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竞争过程中，病菌插进来扮演什么角色
为什么是欧洲人最先富国强兵、船坚炮利，到非洲、美洲、东南亚和大洋洲建立殖民地，征服当地各民族，而不是反过来，是这些地区的民族，前往征服欧洲？世界各民族发展“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差别的终极原因，现在有了比种族论、气候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出乎人们意料，一个重要的因素竟然是病菌
人类文明的竞争过程中，病菌插进来扮演什么角色
《读书之乐》第19期，2022年1月16日首播
◆高伐林
我们常说“列强”这个词，指欧洲一些国家，英吉利、德意志、西班牙、法兰西……我们从教科书上读到，他们到非洲、美洲、亚洲和澳洲，建立殖民地，瓜分土地，驱赶和奴役当地土著，掠夺原料，倾销商品……
不知各位是否想过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是倒过来呢？为什么不是美洲印第安人、非洲、澳洲土著，向欧洲殖民扩张，瓜分土地、倾销商品？为什么“列强”不是指索马里、秘鲁、柬埔寨和印度呢？
许多人可能脱口而出：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呀，不是有部电视系列片《大国崛起》，介绍了好几个大国崛起的内外原因嘛。这些国家抢得先机，富国强兵，船坚炮利……
欧洲列强殖民者凭借船坚炮利征服世界。
但为什么是它们，而不是非洲人、印第安人抢得先机，船坚炮利，去征服欧洲和世界呢？
追溯终极原因，有了各种说法——
最著名的是种族说：各民族各人种之间在生物学上存在着差异。有人认为，黑人的脑容量比白人小，欧罗巴人种在智力上优于其他种族的人类；
曾有人说，有些民族在生理上就比其他一些民族要落后。
另一种是气候说：寒冷气候对人的创造力和精力具有刺激作用，而炎热潮湿的热带气候则让人闲散懒惰，不善于深度思考；
还有一种，可以叫地理文明说——温带和亚热带地区适合种植业发展，率先实现了粮食自足，进而发明了文字，推动了社会分工和人口交流，社会组织得更有效率。
且说太平洋西部有个世界第二大岛新几内亚岛，从1511年起，先后是葡萄牙、英国、德国的殖民地，1975年9月16日独立，叫巴布亚新几内亚。岛上居民生活在石器时代。白人来了，说他们是“原始人”，带来了各种物资，从钢斧、火柴、药品到软饮料，新几内亚人认识到这些很有用，一概称之为“货物”。
巴布亚新几内亚（图中框内），西边毗邻印度尼西亚，南边与澳大利亚隔海相望，北边离美属关岛也不远。
整整五十年前，1972年，当地有位政治家叫耶利，在海滩上散步时，遇到了一位从美国来考察鸟类进化的科学家贾雷德·戴蒙德也在那儿散步，虽然素昧平生，但两人聊起来。耶利问戴蒙德：“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们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
35岁的戴蒙德答不出来，但引起了深深的思索。戴蒙德出生在波士顿，从哈佛毕业后到英国剑桥的圣三一学院拿到博士学位，后来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他一刻也没有忘“耶利之问”，带着这个问题到处调查、深入思索，25年后，他出版了一本书《枪炮、病菌与钢铁》，试图回答这个问题。1990年代中期，出现了很多交叉新学科，像生物地理学、行为生态学、分子生物学，他是这些领域的领先探索者，回答“耶利之问”的这部著作，获得了1997年的普利策奖、英国科普图书奖。
美国科学家贾雷德·戴蒙德曾经在新几内亚生活考察多年。
他在前言中写道：对于世界各个民族来说，历史的发展进程很不相同。在上一次冰期结束后的13000年以来，世界某些地区发展成为工业社会，另一些地区仅仅发展成农业社会，还有一些地区则仍然是狩猎采集社会。这种历史上的差异对现代世界投下了持久的阴影，使用金属工具的、有文字的社会征服了或消灭了其他类型的社会。
《枪炮、病菌与钢铁》英文版1997年出版，试图回答“耶利之问”。
