都拿不到。
這套不平等的制度，讓有能力出錢的人出得最少，窮人替富人買單，若再不採取行動改變現狀，很可能在未來數十年造成更大的不平等，讓社會對政治人物、現有建制與民主遊戲更加反感，導致民粹主義全面失控……。
民主與金錢：真實的危險──我們正目睹代表式民主的敗亡！
研究清楚顯示，現今許多政治人物普遍迎合有錢人，也有愈來愈多國家主張「言論自由」，反對設定政治獻金上限，因為保守派希望可以保留銀彈王牌。更令人擔憂的是，開始有人質疑政府補助政治運作的做法。愈來愈多人認為選舉民主已經被少數人把持，導致不少人全盤否定選舉民主。
2016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他的勝利不僅令人不安，對民主不信任的人愈來愈多，不投票的公民愈來愈多。可以說，我們正目睹代表式民主的敗亡
民主需要重建，而非摒棄！
本書以比較歷史的角度出發，檢視21世紀初政治寡頭化的危險。如今政治人物只迎合頂富階層，金錢政治與民主辯論的腐蝕一天勝過一天，我們必須提防頂富階層的政治獻金。
作者也在本書中透過歷史、法規與統計研究，點出金錢在民主制度中的角色，探討金錢以何種方式影響政治決定。當政府補助被私人獻金取代，民主便會陷入危機，書中亦提出幾項重大改革與方案，希望重建21世紀民主制度，以奠定「永續」民主社會的基礎。
【強力推薦】
「本書作者茱莉亞·卡熱兼具政經學術與實務經驗，考察英、法、美等國選舉開銷和資金來源，讓我們看到選舉到底有多花錢。昂貴的選舉和民主制度有什麼問題嗎？候選人有多少錢愛怎麼花就怎麼花，又怎麼了嗎？如果說從智庫、媒體到競選活動無不深受資金的影響，這對我們所習以為常的民主制度會帶來什麼根本性的問題甚至是破壞呢？
《民主的價碼》對於這些問題有深刻的剖析，有助於回應當前時代普遍存在對於民主制度的懷疑、不信任或冷感，重新塑造政治與社會民主的理念和想像，也提供厭倦了頻繁的選舉的台灣讀者一些心靈解藥。民主不死，端視我們如何讓它長長久久。」 ─黃涵榆 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
電話：(02)7749-1764 信 箱：chyhuang@ntnu.edu.tw
https://www.eng.ntnu.edu.tw/index.php/full-time-faculty/
『民主的價碼』— [法]茱莉亞?卡熱
2022-01-06 作者：茱莉亞?卡熱（Ju-lia Cagé） / 譯者：賴盈滿 / 出版社：時報出版
美國的民主運作顯然已經被金錢和遊說所腐蝕，幾乎沒有幾個人記得美國其實有公費民主制（總統競選基金），只是被政治獻金和民眾對政黨的信心幻滅給搞砸了。
我們已經在前幾章看到，民主運作有其成本，包括政黨運作和競選支出；而只要政府補助無法適度分擔這些成本，少數優勢者的慷慨獻金就會取而代之，接管選舉機制，造成貪瀆與把持民主等重大威脅。
所有民調都顯示馬克宏大受經濟最寬裕、學歷最高的人民歡迎，卻極受經濟最窮困、學歷最低的人民反感。而這一切都導因於他五年任期頭幾個月所推出的經濟政策，也就是替有錢人減稅。那些資助他競選的富豪們想必一點也不後悔。而其餘的人嘛，就只能靠每個月不到五歐元的住房津貼湊合了。
可惜美國的進展只能用「終結的起點」來形容，因為新制度才上路就開始走下坡。這就是美國嘗試政治運作資金法制化的命運，而最高法院更是扮演了死神的角色，不僅反對聯邦政府訂定所得稅和最低工資規範，更長年主張金錢和言論自由是同一回事，導致政府規範政治獻金的努力功虧一簣。
早在川普崛起之前的1980年，就有億萬富豪柯氏兄弟的弟弟大衛（David Koch）以自由意志黨副總統候選人的身分角逐大位，最後自掏腰包了兩百萬美元。如果大衛只是普通公民，捐款就不得超過法定的競選政治獻金上限；但他既然是候選人，想捐多少給自己都可以。
大法官雖然不反對替候選人和政黨政治獻金設限，卻判定所有針對「獨立」支出而設定的上限均屬違憲。換句話說，只要個人或團體沒有參選，也沒有跟候選人講好，捐款只是想表達支持或反對，捐款金額就沒有限制，只有企業和工會除外。因此，政治獻金唯有直接捐給候選人時才有上限，拿來助選則不受限制，也就是「硬錢」（hard money）有上限，「軟錢」（soft money）沒有。為什麼？因為聯邦最高法院對於「貪瀆」採取極為嚴苛的定義，必須有「對價關係」才算數。換句話說，某人直接（捐款）資助候選人有貪瀆的危險，因為他不免會期待候選人日後有所回報；但若這筆錢只是表達個人的政治偏好，就沒有這個問題，至少最高法院這樣認為。既然候選人沒有收受任何東西，也就無以回報。出錢助選不過是捐款者的一種言論表達。
直接捐款有賄賂之嫌，而間接資助自然沒有這個問題。
