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论》

《中国文明论》

引言

第一章   关于文明的有关问题

      一、人性问题
      二、文明的概念及演化逻辑
      三、文明的实质
      四、文化与文明的关系
      五、人类生活中的价值与科学

第二章   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

      一、文字的起源与文明传承
      二、从百家争鸣到“打倒孔家店”     
      三、农业文明与小农意识形态的破产
      四、中华民族文化需要整体转型
      五、当代意识的主流：追求现代化

第三章   人类文明成果与中国社会趋势
     
      一、20世纪最后阶段的文明成果：信息化和全球化
      二、中国社会的基本趋势
      三、社会的城乡结构矛盾与克服
      四、当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智能化与协同性
      五、全球金融危机及后果

第四章   宏观历史框架下中国
       
       一、21世纪中国的历史的坐标
       二、中国与亚洲、欧洲、世界
       三、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发展的定位
       四、中国与世界发展的方向
       五、21世纪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

第五章  中国文明重建的途径与办法
     
      一、20世纪是中国人寻求发展道路的百年
      二、经济：产业体系升级与重建分配制度
      三、改变政治生态的方法
      四、发挥教育—科技—文化的先行作用
      五、21世纪中国的发展方略问题


第六章   21世纪中国文明进程

     一、新文明确立需要的时间
     二、伟大复兴、和平崛起还是文明再造
     三、新文明的主要标志
     四、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前提与条件
     五、中华民族的长远未来



后记



引言

    本书的目的，是向世人阐述文明的形成与演化逻辑，以及中国文明的特质与如何实现文明的问题。我希望本书能够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过程中起到一定的影响力，并且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一个坚实的足迹。因此，本书是为那些深刻思考中国命运的人们而写的。
    我们应该认识到，社会文明的产生、创造、传承与演变，是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最主要的使命。历史上的人类生活，包括今天的实现在内，有着太多的不符合文明要求的事实。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存在并不是完全按着文明的尺度打造的；另一方面，文明又是人类生存的本质需求。当然，人类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文明进步的历史，是一个人类不断地铲除非文明素质而发展文明品质的过程。从总体上说，人类历史是一部文明史。从这个意义上说，缔造人类社会的文明的确需要统一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显然，价值文明是人类生活的核心因素。当然，人类本身就是地球上的一种文明存在，而且是具有唯一性的存在物。人类的命运被自然界和自身双重的力量决定着。
    把文明作为我们时代以及今后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的核心价值，是全部人类有记载以来的历史给予今人的经验教训和最明确的启示。人类要想生活的幸福，就必须沿着文明的道路走下去。
     提升中华民族的文明素质，并且创造出崭新的中华文明是21世纪中国发展的综合性任务。在过去历史上的每个时代，都存在这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人，现在，依然如此。我是具有强烈历史感的人，对于中华民族的过去，我持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而对于我们民族的未来，我持有一种无可言喻的向往之情。未来生活仍然会是欢乐与苦难交织的景象，中华民族必须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一切有责任心的中国公民都应该义无反顾地为之奋斗。我深知，空洞的理想与简单的信心并不会帮助我们解决任何问题，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永远是基于我们自身的劳动发明与合理方法。
      历史上，人类在地球上生存，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只是走过了不同的发展与进化道路，而人类文明的实质则是相同的。
      文明是文化的核心，制度是公平的枢纽。21世纪中华民族文化的方向是确立起一种以探讨自然界运动规律和不断揭示人类幸福所需素质的文化形态，而在制度设计方面，是需要在接受全人类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符合中国社会长久发展需要的、框架稳固的国体。文明的文化和民主的制度是中国在21世纪中发展与进步的两个可靠的车轮，两者并行不悖。
   21世纪初的中国已经处在与以往历史完全不同的状况中。许多过去的让我们成功的原则已经不能够作为今天实践的价值和保证未来成功的法宝。因此，我们决不能继续使用过去的原则选择未来。过去的许多成功的经验也不能保证走向未来的过程中取得胜利。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和确立新的价值体系。
   经过起自1978—2008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整体性的、综合型的发展状态中。这意味着，任何一种单一的产业都不可能充当整个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发展将是农业、工业与第三产业体系的协同式发展，同时，人类文明也不再是由单一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某个领域引起，而是综合性的社会力量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而且，社会文明的发展既不能政治挂帅，也不能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成社会进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社会发展需要以文化为先导、以经济为基础、以政治为保障。文化、政治、经济三大系统的关系复杂多样，三者不是彼此简单地决定于被决定的关系。中国综合型的发展状况的形成，在2003年以政治上的共产党从第三代向第四代权力转移为标志，而且，科学发展也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
  21世纪中国的建设、发展与进步建立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基础上。看现实，中国同世界各国一样，正饱受全球金融危机的折磨。由于中国社会运动与发展的特殊性，中国的领导人必须更准确地、更迅速地找到解决全球金融危机的方法。货币是人类的创造物，但是，人类生活却饱受货币带来的痛苦，正像核武器同样是人类制造出来的产品，同样具备毁灭人类的能力一样。因此，在21世纪初的这个时代，人类需要做的，是对自己历史上的一切科技发明、价值原则、制度体系和经济成果进行一次全面的检阅，以找到和确定走向美好未来的方向和方法。在20世纪里，中国曾经试图找到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办法进行自己社会的建设，但是，许多具体的方法都失败了。目前，中国面临的危机与挑战非常巨大，不仅需要有效地解决20世纪百年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最关键地是为改革开放时期造成的社会不公平和自然环境污染找到具体的出路。这次，中国面临的抉择要比“文革”失败后的选择重大的多。因此，中华民族需要全新的世界观和建设社会的价值原则。
   总之，我们眼前大变局的实质要件与20世纪初根本不同。但是，仅仅认识到变化还远远不够，必须理解变化的实质、方向和结果。在21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变革中，基本的价值理念已经发生转移，转移为文明、幸福和真理这样的概念。这些概念既包含也超越了儒学的仁义礼智信，又包含并超越了西方文艺复兴中形成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所以，从21世纪开始，人类生活的价值原则必须确定为文明—幸福—真理为一体的结构。人类为自己的生活建立起一整套完善而崭新的价值原则，不仅是一种必要，也是一种必须。在过去的历史上，还没有那个时代像今天这样需要重新确立生活的原则和立场。因为在现在，人类自己手中已经掌握了毁灭自己的武器，这个武器便是核武器。人类必须通过升华自身的精神原则找到创造美好生活的方法和出路，人类必须通过精神文明的升华找到一种能够保证人类不至于被自身创造物所毁灭的力量。
   在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方面，只有文明的手段、方式方法才能够达到幸福的目的。历史无非是一部人类向着文明的不断的进化和努力的历史。通过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最后20年的信息化和全球化，人类已经走到了从根本上改变历史观和世界观的时刻。我们要做的，是将人类未来的历史按着文明的标准和尺度打造而成。当然，人类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
   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文明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同时，我们民族的苦难也罄竹难书和无穷无尽。人类和谐相处的最好的方法是忘记仇恨。在21世纪初中华民族需要一往无前走向未来的关头，必须从文化上深刻地反省一次——我们从何处来？究竟是什么力量引导我们前进？以及我们应该如何走向和怎么选择未来？准确回答了这样的带有根本性的思想问题，才能够找准21世纪中国的定位，并且最有效的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在未来，人类要想把握自己社会的发展方向和趋势，需要优先从掌握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入手，因为自然界才是人类命运的最终极的支配力量。
   文明、幸福、真理是我所确立的21世纪的人类价值。人类只有按着这样的价值原则从事21世纪的发展实践，才能够使得人类在地球上走到更久远，并且创造出美好的未来。成就21世纪中国的光荣与梦想，是成长于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代人的历史责任。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社会新文明的奠基和形成初期，我们必须知道中国来自何处、现在何处、去向何处？否则，就有愧对子孙的危险。
   人类是地球上唯一能够创造文明的生命。但是，就人类目前的发展水平和自身关系特点来判断，在宇宙面前，人类可能仍然还是一个没有能够真正走进科学之门的智能生物。不过，人类的进化速度正在加快。只要自然界给予人类以充足的时间，人类智能的发展肯定能够找到解决自然界时空之谜的方法。
   2008年可以作为中国新文明发育的凝固的起点。把2008年放在中国历史的宏观背景中去判断，从年初南方发生大范围的雪灾，512四川汶川大地震、社会生活中公民维权行动此起彼伏、经济运行开始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西藏民族问题十分突出、意识形态方面开始对改革开放时期进行的反思。另外，第29届奥运会于2008年8月8日在北京举行。到2008年，中国大陆社会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整整30年时间。从2008年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社会现象说明，中国继“文革”之后，走到了极易发生社会问题的环节，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文化条件和制度系统都表现的极其薄弱和不堪一击。显然，在21世纪的前两个年代，中国处于决定21世纪百年命运和更长远未来得决定性的历史选择关头。未来的面貌和美好程度就取决于我们现在的选择。
   在改革开放进行了30年的今天，我们的眼前仿佛又面临着一道必须逾越的鸿沟，因为这道鸿沟正在严重阻碍着我们前进的脚步。中国如何才能顺利跨越这道鸿沟并且不为社会生活留下伤痕，这是问题的关键。这道鸿沟是什么？是由文化与制度两个方面的堤坝构筑而成的鸿沟。中华民族在此刻，最关键的是需要改变我们民族的许许多多落后的文化和制度。
   因此，面对这道巨大的社会鸿沟，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为惊险的跨跃。就像20世纪初的局面一样，然而，在1911年10月辛亥革命为标志的历史性跨越中，中华民族却在20世纪始终没有跳出暴力动乱的火坑。从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建立到1911年清朝的结束，中国的改朝换代都依靠暴力的方式完成。20世纪政党走上政治舞台后，仍然没有能够根本改变这样的国家政权的更迭方式。但是，现在我们认识到，社会变革不应该是一次次的暴力革命、武装战争和政治运动。符合人类本性的、文明的社会变革是经济的、和平的、科技的和理性的。物质财富的创造力和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才是人类生活的本质需要。
   1978—2008年30年改革开放时期，为中华民族从事21世纪的伟大历史发明拉开了一个光辉的序幕。虽然也有人对这个时代进行批判，但是我们可以说，改革开放时期固然存在着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缺点，但是，她也比中国以前的全部历史进步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华民族新文明形成的奠基年代。改革开放时期的30年，在社会发展的成就方面是一个超过了以往历史3000年的伟大时代。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年代，人类的社会生活必将结束在因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混乱和因“h1n1流感”引发的瘟疫爆发的恐惧中。我们看到，不管人类的科技成果多么高明，不仅在自然界的灾难面前不堪一击，而且在人类自己的创造物面前同样脆弱不堪。当然，人类文明也正是在不断的解决自身遇到的问题过程中获得进步的。
   由于人性的复杂性、丰富性和不断变化的特质，致使无论以什么样的概念作为的理论思维的出发点在对社会实践的论述方面都会存在挂一漏万的现象。人类永远也不会完全掌握自己与生活其中的自然界的全部联系，因此，人类必须作为地球上的探索者。
   置身21世纪初的中国公民，注定是为创造新文明而生的一代。以汉民族为人口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文明创造，基础的因素是经济，中间的环节是政治，而终极的目标是幸福。现在，对于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国家来说，最关键的创新任务已经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和文化领域中来，政治文明的创新是一项最伟大的社会制度发明过程，我们必须改变从秦始皇到毛泽东的政治传统与权力心理，由此出发，才能够翻新整个社会运行的方式，用文明的力量把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落后习惯进行全面的翻新，从而形成和确立新的文明形态。
    一个拥有13亿人口国家的社会建设和文明发展必须具有明确无误的理论指导和现实方向。这就需要研究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的运动规律和建设方法。对于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必须具有一大批为着民众福趾而奋斗不息的企业家、思想家、科学家和政治家，其中政治家的责任最大。
   一切建设都必须着眼于未来并且立足于未来。中国需要制定21世纪百年文明发展的线路图，以在这个为新文明的奠基时刻，就具有关于未来的清晰可行的蓝图。

第一章    关于文明的有关问题

  人类作为地球上唯一具有意志力的生物，从其诞生的那刻起，就开始了创造属于社会文明的实践。社会的复杂性基于人类自然属性复杂性。因此，人类对自身社会生活的认识不能脱离人类本身的自然属性。人性文明是人类存在的本质需要，人类实践应该是一个不断充实、丰富和发展文明因素的过程，如此，人类历史才能够成为文明史。人类经过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全部历史过程，尤其是经过20世纪百年的科技成就、和平发展和暴力战争，在21世纪初已经走到了一个最重要的文明觉悟时刻。这种觉悟的要素包括：1、为了人类自身的幸福，一切社会实践必须符合人性文明的要求；2、人类智力是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3、爱护自然界并且与之和谐相处；4、必须在国家意义上结束人类之间的对抗、战争、暴力、冲突；5、使人类历史成为一种自觉地创造文明的过程。
   基于上述的观点，从阐述人性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出发，探讨人类整体的社会文明的发源、演变和成长的过程。

一、人性问题
   
   自然界是人类之母，人类不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并且是一种自然存在。人类作为地球上生物链的一个环节而存在，其特殊性在于大自然把智能赋予到了人类机体之中。科学已经证明，人类的基因同其他动物的基因只具有十分微小的差别，但是，人类拥有智力却决定了只有人类才是地球文明的创造者、保留者、传承者。人类以自身的智慧创造使得自然界具有了文明的生机。
   究竟是什么样的自然之力把智能赋予到人类的机体中，这仍然是一个科学问题，就像人类在地球上的起源仍然没有被全面地揭示出来一样。我们现在对人类历史的研究和认识，还只能从人类有文字记载之后开始。可以想象，在人类文字出现以前，人类语言肯定长期的使用着。也可以肯定，哪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进化过程，可能比到目前为止的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时间还长。
   人性既是一个固态概念也是一种动态的概念。我把人性视为是基于生命本能的、并且随着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变化而表现出来的人类行为。人类在地球上诞生，阳光、空气、水属于人类生命必须的物质元素，而人类生命自身的新陈代谢以及生老病死则属于生命机体的自然现象。所谓人性，首先是基于人类生命存在的本能需求，同时也是基于人类智慧对自然界的适应和对社会关系的改善。人类生命的伟大来自于生命中蕴含的崇高智慧。正智是人类文明的必不可缺的因素。
  因此，人性就是指人类生命体的自然性和人类活动的社会性两个方面，人性即是两者的统一。人性首先是植根于人类生物本能基础上的自然属性。自然属性是指人类不能抗拒的因素，比如呼吸、吃喝、排泄等生物存活必须的活动，在人类生命的自然属性之上，人类从自身生命的延续开始就必须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从而在相互间的社会关系中蕴育出特定范畴的社会属性。孟子有言：“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其强调的就是教化对于人性的影响力。事实上，劳动、智力与教育，此三者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最重要的社会性标准。而在生命体的基因构成方面，人类与动物的差别可能却很小。一个被我们接受的观点是：劳动创造了人。因此，我们也必须接受如下的观点：劳动是人类文明的支柱。不可能想像人类在不劳动的情况下的生活状况。
  但是，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基于其本性出发，人类本性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吃、穿、住、性等几个方面。人性的光辉和人性的阴暗同时存在，在任何一种人性的品格中都能够找到与之相反的品格。人性中并不存在固有善与恶。人性决不是只存在善恶、好坏等简单的两级。人性与生俱来的复杂性正是生存本身复杂性的表现。
   人性的永恒的与第一的需要是生存，而生存所需的条件首先来自于自然界中固有的生命要素——阳光、空气、水，这同人类生命存活过程需要的呼吸、吃喝、排泄与生老病死是同一个过程。
   关于人性的理解和认识，需要进行一次最为超脱的研究，既超越中国古人的君子与小人、善与恶，也超越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等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关于人的实质问题的解释是“人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在中国几乎成为阐述关于人的实质问题的一个定式，但是，问题的实质恰恰在于，人不仅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人还是同全部自然界关系的总和，而且，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处于同社会关系更重要的位置上。只有首先从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出发认识和理解人类生命和社会存在的实质，人类才能够走在正确的追求文明的道路上，并且为改善自身社会的物质基础找到正确的方法。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从一开始就片面地强调“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毛泽东更是片面地强调人性中的阶级性，由此而强调“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人与人关系的敌对思维直接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与文明的程度。直到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也是简单地、机械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斗争”观点，并且被毛泽东运用到极端的地步，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是与中国人没有商业文明传统、封闭的心理状态和落后的人际关系相一致的。封闭状态下的人性，是不能得到良好的发展的。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误解都来自于心理的封闭。
    马克思《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的论述，在许多方面都是基于人性出发进行的论述，他证明人的本身力量应该尽量发挥，他强调的“人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本质力量”便是人性。但是，后来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却赋予人性以阶级性的特质。毛泽东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其实，人性与阶级性没有必然的联系，强行地把人性规定为人的阶级属性，是对人性的狭隘理解。关于人的实质的理解，无不体现在对人性问题的理解方面。而且，对人的实质问题的理论揭示，是人类历史观的进步。
   中国的小农生产方式、以儒学为主流的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家架构，造就了中华民族以防范心理和封闭心理为主流的人与人关系的特点。防范在生活的表现最直观的就是墙文化，不仅每个家庭的院落要用高高的墙围起来，一座城也要用墙与护城河围起来，包括整个国家都希望用墙围起来，这就是长城代表的文化。长城是中国文化的最典型的、最富有代表性的并且是最恶劣的表现。然而，直到现在，中国人仍然歌颂着长城，其实，长城从它一经开始修建就是一种劳民伤财而毫无实际价值的国家工程。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工程是都江堰，哪才是真正造福于千秋万代的工程。
   人性包含了自然的生物性与社会性两个基本方面。当然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具体的人性表现。人性问题既是一种伴随人类生活的永恒的存在也同时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人性的表现是在吃、穿、住、行等人类物质生活基础上表现出来的。
   人类较之自然界的能动性，是人性变化与发展的基础。能动性首先植根于人类的智力。
人性首先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责任属性。从理论上说，如何对于人性问题的简单解释都会犯错误，也都会让人找到批判的把子和对象。人性是附着在人类社会与人体之中的最复杂的素质。所谓人性，无非是指人类在自然界中生存的生物性与结成相互的关系的社会性，是人类在自然界和社会上生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本性、品格、道德观念等等。
   人性是生物自体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综合。从综合人性的角度看，人性不单纯是善与恶。在人性中，其基本的属性是无关善恶并且超越善恶的。人性与人类生活具有不可分割的属性。
   人性是人类一经在地球上诞生记存在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就其自然属性来说，是指人类为了自身生存而表现出来的天然的、本能的行为；就其社会属性来说，是指在各种社会关系、道德观念、价值判断、物质利益等影响下的行为。人性中共同点和美好品格发挥到社会生活中，就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人性的体现是根据自然环境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
   人性是建立在自然生物体与社会关系基础上的综合品格。人类的智能使得人类成为地球生物链中唯一的具备向着文明进化能力的生命。人性是在特有点社会环境下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语言系统和自身修养。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的人性存在严重的倒退现象。比如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在2009年5月说的一句话是“中国人在人性上的退步比其他国更强烈”，“我们在人性上由于欲望而导致的退步和混乱比其他国家更强烈，家庭不稳固比美国更甚。”并且，这样的观点在网络里得到90%的网民的认同。这里的问题涉及到如何理解人性问题。但是，把中国的许多社会现象归结为“人性的倒退”这样的简单地结论肯定是错误的和片面的，是没有看到中国社会已经发生的实质性的进步的表现。固然，在1978—2008年30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社会弥漫着一种金钱之上的情景，“一切向钱看”几乎完全破坏了传统的社会关系，整个社会都存在着严重的不适应症。但是，必须指出，改革开放时期的30年正是中华民族商业文明重新形成和再造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当人性中的物欲成为最高的追求之后，文明社会的文化价值和制度体系还没有适用这种变化并且做出及时的变革。因此，对新的文明价值体系的阐述，是比经济领域更重要的任务。
   在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正经历着美好人性的深刻而普遍的回归。这种回归和升华的事实在整个社会生活的层面上已经发生，包括经济活动中的诚信理念、政治方面的以人为本和文化领域里对“普世价值”问题的探讨。都说明中华民族在人性方面的整体性的进步。当然，在这样的时代，有关人性的严重的扭曲和典型性的“异化”的个例也比比皆是。因此，往往使人们仅仅看到许多极端的实例。
   就人性是指人类本性而言，人性的进步是极其缓慢的。人性中文明意识到焕发需要一系列社会条件。美好的社会生活来自于美好的人性，但人性的进步必须以社会环境的发展为支柱。
  人性变化的条件包括：社会生产力的变革、发展与进步，教育的普及与文化产品的丰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信息化与全球化的影响等等，都是人性发生变化的条件。所以，必须超越善与恶来看待人性，人类生存本身不是有善恶为存在依据的，另一方面，人类行为不是一善与恶为划分的标准。
   人性首先是表现在与自然界关系方面的一切本性，比如呼吸、饮食、睡眠等生理需要。人性问题是与人类精神世界相关的问题。人性文明是一个在复杂的因素影响下的进化过程。人类生活的进步，就是一个不断地提高劳动、创造、发明的过程，发扬人性包含的一切文明素质的过程。
  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意义与真正目的何在？人性、人权、人道、人文，从人性出发最终达到人的文明，是全部社会活动的根本目的。
   基因研究有可能彻底揭开人类作为生物体的细胞结构之谜，但是，却无法最终解释人类精神系统的全部问题。人类也许永远无法通过科学的或者技术性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个体的犯罪问题，但是，由于人类生命的文明特质，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地文明程度会通过人类物质财富的增加、智慧的提升和品质的进化而得到不断改善。
   人类的一切行为皆是人性的表现。这种表现的成因都是基于人类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之上的结果，就人类是文明的创造着和继承者而言，在人类社会中的一切因素都具有所谓的“双刃剑”的性质，因此，人类的文明进步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类自身的美好人性的一面，而最大限度地控制人性中的不符合文明的一面。其实，在人性中并不存在着固有的善恶，但是，人类必须懂得，无论是作为自然物的人还是社会性的人，人类生命中的美好的素质既是人类的天性也是后天培养的品格。
     对人性问题的说明能否作为研究社会文明的一个理论上的起点？或者，为什么要把对人性问题的研究作为阐述社会文明问题的起点，这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从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的角度看，直到现在，我们还不能对人性的变迁做出任何理想主义的结论。人性的文明不可能通过任何单方面的因素或者力量的变化而得到转化或者进步。
    有关于人性问题的理解，可以推导出关于理想社会的认识，中华民族自古就存在着伟大的社会理想，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近代的康有为、梁启超，再世界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到柏拉图再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都体现了人类对自己社会的伟大而美好的理想。我认为，理想社会就是一切人性美好品质的发挥。


二、文明的概念及演化逻辑

   人类一经诞生，地球上唯一的文明力量也就出现。人类是地球上唯一一支美丽的文明之花，但是，人类历史之树上却挂满着累累恶果与斑斑污迹。
    直到现在，文明的概念被广泛的使用但却未能得到全面而深刻的阐述。文明是什么？文明又是沿着什么样的逻辑而演化的？文明的表现形式和实现途径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需要从理论是作出说明。
   就词源的角度看，“文明”一词，在中国传世文献中，最早见于《易传》的《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尚书?尧典》中有“睿哲文明”的句子。其义多含文采、光明之意。
   在之后的漫长的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进程中，便很少见到对文明问题的详细阐述和研究。在20世纪初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后的结果是用“文化”的概念取代了“文明”。 2009年7月9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罗检秋的一篇文章《近代从“文明”到“文化”的思想过渡》，考察了文明和文化两个概念在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初的变迁过程。结论是“大约在1919年， ‘文化’逐渐取代‘文明’而成为知识界的主流话语。”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念中，也很少论述“文明”的问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论点，把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
    赋予文明观念以全新的含义，是现代理论科学的重要的使命之一。
  文明既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又是人类活动的前提。自然界的物质存在无所谓文明与不文明。文明是人类的活动，是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结成特定的社会关系的劳动）从自然界中转化出自己生活需要的财富。
   劳动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性是基础性的。人类如果不从事改善自身生活品质的劳动，就不仅不可能获得在自然界中生存的条件，也就不可能称其为智慧生命。人类从来就不是简单地像其他动物一样的简单地适应自然界，而是按着自己智力发展的逻辑不断地改善与自然界的关系。
   贯穿人类历史进程的不变元素是劳动。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活动，是人类同自然界方式实质联系的活动，劳动把人类与自然界联系在一起。劳动首先是依靠自然界物质而生存，然后才是从自然界中转化和创造出人类自己需要的财富。但是，劳动是随着人类智力的进化而进化的过程。
    人类共同利益的存在是社会文明的支点。人类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斗争与冲突，都是在共同利益之下进行的。站在人类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分析和解决问题，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素质和根本要求。人类共同利益的存在是客观事实，这正像关于普世价值的概念一样，会引发许多争论和异议。
   文明是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共同点、相通的、无差别的品格。但是，文明决不是超越人性的素质。人类文明的要求表现恰恰在于，文明是人性美好素质的发挥。就文明是基于人性美好素质和品格的角度而言，文明是不分东方与西方、白人与黑人，不分国家与疆域不同的人类通性。文明是属于人类的。对文明的区分，既不能从各个民族国家走过的历史道理和发展水平的不同为依据，也不能以不同社会形态下人民群众的生活习惯、风俗为依据。
   文明是人类的文明，而人类既是地球上的客体有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这就决定了文明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
   人类在地球上出现的时间要比人类有文字的历史早点多。人类自从创造出文字并且与文字相应的书写方法，人类才开始具有了准确的历史记忆，但是，即使人类运用自己的文字记载生活，也不会完全符合自然界与社会状况的真实。这才需要文化的进步和科学的不断成长。语言在文字之先，语言—文字—书写工具，这样的演进过程使人类具备了文化。人类对自己历史的记忆，在很长时间里是一种心口相传的过程，中国的第一部史书《史记》中的许多故事，就是其作者司马迁根据流传下来的故事的记录。语言是人类人类精神活动的表现和实质。不具有没有语言功能的人类键不称其为人类。语言是人类思想的源头和起点。

只有向着文明而化的文化才可以称其为是文明的文化。因此，人类目前文化中存在着许多成分和很大程度的不符合文明发展需要的文化，对于这样的文化，是必须从人类生活中不断剔除的文化。
   文明必然是符合人性的素质。人类文明是社会中最为核心的系统。涉及到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方方面面。
     一切文明的进步，都首先来自于人类精神的飞跃。没有人类精神的飞跃，就没有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人类的精神世界是蕴含于人类生命之中并且引导社会进步的实质力量。精神因素于人类的关系以及对人类文明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不可分割性、指导性和引力。
   社会文明起源于人类精神的进步并且通过其实践力而完成。人类精神的产物首先诉诸于文化，而文化的实质与核心是文明。我们必须从全新的角度认识和理解文化。人类文化的客观起点是语言，语言的基本功能是沟通思想和交流信息。语言可以分为口头语言和书写语言。文字的发明是人类记载自身活动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伟大进步。文字的载体包括造纸的发明、笔的使用，从而人类获得了记载自己活动的工具，并且在此基础上开始了自己的科学里程。
    人类社会中一切文明的关系都是基于创造物质财富的双赢和多赢。而不是走独木桥般的“你死我活”。文明需要宽容差异，并且把差异视为发展与进步的前提。
   在文化与文明的关系方面，我们可以认为，文化的核心与动力是文明，不可能想像不符合文明标准的文化那个对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有所贡献与帮助。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不影响文明的一致性和相同性。总之，脱离开文明的文化无助于人类的进步。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必须是建立在统一的文明标准的基础上的多样性，文化才有利于人类生活。
   因此，文化进步就是一个人类向着文明而化的实践过程。人类也正是在自己的劳动实践中不断寻找和确立社会文明的方向与内容。
   在人类的思想与许多理论中，由于混淆了文化与文明的关系，或者根本颠倒了文化与文明的关系，并且不从文明是文化的实质内核的角度去理解文化，因此，其思想体系和理论也就失去了正确的方向，并且对人类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带来混乱，严重的还成为人类进步的阻力，并且引发社会的巨大倒退。
   文化是文明之化。人类文化承载了人类向着文明方向进步的重要的和基本的功能。文化是人类向着文明而化的过程。
   对物质与意识到简单的两分法，即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是把人类与其精神割裂的表述。在地球上存在的生物链中，人类的肉体生命是与其精神因素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文明是人类在改善与自然界的关系中得以实现的。同时是人类个体与组织关系的改善过程。既然人类不是地球上的寄生者，就必须做文明的创造者。社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都是人类实现文明的手段，人类生活的目的是获得幸福，而获得幸福的唯一途径是运用符合人性文明要求的方法，并且保持文明的实践方式持续存在下去。
   劳动是一切文明素质形成的基础。在人类劳动之上获得的知识、信息与由此建立起来教育体系是文明发展的关键因素。
   教育在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因此，教育内容是决定未来文明的基本的因素。