《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文版。
这些差异构成了世界史的最基本事实，但产生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戴蒙德否定种族说。反而认为，如果不谈知识，单就智力而言，新几内亚人可能优于白人。
他也不认同气候说。举例反证，印第安人中唯一发明了文字的社会出现在处在热带的墨西哥；美洲大陆最古老的陶器，出在赤道附近；而直到最近一千年之前，身处气候相对寒冷的北欧各民族，对欧亚大陆文明没有作出过重要贡献。
戴蒙德认为，新几内亚人的智力比白人一点都不差。
戴蒙德的结论是：不同民族在发展中拉开差距，原因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而是民族环境的差异。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人类从700万年前起源到50万年前智人的出现，那时动物和植物都是野生的，人类各个部落在动植物驯化上的能力，决定了他们初始的文明程度。最有价值的可驯化野生物种，只集中在全球9个狭窄的区域，这些地区因此成为最早的农业故乡，这些原始人得天独厚，一步领先，步步领先。
导致这一局面的终极原因，作者在第二部分阐述。各大陆的地理特点：欧亚大陆是东西轴线，北美洲和南美洲是南北轴线，非洲也是南北轴线。这是戴蒙德全部立论的一个基本前提。东西轴线的欧亚大陆，大部分处在温带和亚热带，适合驯化的野生动植物比其他大陆更多；纬度相同有利于物种传播；美洲和非洲就不同了，纵贯热带、温带甚至寒带，可供驯化的野生动植物较少，也很难传播。
欧亚大陆是东西轴线，美洲大陆是南北轴线。
为什么南北轴线与东西轴线有这么大区别？有史以来，人类驯化的所有粮食作物，都是都是一年生种子类植物。小麦、水稻、玉米，都要在冬季来临之前，把全身所有的能量精华聚集在种子上，才能熬过严寒，来年好发芽。至今人类在全世界共驯化了56种粮食作物，清一色都是在四季分明的温带驯化成功，没有一个出在热带和寒带，这不是偶然的。
对原始人类来讲，种庄稼算是一门高精尖的技术。第一批种地的农民，12000年前出现在两河流域的新月沃地，也就是如今的中东地区，这和当地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气候独特，海拔悬殊，由此诞生了异常丰富的野生物种。驯化的56种粮食作物，32种可在新月沃地找到。这是人类生产力的跃升，文明的划时代突破，人类最早的文明古国巴比伦，就诞生在新月沃地。
两河流域的新月沃地（图中绿色部分）对于人类具有重大意义。
人类的所有粮食作物，都是在温带驯化的一年生种子植物。
一种粮食作物被驯化成功后，扩散是需要时间的，尤其是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欧亚大陆的优势是拥有大面积的温带土地，哪怕相隔数千公里，也气温相似，便于扩散。大约1万年前，中国南方人类成功驯化了水稻，然后在约3千年里传到印度，又过了大约2千年传到地中海区域。
而非洲就不一样了——南北轴线，气温差距非常大，一个地方能种的植物到几百公里外就没法种。所以，粮食作物很难在非洲扩散。美洲大陆也有类似问题，但程度稍轻，因为美洲拥有较大温带面积。
非洲不仅没有成功驯化任何植物，连动物也没有。牛羊马，鸡鸭鹅，都是欧亚人类驯化的。欧洲殖民者入侵非洲时，带过去的牲畜几乎死绝，就打算驯化非洲本地动物作为帮手。折腾了几百年，全部失败。非洲的斑马，谁都驯服不了。“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斑马可不善，见谁咬谁。
非洲斑马脾气暴烈，无法驯化。
科学家仔细研究后，发现居然还是气候的原因：人类目前驯服的所有动物，都具备共同特性，那就是它们野生时都是群体生物，群体内是等级制度，喜欢拥挤在一起。所以脾气温顺，跟着头领走。细究会发现这也是环境所迫：在有残酷冬季的地区，动物才不搞个人突出，跟着经验最丰富、体格最强壮的头头活下来，擅自离队，死路一条。这样的筛选环境只有温带才有。而非洲大多数地方没冬天，生存压力不大，非洲动物就宁愿当独行侠。
缺乏粮食作物和家畜，非洲迟迟不能进入农业文明，比欧亚大陆慢了1万年。一直到欧洲殖民者入侵，连一个像样的帝国都没建立起来，也没有自己的文字。