2012年，聯邦最高法院在聯合公民案判決中（我們稍後還會詳談）再次重申了同一立場：「巴克利主張政府有足夠重大之理由預防貪瀆或疑似貪瀆行為，該理由只適用於對價貪瀆。」然而，最高法院進一步裁決道，獨立於候選人及其競選活動之外的獨立支出只是個人表達政治言論的一種形式，因此不可能引發貪瀆或疑似貪瀆之行為。反觀法國僅允許政黨和政治團體接受捐款或花錢從事選舉活動，乍看只是徒增麻煩，實際上這個限制卻有效控制了候選人和政黨的競選財源。
聯邦最高法院早在一九七六年就廢除了競選支出總額上限，使得現在當上美國總統至少需要十億美元。
聯邦最高法院廢除私費選舉相關規範的理由很值得深究。所有判決都是以崇高的言論和資訊自由為名做出的。大法官的論點很簡單，但並非無可爭議。首先，民主國家的公民必須能做知情選擇，這點無庸置疑，因此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是競選活動的核心精神，因為它確保人民有言論自由。所有候選人都必須以理念說服人民，讓人民知道由他當選有什麼好處。我想各位也會同意這點。然而，錢在這些事上扮演什麼角色？有能力宣揚或捍衛個人理念，甚至參與選舉，其實非常花錢，而且在現代愈來愈貴。1970年代，聯邦最高法院講到競選支出，心裡想的是電台和電視廣告，外加報紙文宣，現在還包括網路宣傳。因此，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設定候選人支出上限將大幅縮限候選人的言論自由，因為金錢不僅有助於候選人傳播理念，甚至不可或缺。這就導出第二個論點：限制競選支出就等於限制公共討論，因為用大法官的話來說，討論應當「開放、健全並不受阻礙。」但這裡就恕我不敢苟同了。要是參與者當中有些人可以花錢不眨眼，有些人不行，討論還可能「開放」嗎？對有錢的候選人來說，討論當然是開放的，但其餘候選人可能就得陷入你爭我奪。
不僅如此，從2010年開始，這場爭奪戰又多了兩項利器。個人只要不直接捐款給候選人，就能無上限花錢助選，而且企業也一樣，因為企業等同於「個人」，同樣受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
聯邦最高法院在「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一案果然裁決既有的禁令全數違憲，實質賦予企業「個人」身分，得以獲得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障，捐款無須受到任何限制。換句話說，在美國法理體制下，企業等同個人，因此和個人一樣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選舉期間可以盡情撒錢，因為金錢也是言論表達的一種。
聯邦最高法院只提出一項限制，就是企業捐款必須「獨立」。但我們已經曉得，這項針對「硬錢」和「軟錢」的劃分完全是人為的，根本無法法阻攔私人獻金湧入選舉。
2008年，歐巴馬出馬角逐總統。為了擺脫支出上限的束縛，歐巴馬成為美國首位放棄政府補助的總統候選人。扣掉政治行動委員會的獨立捐款，光是他個人的競選支出就將近十四億歐元，相當於每位成年人口四點七八歐元。更令人震撼的是選舉期間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捐款變化，從1990至1992年選舉週期的五億歐元飆漲到2016至2017年的三十億歐元，充分展現了最高法院判決的影響。
我們應該就此投降，對默瑟家族或柯氏兄弟伏首稱臣，朝這些向來是政黨金主，有時還身兼媒體大亨的億萬富豪低頭嗎？目前最需要的其實是人民挺身而出，發動真正的民主反擊。誰能想到幾年前美國竟然有上百萬人走上街頭支持槍枝管制？
為什麼會有成千上百萬的美國人站出來？答案很簡單，因為對他們有利。數十年法規鬆綁的苦果再明顯不過了，美國政治已經淪為有錢人的發聲筒。唯有當輿論真的撼動政治人物，他們才可能有所行動。面對政治明顯不具代表性，解決之道絕不是大規模放棄投票，也不是茶黨──這樣一個組織比誰都更仰賴開口閉口就是經濟法規鬆綁和減稅的保守派財閥資助，竟然成為政治上缺乏代表的底層人民的代言人，真是莫大的反諷！我們其實需要的是更多規範，就算修憲也在所不惜。不論如何，當務之急就是讓私費選舉和言論自由脫鉤。
美國的例子清楚顯示了司法機關照理應該超然獨立，卻有許多時候站在民主的反面，其成員無須向任何人負責，完全照著自己對憲法的詮釋來制定或取消法律。一邊是你選出的民意代表，雖然不完美，至少憑藉選票而有民主正當性，理論上會依據多數人的偏好制定法律，另一邊則是法官，有些還是終身職（例如美國就莫名其妙用這種教皇制來展現其民主精神），而且常被捧為不受政治考量左右的中立專業者。然而，目前在法國沒有比憲法委員會更政治的機構了。它或許沒有去捅民主運作經費來源這個馬蜂窩，卻在財稅方面展現了驚人的行動力。累進制全民社會繳款？不行。低所得職工分擔額減免？不行。跨國公司財務透明？不行。谷歌稅（Google tax）？不行。廢除巨富稅或改成只針對不動產開徵（其實殊途同歸），連帶打破各類財產同等對待原則呢？馬上辦，因為咱們親愛的法官大人唯一在乎的就是公眾利益。憲法委員會的財政裁決其實充滿了政治和意識形態，十有八九顯露出毫無憲法根據的保守主義，卻裝作一切純粹出於法律考量。