三、文明的实质
     
      文明是人类行为和实践的特质。
  我把文明定义为，文明是人类在同自然界发生关系时的对物质世界运动规律的认知以及对社会形态符合人性需要的改变过程。文明是包括人类改善与自然界关系所取得的一切成果以及全部社会关系中符合美好人性素质的总和。因此，文明不是凭空产生的，文明有着广泛的自然生态基础以及人性前提；另一方面，文明是人类自身的文明，自然界不是文明本身而只是人类创取文明的客观物质，自然界是人类面对的一个先验的、无意识的客观对象，自然界的存在和运动不依人类意志而发生，所以文明的属性完全是社会性的。文明以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为起点，由于人类是具备智能的生物体，所以文明也就具备了无限发展的可能性。
  基于此种对人类文明的理解，可以认为，文明的实质即是人类运用自己的智慧改善与自然界的关系与社会关系的进程。
  从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出发，是理解人类文明的最基本的理论思维前提。因此，人类的进步取决于普遍的劳动技能的提高。社会进步的实质性推进是教育的普及、科学知识的丰富、技术发明的不断提高等因素所带动的人类智能水平的进化。
   由此观点出发，可以认为，人类历史是一部文明演化史，是在实践中改善同自然界的关系以及人类自身关系的历史。但是，这决不是说，历史上和现实中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符合文明的，恰恰相反，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人类社会都存在着比比皆是的不符合文明标准和要求的事实。
   人类文明是一种不断提高自己利用自然界物质资源能力的劳动、发明的过程，也是一种传播、扩散的过程。从21世纪开始，文明必须成为一种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自觉。 文明是贯穿人类生活一切方面的状态，是不断改善人类同自然界与社会关系的一个过程。文明是蕴藏于人类生物体本身的状态与能量，文明是根据人类智能的发育不断发展和扩展的。
  对人类文明问题的理解，会由于社会背景、民族意识以及生产力环境的不同而存在巨大的差别。美国思想家塞缪尔?亨廷顿（1927、8—2008、12）于1993年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众多争议和讨论。亨廷顿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后冷战时期的暴力冲突，并非由于各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是出于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及宗教差异而造成。亨廷顿也因提出“文明冲突论”的命题而闻名于世。但是，我对人类文明的理解却与这位倍受尊崇的美国思想家完全不同。我的思想的出发点是：人类自从在地球上诞生，不管各个不同民族国家间的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多么巨大的差异，但是，其社会存在的文明在实质上是相同的和无差别的。只是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导致其发展水平和进步程度的不同。
   “不同的文明”是塞缪尔?亨廷顿文章中经常提及的一个概念。但是，这位思想家理解的不同的文明，是不符合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运动规律的。人类文明是相同的，并且具有相同的基础。由于人类各个民族社会和国家的历史道路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包括观念文化和生活习惯、风俗、礼仪等。文化与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文化必须作为一种向着文明而化的过程，这样的文化才是文明的文化。
   把文明看成不同的，恰恰是没有理解人类文明实质的表现，事实上，文明的实质是一致的。人类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行为不同，是习惯、风俗的差异。从“不同的文明”出发解释和理解人类生活各个不同组成部分的差别，或者把“不同的文明”视为世界不同国家间矛盾冲突的原因，是对人类文明的误解。至少是错误地使用了“文明”这个概念。我对世界各国的矛盾冲突的理解，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提出的物质利益原则，人类矛盾首先是由不同利益诉求所导致的，而文明正是建立在人类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因素，同时，只有运用文明的方法才能够达到合理的解决不同利益冲突的目的。
    因此，把现代国际关系中存在的冲突视为是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其实是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文明理解的错误的前提下。因为把冲突规定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恰恰是错误地理解了人类文明的统一性、相同性和一致性。实质上，文明的本质是相通的、一致的、共同的。当然，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的文明发展程度有差别，在世界范围内，各大洲的不同国家在发展方面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别。但是，这不是人类文明的差距，而是社会发展间的程度上的差距。
   劳动文明、环境文明、权力文明、价值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四种基本形态。文明的基本理念包括：劳动至上、人类互爱、社会公平。人类进步的起点是劳动，在相互关爱中的劳动是人性中一切美好品质的发扬的首要前提。而且，只有因个人能力不同而形成的差别才能够算合理的差别。教育、文化、科技、医疗卫生、体育是社会文明的最重要的促进与推动力量。
  文明是人类社会活动中的综合素质。当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转向共同面向自然界并且以认识自然界运动规律为目标的时候，中华民族文明即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型。一种不同于以往伦理型的、官本位的新文明也就形成好确立了起来。
   文明是人类生活的不分种族、肤色、国别的品格。文明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是一致的、相同的、无差别的素质。文明植根于并且起源于我们人类自身蕴含着的丰富而美好的人性中。当然，在人类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存在着明显的发展程度的差别，但是，这并不是人类文明本身的差别。文明正是弥合一切因发展程度不同而形成的严重差别的力量。从21世纪开始，人类应该也必须学会沿着文明的方向走、并且运用文明的方法达到目标。
   文明是什么？文明是发源于人性中的相互关爱、帮助与支持，是在社会生活中追求公开、正义与平等，是在面对大自然时所掌握到的科学、真理与技能。是中华民族先贤们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是西方伟大思想家心中的自由、民主、博爱。总之，文明是涵盖一切美好人性的品质、素养与格调。
   人类社会文明是建立在与自然界关系基础上的文明，一方面文明是人类为了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从自然界中转化生存的基本物质需求，吃、穿、住是其最基本的条件；另一方面文明也是建立在以解决基本生存需要基础上的社会关系问题。
   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当代世界各国面临的主要问题。科技革命为解决文明发展的不平衡创造了条件和奠定了基础。实质的问题在于：人类冲突并不是因文明不同而导致，而是由发展差距所形成的不同利益引起。
文明是21世纪中华民族劳动、创造和生活的最基本的诉求，也是人类在地球上从诞生到现在的基本觉悟。因此，文明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世界的本质使命。但是，文明不是空洞无物的抽象概念，是同全部人类生活联系在一起的美好素质。
   为了保证中国在21世纪以及更长远未来的顺利发展和文明进步，为了把中华民族社会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公民社会，为了把国家公权力改造成为不折不扣的为人民群众幸福而工作的机构，必须使得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善于使用权力的民族，政治文明是21世纪初中华民族最首要的工作。
   21世纪人类的社会追求与实践必须自觉转移到文明的轨道上来。这需要深刻改造人类的世界观，尤其是改造一切落后的历史观。历史在人类的手中必须成为一种自觉的文明创造的过程，从而推动人类历史从自然历史向文明历史的方向转化。文明不仅是未来的追求、方向与理想，也必须成为现实实践的方式、方法和手段。

四、文化与文明的关系

   在理解文化与文明的关系方面，我认为，文化的核心是文明，文明是促进和推动文化繁荣的基石。而文化则是包涵着文明在内的一个大的社会子系统。
   在作为人类社会一个较大的子系统的文化中，包含着符合文明发展需要的文化和许多不文明的文化现象。文化同社会政治、经济一样，是一个独立的子系统。文化是一个比文明更广泛、更宽阔的范畴，文明起源于文化中并且包涵在文化内，但是，人类文化系统的所有内容并不都是符合文明要求和文明发展的因素，也就是说，在人类文化中，包括着许许多多不文明的成分和内容，而且这些因素极大地阻碍着人类的社会进步。
   因此，人类对文明的鉴别力和选择性本身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文明能力。如果一个民族缺乏或者失去了对文明生活的判断力和价值标准，那么，这个民族国家将很难持续地行走在人类文明的道路上，并且用符合文明的方式方法从事自己的社会实践。
   传统上，我们曾经区分过中国文化的精华和糟粕的问题。事实上，在中国的文化中，不符合文明需要的内容的确比比皆是而且各种各样。中华民族的文化系统，在汉代后，具体地说是在汉武帝后，是依靠政治权力与儒学概念两者的扭曲的结合下而形成的，因此，在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中，不符合科学与民主的内容太多。 政治权力从维护权力的利益需要出发，打造了我们民族生活中的文化形态，而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不自觉地成为维护权力利益的帮助者和支持者。
   人类对文明的探索与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这个高度就是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确立起来的人权的概念。在联合国范围内，《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一起，被通称为《国际人权宪章》。中国是这些国际公约的参与者。
   提高中华民族的文明的判断力、鉴别力和选择能力，需要重新确立中华民族意识形态中的主流价值和原则。从2008年开始，在中国的思想界，进行了一场关于“普世价值”问题的争论。中国现阶段文化领域里的许多表现，都是中国人对社会文明未来的重新认识和理解。在2008年，关于“普世价值”问题的争论，即是中国人又一次从理论上探讨对中华民族未来的象征。当2008年5月12日发生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南方周末》在2008年5月22日刊登了一篇著名社论《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文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由此，在中国思想界，开始了一场关于“普世价值”问题的争论。其实，早在2007年2月温家宝发表的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就对普世价值作了一个清晰地阐述。他写道：“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在2008年9月16日发表于《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中说：“他们鼓吹的‘普世价值’并不是人人所固有的，或上帝赋予的，而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看一看他们‘普世价值’的具体内容，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他们正是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民主、自由、人权、公平等等称之为‘普世价值’的，而这些价值观念的内涵不就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关系吗？”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侯惠勤发表于2008年11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报》的文章更尖锐地指出：“把资本主义文明看做是不可超越的终极存在，是‘普世价值’热播者的意识形态前提；把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纳入资本主义世界文明的轨道，是他们热衷传播‘普世价值’的根本目的。”“通过‘普世价值’干预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以期终结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权力结构，是这一讨论的核心，因而其在本质上是当代西方话语霸权及其价值渗透方式的表达。”“今天我国某些人大谈‘普世价值’，既表明了其挑战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而又信心不足的虚弱本质，又表明了其臣服于当代西方强势话语而又极力加以掩饰的矛盾心态。”
   我要说，批判普世价值和不承认普世价值存在的一方，是不自觉地站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反面。事实上，用普世价值、普适价值、一般价值、文明价值，把一切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守的符合文明要求、符合美好人性的价值以“普世价值”的概念确定下来，是非常好的事情。就中国而言，必须坚持始终如一的人类文明价值理念并且建设一个公平合理的制度体系，中华民族才有可能通过21世纪百年奋斗，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的社会迫切需要文明价值与公平制度两个方面的建设，前者是一种文化任务，后者是一个政治任务。如果中国的领导人和执政党不能够自觉地进行这两方面的工作，中华民族的文明前进的步伐只能被延缓，这是一个古老民族的悲哀。
   20世纪中国历史是一个存在着巨大局限性的百年。一是暴力革命、军事战争、政治运动连绵不断并且严重破坏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二是“党天下”的政治体制继承的是“家天下”的基本内核，而没有推动社会政治实现民主化；三是官本位的权力结构以及社会形态没有得到根本转变，从而造成严重的制度性不公平现象。四是文化、科技、教育、医疗、体育等社会公共事业的普遍落后。五是政党的政治意识落后束缚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力和活力。
   但是，通过20世纪百年的奋斗，中华民族已经具有了从事社会建设的比较丰富的智慧和经验教训。起自1978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已经使得我们的全民族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基础力量爱自于经济领域。
  本来，对20世纪百年中国历史的总结，可以让中华民族懂得许多崭新的历史知识和关于社会建设方面的知识，但是，直到现在，我们民族的思想家、政治家们并没有能够较好的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对20世纪历史，我们还存有许许多多不正确的观念和态度，我认为，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的责任在于政治权力的禁锢和落后。
就市场化与民主化的关系而言，市场化是商业文明的基础，民主化是政治文明的基石。
   21世纪初中国面临着解决、克服和教正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社会问题的棘手任务。公众道德的普通沦丧、公权力的贪污腐败以及社会不公平三大问题活生生地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同时，起自2007年2月的美国金融危机蔓延到全球，人类正在经历自20世纪以来的最严重的一次全球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力和负面影响巨大而深远。由于中国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纷纭复杂，金融危机极有可能成为中国政治动荡的诱因。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并且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途径，尽快摆脱经济危机使经济运行正常化，都是具体的民生问题。方法需要从保证劳动力就业、放松体制束缚、建设公平分配制度、理顺商品劳务的价格、大力倡导文明价值等具体方面去寻找。人民群众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观点，政府只需要从最具体的实际利益出发为他们服务，而不是用假大空的说教面对人民群众。
  在这个关头，中国最需要一个良好的政府系统，需要各级政府与人民群众同舟共济、同心同德、共度难关。这需要中华民族新的政治文明的形成，目前的局面有可能催化出的崭新政治文明。在中国社会，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民主力量正在蓬勃兴起，已经成为了一颗不可阻止的种子。
  中国21世纪的建设、发展与进步必然是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文明事业。价值观念的文明化和制度体系的公平化是两个重点。对于价值观念的文明化来说，这是一个贯穿社会生活始终的思想任务，而制度的设计与建设则是一个具有阶段性的任务。
   21世纪百年中国，将是一个“以科学劳动为前提的综合性发展”的世纪。“文明的人类”是社会运动的核心理念与基本要求。从文明出发构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与价值观念，以“劳动第一、保护环境”的态度面对自然界并且从自然界中转化生存需要的物质财富，从而获得人类进步的科学知识与技术手段。21世纪中华民族的社会建设、发展与文明，首先要从实现权力文明开始。没有社会公权力的文明，中华民族就不会真正迈开文明的步伐。
   中华民族价值体系的重建，需要全面阐述的概念包括：文明、幸福。文化不仅标志着人类对过去生活的认识，也代表着对自然界的态度，同时，文化本身也是人类对现实的或者未来的行动的一种选择性。
   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需要从百家争鸣中的儒学所揭示的伦理概念人义礼智信出发、需要从1919年五四运动推出的民主、科学出发、需要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出发。
   文明是人类文化的主干与最核心的河流。中华民族必须正确运用文化中的文明的一面，而不断扬弃、修正、淘汰文化中愚昧落后的一面。
   文化是人类实践的结果也是人类行动的观点、立场与态度。在西方“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与中国的“胜者王侯败者寇”异曲同工，但是，把这两句话放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其效果是不同的。优秀的文化创造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最文明的文化形态，才能无论在实践的方面还是在关于未来的选择方面走在人间正道上，同时，中华民族才能够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最崇高的地位上。
    21世纪中国社会建设、发展的成功，取决于我们民族在文化方面的决断力和选择力。显然，在21世纪之初，中华民族面临着重新确定文化方向的问题。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和差别性并不是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也不是社会政治不稳定的导因。缺乏文化的发展力与制度因素对文明进步的支持度，才是出现社会危机的原因。
  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同时，内部巨大的差别性也存在着。人民群众的思想再也不会像“政治挂帅”时期那样单一。互联网成为中国文化领域里影响巨大的力量，最及时地反映最广泛的民意，网络不仅是改变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种力量，也成为再造中华民族文化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中华民族欲要成为一个最文明的民族，就必须首先认识和把握人类文明的实质。在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曾经把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种加以宣传、倡导和落实。但是，事实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不可分割的遗体化的因素。
    必须承认，全人类的文明方向是一致的。
       
五、人类生活中的价值与科学
   
   在人类生活中，对一切社会活动发挥最根本影响力的两个因素是价值与科学。文化是什么？说到底，文化无非就是我们心灵中所固有的价值原则和掌握的科学能力。从人类生存的客观事实出发，我们必须承认，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伟大的思想观念和优秀的价值形态能够直接支配人民的社会实践和行为，并且达到良好的结果。从孔夫子的“仁”到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解放理论，都明白的证明了这一点。
    在人类文化的大系统内，可以划分为价值系统和科学系统两个主要的子系统。价值系统对人类的心理和行为发挥直接的影响力，而科学则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人类的价值系统是同人类的一切精神活动相关的系统，在人类的价值中，宗教是人类价值的最原始的提供者和塑造者。在世界三大宗教中，都包含了人类对自身生命、生活方式和行为对错的基本的立场和态度。宗教首先不是迷信的，而是基于人类对自身生命起源的一种思考和形成的看法。
   理论形态是人类的不同于宗教的价值系统。理论的目的在于揭示社会存在中的各种不同因素的相互关系，以及各种社会力量对比的变迁与运动逻辑。只有从这个意义上，理论才能够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指南。客观地说，这就为理论的存在与发展提出了一个文明标准的问题，一切不符合人性文明需要的理论，或者在应用中不利于人性文明素质提高的理论，事实上对是对社会发展不利的理论。理论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阐述人类生活需要共同遵守并且执行的公理。那种不承认人类公理存在的态度，是无视人类文明的表现，也是对人性文明的一种亵渎。
   人类科学面对的两个方面的主要任务：一是人类生命本身；一是自然界的时间与空间。人类生命本身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之一，同样，时空也是科学的永恒对象。
   人类社会的新能源必须转向从阳光、空气与水中寻找，人类进步的动力是人类智能。对时空的纵深研究，是人类科学进步之源。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物理学中的最高成就。未来时空科学必将超越“相对论”的物理范畴，才能够为人类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打开一扇更加广阔的道路。“暗物质”已经是现代物理学提出的概念，那么，与“暗物质”相对应的时间范畴又应该如何界定呢？时间是否只是目前物理学认定的具有一维性的特质呢？当人类随着对更广阔宇宙空间的观察与了解，会发现和揭示出更多的自然规律。
   说到底，科学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有机的和能动的组成部分。科学是人类的科学，而科学的对象包括人类本身和自然界两个方面。科学的前提是设定人类生命和自然界物质的可知性，但是，有必须懂得，人类生命与自然物质是永远认识不完的对象。
    中华民族价值观的特点和范畴，是在春秋战国长达3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通过意识形态方面的“百家争鸣”而形成的。其基本特征是以人伦和道德为核心尺度的价值系统。中华民族子春秋战国时期以来的历史过程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优秀的价值体系必须辅助于科学技术的手段，才能够推动自身民族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丰富、才能够真正的走在文明发展的道路上。
   文化态度可以对人类情感发挥直接的的影响，正面的和善意的思维可以弥补并且打破文化的差异，而负面的情感则会让人们固守在自我文化的范筹里。 心理学家发现，人类承袭着世世代代文化流传的影响，某些特质显得特别稳定和不容易改变，这些一脉相传的特质深深烙印在每个文化族群的心中。例如，欧洲文化重视独立和自主，而亚洲文化注重群体性与和谐。但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并不能够作为人类文明实质不同的依据。
  能够带领中华民族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强国和拥有美好的未来。如果我们一味认为自己的落后、初级阶段、不发达，会让我们的整个民族失去创造力、想像力和发明力。中华民族必须必须从现在开始，学会做世界公民的素质。
  文明是通过人类劳动从自然界中转化出来的、并且有益人类生存需求的一切成果。
  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劳动工具的改进、生产方式的进步、并没有能够普遍而彻底地带来人类社会生活的文明化。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没有伟大思想的诞生，就不会有人类社会的伟大进步。精神因素至於人类社会，就像电脑的软件至於硬件一样。人类如果不具备伟大的精神品格，在地球上生存就类同于其他动物界。
  人类历史之所以是一部文明史，正是因为人类通过自己的社会实践，不断发现文明的原理、价值和方法。科学是人类文明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文明形态的划分，仍然需要以人类科学所达到的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形态为依据而划分。
   科学是人类永无止境的事业。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人类在认识地球和浩瀚的宇宙时空方面，可能还处于刚刚入门或者没有就根本没有人们的境况中。人类科学与自身文明进步的脚步还异常缓慢。
    人类进步必须不断理解自身与自然界的关系方面需要科学知识，同时，人类在自身结成的社会关系方面好存在太多的不符合文明要求的因素。
    新文明要求人类在顺应自然规律和爱护自身生命两个方面不懈努力。在对自然界的认识上，去解释自然界物质间的相互联系与时空转化规律，在对自身社会的工作方面，为消除贫穷、医治疾病以及社会公平而努力奋斗。
人类生存的基础是自然界。虽然到目前为止，人类仍然不完全清楚自己在当前的起源，但是，人类却是赋予地球上文明的唯一生物。人类智能进化的速度和规模正在加快。从科学发展的角度判断，人类最终极的能源还是来自于合理的利益自然界中的阳光、空气和水资源。开辟人类社会的新能源的任务，是人类在21世纪中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命。
   显然，21世纪人类科学的一个主要方向是开发新能源的问题。人类科学的着力点必须从地球寻找能源转向向太阳寻找能源。能源问题考验着人类的智慧。科学家必须为全人类找到解决能源问题的突破口。
  传统的中国四大发明包括：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孩子印刷术。在2008年，中国科技馆新馆推出由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协联合主办的《奇迹天工——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文物展》，该展重新定义了新的”四大发明“为：丝绸、青铜、瓷器、造纸印刷。这代表了对中国古代发明的新的认识和思路。新四大发明还有：丝绸、中医药、雕版印刷、十进制记数。此外：陶瓷、珠算、交子（纸币）、农历（阴阳合历）。
  2008年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展出了10件科学发明，在过去的100年里，它们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扩大了人类的视野，从而影响了整个世界。世界最早建立的科学博物馆伦敦科学博物馆为迎百年馆庆，挑选出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科学物体包括：1、蒸汽机：汤普森的蒸汽机是第一个真正实用的蒸汽引擎。1712年发明的蒸汽引擎解决了当时的能源危机，它预示着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帷幕。2、V2火箭引擎：1942年发明的V2火箭引擎，V2火箭引擎的它的创造者是导弹之父沃纳?冯?布劳恩，它在随后重塑了世界。3、电报机：1837年查尔斯?惠斯通和威廉?库克为世界第一台成功的电子通讯设备——电子电报机申请了专利。他们的电报机是第一种利用电流进行长途通讯的设备，导致第一个公共通讯网形成。4、史蒂芬森的机车头史蒂芬森设计的叫“火箭”的机车头在1829年英国曼彻斯特进行的雨山试验中取得成功。此后的150年间，史蒂芬森“火箭”的基本设计原理成为把人和货物送往世界各地的动力设计的标准。5、X光机：1895年德国医生威廉?伦琴发现的X光导致医生使用的新诊断工具出现。他发现X光几个月后，拉塞尔?雷诺兹就制成了这个X光机。它使人类得以在没切口的情况下，观看人体内部。6、福特T型车：福特汽车公司通过批量生产的新想法开辟了一个庞大的新市场，使更多人买得起汽车。福特制成为生产任何高质量产品的熟悉比喻说法，它是现在标准商业实践遵循的方法。7、青霉素：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在英国伦敦市中心的圣玛丽医院通过这些视窗发现了第一种抗生素。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英国和美国引进的青霉素第一次被应用到治疗中。青霉素的发展导致新型药物不断出现，促使细菌感染变得不再像以前那么具有威胁性。8、飞行者ACE计算机：1950年5月10日，最早的多用途计算机之一——飞行者ACE计算机开始运行第一个程序。当时它是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这种计算机是计算机科学之父阿兰?图灵设计的一种计算机的较小版本。伦敦科学博物馆之所以会选中飞行者ACE计算机，是因为它在第一代计算机里的地位，促使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机器产生。9、DNA双螺旋线：1953年复制的第一个DNA分子模型，包含克里克和沃森采用的一些原始因素。他们取得的重大突破促使人们最终弄明白生物体的基因是如何遗传的，以及受控的细胞是如何工作的。这个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结构，目前仍是众多科学探索的焦点。随着染色体序列不断被推广，这种DNA双螺旋线变得更加常见。10、阿波罗10号太空舱：1968年3个人在为阿波罗11号登月进行演习时，正是乘坐10号太空舱围绕月球旅行。阿波罗11号在这次演习的2个月后成功登月。“阿波罗”任务不仅证明了科技存在很多限制，而且还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地球就处在几乎不为人知的庞大宇宙中。
   还有许许多多的方便我们日常生活的发明，比如拉链、尼龙等等，在许多科学物体中，20世纪的百年中国，没有为人类提供出值得称道的属于中华民族成员的发明。由此上推到19世纪和18世纪，同样没有这个的发明。显然，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发明能力方面，已经落后了300年的时间。而中华民族要用21世纪的百年迎头赶上世界领先水平，的确难度很大。2009年5月29日新华社记者在洛杉矶报道，世界上最大的激光聚变装置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利弗莫尔劳伦斯国家实验所举行落成典礼。这一装置能产生类似恒星内核的温度和压力，并使美国在无需核试验的情况下保持核威慑力。这个激光聚变装置被名为“国家点火装置(NIF)”，安置在一幢占地约3个橄榄球场地的10层楼内，它由美国能源部下属国家核安全管理局投资，从1997年开始建设，总共耗资约35亿美元。国家点火装置可以把200万焦耳的能量通过192条激光束聚焦到一个很小的点上，从而产生类似恒星和巨大行星的内核以及核爆炸时的温度和压力。在此基础上，科学家可以实施此前在地球上无法实施的许多试验。国家点火装置共有3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让科学家用它模拟核爆炸，研究核武器的性能情况，这也是美国建设国家点火装置的初衷，即作为美国核武器储备管理计划的一部分，保证美国在无需核试验的情况下保持核威慑力。国家点火装置的第二个任务是使科学家进一步了解宇宙的秘密。科学家可使用国家点火装置模拟超新星、黑洞边界、恒星和巨大行星内核的环境，进行科学试验。这些试验大部分不会保密，将为科学界提供大量此前无法获取的数据。国家点火装置的第三个任务是保证美国的能源安全。显然，人类在科学上的成就，必须立足于人类生活的幸福的目的。在过去，人类为了赢得战争而进行的科学研究和军事力量，已经成为一种落后的思维方式，人类现有的科学成果和核武器的事实告诉全人类，已经到了必须转变对战争的认识的关头。如果不进行这样的转变，人类就有可能被自己的发明物所毁灭。
   1998年，首批干细胞从几天大的人类胚胎中提取出来进行培养。人类在对自身生命基因构成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发现。克隆是指生物体通过体细胞进行的无性繁殖，以及由无性繁殖形成的基因型完全相同的后代个体组成的种群。通常是利用生物技术由无性生殖产生与原个体有完全相同基因组织后代的过程。科学家把人工遗传操作动物繁殖的过程叫克隆，这门生物技术叫克隆技术，其本身的含义是无性繁殖，即由同一个祖先细胞分裂繁殖而形成的纯细胞系，该细胞系中每个细胞的基因彼此相同。从1952年起，科学家们首先采用青蛙开展细胞核移植克隆实验，先后获得了蝌蚪和成体蛙。1963年，我国童第周教授领导的科研组，首先以金鱼等为材料，研究了鱼类胚胎细胞核移植技术，获得成功。在1997年2月英国罗斯林研究所维尔穆特博士科研组公布体细胞克隆羊“多莉”培育成功之前，胚胎细胞核移植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实际上，“多莉”的克隆在核移植技术上沿袭了胚胎细胞核移植的全部过程，但这并不能减低“多莉”的重大意义，因为它是世界上第一例经体细胞核移植出生的动物，是克隆技术领域研究的巨大突破。据国外媒体报道，英国科学家首次利用人体干细胞造出人造精子，这将为治疗男性不育症带来希望，不过这一最新成果也带来了巨大的道德和伦理争议。
   科学发展的脚步说明，人类的命运最终不仅是由自然界向人类提供的生存环境所决定的，而且也是被自己的发明物所决定着。人类虽然不是自己命运的终极决定着和唯一力量，但是，也必须承认，人类对自身命运的选择能力越来越高超和自觉。人类文明的进化，在通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影响下，其进化的速度得到加快。人类对更广阔的宇宙空间的探讨，将推动人类的视野走出地球的范围。
   只有善于未来并且正确地选择了走向未来的方法，人类才会拥有美好的未来。 21世纪重大的科学课题包括：1、以基因研究为核心的生命科学；2、以突破爱因斯坦相对论为重点的时空理论；3、对宇宙物质运动规律的研究。等等。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科学家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一个民族的发展与进步，没有这支力量的发明和对科学家队伍的良好的组织，一个社会就不会获得发展的远大前途。
   中国在21世纪的建设与发展，不仅需要建立起符合人性文明要求的价值体系，更需要一支富于科学发明的力量。
   向智力要发展、向科学要发展，这是中国在21世纪从事社会建设的根本问题。
    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和企业家，这四为一体的社会力量，是带动中国进步的最重要的力量。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科学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也难以通过某种技术性的方式全面地控制人类的精神领域。


第二章   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

   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在过去以至于现在，农业文明史中华民族文明的核心因素。优越的地理条件和肥沃的土地资源是成就中国社会结构特点的一个关键条件，中华民族是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上具有最发达的农业耕种经验和天赋的民族，在社会结构上，家庭是基本的劳动单位且具有牢固的稳定性特质。致使在我们民族国家的发展史中，从来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分工，而且基于家庭结构之上的国家形态也抑制了科技、教育、文化的自由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国根深蒂固的“官本位”状态。
  中华民族依然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文化引导性和权力意志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因此，中国在21世纪里的发展，必须首先解决好权力的产生、行使与监督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良好的解决，中华民族仍然存在失去21世纪发展机会的可能性。
   对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探讨，我从文字的起源开始。

