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派的历史就是其普世价值观被中共摧毁的历史

　　黄炎培等人前往延安考察，毛对黄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人亡政息的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这段话印在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给民主人士家属的贺年卡信封，是反讽“一枕黄粱再现”？还是勉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民主党派的历史就是其普世价值观被中共摧毁的历史

　　《伐林追问》第123期，2020年7月20日首播

　　◆高伐林


　　假设这里是中国公务员考场，我出一道题目：“中共夺权的三大法宝是什么？”
　　我相信不少人答不上、答不全。我读大学时政治基础课要考的，都得背诵三大法宝：1，统一战线；2，武装斗争；3，党的建设。当时没有过脑子，后来想，要说重要性，应该倒过来，党的建设放第一位，统一战线押尾才对。但不管怎样，统一战线被毛泽东列为三大法宝之一，在今天许多人看来，是没有想到的。

　　毛泽东将“统一战线”列为中共革命成功三大法宝的第一条。

　　这个法宝，是夺取政权的法宝，是不是巩固政权的法宝呢？毛泽东有段时间是打算放弃的，认为天下打下来，印把子枪杆子笔杆子都攥在手里，统一战线可以用完就扔了。用中国老话说，就是卸磨杀驴，兔死狗烹。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党史界得知了1947年年底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以及次年4月斯大林的回电，先后在《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党的文献》上刊载，掀起了轩然大波。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国共两党两军在多个战场上，杀得天昏地暗，毛泽东已经在考虑夺得天下之后的政治体制框架。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通过苏联总情报局驻中共代表奥尔洛夫给斯大林发电报，全文约一千八百字。这封标有“绝密”电报保存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毛泽东写道：“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以后，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一样，除了中共以外，所有政党都要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斯大林1948年4月20日回电毛泽东说，“信中只有一点引起我们的疑义，即‘除了中共以外，所有政党都要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斯大林不同意毛泽东所主张的革命成功后把其它政党都赶出政治舞台。

　　斯大林说：“我们不同意这一点。我们认为，代表中国民众中等阶层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各在野党，将会长久生存下去，中共将在保留领导权即领导地位的情况下，吸收它们合作反对中国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可能不得不将这些党派的某些代表人物吸入中国人民民主政府，同时宣布政府是联合政府，从而扩大这个政府在民众中的基础和孤立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国民党走狗。”“中国政府将是一个民族革命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
　　毛泽东总结了夺权三大法宝，但是觉得夺到权之后，“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就可以刀枪入库了，可以甩开曾共同反对蒋介石的同路人了。倒是一贯给中共出馊主意的斯大林，按住了毛泽东，说这个法宝别扔，还用得着。斯大林是出于什么目的这么说呢？他要遵守对美国英国的承诺，要遵守“雅尔塔会议”精神。中国必须有一个“由二战时所有民主党派、团体和组织所加强的国家民主阵线”。莫斯科最怕看到的局面，就是毛泽东一党执政，会让美国和西方认定苏联有意在亚洲破坏雅尔塔协议，直接武装干涉，使苏联两面受敌。
　　毛泽东深知，无论夺权还是掌权，无论眼下打仗和未来建设，都要靠着苏联的支持与帮助，斯大林这么说了，毛泽东得罪不起。所以就搁下了把其它政党都赶下政治舞台的主张，共和国建立之初，中共吸收了相当一批非中共人士进入新政权，组成了联合政府。

　　中共建政时为非共人士提供了若干职位。《开国大典》油画上也反映出来：前排从左至右：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

　　中央政府六个副主席，中共自己占了一半，朱德、刘少奇、高岗；另外三个名额，安排宋庆龄、张澜和李济深。宋庆龄其实早就是共产国际的人，但是对外还是非共人士。另外，在政务院一些部门也安排了非共人士当部长。这既是表明承认这些盟友反蒋的贡献，做出报答，也是给斯大林一个大大的面子。但是，毛泽东内心对如何处置民主党派另有盘算。他绝不愿看到民主党派像在国民党时期那样成为具有挑战力量的所谓在野党，他要改造他们，把他们变为毫无参政能力的“参政党”。

　　政协会议结束后，“民主党派”代表离开人民大会堂。

　　中共建国初期，共有十一个民主党派，经过一番合并，演变成八个，统称“民主党派”，其中五个，党的名称上有“民主”字样。这些党派各自活动的主要范围和组织发展的重点，由中共划定了分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主要是以原国民党员、旧公务人员中上层为主；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以文教界的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以工商业资本家及与工商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为主；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以中小学教师和文化出版界人士为主；
　　中国农工民主党，以公职人员和医务工作者为主；
　　中国致公党，是归国侨胞及与华侨有联系的人士；
　　九三学社，以科技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是以在中国大陆的台湾人为主。