美國過去幾十年來民主規範不斷鬆綁，這件事為何值得憂心？競選支出飆漲到了可比歐洲足球巨星轉會費的地步當然是理由之一。如今還有誰敢說出確實數目？聽到只會讓人瞠目結舌。當零多到一個境界，數字就失去了意義。然而更令人害怕的是，比起低收入族群，有錢人和超級有錢人的政治偏好愈來愈常反映在政府政策裡。少數遠遠壓倒了多數。
紀倫思根據數十年的調查結果告訴我們，如今每當有錢人和窮人在經濟、政治或社會方面看法分歧，政府決策已經不再考慮貧困階級的支持與否。換句話說，就算「底層百分之五十」的美國人有九成要求聯邦政府提高最低薪資，但只要「頂層百分之一」的人反對，提案就不可能通過。重點是美國的最低薪資自雷根當選以來，除了柯林頓和歐巴馬在位期間有過幾次小幅調整，就再也沒變過，但民眾購買力自1970年代以來卻下滑了超過三分之一。受創的不只是窮人，中產階級也持續在和超級有錢人的對抗中落敗。因此，不論百萬和億萬富豪加稅或提高最低薪資，就算底層和中產階級表達支持也毫無用處，超級有錢人只要認為不符合眼前所需，這些提案就不會出現在政治議程裡，不僅財政和經濟政策如此，文化、社會和外交等其他領域也是。總之，所有政府施政都一樣。
其實政府施政通常符合民意，但那只是因為頂富階層的偏好正巧和多數人相同。政治人物不是因為底層階級要求這個或那個而決定採行這個或那個政策。他們會這樣做的主要理由，甚至是唯一的理由，就是超級有錢人也想要這個或那個政策，例如墮胎合法化和出兵伊拉克就是同時滿足有錢人和普通人偏好的政策。紀倫斯和佩吉稱呼這種現象為「湊巧民主」。我們能接受這種現狀嗎？就如紀倫思和佩吉所強調的，湊巧民主的問題出在巧合很容易就變成暴政。而且就算沒變成暴政，它能稱得上是真正的民主嗎？從這個角度看，問題又和慈善事業一樣：少數億萬富豪比多數人更有能力替多數人決定，理由當然是金錢之神特別眷顧他們的選擇。
政治衝突就成了身分之爭，成為「他們」與「我們」的對抗。身分之爭並不是種族衝突（雖然我們之後會談到，美國政治辯論從來不缺種族的面向），也不一定是美國人與外國人之爭，更不是困擾歐洲的宗教（尤其是伊斯蘭教）衝突，而是美國人和美國人、只喝黑咖啡派和低脂拿鐵馬奇朵假惺惺傲慢自由派（也就是民主黨員）的對抗。
咖啡之爭或許聽來好笑，但法蘭克告訴我們，這對於了解那些明明需要大政府（提供優良公立教育與更好的健保制度等等）的美國人為何會投票支持削減稅負、政府支出與重分配非常關鍵。在這些美國人眼中，政府是「惡」，是那些不代表也不了解他們的「那些人」的化身。這是一場價值之爭，而茶黨正是靠著價值而非經濟訴求贏得了選民的支持。
茶黨說服這些落隊的美國人，眼前其實是一場道德危機，美國正在走下坡，文化不斷沉淪，而這一切都是那些從他們頭上飛越的菁英們的責任。正是墮胎議題，讓共和黨的極端保守派在堪薩斯首嚐選舉勝利，隨後又將黨的主導權輸給了茶黨。這些保守派反墮胎、反智、重信仰，藉由重新定義政治辯論而贏了選戰。他們將階級衝突轉化為價值之爭，極其成功地改以「正牌」（authenticité）美國人定義階級關係，不再以財富區分社會階級。
這些人的政治手腕之高，讓人不得不讚嘆。文化衝突的好用之處，就在讓最受剝奪者以為自己是贏家。
美國夢已淪為空談，子女所得高於父母的機率從1940年代的百分之九十驟降到五十年後的百分之五十。
反墮胎在保守派論述裡已經超越宗教層次，成為攸關道德與文化價值的問題。
我們不該被價值衝突蒙蔽，忽略了最底層階級所遭遇的經濟困境。政治辯論轉向文化價值非但沒有抹去階級衝突的基本問題，反而變本加厲。
過去四十年來，美國整體經濟成長了百分之五十九，感覺相當不錯，至少比法國的百分之三十九好得多。但這個數字背後隱藏了極度的不平等：最有錢百分之十人口的經濟所得成長了115%（最有錢百分之零點零零一人口是685%），底層一半人口的經濟成長卻是負百分之一。對所得位於全國後半的美國人來說，經濟狀況不僅沒有改善，反而更糟了。
這些人顯然沒有權力，因為政治上已經不再有人真正代表他們。這些人沒有權力，而有權力的人不理會他們，不在意他們的需求與偏好。
既然如此，這些美國人為何不支持有錢人加稅，也就等於有權者（因為金錢可以買到權力）加稅呢？他們為何不要求財富和權力重分配？為何不投給「左派」，投給承諾加強重分配的候選人呢？「德行」的概念在此再次成為關鍵。對這些白人居多的美國中西部居民來說，所有重分配或社會保護政策的主要得利者都是窮人。那些窮人平白得到好處，是法國右派口中坐享社會福利的「伸手牌」（des assistés）；而他們這些信奉努力工作、行得正坐得直的堪薩斯和威斯康辛鄉下人卻什麼好處也沒有。這些人認為自己是重分配的受害者，稅繳得多福利拿得少，這當然是錯的。但他們認為自己被拋棄是對的，因為過去數十年來的經濟成長確實遺落了他們。只不過偷走經濟果實的「那些人」並非和他們處境相同的窮人，而是有錢人。