一、文字的起源与文明传承

   
   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第一个最伟大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开始记录自己历史的开端。文字的发明与普遍使用时日了精神不断升华的最有效的工具，有了文字，人类便得以使自己的精神活动得以记录和流传。因此，文字是任何一个民族文化最重要的源头，也就成为影响一个民族文明进程的最重要的工具。文字的发明、流行与使用是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最重要的支点。在中华民族文字的源头处，传说是由仓颉创造了文字。传说中，黄帝的史官仓颉根据日月形状、鸟兽足印创造了汉字，造字时天地震惊——“而天雨粟，鬼夜哭”。从历史角度来看，复杂的汉字系统不可能是由一个人发明，仓颉更可能是在对汉字的搜集、整理和统一使用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所以《荀子?解蔽》中记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
   中国文字——汉字的产生，有据可查的，是在约公元前14世纪的殷商后期，这时形成了初步的定型文字，即甲骨文。甲骨文既是象形字又是表音字，至今汉字中仍有一些和图画一样的象形文字，十分生动。到了西周后期，汉字发展演变为大篆。大篆的发展结果产生了两个特点：一是线条化，早期粗细不匀的线条变得均匀柔和了，随着实物画出的线条十分简练生动；二是已经达到规范化的程度，字形结构趋向整齐，逐渐离开了图画的原形，从而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再后来，秦朝丞相李斯（？—前208年，楚上蔡人）对大篆加以去繁就简，改为小篆。并且主张以小篆为标准书体，所以小篆又称秦篆。小篆除了把大篆的形体简化之外，并把线条化和规范化达到了完善的程度，几乎完全脱离了图画文字，成为整齐和谐、十分美观的基本上是长方形的方块字体。但是小篆也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它的线条用笔书写起来很不方便，所以几乎在同时也产生了形体向两边撑开成为扁方形的隶书。无论如何，小篆的出现，标志着汉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至汉代，隶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汉字的易读性和书写速度都大大提高。隶书之后又演变为章草，而后今草，至唐朝有了抒发书者胸臆，寄情于笔端表现的狂草。随后，糅和了隶书和草书而自成一体的楷书（又称真书）在唐朝开始盛行。我们今天所用的印刷体，即由楷书变化而来。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是行书，这种笔法书写流畅，用笔灵活，据传是汉代刘德升所制，传至今日，仍是我们日常书写所习惯使用的字体。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发展，雕版印刷被广泛使用，汉字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产生了一种新型书体——宋体印刷字体。印刷术发明后，刻字用的雕刻刀对汉字的形体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产生了一种横细竖粗、醒目易读的印刷字体，后世称为宋体。当时所刻的字体有肥瘦两种，肥的仿颜体、柳体，瘦的仿欧体、虞体。其中颜体和柳体的笔顿高耸，已经略具横细竖粗的一些特征。到了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又从宋体演变为笔画横细竖粗、字形方正的明体。原来那时民间流行一种横划很细而竖划特别粗壮、字形扁扁的洪武体，像职官的衔牌、灯笼、告示、私人的地界勒石、祠堂里的神主牌等都采用这种字体。以后，一些刻书工人在模仿洪武体刻书的过程中创造出一种非颜非欧的肤廓体。特别是由于这种字体的笔形横平竖直，雕刻起来的确感到容易，它与篆、隶、真、草四体有所不同，别创一格，读起来清新悦目，因此被日益广泛地使用，成为16世纪以来直到今天非常流行的主要印刷字体，仍称宋体，也叫铅字体。
   在中国文字中，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各种字体，有着各自鲜明的艺术特征。如篆书质朴典雅，隶书静中有动，富有装饰性，草书风驰电掣、结构紧凑，楷书工整秀丽，行书易识好写，实用性强，且风格多样，个性各异。
   汉字的演变是从象形的图画到线条的符号和适应毛笔书写的笔画以及便于雕刻的印刷字体，它的演进历史为我们进行中文字体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在文字设计中，如能充分发挥汉字各种字体的特点及风采，运用巧妙，构思独到，定能设计出精美的作品来。
   中国的文字属于象形文字，在世界范围内，汉字是得到保留下来的最完整、最丰富的文字语言，其他的象形文字无论从运用的广泛性还是从历史时间上，都没有汉字悠久和广泛。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文字系统之一。其中，古埃及的圣书字、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已经失传，仅有中国的汉字沿用至今。
   由于汉字书写复杂，“汉字落后论”的说法存在了很长时间，在20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中，汉字曾经受到最严厉的批判。认为汉字是教育及信息化瓶颈，并有“汉字拉丁化”甚至废除汉字的推动行为。现在一般认为汉字也有突出优点，初始学习难度虽大，但掌握常用字后不存在类似海量英文单词的继续学习问题，且其表意特性也能充分调动人脑的学习能力。在计算机输入问题基本解决后，“汉字落后论”及“汉字拉丁化”已实际上逐渐被大多数人抛弃。
   汉字的结构复杂、含义丰富，但是，在汉字的使用过程中，却极难产生新文字、新话语。
   与文字产生相统一的一个伟大发明是造纸术。根据考古发现，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8年)，我国已经有了麻质纤维纸。质地粗糙且数量少、成本高、不普及。2008年9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和富阳市文物馆对富阳320国道改建工程沿线进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一个离杭州约20公里的小村落高桥镇泗洲村发现了一座造纸作坊遗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人员随即对此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一个总面积达2.2万平方米的宋代造纸遗址在浙江省富阳市被发现。据中国造纸方面的专家潘吉星教授说：“它是目前为止发现的、中国国内最早的一个造纸遗址。欧洲还处于无纸时代，富阳造纸已经非常先进，这么大的作坊，目前在世界上没有。它应该作为国宝，列入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瓷器考古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说：“从出土的东西看，时代最晚是南宋时期。” 秦大树认为，这些器具质量都比较好，而最重要的一件东西，无疑是刻有“大中祥符二年九月二日记”铭文的方砖。这种在作坊中刻字记事的做法十分罕见，它清楚地表明该造纸作坊最迟在北宋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即公元1009年)就已存在，把中国有据可查的造纸作坊的历史至少推前了359年。 中国是造纸术发源地，而浙江是竹纸的故乡。据史料记载，从唐朝开始，浙江首先造竹纸，后来分散到各地。宋室南迁后，杭州一带的竹纸得到了更快的发展。富阳位于浙江省西北部，属杭州市辖县级市，距杭州市中心35公里，素有“造纸之乡”的美誉。秦大树教授判断，这个作坊有官方背景，可能是专供官府或皇家用纸的造纸工场。
  能够揭示这个作坊系官方或是皇家造纸工厂的，还有诸多细节--考古人员发现，排水沟边的石子路全是卵石铺地，边上精细地砌着香糕砖。而民间道路一般是无法达到这样水平的，有的甚至可能连石头也不会铺。
    与文字密切相关的技术问题是书法，中国的汉字书法是以毛笔书写为特征的。毛笔是用动物的毛发制成的，中国考古发掘出来公元前14世纪的骨器和石器上已有墨迹，还从湖北云梦县发掘出来战国时代的墨块。《庄子》中有“舔笔和墨”句，说明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开始用用毛笔和墨水了。
   联合国的工作文字在2008年开始全面使用简体汉字，在台湾、香港等地区仍然通行繁体字，台湾、香港等地区把汉字叫做“汉字正体字”。对此，台湾的马英九先生表示：不反对书写简体字，但强烈反对印刷用简体，要传承中华文化，要把正体汉字向联合国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们，对于汉字的改革进行过一场最广泛、最激烈的革命。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项主要的内容。胡适提出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主张是在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主张做"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的"言文合一"的"活文学。”号召使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响应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1918年公布实施的注音符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法定的拼音字母，在民国时期普及教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920年１月12日，民国教育部颁布命令，是年秋季起，小学一、二年级的国文改用白话文。接着，小学三年级以上、中学、大学全都改用白话文了，文学革命宣告胜利。1920年2月1日，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一文。1922年，钱玄同与黎锦熙等知名学者又向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系统地阐述了简化汉字的理由和办法。
   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特刊“汉字改革号”，发表了钱玄同的《汉字革命》、赵元任《国语罗马字母的研究》、蔡元培《汉字改革说》等文章，大抵主张废除汉字，并连带研究罗马字母拼写等问题。赵元任所作论文是《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经过黎锦熙、赵元任等学者的研究，1928年9月，时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正式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用于给汉字注音和统一国语。这一派注音法，被称为“国罗派”，并于1932年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确认。
   1923年，胡适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的《卷头言》中说：“中国的小百姓不但做了很惊人的文法革新，他们还做了一件同样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学者的建议引起蒋介石的关注。他找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询问汉字简化的可行性。并指示逐步推行简体字。王遂委托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主持这项工作。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对简化字反响强烈，1935年2月24日，上海《申报》首先刊载《手头字之提倡》的新闻报道，同时发表了《推行手头字缘起》和《手头字第一期字汇》。上海其他报刊纷纷转载《推行手头字缘起》。1935年8月21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发布第11400号部令，正式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手头字第一期字汇》所收的300字大部分被1935年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所采用。亦即钱玄同所编《简体字谱》中2400字中的324个，这是政府第一次大规模推行简化汉字。但由于戴季陶等文化元老强烈反对。1936年2月5日教育部奉行政院命令，训令“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被收回废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辑出版了《简化字总表》。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同时废止1977年发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简化字总表》所列简化字是通行汉字的正体。由于中国大陆对汉字进行了两次简化，分为繁体字和简体字。 
   马英九先生于2009年6月在接见侨界代表时称，台湾地区使用的繁体字代表中华文化，大陆则使用简体字，他建议可采“识繁书简”方式，希望两岸未来在这方面也能达成协议。
   中国文字书写和印刷的不同，同样是国家分裂的一个标志。关于文字改革的问题需要争论，文字是人类精神得以流传最可靠的载体。不可以想象没有文字的人类文化与文明。
   笔画复杂的方块字和慢悠悠的书法，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记载事情、阐述理论的方式。白话文运动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次重大的转型，同时也是语言文字的一次巨大的断裂。但是，也是中国人在思维上进步的一个伟大的文化事件。
   在电脑传到中国后，科学家王选（1937－2006）发明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为新闻、出版全过程的计算机化奠定了基础，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1992年，王选又研制成功世界首套中文彩色照排系统。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发明和创始，是自毕生发明活字印刷以来的最伟大的飞跃。从东汉的蔡伦发明造纸术后，到宋代的毕升发明活字印刷，再到王选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中华民族在使用自己的文字方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
   真正影响我们社会行为的是思维方式而不是文字书写的简繁。汉字的发展方向，必须同科学技术成果紧密结合起来。

二、从百家争鸣到“打倒孔家店”

   自文字发明之后，中国传下来的第一部经书是《易经》，也叫《周易》。在夏朝时有《连山》，在商朝时有《归藏》，在周朝时有《周易》。《连山》与《归藏》已经失传，而只有《周易》保存了下来。
   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由周文王之子周武王姬发灭商后所建立，定都于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西部）。由于周朝后来将都城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称东周，所以称这一时期的周朝为西周。在周朝以前，中国没有流传下来完整的著作。中国是否存在过一个独立的奴隶社会形态？这仍然是需要从考古学和各种文献资料中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我的倾向是，中国历史上可能并没有存在过一个独立的奴隶社会的形态。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国家，由于生存在以黄河、长江流域形成的肥沃的地质条件下，以家庭组织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在周朝以前就确立起来了。由于农耕地特点，在家庭组织中以父权为基础，因此一夫多妻的家庭形式一直维持到辛亥革命。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 ( 公元前 770 —前 476 年 ) 战国 ( 公元前 475 —前 221 年 ) 时期不同学派间相互争论的局面。从时间上看，春秋战国历时549年。《汉书●艺文志》把这个时期的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农、小说。西汉人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将小说家去掉，称为“九流”。俗称“十家九流”就是从这里来的。其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大家。
  从周朝建立到“百家争鸣”的结束，大致历经825年的历史进程。秦朝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但是，其时间却很短暂，从公元前221到前207年只有两代的前后14年的时间。汉朝建立后，在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的对策得到汉武帝的采纳，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从此，中国政治权力走上了一条以控制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方法的统治之术。儒学在汉武帝后，被历代皇族所推崇并且使用，一直到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清朝被推翻。在20世纪，国民党使用的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共产党使用的是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力同意识形态的结合，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这个特征既不同与政教合一的政治形式，也不同于西方民主制下的政治结构，而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君师合一”的政治模式。
   儒学的核心概念是——仁义礼智信。孔子思想的基本倾向是伦理性的，主要是回答与处理人伦关系方面的问题，因此，儒学思想从一开始就打上明显的道德倾向和为权力者服务的特点。孔子更是身体力行，带着他的学生们周游列国，云游于各国诸侯之间。但是，他的理想根本得不到任何有效的贯穿执行，只能终日“累累若丧家之犬”。孔子思想中对自然界运动规律的偏见、疏忽和不予重视的态度，反映在后世历朝历代人文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方面，对中国文化的进步起到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老子的道学在社会行为方面是一种无为的功成身退的态度。“道”是老子心中的规律，“无为无不为”是老子的行动原则，他所说的“鸡犬之声相闻、民之老死不相往来”是当时小农家庭的普遍的生存状态，缺乏交往、沟通、协商等社会素质，一直就是中国社会的重大缺陷。因此，老子从来没有像孔子那样疲惫奔波于诸侯列国之间试图为权力者服务。老子对自然界现象有着深刻的表象观察，但是同样不对自然界运动规律做更细致的研究，而是干练的语言进行概括，比如“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等等。
   法家直接表现为一种统治术。主张“法、势、术”的统一。兵家则是在纷纭不断的战争中总结出的战争思想，其最著名的语言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是在春秋战国的漫长的550年左右的时间确立的。这些文化推动中国的农业文明到北宋时期即公元10世纪前后达到最高峰的状态。之后的中国，由于文化思维方面和政治制度的羁绊，在元、明、清三朝，农业文明在经济方面没有能够转型到以产业革命为主线的道路上，在政治领域更不能够走向以法律制度为核心的治国理念，在文化方面则继续儒学的传统法统。因此，从北宋朝灭亡到清朝灭亡的大致100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基本处于停滞的状况下。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农业文明形成和确立最早的民族之一。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农业文明体系及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三个社会的重要方面确立了起来。从经济上说，以家庭为单一的农耕单位的生产方式得到确立；从政治上说，各国诸侯国的政治体制也确立下来；从文化上说，便是贯穿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百家争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次持久的思想运动。
  中国文化从宋代开始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这就是程朱理学的兴起和巫文化的系统化、专门化和流行化。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拐点。而且，巫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思想和心理中的一个潜在的起着支配作用的意识。一般认为，占卜和巫文化的起源于《易经》，但是，从《易经》本身来判断，《易经》本身并不是以占卜为主要功能的。
   程朱理学的典型的命题是“存天理灭人欲”。作为思想家的程朱学派不理解，只有文明而自由的人欲才是最大的天理。自然界不能够意识到人类的存在，只作为人类生存的客观对象存在着，自然界规律是被人类活动发现和认识的。人欲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状态。
    在宋代，理学与巫术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进程中的一个明显的拐点。遗憾的是，通过这个拐点，中国文化没有成为引导中华民族社会向着认识自然界的方向进步。
   关于儒学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问题，自20世纪初以来一直争论不休，否定儒学的一方认为：儒学是延缓中华文明的罪魁祸首。而肯定的一方则认为：儒学是中华民族复兴需要的精神法宝。“独尊儒术”是中国在秦朝完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国家后，汉朝皇帝即汉武帝采取的一项影响了中华民族意识形态达两千年的文化政策。为什么政治权力选择了儒学？儒学又是如何为统治者提供思想与统治方法上的服务？儒学又为什么不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并且最终走向破产？这一系列问题是一切从事理论研究所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
  儒学从孔子创立算起，就是一种致力于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学说，但是，其基本教义是劝善型的伦理思维，不关心或者根本对自然界的认识没有兴趣，只注意生活中的人伦关系，从社会活动方面，试图依靠接近统治者而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在儒学的变迁过程中，公元前134年汉武帝的文化政策导致儒学成为一种权力文化。 儒学是一种以人伦为主旨的思想体系，在它的创始人孔丘哪里，面对大自然界现象和问题的时候，都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中国人的思维在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力确立下来的文化形态的双重束缚下，没有能够沿着以认识自然界运动规律的方向进步。
  儒学的独尊地位的获得，是专制统治者在文化政策上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儒学本身的力量或者完全依靠社会进步的要求而达成的结果。导致中华民族文化思维的方向没有实现向着认识自然界运动规律的方面转型。
   另一方面，只要我们弄清楚了中国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后，也就会明白，儒学充当统治者的工具，并不是儒学本身之过。
   在20世纪初的1919年5月里，中国在经历了1840年后的内忧外患后，爆发了新文化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首次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吴虞（1874-1939）是四川新繁(今新都区)人。五四时期在《新青年》上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说孝》等文，猛烈抨击旧礼教和儒家学说，在“五四”时期影响较大。胡适称他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到孔家店的老英雄”。著有《吴虞文录》等。无论从思想意义还是从政治含义上讲，简单地“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与实践都有失偏颇。“打倒孔家店”事实上是指错了中国革命的对象，把中国的落后归结到文化上面，本身就是错误的。20世纪的百年历史证明，单纯的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都不可以完成社会发展和民族文明进步的任务。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只能从创造
  物质财富的产业革命中去寻找。从这个角度看，在中国社会实践中犯下的政治错误，既不能从孔孟之道中去寻找根源，也不应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必须从中国的制度体系入手寻找解决发展问题的方法。
   从“独尊儒术”到“打倒孔家店”，期间历经2043年漫长的时间。
   但是，20世纪给中国人的基本教训是：单一的文化革命不可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中国社会的根本需要不是进行简单的文化革命，而是需要进行一场变革社会公权力形成制度的政治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与方式，并没有能够帮助中国在20世纪里真正走上一条以产业革命为核心线路的经济发展道路，至到毛泽东1966—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是试图从文化领域入手进行社会革命，其带给中华民族社会的结果是人与人关系的批斗、冲突和仇恨。
   在21世纪初，中国仍然是一个没有完成权力产生方式的选举化、权力运行法律化和权力更迭宪政化的国家。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不建立起一个牢固的政治制度框架，其社会发展就是极容易收到来自政治方面的阻力和障碍的。
   20世纪给予后人的另一个深刻教训是：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不可能简单地通过文化方面来实现。在20世纪里，中国的志士仁人们尝试了很多不同的社会道路和政治方法，试图让中国摆脱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贫弱局面。可以说，晚清政府就试图这样做了，有洋务运动为证。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和国制等等，都是20世纪中国人尝试过的社会建设的方法。然而，所有这些尝试都失败了。中国的大部分人认为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走过的一条屈辱的历史，要想走向发达，必须进行革命，只有先摧毁现有秩序才能走上一条通往成功的道路。因为落后就要挨打。但是，却没有认识到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来自自身社会的政治制度与文化观念。
     寻找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轨迹，属于一个历史观的研究范畴。中国人在20世纪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马克思把阶级斗争的概念当作认识和研究历史过程特别是资本主义过程的最重要的概念之一，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就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实质而言，马克思只说对了一半。人不仅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更重要的还在于，人首先是与全部自然界关系的总和，并且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只从社会现象出发，注定会使得一个民族的理论思维偏狭和落后。人类思维发展的实质在于，通过社会关系的连结想认识自然界运动规律延伸。同时，必须懂得认识自然界才是人类生活的最本质的需要。没有人类同自然界关系的改善，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类幸福。
  “百家争鸣”证明了人类思想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建立在人类对自然界与社会生活不同的态度和立场上的。
   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后的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开局里，没有能够走上一条以产业革命和经济建设为主旨的社会发展道路。直到1980年代，才有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政策，走上了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
  文化与权力的关系，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与文化的实质性进步，必须从批判强权开始。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以权力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文化主要是为权力服务的工具，致使我们缺乏对科学真理的探讨精神。
   20世纪中国的失败，其根源是没有能够从单纯的文化革命转型为社会产业革命和公平的社会制度建设两个方面上来。社会运动与自然界运动是两种实质不同的存在和内容。自然界是无意识的客观存在，是人类只要生存就必须面对的客体，而人类本身则是有意识并且被自己的意志所支配的能动的存在。
   把人类哲学简单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本身就是对人类精神丰富性的倒退。因此，中华民族在21世纪里，必须为自己民族文化的进步找到正确的出口。唯有此，中国才能够牢固地走在正确的发展道路上。


三、农业文明与小农意识形态的破产

  农业社会文明是如何形成又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展的？汉族农业文明从形成上看首先来源于同土地的关系。从社会结构上说，以家庭为核心生产单位的劳动组织给预农耕最稳定的劳动组织上的支持，到春秋时期，基本上形成了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内容的文化形态。
   对于中国来说，大自然的地质裂变为中华民族造就天然的肥沃的平原。从东北到东南，是一望无际的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小游平原，气候条件适宜农业耕种。因此，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着精耕细作的丰富经验，以家庭为核心单位的组织世代耕作、心口向传，土地是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会成员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何不食肉糜”的皇帝被认为是无知的皇帝。《晋书.惠帝纪》上是这样记载的：“天下慌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除了农业耕种外，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产业分工和裂变。
     我们必须清楚一点的是，文明是正确的运用人类智慧创造出来的。
   春秋时期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塑造和成就时期，而秦汉王朝的鼎盛为政治上的标志。春秋时期的时间是从前770年—前476年。到春秋时代，周王的势力已经衰弱，形成了群雄纷争的局面，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史称「春秋五霸」。(一说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春秋时期因孔子修订《春秋》而得名。这部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农业文明体系的成熟期。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在公元前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产生的儒学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墨家思想中的兼爱、非攻等和法家思想中的法、术、势等，西方国家起自文艺复兴运动中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以及共产主义实践中倡导的许多思想，都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对以往历史上存在的符合文明要求的思想的继承的基础上。
   春秋战国历经550年的时间，这5个半世纪是中华民族农业社会文明的形成、确立的历史过程。中华民族的农业文明在春秋战国后的前221年代秦王朝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起，到公元1000年的宋代达到了农业文明的顶峰。宋代之后的800年是农业文明不断衰败和崩溃过程。从宏观历史角度看，中国20世纪的状况就是由于农业文明的全面崩溃局面造成的。我们社会的长期停滞不前、落后和缺乏创造力，其根源有二：一是没有建立起一种以保证人民自由为目的的权力制度；二是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后，没有形成一种以认知大自然为核心的文化与科技系统。21世纪中国需要在这两个方面强力补课。
  唐代是汉族文化发展过程中巫文化的形成时期。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文化也相当发达，出现了一大批博学的方士。如，李虚中（公元761—813年），《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在《李虚中命书》题解称李虚中是魏侍中李冲的八世孙，唐代没有载录他的《命书》，到宋代才见记载，郑樵的《通志?艺文略》、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都有其书目。历代自诩为算命大师者，多如牛毛，然而，李虚中是中国算命术的第二号知名人物，第一号人物是徐子平，他们两人是公认的命理宗师。方士张果、相士袁天纲、天文学家僧一行、通晓预测术的严善思、金梁凤、许元长等，都有很多的故事流传下来。此外，还有炼丹的、择吉的、卜筮的方士，术数在唐代得到充分的发展，以清高和神秘的面孔出现在民间。宋代则有邵雍（1011—1077）为代表的预测人物。
  汉族在科学技术发展与理论思维能力方面的也从此转向停滞不前。从唐宋农业文明的鼎盛中，站在今天人类历史的高度，我们也可以发现中国以农业为产业基础的社会文明走向衰败的必然逻辑。一是生产方式的停滞不前；二是文化形态的重复陈旧而统一。
  南宋王朝的灭亡来自蒙古族的大规模入侵。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国家。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我这篇论文将回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利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也许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过程。中华民族这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还有它的特色：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在文章的结尾，他讲到一个敏感的问题：“少数民族的现代化是否意味着更大程度的汉化？如果是这样，各民族共同繁荣是否指向更大的趋同，而同样削弱多元一体格局中多元这一头呢？这固然是存在的一种可能性，但是，我是这样想的：一个社会越是富裕，这个社会里的成员发展其个性的机会也越多；相反，一个社会越是贫困，其成员可以选择的生存方式也越有限，如果这个规律同样可以用到民族领域里的话，经济越发展，亦即越是现代化，各民族间凭各自的优势去发展民族特点的机会也越大。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各民族人民生活中共同的东西必然会越来越多，比如为了信息的交流，必须有共同的通用语言，但这并不妨碍各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发展有自己民族风格的文学。通用的语言可以帮助各民族间的互相学习、互相影响而促进自己文学的发展。又比如，各民族都有其相适应的生态条件。藏族能在海拔很高的高原劳动和生活，他们就可以发挥这项特点成为发展这地区的主力，并通过和其他地区的其他民族互通有无来提高各民族的经济水平。我想到这些情况，使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及早注意这个问题，我们是有办法迎接这个挑战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发挥各民族团结互助的精神达到共同繁荣的目的，继续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发展到更高的层次。在这层次里，用个比喻来说，中华民族将是一个百花争艳的大园圃。”现在中国拥有56个民族，中华民族仿佛是所有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民族的通称，文明每当说中华民族的时候，其含义已经包括了56个民族。但是，事实上，中国还仍然不能够完全算作一个具有共同民族性的国家，只能算是一个以汉族为人口主体的多民族国家。要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形成一种具有共同的民族性的国家，可能还还要走很长的路。
   中华民族的巫文化源自于《易经》，但是，这决不是说《周易》本身就是一部巫文化的著书。巫文化在唐宋时期开始系统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中国农业社会的停滞不前的一个关键性的诱因。
   农业文明在中国的确立、发展和达到鼎盛时期，经历了从春秋时期到北宋王朝的大致1500年上下的时间。此后，从北宋的结束到1911年的800年上下的时间里，是中国农业文明处于缓慢的演变、维持和最后走到全面崩溃的过程。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的农业文明加度崩溃，在经济上，农民基本上成为难民，并且没有能力和不具备向其它的社会分工产业领域转移的条件和经济基础，从政治上说，以孙中山先生在日本首先成立“兴中会”开始到共产党和1921年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20世纪中国政党政治的格局形成，从文化上的表现看，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纛的同时，也愤怒的呼唤“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由此，可以判断，到20世纪初，中国农业文明为主体的社会形态已经处在崩溃的过程中，以汉族为人口都=绝大多数的国家的农业文明需要重建。
   农业文明条件下的社会简单、散漫和赋有规律。人们日出而做、日落而息。人们以家庭为中心造成星罗棋布的自然村落，村落的周围便是看耕种的土地，人们的活动从来不会破坏自然环境，每个家庭都自耕自种，并且从事织布、做鞋等手工劳动，农具的制作和印染等印染是在家庭作坊中的完成的。简单的手工业与重复循环的农业耕作相结合，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生态。
   直到20世纪初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又一次重建。政党政治在20世纪的百年里完全改变了中国社会上层建筑的生态，但是，同时也继承了许多传统政治的落后的形式与内容。身处21世纪初的一代人的使命是必须为中华民族创造新文明的一代。汉民族文化转型的重点和出路是将以人伦为主旨的意识形态转化为以面向自然界运动规律的意识形态。同时，在人伦意识形态的发展方面，注入人类生活所需要的普世价值观，在这两个方面，中国知识分子有着无限的创新空间。
   中华民族文化在宋代出现了一明显的拐点。就是程朱理学的兴起和巫术的系统化。巫文化现象到宋代成为一种系统的体系。以邵雍为代表人物。因此，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儒学产生）到汉武帝时期，是农业文明在意识形态上的第一个阶段，而当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到宋代，是中国文化的第二个阶段，宋代在文化方面存在这一个明显的拐点，这个拐点便是巫文化的成熟并且成为中华民族意识形态中的一个潜在的流派。在宋代之后，虽然元、明、清三个朝代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这些科学成果战胜不了固步自封的权力，因此也对整个社会的产业革命其不到根本性的推动作用，从而也改变不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
   暴力文化直接根源于对权力的争夺。反过来说，中国对权力争夺的没有法律规则是导致暴力政治的根源，而暴力政治又是贯穿于整个中国政治史的现象。在如此的政治形态下，人性中的任何文明的品格得不到良好而自由的发挥。反之，对人的生命的漠视、对人格斗践踏、对人性的摧残，等等，倒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成分。
   在春秋战国中产生的诸子百家的学术成果中，并不存在暴力文化的成分，即使在性恶论者的主张中，其文化意识到基本方向也是向善的。但是，自春秋时期就存在的连绵不断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客观上在政治方面形成了一种权力暴力和军事暴力。孟子讲道“春秋无义战”，然而，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却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暴力文化传统。
   权力暴力是自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的历史事实，一直延续到20世纪百年的中国政党政治中。在20世纪里，主要的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事实上都是依靠依靠自身的武装力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两个政党也以不同的方式复制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军事集团。
   在20世纪后期，毛泽东的政治暴力披着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外衣，仿佛为他的一切本来错误的政治实践具有永远正确的理论基础，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等，都是中国权力暴力的继承。
   在1966—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后，中华民族除了必须跳过因“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造成的社会危机外，在精神方面，又一次失去了共产主义理想而需要重新确立崭新的价值体系。在1978—2008年30年代改革开放过程中，在重整社会经济的同时，意识形态的重建工作一直在进行中，但是，一整套崭新的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建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甚至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在短短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30年改革开放对于建立以种新文化体系来说显然时间过短。
   在儒学价值为主体的农业文明的意识形态全面崩溃后，20世纪初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价值体系，在20世纪中却迷失在国民党与共产党内战的炮火中。但是，中华民族文明的价值体系的重建，不仅需要重新站在儒学的人义礼智信和民主、科学的基础上，而且需要站在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在精神上又一次需要具备海纳百川的气概。
   1978—2008年的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华民族在意识形态上走想多元化道路的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民间的一个典型的文化现象是气功热潮。
   基层民主的实践和法律秩序的缺失，仍然是中国21世纪政治文明建设的主要障碍。
 

四、中华民族文化需要整体转型

  中华民族必须进行一场以文化飞跃为主旨的整个上层建筑的飞跃。可以说，中国农业社会的价值体系是由春秋战国时期3个世纪的“百家争鸣”确立的。就像蔓延3个世纪之久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奠定了西方工业革命的文化基础一样。但是，中国在经历了长达3个世纪的百家争鸣后，在思想领域就再也没有进行一次全面的飞跃和转型。
   重建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需要站在“百家争鸣”为我们提供的各种符合人类文明标准的价值原则下，也需要继承20世纪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本缺点表现在如下三个主要的方面：1、在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上，对自然界的漠视与缺乏研究。只对自然界的表象描述，而不去认真细致地研究自然界运动的实质，这也是中国科学尤其是物理科学落后的原因。老子对大自然的观察是“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孔子的思维更缺乏对大自然的观察和人认识，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与智慧都倾注在人伦方面，当一个孩童问及他太阳是在早晨还是在中午离人类更近的自然知识问题时，他无言以对，党樊迟问及他耕种等农业知识时，他异常反感。这些文化倾向在后来被政治权力利用后，导致中国文化基本失去了对自然界的研究热情和认识方向。2、在关于社会生活的认知方面，主要表现为伦理性和权谋性，从来没有对致力于公平的制度体系设计和试图限制权力方面做出思想和行动上的努力。中国的文化合作整个人文知识分子阶层，都是被统治者服务的，在权力前面丧失了科学理论的独立性。中国的皇帝，直接来自家庭中父亲的形象，正像人们从来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一样，普通中国人从来无法选择权力。在西方，洛克提出了“社会契约论”，而孟德斯鸠则直接涉及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中国的思想家们从来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工作。3、思维方法的简单化和缺乏逻辑性，思维的表象化、伦理化。
   在中国文化中，中医是代表中国文化特点的典型的代表。中国人对自然界与社会的认识，也同自己的医学一样，只求望闻问切的表象，而不能够深入客观事物的本质联系中。西方的基于解剖学基础上的人类医学，已经开始认识到人类生命的基因结构。而中医千百年来却是心口相传，而经络则是一种看不见摸不到的意象描述。
   在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在理论思维方面有了较大的进步。但是，传统的中华民族文化中的根本缺陷还依然普遍而严重的存在着。
    中华民族文化转型的方向和使命：1、以理解自然界运动规律的思维方式与解释社会关系真相的理论；2、以弘扬文明的人性为核心的价值体系；3、以公平制度建设为社会上层建筑的目的；4、权力为公的政治观念和公平竞争的经济观念；5、变权力本位为以人为本，从而树立起社会成员间的公民意识；6、纯粹的思想观念上的差异不作为行为上相互攻击、迫害的依据；7、崇尚文明的个性。
   中华民族在21世纪初迫切需要完成一次文化上的实质性飞跃，从而带动整个社会体制向着公平化、民主化转型。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变革，是中华民族社会文明进步的先导。
   文艺复兴运动确立的价值体系是自由、民主、博爱、平等。在这些人类价值的指导下，西方伟大的思想家们为人类社会生活设计出了“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至今，这些伟大的人类价值原则也是不可替代和超越的精神财富。任何试图在这些价值原则之外另起炉灶的企图，都会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留下笑柄。
   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中形成的价值体系具有更高层次性的概念是：文明、幸福、真理。
   21世纪新文化为中华民寻找到的几个核心价值是：文明、幸福、真理。文明、幸福既包含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切符合人性文明的概念，也包括着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中提出的自由、民主、博爱、平等等概念，但是，文明和幸福的概念超越了以往人类提出过的这些概念，是读这些概念的升华。
   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建立在公平制度框架下的科学与正义、真理与平等的竞争。人类的共同敌人是自身的疾病、贫穷与社会关系中各种不平等、犯罪等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不能够造成和带来对个体的迫害。
   中华民族文化在20世纪存在一次飞跃同时也是一次巨大的断裂，这次断裂所形成的鸿沟，需要用21世纪百年时间进行修正和弥补。
   就人类活动的实质而言，应该把文化的进步或者演化过程首先归结为人类思维方式的进化，没有崭新的思维方式，就不会产生崭新的话语系统和实践活动（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实验）。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现在的观念和行动。
   百家争鸣对于中国农业社会的重要性，就像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从事的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性一样。从百家争鸣到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最重要的转型期，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起到不同的作用。
   中华民族文化是如何成为一种以处理人的社会关系为主旨的人伦道德文化？而没有把文化的方向引向以面对自然界并从自然界中转化物质财富的文化？这是一个复杂的科学与哲学问题。
   中国文化的复杂性直接来自对60年社会主义的实践的看法。
   改革开放时期的气功热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的巫文化的一种民间继承。20世纪80年代的气功热，是中国社会民间文化的一种蔚为壮观的景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不懂得以创造物质财富为主旨的产业革命的民族，在极其贫穷和生产力落后的状态下所进行的一场以假想敌为革命对象的反社会、反人类的罪恶运动。
   
