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简《老子》之研究笔记 其二
本文为近二十多年来有关郭店楚简中《老子》甲乙丙本研究考证结果的学术小结，特别是日本汉学界研究成果的分析。因笔者能力有限，对其成果不作深入考评。谨作此文为后进研究者提供对照与参考。 本文分以下部分：
一，至今为止《老子》即《道德经》的注释和考证历史。
二，日本汉学至郭店楚简《老子》之学术成就
三，郭店楚简《老子》成书年代之争论
四，郭店楚简《老子》文本研究
五，结尾
<三> 郭店楚简《老子》成书年代之争论
郭店楚简于1993 年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至今尚存有 804枚，有字简则存 730 枚。经专家的整理，判定其中包含了道家与儒家著作，考古界推断该墓下葬年代约爲战国中期偏晚，故郭店楚简亦可推测爲战国中期以前，甚至有些可溯及于孔孟之间的古代文献。因此，郭店楚简的面世在中国古典哲学史、思想史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追思由民国时代形成的“疑古派”学者曾提出的许多观点，在郭店楚简的出土之后不得不加以重新检讨。 随着上世纪七十年代马王堆帛书《老子》和九十年代郭店楚简《老子》的考古发现，《老子》文本考证有了全新的据证。罗列历代所代表的《老子》文本，由旧至新如下：
战国中期郭店楚本
汉马王堆帛书甲乙本
汉代中期北大汉简本
汉代河上公本
汉代严遵本<仅《德经》部分>
据传出自项羽妾墓的傅奕本<唐代，原本属于汉代>
敦煌道教想尔注本
三国时代《道德经》王弼译本 <下文简称今本>
日本学界当初针对郭店楚简的反应却与中国学界有所不同。浅野裕一曾将当时日本学者对新出土资料的态度分为三种：1，将郭店简与上博简视爲完全的赝物，对之保持静观搁置评论。2，虽将郭店和上博简视爲真物看待，却认为其成书于战国最末期以后。3，与第2立场相仿，将郭店和上博简视为真物，并视其为战国中期后半（约 公元前300年）的写本，并需重新检讨古代思想史。无论哪一种立场皆与历史学界早就积极利用出土文献有所不同，至今二十多年来郭店楚简在日本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上似仍未获得统一的学术评价。然而，日本学者研究郭店楚简的成果既丰富又仔细。即使部分著作已有中文翻译版，但仍有大部分未被中国学界所知。
首先，日本学者如何看待郭店楚简《老子》的成书年代，与上博简、清华简、北大汉简等“非发掘简”不同，郭店楚简的出土地点、时间相当明确。郭店一号楚墓虽然缺乏可供断代的确切纪年资料，但其下葬年代却可从墓葬形制与出土器物两方面推断为公元前四世纪至前三世纪初即战国中期偏晚。中国著名学者 李学勤更进一步指出其下葬年代不晚于公元前三百年， 彭浩亦认为郭店约在公元前三百年下葬。郭店楚简《老子》成书年代亦不会晚于战国中期。然而在日本学者之间却至少有两种看法出现分歧：一为池田知久等的“战国后期到末期说”，另一则以浅野裕一等“战国中期偏晚说”。
池田知久在《楚地出土资料和中国古代文化?序》一文中指出：当今郭店楚简的研究有个不得不解决的横在世界各国研究者面前的大问题，那就是郭店一号楚墓下葬年代大致在何时的问题，相信中国文物出版社《郭店楚墓竹简》所发表的“战国中期偏晚”说，即公元前 300 年是许多学者在研究上无法突破的原因。但池田知久认为：关于郭店一号楚墓的下葬年代，虽定论为战国中期偏晚，但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除了公元前300年左右说之外尚有不同意见。其原因之一是郭店楚墓下葬年代之推定提供基准的包山二号楚墓的下葬年代很难确定，故亦无法判断郭店一号楚墓的下葬年代，因为郭店楚墓在随葬器物及墓葬的形式上与包山二号楚墓很近似但又稍新。其次池田质疑中国大陆“考古类型学”的精密度。他批评其对郭店楚墓年代的推定上作取样调查而抽取的出土器物件数过少，对于同一器物研究者判断也有不同，有的定为春秋时代有时定为战国时代等等。另外，池田知久也不满郭店简、上博简碳十四测定的结果至今尚未公布。