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江泽民冠名的“三个代表”理论从何而来？
作者是受过美国严格的学术规范训练的重量级学者，何以披露如此重大的史实，却这么随意？他引用《资本论》的话只用中文，却未附上英文原文，更未标明出处是第三卷哪一页——这应该是举手之劳呀。这篇文章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出更多疑问
老高按：7月29日早上，一位朋友转来一篇文章，没有作者姓名，标题“清思在位卑”，这意思倒还能大致明白，但还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点开来一读，此文却非常有信息含金量！
从文中猜出，作者是徐滇庆。
徐滇庆？
徐滇庆，1945年出生，1967年毕业于东北大学自动控制系，1981年获华中科技大学经济管理硕士，1984年进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系，1990年拿到博士，一度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为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和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他被誉为“中国民营银行之父”，2003年获孙冶方经济学奖。
他显然不能算“位卑”。
作者不疾不徐、从容不迫地讲了一个故事，披露了一件重大史实来源的内幕：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并非自出机杼、凭空获得灵感，也并非他的几位幕僚笔杆子绞尽脑汁、合力首创，而是来自马克思英文版《资本论》、出自徐滇庆本人在读博士期间十分偶然的发现。
“三个代表”的提法，最早起源于2000年2月25日，由江泽民在广东省高州市考察時首次提出，2002年后被中共中央正式定名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中共“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一提出，顿时引起中国思想界轩然大波，因为此说彻底否定了中共过去是所谓“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定性，与苏共当年提出的“全民党”如出一辙。左派如丧考妣，视之为江泽民和平演变中共的信号弹。后来争论被中共强行压下，胡锦涛上任时、习近平上任时，都将之归为江泽民的独特贡献、列入中共的思想宝库。
但徐滇庆博士却披露了：江泽民不过是剽窃了马克思一个世纪前的一个说法。
读此文，不由得不信其真实性。但我也甚感不解：作者是受过美国严格的学术规范训练的重量级学者，何以披露如此重大的历史史实，却这么随意？引用马克思的话，只用中文，而没有附上英文原文，更没有标明出处是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哪一页。作者难道不知道这会减低文章的公信力吗？
这篇文章这两天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引起学者圈的重视，逐步扩大影响，开始讨论，引出了更多的疑问：江泽民当年饱受左派抨击之际，为什么没有将马克思的这段话抬出来作为最有力的自辩？徐博士以78岁高龄为什么要在江泽民去世之后才披露此事？披露这段真相，徐博士有什么样针对性的考虑，会引起左派和右派们怎样的反应？这个故事揭穿了江泽民所谓首创贡献不过是拾马克思百年前的牙慧，为什么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几天来网管们没有围剿和封杀？
据我所知，在美国的一位重要学者坚决不信这篇文章所述；另一位学者认为，徐滇庆的叙述如此不专业是有意为之，他受限于中共高官叮嘱的约束。
现将徐滇庆此文转载于此，与各位分享。
“清思在位卑”（之三十五）
（1990—2018）
徐滇庆
被迫上垒，选修《资本论》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新中国第一代核心，他的旗帜叫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是第二代核心，他的旗帜叫邓小平理论。江泽民是第三代核心，他的旗帜是“三个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最广大的人民）。可是，许多人并不了解“三个代表”的真正意义，更不知道“三个代表”是从哪里来的？我在这里提供一个独特的版本，仅供参考。我无心哗众取宠，更无居功自傲之意。也许“三个代表”犹如黄河、长江一样，有多个源头，最终汇集到一起奔流向东，不妨一并拿出来，相互印证。
我于1984年进入美国匹兹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经过二年艰苦努力，我终于撵上了博士班同学，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进入专业课阶段。按照匹兹堡大学的规定，要取得经济学博士必须选一门经济思想或经济史的课程。由于我的英文基本上是自学的，水平很烂，翻开经济史的教科书，看到一大堆陌生的英文姓名，心里发秫。我在选修课程的清单中发现了《Capital(资本论)》，心想，虽然在国内也没有学过《资本论》但是毕竟在红旗下长大的，对《资本论》一知半解，也许比别的课程好混一点。
开学了，在《资本论》的课堂里坐了十几个学生。Huston教授是很出名的研究马克思的专家，他有一把很漂亮的大胡子，有点儿像恩格斯。他开的《资本论》是一个系列，学士课程讲《资本论》第一卷，硕士课程讲第二卷，博士课程讲第三卷和马克思的相关书信、论文。有好几个同学从学士课程开始，已经是第三次追随他了。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中国学生。Huston教授上课前很友好地和我点点头，要求学生们预习一下《资本论》第三卷的前三章。
我到图书馆借了一本英文版的《资本论》第三卷，按照Huston教授的要求开始预习。我的妈呀！快100页！《资本论》出版于1894年，距今100多年了。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剖析了资本运动的过程，论证了价值、货币和社会运动的本质。马克思的文笔非常好，可是在有些章节中十多行字没有一个句号，读起来很费劲。我不断地遇到生词，有些连字典上都查不到。努力奋斗了一个小时才看了3页。倘若这样下去，期末考试必死无疑！我灵机一动，跑到东业图书馆找到了一本中文版的《资本论》。对照着看，阅读速度快多了。因为在考试的时候我必须写英文。如果我写中文，Huston教授看不懂，肯定给我不及格。我拿中文版当做字典，反过来看看相对应的英文单词。连蒙带猜，用不着查字典了。
