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奇功 - 大字报
半个多世纪后，当回想起文革遍地开花的大字报时，无不对这个汉语史上的污垢和文明史上的脓疮，嗤之以鼻。
人们很难想象，在我们的历史上，优美的汉语竟被开头最高指示或形势大好、结尾万岁、万万岁或万寿无疆、落款是某某革命群众或某某兵团战斗队的无耻吹捧语句所玷污。人们也没有料想到，由此而来的文革遗风竟在那片土地上漂浮的太久、太久…
大字报，据说早在春秋时期做为启事和告示之用，郑国人子产的杰作。其特点是字大、醒目和直白，老百姓喜闻乐见。至于其载体何时过渡成纸张，无从考证。
大字报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时就初露锋芒。一开始用来为党提意见，“引蛇出洞”，后反转成为揭发右派言论的斗争工具。借助与它，一举撂倒五十多万右派，可谓战绩辉煌。
文革时期，大字报更是推陈出新、再接再厉。它是揭露和批判对手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文斗利器，其威力达到了顶峰。
大字报行文标配是，开头言必最高领导人的语录，接着形势一片大好。中间内容除了对红太阳的八股式的颂扬和表达忠诚，充斥着三个忠于、四个无限的个人顶礼膜拜以外，就是对资产阶级代理人和地富反坏右骂大街式的批判。里面有莫虚有的指控，也有八卦的道听途说，更有对祖宗八代的人身攻击。结尾通常是，万岁、万万岁或万寿无疆，落款是某某革命群众或某某兵团战斗队。
回想当年所看到的大字报中，五花八门。有严厉批判的檄文，有血泪控诉的呐喊，有鸣冤叫屈的自白，有脱离亲情的声明。有不为人知的揭密，有无中生有的诬陷，也有标语式的口号，也有极具侮辱性的牛鬼蛇神百丑图。大字报文章多无逻辑，情绪激进，语言极端，打打杀杀，充满阶级斗争的火药味。
现在想起来，大字报如同广角镜，它一揽当时世态和人心。
在“亲不亲，路线分”的主旋律下，告密、背靠背举报成风。妻子揭发丈夫，老公反咬老婆。儿子举报父亲，老子大义灭亲，在的大字报里到处可见。
为了向革命组织靠拢，年轻人与反动的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家庭一刀两断，在大字报声明中层出不穷。
大字报虽书写的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的私事，却展现给人们的是家庭伦理纲常破坏殆尽的当时社会景观。
现在回忆，大字报像试金石，它显示出在革命运动冲击下，昔日关系再好的朋友、同事、亲情，很多时候，不堪一击。
大难来临，乞求自保，相互揭发举报。忘恩负义、公报私仇、落石下井，屡见不鲜。在大字报中一些较为真实可信的细节，往往是由昔日的亲朋好友报披露出来的。
亲友反叛、作证、揭发，这种连有些现代国家法庭都规避的反人性的证词，在当时的 “反戈一击有功”的激励下，成为义举，突破了文明社会的做人底线。而“背对背”揭发检举，却是积极革命的表现。
现在看来，大字报是判决书、是催命符，一旦你的名字列为批判的靶子，那就预示着你和你的家人要大祸临门了。接下来就是被抄家、批斗游街、被隔离审查、被关进私牢或牛棚。运气差的伤胳膊断腿，最不幸的是不堪其辱，自尽了还背负“自绝于革命、自绝于党”的骂名。至于摧残至死的人，司空见惯。
现在觉得，大字报是标枪、匕首，其上面所列罪状，不管是捕风捉影，还是莫须有的诬陷都可能致你于死地。常见大字报前拿着小本子抄录的人，不是对大字报感兴趣，而是为给你治罪“专案人员在收集”证据“，或是为参加批斗你的大会而准备发言提纲。
在当时， “文字狱”也是令当时人噤若寒蝉。稍不留意，你的错字、笔误和口误都有可能定谳你反革命的证据。举报门槛之低，一张大字报足矣。匿名诬陷，常无人查证，倒霉的是你，没完没了的检查、交代，被隔离审查。有时屈打成招，冤假错案堆积如山。