五、当代意识的主流：追求现代化

   
    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追求现代化。但是，现代化本身又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一般人们把现代化理解为追求社会工业化的过程。在中国，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并宣布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两步走”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力争在20世纪末，使中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但是，之后的1966—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直到“文革”结束，中国才重提现代化建设的概念。在中国，当1976年长达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随着毛泽东的死去而结束的时候，共产主义在中国也似乎烟消云散。无论在政治宣传中还是人们的口头言语中都成为一种极具讽刺性的词汇而不再提及。
  当人类历史结束在20世纪的之时，资本主义从17世纪开始研究走过300年代进程，而社会主义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算起，才仅仅走过不到一百年的时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制度的模式，在其兴起与确立的过程中，既存在着对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创造的伟大贡献，也同时存在着对人类犯下的罪行。因此，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需要从制度方面值得人类重新思考和认识。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由其生物的本能而言，其行为永远将存在巨大的缺陷，其中的弱肉强食就是人类本性中的明显的缺点之一。
   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或者说，自从人类在地球上产生后，20世纪是人类社会制度分野、分划和分裂最严重的一个世纪。这种分裂大致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历史进程。人类各主要国家被分割成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并且一直处于对立、对抗和冲突的状态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的两大社会制度体系。在中国国内，“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影响20世纪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两大理论体系。
   人类意识形态的分裂是导致社会制度不同的一个原因。
   从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渊源而言，14—16世纪的影响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是资本主义的奠基。在意识形态上，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是思想观念和精神力量。资本主义 发展的另一条主线是产业革命。资本主义从17世纪在英国兴起，到1848年代马克思主义产生为标志，收到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最有力的批判。马克思从研究商品的属性入手，一层层剥开了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秘密。指出社会的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并且提出了“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共产主义构想。
   社会主义是欧洲共产主义理想的产物。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被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在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叫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到1991年，前苏联的解体为标志，社会主义在国际范围内陷入低谷。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并不仅必然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实践需要开辟新的途径、运用新的方法、确立新的理论。
    说到底，人类社会之间的矛盾、对立与冲突，从根本上是建立在物质利益基础上的。但是，人类必须学会利用文明的方式方法获得包括物质利益在内的一切利益。
   人类在21世纪的社会发展，是一个彻底走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分隔、对抗、冲突的世纪。人类各国之间的矛盾对立的基础因素将始终如一的是物质利益要求的不同。但是，人类社会将全面地走出并且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野，弥合因意识形态的不同而造成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鸿沟。人类社会永远存在的是文明与不符合文明要求的两者的矛盾斗争，但是，人类的主流必将是文明的不断升华。
   从根本上说，21世纪人类进步取决于人类精神的升华。这种升华首先来自于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新认知和审视。因此我们的现实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制度体系决定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仍然是我们生活的现实而不是历史。
   发生在21世纪之初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将改变人类对货币资本的认识和使用方式。人类的发展与进步将走上依靠智能为主的线路。货币在人类生活中将不再是支配劳动力的因素，人类必须从自身智能方面找到文明建设的正确途径。
   人类在21世纪初完成一次精神上的飞跃的条件已经具备。这些条件包括：1、工业经济基本完成其使命；2、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已经基本结束；3、国际间的矛盾纠纷的解决已经基本上通过经济手段和协商解决。
   从理论上，新的世界观不需要像整个20世纪那样，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作为完全对立和水火不容的两个制度系统。其实，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组成部分和自然环节。不容否认，共产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社会理想，也是关于建设人类社会的一种计划和方案。但是，在理想与人类生存的现实方面，也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人类在地球上生存，也许永远无法达到一种“各尽其能、按需分配”的境界。但是，人类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必然促进自己的社会生活越来越文明。当我们的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后，文明的社会建设就成为第一的要求。
   在中国人的主流意识为追求现代化而奋斗的过程中，在改革开放时期走到20世纪90年代时，中国国内有存在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和“极左”思潮的兴起。从1996年的《中国可以说不》到2008年的《中国不高兴》，都反映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民族主义情绪。对中国问题与世界局势的看法和分析走向极端。理论思维没有站在客观事物的运动规律和追求方向上面。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需要克服极端民族主义的思维，中国发展需要放眼世界。在2009年《中国没有榜样》一书的首页上，赫然写着“西方不是上帝、美国不是救世主”。
  显然，在21世纪初，中国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已经激烈的展开：传统上我们把争论的双方划分为左派或者右派。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异常高涨。中国大陆新左派学者是现实生活中很有影响的一支，比如他们召开的一次对《中国不高兴》一书的研讨会。在会上，表达了新左派的核心观点：中国领导层走错了方向，中国已经变得太资本主义了，导致两极分化，腐败难除的死局。他们认为，解决当前国家存在的问题，包括贫富悬殊以及司法腐败，官商勾结等等，需要回归毛泽东的传统社会主义。他们为此开出破解“药方”：国家只有恢复对资产的控制，才能矫正自由市场、私有化和全球化造成的不公正。这些观点表达出新左派们崇拜国家权力可以医治自由市场带来的不平等立场。他们大都表现出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西方模式的敌视与批判，以及反对经济全球化和普世价值的确立。
   毫无疑问，这些新左派学者们，由于站在了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反面，无法找到问题的症结，所以只能乱开救世“药方”。他们所崇尚的“主义”，对“矫正自由市场、私有化和全球化造成的不公正”毫无益处，应当予以澄清。
   中国共产党人则以毛泽东主义为自己的理论旗帜。在网络里，一个名叫“乌有之乡”的网站，集聚了许多崇拜毛泽东的人，同时表达着对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批判。《乌有之乡》网站是宣扬毛泽东的一个阵地。2008年12月26日，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在毛的冥诞日成立，发表了《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和《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章程》。在「乌有之乡」成员中间流传著这份《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告人民书》说：「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已经到来！三十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把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推行的所谓『改革开放』，不仅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复辟资本主义路线，而且是一条官僚、买办性质的卖国主义路线。」《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还说：「中华民族已被他们推向了被分裂、被宰割的内忧外患的危险境地，全国各族人民已经被重新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从新置身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之下！为此，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走资派反动统治集团造反有理！」
   这份告人民书更说：「就凭他们彻底背叛『四项基本原则』，以『四个坚定不移』取而代之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在所谓的中共十七大上公然抛弃毛泽东思想，违反中共七大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复辟，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已使修正主义中共变成一个非法组织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告人民书表示，「就凭他们引狼入室，出卖领土、领海、矿山、资源、银行、工厂、道路、桥梁，出卖民族尊严，把中国变为了美帝国主义的附庸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强拆民宅，逼良为娼，吃喝嫖赌，包养二奶，寡廉鲜耻，腐败透顶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实行法西斯专政，疯狂逮捕革命造反派，对手无寸铁的学生痛下杀手，野蛮拘捕上访群众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
   正像在《乌有之乡》网站聚集着一群“左派”人士一样，在《炎黄春秋》杂志社，也拥有一大批思想中性、富于理论分析能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其最著名的是谢韬先生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认为，“只有民主自由能够救中国”，把民主问题提到中国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位置。
   中国社会内部的意识形态分化有着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有一部分中国人的思维，当对社会现实不满时，总是试图从过去的生活中找到对比度依据，并且从过去出发探寻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哪些试图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人们，一方面对毛泽东时代充满着盲目的留恋之情而不懂得起落后的实质；另一方面，不能够以社会发展的眼光认识改革开放时期的以及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源，从而一味否定改革开放，认为改革开放走得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可以说，对毛泽东的崇拜现象反映了中国社会一部分人最落后的思维逻辑，这些人虽然已经没有社会政治基础，但是，却很可能利用人们多改革开放的不满而纠集成为一股反对的政治势力，并且给中国社会和文明进步事业带来威胁。
   简单地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文明的发展极其不利。原因在于，会导致我们的文化更加狭隘。中国人必须懂得，对现实社会中的错误的纠正，决不能再从历史上的去寻找方法和答案。中华民族在经历了1978—2008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后，社会文明进步的方法之有通过现实的途径得到解决。
  中国人理论思维的落后，不仅是经济基础的落后造成的，也是政治权力的制约相联系。并且，还是一种思维方法的问题。
   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的方向，应该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公与私、左与右、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传统二分法的框框中跳出来，而转转移到是否符合文明的价值原则上来。
   在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学与法学成为两大著名的显学。但是，经济学和法学对于社会进步的贡献度事实上决没有像人们吹嘘的那样巨大。到2009年5月，吴敬琏先生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文章——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认为“现在，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都需要用现代政治经济学来加以回答。”并且对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农地制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问题的失败做出来解释。文章的最后说：“自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建立起来以后，两种前途就严峻地摆在全体中国人的面前：一种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另一种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政治和经济改革扼制后者的势头，来自另一极端的势力就有可能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极“左”路线，把中国引向另一条歧路。”但是，总体看，吴敬琏先生自己的经济思维也是落后的。
   在法学方面，改革开放时期的30年是中国法学真正起步的时期。但是，中国法学的发展仍然受到来自落后的政治文化与体制的束缚。
   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必须首先找到和确立起一种具有永久性的、普通性的价值体系。在现代，人类衡量自身行为的标准、判断社会形态的尺度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左与右，从而确立起符合人性文明的体系。能够超越和包容这些文明的价值观念的人类概念，是文明、幸福、真理等一系列伟大的词汇和这些词汇所代表的思想。
   重建中国人的历史观的任务已经展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是一个极其重视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政党。在改革开放经历了30年代关头，共产党自身提出了“六个为什么”的问题。这六个重大问题如下：1、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2、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而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3、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4、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5、为什么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能搞私有化或“纯而又纯”的公有制；6、为什么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而不能走回头路。但是，由于关于国家权力观念的落后和来自制度方面的原因，共产党难以完成中国在社会意识形态的重建工作，这个工作必须通过在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具有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思想家们完成。
   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仍然处于十分幼稚的程度。重建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的任务必须与重建中国的政治制度同时进行。而且，中国意识形态的重建必须同整个社会制度结构的重建同时进行，用良好的制度力量保证我们民族的思想自由，否则，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重建工作将会一波三折。也只有当中国的政治制度真正走出治乱循环的周期律后，中国的意识形态才能够走上正途。因此，中国意识形态的重建工作是一项决非思想家的能力所能够完成的任务，而必须由政治家和新型的思想家一起完成。

第三章   人类文明成果与中国社会趋势

   20世纪下半页以来，以“二战”结束位标志，是人类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也是人类进化的加速过程。以电子科技为产业力量的信息化，把全人类放在同一个平台上，没有信息化，就没有人来的全球化。信息化和全球化催生了中国在21世纪初的社会整体发展局面，中国是信息化和全球化的主动接受者，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正在成长为世界上一支任何国家都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中国的发展能力以及整个社会的经济、科技与教育基础仍然相当落后。总之，中国现存的落后势力还从方方面面制约并且阻碍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必须找准制度与文化的两股力量，释放中华民族新的更伟大的、文明的发展能量。
   无论如何，中国社会不可能一下子从整体上站在人类文明的成果之上。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还将会加大。但是，中国必须从政治上确立起保证社会稳定的制度框架。中国在21世纪的人类发展中，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不可能一直扮演一个接受者和学习者的角色。 因此，必须激发全民族在公平的制度基础上的劳动、发明热情，向智力要发展，从而使中国成长为伟大的国家。

一、20世纪最后阶段的人类文明成果：信息化和全球化

   人类的信息化是在美国起步的。从1878年贝尔电话公司正式成立到1892年纽约芝加哥的电话线路开通，贝尔第一个试音：“喂，芝加哥”，这是人类第一次通过电话传递声音。1946年2月，现代计算机诞生在美国费城，60年代计算机进入了生产领域，到80年代计算机技术的长足发展已经推动并且成就了全球信息化。可见，到20世纪80年代，信息化的历史仅仅才有100年左右的时间。
   中国信息化的历史更短，从1999年9月中国首次进行72小时网络生存测试到2008年12月底，中国网民数达到了2.98亿人、手机网民数首次超过1亿人。在这短短十年的时间里，互联网成为比电话更直接影响到中国人生活和工作方式的工具。从90年代中期开始，互联网迅速在城市普及，并且开始进入农村社会。中国的政府部门、大学与科研机构、金融系统等领域是应用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急先锋。从而互联网成为影响整个中国社会的一支最具体的科技力量。
   早在1948年，美国数学家、信息论的创始人仙农在题为《通讯的数学理论》的论文中指出：“信息是用来消除随机不定性的东西”。“信息是确定性的增加。信息是确认肯定性（确定性）的东西。 或信息是肯定性的确认。”同年，美国数学家、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在《控制论》一书中指出：“信息就是信息，既非物质，也非能量。信息是物质、能量、信息及其属性的标示”。到2002年,邓宇们提出的”信息”概念与定义为：“信息是事物现象及其属性标识的集合”。
  在研究人类全球化问题时，有人把全球化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492年到1800年是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它是在国家层面上发生的——西班牙发现美洲，英国殖民印度——世界从一个庞大的尺寸，变成了中等尺寸。 从1820年或182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00年是第二阶段，这是发生在企业的层面上，市场和劳动力造就了全球化，世界也从中等大小缩为尺寸。 第三个阶段，世界变成“迷你型”的了，这一过程开始于2000年。在这个阶段的全球化时代，整个世界的竞技场被夷平了。这一阶段全球化的主要元素是个人。个人拥有着各自的机会进行全球化，与其他个人进行竞争。需要强调的是，个人不单指西方人，是指世界各种肤色的个人。
     显然，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凸现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也是当代人类文明的实质。
   起自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是以电子技术为产业基础的信息全球化。关于全球化的真正含义，理论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一般讲，从物质形态看，全球化是指货物与资本的跨境流动，经历了跨国化、局部的国际化以及全球化这几个发展阶段。货物与资本的跨国流动是全球化的最初形态。在此过程中，出现了相应的地区性、国际性的经济管理组织与经济实体，以及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精神力量的跨国交流、碰撞、冲突与融合。
  总的来看，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先导的、包含各民族、各国与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全球化”可概括为科技、经济、政治、法治、管理、组织、文化、思想观念、人际交往、国际关系十个方面的全球认同化过程。
   按英国学者戴维. 赫尔德的说法：“全球化是一个体现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此过程可以根据其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来衡量，并产生了跨大陆或区域间的流动与活动、交往与权力实施的网络。”
  可见，究竟什么是全球化？人类目前达到的全球化程度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全球化在21世纪发展中的必然逻辑以及结果又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是涉及全球化实质的问题。
    全球化必然导致人类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国家的矛盾，但是，也同样导致不同民族社会在文化上的认同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够否定和掩盖人类文化认同的趋势。全球化是一个文化的认同过程：包括保护环境、和平共处、和谐共生等等。
   传统上，对于中国人来说，整个社会既缺乏信息的充分交换又缺乏技术方面的发明能力。在古代，中国人传递信息的方式是驿站、书信和马匹。邮差往往是骑马飞奔在驿站之间，传达着朝廷的消息、政令，驿站是沟通地方政府与朝廷之间的桥梁。缓慢的信息传递方式，是与慢悠悠的农业耕作方式紧密相连的，“家书抵万金”表现的不仅是一种思乡的情感，其背后是落后的信息传递方式。
   中国必须对全球化问题有着独到的认识、思路和态度，才有可能成为21世纪社会发展的赢家。全球化与中国的关系错综复杂。直到1980年以前，中国在经济方面还是几乎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因此，在中国，全球化的历史到现在只有30年的时间，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同时就是整个国家的全球化过程。而且，有一种观点已经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对外开放的成就大于内部社会改革的成就。显然，全球化对于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和后果都是巨大的。
   必须把中国发展放置在全球化的视野中。中华民族必须保证自己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迷失方向并且具有正确的选择能力。在历史上，尤其是20世纪百年的选择过程看，中华民族在选择自己社会的发展道路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方法方面，还都存在着严重的偏激性、片面性和主观倾向，中国在处理自身面临的一系列社会发展问题时，往往带着某种程度上的小农意识的狭隘性和短见，因此，从历史的角度判断，中华民族还不是一个善于选择生活方式和未来方向的民族。
   我们可以倾向于把信息化看成是一种技术性的方向，而把全球化看成为属于人类文化范畴的、综合性的社会形态。不管怎么看，20世纪最后30年的全球化是有一次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文化发展方向和内容的伟大事件。现在，西方的人权与中国的“以人为本”相互呼应，虽然其目的尚存在很大的差别，但是，在文化的基本的演进方向上却是相同的。
   全球化恰恰是对人类文明一致性的证明，而不是证明了人类文明实质的差别与不同。人类文化在世界各国、不同民族社会的表现方式虽然存在明显的不同和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别，但是，其文明的实质却是相同的和一致的。文化过程则是人类面向大自然与社会本身时代文明进化过程。
   以信息化为领航的全球一体化，是20世纪人类在生产力发展方面、人类交往方面取得的最伟大的社会成果。全球化是一种任何力量都否定不了和逆转不了的趋势。起自2007年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会成为终结全球化趋势的事件。但是，却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转变全球化的方向、内容与形式。
   人类只能在全球化中受益而不会受害。必须把全球化看成为是人类文明趋同性的一种态势和过程。从这样的角度理解全球化，才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实际状况。“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这句源于《易经》中的话，代表着中华民族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最高概括。事实也是如此，在人类社会存在的每个不同的阶段里，都产生过许许多多关于社会状态、发展阶段、前进方法、未来面貌的各种各样的理论。但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结果是达到文明一致的状态。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判断，全球化不仅是人类在20世纪最后30年里科技生产力发展的成果，更远大的历史意义在于，全球化为国家消亡提供了一个最有力的先导性信号，并且为国家转变其运行状态奠定了条件。我们还可以认为，全球化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关于国家的概念和主权观念。在以往，国家是第一位的，现在，国家退居次要的位置。
   20世纪最后30年的全球化，极大改善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各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人类在21世纪是否就能够避免世界性的战争，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观察和并不十分确定的问题。
    信息化和全球化是人类在20世纪取得的最伟大的科技成果和社会成果。在信息化与全球化的浪潮中，人类踏入了21世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21世纪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时间的流逝不会帮助人类解决任何社会问题，只有人类自身的劳动、创造与发明，才能够使得人类社会转变的美好。
  20世纪最后阶段的信息化与全球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社会科技革命。虽然我们现在还很难对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影响与结果做出全面的评价和论述。但我们却可以指出，对人类生活方式最具根本性改变作用的力量已经出现和发生。至少在如下的几个方面已经对社会发生重要的影响力：第一：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趋势下，人类在21世纪有可能并且有条件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制度体系的鸿沟。事实上，人类生活的本质说明，人类的日常生活并不存在明显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第二，信息化和全球化深刻改变了社会的家庭结构、男女两性关系和人们的交流方式。第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促使国家消亡的力量，我认为，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和形态，必将成为国家消亡的促进力量和现实力量。因为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条件下，然后一个单一的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的状态下存在、运动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相信国家要消亡的最终结果的理论，但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人类并没有创造出那个导致国家消亡的科技成果，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并且肯定，那个导致国家消亡的力量就是人类生活的信息化和全球化。即使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对人类社会形态的关注以及对阶级斗争问题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出发点，但是，人类新的世界观要求，人类必须首先把认识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放在第一的和最重要的位置，只有从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出发认知社会，人类才有可能在自身社会的发展方面完成最具实质性的突破。
   因此，信息化和全球化决不仅是一种单纯的经济力量或者仅仅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信息化和全球化从一开始就是一股明确的政治力量，并且是最彻底的影响到人类整个社会生态的因素。一个国家如果无视这个因素，这个国家的进步注定就不可能顺利实现。
  中国在21世纪的建设与发展不仅要面向未来而且必须立足于未来。通过1978—2008年30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信息化和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明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如何应对人类的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趋势，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选择。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必须认识、把握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实质、核心。直到现在，我们的思想界、政治领域甚至科技界，对于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认识还既不全面又不深刻。致使许多社会的政策决策都处于一种落后的、陈旧的、简单的思维方式支配下，因此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必须懂得，社会政策与决策的环境、前提、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国家发展的老路，也不可能提高模仿西方国家来完成自己社会的发展任务。中国的建设、发展与进步既需要借鉴他国的经验，又必须站在未来的高点之上，并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但是，简单地强调中国特色并不会起到太大的好处。

二、中国社会的基本趋势

   对中国社会状况的研究和发展趋势的判断，是一个极其困难的理论问题。这是由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决定的，也是因为中国至今尚不是一个具有精密而准确的数据统计资料的国家。这使得任何一个研究者要全面揭示出中国的真实家底和判断出中国的走势都异常困难。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理解这个社会的状况和趋势，才能够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中肯和符合要求。
   1979—2009年3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就将一架桥梁，飞跨在中国的20世纪与21世纪之间。并且为中国打通了21世纪比较顺利发展的途径。最重要的，是为中国21世纪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和精神素质。改革开放30年，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是一个超过以往3000年成果的时代。另一方面，这30年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撕裂也十分明显。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现实，中国大陆的城市数量到2007年末达到655个，比1978年增加462个。其中，119个城市人口超过100万。地级及以上城市已经由1978年的111个增加到2007年的287个。2007年城市市辖区人口(不包括市辖县)200万以上城市个数达36个，比1978年增加26个；100万至200万人口城市达83个，增加64个。 小城镇发展呈现新局面。1978年全国建制镇2173个，2007年末达到19249个。
   国家统计局报告指出，2007年全国城镇人口达59379万人，城镇人口(居住在城镇地区半年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44.9%，比1978年提高了27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人口城市化最迅速的时期。因此，城市化曾经也被视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明显的运动趋势。然而，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只代表着中国社会的最明显的表面现象。在中国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后，还存在着比两者更深刻的趋势。
   中国社会最重要核心趋势，是通过30年完整的改革开放时期，使得社会内部站在了人类已经取得的信息化和全球化的高点上。然而，必须认识到，中国的信息化和全球化，一方面是通过社会对外开放的接受、借鉴和拿来；另一方面是，仅仅在国家内部的一小部分中或者一部分产业领域内实现了信息化和全球化，而远远没有完成整个社会的信息化和全球化。信息化和全球化对中国社会带来好处，也造成差别和矛盾。
   同时，中国应该知道，信息化和全球化不是从自身社会发展的结果和必然逻辑。而是通过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结果。中国内部的工业化程度和水平依然很低，社会人口的城市化比重也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如何演变，在民族价值、道德、心理等精神文明方面以及社会的政治制度上又如何推导走上一条符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并且，保证中国社会的平稳与安定条件下的发展与进步，中国发展的任务是多层次的、多元化的和头绪繁重。以科技、信息、教育、知识为生产力先导的发展形态，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
   关于中国社会的趋势问题，从经济方面判断，必须从社会分工出发去做出分析和判断，从政治方面判断，必须从权力与社会的构成关系中来判断。在文化上，应该看人们对未来价值的基本取向。中国社会的基本趋势是健康的和积极向上的，但是，这也需要对不同的趋势进行分类识别，以把握不同趋势因素对未来生活的影响程度。
  关于中国社会的几种明显的趋势，我们可以从如下五个具体方面去认识：1、企业组织成为影响生活方式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基本力量。这个趋势是一可逆转的，同时，企业组织的发育也成为社会政治民主的催化力量。企业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劳动组织，而且是一种最积极、最活跃、最自觉的创新需求的力量。
   2、在个人生活方面，互联网成为影响人们交往方式的一个重要的渠道，在多种思潮的影响下，性解放成为基层生活中的一个明显的倾向。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转变。
   3、选择的多样性与产业层次间差别的扩大。同样，人们社会选择的多样化倾向也主要是由企业组织的变革带来的，中国的产业发展部平衡性既是经济的动力又是经济发展的包袱，产业间的不平衡局面的克服，需要科学技术能力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提高。
   4、政治秩序根本转型的条件已经发生。新闻界、律师界、教育界等都成为新型政治秩序形成的重要力量。但是，新的政治秩序尚不能迅速地建立起来，这是眼前的各种混乱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良好的政治秩序必须依靠公平公开的选举制度变迁以此为基础，然而，在中国大陆，选举制度的建立、发展、成熟却受到来自落后的权力观念的阻扰。
   5、在思想领域，存在着对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经纬分明的不同立场和态度，并且形成激烈的冲突性和差别性。不过，人们已经懂得，改变生活面貌的是丰富多彩的高质量的商品和劳务，而不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中的许多冲突，是由错误的宣传所导致的，克服思想领域里的冲突，必须为中国社会树立起符合人性文明要求的价值体系，从而为中华民族确立起正确的世界观。
   趋势既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力量又是比较明显的动态因素。趋势的形成是普遍性的社会追求的结果，但是，中国社会要求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和不同利益诉求，因此，在所有的社会趋势中，既存在着积极的因素，也存在着消极的成分，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就是要促进一切积极的、健康的社会元素的生长而克服消极的因素，从而维护整体社会在稳定中发展。
   2008年是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最多灾多难的一年，各种自然灾难频发、各类社会事件层出，而且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社会失业人口达到一个难以容忍的程度。改革开放时期走到2008年，中国的社会治理危机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经济危机与社会治理危机是中国大陆面临的两道槛。在21世纪初，我们必须找到平稳过渡的方法。否则，任何一种社会危机都不可能单独发生，如果一起爆发，不仅会把3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社会成就一笔勾销，而且会直接影响到现实的生活质量，并且会对21世纪中国大陆的长远发展造成巨大的破坏性。因此，必须从制度建设上为中国社会找到避免经济危机与社会政治危机爆发的方法。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设计和建设。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已经说明，没有一种合理的、公平的制度体系，任何具体的政策都不可能长期发挥良好的效果和作用。
   起源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时期有就走过了整整30年。人民群众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但是，在改革过程中，必须承认，许多具体领域、具体部门的改革失败了，被人们称之为“新三座大山”的教育、医疗、住房改革，最直接影响到每个家庭生活，并且对社会的整体改革构成威胁。而问题的积累，有可能导致人民群众抵制不合理的改革。当具体的改革措施被利益集团所操控后，人民群众就会起来反对改革。而局部领域改革的失败也有可能对社会稳定带来威胁。问题和矛盾就是如此严峻。
   2008年发生的一系列社会事件说明：一方面，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说，基层政权已经没有能力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稳定提供可靠的、有效的保证；另一方面，县级以下（包括县级政权）对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极其严峻的考验，搞不好，就会成为直接威胁到共产党整个组织的地位。
   在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着的严重的问题是，基层群众所面临的问题根本得不到及时、迅速、公平的解决和处理，基层政权的作为严重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共产党的形象，同时，对社会生活造成普遍的不公正。因此，共产党必须对自己的基层政权建设做出有效的修正和加强。
   中国大陆社会的政治制度已经导致整个干部队伍同人民群众的脱节，同时，以人文知识分子为精英的阶层也同人民群众生活相脱节。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同社会生活实际相脱节，而直接结果则是一系列社会政策同社会实际相背离，政策希望达到的良好目的总是不会出现，甚至南辕北辙。国家机器的不行为和乱作为现象异常严重。基层政权的不作为与乱作为现象更是触目惊心。
   国家机器与社会生活的脱节、政策与实际的脱节、干部队伍与人民群众的脱节。这些都是事实存在。这些事实已经严重威胁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政治体制的安全，但是，我们还看不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法提出。
    中国大陆社会的政治危机可能通过一两项具体的社会事件一下子爆发出来，让各级中共党委与政府措手不及。这种事实如果发生，又必将为中国21世纪初书写不光彩的一页。因此，有条不紊地、按部就班的、扎扎实实的推动政治改革的任务，必须从现在就开始。
    政治改革无非是让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在公平的法律制度框架内发出声音、公开诉求、寻找自身利益实现的合理合法的方法与途径。在一个开放而文明的政治系统中，不同的社会力量间的矛盾、冲突通过和平、理性的方式进行竞争并且得到最后解决。权力是为全体公民服务的工具，不管公权力被什么样的具体人所掌握。
   在中国的传统政治和干部制度，政府官员无一例外的是通过自上而下的任命完成的。对于平民百姓来说，他们就像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一样，也根本无法选择由谁来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老百姓在政治上几乎完全置身于权力之外，与权力没有任何关系并且听任权力的摆布。21世纪中华民族政治文明进步，就是要结束这种局面，并且建设一种符合发扬人性光辉制度体系。
   解决中国大陆社会治理危机的根本方法是翻新干部制度。基本上可以认定的一个真理是，只有通过人民直接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才会真心实意的为人民办好事。在政治程序中，把选举官员和任命官员从法律上分开，再由选举出来的行政领导人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任命政府、人大等国家机构的工作人员。
  中国大陆社会治理危机在短时间内将继续存在，直到全新的干部制度建立起来为止。当然，任何制度都具有其两面性，再良好的制度也是由它的具体的执行人操作的。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是一个最需要伟大政治家出现和发挥作用的时期。但是，人民还没有从现行的政治体制内看到这样的伟大政治家的存在，同样，由于体制外的政治力量根本不能够获得自主发展的条件，在共产党体制之外，即使存在这样的力量，也根本无法发挥相应的作用。而这样的局面又反过来加剧了中国大陆社会的治理危机。
   共产党必须保证避免社会政治动荡的发生。一方面，共产党组织内部的民主必须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另一方面，共产党外政治力量的发展必须获得公平的法律空间。显然，共产党高层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经过2008年后，《瞭望新闻周刊》在2009年5月以《中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内外形势严峻复杂》为题发表文章。文章中将到——“来自高层的判断认为，我国社会大局继续保持稳定，总的形势是好的。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仍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时期。”“
     当今世界仍不太平，西方敌对势力分化、西化我国的图谋从未改变，并不断炒作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等议题，利用各种机会捣乱破坏，利用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制造社会对立，对我国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危害；国际恐怖主义抬头，已对我国构成现实威胁；我国周边一些国家政局不稳，恐怖活动十分猖獗，恐怖事件频繁发生。这些都对我国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从社会发展阶段看，我国目前正处在从温饱到中等收入水平的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个阶段，经济结构、分配体系的调整，往往会引起社会关系变化和利益格局变动，导致社会矛盾多发，这也是各国发展历史中出现的共性问题。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特别是当前经济比较困难的时候，各种矛盾很容易激化，从而诱发各种群体性事件”。“综观之，经济方面的不稳定因素与政治方面、社会方面的不稳定因素相互影响，短期问题与长期积累的问题相互叠加，国内不稳定因素与国际反华势力相互交织，这是当前需面对的实际情况和严峻考验”。
   在说到全球金融危机时，文章讲道：“特别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企业生产经营比较困难，下岗职工、失业农民工有所增多，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有所增大，劳资纠纷、合同纠纷、债权债务纠纷等新矛盾不断产生，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涉法涉诉等老问题有所凸显，如果处理不好，容易引发不稳定事件；一些地方杀人、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增多，抢劫、抢夺、盗窃等侵财犯罪上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传销、集资诈骗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时有发生，社会治安出现不少新情况。在新形势下，人民群众期盼更平安的社会环境，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
   但是，这些文章对于真实的社会问题的分析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思维方法，也不切中国问题的根本与要害。不过，可以看到，在经历了2008年一系列事件后，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中国社会问题的严重性。
   对于中国问题的分析和认识，回到阶级斗争的思维和传统的依靠武力维护政权的思路上是非常可怕的。同样，依靠制造矛盾和仇恨的方式解决问题也是可怕的。国内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中国21世纪的发展几乎没有任何帮助，只能继续导致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孤立。并且对中国社会内部造成撕裂般的影响。
   中国大陆社会在政治上的民主化转型，是21世纪初中国面临的最大困难。如果这个大陆社会在政治民主化的转型过程中获得成功，就会严重影响到过去30年取得的经济成果。如果发生社会内部动乱，“中国模式”就有可能失败。
   中国在政治上处于严重的不成熟的状态下。传统的政治理念和落后的权力意识是影响中国大陆社会政治文明的最关键的因素。
   中国共产党如果继续沿着落后的维护政权的思路走下去，中国发生大规模政治动乱的可能性就会变成现实。执政党的政治思维应该转移到为中国设计和建设以个公平合理的国家制度体系方面上来。如此，才会赢得中华民族的长久发展繁荣，也才会使得我们的国家“万世太平”。
   在中国，仍然崇拜毛泽东的人还很多，这些人大多数是以些不明真相并且缺乏对毛泽东的作为起码的分析力的人，但是，极少数人却是极端的毛分子，他们仇恨改革开放时期。这些人是中国文明进步的障碍和价值落后的部分。
   一个社会的运动与发展趋势并不代表一个社会文明的实质，但是，社会文明的实质却包含在社会运动的总体的趋势中。从这个意义上看，对一个社会的整体的发展趋势的认识，必须着眼于对社会发展文明实质的把握，如果仅仅去揭示一个社会的运动趋势，哪只能是反映这个社会状态的表象的东西，而理论研究的目的，则在于通过现象抓住实质。
   中国在21世纪初的社会状态下，其社会趋势是错综复杂有难以把握的局面。社会内部各阶层的矛盾由于长期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官民矛盾的激化而逐渐显性化，而国内的民族矛盾已经通过西藏的2008年314事件和2009年新疆75事件表现从来。如果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转化到其他的社会领域中来，现行的体制就有可能被冲垮，整个国家就存在着陷入一场大规模的混乱局面的危险。
   在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像中国今天的局面一样如此复杂多变而又难以掌控。一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已经根本无法适应丰富多彩的社会需要，而又难于立即转变成为一种和谐的民主体制。
   在这个关头，中国需要进行一次最伟大的社会制度的发明实践。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文明的成果是需要由制度的力量来保障的。一个符合人性文明发展需要的制度体系，不仅本身就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促进文明生长的重要力量。