　　中国各地的“民主党派”都扎堆办公。

　　后来中共打击他们时则是分批：1950年底至1951年初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民革中不少原国民党接近中共的军政人员最先倒霉；1952年开始的“五反”运动中，以民族工商业家为主体的民建遭受重创；很多知识分子尤其是民盟成员，则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挨整；1957年，毛泽东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引蛇出洞，然后再秋风扫落叶，这些党派大伤元气，再也直不起腰来，完全成了中共的八条小尾巴，想怎么甩就怎么甩。到“文革”，当然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八个党派从政治舞台上消失。
　　记得1987年春天，我和两三位当时都很年轻的朋友，去拜访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希望他能出任我们一个大型征文结集出书的主编，他婉言谢绝了。双方谈了些什么，我都淡忘了，但我感觉他对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晚辈，没有打官腔，讲的两点我记忆犹新。一点是，他说：解放前是民主多与少的问题，现在是民主有和没有的问题。——这话我后来知道是胡适几十年前说的，但当时我第一次听费孝通这么讲，心里一惊。另一点，他说，我现在的处境不一样，身为民盟主席带着十几万盟员，不能有一点闪失啊！（这倒正涉及我前一段时间谈起的“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两难”。——老高2023年6月14日注）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左）说，国民党时期是民主多与少的问题，共产党时期是民主有和无的问题。

　　一个号称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党魁，私下对我们承认中国没有民主，战战兢兢地率领这十几万盟员——现在据说有近三十万了，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他不仅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而且在国民党时期向国民党争自由、争民主生龙活虎。我读过费孝通1957年3月24日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结果他被打成右派，7月发言，标题是“向人民服罪”，从此沉沦。
　　说老实话，我时常感到纳闷：中共为什么还要保留和扶持这八个党派——请原谅，我实在不想说是“民主党派”，那真是亵渎“民主”这个词。与此有关的是另一个问题：我也纳闷，每年3月为什么要开“两会”？为什么不只开“一会”——全国人大？

　　全国政协一年一度在北京举行全体会议。

　　我们知道，1949年9月21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中心任务是制定共同纲领，类似“建国大纲”；提出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这就是建立政府的方案，还通过了国旗、国歌、国都等决议。当时没有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是代行全国人大职权。但是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大举行了，全国政协完成其历史使命了，为什么还要让其存在至今，每年开会？我们都知道那个段子：党国体制下四套班子，党委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中国能缺了拍手的人吗？还用得着投入纳税人大笔银子，设这么个专门拍手的机构？
　　在1966年文革中，造反的群众就把全国政协冲垮了，把所谓“民主党派”也砸烂了。然而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想法与1947年不一样了，他觉得统一战线这个法宝，还没有完全失效。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前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说：“红卫兵把全国政协、民主党派封了，但政协还是要的，民主党派还是要的。”但直到1973年，政协才开始恢复活动。它不再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其职能，就只剩下统一战线。说白了，统战部和政协所标举的统一战线，就是中共继续蒙骗社会精英的幌子，就是中共“挂羊头卖狗肉”的那个羊头。我这样说，不过分吧？

　　毛泽东接见投奔大陆的前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

　　所有这些党派，无一例外，其纲领、章程，必须由中共认可。中共设了统战部，与组织部和宣传部一样，从党中央到县一级党委都要设立的部门，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率领、监督八个党派，俯首帖耳听从中共调遣，确保他们不致于节外生枝，随时扮演应声虫的角色。
　　所有这些党派，无一例外，其领导人都由中共指定、空降。甚至有一些领导人，就是中共不公开的党员；还有一些，是申请加入中共，被中共劝说，你够格当中共党员，但是党需要你留在党外，能为我们做更多贡献。当然，中共指定的人选，会在这些党派的代表大会上走一个选举的过场。
　　所有这些党派，无一例外，其经费都是由国家财政拨款，也就是说，由中共施舍。包括他们的会议、宴请，到各地考察和出国考察等等活动，都由共产党买单。我有位大学跟我睡上下铺的同窗，后来毕业分配到中国民主建国会秘书处，在我们武大中文系七七级的回忆录文集（在香港出版）中，发表了一篇相当长的文章《北京有这样一个特区》，他说：民建组织机构隶属于中共统战部，财政拨款又来自政协。民建的成员主要是资本家及与工商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这个机构很有钱，但是办公用的桌椅柜子几乎都是几十年前的老东西，破旧难看。日常使用的便笺纸已经发黄，发出霉味。这个同学对此的解释是，因为民建多数人挨过太多整，尤其是文革受过惨烈迫害，所以直到80年代还心有余悸，担心“运动了”，一到工间休息就播放经典红歌，办公用品尽量装穷，就不难理解了。