在当时，有海外亲戚也会令人寝食难安的。一旦将你扯上的海外关系，想象丰富的大字报接粽而来就是将你推论出特务嫌疑或特嫌家属。
今天又觉得，大字报就像火山口。上下级和同事间难免有些的摩擦、积怨，邻里间的不和和纠纷，个人的恩怨未平等等，多年来积压的各种矛盾借借助大字报为出口，是以革命名义的总爆发。
那个年代，大字报，抬头不见低头见。加上学校关门，看大字报就成了打发时光的无奈。
大字报之所以在我家乡开花怒放，可能还与地理的封闭有关。 我的家乡地处大别山北麓，淮河中段的南岸，周代为蓼国封地，因霍叔曾迁于此而得名。虽交通不便，但为历朝历代躲避杀身之祸，隐姓埋名的好地方。按当时说法：“牛鬼蛇神” 成窝，“阶级斗争”尤为“复杂”，正是这个原因，也成全了这里的文革初期大字报中的“爆料”的可看性。
记得，我喜欢看的是落款为“揭老底战斗队”的大字报，文中涉及当地的历史典故，家族渊源，比较靠谱。当然，他们常见的行文套路是首先查你三代，挖出你家族阶级根源，然后牵强附会，上纲上线。例如，对湖南军阀张敬尧亲戚批判的大字报中，在快要收尾的段落大意是，要不是你家亲戚军阀张敬尧的镇压，中国革命早就由毛率先在长沙胜利，从而少付出二三十年的革命先烈的生命代价云云。
这种追究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连带责任的逻辑，让当时我母亲家族惊恐万状的。因为她的两个堂姑是曾挡住红太阳的右倾机会主义头子陈独秀的原配和二任。在“揭老底”在大字报里，首先族谱式列出沾亲带故的事实，进行阶级分类。从做实反毛的连带责任入手，然后惯用“要不是”的假设句，牢牢占据阶级斗争的制高点，以莫须有的罪名大力讨伐批判。诸如：要不是陈独秀的当道，革命航船早已在毛的引领下取得胜利…云云。
记得那时还有些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先驱蒋光慈和跑到台湾的鲁迅朋友台大教授台静农等的家族亲戚，都没有逃脱这种荒谬的连带批判。
回首望去，大字报以革命的名义登堂入室。这种革命就像一种粘合剂，将人们阴暗心里中深藏的各种丑恶与文明社会不上台面的污泥浊水粘在一起，形成攻无不破的破坏力，冲击下到贩夫走卒、芝麻小官，上至学界泰斗、国家主席…
大字报其本意去乱敌人”的阵脚，结果唤起了“无法无天“的“群众”打砸抢和人人自危。从而酿成了正常社会秩序的混乱、冤假错案丛生，和几百万无辜生命的陪葬 - 这也许就是官修正史上的所谓”艰难探索“吧。
看似垃圾的大字报，那么在文革中其威力如何呢？
我们不妨从当时刚刚东山再起的八老，其雷厉风行的合力围堵，就不难窥其一斑。
文革结束后的短短四年里，曾被大字报弄得人仰马翻的八老，官复原职后，能容忍主谋曾经对他们的羞辱和摧残，并且延缓相应的清算，但也要火速将文革的武功 - 大字报，置于死地而后快。
经几番发集体发力后，终于在一九八零年将允许公民包括大字报的四大自由，这一曾经的公民权利的宪法条款，一劳永逸地从宪法中删除，大字报从此走入历史。
不言而喻，在文革中大字报曾立下了奇功！
然而，八老们做梦都没想到，废掉文革武功-大字报，并不意味着文革遗风的消亡。曾经出现在羞辱他们，给他们定罪的大字报上的文风：罔顾事实、断章取义、乱扣帽子、强词夺理、辱骂威胁、措辞极端的文风和言语，在他们身后的半个多世纪，仍见诸与政府部门的报告，外交人员的访谈，各级的文件和发言中。而且，发扬光大。
对于异己、对手和敌人，可以不顾斯文，可以无视外交礼仪，可以低俗骂街，战狼成性，而且得以鼓励和提倡。其根源也许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文革斗争精神已深入骨髓，要想摒除之，不知要等到何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