三、社会的城乡结构矛盾与克服
 
  中国城市与农村二元结构型社会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和在多种经济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
  无论从哪种社会角度来说，城乡关系都是研究中国社会一切实现问题以及历史运动的根本动力的一个必须回答的出发点。中国的工业化首先发源于城市，在1861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中，中国城市工业化的进程开始起步，但是，国内的政治局面已直处于动荡中，1911年10月辛亥革命仍然没有推动中国走上一条产业革命的道路，在1949年10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建立后，工业化走过了一条结合城市化的同时进行的线路，但是，中国工业化的战线拉的很长，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不能作出中国工业化任务已经完成的结论。事实上，中国工业化仍然要走一段科技化的道路。中国工业化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工业化本身不能够容纳过多的劳动力问题，共产党政权一直强调的政治基础是“工农联盟”。但是，工业化本身对农民阶级和农村社会的贡献度却很小。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有着广阔的国际阶级背景，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遇到的国际环境是：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使命；另一方面，国内产业分工手到劳动力素质的严重制约。中国既要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走完一个工业化的阶段，有必须在同时走上一条整体性的超越工业化之路，这是中国社会的真正困境。21世纪初，中国面对的仍然是如此的困境。而沿着超越工业化的方向找到符合中国社会特点的发展之路，正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努力的方向。
  历史上，在中国的社会范畴中，“城”是一个政治的、军事的要地并为政治军事目的而建，而不存在“市”的含义。城可以成为城池但不能叫做城市。在古代，每座城的四周是高高围起来的城墙，并且修建有叫做护城河的水渠，每座城设有东西南北四个大门，人员的出入要经过严格的检查。因此，城是一种封闭的、为军事和统治目的而建的要塞，在城里居住的是官员和守卫城池的军队，也有零星的为官僚体系服务的商人，但是，城的作用完全是政治的和军事性的，商人、企业都不是城所承担的的功能。
   在中国的话语中，“市”一般是指货物交换的地点和具有平民性质的概念。在乡村的口语中，也叫“集”，农民把去市场叫做“赶集”。“市”和“集”才是具有买卖、商业活动的概念。
   城乡的分隔自古就严重的存在着，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国革命。辛亥革命是从城市发起，导致了清王朝的崩溃。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走出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既是以农民为基本政治力量的乡村打败城市的典型历史。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实上表现为整体上处于破产地位的农民在无路看走的境况下，为了寻找未来的归宿而进行的暴力革命，这是一个没有走上产业革命的国家的必然之路，但是，也让自己的民族社会为此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
   到现在为止，如何解决中国社会的城乡关系问题仍然是国家政权必须加以深入全面研究的政纲性的问题。
   农业生产是地球人类文明的第一次飞跃。人类在未来生存的过程中离不开农业，农业在未来的人类生活中不仅将存在下去，而且将永远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产业。在农村社会的发展方面，必须为农业生产方式的科技化找到有效地途径。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关键。在计划经济时期，一个口号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但是，在中国工业化基础本身异常落后的情况下，农业机械化也根本无法得到实现。 因此，必须改变农业生产的方式方法，这便是推动并且完成一次农业生产的科技化转型，由此再次实现人类农业生产的最伟大的飞跃。
   为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全面升级寻找方法和途径，是解决城乡关系的根本出路。通过观察，我认为，温室种植将是21世纪农业生产方式革命的一个有效的途径。温室种植结合高质量的种子培育，高技术的温室种植与传统温室种植的不同之处在于：温室种植具有良好的密封性能，能够有效地避免害虫的侵入，从而减少使得对杀虫剂的需求大幅度降低，同时也减少对化肥的使用量。温室种植的专业化，将成为中国农业生产方式规模的一个最明显的方向，因此，中国的教育需要打造出大批的具有高科技知识和劳动技能的农艺师和农业科学家。
   温室种植将是人类的农业生产工业化和科技化相结合的成就，从而改变人类自地球上 诞生以来所从事农业种植的方式。历史上，人类从一开始从事农业耕种，就在露天条件下进行，而且农业生产的科学技术进步速度与规模都异常缓慢。现在看，在经过20世纪百年工业化的成熟过程和全球一体化后，人类仍然需要把自己的注意力再次集中到并且回归到农业生产领域上来，用工业化和科技成果，完成一场最伟大、最具有普及性的农业生产革命。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场农业生产革命的意义更加艰巨和重要。
    中国从北到南虽然拥有富饶肥沃的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但是，事实上中国史一个人均耕地资源非常贫乏的国家。节约土地和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政策。通过高技术含量的、专业化的温室种植，将把土地的利用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为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根本改变找到有效的方法和途径，是21世纪中国农村社会进步的关键。首先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种植方式，现在，中国农民对土地的利用基本上还停留在根据季节变化的露天种植上，生态农业是中国农村发展的根本出路。
   政府的推动力、组织力十分关键。中央政府必须在中国农村的建设与发展方面，向农民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方法和步骤。
   在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向科技化转型的同时，必须制定具体可行的农村社会的信息化的目标和方案。中国农业社会的发展已经不是一种单向度的发展，已经是一个综合型的发展状态和局面。而且，农业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各级政策决策层必须充分认识到这种变化。
     必须认识到，起自1978年代农业生产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建立在中国农业生产的最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的政策选择。哪次政策只是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改变了农民与其生产资料——土地的关系，从而释放出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积极性。现在，农业生产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政策依然发挥着成效，但是，农村社会又一次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中国农业生产方式必将走上一条农场型的、高科技的、可持续的温室种植的方式。用农业科技引导中国农业生产方式进行一场深刻地革命性转变。从而使得农业生产在环保、灌溉、用水方面实现飞跃性发展，并且，改变对除草剂、杀虫剂等农药和化学肥料的使用。
   人类对农业的需要将伴随这人类在地球上存在下去。中国幅员广大的农村社会既是中国发展的包袱又可以成为中国发展的动力。这要看政府用什么样的政策推动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对于农村社会发展的规划以及对于农村劳动力的组织，仍然是政府的最薄弱的环节。进行信息时代的农村建设，农民最需要的是有些的组织，组织农村劳动力的生产和学习。农村社会的发展需要农业劳动力文化素质、科技知识水平的提高，需要政府的强有力的组织能力和正确合理的发展规划。
   农村社会发展取决于各级政府对于农村社会的正确有效的发展规划和组织引导。农村拥有中国社会劳动力最为丰富的资源。在有效的组织下，农业劳动力也最为吃苦耐劳和勤奋。中国政府解决农村社会的发展问题，需要着眼于全球信息化的宏观产业背景下。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和政策选择必须是超越性的。
   因此，解决中国城乡社会二元结构问题，不仅是一种户籍管理、就业方式、福利保障等制度性问题，最根本的还是如何实现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向科技化转型的问题。如果没有整体性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大规模、普遍性的提高，仅仅试图从制度方面解决城乡社会的二元结构问题，只能是一条走不通的线路。
   加大对农村社会基础设施投入的同时，必须从根本改变农村社会的“软实力”着手，即从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化、教育卫生体系的建设等方面进行。只有着眼于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的面貌。
   为农业生产找到最符合农村社会发展的先进的生产方式，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关键。农村社会的生态保护问题是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后的一个迫切需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问题。
   中国在21世纪的文明发展，不简单地是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建筑物的越来越高大和工厂的稠密，而是农村生态环境的优美、工业的合理布局、服务业网络的快捷便利、教育卫生机构的完善高效、文艺娱乐的积极向上。
   一个社会，只要拥有完善的产业结构，就会较好地解决劳动力的失业问题。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劳动力就业状态的直接影响力量。中国工业化过程不可能满足劳动力的充分就业，但是，在农业和工业两大产业之上拓展起来的其他产业，不仅是农业与工业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动力。
   中国城乡关系的对接，是一个综合型的社会政策问题。从劳动力和社会运动的自然规律出发，才能够解决好中国面临的这个最大的社会问题。

四、当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智能化与协同性

  首先我们需要探讨一下发展的概念与性质。可以肯定，我们时代生活的进步带有整体性和全面性发展的特点，发展并不是局限于某个领域或产业范围内。这就使我们的社会发展具有了整体的和综合的发展性质。
   自从地球上有人类生活以来，每一次重大社会体制变革的主导力量都是一种大规模的产业取代另一种物质基础落后的产业，而逐步形成并确立起来的。因此，过去的历史进程在头绪上显现的非常单一。在历史的每个重要转折关头，起支配和主导作用的是单一的产业力量带动下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从而导致一种产业替代另一种产业，这是指产业力量对社会人口结构的决定作用和对人们衣食住行的影响。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劳动力的绝大多数转移到新的一种单一的产业中。产业分工的发展和丰富是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动力，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物质财富的创造以体力劳动为主，人类从游牧生活过渡到农业，再从农业过渡到大规模的工业生产，都是以体力劳动对分工的贡献，封建制度建立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则是由于大工业的出现，可见，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共性是由于一种单一的产业力量的兴起和以体力劳动为主。
   中国是在落后的社会物质基础上通过国内革命战争的方式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时至现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但是，就21世纪初的形势来说，在现时代生活的一切领域里，我们遇到了不同于以往历史运动进程的各种因素，历史进步的单一性轨迹被打破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己经不再是一种充当主导作用的产业力量和生产方式所决定，发展的因素、条件和前提己经呈现出综合性的特点，而不是某种占居绝对优势的一种成份发挥作用。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代表的人类的科技革命，我们获得的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就此而言，中国社会生活通过短短的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己经表现的尤为鲜明。对于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因素，不仅包涵工业生产的增长和农业生产手段的改善，还包括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所有领域的进步，当然也包括上层建筑领域内的一系列进步。诸多因素相互交织，而任何一种单一的产业和力量都不能够充当整体性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虽然它们在发展方面存在着主次轻重和先后顺序之分。可见，单一的社会因素不会成为现时代发展的决定力量。发展必须是全面的和整体性的，在其实质上意味着社会生活智能素质提高。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已经以脑力劳动为主。 
   所谓发展首先指人本身素质的文明进步。发展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从社会层面上说，创造社会财富的科学技术水平的广泛应用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物质基础的丰富和扩大；一是从人的劳动技能、教育水平、心理品格的改变和提高。因此，我所理解的科学发展，就是指中国社会生活在物质基础和全体成员科技素质和人格完善两个方面的进步。发展动力由各种因素构成，其中经济增长和科学技术进步的规模与速度、人们普遍的文明价值体系的形成，此两者最为重要。在同一历史时期内，各种起关键作用的社会力量构成一定的比例状况，它的发展程度应该协调一致。由于某种要素的落后而影响了整体发展的进程，就必须采取措施使之同整体发展的步伐相适应。
   在我们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饱尝经济生活的苦头，不论是平民百姓还是新近出现的百万富翁，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眼前的事实以及它们的后果。 曾几何时，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使中国一步步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当“文革”结束后，人们必须重新选择自已的生活方式，重新确定生活目标和追求，所有的人都不再相信政治运动中树立起来的偶像，尤其是激进的一代青年人都觉得受了愚弄，从前一系列曾经激动人心的口号不中用了，生活一下子失去了那种轰轰烈烈的景状，整个社会中的人们一下子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固然，这一切变化既有自然而然发生的因素，也有政治权力对社会生活的一下子失去了引导力的原因。 
   纠正政治运动对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现时代形成的最初动因。但现时代生活的基础却是普遍的和不可逆转的群众性生活要求的变化。纠正政治运动的错误有必要用政治手段去进行，但任何政治运动显然都没有能力使社会本身有个实质性进展。这就需要借助经济的力量，这就是使人们看到一种双重结果：一方面现时代是由政治家们自上而下开辟的，而另一方面，只有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才会促使社会发展最后成功，这种力量完全是自下而上的。目前的状况是，一些政治策略严重落后，有的则同社会普遍的要求相抵触，一些具体的措施多半因不能推行而中途夭折。这说明，政策的出台缺乏群众性基础和不符合社会生活的内在要求。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基层生活的变化最大，但基层生活里存在着大量的不公正的事实，人们的劳动素质没能得到较大程度的改观。
  总之，改革开放时代的开辟符合中国社会生活的内在逻辑性，然而,21世纪初的中国又一次面临着社会生活的重大的裂变期。而对这种局面，任何一个领域的增长和发展都不会帮助我们解决与日俱增的大量社会问题。只有强化整个社会的协同性，才能够平稳渡过难关。发展在其实质上是劳动力问题，因此，协同性发展的中心任务和根本问题便是劳动者全面素质的提高。劳动力的发展包括许多方面，诸如劳动者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劳动技能、道德意识等等。经济制度与教育在劳动力综合素质的提高方面承担最重要的职能，经济无非人类为了解决自己吃穿住等基本需要的配置自然资源的活动，而经济制度则是保证劳动者自由劳动和全体社会成员生活保障的体系；教育是劳动力素质的培养和满足新劳动力需求的最重要的方式。
  因此，中国发展的着眼点必须在提高劳动者素质方面。应该制定全国性的教育计划和科学技术政策，促使生产发展同教育和科技紧密联系起来，使生产领域里的每一进步都依赖于教育和科技，这需要对现行的策略做较大的调整。
  在社会治理方面，不待说，关于权力的观念已经严重过时。目前的情景是，许多党政部门所承担着的大量的日常性工作都应交给基层，而有关一系列涉及到全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却需要政府去解决，这类问题包括人口问题、环境问题、重大国际关系，社会道德等等。也就是，在下放权力的时候，政府工作机关应该找到新的工作内容和对象，这是全国性政治策略转变和调整的基本条件。 
   持久的社会变革趋势已经发生，20世纪80—90年代20年与21世纪前10年还仅仅是一个短暂的开头，或者说是中国社会最伟大发展局面形成的一个序幕。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无不在中国的未来划上深深的痕迹。在全心全意为了促使劳动力素质提高方面，必须重视社会生活的软件组织（如教育、文化、基础科学、文明道德等）的建设。这需要周密的计划、深刻的智慧和无畏的勇气。同时还需要从现在起，做好充分的准备，努力制止潜在社会危机的爆发。彻底的社会变革发生在普通人们的生活中，这就要求全部国家机器和上层建筑的其它领域适应变革。
   整体发展局面的出现在中国社会内部并以现有的经济基础为前提，但却受到整个世界变革潮流的强烈影响。最明显的表现为，在我们生活周围充赤着大量的来自发达国家的商品，既有日用品，也有高科技产品，从家居到轿车，从家电到微电子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改变了我们民族的传统心性和生活方式，并且给民族工业以巨大的冲击力，但是外国商品根本无法从整体上改变我们的文化。看现实，一方面，中国许多大规模工业产业的发展如日初升，大型钢铁厂、大型发电站、汽车制造厂等等频频建立。同时，农村中的乡镇企业也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成份，另一方面，中国在许多高技术产业方面已经达到国际领先地位，而且发展之势不可抑制。不过，应当承认，由于受人口因素和传统心理的制约，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还远远没有直接影响到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对于落后的道德意识和行为方式还没有发生根本影响。
   现在，很多人都相信工业化和城市化能够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社会政策也助长了这种信念。然而，工业发展的外在条件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要求中国不能再走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中国发展道路现实选择应该是，以教育、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为基础，从而带动工业、农业、交通、通讯、能源的整体性社会进步。总之，如果没有劳动者自身素质的提高，工业增长只能对社会生活造成不良影响。这也是一切工业发达国家留下的沉重的教训。
  历经30年改革开放，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社会现象虽然显得混乱和难以驾驭，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把握目前生活事实的自然规律，正在发生的社会现象有着深刻的内在秩序，但如果治理不好，就会使混乱现象火上浇油，治聋反而治哑。这就需要理清所有的社会关系，任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措施都无济于事。 
   社会发展要求中国选择一条以发展劳动者素质为主要目标的道路。从社会变革的意义上说，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必须以大规模的教育和文化创新、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劳动技能的训练为主要方法。可见，经济增长和工业企业的无休止的创建并不是我们时代生活的最实质的问题和任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任务是建全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外在环境，使它们获得永久性和持续性的动力。但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教育界并不是经济改革的直接获益者，它们的经费捉襟见肘，教育的内在结构没有得到改变，教育内容的改革被忽视，教学方法远远落后于学生的实际需要，教学组织过程陈旧不堪，其中最主要的是教育内容不合时宜和得不到及时更新。虽然大学也颇颇建立，招生人数也逐年增加，各类成人教育科目与日剧增，我们却没有新的适应社会变革的教育原则，依然按着已经过时的社会结构的面貌建设学校，在青年学生中成长着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要求得不到正确引导，学生们的丰富想象力和独创精神得不到发挥。他们被封闭在学院中而不了解社会实际生活。无论如何，发展教育和改革教育是综合发展策略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们已经不能根据过去历史进程留下的经验来选择现行的综合发展战略。必须从根本上打开认识社会事务的思路，事实上，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已经不能制造一个庞大的行业和单一的生活方式，策略的选择应着眼于发展动力的根本变化方面。
   如果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社会进程，那么，所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只是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相互冲突的结果，在这样的社会里，城市和农村成为两种相互对立的力量，从而农业和工业缺乏应有的联系，因此，在中国，工业并没有成为农民解放的因素，它也没有取得在产业方面的统治地位，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农村和城市相互对立的结果，表现为大规模的连棉不断的国内战争，而战争的目的不是争取国家的统一，它只是军阀割据的一种工具。
  从社会结构上说，中国的发展经历了自“五四”运动以来的长期孕育阶段，甚至可以追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外部势力对中华民族造成的压力，才在20世纪80—90年代的社会生活中得到爆发式表现。然而，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前车之签，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严重破坏了社会发展的步伐。所以，政治改革和开放已经成为综合发展的前提条件。
  中国在21世纪初仍然需要工业和农业的长足发展。但是，工业和农业能否成为我们解脱现实困境的主要力量呢？不能。因为社会生活中已经存在高于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力量，这就是科学、教育、文化和技术的力量，因此，在策略方面必须致力于这些方面的发展。
  总之，中国不能盲目选择传统的产业发展战略。因为现时代的社会发展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并不是使某种产业发展到绝对优势，同时，由于社会经济基础的深层结构变化，任何一种产业都没有在社会生活中占绝对优势的条件，经济生活将同整个社会分工一样的分散化和多元化，人们也将用多种多样的方式创造自己的生活和获得收入。显然，分工不能被消灭，它的实质就在于并存性和结构的不断变化。 
  另外，我们必须充分地认识如下的事实，社会发展并不是没有主次和先后的齐头并进。发展无不从具体的领域起步，因此，必须有主次和先后之分，企图使社会的所有领域一下子发展起来只能犯冒进的错误，那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在事实上决做不到。而面对综合发展，区分发展的主次地位十分关键，如果还用传统的目光和看法确定发展的先后铁序和轻重缓急，那就有可能使我们的社会陷入新的困境中。此时此刻，我们需要重新考察社会生活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因素，并正确把握它们对于社会进步的不同贡献和作用。因此，区分发展的先后次序的问题是一个寻找社会发展新动力的过程。工业作为一种产业曾经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现在这种动力已经由教育、科技和文化等因素形成的力量所代替。
  经济增长固然是综合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我们不能从简单的意义上理解经济增长，有两个事实一下子使我国的经济生活多元化，一是个体经济的从业人数越来越多和范围越来越广，另一个是科技与信息产业的迅猛增长。此两者已经使我国经济生活多元化，而且改变着我们对“公有制”的传统认识和态度，这也说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集体和个体间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分工。同时，由于经济生活的繁荣，我国还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看不见的被称为“地下经济”的现象，几乎所有的个体经济和中小企业都用各种不同的方式逃避税收，事实上这并不简单的是税收制度、财务制度不健全的原因，而是社会经济生活自由性放大后的必然现象。它虽存在着严重的不合理成份，然而，既使我国经济发达后，还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因此，在目前的经济增长时期，政府必须致力于寻求的一种不同于现行分配制度的全新分配制度。这要求对现行的劳动制度进行较大的调整和改革，必须制定灵活多样的劳动制度，克服工作上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倾向，以尊重劳动者在职业选择方面的自由，同时建立起富有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 
   显而易见，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整体发展既是一种现象又是一种实质。可见，我们面临着多重的和多层次的任务，它们异常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它是赋于现时代我国社会整体性综合发展的历史原因。在解决综合发展的任务方面，要求我们民族振作精神，最关键的是要分清主次，正确选择发展的入口处和着眼点，既需要执政党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也需要各级政府采取正确而具体的建设步骤，也要求人民群众在必要的时候牺牲一些个人利益以服从于建设的全局利益。在以前，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任务还是单调的，群众也习惯了为一项具体的政治任务而组织起来。而现在，由于经济生活已经出现了多元化倾向，而且这种趋势不可逆转，它使每个人都成为参与者，但却没有明确的责任感。眼前的现象固然显得混乱，事实上，一切现象都依据一个明确原则而发生，也就是说，这些现象都源于个人对自身物质利益的强烈追求。对此，只能顺其自然，而不能强行改变。
  整体发展局面不是一下子产生和偶然出现的，在这种局面的背后，稳藏着中国社会将要出现的一个新的模式和结构特点。这种特点从20多年改革中迅速扩大的科技力量和商人阶层中已明确表现出来，它要求我们重新认识过去一向遵循的经济原则──计划经济原则。计划经济作为一种与自由经济相对立的原则，不能以压抑和限制劳动者个人的创造力和经济自由为代价，相反，它必须成为能够充分发挥劳动者个人创造性的原则。 
   由此可见，形成整体发展的局面既有中国历史的原因，也有世界形势的原因。我们要完成整体发展的任务，就必须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架起一条通途。
   在这个时期里，中国既要解决社会工业的任务，又需要解决高技术发展问题和必须与之相适应的教育、科学、文化等等一系列问题。综合发展就是要改变中国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而发展任务的完成则要经历长期的历史积累过程，而且积之愈久，发之愈猛。 
  整体发展需要找到有效的实破口，在有关中国发展战略的选择方面，一个十分著名的战略原则被称为国际大循环，其内容是以发展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大进大出的目标。然而，由于当今社会的发展性质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任何一种单一的产业都不能发展到主导社会结构的地位，可见，这种战略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沿海发展战略则是一种区域性发展的战略原则，它付合发展在时间上的先后要求。但是，必须看到，任何社会的发展动力都来自它的内部，而发展战略的选择必须着眼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改进。发展必须首先改变落后的物质因素，从而通过人的改造而改变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也就是说，发展是改变人同自然界关系的过程。中央政府提出的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思路是正确的，然而，西部开发必须首先选择优先发展教育、科技和文化的因素，如果仅仅一味强调大规模的基础建设的作用，只能使西部开发走一种传统产业变迁的老路。
  我们的时代并不是百废待举，但必然百业俱兴。整体性的、综合型的发展是中国现时代文明的最明显特征。因此，我们的理论科学就需要为这样的发展局面寻找动力、方法和方向。
    历史上，在中华民族的生活中，有如下几个基本的因素决定着整个社会的生态：1、以家庭为劳动单位的农耕生产方式，导致了人们在社会行为方面的封闭性和认同性；2、完全依靠权力的社会组织，农耕生产方式的自给自足，导致劳动分工不易大规模的产生。在这个社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一直就是农民，直到现在，这种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变；3、以权力为中心的官本位的文化形态，整个社会服务于权力集团而不是权力为民众服务。
  大自然赋予中华民族的肥沃的土地资源，是形成中国农业文明的地理原因。中国的农业社会状态，从来就是认识中国问题的一把有效的钥匙。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大陆内部的民族冲突与战争是导致许多王朝覆灭的直接原因。
  那么，当代中国文明的实质特征是什么？有是什么样的力量推动和引导着中华民族社会的进步？对现时代文明的认识，注定会存在水火不容般的分歧。
   显然，我们不能够沿着固有的思路去寻找人类今天文明的特征。而必须沿着文明演变的逻辑去探讨当代中国与世界文明的形成方式与基本特征。
   剧变固然是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感同身受的事实。但是，仅仅认识到社会生活变化的速度和规模还元元不够，必须认清和把握变化的方向。变化是形成社会形态多元化的直接导引。
   20世纪具有固定模式的农业文明的全面崩溃、对外部发展成果的接受主要是对西方国家商品的冲击、内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都是形成现时代文明的因素。
   在对文明的划分上，在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曾经提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概念。其实，把文明简单地划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对文明属性认识的机械化和分裂化。因为文明作为人类自身素质，具有整体性和一致性的存在特性。
   文明就是人类通过创造物质财富的方式，对于蕴藏于自身的一切美好素质的发展和拓展，使之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品格。因此，文明具有双重性，即它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在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与丰富的过程中，人类的科学素质起到了推动文明进步的关键作用。在人类有文字可考的大致6000年的历史生活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类型的原始文明，这些文明无不给我们今天的生活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但是，人类生活决不可能依靠遗产过日子，人类文明具有无限发展、创造、进步的可能性。 
   任何社会文明的产生、成长与成熟都具有物质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的标志。历史上人类的农业文明代替游牧生活，工业文明大规模地替代农业社会，都可以找到典型的生产工具的标志，这些标志是实实在在的，不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凭空臆想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历史运动才体现着身身的客观和规律性。新的生产工具是新的生产方式产生的决定因素，并为新的社会结构的产生提供必要的条件。说话之际，当人类踏入一个新的千年即21世纪的关头，代表未来社会文明及其发展方向的新的生产力因素也已经在生活领域中普遍产生和广泛应用。我认为，这种标志有二：其一，从物质生产力的角度来说，人类劳动以及从事活动的全新的生产工具已经普遍出现，即电脑和机器人的普通应用，可能断言，电脑和机器人是新的生产方式，确立的生产工具的代表者；其二，从劳动构成的不同作用方面来说，人类的脑力劳动已经取代体力劳动的支配作用成为生产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从而彻底变革社会的组织结构。这两个标志如此鲜明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同时，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到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从深远的意义上改变个人同社会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在于它们从根本上改变着人类同自然物质世界的关系。 
  因此，劳动不是一切社会财富之源，但却是社会文明之源，劳动的内涵随着历史生活的进步得到不断地丰富与发展。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存在于人体之中的脑力对于社会进步所具的伟大意义。脑力成为社会文明发展与丰富的根本动力，人类依靠自身的体力同自然界打交道的时代已经过去，脑力劳动赋予社会文明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和广阔空间。同时，脑力是真正的用之不竭的资源，具有永无穷尽的开发利用价值。可以预见，在21世纪的社会文明中，人类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会主要的利用科学技术和经济的手段，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更加分明地来自科技力量。因此，社会文明的永恒动力只能从人类同自然界的关系中去探求。 
   在21世纪，人类社会的矛盾冲突将会随着新的生产力的普及和广泛应用而改变其解决方式，人类的视野将会转移到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方面，这些问题至少包括：全球性的环境保护任务、缩小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对于一些顽固疾病的治疗等等。在人类已经走过的20世纪，在改造自然界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成就。同时也制造过许多历史性灾害，曾经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更多的民族战争以及各个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冲突。因此，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时候，人类有必要制定全新的行为准则和认识历史的观念。只要人类自觉意识到自身共同利益和存在。那么，21世纪必定是一个全人类以联合、团结、互助、新生的姿态共同生活的世界，人类不同的社会文明会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相互融合、交流、促进、理解的前提下成长，人类不同的利益冲突会运用和平的方式得到解决。
   综上所述，21世纪社会文明同人类以往的文明相比，将具有如下的基本特征：  第一，人类劳动的智能化程度普遍提高，与此相适应，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会发生根本变化，脑力劳动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的主导因素，这些将是21世纪人类历史生活的最重的趋势，它将改变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内容，全面取代几千年来阶级社会条件下陈旧的物质生产力形态以及人的拥有价值观念，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快速地得到普遍的更新，人们的精神文明会得到前所未有的丰富。
   第二，社会结构的变革会在一种全新的组织方式下进行，以电脑和机器人为代表的新的生产工具，不仅会确立起新的生产方式，而且最终会完成社会组织结构的调整，改变社会运行的程序，在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创造出全新的机制。这个历程在世界范围内将会在21世纪上半年完成，因为在20世纪下半年，首先起源于发达工业国家的科技革命已经诞生了新的生产工具，人类也开始意识到自身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里的剧烈变革，也已经提出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等一系列的新概念，同时开始探寻全球政治文明的新途径。第三，人类会自觉遵循共同利益的原则解决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不同的政治制度将能够为着解决人类生活面临的共同问题趋向于团结与合作，人类将把各种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差视为全人类文明的共同组成部分。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人类将会根据全新的原则找到解决具体利益冲突的方法，和平会比战争更重要，团结会比对抗更重要。因此，在21世纪，一切本来存在于人类自身的美好素质必然得到充分的发扬。
   智能化首先是劳动的智能化。劳动的智能化是最实质的特征并且是最有效的引导发展的力量。
    发展的协同性代表着社会不同力量、不同产业领域、不同社会部门之间为了防止和进步的共同作用。中国在21世纪的社会发展，是一个向智力要发展的过程。而不是向单一的政治、经济或者文化因素要发展。
   生产工具的进步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的标志，这是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揭示出来的观点。耕犁之于小农生产、弓箭之于狩猎、渔网之于捕鱼，劳动工具的进步本身就是人类智力发展的证明。
   把劳动的智能化和发展的协同性视为中国21世纪文明的基本特征，不仅符合现实人类生活的文明实质要求，也适用着21世纪人类文明的最核心的运动方向。中国在制定社会发展战略和具体的实施方法上，需要牢牢抓住这两个方向。
   中国社会的运动规律已经通过1978—2008年的改革开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劳动的智能化和发展的协同性不仅是创造新文明的因素，也是人类文明的成果。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差别性，都只是人类社会变化过程的表象，而不能够代表本次人类文明变革的实质。
   当代文明的智能化的方向要求中国必须极大地改革教育领域。中国国内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全球化的趋势，迫切要求中国的教育领域进行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必须看到，教育是中国社会组件中最落后于社会发展要求的一个领域，全社会的意识好态度也不利于进行教育改革，而且，政府根本就没有一整套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并且使之适应未来需要的改革方案。中国在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后，一考定终身的考试制度是整个社会的一根指挥棒，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青年学生拥挤在高考的入门处，必须指出，这事实上拥挤形成了中国社会内部劳动力的一种独特的浪费方式。但是，文明却又没有克服这种浪费现象的办法。
   教育改革要求中国把教育的内容和方向调整为劳动智能化的方向。在中国新文明形成的过程中，教育承担着重要的和支柱般的作用。
   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不断提高劳动智能化与协同性能力的过程。