這些說法讓人想起社會學家霍希爾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的描述。她充分掌握到了美國普通白人男性深埋內心從未表明的挫折，只不過地點換成了路易西安那州。這些男性感覺自己一輩子都在排隊，等著爬上美國夢所應許的社會階梯。他們耐心等候，結果看到了什麼？一個又一個「少數族群」插隊搶到了他們前面：先是女性，再來是黑人，然後是同志和身心障礙者，等等等等。所有人都擠上去了，只有他們還像一群被拋棄的孤兒在排隊。於是他們火冒三丈，氣政府總是踐踏他們這些「小人物」（little guys）。他們只剩誰能依靠？神。
對勞動階級來說，他們不僅從主流媒體集體消失，「自由派菁英」不得不正眼看他們時，眼神裡又充滿了輕蔑。
不論法國、美國或英國，儘管勞動階級（包括受雇者和勞工）仍然占總人口一半以上，卻在國會大幅缺席。這可以部分解釋為何大多數人民覺得自己沒有被代表，並且是出於被迫，而非選擇。如果有選擇，他們寧可支持勞工出身而非管理階層出身的候選人，因為那會直接影響國會最終通過哪些政策。
美國茶黨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們成功將辯論主軸從階級鬥爭轉變為文化對抗。不過，最主要的理由還是民主黨的失敗，因為他們率先退出了階級鬥爭的戰場。
過去數十年來，美國民主黨不僅拋棄了勞動階級，更不再批評華爾街的偏差行為，只要想想希拉蕊到高盛集團或花旗銀行演講就明白了。這樣做或許讓她賺進了大筆經費，卻也損失慘重。代表民主黨角逐總統的她在演講裡顯然對金融界的濫行妄為輕輕放下，否則不會堅持不公開。那些演講不僅是在滿足大方出錢要她插手政策的人的虛榮心，也在迎合未來金主的利益。
民主黨為何拋棄了階級鬥爭？部分原因出在他們想向富人爭取更多競選經費，而最慘的是他們顯然成功了。2016年，希拉蕊募得的競選政治獻金比川普還多，也花得更多。最後她贏了資金，卻輸了選舉。由於她幾乎不理會勞動階級，結果就是失去了他們的選票。
面對美國近幾年來的經濟成長，民主黨既想延續，也想追求同樣的模式，完全無視於所得分配不平等。
自金融危機結束以來，美國的經濟成長有一半以上落入了最有錢百分之一人口的口袋。
就算中低收入戶在民主黨執政時期比共和黨執政時期所得成長較快，也遠低於富人的所得成長速度，即使在民主黨執政時期也是如此。共和黨執政時期，幾乎所有經濟成長都被頂富階層端走，民主黨執政時期他們只端走大部分。就算不是有錢人全拿，最後效果也是一樣，貧富差距不斷惡化。
因此，錯不能全怪共和黨，民主黨也有責任，甚至責任更大，因為他們宣稱自己站在社會弱勢者這一邊（而共和黨則是維持一直以來的階級位置，站在大企業和超級富人那一邊）。民主黨讚許經濟成長，卻沒有採取行動讓經濟果實分享更平等，結果反倒助長了不平等的惡性循環。
經濟不平等會助長政治不平等，而政治愈不平等，造成經濟更不平等的政策就愈多。
維繫任何政治團體都必須面對以下關鍵問題：誰擁有權力？這些人對誰負責？他們有什麼行動手段？仰賴哪些資源？當金錢成為行動分子和菁英之外的主要權力手段與唯一的必要資源，就會破壞既有的勢力均衡。
傳統共和黨人不僅失去對黨的控制，連選舉也保不住。三五位堪薩斯億萬富豪的政治偏好不可能代表所有共和黨選民。2012年，被「柯氏章魚」纏住的共和黨既沒有選擇最佳的總統候選人，也沒有提出最有力的政治主張，而是從候選人（羅姆尼）到政見都是錢錢錢。
過度仰仗極端保守派億萬富豪不只影響了共和黨對候選人和政見的選擇，連競選方式都會受到左右，尤其利用個資精準投放文宣。柯氏兄弟連共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都不放過，迫使共和黨放棄過去自行分析選情的做法，改用他們旗下數據分析公司i360研發行銷的資料庫。
如今在美國就算是地方初選，沒有募到幾十萬美元是別想參選的。錢已經成為新的選舉稅，只有少數口袋夠深的人繳得起。
社會議題方面，民主黨金主比共和黨金主更傾向自由派，主張婚姻平權，在墮胎議題遭受批評時也會挺身回擊，甚至支持嚴格管制槍枝。但一講到經濟議題，他們就變得非常保守，有些人更和共和黨金主相去不遠，稅制就是其中一個例子。這些好心的慈善家總是樂於給予，從政黨、慈善組織到公益活動無所不捐，但幾乎都反對加稅。於是，民主黨的政治人物便遷就他們，無視傳統支持者的偏好，給了那些慈善家前所未有的低邊際稅率，最終導致選民大批出走。
根據2014年七月的華盛頓郵報，「不論美國或全世界發生了什麼大事，歐巴馬總統的行事曆上永遠不缺一樣東西，那就是募款。」據該報統計，歐巴馬於第一任總統任內共主持了三百二十一場募款活動，雷根是八十場，老布希一百三十七場，柯林頓一百六十七場，小布希一百七十三場。你可以說這是一股趨勢，過去數十年來不斷增加，但歐巴馬才真的誇張。身為民主黨總統，並從不避諱自己對聯合市民的反感，歐巴馬或許背負著眾人的期望，沒想到他非但沒有逆轉潮流，反而變本加厲。不僅如此，他的募款活動想當然耳以有錢人為對象，而非一般大眾，結果造成勞動階級和民主黨更疏離。這點也可以解釋歐巴馬八年總統任內的經濟政策為何相對保守，絲毫沒能減少美國的貧富差距。以他花在募款活動的時間，我們實在很好奇他到底能不能把總統做好。