哪个是原版
看着看着，发现了一个大问题：英文版的某些段落在中文版上不见了。其中就有“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最广大的人民”。
我跑去问Huston教授：“英文版的《资本论》是不是原版？”
在我的印象中马克思是德国犹太人，他写的原版应当是德文。我以为必须根据德文版才能判断英文版和中文版孰是孰非。Huston教授答道：“马克思的《资本论》前三分之一是拿德文写的，后面是拿英文写的。马克思的英文水平相当好。他在大英图书馆中查阅的资料大多是英文，引用的文献和资料也都是英文。马克思去世后，在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女婿法拉格主持下，把英文部分翻成德文，把德文部分翻成英文。两个文本同时出版。因此，英文版和德文版都是原版。两者并无区别。”
我问道：“为什么在英文版中的许多内容在中文版中被删掉了？”
他笑着说：“你是我的教室里的第一个中国人，我估计你会有许多问题。我给你几篇文章，看过之后再来。”
考茨基和列宁的争论
我看了Huston教授给的几篇文章，恍然大悟。在恩格斯去世之后，第二国际的领导人是考茨基，他和来自于俄国的另一名执行委员——列宁发生了剧烈的争论。列宁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引用马克思的话批判列宁，说他不学无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不赞成把人群划分成不同的阶级，更不赞成搞无产阶级专政。他引用最多的就是马克思说的“三个代表”。
考茨基是个大学者，连列宁本人都承认考茨基是马克思、恩格斯事业的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在这场辩论中列宁明显地处于下风。可是，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了。列宁写了一本小册子“无产阶级叛徒考茨基”（列宁原标题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老高注），痛批考茨基，报了当年一箭之仇。1924年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铲除群雄成为唯一的领袖。他为了表示正统，下令编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全集。由于考茨基曾经大段引用马克思的话来批判列宁，如果让人们读到考茨基的话，必然有损列宁的形象。怎么办？斯大林的处理方法非常简单粗暴，下令干净利落地删掉了马克思原著中所有涉及到这场争论的话。
1950年，中国共产党决定成立马列编译局，准备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全集。前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约见毛泽东，转达斯大林的意见，希望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团结一致。毛泽东何其聪明，立刻表态，坚决保持一致。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文集完全照俄文版翻译。也就是说，在中国几乎没有人知道马克思讲过“三个代表”。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重大缺陷
其实，弄清楚这段公案，对我的考试并没有多大好处。我经常跑去请教Huston教授，他给了我一个选择，或者参加期末考试，或者写篇论文。我选择了后者，认真地写了篇论文，讨论无产阶级专政和全民党。
在论文中我指出，在夺取政权之前，革命党需要号召群众投身革命，因此把人群根据经济地位区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从而最大限度地把穷人动员起来，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但是革命成功以后，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如果继续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势必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列宁判断资产阶级的准则是：掌握生产资料，攫取剩余价值。如今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掌握生产资料，攫取剩余价值的不是别人而恰恰是共产党自己。掌权者很容易腐败，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有无产阶级就一定要找出资产阶级。按照这个逻辑毛泽东提出来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毛泽东在1962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了清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搞文化大革命，而且要七、八年来一次。
文革已经让中国人吃尽了苦头。实践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存在重大缺陷。这条路走不通。马克思提出三个代表，根本就没有提及无产阶级。换句话说，在取得政权之后，如果再提阶级斗争就是在挖自己的墙角，跟自己过不去。在取得政权之后，执政党必然要改变口号，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最广大人民。压根没提代表无产阶级。如果坚持谈阶级和阶级斗争，斗争的对象就是自己。三个代表的核心就是否定阶级，否定阶级斗争。从此以后，再也不提谁是资产阶级，谁是无产阶级，大家都是共和国的公民。
找不到英文版的《资本论》
在1988年，我第一次回国，在拜见薛暮桥的时候，我提起英文版和中文版的《资本论》不同。他对此很有兴趣，详细地询问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来，他向陈云谈起此事，陈云只回答了三个字：“我知道。”再也没有下文了。