五、全球金融危机及后果

   在21世纪初，最深刻的和最直接影响到世界人民日常生活的不是局部战争，而是正在我们眼前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但是，就全人类来说，世界各国还没有找到解决眼前正在蔓延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方法，更关键的问题是，其实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金融专家和政治家们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仍然认识不清、对其结果也没有充分的研判。
   为了应对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世界各个主要国家已经行动起来。各国政治家们更是不辞辛劳，召开各方面的国际会议、发表声明并且提出各种不同的或者相同的方案。但是，对于问题的解决和影响程度，到目前为止却仍然十分有限。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需要改变的是人类300年来工业化进程所使用的传统的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在文明的社会中，所运用的交换方式和分配制度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且确立下来的。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既是对传统的交换方式和分配制度的冲击，因此，如果不进行对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的根本改变，解决全球金融危机的结果也就难以取得任何理想的效果。世界金融体系必须重建，而重建的基础策略是极大地改革人类现行的交换方式和分配制度，从而解决货币对人类生活的不良影响。货币是人类为了进行交换和分配财富而进行的一种社会发明，然而，自从货币发明并且在人类日常生活中普遍的使用以来，特别是马克思揭示的当货币转变为资本后，在人类社会中带来的许多不公平都由货币造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货币资本进行了最严厉的理论批判。但是，在马克思1883年去世到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历史过程看，人类已经走到了必须根本改变货币的职能的关头。所以，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有助于人类重新认识货币的作用，并且找到货币回归其基本职能——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起自2007年初的全球金融危机告诉我们，人类必须走出以货币作为核心资本的发展模式。货币表现回归其基本职能——交换价值和分配手段两个方面。
   现行的货币金融制度是在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早在1944年7月，在人类20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夜，44个国家或政府的经济特使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商讨战后的世界贸易格局。会议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决定成立一个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个全球性的贸易组织。1945年12月27日，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中的22国代表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上签字，正式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两机构自1947年11月15日起成为联合国的常设专门机构。从此，开始了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期。确立了支撑世界经贸和金融格局的三大支柱关贸总协定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两者人们又习惯称之为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是指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经过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次大战，登上了世界经济盟主地位，美元的国际地位因其国际黄金储备的巨大实力而空前稳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在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确实带来了国际贸易空前发展和全球经济越来越相互依存的时代。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缺陷。其致命的一点是：它以一国货币（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资产，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只有依靠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才能使美元流散到世界各地，使其他国家获得美元供应。 但这样一来，必然会影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引起美元危机。而美国如果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就会断绝国际储备的供应，引起国际清偿能力的不足。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
  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可以兑换黄金和各国实行可调节的钉住汇率制，是构成这一货币体系的两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是维持这一体系正常运转的中心机构，它有监督国际汇率、提供国际信贷、协调国际货币关系三大职能。
   从5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经济竞争力逐渐削弱，其国际收支开始趋向恶化，出现了全球性“美元过剩”情况，各国纷纷抛出美元兑换黄金，美国黄金开始大量外流。到了1971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再也支撑不住日益泛滥的美元了，尼克松政府被迫于这年8月宣布放弃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兑换黄金的美元“金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加拿大等国宣布实行浮动 汇率制，不再承担维持美元固定汇率的义务，美元也不再成为各国货币围绕的中心。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已全部丧失，该体系终于完全崩溃。
   自20世纪70年代因石油危机而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世界货币体系的重建任务事实上一直没有完成。现在是必须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刻了。当20世纪70年代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解体后，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两个明显的经济事实：一是发生在美国的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二是以亚洲国家为主要代表力量（包括拉美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现在，这两股力量已经结合在一起，而目前发生的世界金融动荡也是这两股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货币体系危机就表现为多元货币体系条件下的货币危机。世界上的主要货币包括：1、美元、欧亚、日元为第一层次的货币，以本国发达的制造业和科技水平为基础；2、中国人民币、印度货币等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形成第二层次的货币体系；3、其余国家的货币组成第三层次的货币。  

在美元持续贬值的情况下，形成的多元货币体系的局面中，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确立起一个相对稳定的中心货币，国际范围内的贸易争端和货币危机将在较长时间内持续存在，直至世界统一货币的形成。
    全球金融危机首先爆发在美国，以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为起点。2007年起自美国而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然后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传统上，在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中，以列宁主义为代表，认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的大银行纷纷倒闭、大汽车厂、大钢铁厂也纷纷破产，这些破产事件是工业经济走到顶峰的标志，而不是美国经济能力滑坡的标志。同时，我们却没有看到在20世纪中叶以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景象，没有看到美国国内的抗议、示威、罢工、游行等社会现象。经济危机的确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整个历程的现象。需要重新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可以肯定，金融危机严重地伤及了美国本土经济，但是，对于美国来说，仍然是一种外伤而不是内伤，在短时间内，美国在世界格局中会仍然处于领袖地位。
   美国思想家亨廷顿的关于文明的观点影响了全世界的思想界。就思想家的影响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思想界产生了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一大批被称为未来学家底思想家，他们认为工业社会已经终结，人类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超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但是，没有哪为思想家明确指出新经济必然带来的金融危机。当然，也会思想家和经济学家指出了纯粹的货币贸易的危害。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制造业的破坏力是严重的，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冲击美国社会的科技能力。美国霸权地位会出现明显的下降，但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地位的变更在21世纪上半叶不可能发生改变。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会改变人类的生产与交换方式。美国不会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迅速地衰落下去，但是，会极大改变美国的国际地位。美国仍然具有自身的巨大优势，一是它的起自1787年代的由华盛顿一代政治家确立的良好的政治制度；一是美国的深入人心的自由价值和民主理念。此两者仍然是美国优胜的法宝。
   从更加宏观的历史视野判断2007年初因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可以判断，在21世纪初人类所经历的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是人类生产方式的一次重大调整，它将极大程度地改变自17世纪以来的人类社会工业发展模式。同时，也意味着人类的工业经济在新兴的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的影响下，以大规模统一化产生与资本相结合的工业经济从鼎盛到衰退。美国20世纪工业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和最优秀的部分。在20世纪初，美国经济发展走上了大工业与货币资本相结合的道路，在这两股力量的推动下，从20世纪初的钢铁业、汽车业等行业企业的发展为动力，一直到美国80年代成为高新科技力量的摇篮，从而在现代电子技术的带动下，互联网成为经济社会全球化的支柱力量。这一切都发源于美国。
  中国不会成为全球金融危机中唯一受益的国家。中国在21世纪里不会迅速成为世界上的领导力量。
  发生在21世纪初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向世人宣告：人类已经走到了必须结束以货币作为核心资本的经济增长方式。而目前，所有国家的政治家都在试图调整本国的金融政策和金融监管体制上下功夫，而认识不到货币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作用研究方式根本的改变。货币必须向着公平分配和合理交换两个方面转移。
   人类社会经济的增长的动力，将更多地来源于智力资源。
   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主张：“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则表示，反对建立国际储备货币，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欧盟的回应也是：目前只能维持货币体系现状。
  超主权货币概念的提出，事实上涉及的是国际一元货币与多元货币之争。纯粹的货币贸易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就被东亚政治家所严厉指责的问题，但是，却受到国际金融家的赞扬。
     人民币的政策导向必须从重点支持第三产业的思路中重新回到以重点支持和完善我国的制造业体系的思路上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许多经济政策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农业的利益，也对制造业的发展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影响。然而，第三产业的发展不是凭空的，它需要坚实的制造业基础。
    政府在协调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制造业的关系时，必须着眼于制造业的优先发展。因为群众的吃、穿、住、行质量的提高首先是由制造业承担的。从根本上说，人民币的稳定取决于中国制造和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在世界经济中的水平。目前，中国制造面临着一场全球性的信任危机，同时，国内经济存在着难以在短时间内克服的不平衡：一是城乡经济体发展的不平衡；二是在经济改革以来造成的贫富分化和就业问题，两者都严重威胁到我国经济的正常运行。而金融领域同时积累了太多的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因此，人民币稳定主要有赖于国内制造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对于中国，应该说，货币在平衡分配方面的职能比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更加重要。因此，在中国，把货币首先作为一个生产要素或者资本力量是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求的。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和对劳动力的有效组织两个方面。所以，人民币在国民生产体系中所担负的分配职能越来越显现的重要。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必须把分配制度的创新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结合起来。而且，不仅对于中国，就世界范围来看，货币的根本作用也正在发生转移，由作为经济增长的资本因素向着国民分配职能的方向转型。因为从20世纪60—70年代科技革命发生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要动力已经成为科学技术、信息、文化教育等因素。货币在经济发展和创造物质财富过程中的地位越来越弱化。因此，在这样的趋势下，人民币必须在发挥刺激经济发展的资本的作用与发挥公平分配的职能两个方面平衡。
  中国人民币的流通体系虽然存在极大的不平衡现象，但在体制方面基本上得到了完善。商业银行、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发育在短时间内成熟起来。不过，我国的金融体系面临着国内实体经济发展和世界金融市场的双重压力。人民币同国内实体经济的平衡以及与世界金融市场的接轨需要中央政府的全力协调，我的看法是：1、加快促成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2、迅速制订以重点支持制造业和农村社会发展的金融政策，3、采取低利率的信贷政策而不是一味盲目提高利率，4、进行人民币流通体制与资产价格的重新定位，5、进行货币经营的商业化和汇率机制的一揽子改革，6、建立国家支配的独立于货币商业化之外的分配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创新人民币的分配机制，是中国政府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的经济政策的重点，人民币的流通体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设计和改革，到现在基本确立了比较完备的框架体系，但是，人民币对社会成员的分配与保障职能却存在极不完善的方面，并且需要迫切的建立起来。
   在2009年4月2日伦敦G20峰会公告指出：——“目的是：恢复信心，发展和就业机会；修复金融系统以恢复贷款；加强金融监管以重建信任；为国际金融机构积累资金和改革我们的国际金融机构，以克服这一危机，并防止未来危机；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并拒绝保护主义，以巩固繁荣；建立一个包容性，绿色和可持续的复苏。我们将通过联手行动来完成上述承诺使世界经济走出衰退并防止这样的危机再次发生。”
     在这次会议上，已经“达成的协议有：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可用资金提高两倍，至7500亿美元；支持2500亿美元的最新特别提款权（SDR）配额；支持多边发展银行（MDB）至少1000亿美元的额外贷款；确保为贸易融资提供2500亿美元的支持；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同意的出售黄金储备的所得资金，为最贫穷国家提供优惠融资。这些协议共同组成了一项1.1万亿美元的扶持计划，旨在恢复全球信贷和就业市场及经济增长。”

“金砖四国”一词最早由高盛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2001年11月20日发表的一份题为《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中首次提出，2003年10月，该公司在题为《与BRICs一起梦想：通往2050 年的道路》的全球经济报告中预言，“金砖四国”将于2050年统领世界经济风骚，其中：巴西将于2025年取代意大利的经济位置，并于2031年超越法国；俄罗斯将于2027年超过英国，2028年超越德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中国可能会在2041年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印度可能在2032年超过日本；BRICs合计的GDP可能在2041年超过西方六大工业国(G7中除去加拿大)，这样，到2050 年，世界经济格局将会大洗牌，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和俄罗斯。|
   高盛的这份经济报告，使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四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受到世界更多的关注，由此BRICs（译称 “金砖四国”）的称谓风靡世界。
   2008年6月14—16日，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了首次“金砖四国”外长会议。会议期间四国外长就国际经济和金融状况、能源安全和环境问题、裁军和不扩散核武器问题、国际贸易以及国际组织改革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金砖四国”外长会晤结束后将签署联合声明，表明四国在世界发展和国际安全迫切问题上的统一立场。2009年6月16日，首届金砖四国峰会在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召开并且发表《“金砖四国”领导人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会晤联合声明》。在声明第4条中——“我们确信，一个改革后的金融经济体系应包含以下原则：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和执行过程应民主、透明；坚实的法律基础；各国监管机构和国际标准制定机构活动互不抵触；加强风险管理和监管实践。”
    但是，早在2006年6月，印度、巴西、南非三国的对话机制成立，并且效用逐步得到加强，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行动中更加协调。这个组织（IBSA）明确表示拒绝中国加入，其原因是：在国际事务中中国自私自利，没有可信性；还有，中国难以改变，因为它不是个民主国家。
    我们已经看到，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政治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政治家们提出的方案可能并不一定正确、全面和可行。各国政治家在人类解决金融危机之外的其他一系列问题方面同样发挥着最重要的影响力，因为政治家是掌握国家公权力的一群人，他们最具有组织力量。
    全球金融危机的社会背景：世界经济一体化是2007年首先在美国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基本经济条件。21世纪初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一片萧条。
    人类社会需要根本改变以货币为中心的经济运行方式。货币必须向着其基本职能——价值尺度与交换手段回归。改变货币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并且极大改革现行的分配制度，人类才能够从根本上走出金融危机的周期率。


第四章  宏观历史框架下中国

   研究宏观历史框架下中国，主要从理论上回答的问题包括：
    过去——中华民族如何走来？
    现在——21世纪处在什么样的历史坐标上
    未来——需要什么样的文明？
   当然，习惯上，中国人的思维往往存在着如下的弱点，一是把现在的生活与过去想比较；一是用中国的现状同外国相对比。其实，中国发展并不需要进行这样的简单的比较。人心向背问题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的问题。在现代，人心问题不仅应该简单地被视为一种统治术的问题，而要把人心问题当成一种社会文化建设的事业。因为一切文化无不源自于“人心”。

一、21世纪中国的发展形态与阶段性问题

   中国现时代的成因异常复杂。在形成21世纪初的局面的过程中，各种历史和现实因素都发挥了作用。然而，此时此刻，我们还没有形成关于时代生活的一种富于启发性的观点和系统的理论，这使得社会实践在政策选择方面忽东忽西和无所适从。众所周知，我们的生活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它们究竟循着什么样的轨迹而变迁？我们的时代生活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对于一系列关键性问题，都需做出富有启发性的说明，以对中国社会建设的行动和政治实践指明方向。
   当然，现在我们还无法明确地从时间上为21世纪中国的发展划定各个阶段，但是，对于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形态的认识取决于各种不同社会领域里的发展任务如何。

我的总观点是，在经过了1978—2008年30年改革开放时期后，21世纪初的中国正处在中华民族新文明形成的艰难初创时期。新文明不是简单地由单一的产业力量决定的, 而是在多种产业形态并存的基础上依靠从未有过的科学技术的推动而形成的，现实的景象是，社会运动不再是一种产业大规模的取代另一种产业,而是各个不同的产业领域赖以生存的条件即科学技术水平的急剧提高。新文明将使社会生活变得五光十色和丰富多彩，而不是单调的和清一色的局面。因此，欲要为新文明奠定基础和创造生长环境的政治权力必须走向开放，这就是要建立起一整套适应新文明成长的制度。新的文明是什么？她既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以物质利益为中心，同时又强烈追求精神生活的满足；是基层经济生活的完全自主和自觉自愿的解决寻求发展，同时又需要国家对于宏观局面和社会共同性事物进行统一协调；是解决一系列社会共同利益成为最重要的问题，同时又要注重和尊重个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概括21世纪之初现代中国社会文明的基本特征：自1978—2008年，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的主要线索。新时代的开辟必然加杂着许多混乱现象，对于时代的认识也就众说纷纭。我认为，在通过20世纪百年中国历史的巨大变迁、尤其是通过80—90年代社会生活的全面改革开放之后，到21世纪之初，中国社会生活表现出来的形态，第一的和首要的特点在于它的整体上的文明发展性和社会差别性。
   关于21世纪中国社会运动的阶段性问题，我们知道，在已经成为历史的20世纪中国经历了大致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最后，才在世纪末的最后的20年造就出当前的社会局面。现时代文明的根本性质是社会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的发展，我们也已经确定这是我们时代生活的最显著的特征。那么，在已经开始的21世纪里，中国应该又要如何度过这百年的时光？对于此，我们需要进行一个事先的预测，当然，这会带有很大程度上的主观性，但是，我们对于中国社会进行的分析可以支持我们预测的结论。起码来说，这种预测需要符合我的研究的理论逻辑，就像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最后得出“共产主义”的伟大预言一样。但是，预测不能是凭空的猜测和完全主观的臆想，预测必须根据现实并且符合生活发展的必然的逻辑。而且，从20世纪中国历史得到的一个经验教训是，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社会的建设与进步来说，正确的目的必须通过文明的手段才能够达到。任何不符合人性文明的方式方法都会对社会发展带来恶果。共产主义是产生在资本主义制度特定的发展阶段上的工人阶级的伟大社会理想，但是，当世界范围内各个不同国家的共产党为这个伟大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中，却产生出许许多多的错误的实践，从而不仅导致人们对共产主义理想失去信心和信念，而且还招致许多人道主义的灾难。
   中国21世纪初，我们时代文明的最大的特征是整体性和综合性的发展，那么，这也就便是21世纪中国社会经历的第一个历史时期，可以预计，这个时期从时间上大致需要30—50年。
   当整体性和综合性的发展的使命基本完成以后，中国社会将进入一个较发达的多元化的历史时期。这个阶段将在２１世纪的中叶，通过20—30年的时间完成。
   最后，中国社会真正步入发达社会，并且成为引领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支重要的民族和国家形态。
   因此，我们可以做出的一个基本的判断是，21世纪中国社会以及汉民族发展的形态和主要阶段可分为上述的三个基本时期。即21世纪上半叶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的发展阶段、中叶的多元化文化与科技型社会的形成、末叶智能型社会形态的确立。这三个历史时期即互为前提又是一个相互过渡的关系。
  在我们探讨和关注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形体与阶段的时候，一个假设的前提是世界与中国必须和平即在不发生大规模的、毁灭性的核战争的条件的发展与建设。历史上，人类社会发生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因此，战争工具即武器的发明创造也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性的大战，而中国又是两次世界大战中的遭遇最悲惨的战胜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中国的影响尤为明显。而且，从历史的角度说，中国事实上失去了1945年二战后的发展机会，在这里，国内的不同的政党力量发挥了各自不同的作用，同时，政党组织以及意识形态的落后性和整个社会缺乏良好的法律传统，是中国这个大国失去发展机会的重要的原因。
  当我们研究、分析和预见21世纪中国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以及新文明形成的问题时，即使在21世纪初国际关系也并不是处在风和日丽的情况之下，所以中国也应该考虑到21世纪的战争因素。不仅因为战争仍然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因为如果爆发大规模的核战争，人类就有可能在地球上面临真正意义上的灭顶之灾。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国家，以美国和前苏联为首的两大社会制度体系，不仅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相互对垒，而且也已经把战争武器的制造和发明达到了能够毁灭地球千百次的程度。到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为标志，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间的对抗即“冷战”被宣告结束。现在，我们可能还不能从最完整的历史意义上总结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性质与结果。但是，这些事件肯定是20世纪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最重大的和影响深远的事件。然而，从理论的高度判断，这些事件并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失败的证明，而是从反面证明了社会的上层建筑即社会制度体系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力，同时，也证明了在原始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不断变革的生活方式的可靠性和物质生产力个运动逻辑。
   虽然人类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在地球上产生的问题仍然没有被科学所全面揭示，但是，自从人类开始用文字记载自身的社会生活起，不同地域、不同种族的人们的社会生活，就存在着和平与战争的分别。历史学更多的记载了人类间的战争，因为战争是一种破坏的力量和征服的手段。现在看，把战争划分为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不仅过于简单，也不符合人类战争的基本的实质和结果。即使在21世纪初，我们仍然需要从理论的和现实的两个方面研究21世纪的战争，并且为此做必要的准备。
   对于中国社会建设与发展问题的研究，也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前提下，这个前提条件就是世界的和平。战争会打断人类历史运动的逻辑，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战争的因素即使在21世纪也会依然存在。自1840年后，中国充当着历次战争的受害者的角色，而且，发自国家内部的改革也都流于失败。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由邓小平推动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社会发展才取得了超过中国历史上几个世纪总和的发展成果。但是，就21世纪处的现况看，的确，我们仍然没有充分的把握作出1980—2003年的改革开放时代已经成功的历史性结论，而且，我们也不能盲目地憧憬21世纪中华民族的长远的美好未来。一个明确的结论是，社会改革必须深入到国家的一切上层建筑领域中去，改革必须符合人类生活所要求的正义、公平、自由、文明的普世原则。
  那么，21世纪人类存在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吗？回答是肯定的。但是，从现实的国际关系来考量，世界主要的大国之间，存在发动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彼此也能够充分认识到核战争将给人类带来的结果。但是，人类生活还存在另一方面，就是能够决定核战争是否爆发的权力，并不控制在大多数人手中，而是被极少数人所控制。因此，既然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不能够被消除，核武器对于人类的威胁也就会始终存在下去。国际社会仍然需要为人类和平利用核能找到最可靠的办法和途径。
  在21世纪，如果发生世界大战，中国肯定不能置身事外。如果发生战争，中国的东南部沿海将是战争的主要的目标，我们需要具备保护东南沿海的能力，中国的面向海洋的部分，是中国最易受到战争威胁和破坏的部分，也是当中国遭到战争打击的软肋。因此，中国需要制订避免战争和应对战争的方法，并且准确判断中国的军事能力和战争结果。然而，中国也没有必要为自己的国家预设一个或者几个战争的敌人。经济手段必将是21世纪国与国之间解决各种矛盾的主要的方式。
  历史上，对于汉民族来说，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心理，汉民族本身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不具有侵略倾向的民族，相反，它却是一个具有明显的防御心理的民族国家。在其经历的多个封建朝代中，其中的元朝、清朝甚至都是外族对于汉族的统治。1840年后的接二连三的对外战争无不是汉民族的具有屈辱性质的事件，从20世纪初期到中期，中国仍然受到来自许多个外国侵略势力的长期掠夺。对于这些战争事件的总结，决不是一句“落后就要挨打”所能够概括的。显然，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没有从理论上、思想上和心理的方面对于20世纪中华民族自身经历的战争作出具有历史高度的认知。
   21世纪可能发生的战争无可置疑的将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事业，在21世纪，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追求和保证自身建设与发展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但是，中国也必须使自己比较迅速地具备能够保持和平的国际环境所需要的武力平衡，不过，中国自身还不具备保持军事平衡所需要的经济实力，而对于经济资源的开发和争夺又可能成为爆发战争的一根十分危险的导火线。这也是中国发展经济的一个世纪性的难点。