《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在《纽约时报》图书畅销榜上停留很长时间。
戴蒙德在书的第三部分讲述了从粮食生产到技术发展：有了驯化动植物，才会定居生活，才会有余粮养活不耕作的阶层，催生技术进步和行政组织。还讲了文字产生和传播，以及病菌在文明冲突中的影响。第四部分作者用他的理论解释新几内亚、中国、非洲的文化形成以及东西半球的碰撞。
《枪炮、病菌与钢铁》内容跨度很大，许多论述对我产生颠覆性冲击，“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介绍起来挂一漏万，现在我们被新冠疫情缠住，尤其是冒出一个“奥米克戎”新变种，恰恰戴蒙德书中专门辟出一章，标题是《牲畜的致命礼物》，详细分析了病菌问题。我就重点谈一下。但要说明：他说的“病菌”，是从广义上说的，包括了细菌、病毒以及其它微生物。作者不可能解读今天的新冠。但是我在疫情期间重读，不由自主地要联想到我们今天。
戴蒙德在书中对病菌的论述，对我们今天理解新冠疫情很有帮助。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过去我这么理解：血，意味着暴力；肮脏的东西，意味着阴谋诡计。我们被告知：欧洲征服者在来到美洲、非洲和亚洲时如何狡诈、残暴。典型的例证就是：尽管美洲本土印第安人善待白人，但是白人为占领土地和资源，大肆屠杀印第安人。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印第安人口估计有2千万，但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人口减少了95％。
是动枪动炮大屠杀造成了这样惨烈的结果吗？是，但不完全是。这本著作书名上“病菌”，就是本书最出乎我们预料的内容之一。戴蒙德说，整个近代史上，人类的主要杀手是天花、流感、肺结核、疟疾、鼠疫、麻疹和霍乱，都是从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虽然被那些杀人不眨眼的西班牙征服者杀死的印第安人不计其数，但西班牙病菌杀死的印第安人更多得多。
病菌为什么这么坏？我们的思考往往以人为本位，从人的立场来考虑疾病和细菌问题。然而，戴蒙德让我们暂时把人类的偏见放在一边，从病菌的角度来考虑疾病问题。病菌同我们一样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自发地遵循“趋利避害”、“实现利益最大化”原则。病菌以各种稀奇古怪的方式使我们人类生病，它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利益呢？
戴蒙德指出：从根本上说，病菌的演化和其他物种没有两样，它们没有意识，没有主观能力，靠自然选择，在繁殖后代和帮助后代向适于生存的地方传播，使自己的基因最大量地延续下去。“使人类生病”是符合病菌利益的。我们生病的许多症状，实际上不过是某种病菌在改变我们的身体或行为，使我们帮助传播它所表现出来的方式而已。例如流感和百日咳病菌诱使受害者咳嗽打喷嚏，把一群病菌向周围喷射出去；霍乱病菌促使受害者拉肚子，把病菌送入水源；狂犬病毒更厉害，驱使狗疯狂乱咬，使更多人和动物受到感染。
最充分研究的一例，是澳大利亚1950年有意识地引进多发性黏液瘤病毒，希望用来消灭泛滥成灾的欧洲兔子。这种病毒能对欧洲家兔造成致命的流行病。第一年，效果不错，造成了99.8％的死亡率，澳大利亚农民很满意。但第二年欧洲兔子的死亡率大为下降，几年下来，最后降到25％。戴蒙德指出，这种黏液病毒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演化的，不同于兔子的利益，也不同于农民的利益。黏液病毒这样降低毒性，少杀死一些兔子，并使那些受到致命感染的兔子多活些日子再死，才能把自己的后代传播到更多的兔子中去。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人：对病菌病毒来说，别把人弄死才符合它们的最大利益。一边繁衍，一边变异，提高传染力，减弱致死率——这像不像奥米克戎新变种？
