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伪民意和威权弹性

读书札记：刘瑜《观念的水位》

刘瑜是清华大学副教授、中国政治学者。主要研究领域是国家政治转型以及以及中国的变革。主要著作有《民主的细节》、《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观念的水位》是她的时政杂文集。王小波之后，中国鲜见好看的杂文。

民意和民主：在一个多元意见和选择自由不可能的环境里，民意只能被认作是伪民意。即使它是真民意，你也无从知道它是不是真民意。鉴定民意的真伪，标准不在于民众选择的那一刻是不是真诚，而在于他们在形成意见时讨论是否自由、观念可否多元、信息是否充分。没有自由讨论基础的民意，就像一年四季只吹西北风的树，长歪了毫不奇怪。信息不对称不充分，这样的调查能说明什么？让你选你爱吃猪肉还是爱吃恐龙肉，你怎么选呢？民主是对民意的倾听和代表，但如果民意不是自发自主形成的，而是被灌输甚至操控出来的，民主又有何意义？

民主的质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思想的自由，因为自由哺育观念的多样性。中国人的民主观是“家长式”的，而不是“自由式”的。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看来，领导为老百姓着想，那就是民主了，民众自己犯不着参与到政治决策过程当中去。后者才是“自由式”民主。民主制度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机体，除了公正选举，还需要强大的公民社会、公正的司法机构、发达的政党体系、尊重规则的法治文化、有效的水平制衡、一定的经济基础等等，只有这一系列的要素同时运转，民主的齿轮才可能真正运转。

愚蠢常常不是智力不及，而是选择不去运用智力。也许因为利益，也许因为懦弱，也许因为“温暖的合群”，或者干脆因为懒惰，一些人选择荒废甚至屏蔽智力。一切洗脑的成功要旨，不过在于帮助人们逃避自由。当一个体系能够用逻辑自洽的方式替你回答一切问题、并且保证这些答案的光荣伟大正确的时候，的确，为什么还要去承受“肩负自由的疲惫”呢？人对自由的恐惧，大约就是社会主义的心理基础。

一个人“看到”一个事物并不等于他能“看见”它，人们往往需要穿过重重固有的意识形态才能看见自己所看到的东西。 “视而不见”其实更合乎许多人认知的惯性。

西谚云：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意思是不要因为80分不是100分而否认从60分进步到80分的意义。不过中谚却说：五十步怎么可以笑百步？要我说，五十步怎么不可以笑百步，九十九步都可以笑百步。人类文明的进步靠的就是点点滴滴的努力，大的进步值得大的肯定，小进步值得小的肯定。否认量变之间的差异就是否认进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为一切落后进行辩护。

不时爆发的反日反美愤怒之所以令人上瘾，是因为愤怒是通向正义感的捷径。正义感让人产生存在感。而人是需要“存在感”的。愤怒有着选择性，比如“舍近求远的愤怒”——近在眼前的无数起“看守所神秘死亡”案无法激起其愤怒，但是远在伊拉克的美军监狱虐俘案却令其勃然大怒；比如“避重就轻的愤怒”——一场饥荒中数千万人的消失不能使某些人皱一下眉头，但是一幅对某领导人的搞笑式漫画却使他们怒不可遏。集体愤怒是安全的，在貌似反叛精神中隐藏着谄媚情结以及羊群心态。

在应该学习他国长处的时候，诉诸“国情”，在为本国不足辩护的时候，却诉诸“普世”，这是洗脑的制胜法宝。

一个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个国家也是。

威权式弹性：自由制度都是类似的，但是威权制度却各有各的威权形式。有人用“威权式弹性”来解释中国政治体制的生命力。中国今天的体制不再笨拙僵硬，而是相对敏捷灵活。它在四个方面区别于传统的威权体制：有相对规范的权力交接制度；有以素质而不是派系为基础的人才吸纳机制；有组织上的专业化和层级化；能组织一定的精英甚至公众政治参与。总之，它不再是卡扎菲或者金正日式体制。

中共试图 “与时俱进”地调整政策以避免西方的选举制度。但是有些政策领域似乎始终是学习能力的瓶颈，比如庞大的“三公消费”，比如屡禁不绝的腐败，又比如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医疗资源的城乡和官民倒挂问题等等。凡涉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时，弹性似乎就失灵了——皮筋变成钢筋，怎么拽也拽不动了。这大约是因为“威权式弹性”总是局限于政策的创新，但悲剧的根源却是在权力的结构。它的纠错不是制度化的，极大程度上依靠领导人的智慧。比如蠢不可及的封城清零抗疫政策，要在延误了一年之后，以牺牲大量生命的代价，溃坝般地结束。充分证明中国政治的威权式弹性已经失灵。

英国法治传统的形成并非因为威权式弹性，某个国王的良心发现，或某贵族上书要求咨询型法治，而是因为国王和议会的权力制衡。

对一切来自当权者的整风、反低俗文化、打黑运动都心存疑虑。要说服民众放弃权利、财产、自由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让民众在打倒假丑恶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放弃其权利和自由，就容易得多。“杀贪官？好！”于是在迎接道德特洛伊木马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也迎接了“木马”腹中的极权统治。用道德运动剥夺了人民的自由、人权，民主。

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悲剧其实也可以是财富，而拒绝挖掘这个财富则往往导致一个国家在历史的死胡同里原地踏步。 “肃反”不反思，于是有“整风”。“整风”不反思，于是有“反右”。“反右”不反思，于是有“大跃进”。“大跃进”不反思，于是有“文革”。拒绝反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导致的往往是苦难的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