1995年8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国际学术会议，刘吉给我很大的支持。在闲聊中我和刘吉提及此事，刘吉非常敏感，要求我详细地介绍考茨基和列宁争论的要点。事后他向江泽民汇报。江泽民的英文很好，立即指示拿一套英文版的《资本论》来，他要亲自看一看。中央办公厅找遍了中央政策研究室、社科院、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都没有找到英文版的《资本论》。迫不得已，连夜电令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用外交急件送一套英文版的《资本论》回北京。不能不佩服当年舆论管制的严格、彻底，连共产党老祖宗马克思的《资本论》原版都不可能成为漏网之鱼。
在我临上飞机返回加拿大的时候，接到刘吉的电话，问“三个代表”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哪一页？因为是科班学的，记忆深刻，我大致上还能记得住，回答之后就登机了。
第二年4月，我回到北京后给刘吉挂了个电话。刘吉听说是我立刻说：“教授，向你致敬！”
我莫名其妙。好像我啥都没干，如此郑重其事，至于吗？
刘吉问道：“你这次回来要呆多久？”
“二个月左右。”
刘吉说：“好极了。我和王沪宁同志要出趟差，回来之后马上和你联络。”我搞不清楚刘吉和王沪宁去哪里，搞什么名堂，好像挺神秘的。
划时代的里程碑
隔了半个月，刘吉派车把我接了去。刘吉说：“总书记派王沪宁和我去北欧考察，和社会民主党恢复了关系。当初我们批判赫鲁晓夫全民党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现在看来，批错了。瑞典、丹麦等国社会民主党执政，社会稳定、经济发达、贫富差距很小，他们更贴近真正的社会主义。”
王沪宁说：“我们应当回归马克思，代表大多数人，代表先进文化，代表先进生产力。不应当把民众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更不应该搞无产阶级专政。”
他们说，按照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将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毛主席说过，每七、八年要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从1976年文革结束算起，到1995年，快20年了，早就超过了毛主席说的时间跨度。我们遇到一个重大的理论挑战，要不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刘吉解释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如果说我们代表无产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那么，就一定要找出资产阶级来。在取得政权以后，毫无疑问，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势必要清理阶级队伍，把大大小小的干部都揪出来，戴高帽子，游街批斗。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来的。在文革中大字报、大批判，造谣污蔑，栽赃陷害，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果不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难道我们还要天下大乱，再折腾一回吗？”
我说：“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最近几年我们到底是不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四个坚持天天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条是真的。其余各条，随便说说罢了，千万不能较真。如今是打左灯，朝右走。”
刘吉很认真地说：“提出三个代表，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既然我们不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当然就不能说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改变党的性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王沪宁说：“我完全赞成，但是，许多老同志还健在，恐怕他们转不过这个弯来。提出三个代表就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从此以后，我们不在群众中划分阶级，既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无产阶级，当然，更没有阶级斗争。至于说共产党是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不提为妙，放一放吧。搁置的时间越长，支付的成本越低。”
他换了一个话题：“徐滇庆，马克思的英文真难读，你是怎么读下来的？”看来，他在读《资本论》的时候也吃了不少苦头。
我无奈地笑了笑：“考啊考，老师的法宝。如果不是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我才不会去啃一百年前的英文。”
刘吉问：“你考得好吗？”我说，没有书面考试，而是交了一篇论文，Huston教授给了我一个A-。王沪宁说：“能不能把这篇论文给我看看？”
我说：“算了吧，我的英文写作惨不忍睹，既然你要看，我就拿中文再给你写一遍。”
刘吉很认真地说：“总书记高度评价了你的贡献。在我党转型探索中，你参与了其中很重要的一环。这个弯转得很大，只能转好，不能转坏。只能慢慢转，不能转得太急，弄不好会翻车。因此，请你在这个问题上对外讲话要有分寸，尽量少讲一些。如果你有什么新的观点，可以交给我。我会立即送给总书记和常委会。”
事后，有人说：“弄了半天，三个代表是你提出来的。”
我回答：“瞎说！那是马克思说的。怎么也不能算到我头上。再说，我也不是先知先觉，主动去探索，完全是瞎猫碰上了死老鼠。不过，老天爷安排得很巧。如果我不去匹兹堡大学读博士；如果不是博士学位要求我选修一门经济思想课；如果我的英文很棒；谁会拿个中文文本和英文反复对照？如果没有发现许多马克思的重要观点在中文版当中被删掉了，三个代表以什么形式出现就很难说了。如果不是碰到了刘吉，而他和王沪宁正在为江泽民解套，我的发现只不过是饭后茶余的谈资罢了。当然，如果不彻底扬弃阶级斗争理论，改革开放也许会走一段更长的弯路。我的贡献仅仅是让总书记知道，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在国内连套英文版的《资本论》都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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