過去數十年來，美國的防線逐一潰散，再也攔不了金錢湧入政治，從獻金來源到公開透明都被沖蝕得一點也不剩。共和民主兩黨似乎都被金錢把持，政治人物不分左右只會迎合有錢人的政治偏好。
所以，德國模式到底是什麼？一方面如本書第五章所言，德國過去資助政黨及其附屬組織的制度很有新意，但另一方面又令人意外。許多國家不只會限制私人獻金，還會提供公共補助，但德國除了要求公開透明，對於個人及企業獻金完全沒有任何規範。這讓我們得出第一個重點：不論和過往經驗或其他國家相比，錢與民主的關聯在德國從來沒有得到完整冷靜的討論。因此，德國在某些方面很先進，某些地方則很落後，不僅政黨支出（包括競選和一般活動）和收受獻金總額沒有上限，政府還每年大手筆撥款補助政黨。
德國企業和雇主協會資助政治活動非常大方。至於背後動機，最令人意外的一點就是他們往往捐款給不只一個政黨，而且左右都捐。
我認為我們不應該小看德國的這種扭曲現象，尤其捐款全都來自出口導向為主的大型企業。這或許可以部分解釋德國對貿易順差的執著態度，就算出口經濟占比高到不合理也依然故我。而我們都曉得這種態度對歐元區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組織與運作造成了哪些後果。
根據國際透明組織報導，俄國近年來在倫敦大舉投資，其中許多資產都是大型的「洗錢機器」。
不少俄國寡頭大亨都有英國籍，而英國政府也樂於讓他們歸化，以換取對方在英國投資，使得這些寡頭大亨都能慷慨資助英國政黨。
問題是還有最後一個壞消息，那就是歐洲已經決定仿效美國，將金錢和言論自由畫上等號。為什麼？顯然是為了破壞限制政治獻金的所有規範。
歐盟對政黨和競選財源最明顯的介入，莫過於歐洲人權法院一九九八年針對「鮑曼訴英國」一案所做的判決。
簡單說，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就是禁止購買政治廣告違反言論自由。
Review Julia Cagé's The Price of Democracy
Cash Rules, How we pay for democracy.
By Jan-Werner Müller, the teaches at Princeton. His new book, from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is Democracy Rules.
August 11, 2021
The title of Julia Cagé's The Price of Democracy will prompt Americans to think of the obscene cost of their elections. The amount spent on the 2020 federal races is said to have been a staggering $14 billion (more than twice the price tag for 2016). State elections consumed close to $2 billion. Almost 90 percent of the House candidates who spent the most money ended up winning.
In The Price of Democracy, Cagé offers us a deeply researched account of how states regulate campaign finance. Comparing countries as varied as India and Belgium, she finds that even the seemingly more egalitarian democracies have failed to do so successfully. In response, she proposes an attractive alternative that puts the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for democracy squarely in the hands of citizens: a publicly funded voucher scheme that allows individuals to support their preferred candidates and parties, combined with severe restrictions on all private donations.
