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上那些失败者、失意者、失踪者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陈独秀负责，成员有14人：李汉俊、沈玄庐、戴季陶、陈望道、施存统、杨明斋、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李震瀛、李启汉、沈泽民、李达、周佛海。先驱们后来分道扬镳，有的人就算还信奉马克思，也不跟着中共玩了


　　另立中央、分裂中共的罪魁祸首在政治绞肉机中幸存

　　《伐林追问》第130期，2020年8月5日首播

　　◆高伐林


　　中共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奋斗中，大浪淘沙，前仆后继，站出来了很多人，也退下去了（或被推下去了）很多人。我们所熟悉的，当然是1949年10月1日走上天安门城楼的人，再加上中共挑选出来大加宣传的部分革命烈士。其实还有很多人一度投身中共革命，甚至立下汗马功劳，但后来急流勇退，或者说悬崖勒马，在中共的党史上就失踪了，无人提起。

　　中共一大会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当代中国学界（注意，不是政界）的正统观点，是中共成立已经整整一百年了——2020年就是中共成立一百年，而2021年，是中共一大举行一百年。一个世纪之前这个月，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陈独秀负责，成员有十四个人，我念一下他们的名字，您看看，您知道、您记得的有几位？李汉俊、沈玄庐、戴季陶、陈望道、施存统、杨明斋、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李震瀛、李启汉、沈泽民、李达、周佛海。
　　这十几位先驱，后来分道扬镳，真正“不忘初心”走到底的是极个别的。有的人就算还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但也不跟着中共玩了。
　　下面这些名字又有谁还记得呢：张申府、谭平山、史文彬……当年可都是中共的骨干中坚。像张申府，与陈独秀、李大钊一起发起创办《每周评论》，一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他介绍了张国焘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后在巴黎和女友刘清扬一同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共，后又与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中共……但现在有几个人知道张申府？

　　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后来宣布退党，1978年与妻子和女儿合影。

　　再如谭平山，是中共第三届、第五届政治局委员，中共发动南昌暴动，他是一号领导人，暴动之后，先后被国民党和中共开除党籍，现在有几个人知道谭平山？
　　被历史遗忘的中共领导人还有很多，第四届政治局委员彭述之、第五届政治局候补委员彭公达、第六届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卢福坦、徐锡根、杨殷……这说的还都是中共中央一级的，省委这一级的就更数不胜数了。
　　这方面的资料丰富，以致我在十多年前很有冲动来投入两个专题，一个是写中共的同路人的命运——命运大多是比较悲惨的，中共的红色影片《建国大业》只能写到开国大典戛然而止，再往下写，除了早早离世的，几乎所有中共的同路人都没有好下场。

　　《建国大业》的故事讲到开国大典之时，堪称史诗，再讲下去就是悲剧了。

　　另一个专题就是写这个群体：本来立下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志向，但在血火拼搏的中途，陆陆续续地跟中共拜拜——其中当然有被共产党对手的酷刑和处决吓倒的，像1927年大革命失败，许多中共党人就纷纷脱党了；也有被中共自己的暗杀和惨酷内斗吓倒或者感到不能接受的，像很出名的那位战犯文强，他在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时，看到嘉陵江常常捞起装了尸体的麻袋，他知道都是自己的同事干的，死者也都是自己的战友，又惊又怕，感到总有一天，不是自己受命得杀战友，就是自己被战友杀，不能继续跟从这个党奋斗；也有一些人，理念变了，志向变了，对投身社会运动热情消退，要从事更具体的安身立命的职业，搞实业，办教育，搞发明……
　　这个群体很值得一写。但我这个想法只停留在想法，只搜集了部分资料，希望有人能把这个想法付诸实现。我搜集资料中，有一个人我搜集得比较完整，就是罗章龙。以前我在谈向忠发被捕、谈王明上台的几期节目中，都从他们的角度提到罗章龙，今天我想再专门介绍一下他。