　　《人民政协报》必须按照中共中央的口径进行宣传。

　　邓小平掌权之后到现在，中共掏大把银子扶植这八个党派，并不是当冤大头有瘾。对于现在“不差钱”的中共来说，花一笔钱把这八个政治花瓶供在那里，可以堵住那些抨击中共“一党独裁”的人的嘴，虽然对美国、日本、俄国这些与中共常打交道的国家，没有效力，但多少能蒙住若干非洲、南美洲国家的天真政客，以及国内部分群众。八个党派的政协委员到每年三月参加两会，经过选择后还能在报上刊登，给人以中共言路开通的假象；还可以拉拢教育程度较高的城市精英，以防他们成为反对派。
　　中共对这八个党派的心情是复杂的。既要利用，又要提防，中共不断发出文件或者利用统战工作会议敲打这些党派，警告不得越雷池一步。例如，2004年10月25日中共颁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民主党派组织发展工作座谈会纪要》，就明确规定，发展什么人入党必须事先与同级中共党委及中央统战部沟通情况，事先征求所在单位中共党组织的意见；还明确指出“防止民主党派追求发展成员年轻化的倾向”，这就是警告：别打算跟中共争夺接班人。中共还明确规定，共产党员一般不能加入民主党派。但是“适合做民主党派领导工作的中共党员，在民主党派要求和同意的前提下，经上级中共党委批准，可以加入民主党派组织，调到民主党派工作。”“民主党派的成员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必要求他们退出民主党派的组织。入党后，也可以继续参加民主党派的活动。”——这就在组织上，将这些党派严密地监控起来了。

　　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位于重庆。

　　几年前我得知：中国有个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设在重庆市渝中区，灰砖青墙，仿古式样，共四层，总建筑面积近8000平方米。开放典礼时是由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薄熙来出席剪彩。《凤凰周刊》发表过一篇深度报导《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争议》，才知道里面有那么多弯曲，那么多名堂。

　　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开馆时，时任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前来剪彩。

　　这个历史陈列馆平常日子十分冷清，往回追溯70多年，这里却常常高朋满座。陈列馆原址为“特园”，建成于上世纪30年代，为时任川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鲜英所有。1938年底，鲜英应中共代表董必武和周恩来请求，开放特园作为中共与各界人士共商国是之用。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柳亚子、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等民主人士都曾在此高谈阔论。当中央统战部决定在重庆建立“中国统一战线传统教育基地”，这个特园成为馆址首选。2008年5月，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开馆。随后重庆市委、市政府又启动了扩建工程。2011年3月29日，扩建后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正式开馆，开馆时共展出历史资料图片1500余张、文物1100件。

　　走进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迎面可见雕塑：毛泽东在重庆。

　　《凤凰周刊》报道说，有人看了很高兴，也有不少人并未欣慰和感动，毫不客气地说：‘你们展出的只是部分真实。”陈列馆曾请章立凡对陈列提过意见。章立凡的父亲章乃器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之一。在参观完陈列馆后，章立凡选择了沉默，后来说：“人家费了好大功夫才弄这么一个馆，我又何必去扫兴？一提就是一堆，但我知道没用。”“这是个不好做的课题，造假很多。”章本人主攻近代史研究，多次就民主党派历史变迁发表文章和演讲。
　　章立凡仔细看了民建这个单元的陈列，发现创始人多了一个孙起孟。自民建创立直至改革开放初期的民建历史叙述里，创始人名单里都没有孙起孟。在中国致公党单元的陈列里，又少了一个陈炯明。章立凡认为：在海外最大的华侨社团组织“洪门”转型为中国致公党的过程中，陈炯明贡献尤多，曾为首任该党总理。“因为陈炯明在历史上曾与孙中山反目，而孙中山被中共奉为正方，陈炯明就成了反面角色。”

　　历史学家章立凡，是被打成“大右派”的民建负责人章乃器的儿子。

　　在章立凡看来，这个陈列馆虽然是专门以民主党派历史为展出内容，但依然把所有民主党派的活动，都归结于中共统一战线的成果，而缺乏对民主党派自身发展逻辑的展现。
　　陈列馆的镇馆之宝之一，是冯玉祥用隶书书写的“民主之家”牌匾。这是1945年冯玉祥送给特园主人鲜英60大寿的贺礼。重庆谈判期间，民盟中央在特园为中共代表团举行欢迎宴会，席间，毛泽东提到冯玉祥题写的“民主之家”匾额，说：“今天我们聚会于‘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

　　冯玉祥题写的匾额“民主之家”。

　　陈列馆开馆，薄熙来、中共统战部官员及各党派中央官员站在台上，那些创党元老的家属站在台下。章立凡也参加了，在他看来，无论是台上官员，还是台下家属，“和他们先辈的理想、主张都没有关系了”。“我只是去凭吊一下先辈们消逝的理想。”《凤凰周刊》报道写道，文革期间章立凡一家深受迫害，母亲问父亲章乃器：“1948年你把我叫回大陆来究竟为什么？”章乃器回答：“我以为他们真的要搞民主了。”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黄炎培等人应毛泽东邀请，前往延安考察，二人有一段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谈话，我们听到过很多次了——黄炎培问毛泽东：一部历史，没有能跳出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2013年春节前后，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给60多位民主党派人士的家属寄上了一张贺卡。贺卡信封背面，就印着毛泽东和黄炎培的对话。印上这段话，是反讽“一枕黄粱再现”呢？还是勉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呢？
　　章立凡说了一句十分沉痛的话：“事实上，民主党派的历史就是他们的普世价值破灭的历史。”我觉得深刻而恰当。进一步分析：民主党派的普世价值观之所以破灭，中共百般打击控制只是原因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原因，是这些民主党派成员自身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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