二、中国与亚洲、欧洲、世界
     
   对于亚洲而言，中华文化是亚洲文化的主体内容，无论在东南亚还是在日本、韩国等，历史上都受到中华文化的直接影响。英美文化与中华文化存在巨大的心理和态度上的差别。但是，人类文化在经过20世纪的巨大冲撞后，在21世纪之初已经表现出了发展方向上的明显的趋同性。中国的发展需要在儒学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与英美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之间找到融合的途径与方法。
   （一）、中国大陆与台湾：
    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仍然属于分裂的国家——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存在。事实上是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中华民国建立于1912年1月1日，是辛亥革命的具体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于1949年10月1日，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国国内，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又进行了1946—1949年三年内战，最后的结果是中华民国政权退居台湾，共产党赢得中国大陆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是通过内战的方式实现的国内政权的更迭，因此在两者间没有良好的继续性。中国的台湾社会，从政治角度看，无论在国民党中还是在民进党中，已经具备了一大批具有民主政体下执政的优秀政治家。1987年在蒋经国在台湾放开“党禁”“报禁”后，民进党迅速发展起来，并且于公元2000年通过台湾大选而成为中华民国的执政党，直到2008年大选，国民党重新获得执政地位。台湾社会实现了两番政党轮替执政，台湾社会的民主也随之成熟起来。同时，在这样的政党轮替过程中，国民党也获得了新生。
   1949年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从大陆退守到台湾，在台湾，为了保护传统文化，1966年11月，由孙科、王云五、陈立夫、孔德成等1500人联名发起了要求以每年11月12日即孙中山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的倡议，这项活动得到蒋介石的赞许和支持。1967年7月，蒋介石倡导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简称“文复会”)，并亲自担任总会长坐镇指挥，全力推动传统文化复兴。可以说，蒋介石既是传统道德的倡导者，也是文化上的复古者。他在台湾推行的文化复兴运动不是第一次，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即推行以“礼义廉耻”为内容的新生活运动。虽然运动标榜“新”生活，内容却是“旧”道德。
   几乎是于台湾的国民党开展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同时，在大陆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66年8月8日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使大陆进入了一个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的十年。《决定》中开篇说道——“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
展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20世纪的实践，从政治上说演变成为一种暴力政治。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代表。
   在改革开放进行了30年的21世纪初，由于改革过程中许多具体领域里的失败，而招致普通百姓对改革心存不满。在社会意识方面，对毛泽东的崇拜又一次兴起，并且极端的毛泽东分子成立一种叫中国共产党毛主义党的组织。是一种极左思潮的逆流。毛主义的兴起，就像中国历史上明末清初的“反清复明”的组织一样落后。在中国一部分人的心中，当对社会现实不满后，总是试图把思维回到过去的某个年代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正是这个社会落后的表现。
  自2005年开始，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党际交往频繁起来，这是在1949年后两党政治关系的新动向。在20世纪里，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间的历史恩怨太多。而历史的真实既不像两党间曾经相互谩骂的那样极端和云山雾罩，更不像文学作品中那样简单和矫揉造作。不论历史的真实情况如何，在20世纪的两党恶斗过程中，承载着太多的中国人民的血泪与民族的苦难。中华民族要做到真正和解，必须对20世纪中国的政党政治进行一场思想理论上的清算。
  更迫切的问题是，在21世纪初，中华民族必须在政治上获得新生。中华民族在20世纪百年里的最大劫波就是1946年到1949年国共两党之间的三年内战。历史地说，1946—1949年三年内战是中国20世纪政党政治失败的标志。内战的结果是，中国分裂成为两个国家——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毫无疑问，在大陆的共产党也是一个迫切需要在制度方面获得新生的政党。到2009年，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执政时间已经达60年之久，6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固然是短暂的一瞬，但是对于个人生命而言则几乎是漫长的一生，60年的时间是三代人成熟需要的时间。现在，共产党背负太多的由于执政而造成的包袱。历史会给共产党自新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需要共产党去积极创造，而这要求她必须具有不畏自己失去政权的勇气去创造。否则，共产党在大陆就难以或者根本不能够获得新生。现实的说，目前共产党组织的维系只是依靠权力的的力量，而不是来自先进的世界观和伟大的政治理想，这种状况对于任何一个政党都是可怕的。其实，人民对共产党的态度的根本转变已经发生，这是不以共产党的政党意志为转移的。
   国民党在台湾的新生是从1987年开始的。从2000年到2008年的八年间，国民党是台湾的在野党。台湾模式是否适合中国大陆？这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但是，中国大陆社会的民主化趋势已经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政治家的胸怀至关重要。说清过去、面向未来，这是两岸在国家意义上获得统一的可行态度。台海两岸的统一取决于大陆社会的民主化的程度和具备步骤。台海两岸在国家意义上的统一应该沿着如下的程序和步骤进行：（1）、中国仍然是一个分裂的国家，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为了实现中国的统一，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致统一更改中国的国号，把中国叫做“中华共和国”。同时废除“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国号，以实现大陆与台湾在国家意义上的统一。两岸在国家意义上的统一需要更改中国的国号。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属于中国。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两个名称不同的国号。中华民国是1911年10月国民党通过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于1912年1月1日建立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通过抗日战争后1946—1959年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于1949年10月1日建立的国家。（2）、在20世纪里，国民党和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都做出了自己政党应有的贡献。但是，在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党政治的形成与发展存在巨大的历史性缺陷，由于中国没有民主的传统与选举的经验，政党间对国家政权的争夺走上一条武装暴力和军事战争的道路，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与文明进步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20世纪里，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生存都走上了依靠军事力量的道路，这是中华民族政治进步的惨痛的教训。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在20世纪里进行的国内战争，需要从道义上进行批判。（3）、《中华民国宪法》是1947年国民党在大陆制定的宪法，现在只在台湾等地区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大陆施行。当中国的国号统一后，两岸将集中全体人民的政治智慧，为中国制定统一的宪法，并在统一的宪法下推动中华民族社会的整体进步。（4）、政党只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工具。政党取得公权力的渠道必须通过选举，一切暴力的方式、手段和办法都不符合人类文明的要求。(5)、两岸人民的团结奋斗，是促进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和持久繁荣的巨大力量。也是中国通过21世纪的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上一流强国的条件。两岸的统一，必将极大焕发出中华民族的创造力。
  台海两岸在国家意义上的统一，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走上新生的一个起点，也是根本改变中华民族传统的政治文化的起点。两岸政府在通过充分的政治协商之后，应该按着上述原则与精神向全世界发布联合公告，宣布中国的统一和新的共和国成立。我相信，两岸的统一会对中国大陆社会的文明进步起到巨大的推动力和帮助力，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中国大陆社会的许多问题和矛盾，并且避免共产党被清算的命运。
  可以肯定，共产党组织内部有着大批的政治英才，他们是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心和远大的历史眼光的政治家，然而，对于中国大陆社会来说，我们需要改变的只是僵化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没有政治制度的再造，中国大陆就存在着陷入社会混乱的危险。因此，同台湾的政治层面的接触、协商和谈判应该尽早开始。利用台海两岸的政治合作，可以使得大陆社会有效地化解和渡过目前面临的政治危机，并且有利于为中国确立起一个稳固而永久性的政治制度框架。
  共产党领袖在对台问题方面，已经持有了十分客观和公正的态度。这表现在胡锦涛先生最近以来发表达对台问题的观点上。但是，大陆社会内部还存在着极其复杂的不同立场。但是，只有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对待两岸关系，才是文明的态度。 以珍惜中华民族的态度对待台海两岸关系，是中国一切政党必须坚持的态度。

对于21世纪中华民族的整体文明发展来说，台湾和香港注定是最有力的发展引擎。两者的社会形态要远远比中国大陆社会发达和先进。可以说，在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台湾和香港社会同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一起，是亚洲经济发展的最初的领导力量。也对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客观地说，中国大陆社会仍然存在着一种的因经济增长而带来的负面后果。这是中国继续前进的负担。如果解决不好，中国社会就有可能深陷动荡的局面而不能自拔。

（二）、中国与亚洲

    亚洲仍然是一个不团结的大陆。其内部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下。
     1、中国与朝鲜半岛：中国与朝鲜具有极其复杂的历史关系。在20世纪里，朝鲜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个国家。
    朝鲜半岛分裂为韩国与朝鲜两个国家。朝鲜于2006年10月和2009年5月两次进行了和试验。朝鲜曾于2006年10月进行地下核试验，安理会随后通过第1718号决议，对朝鲜核试验表示谴责。在朝鲜进行第二次核试爆后，联合国安理会于2009年6月12日一致通过第1874决议，对朝鲜5月25日进行核试验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并要求朝鲜今后不再进行核试验或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任何发射。朝鲜外务省13日“受委任”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和谴责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关于朝鲜核试验的第1874号决议，并宣布在“与美国开始全面对抗的情况下”，采取3项措施以“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自主权”。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这3项措施是:新近提取的钚将全部实现武器化；开始进行浓缩铀作业；朝鲜将把美国及其追随者的封锁视为战争行为，并将采取坚决的军事对应措施。声明说，朝鲜进行的第二次核试验是为了对付美国的敌对行为而采取的“自卫措施”，“没有违反任何国际法”。朝鲜“绝对不会放弃核武器”。
   朝鲜在2009年5月进行核试爆对目的，一方面是由于国内政权更迭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欲迫使国际社会承认是核国家。
   朝鲜行为的恶劣性在于，以其闭关锁国的方式维持独裁政权并且使普通朝鲜人民生活在贫穷中。并且，朝鲜事实上成为东北亚战争的导火索。中国在1950年6月曾经为了金日成政权而进行过一次“抗美援朝”的战争，同样，中国也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一直持续到毛泽东去世。30万志愿军的牺牲，是中国人民在极其缺乏国际关系知识的情况下所做出的牺牲。
   朝鲜的统治者走上一条穷兵黩武的道路，并且以此与国际社会对抗，显然，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没有带领自己的国家走在人间正道上。中国同朝鲜只有一江之隔。朝鲜的核武器对中国构成的威胁不言自明。朝鲜的统治者视美国为敌人的立场，已经导致这个国家成为自己民族发展的敌人，同时也以国家的力量与全人类为敌。
  朝鲜国内是否具备变革的力量，外界还很难对此作出准确的判断。朝鲜穷兵黩武的作为如果进一步发展，美日韩三国注定在某个时间对其进行军事打击。现在看，这是可以招致朝鲜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最快捷的方式和途径。朝鲜领导人错误地估计着世界形势和国家关系。现在的世界与20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没有能够看到这一基本的事实。可以判断出，朝鲜是一个正在走向崩溃的国家。这个国家的自新既需要国际社会的帮助又需要内部代表变革的政治力量的兴起。而朝鲜却是一个拒绝国际社会的帮助下进行自身社会变革的政权。
   朝核核问题可能导致战争，并且，可能导致人类21世纪的第一场大战首先在亚洲发生。这是朝鲜核武问题的严重性。在21世纪初，以人类可以达到的人类文明的认识标准看，朝核政权具有明显的反人类、反文明的倾向。中国一个在外交政策上同朝鲜划清界限。
    2、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
   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前身是马来亚（现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于1961年7月31日在曼谷成立的东南亚联盟。1967年8月7－8日，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四国外长和马来西亚副总理在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了《曼谷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1976年8月28－29日，马、泰、菲三国在吉隆坡举行部长级会议，决定由东南亚国家联盟取代东南亚联盟。自2003年以来，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澳洲、巴基斯坦、韩国、朝鲜等国都已陆续签署。欧洲联盟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的亚细安—欧盟部长会议上，也已发表宣言，表示愿意尽快签署这项条约。2009年7月22日，美国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且，国务卿希拉莉高调的想世人宣称 “美国回到东南亚了！” 表明美国有意主导东南亚事务的态度。
  东南亚最大的国家是越南，传统上，越南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与越南的关系中的恩怨很多。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抗美援越”。毛泽东向东南亚国家输出革命，历史地看是一种典型的对人对己都没有益处的事情。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海洋利益方面。海洋问题也是中国与日本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20世纪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冷战时期，越南曾经一度与苏联关系密切，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苏联核保护伞的保护。1980年代后期中苏及苏美关系解冻，苏联收回了对越南的核保护，这使得越南开始考虑自行研制核武器。但随着冷战后国际形势日益缓和，战争风险的远去让越南领导人决定暂缓核武器的研制开发，而是仿照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优先发展经济。
  1949年后，中越两国间发生过两次战争。第一次是1974年1月中方称为「西沙之战」的海上冲突，双方激战一小时，以南越海军惨败而结束（其中有美军顾问被俘）；第二次是1979年2月中方称为「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大规模陆上冲突，以越共陆军全面溃退为结局。中方两次战争的总指挥均为邓小平，国际背景则是自一九七一年以来中美关系缓和，给当时的苏联造成了巨大压力。越共长期仇美且一九七一年仍在交战状态，中美缓和促成了越共联苏反华的政策路线。简单地说，两次中越战争均有大的国际格局变化为内因。
  继朝鲜进行核试爆后，在2009年6月12日，越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对越南媒体表示，越南将考虑投入巨资开展核武器的研制。越南经济实力远远超过朝鲜，还拥有开采南中国海石油的巨额收入，这些都将使越南拥有核武器变得简单。2008年，越南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越南开发核武器技术不必像朝鲜那样收缩经济投入，随着石油价格回升，每年超过30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足以保证越南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研究核武器技术以保障国家安全。
  随着近年来对于石油资源的争夺加剧，南海权益变得敏感起来。越南每年依靠其南海各海上油田获得巨额收入，有力地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而开发核武器技术，也将保障越南对南海海上油田的权益。越南人认为：“核战争是不可能爆发的，所以每个拥有了核武器的国家都将是安全的，”“这是我们从朝鲜的例子中学到的道理，而我们正打算用这一办法来保证越南领土的完整。”
   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普遍存在南海岛屿的主权争议。中国声称对南海逾160个岛礁拥有主权，但这些岛礁目前大部分由越南、菲律宾等国实际控制着。越南2008年开采了4360万吨海上石油，其中70%以上来自与中国有着争议的地区。而菲律宾政府也已授权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与壳牌、俄罗斯石油等大型石油公司商谈合作开采南海石油的事宜。
   据香港《大公报》2009年6月18日报道，全国政协常委、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张黎上将今天在全国政协小组会议发言时表示，南海是极重要的战略通道，对保持国内稳定和长治久安具重要意义。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经略南海，为此，张黎认为，为满足舰船补给、飞机巡逻、宣示主权管理等需要，应考虑在美济礁建设机场和港口。
    报道说，南海问题由来已久，但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一些周边国家加快了对我国领海的蚕食。这一系列染指中国领土领海的行为引发国内民众强烈关注。为宣示主权，中国海军舰队近期经中央军委批准，在南海举行了大规模现代化舰队编队实弹演习，还先后派出多艘渔政船只赴南海宣示主权，渔业部门并按惯例在南海部分区域实施休渔。
   张黎表示，南海形势目前非常严峻。南沙有五百多个岛礁，我国只控制其中四个，越南占了二十九个，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各占了三个以上。中国在南海没有一口油井，而其它国家却有一千多口，每年开采石油五千到一亿吨。现在这种开发还有加速之势。越南和相关国家正同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大型石油公司，联合加紧勘探打井。美国飞机三到五天就到南海侦察一、两次。南海水域日益呈现国际化、同盟化的趋势。
   中国解决南海问题，需要采取开发与军事手段并重点方式。首先采取以技术为主的优先开发权，辅之以军事力量。以有效保护在南中国海的地位。
   中国必须极大提高对海洋资源的利用能力。并且充分地发展本国经济实力，才能够对东南亚国家构成有效的影响力。中国的东南部实质是海洋问题。

3、中国与印度：印度是亚洲国家的后发国家，也是中国发展的最富有竞争力的国家。中国在21世纪百年里在亚洲的竞争对手很可能不是日本而是印度。在西方国家，一般认为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较中国具有制度方面的优势。历史上，中印关系非常复杂。两国间的最后一次战争发生在1962年，印度叫做“瓦弄之战”，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中印之间既有历史恩怨，又存在领土争议，而且存在着现实政治争端，印度称作的“阿鲁纳恰尔邦”，即中国的藏南地区超过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存在争议，超过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印度实际占领。藏南谷地拥有巨大资源，是一个能够养活700万人的地区。印度是达赖喇嘛的流亡地。因此，与中印关系紧密相连的是西藏问题。   
  在21世纪的亚洲范围内，中国面临的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很可能是印度而不是日本。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判断，中印两国的友好对两个民族以及亚洲都有好处。但是，在印度国内，是存在着一股反华的势力的，对此，中国需要做出应有的警惕。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发表的“发展中国家常规武器交易”报告数据称，1999年至2006年间，印度是发展中国家当中最大的武器购买国，武器采购合约总值224亿美元。排在第二位的是中国，而巴基斯坦则排在第七位，武器采购合约总值109亿美元。在2009年，印度国大党在大选中出乎意料的获得了压倒性胜利，与其领导的联合进步联盟赢得了议会近半数席位，这使得印度的新政府得以摆脱反对党的掣肘，集中精力来实施国防现代化，而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在2007年至2012年间斥资500亿美元打造一支能够具备随时打击巴基斯坦，并对中国造成长期威慑的现代化打击部队。而且，印度在1998年就进行了核试验，因此印度是一个有核国家。但是，印度的核试验在当时和之后并没有像朝鲜一样，都没有引起西方国家的强烈的批评和制裁。
   中国需要同西部邻邦印度友好相处。但是，由于是邻国，其矛盾也就更复杂和不易调和。从整体上说，中国对印度仍然缺乏深入的研究和了解。两国间需要加深交往。
    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家起来超过24亿，站到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此庞大的人口理应成为世界发展的原动力。但是，发展根本上取决于一个国家内部的制度与文化因素。
    印度吸引外资的规模增长的十分快速。印度在经济上、军事上和科技上，都将作为亚洲范围内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与中国相抗衡。 中国很难从周边国家中找到真正的朋友。从北部而言，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直接支持了外蒙古的独立，其目的就是防止强大起来的中国对苏联构成威胁。
    4、中国与日本：亚洲的日本、韩国是美国阵营的经济发达的亚洲国家。但是，在许多历史与现实问题方面，两国也存在着深厚的矛盾。日本、韩国在美国核保护之下，其国内对于自主开发核武器存在较大争议。但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却不受此约束。
    日本是亚洲的最强国。从东部看，日本是一个同美国联系最紧密的强国。
历史上，亚洲就不是一个易于团结的大洲。而且，亚洲是一个在经济上发展极不平衡的大洲。同时，在社会制度上的差异也极其复杂多样。亚洲是一个没有能力树立起领袖的大洲。中国还无法真正承当和扮演亚洲领袖的角色。东方人的仇恨心理和嫉妒心理传统而固执，不能够轻易得到改变。
   中国需要以全新的态度看待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人类的未来。固然，中国不可自废武功，中国不可能不需要一个强大的国防力量，但是，中国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基础和高超的智力基础上的。
   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任务是，通过21世纪百年的时间，把中华民族社会建设成为一个文化、科技强国。一般说来，现有点理论都从狭隘的范畴上理解文化。但是，文化是一个与社会并行的概念，人类的社会存在无不是文化运动的结果。文化的核心是文明，文化从大的系统分类上说，一是生产力的文明；二是精神素质的文明。
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中国的进步需要广阔的国际主义视野。而狭隘的民族主义则是传统的闭关锁国和夜郎自大的心态的表现。当然，这个房子需要的国际主义同毛泽东所说的国际主义有着本质的差别。
   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由于亚洲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特点所决定，亚洲各国仍然不是一个团结的大陆。中国要想成为世界强国并且分担世界领袖的责任，就首先需要在亚洲扮演领袖的角色。
   中国在成为世界领袖的地位方面，还要走很长的路。中国必须首先成为亚洲的领袖，由于亚洲各国的不同团结性，由于20世纪历史原因。
  亚洲是地球上的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古老的大洲。但是，自近代以来，亚洲整体上的发展落后于欧洲。并且，亚洲本身始终是以个不团结的大洲。在亚洲各国中，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但是，日本自19世纪末叶以来在亚洲扮演着侵略者的角色，日本在20世纪里对亚洲国家的侵略，使得许多国家深受其害，以中国尤甚。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和地区。中国需要向这些国家和地区学习和借鉴。
  在21世纪，中国大陆必须成为一个具有成功的建设与发展经验的国家。
   亚洲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已经包括中国、印度、朝鲜，如果越南再成为拥核国家的话，亚洲的经济强国日本、韩国也可能被迫进行核武器研制。这种情况会加剧亚洲的战争风险。亚洲是否真的具有美好的未来？这个问题实在堪忧。亚洲各国在短期内很难团结的想欧洲一样，而四分五裂的亚洲构成世界的不稳定局面，也对人类21世纪的看期未来造成极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和影响力将主要的来自于经济实力的强大。
   人类发展的动能在亚洲，战争的导火索也可能在亚洲。亚洲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洲，中国和印度两国的人口加起来，已经达24亿，站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强。显然，一个富强、繁荣的亚洲，是全人类的福祉之所在。但是，人类目前的进化水平还没有达到彻底超越武力、战争的程度。
   从21世纪初的亚洲政治和社会生态看，亚洲是一个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的国家。因此，亚洲仍然可能是人类在21世纪的大问题。朝鲜半岛的韩朝对立、印巴冲突、中东问题等等，都有可能招致全球性灾难。中国应该充当亚洲各国团结的推动力量，并且成为亚洲和平发展的楷模。但是，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的问题也相当严重，从政治说，通过共产党60年代执政历程，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因此，中国大陆社会保险完成一次政治形态的平稳转型，如若不然，政治动荡会给中国带来灾难般的后果。
  中国在21世纪百年里的发展进行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内部局面。这是毫无疑问的。这要求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既要站在国际主流社会的立场上，但又不丧失独立自主的原则。国内最棘手的问题是政治改革问题，不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21世纪的发展将受到阻碍，而进行政治改革，中国国内的政治格局将将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而这又是共产党所不愿接受的结果。
  亚洲的复杂性不仅来自它的历史，而且来自于它的现实发展性。发展变化为亚洲各国带来好处，同时也增加未来的不确定性。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亚洲的一些小国仍然试图在经济停滞不前的状态下拥有核武器。因此，亚洲的问题不是源自于它的发展性，恰恰来自于它的社会停滞和落后性。
   亚洲的许多国家受到佛教的深刻影响，而西亚国家多是伊斯兰国家。两大宗教起源于亚洲，但是，宗教在历史上并没有能够成为亚洲个民族聚居进步的推动力量。亚洲各国现在仍然对宗教持有不同的看法。
   宗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及其复杂和细致入微。很难用简短的论述描绘出宗教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状况。
   亚洲的发展需要进行各国联合起来的宗教改革。而对于中国，则是需要把传统儒学的思想与价值观念转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原则。中国的文化转型的任务繁重而头绪众多。关键的则是改变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与权力文化。如此，才能够形成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影响力。并且重新 中华文化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力。
   中国与亚洲关系是复杂的。可能的情况是，中国确立在亚洲的领袖地位甚至比建立在世界范围内的威信更难。因为亚洲是一个最不具备团结素质的大洲。它不具备统一的宗教精神，也不具备善于团结的政治心理。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的发展都首先是对亚洲发展的贡献。
   中国在成为全球经济强国之前，首先成为一个世界军事强国的可能性不大。一方面，军事力量直接来自于强大的经济支撑；另一方面，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国际形势不允许中国首先发展军事力量。
    世界上两大宗教起源于亚洲——佛教与伊斯兰教。中国虽然在晋代就开始受到佛教的传入，并且受到三大宗教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中国却是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中国自身文化中的百家争鸣，本身都不具有宗教的性质。中华民族是现实主义的民族。如果从宗教意义上概括的话，属于拜权力教和拜金钱教的低俗的意识。
    中国自身的发展必须具有特殊的亚洲战略。

（三）、中国与欧洲

  对于欧洲来来，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是欧洲精神的两个最重要的源头。历史上，欧洲与亚洲走过的道路存在十分巨大的不同。
   亚洲与欧洲走过的是完全不同的历史，尤其是17世纪工业革命 以来，亚洲和欧洲在整体上的历史道路是不同的。亚洲在物质生产力方面处于落后的地位，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尤其是洋务运动后，从普遍的社会心理上开始向西方国家学习。
  亚洲的宗教以佛教为主，但是，事实上，亚洲是一个没有统一的宗教传统的国家。佛教起源于印度，对中国的影响巨大。但是，中国文化始终如一的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欧洲则是一个具有统一的宗教传统的大洲，以基督教为主。《圣经》是基督教的教旨。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是以个需要单独研究的问题。
  事实上，不仅在19世纪中后期，在20世纪的百年里，中国都是处于向西方学习的心态进行自身社会建设道路的寻找中。20世纪的两大政党——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关于中国建设方法与发展道路方面，一个接受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一个接受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共产主义，伊前苏联唯自己学习的模式。
  欧洲的联盟并不是从20世纪开始的，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以后，欧洲各国就致力于组成一个建立世界基督教国家共同体的同盟。所有的国家都被邀请加入这个同盟，只要它宣称信奉基督教，而不论它们在以前的战争中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这个同盟最后尽管土崩瓦解，但是它稳定了欧洲并且建立了具有长期利益的共同安全体系。这就是19世纪的“神圣同盟”。
   1815年9月26日，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倡议下，俄、奥、普三国君主宣布成立“神圣同盟”。同盟议定书规定：参加同盟的国家要以基督教教义作为他们行动的唯一准则：“根据圣经训示，一切人要彼此以兄弟之情相待的教导，三位缔约君主将一致以一种真诚的不可分的手足之情互相联系，并彼此视同为一国同胞，无论何时何地，均将互相救援”；“他们将根据同样的友爱精神引导臣民和军队保卫宗教、和平和正义”。“神圣同盟”提出的所谓原则并非是各国遵守一定义务的列强协定，但它所表现的强烈的君主主义和教权主义思想，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仍具有重要影响。1820年代，神圣同盟先后镇压了意大利革命和西班牙革命，还曾企图干涉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后因欧洲革命蓬勃发展，1822年后名存实亡。在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和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冲击下，同盟瓦解。
   事实上，神圣同盟是旨在维护基督教的松散的国家联合体。
   1848年是马克思主义在欧洲诞生的时代。当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形成一种社会势力后，这种政治力量需要自己的组织与纲领。马克思主义应共产主义运动需要而生。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开篇，马克思恩格斯说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当马克思主义在欧洲诞生后，立即成为欧洲工人阶级从事社会运动的理论武器。在马克思的时代，是资本主义成长过程中社会矛盾最激烈的一个时代。主要体现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劳工冲突、纠纷和矛盾。马克思把这种现象叫做“阶级斗争”，并且把阶级斗争的概念引入到全部人类老师中，认为人类的有阶级产生以来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欧洲产生后，其影响迅速超越欧洲的范围。她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对抗，并且在世界观方面给予共产主义实践以力量指导。终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以及寻找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力量，在马克思去世后，通过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宣布在世界上建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用实践打破了马克思社会主义不可能首先在一个实现的判断，最重要的是，由此构成了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和冷战。
   当然，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造就了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马克思的时代，形成了其社会内部劳动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尖锐的社会对立。这种社会矛盾被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完整的描绘出来，并且致力于从理论上探讨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的方法。马克思认为公有制是改变社会生产关系的途径，因此，他把本来存在的社会主义科学化和系统化，并且现实化为一种行动的指南。
   中国为什么在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后没有真正选择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基于中国社会内部的经济结构和政治基础。同时，资本主义的不公平以及社会矛盾也反映到国内的政治力量中。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直到现在的21世纪初，我们仍然要说，中国社会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来自于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实践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当成了于1921年7月的上海。从1921年7月到1949年10月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数共产党人历经了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和流血牺牲。
   到20世纪后期，在1945年人类二战后，欧洲同盟转变了形式和内容。到1999年，在新的同盟下，欧元诞生。从国际关系上说，欧盟同美国的关系密切，而且都属于基督教国家。虽然不能说美国能够领导欧盟，但是，在美国与欧盟之间，存在着许多相同点。
  在1945年人类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在1991年代开始成为一个团结的大陆。并且，于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欧元在欧盟各成员国范围内正式发行，它是一种具有独立性和法定货币地位的超国家性质的货币，欧盟根据《马斯特里赫条约》规定，欧元已于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起正式流通。 目前欧洲货币局发布的欧元草样有７张，面值分别为５欧元（灰色）、１０欧元（红色）、２０欧元（蓝色）、５０欧元（桔黄色）、１００欧元（绿色）、２００欧元（黄色）和５００欧元（紫红色）。票面由窗户、大门和桥梁三个基本建筑要素构成，分别代表欧盟之间的开放、合作与沟通精神。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欧洲在发展方面超越中国的时代起自13世纪末叶。在时间上说，从宋代以后，欧洲通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使得自己在社会发展方面调整了方向，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世界范围内，在中国的南宋王朝灭亡之时，几乎与起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同时。 中国人不仅没有能够在文学艺术方面、而且没有能够在思想理论方面，进行一场内源式的创新。而在政治制度方面，更是止步不前。对国家政权的争夺一如既往的应用战争的方式解决。
  以南宋灭亡的1279年看，大致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开始时间相对应。文艺复兴时期始于13世纪末期的意大利，大致是指涉欧洲从中世纪到近代之间所经历的这四百多年时间。牛津大学的第一所学院成立于1264年，到1400年间，欧洲境内便有超过五十所大学。到了1500年代，欧洲国家已经在许多重要科技上领先世界。欧洲人透过对世界的探索、寻找贸易路线、新教徒的宗教改革和欧洲本身不断的政治竞争等释放活力，也让这个区域在几个世纪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宗教改革发生于1517年的德国。当时的德国仍处于分裂状态，1517年10月，教皇利奥十世（1513—1521年在位）以封建罗马圣彼得教堂为名，派特使到德国兜售赎罪券，声称：“只要购买赎罪券的钱一敲响钱柜，罪人的灵魂就可以从炼狱进入天堂。”同年年10月31日，神学家马丁?路德（1483 —46）在维登堡万圣教堂的大门上贴出《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即九十五条论纲）。在《论纲》中，路德否认教皇拥有赦免任何罪恶的权力，指出：“任何基督徒，只要他能真诚地仟悔，将获得完全解除罪孽，无须乎赦罪券。”《论纲》虽然并未完全否定教皇和教廷，甚至也未完全否定教皇的其他权力，但由于它表达了人们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因而得到迅速传播，并成为德国各界反对罗马教廷的共同纲领。     
   1519年6—7月间，路德与当时著名的神学家艾克在莱比锡举行辩论。在辩论中，路德公开指出，教皇不是上帝的代表，宗教会议的决议也可能错误，从而否定了教皇和宗教会议的无上权威。从这时起，德国的宗教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次年6月，教皇发布开除路德教籍的上通，宣布路德学说为“异端”，并下令焚毁路德的著作。10月10日，上谕在德国公布。但这反而促使路德进一步与教廷决裂。同年8－10月间，路德先后发表了被称为宗教改革三大论著的《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教会的巴比伦之囚》、《基督徒的自由》，猛烈抨击罗马教皇和教廷的统治，全面阐发了他的宗教、政治学说。12月10日，路德当众烧毁了教皇的上谕和大量教会法典。
   革命动爆发不久，在瑞士等地也先后开展了宗教改革。1519年，慈温黎（1484～1531）在瑞士苏黎世倡议禁止赎罪券。1522年，他发表《六十七条论纲》，系统阐述了关于改革教会的主张。1536年，加尔文（1509～1964）发表《基督教原理》，系统阐发了关于改革教义、教仪和教会的激进主张。1541年9月，他成为瑞士日内瓦的政治、宗教领袖。在他的领导下，日内瓦逐渐成为以加尔文教义为指导思想的政教合一的共和国。
宗教改革的直接结果是，从天主教内部分裂出了新教。但是，就其产生的广泛结果看，宗教改革事实上是一场社会变革运动，它进一步引发了西欧政治、社会、文化和教育的全面变革。
   而在中国，从宋代起，程朱理学的兴起与巫术的系统化，却成为汉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拐点。最后被西方甩在后面的原因。历史地说，中国这个没有宗教思想传统的国家本来是一种优势，然而，当政治权力完全控制社会思想后，反而成为一种劣势。
   1776年，美国摆脱英国的殖民地而独立。1787年《美国宪法》制定，从那时起，美国在工业、军事方面的地位逐步超越欧洲。在20世纪初，已经客观上成为世界上的领袖国家。
21世纪新文明是由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七国集团而引发？还是由后发的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而引发？这在21世纪的前半叶才能够见分晓。大致需要30年左右的时间来证明。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对于中国的态度可能存在的分歧最大。有益点可以肯定，中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走上世界舞台的领袖的位置。不仅因为文化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因为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等许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在经济形态的超越以及技术发明方面，已经有了自1840年以来的对西方的学习、接受的历程。但是，在政治权力的进步方面却十分有限。
中国人不存在普遍的宗教情怀，而且高尚的以追求科学真理和社会公平的理念也不普遍存在。