　　罗章龙。

　　1949年之后，没几个人听说过“罗章龙”这个名字。要感谢毛泽东在文革中一一列举党史上的路线斗争，提到了罗章龙。毛泽东说：中共党史上“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开头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1930年6月到9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1930年到1931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我们才知道，中共历史上有个罗章龙，是个右派，居然能跟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和后来的王明、高饶、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等等这些大名鼎鼎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平起平坐。
　　邓小平1981年6月22日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对毛泽东的看法不以为然：“（毛）说罗章龙是‘路线错误’，老实说也没有说中。罗章龙是搞派别斗争，是分裂党，另立中央。”

　　　　1936年，罗章龙在位于开封的河南大学任教。

　　罗章龙是湖南浏阳人，是胡耀邦和王震的同乡。却与湖北武汉有不解之缘。大革命时期，1927年，他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共建政后，他到中南财经学院和湖北大学任教，在武汉住了25年。八十多岁才去了北京。在他去世十年之后，2005年由在美国的溪流出版社出版了上下两卷本80万字的《罗章龙回忆录》，在海外发行。我有幸比较早地拜读，随后由溪流出版社的岑岚女士牵线，2006年我回国时，专程拜访了在武汉定居的罗章龙的外孙女罗星原女士。
　　罗章龙结过两次婚，有一个女儿二个儿子，外孙女罗星原1949年出生在位于长沙岳麓山的罗章龙家，1954年她来到武汉，与先一年调入中南财经学院的罗章龙一起生活。她告诉我：“外公写作回忆录大部分由我誊抄，前后情况我都清楚”。《罗章龙回忆录》这部书是作者多篇回忆文章的文集，提供中共早期革命的诸多史料相当丰富，印刷本发行不是很广泛，近年我发现该书一些篇章，例如罗章龙记叙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的文章，在网络上到处流传。

　　罗章龙与外孙女罗星原1956年摄于武昌蛇山。

　　令人惋惜的是，罗星原文化水平和能力有限，个人的人生道路走得相当坎坷，离婚、病退、她唯一的女儿毕业后求职一直不顺利，致使她经济状况相当困窘，身心都陷于严重困境。后来经溪流出版社授权，我将《罗章龙回忆录》中所附她的一篇不长的文章《我的外公罗章龙回忆中共二大、三大》，推荐给何频主政的多维集团旗下的《多维月刊》，帮她争取到一点稿费，聊补无米之炊。
　　罗章龙是毛泽东早年的好朋友，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说，自己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在报纸上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登了一则广告寻友，一共三个半人回答了他，有一封署名纵宇一郎——有点像日本人的名字，这个人就是罗章龙，他当时正打算到日本求学。毛泽东赠诗一首《送纵宇一郎东行》，收入《毛泽东诗词集》副编。

　　毛泽东（左四）、罗章龙（左六）与同伴在新民学会合影。

　　“二十八画生”与“纵宇一郎”一见如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1918年，他与毛泽东等年轻人一起发起组织新民学会。这一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先读哲学系，后来他认为哲学有些空泛，转到实用性相对较强的经济系。“五四”运动时，罗章龙是火烧赵家楼的一员干将。1920年初，他参与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10月，他经张国焘介绍加入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11月加入北京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开始从事工人运动，多次到长辛店、南口、唐山等地作路矿工人状况的调查，还主编了宣传工人运动的刊物《工人周报》。
　　1921年6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接到了选派代表到上海开会的通知，李大钊说不去，邓中夏和罗章龙都说事务繁忙脱不开身，就选了当时正在上海的张国焘和相对比较清闲的刘仁静当代表。罗星原介绍说当时“外公主编的《工人周报》要按时出版”所以走不开，但是说到底，还是因为对上海的这次会没太重视，没觉得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后来的中共党代会，罗章龙每一届都出席了，多次当选为中央委员、执行委员，中共三大之后还担任中共中央会计。此外，他担任过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等许多重要职务，是中国早期劳工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领导过陇海铁路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二七”大罢工等。他在中共党内的辉煌，一直持续到1931年1月7日，那个只开了一天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巴威尔·亚历山大洛维奇·米夫。