Democracy, of course, has never been free. The ancient Athenians constructed complicated sortition machines through which officeholders were chosen by lot; they also built an amphitheater for an assembly in which thousands of citizens could participate. They even thought that ordinary people who took part in politics should be paid, much to the outrage of the anti-democratic philosophers, who deemed democracy the most expensive political system around—even if the annual expenditure for the assembly was roughly the same as the amount needed to feed the horses of the 1,000-strong Athenian cavalry.
Today, the costs of democracy range from those of the actual machinery of voting to the transportation of mail-in ballots to the maintenance of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al campaigns. In most democracies, taxes ultimately pay these costs, which was also the case in ancient Athens. In the contemporary US, by contrast, election laws and a number of fateful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since the 1970s allow corporations to play a large part in financing politics and the ultra-wealthy to dominate campaigns through “dark money.” But the glaring inequality of the US system is hardly unique. As Cagé reminds her readers, “radiant Dorian Europe” (the reference is to the Oscar Wilde character) should not feel reassured by “the very existence of Gray America.” For, in Western Europe, donations are also highly concentrated among the wealthiest: In France and the UK, 10 percent of “megadonors” account for more than two-thirds of the total given. And in countries where corporate donations are allowed, companies play an obviously unsavory role. In Germany, for instance, the auto industry and the cigarette maker Philip Morris spend lavishly on the largest center-left and center-right parties; the tobacco giant also sponsors party conventions and “summer parties” in Berlin, expenditures that largely go unnoticed.