关于与郭店楚简同个时代、相同地域出土的上博简，中国现代青铜器研究专家马承源认为是战国晚期的竹简。《史记?六国年表》在秦昭王37年即楚顷襄王21年（公元前278年）记载“白起拔郢”，许多学者认为在此之后郢都一带的楚式墓葬完全消失，因而此年即为郭店一号楚墓下葬年代的下限。但池田却认为上述判断不合理，在“白起拔郢”之后完全有可能再出现楚式墓葬。另外，池田探讨《穷达以时》，针对其与《荀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说苑》、《孔子家语》等的文章表现和思想内涵进行比较，而最后亦认为《穷达以时》成书于《荀子?天论》与《吕氏春秋》编纂之间， 既然如此，郭店楚墓下葬年代也不可能在《荀子》之前。
根据以上理由，池田不赞成《郭店楚墓竹简》针对郭店一号楚墓下葬年代的说法，并认为要多角度多方位地探求与中国古代思想史之事实相符合的更为合理的见解。”无独有偶韩国东亚学学者李承律亦曾从两个方面进行讨论郭店一号楚墓下葬年代的问题：首先是关于考古类型学李指出，除了包山二号楚墓之外其他楚墓无法当作年代推定的基准，并且先进行研究判断出土器物年代早晚的基准也未明确。其次是“白起拔郢”问题上李承律认为“秦拔郢时，郢都一带由白起彻底破坏而没落于废墟，根据这种见解而区分推定楚墓的时期与年代而以所谓考古类型学为方法论的现今楚墓研究，其方法论本身就有需要根本性改善。”李承律更批评道：根据考古类型学而认为郭店楚简为孔孟之间的研究，终究会导致“向《史记》时代的倒退”的结果。李提倡应首先分析资料本身的内在逻辑与作者言论，接著，一方面关注思想的互动、历史发展、政治社会背景等，另一方面与其他文献资料或出土文献之间进行比较，而探究郭店楚简的资料性质、思想性质以及思想史上的地位、意义等。另外，池田知久曾撰写《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研究》一书，主张思孟学派所谓的“五行”与马王堆《五行》截然不同，并推测《五行》成书于汉高祖、惠帝时期，以孟子、荀子的思想为中心，同时折衷很多先秦至汉初儒家的各种思想，进而又吸收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思想，由某位儒家学者所作文献，郭店《五行》出土之后，池田虽改其成书年代为战国后期，但是他对《五行》作者身份的看法未变，既然如此，郭店楚墓下葬年代不可提早于战国中期偏晚，必定是《五行》成书的战国后期之后。
与此同时日本学界也有站在“战国同期偏晚说”一面，代表者是浅野裕一，浅野主要批判池田知久派所提倡“思想史的编年”这种研究方法，浅野认为其所谓的“思想史的编年”是以《论语》、《孟子》、《荀子》等传统文献作指标，若其与某个思想相似，就视为成立于同一时代，此方法确在分析存在于特定时代的思想时有效，但若分析对象长期（或每个时代）存在便不会发挥效能，其次《论语》、《孟子》、《荀子》等指标不仅极少，每个指标的前后情形又未明，所以实际上制定详细思想样式演变的编年是不科学的。另外浅野亦讨论疑古派、释古派失败原因，浅野认为《史记》作为叙述春秋战国的文献资料，在质与量均是最高最古唯一无二。然而疑古派、释古派的学者虽无可推翻《史记》叙述的证据，但他们相信自己的方法才是“科学”，对《史记》加以质疑甚至否定其内容，结果将导致他们学说的论证看似缜密实有欠陷。所以浅野对《史记》的看法也与池田、李等截然不同。浅野曾指出过，马王堆帛书《五行》属思孟学派的思想文献，并且他将其分为“经1”“经2”与“说”三个部分，而认为皆成书于孟子以前。可见浅野与池田原来针对马王堆帛书《五行》的说法也完全不同。就浅野而言郭店楚墓下葬于战国中期偏晚，这种说法也是印证他对《五行》的看法。
总之池田说与浅野说之间的歧异呈现在三个论点上：第一针对中国考古学的评价。第二针对《史记》的评价。第三研究方法的选择不同。此亦可谓是两人对近代以来日本中国学的态度之不同。池田看重近代以来日本汉学成果，虽有新的资料但将其镶嵌近代以来“疑古”学者所编之思想史框架中。浅野则与之不同，因爲有新出土文献资料，故用之重新思考或推翻原有汉学成果也在所不惜。
< 待 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