欧洲兔子被误引进澳大利亚后极快繁殖到百亿之多，当地农民用各种办法来围剿。
人类的防御反应是通过一代代人自然选择出来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病菌耍出花招，人类演化出反花招，我们和病原体在一轮又一轮逐步升级的演化竞赛中难解难分，具有对某种病菌的抗体的人，比缺乏这种抗体的人更有可能生存下来。长期下来，在反复接触某种病原体的人中，具有那些抗体的人数比例较高。
戴蒙德说，常见的儿童急性传染病，其中包括麻疹、风疹、急性腮腺炎、百日咳和天花是怎样流行起来的？一些研究表明，麻疹可能会在任何少于50万人的人口中消失。传染病都是这样，需要有足够多、足够拥挤的稠密人口，它们不可能在小群狩猎采集族群和刀耕火种的农民中存在，这些人也就不可能产生和遗传对抗传染病的抗体。
《枪炮、病菌与钢铁》揭示了病菌为何对美洲土著有可怕的威力。
这就是农业会启动群众性传染病的重要原因之一：种粮食比狩猎采集的人口密度高得多，平均高10倍到100倍。狩猎采集族群经常变换营地，但农民是定居的，生活在自己排放出来的污水之中，还常常用粪便当作肥料撒到田里，病菌传播的路子太宽了！城市出现，更加拥挤的人口给病菌带来了更大的幸运。
欧洲人因为很早进入农业社会，千百年因人口稠密，经历过多次从动物传染到人的瘟疫，对病菌产生了抗体并遗传了抗体，而印第安人因为处在采集狩猎阶段，没有经历过这些瘟疫，也就没有产生抗体。病菌杀死了大多数印第安人和他们的领袖，消磨了幸存者的士气，从而削弱了对欧洲人的抵抗。十六世纪初科尔特斯率领几百个西班牙人在墨西哥海岸登陆，去征服拥有好几百万人口的勇猛好战的阿兹特克帝国时，遭到阿兹特克人顽强抵抗。使西班牙人取得决定性优势的是天花。1520年，天花随着一个受到感染的来自古巴的奴隶到达墨西哥，流行开来，杀死了阿兹特克近一半人口，包括皇帝。大难不死的人也被这种怪病弄得士气低落，因为这种病专杀印第安人而竟不伤害西班牙人，真好像在印证西班牙人战无不胜。
非洲、大洋洲和美洲原住民部落并非农业社会，因而没有产生对病菌的抗体。
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和斑疹伤寒，来到美洲新大陆，争先恐后地要坐杀手的头把交椅。紧随其后的还有白喉、疟疾、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肺结核和黄热病。
欧洲探险家和殖民者也不是金刚不坏之身，亚洲热带地区的疟疾、东南亚的霍乱和非洲热带的黄热病，也曾经让一些前来的白人染病甚至丧命。不过单就欧洲和美洲而言，十几种主要传染病从欧洲来到美洲安家落户，几乎没有一种从美洲来到欧洲。
《枪炮、病菌与钢铁》插图。
读到这里我似乎发觉了这本书的一个破绽：不对呀，哥伦布时代对美洲的人口不是估计为两千万人吗？这并不比同时代的欧亚大陆人口差得太多。美洲一些城市，如特诺奇提特兰算得上当时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为什么没有按照戴蒙德的理论，产生可怕的病菌等着西班牙人来找死呢？我们在这里又碰上那个老问题：为什么在欧洲和美洲之间病菌交锋这样不对等？印第安人应该也能用瘟疫回敬西班牙入侵者，传回欧洲，就像早些年的鼠疫那样横扫欧洲人口呀？
戴蒙德的解释是，美洲为什么未能出现致命流行病，答案很简单。欧亚大陆的传染病是从欧亚大陆群居动物身上的病菌演化而来，鸡瘟猪瘟一死一大片。但在美洲呢，首先是能够被驯化的野生动物很缺乏，在大约13000年前，上一次冰期结束时，美洲大约80％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就灭绝了。印第安人驯化的动物只有5种：火鸡、羊驼、豚鼠、美洲家鸭和狗。这几种动物都不可能成为人类传染病的来源：像美洲家鸭和火鸡不是大群在一起生活，它们也不是我们人类喜欢搂搂抱抱、有大量身体接触的动物；而且，人们也不喝美洲羊驼的奶。
羊驼是印第安人驯化的少数动物之一。但人们并不喝它们的奶。