True, many democracies offer public funding to political parties,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set very weak limits on private contributions. Less obviously, in countries that seemingly put the financing of politics directly into the hands of the people—offering tax deductions for citizens who spend generously on their system of self-rule, so to speak—the effect is highly skewed: Since the wealthier pay much more in taxes, they disproportionately benefit from such schemes.
Cagé emphasizes the injustice of a situation in which the poor end up subsidizing the political preferences of the rich, who tend to be much more conservative when it comes to economic policies. Though money will not reliably buy every election (a fact that Democrats were reminded of in South Carolina, Maine, and other states last year), the system overall will skew toward the interests of those who contribute the most.
Cagé observes that neither the traditional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nor the self-declared left-populist upstarts have ever really addressed these inequalities—and sometimes, she argues, they have made things worse. Under Tony Blair, who cuddled up to British finance in the hope that its riches would help pay for an expanded welfare state, the Labour Party became more reliant on large private donations than on membership fees. (This tendency was reversed under Jeremy Corbyn but is once again on the rise under a new leadership that is desperate to distance itself from the socialist “Corbyn project.”) Italy’s left-leaning Five Star Movement railed against the corruption of what its founder, the comedian turned people’s tribune Beppe Grillo, referred to as la casta of professional politicians. It successfully campaigned for the abolition of public funding for parties, but the result has been to push more private dark money into politics. (The party, claiming that it is really a “movement,” has refused to follow legal transparency requirements and does not publish the names of those who donate more than 5,000 euros.) Five Star also made a big show of having its deputies contribute their salaries to worthy causes, but the money was likely still pocketed by Grillo’s self-declared virtuous amateurs.
In France, Jean-Luc Mélenchon’s France Insoumise, another left-wing antiestablishment party, could hardly be less transparent about its own finances. Its only answer t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its deputies hand over a portion of their official salary to the party is “Ask Jean-Luc!” (Communists used to hand over all of it and got a compensatory payment from the party in return.)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lest we forget, many Democratic candidates who declare their opposition to a politics dominated by Wall Street have opted out of public financing to rake in private donations (albeit many small ones). This includes everyone from Barack Obama to Bernie Sanders, and who can blame them? Had Sanders, for example, stuck with public funding in 2016, he would’ve had $10 million for the primaries; instead he raised $228 million and spent all but $5 million of it.
What is the alternative to a situation in which private funding is winning the battle of ideas and, almost always, the battle at the polls? Cagé, like a number of US constitutional lawyers, has a concrete proposal: Citizens should receive individual vouchers, which they may distribute incrementally or all at once to the parties and candidates of their choice,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contributing cash up to a strict limit in addition (a commonly cited figure is $250). All larger donations, and thus the opportunity for corporations to buy themselves a political voice, would be prohibited. New parties would also face an initial hurdle to qualify for receiving such vouchers: They would need to raise funds from a sufficient number of citizens or prove they have nontrivial support in the polls. Unused vouchers would be distributed according to the last election outcome (which is how funding in many countries is already decided today).
There are several advantages to this scheme. It would be a significant, if still imperfect, check on the political uses of concentrated wealth—what even mainstream social scientists in the US no longer hesitate to call oligarchic tendencies. Less obviously, it would strengthen the open and dynamic character of at least some existing democracies. Newcomers could get real support, even in the middle of an election cycle. Losers—let’s say, traditional parties—would lose less if their supporters wanted to punish them in an election but not see them wiped from the political map: Think of left-leaning French citizens who wanted to sanction the Socialist Party for Fran?ois Hollande’s less than glorious presidency but still maintain an effective alternative to Macron.
While the amounts involved might seem tiny, being able to contribute something could also provide individual citizens with a feeling of efficacy in a democracy. This sense of increased participation would be even stronger, of course, if such a scheme forced politicians to engage with a wider range of voters than they are able to in the US, where Congress members are said to spend four or more hours every day soliciting donations from the affluent, making them seem more like telemarketers for a particular segment of the population than representatives of all their constituents. During his first term, Obama hosted 321 fundraising events, up from 80 for Ronald Reagan and 173 for George W. Bush.