　　我在《伐林追问》节目中多次讲过这个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化名来到中国，扶植他的亲信弟子王明等人篡权。这里只说几点：他们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这个会，又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强行通过新的领导班子。
　　全会召开之前他们严格保密，不给酝酿时间。有的中央委员在会前几十分钟才接到通知，有的代表走进会场还不知道开什么会，还有的人根本没被通知到。会议由向忠发主持，他说：“今天召开的会议，是六届四中全会。会议只开一天。”许多人大为吃惊。二中全会开了六天，三中全会开了五天，四中全会只开一天？
　　出席会议的代表37人，其中中央委员14人，候补委员8人。米夫安排15名非中央委员参加了会议，包括王明、博古等。选举中央委员，改选政治局，周恩来宣读了候选人名单。罗章龙问：“哪些人有表决权？”米夫回答：“参加会议的人都有表决权。”罗章龙听了非常生气，几乎要拂袖而去，被人劝住。王明当年26岁，一步登天进了政治局，又当了候补常委，实际上开始执掌中央大权。

　　中共六大以后党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

　　罗章龙对米夫、王明、博古一伙打着共产国际旗号强加于人的专横行径非常不满，认为这次会议通过决议和选出领导班子都是违反党章、违反党员意旨的非法之举，会后发起成立“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被选为书记，与向忠发、王明、周恩来等人对着干，最后被开除出中共——这便是毛泽东和邓小平提到的“另立中央，搞分裂”。
　　1933年4月，罗章龙在上海被捕。在蔡元培、汪精卫营救下出狱。此后专事教书治学，潜心研究经济，先后在河南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大学等校任经济学教授，改名叫“罗仲言”，完成了专著《中国国民经济史》上下册，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还著有《欧美经济政策研究》、《经济史学原理》及《国民经济计划原理》等等。

　　罗章龙《中国国民经济史》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由湖南大学出版社再版。

　　罗章龙在中共建政之后一波接一波政治运动居然得以免遭冲击，虽然文革还是在劫难逃，但是也没有成为主要批斗对象。人们说，这是因为他与毛泽东早年有所谓“管鲍之交”的交情，他又是“提前出局者”，政治上毫无企图，所以无人问津。
　　文革后，1978年8月李维汉倡议召开一个党史座谈会。当时，李维汉82岁，一心一意研究党史。为此，他以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名义，邀请82岁的罗章龙、80岁的全国政协委员易礼容（中共五大的中央委员）——共同回忆中共早期历史。

　　中共元老李维汉晚年研究党史，文革后见到邓小平，提出中国应该肃清专制流毒的建议。

　　座谈会通知了中央党校、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的史学工作者参加。党校的李海文后来写文章回忆：座谈会大约是一个星期或半个月一次，时间并不固定，视这3位耄耋老人的情况而定。身材高、步履蹒跚的李维汉讲得最多；胖胖的、动作敏捷的易礼容语言激烈，态度鲜明，臧否人物毫不客气；与他俩相比，又矮又瘦、性情平和的罗章龙很少讲话。为什么很少讲？据说因为他在湖北已经讲过了——1978年，他给党中央写信，表示愿意在有生之年把亲身经历的党史情况写出来，留给后人参考，希望中央能给他帮助。时任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把他的信批给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胡耀邦转交给湖北省委。于是，湖北省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小组，从5月26日开始协助罗章龙回忆写作。

　　中央党校李海文采访罗章龙（左）后合影。

　　罗章龙拿出了包括16个问题的提纲，每天谈两个小时，他如数家珍。一直讲到8月4日，后来形成一个打印稿。罗章龙奉调进京担任中国革命博物馆副部级顾问，组织上还把在新疆农学院教书的大儿子罗平海和当儿科副主任的儿媳调到北京，好照料他的饮食起居。他继续回忆党史，后来出版了回忆录《椿园载记》，但是只写到六届三中全会，关于1931年1月7日那个臭名昭著的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他怎么组织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都没有提。他的回忆录一直没有全部出版。（据说现已出版。——老高2023年6月28日注）
　　1979年6月，罗章龙、贺子珍、王光美等109人，被增补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6月15日全国政协开幕，《人民日报》登出罗章龙、贺子珍、丁玲三人的单独照片，引起纷纷议论。后来他还被选为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5年春节除夕去世，享年99岁，成为中共创始人中罕见的寿终正寝的幸运者。