总之，欧亚大陆的病菌对大量消灭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土著民族，起了可怕的关键作用，不仅是对印第安人，还包括夏威夷等太平洋诸岛居民、澳大利亚土著、非洲南部的科伊桑民族，这些以前没有接触过欧亚大陆病菌的民族，累计死亡率在50％和100％之间。最极端的例子是海地岛上的印第安人口，哥伦布到达新大陆的1492年，有800万，37年过去，1535年减到了零。
在这本文明进化史中，戴蒙德也涉及中国，关于中国文明的早慧，提出了两个视角。一是文字。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唯一的书写系统，这促进了民族和文化的形成，比一比其他种族就知道这多么难得：欧洲仍在使用好多种语言和文字，印度有850种语言，戴蒙德常去的新几内亚，一个岛上居然有一千种语言。二是动植物驯化。古代中国人在华北最早种植出了耐旱的黍子（一种黄米），在华南培育了一年两熟的水稻，而猪、鸡和水牛，也是由中国人最早驯化的。
《枪炮、病菌与钢铁》也论述了中国文明的进化。
英国博物学家杰克·查洛纳主编过一本《改变世界的1001项发明》，来自中国的有30项，最后一项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公元1500年之后，全球有838项重大发明，没有一项来自中国。为什么中国人突然丧失了发明的智慧？戴蒙德提出了类似“耶利之问”：为什么是欧洲人完成了现代化的扩张，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
戴蒙德以两个人的对比为例：郑和与哥伦布。
郑和下西洋，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多么伟大的事业，但中国集权专制帝王一个决定，就使得船队航行半途而废。因为中国由于文化和地理的双重原因，导致它在很长时间里持续了超稳定结构，在明清时代，更形成一套与之相配套的高度成熟的专制政体，皇权至高无上，压制了现代科学所必需的各种条件。
说到这儿，有一件趣事不妨一提。中国科幻小说大师刘慈欣，写过一篇短篇小说《西洋》：郑和没有遵从圣旨返航，而是继续勇往直前，探索世界。于是几百年过去，1997年的归还仪式，不是英国把香港归还中国，而是中国把北爱尔兰归还英国。
郑和下西洋是当时世界上的伟大壮举，却被皇帝下令终止。
这只是脑洞大开的幻想，据说写于1998年，那正是《枪炮、病菌与钢铁》英文版出版一年之后，不知道刘慈欣是否读过，或者至少是听说过这本书里“耶利之问”，受到了启发？
戴蒙德用哥伦布来与郑和对比，认为欧洲在近代崛起，正得益于它的长期分裂。欧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独立的小国，相互竞争。如果某个国家没有追求改革创新，另一个国家会去做，从而迫使邻国也去做，否则就会被征服或在经济上落后。欧洲的地理障碍足以妨碍政治上的统一，但还不足以使技术和思想的传播停止。欧洲从来没有哪一个专制君王，能像中国皇帝那样一句话就切断整个欧洲的创造源泉。这种分裂促成了思想的多元化和技术、科学的进步，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哥伦布要远航，又没钱，求了好几位君王和贵族赞助，前四位都说No，第五位同意了掏腰包，哥伦布便做出了改变世界的发现。可见，正是分裂，孕育了欧洲的资本主义文明。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哥伦布塑像。
但是也有人反问：印度在地理和语言上，比欧洲更分裂，并没有做出更大贡献呀？戴蒙德提出了一个“最优分裂原则”：创新在中间程度分裂的社会里发展得最快：太过统一的社会处于劣势，太过分裂的社会也不占优。想一想中国历史上最有思想活力是春秋战国时期，不能不说戴蒙德看得挺准！
本书出版后，难免就有人评论作者是在给欧洲殖民主义洗白。但根据我的理解，戴蒙德并没有表现出种族优越感，也没有鄙视发展落后的大陆，他只是客观陈述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就像我们做完实验之后如实写实验报告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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