What numbers do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vouchers? Cagé’s suggestion is a seven-euro “Democratic Equality Voucher” for every voter. This hardly adds up to an outrageous sum; it is roughly what the German state contributes annually just to the foundations associated with political parties, which among other things are supposed to develop policy and further civic education. (Whether they really do that, or simply reinforce the power of traditional parties, is a legitimate question.) In the US, people like Yale Law School professor Bruce Ackerman and Congressman Ro Khanna have suggested “democracy coupons” worth $100, provided in $20 increments, or “democracy dollars” in $50 amounts, stored in a special credit card account.
There is a serious question about whether the political spending decisions of individual citizens should be made public. Businesses might not respond well when their workers are on record giving funds to an anticapitalist party; alternatively, they might pressure their employees to donate to a particular candidate. But on the matter of how to distribute the funds, Cagé puts forward an elegant solution: Governments should use tax returns to deploy each person’s democracy vouchers, possibly giving special credits to the millions who earn so little that they do not pay income tax at all (which means, concretely, at least half the eligible voters in many countries). This would also prevent anyone from buying up vouchers at a premium or even at face value, in the way that privatization vouchers were amassed by savvy investors in Central Europe in the 1990s. Also, there would have to be a way to erase the information after a short period, so as not to transform such a voucher scheme into a system of open voting.
Is the voucher scheme a political fantasy? One such reform was actually implemented for local elections in Seattle. Citizens received vouchers in the mail; alas, many of them thought the envelopes contained junk and tossed them away; others left them lying around and forgot to contribute their democracy dollars. Pessimists about the political capacities of ordinary people will feel vindicated by the fact that only 3.3 percent of Seattle residents who received vouchers used them. Like other ideas from what one might be tempted to call the democracy innovation industry, vouchers are no panacea. Scholars of campaign finance speak of the “hydraulic power” of money: Block one channel and it will find another. An admirable reform in Brazil significantly reduced corporate donations, yet corporations still found ways to use WhatsApp to spread disinformation, which helped Jair Bolsonaro win his election. In the US, when money for candidates was limited by law, it went to parties instead; when it could no longer go to parties, it went to super PACs; and so on.
Critics of the private financing of politics often conflate different issues. One concern is corruption, which even a conservative Supreme Court recognizes as grounds for restrictions (although Chief Justice John Roberts and his colleagues understand corruption in the narrowest possible sense of a quid pro quo, not as the more general dependency on a donor class that can set, and limit, the political agenda). Another issue is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to influence politics, which is distinct from corruption: A self-financed billionaire—as Donald Trump kept emphasizing during his first campaign—arguably cannot be corrupted; but if only oligarchs have a shot at office, political equality is violated.
Cagé’s proposal is likely to reduce dependence on the donor class, and it can certainly be justified as a step in the direction of equality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But those with more time, and especially those with more power due to their position in corporations (or trade unions, for that matter), would still exert more influence than poor, stressed, and generally underinformed citizens. The Kochs of this world would still fund libertarian think tanks, and the Murdochs would still do, well, what the Murdochs do. As scholars who study campaign finance have argued, a lot more would have to change structurally fo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to become real; and the cost to democracy—in particular, the cost of restricting the liberty of political expression for the well-off—may well be too high.
Cagé sees the difficulty and includes a further reform proposal, arguing that parliaments should reserv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their seats for manual workers or members of the “precariat.” She notes that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within the halls of government has declined precipitously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In her scheme, a third of the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 would be filled with “social representatives,” addressing the problem that, currently, fewer than 3 percent of parliamentary deputies have working-class backgrounds. (The number is 2 percent in the US and 5 percent in the UK, where, earlier in the postwar period, it had been as high as 20 percent.)
Cagé’s idea for parliamentary quotas is somewhat in tension with her demand for what she terms, following the French historian Pierre Rosanvallon, a “permanent democracy,” which is to say a dynamic, open process in which citizens and representatives constantly interact. After all, who should decide exactly which categories of people are currently underrepresented and, when society changes, how representative assemblies should be divided anew? These are not knock-down objections, of course, but compared with her detailed proposal for Democratic Equality Vouchers, the scheme for representation based on occupation feels more tentative and lacks the proper backup in democratic theory.
Still, Cagé’s book i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hat tackles one of the root problems of democracies in the West. She offers a trul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not just across countries from Canada to India but also across time, with many fascinating details from 19th-century electioneering (which at times was even more expensive and obscene than what we witness today). Cagé wears her learning and statistical acumen lightly; rather than evoking dry social science, her prose veers into the sarcastic and witty,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commenting on the antics of “King Macron.” This is often amusing; behind it, though, is a justified indignation in the face of a democratic world that too often proves to be not that democratic after 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