　　　　罗章龙回忆录《椿园载记》。

　　中央党校李海文因为多次去拜访罗章龙，越来越熟，成了忘年交。李海文说，罗章龙为人达观、平和，讲话总是面带微笑，不慌不忙，声调不高。他无论是接待大人物、外宾，还是记者、小人物，都是不卑不亢，不温不火。李海文这个印象，与我读罗章龙回忆录实在是大相径庭，我几乎要认为她写的是另外一个罗章龙。
　　我曾经说过，罗章龙写向忠发、写李立三，都是相当情绪化的，例如他说：向忠发为人既无理论修养，又无斗争经验，品质道德更是恶劣，因此工作能力非常缺乏，不称其职。向忠发不仅伙同顾顺章这一群，南北奔走，到处带头作引线，做特务，查抄机关，逮捕同志；而且还自成一队进行搜捕，向忠发等亲作眼线，穿着防弹背心，手拿弹簧铐，领着一班特务，雄纠纠地横冲直撞。在罗章龙的笔下，李立三“是一个不学无术、装腔作势的滑头流氓，这种流氓上海滩头多如蚯蚓”。他靠追随向忠发起家，对下流生活津津乐道，更不知革命为何物，平时最喜欢阅读《肉蒲团》、《品花宝鉴》春宫画，是一个突出的“色情狂”分子，骗拐了杨开慧之兄杨开智的妻子，后来又将这名女子转让给别人。他们还组织了一所秘密俱乐部，甚至发起“抢老婆运动”。

　　《罗章龙回忆录》内容丰富，颇具史料价值，但其中也有道听途说的内容。

　　向忠发、李立三是不是像罗章龙所说的这样不堪呢？我以前曾经在《伐林追问》节目中做过若干澄清，罗章龙不少抨击和揭露之辞，并非事实。党史专家杨奎松教授在《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中就说，向忠发不仅有一定工作能力和魄力，而且对把他扶上台的共产国际，并不是言听计从、俯首帖耳。有些反共人士对罗章龙所讲的都信以为真，却没有顾及向忠发、李立三与罗章龙是党内斗争的政敌，他对他们的评价掺进了不少个人情绪，讲的是否事实，需要仔细分辨。
　　（李海文眼中的罗章龙，与我读其回忆录感受到的罗章龙，何以判若两人？分析一下，我想关键在于，罗的人生不同时段、不同处境和不同心境。罗章龙那些关于向忠发、李立三等人的回忆文章，多半是在他被中共重新奉为上宾、尊重其作为党史老人的价值之前、甚至很多年之前写的。那时的他，心中还鼓荡着政治殊死搏斗中败北的余波，他将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周恩来等，都视作迫害自己、诬蔑自己、驱逐自己的政敌。这种愤懑心态，随着文革后处境改善而大为消弭，政治地位不断上升，受到地方省委和中央机构的礼遇，才有了李海文面前“达观、平和”“不卑不亢，不温不火”的罗老。
　　我的理解不一定正确，写出来求教各位高人。这是一个大题目，此处不能尽述。——老高2023年6月28日注）
　　罗章龙“另立中央，搞分裂”这个罪名成立吗？1931年1月到2月，中共党内斗争白热化，连续发生大事，罗章龙经历和见闻如何？值得重温和反思。
　　但在讲述这段经过之前，我想讲一下罗章龙并没有出席，却坚决反对、尖锐抨击的一次中共重要会议，那就是1927年在我的家乡武汉举行的“八七会议”——后天就是（2020年）8月7日了，下期节目我们就来重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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