（四）、中国外交政策的宏观战略：

   统而言之，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必须面对内政和外交两条不同的战线。良好而稳定的内政是在外交上赢得主动性与尊严的基础。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分析，其最终的落脚点是提出中国在21世纪的外交原则与政策方向。对外平等求和、对内民主求稳将是中国21世纪外交的主调，并且在策略上采取“远和近争”的方式。远和要以文明诉求为基础、近争建立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
    中国在外交上的胜利取决于国内建设与发展的成就。历史上，在太平洋西岸、喜马拉雅山以东、蒙古大草原以南和南海以北的幅员辽阔的土地上，起源于不同部落的势力组成国许多个小国，在有记载的历史中，从春秋战国起，各个小国之间的相互战争、征伐不断并且十分普遍。最后才于公元前221年形成了统一的专制帝国——秦。即使如此，地处中原的以汉族为主体的王朝与周边的外族力量主要是来自西部与北部的外族间的军事冲突和战争也不断。中国的外交在1840年前，几乎没有跨出国亚洲的范围。
  在20世纪，中国的北临俄罗斯发生了十月革命后，中国走上了一条靠近苏联的外交线路，并且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因此，21世纪中国国内的局面始终处于外部力量复杂的影响下。20世纪中国外交曲折而挫折重重。在20世纪里，《孙中山对外方略》从反霸维和的外交、利用外资进行国家经济建设、实施对外开放、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联合亚洲国家抵御西方列强的大亚洲主义、对“黄祸论”的批判、支持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依靠海外华侨支援国内革命的统战和“以俄为师”建立新型革命军队九个方面，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孙中山先生的对外战略。
  我们讨论中国的外交政策时，我们先把国内社会的状况放在一边。我们假定：中国大陆社会在经济和政治的主要方面是稳定的、健康的和积极发展的。因为只有国内的安定局面才能够保证中国在外交方面取得成就。人类文明在21世纪的趋同性，应该是中国把握外交政策的基础价值取向。外交最需要良好的内政做支持，没有国内的正常发展，便不可能获得有尊严的外交。然而，由于制度设计的问题，中国的国内情况却给外交带来许多变数。中国与美国不同，现实的全球金融危机又一次证明，美国是一个具备良好的制度体系去解决国内一切社会问题的国家。在其自2007年的金融危机中，美国国内没有发生像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国家的情景——罢工、游行、示威、抗议等街头运动。美国国内是安定的，显然，文明不能再用过去的思维看待资本主义。
  中国在21世纪的外交原则应该是：1、贯彻全人类追求与实现文明的理念。最大限度地争取中国在人类道义上的认同，并且把文明与幸福的理念贯彻到外交活动的价值体系中。并且，把外交活动中维护国家利益与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统一起来。2、推动并且执行世界上大国竞争的文明化，以经济、技术、科学、知识与优秀价值体系为主要方式的竞争，而主张消弱把军事对抗的方式进行竞争。3、推动大国间的合作与交流，在和平的条件下共同推动世界范围内小国的经济建设和进步。这是21世纪国与过关系中的一个特点，在21世纪初，世界上许多小国和弱国表现出来的局面是政治部稳定、价值体系偏离人类主流和文明尺度，比如洪都拉斯的政变、朝鲜和伊朗的核问题等，都需要大国之间联手，在联合国范围内得到解决。4、中国外交已经走向以种开放的局面。中国为了自身的利益，需要与以美国为首领的西方七国集团建立长期稳固的战略合作关系。并且在保护环境、气候以及消除国际范围内的有组织的恐怖主义势力、国家不文明行为方面做出中国的贡献和努力。
   中国坚定地站在人类道义的立场上发言，中国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为外交活动的出发点。从而提升中华民族的文明形象。
   外交活动必须站在人间正道和价值真理的立场上发出自己国家的声音，其目的是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世界上大国间解决利益冲突的方式会是协商、谈判、妥协、沟通、让步等，基本的途径与方法会沿着经济的、技术性的路径解决问题，而不会盲目的采取军事的方式。主要的大国————美国、俄罗斯、中国等国之间，不存在爆发战争的现实性。
    从21世纪初国际关系表现出来的情况看，有如下两个具体的问题需要解决：1、小国的军事活动与发展核武器的举措会不会诱发世界大战？朝鲜和伊朗核问题；2、联合国能不能制止小国内部的社会政治动乱。2009年6月28日，洪都拉斯发生军事政变，总统塞拉亚被军方扣押，其后流亡。       
   中国国内有一个“反美派”，是基于陈旧而落后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抗的思维，是美帝国主义的宣传下形成的认识。在起自2007年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的美国国内的情况，完全不同与我们传统教科书中和列宁笔下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论述。这说明，通过全球信息化，美国社会已经达到了以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从20世纪80世纪以来，美国出现了一批叫做未来学家的思想家，比如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他们把美国社会叫做“后工业社会”或者“信息社会”。就美国政治而言，在2008年大选中，年仅47岁的奥巴马当选总统，他上任便开始寻求与伊斯兰世界改善关系，并且与俄罗斯改善关系。2009年6月4日，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6月4日在埃及开罗大学发表讲话，阐明美国致力于寻求与穆斯林国家关系的新开端。他在演讲中说——我来到这里是要在美国和穆斯林世界之间寻求一种以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为基点的新开端──基于美国和伊斯兰教并不相互排斥、不必相互竞争的真情。不仅如此，它们相互重合，拥有一些共同原则──公正与进步的原则；容忍与全人类都有尊严的原则。并且说道——毋庸置疑：伊斯兰是美国的一部分。我认为美国自身坚信这样一个真理：我们大家，无论种族、宗教或生活地位，都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平安全地生活；受教育和有尊严地工作；热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我们的神主。这些是我们共享的东西。它是全人类的希望。
   美国正在寻求同伊斯兰国家的和解。并且做出了具体的努力。2009年7月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俄罗斯，俄美两国签署文件同意削减战略核武器，并且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交流。奥巴马在演讲中说：“在20世纪流行这样一种观念，认为美国与俄罗斯命中注定就是死对头，认为俄罗斯应该通过与美国对抗从而赢得自信，认为我们两国肯定要相互争夺势力范围，认为大国间为了达到势力均衡必须竞争。我们双方都不认同这样的观念，在2009年两国就没有相互示强。”
   据美国自己的的研究报告认为，至少在2015年以前，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不会动摇。在发生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对美国地位的认识当然需要重新审视。全球金融危机将如何影响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问题，是一个有待观察到问题。
   1993年夏，萨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文明冲突？》的文章，引起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和争论。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但是，无论从哲学与中国的实现发展需要出发，我们都不可能认同美国思想家的“文明的冲突”的理念，21世纪将是人类走向文明认同的世纪，相对于人类生活而言，文明的实质是相同的，因此，文明的交融与趋同将是21世纪国际社会运动的基本方向。
   1991年冷战结束和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是影响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事件。在意识形态上找到与美国价值相抗衡、相沟通的价值体系和国际话语系统。不要认为国家间的政治制度不同，就会在意识形态方面相抵触、对立和冲突。完全可以不是这样。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尤其是在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交往中，使用文明、幸福、真理、正义这样的概念，同美国的自由、民主等概念相交流、相融和。
   意识形态将不应成为中国与西方发达工业国交流的障碍。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事实上一直处于劣势的状态下。必须尽快的、有效的改变着种状态，中国外交才能够走脱被动。
   只有在同比中国发动国家的交往中，才能够逐步作到从整体上超越发达国家。在21世纪，中国的外交战略是同美国在合作中的赶超过程。在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合作过程中超越西方，这才是中国人应该具备的外交智慧。与强国合作超越促使自己发展为强国，这是中国外交的基本方向和正确选择。
   中国的反霸权和永远不称霸的外交思想本身就存在问题。一方面，这种思维是建立在冷战关系的前途下；另一方面，不是从一个国家发展的内部逻辑出发对待外交关系。因此，外交思维需要从反霸权和不称霸的思维转移到更加务实的利益关系分析上来、转移到国家活动的文明标准上来。
   在21世纪，大国间的合作解决小国的国家制度、国内民生、以及国家行为的过激问题，应该是一个方向。处理这样的问题，需要在联合国的范围内通过协商达成一致的目标。比如2009年7月发生的洪都拉斯的国内正变问题，以及朝鲜核武器、伊朗核武器问题，
   大国有责任促成小国走上发展经济、改善国内民生问题的道路，也有责任帮助小国实现国内的政治稳定。不应一味的以不干涉内政为由而拒绝人类文明的价值。
   中国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在环境保护、核不扩散、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反对国际性走私贩毒、在保护世界生态，维护世界局势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又有重大的共同利益。2009年7月27—28日，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进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国务委员戴秉国与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特别代表、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共同主持了为期两天的对话。通过对话，中美双方就事关两国关系发展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双方认为，对话机制作为独特的论坛，有助于双方加深了解、扩大共识、减少分歧、增进互信、促进合作，有助于双方在解决全球金融危机、地区安全关切、全球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方面进行合作。这一机制体现了中美关系30年来的成果，表明双方正共同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
  当然，中国走上世界领袖的地位还十分遥远，但是，这并不是说在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之前，就不能够以一个大国的姿态参与世界外交舞台。恰恰在于，在21世纪初，必须让发动个就听到中国的声音、了解中国的立场。
   总之,中国要想成为强国，就必须学会与强国做朋友。从而使得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因此，在21世纪，中国在外交政策的选择方面，需要在与美国的合作中超越美国，这包括在意识形态方面用文明的理念达到同美国宣扬的自由、民主相同的和异曲同工的效果，在科学成果与制度设计方面采取借鉴、学习和复制，而不仅仅是学习美国的经济体制。
  中国外交的成就，将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处理与实践各国的关系上，站在人类道义和精神文明的最高峰上提出外交立场；二是国内社会的稳定和谐的持续发展。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中国要想在联合国发挥更大的话语权和主动性，那么，就需要制定和提出关系世界局势的一整套的观点与解决国际关系问题的方法。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合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弥合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区，目前看变得可能。
   最后，我要说，中国的问题将不是存在于外交方面，而是来自于内政方面。中国这样的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政治稳定是国内生活的必需。而自2008年表现出来的许多社会现象看，中国国内的政治安定正在经受着严峻的挑战。这需要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为自己的国家找到走向未来的一个平稳的入口。
   即使在21世纪里，国家也还不会立即消亡，但是，由于信息化和全球化，世界上的一切国家都存在在一种对外界几乎完全透明的状态下，这正是人类文明走向最种的一致性的条件。主权观念让位于人权第一的观念，不仅是一种趋势而且是以种现实。因此，中国作为大国的外交，也必须适应这种趋势而不是抵触这种趋势。人权、人道、人文，这一切概念必须深入到国家内政外交的方方面面。
   
三、21世纪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定位

  历史上，中国社会存在是以星罗棋布的自然村庄为基础的。自然村庄的形成基础是周边必须具备肥沃的可耕种的土地和水源。只有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各个彼此独立的家庭便聚集而居，由此组成一个村庄。村庄的周围是土地，居住其上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地耕作，他们的劳动从来不会打规模地破坏周围的自然环境。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与文化中，几乎没有市场的概念和逻辑。直到现在，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缺乏自由的、公平的交换规则的国家。
   对于21世纪中国的建设与发展来说，可以设定两个前提：一是21世纪的百年不发生毁灭性的自然灾害；二是这百年也不发生毁灭性的人类战争。但是，在21世纪，战争的可能性确实存在，而且，21世纪的人类战争形态将是一种不同于以往人类历史的常规战争。人类自己的制造物——核武器已经具备了毁灭地球的能量。人类在生存过程中来自自身的威胁比任何时期都大。
   必须认识到，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并不比20世纪的国际环境更加优越。但是，在21世纪，中国发展注定是以社会的自我创新为中心的世纪，包括科学技术与社会政治制度的发明。而且，符合社会进步需要的政治制度方面，是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部改革更重要的任务。从21世纪初表现出来的社会现象判断，中华民族如果不进行一次伟大的政治制度发明和飞跃，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的发展就是不可期待的。
   在20世纪里，由于传统的社会结构从经济到政治领域的全面崩溃，在外族入侵和内部战争的双重力量作用下，中国的发展和文明进步受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从20世纪历史中学习并且采取正确的态度。
      20世纪中国历史表现为一个破坏性、暴力性的世纪。由于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经济基础发展的停滞使得我们的民族国家在政治与文化的方面也都没有能够实现具备文明性质的转型。尤其是在制度方面，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公权力的形成方式，同时在文化方面，我们的民族没有能够很好的落实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社会目标。而且，20世纪后半叶开始的社会主义实践由于共产党领袖在世界观的方面错误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以及中国封建文化的传统惯性，加之对于传统文化的强烈的破坏力，社会主义实践在毛泽东时代实际上陷入了一个政治运动的泥潭。而作为纠正政治运动错误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开放时期，整个社会过渡沉溺于对于货币的追求和物质财富的享受而忽视了人类生活的实质要义。改革开放时期中华民族仍然没有完成自己国家的文化转型的使命。对于西方历史发展的逻辑，我们往往进行简单的理解，仅仅看到西方物质文明的表象，而没有深入理解产生西方物质文明的实质，这就是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在西方许许多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科学家引导下所奠定的民族精神素质和品格。而由于我国社会的落后的传统和习惯势力，奠定中华民族的文明品质的任务仍然需要从头做起。
   21世纪中国的发展必将对世界带来错综复杂的影响。历史上，就汉民族本身来说，从来就不是一个具有侵略倾向的民族，但是，这个民族的内部却常常四分五裂。历史地看，汉民族不算一个具有博大的精神品质和远大眼光的民族。黄土地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生存的基础，东部漫长的海岸线和西部的崇山峻岭把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封闭起来，而从北到南的一望无际的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良田沃土，使得生活在其上的人民一般都能够丰衣足食。但是，在这样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生活，却缺乏科学的品格、民主的素养和公平的制度。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社会的产业分工从来没有发生过质变。直到现在，农民依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的组成部分。
   就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来看，发生在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分水岭。之后，人类生活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就被全球化的浪潮发生错纵复杂的影响。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的不仅是商品贸易，而且是铺天盖地的高科技产品和信息，从而引导我们的民族发生一系列价值观念的改变。而对于中国国内的发展阶段来说，1978—2008年3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是一个分水岭。改革开放已经帮助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了并且改变了20世纪国际关系的模式和格局，同时，改革开放也使得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同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联系在一起。
    改革开放除了体现为一种社会政策，还包括两个方面：改革是相当于内部社会生活的，开发是相对于国际关系的。改革开放时期使得中华民族认识到了必须首先在物资财富方面富裕起来，才能够生活的幸福。“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是，我们仍然还没有能够从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需要出发组织起我们的社会。我们仍然认为经济建设是一个根本任务，但是，经济仅仅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个方面。
  由于20世纪中国极其特殊的历史经历，形成了21世纪初的社会状况。在形成21世纪初特殊的社会局面，各种社会历史因素都发挥了作用。传统的农业和工业以及高科技经济并存，农村社会依然是中国发展的落后的经济基础。
  现时代中国处在一个整体性的综合发展阶段。星罗棋布的农村社会以及广泛的小农经济基础是我国发展的历史负担，也是一个现实的起点。社会生活的差别同分工的差别一样巨大。小农经济与信息产业并存，工业经济与高科技产品并存，大众文化娱乐兴起与消费观念的彻底变化，等等。各种产业力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最终会达到一定的高度，并且发生质变，把中国社会的物质基础全面翻新。这个过程取决于农村社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估计应该在21世纪的前30年内完成。
   在21世纪上半叶，我国农村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是整个国家发展战略的主战场。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社会的转化只能在很小的程度上发生，农村社会的发展必须走一条村镇之间联合的道路，各级政府对于农村发展的规划能力和组织能力起着关键性的和主导性的作用。农村社会的文明发展首先需要把基础设施全面翻新，包括能源、交通、通信等，同样，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事业等方面不可偏废。农业生产的效能与质量的提高有赖于农业科学的进步。村镇的联合发展将诞生一大批中小城市。
   提高对于农村社会建设和发展的规划能力和组织能力。是共产党和各级政府的任务。经过1980年代以来的农村激变，我国农村社会必须走上一条许多经济发展之路。已经具备向城市社会形态转化的基本条件。但是，任何一个单独的村镇都没有能力完成这样的任务，必须在政府的长远规划中走联合发展的道路。强化县级政府的行政能力和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把星罗棋布的农村组织起来的关键。星罗棋布的自然村庄面貌的改变和联合需要政府的长远规划。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对于农村劳动力的组织，而不是缺乏资金等问题。
  中国的发展是对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的城市与乡村的重新设计。
   汉民族自古以来就拥有许多治理国家的方略。从孔夫子到康有为再到20世纪的政党领袖们，都为中国提出过伟大的社会理想。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实美好的社会理想的方法和途径是不断改善我们同自然界的关系。
  国家是一个组织的工具，最重要的使命是把社会中的劳动力组织起来，从事于改造自然界的劳动创造中，并完成这样的任务。因此，一个社会才需要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组织系统。一切国家机器都需要成为推动社会生活文明进步的工具。
  分工的不同以及人与人的天然的差别是客观的存在。分工规律在中国社会呈现出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形态。工业经济是资本主义对于人类生活的贡献，但是，它是在国家内部的阶级剥削和对外掠夺中实现的。
  中国的发展必须从社会发展的最长远的角度规划社会分工，并且从现在开始研究自己在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发展阶段。
   就中国大陆社会内部来说，终结起自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事实上，我国社会通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事情，已经走向了一个全面的、整体性的、综合性的发展阶段，因此，我国的社会政策也必须及时地适应这个特点。而不是把政策的思维和发展的着眼点继续停留在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
   计划经济时期并不像有些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企图用完全的类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手段完成中国大陆的经济转型，事实已经告诉我们是不可能的。我国的经济改革，是站在计划经济为我们创造的分配制度和劳动组织基础之上的。
   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是全人类文明进步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不会自觉地认识到中国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性，而且，解决和推动中国建设与发展的方法和力量也必须来自于内部，开发13亿中国人的智慧是中国建设与发展最为重要的途径。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必须超越20世纪向其他国家的学习、模仿与探讨的历史状况。因为，中国的建设与发展既不是简单的“超英赶美”和照搬“老大哥”的模式，也不能继续“走一步看一步”和“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借鉴、比较与学习他国的经验，同时，更需要总结、认识和回顾自己历史的教训。必须相信，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最丰富的智力资源的民族国家。只是在历史上，我们过多的浪费了我们的智慧，才造成了我们历史上的落后、闭塞和愚昧。中国的建设与发展没有先例，最可靠的就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智慧以及根源于对自然运动和自身社会规律正确的认识和恰当的把握程度。中华民族的文明崛起也没有一个先验的导师，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自己民族的文化的优点和缺点，从头开始创造属于自己民族的文明。
   21世纪百年中国注定是一个以产业革命为进步与发展的基本方法的世纪。劳动组织——企业在社会发展中处于核心的和基础的位置。
   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仍然是一个没有能够进行充分的产业革命的国家。在21世纪初中国发展的静态的起点上，中国的社会人口构成中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农村人口，但是，社会财富与国民经济的构成却与她的人口比重正好相反。
   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国家，她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与科技信息社会为一体的复杂构成。
   21世纪发展必须以人类文明为主旨，是一个整体性、综合性、全面性发展的世纪。
   
 四、中国与世界发展的方向
     
   当全世界人民为21世纪的到来的欢呼声刚刚落幕不久，在2001年9月11日的美国，便发生了遭劫持的４架民航飞机而撞击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以及华盛顿附近的五角大楼的事件，自此以后，西方发达国家便笼罩在恐怖袭击的阴影之下，到2005年7月7日，这是整个英国乃至世界都专注在八国集团的峰会与伦敦获得2012年奥运会主办权的时刻，英国首都伦敦的地铁站和公交车在早晨交通高峰时段相继发生四起爆炸，致使有52名人员死亡和至少千余人受伤。除此之外，数十起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袭击在世界范围内接踵发生，其中包括2002年10月12日印度尼西亚旅游胜地巴厘岛系列爆炸、2003年5月16日摩洛哥经济首都卡萨布兰卡连续5起恐怖爆炸、2003年8月25日印度最大金融商业城市孟买2起炸弹爆炸、2004年3月11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4列旅客列车连环爆炸、2004年10月7日埃及旅游胜地西奈半岛两个度假村接连3起爆炸，以及在这几年间发生在俄罗斯、伊拉克等等地方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从“9?11灾难”的纽约到“7?7灾难”的伦敦，这两个在过去四个世纪里先后的充当世界经济中心的国家，在21世纪这个新千年的伊始，先后变成了全球性的恐怖袭击的死难中心。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恐怖袭击事件的共同特点是自杀式袭击，这种以自杀而杀人的方式的袭击，已经对人类文明构成了实在的威胁和挑战，而且，这种方式是不符合人类生存的公理的现象。当然，就现在来说，我们还不能根据这些事件的发生就判断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世界范围内，人类需要解决的问题仍然是科学处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国家内部的贫穷问题以及国家之间的和平相处的问题。
   在人类社会中，也许人类永远无法杜绝个体犯罪，但是，人类必须杜绝有组织性的犯罪，并且同一切形式的组织犯罪作斗争。
   与此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关于中国的看法也彼此水火不容的对立着：一种观点认为21世纪是中国世纪；另一种则认为中国行将崩溃。而且各自都从多个角度阐明了得出结论的理由。
   那么，21世纪中国究竟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纪呢？显然，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遇到过目前我们所经历的这些社会变革。因此，也就需要对这些变革做出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解释，更需要我们在事情发生的过程中就充分认识和深刻把握住社会变革的实质、意义与结果。否则，中华民族就不能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中跟上其它国家的发展潮流和步伐。我希望通过对我们正在经历的事件的认识，向读者提供有关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趋势、大致轮廓和一般结果。固然，这需要对于时代生活的广博的知识和全面的理解能力。更主要的，还需要运用一个科学的思维方法，它是带领我们走进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最可靠的保证和永不生锈的钥匙，正确的理论结论是最需要科学思维方法的引导。否则，我们便不能分辨出隐藏于纷纭复杂的事物背后的本质。在这里，需要声明的是，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为我们提供和阐明的唯物辩证法。我的结论是，通过20世纪60—70年代的科技革命及其成果在全世界各国的推广应用。我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脚步正在逐步或者已经迈出马克思的思想视野。但是，他所运用的思维方法仍然是我们认识现实社会生活唯一的能够师承的工具，是我们打开现实之门的唯一可靠的方法，我们的任务是揭示中国正在经历的这场变革的基本趋势和未来面貌。因此，没有必要详细复述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内容，通篇的论述所得出的结论都是试图运用这一方法的结果。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并不是偶然地遇到目前的这个很难以使我们理解的时代。生活一下子丰富的使人摸不到头脑，变革来的如此速度迅猛和范围广阔，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一切变革的发生尤其是社会变革本身又显现的如此不协调和不平衡，中国的这场变革是以点带面的，是扩散型的，它不需要激进的社会政策，因为任何激进的政策措施都有可能给社会的正常运行带来消极的和不良的后果，但是，对于社会变革来说，肯定需要正确的政治力量的引导、推动和适应。传统的生活方式一下子打破了原有的平衡方式，让我们再也不能回到过去的模式中去。而且，过去的那一整套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统统都已经过时，不能适应和帮助我们找到回答今天面对的问题答案，更不能向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出路。确立起全新价值观和精神素质，都需要我们站在时代生活的最高度，制定出超越现实生活的政策选择。
   如果没有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我们就会只能听任宝贵的时间白白地流逝掉，就像中华民族自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农业文明几千年没有得到根本的变化一样。因此，我们应该清楚，时间不会自行帮助我们解决任何社会发展的问题。相反，还只会积累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阻碍进步的因素，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政策必须是正确的并且具备超前的预见性。 
  无疑，我们不仅面临着一个如何正确对待人类过去历史的问题，我们也面临着一个如何正确对待生活的变革和进步的重大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正确理解有助于我们产生出全新的世界观，即毛泽东所说的“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对于整个社会及其社会建设的策略来讲也是这样，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没有那个历史上的时代像今天一样如此需要对现实生活提出正确的认识和观点。否则，旧的意识形态必将成为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一个阻力。 
   显然，仅仅看到变革还不够，必须把握变革背后的真实的原因，把握变革的规律与方向。推动变革正确的进行和获得健康的社会结果。可以说，人类历史的每一时期都存在着变革，变革只是一种表象，理论的任务是通过变革去揭开它背后的本质。那么，现时代社会变革的本质是什么？依我看，最主要的三个基本方面应该包括：第一个方面，它是中国社会崭新的运行规则和秩序的确立过程，因此这种变革的初期表现为原有的一切价值观念和社会控制体系全面迅速崩溃，固然，由于中国社会的巨大的惯性和阻力，力量对比并没有发生剧烈的冲突。可以认为，30年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华民族社会商业文明的一个起点，而商业文明是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基础；第二个方面：它是中国社会运行基础形态的重新确立自身起点的过程，在这个起点上，首先表现出来的最清晰的事实是经济的和对于物质财富的追求已经成为每个劳动者行为的核心和目的，单是这一点，就把传统的中国社会生活价值原则颠倒了过来；第三个方面：劳动者的解放过程。解放是一个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概念，改革开放是发生在中国社会中的一场伟大的劳动解放过程，不仅使中国人踏上了一个用自己的劳动获得在经济领域里的解放，而且永久性的让中国人懂得改善生活质量的因素是丰富多彩的商品和高质量的社会服务体系。通过目前的生活现实，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今天所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事的实践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文化、人格与个性，我们将完全不同于从前。另外，我们也不能从传统的意义上来理解革命，把革命仅仅视为暴力性的，其实，我们应该把革命的品质看成为是任何一种文明形态的形成，看成为是人类对于物质生产力的创造和革新。就革命的本质意义而言，革命所代表的必然是人类一切文明的品格和进步的素质。
   处在如此纷乱和复杂的现时代，可以说，现时代是中国18—20 世纪300年历史积累和沉沦的结果，从外部环境条件看，它则是20 世纪下半叶科技革命影响和全球化趋势的结果，中国社会结构明确地处于人类整个产业发展史的各个阶段的综合阶段上。因此，发展的任务如此众多，不仅涉及经济，同时涉及政治、文化、教育、科技、法律等等一切可以说出的生活领域以及人民群众心灵的变革，而面对变革，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唯有发展，因为从普遍的意义上说来，中国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还极其落后、极其贫穷，但同时又异常富有。
  面对我们已经踏进的21世纪，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认真思考我们如何在新世纪里生活和需要具有什么样的作为的重大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社会的政治家、法律专家、经济学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的责任重大，因为，这些人构成了社会的精英，尤其是中国的政治家们肩头的责任最为沉重。因为他们手中的权力能够最直接地影响到未来及人们的生活。而且，我们对于社会发展的许多问题又如此缺乏理论准备。
   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共同生活和创造的这个时代的面貌，并且通过现实生活的趋向探寻属于中国的共同未来，因为未来是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双手塑造的，但是未来并不一定只是美好的，如果我们现实的行为出现错误，则完全有可能毁掉未来。因此，不用过多地叙述和研究历史，而且，中国人的理论思维能力应该能够发展到通过现实的研究与观察而充分认知和把握未来的高度，而不再仅仅通过历史而窥测一程不变的未来。其实未来的性质会完全不同于现在和过去，通过过去而展望现实与未来只是一种落后的思维方式，是长期停滞缺乏发展社会中的人们的惯用手法。 
   回顾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对于社会建设与规划治理方面，汉民族并不缺乏理论思维能力，但是，我们的社会却是一个严重的缺乏制度发明能力的社会。在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国家确立之初的“百家争鸣”中，汉民族在思想史上曾经产生过老子和孔子这两位以及为数众多的伟大人物，他们从文化的角度向整个社会提供了治理农业国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基础，以至于使汉民族国家一直稳固的停留在农耕生产方式之下。并且不由汉族国家之外的力量的冲击，它甚至会具有永久的延续力。可见，汉民族是一个极易运用一种理论思维并沿着它所指引的方向行事的社会，在整个20世纪里，当着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封建的农业文明体系崩溃后，中国人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痛苦的选择，思想界高高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先生确立了 “三民主义”和共产党人继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中华民族在思想领域里选择的结果。中国过早成熟的农业文化和文明成为工业体系发展和自由交换的桎梏。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缺乏从事现代化社会建设的理论准备，这个事实也通过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社会改革开放的实践历程所证明。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来说，系统的科学理论思维的重要性早就被经典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道破，恩格斯的一句名言便是“一个民族要站在人类科学高峰上，就必须同时站在理论的高峰上”。不论从何种角度说，汉民族是需要系统地为自己的社会建设准备理论的时候了。
   中国20世纪结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潮流中，由邓小平开创和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的推动力，不仅使整个民族迅速地从政治运动的凄风苦雨中走脱出来，而且为整个国家缔造了一种阳光灿烂的经济增长的局面。中国历史将永远铭记20世纪的最后20年，这是一个以其发展速度和规模超过20世纪前80年总和的时期，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国家崭新时代的开始，也应该是汉民族新文明素质形成的伟大开端。当然，同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一样，改革开放时代同样存在着巨大而明显的缺陷，我们无须掩盖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不足，也没有必要粉饰太平，但是，我们需要充分的认识到，21世纪之初的这个时代，是我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文明因素最多的时期，因此，我们可以把眼前的这个时代确定为新文明的发端时期。文明的内涵具有多重内涵，不仅经济文明，更包括政治的、文化的、法律的等一切社会要素的文明。基于此种认识，我认为，在21世纪之初，当中国历史走到2003年后，以“非典型肺炎”事件的发生以及政治领域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的和平交班等事件为标准，从整体上说，中国社会已经走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时代，从此，建设多样性的、多视角的、多元化的文明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一个比20世纪80—90年代的社会变革更加深刻全面发展的历史时代已经开始，这是一个以整体性和综合性发展为基本特色的历史时期。因此，中国必须科学合理地规划在21世纪百年的发展蓝图。 
  在这样的一个史无前倒的大变革时期，我们仅仅认识到变革本身还远远不够，必须对社会变革的实质做出深入的研究和符合规律的分析，同时，中国应该努力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建设的策略，在21世纪初的现时代，中国的建设应该有一幅事先设计好的蓝图，当然，这个蓝图必须既是现实的又是具体的，既符合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规律性和必然逻辑，又要结合和适应着全世界发展的潮流。因此，身处21世纪初变革时代的中国人，必须从理论的高度探索我们所处时代的建设的规律和方向，以使得我们对于未来具有正确的选择能力。中国社会进步的原有的规则已经被完全打破，建设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创新社会运行的规则的过程，而且是发明和创建一种全新的文明素质的过程。这需要全社会的奉献和自我牺牲精神。而现在社会生活的表现，恰恰在于普遍的社会道德意识的沦丧，新的社会公德又一时无法确立并且影响到人们的行为。
  中国的社会建设与文明超越的成功取决于我们心目中具体的对建设蓝图的设计和正确方法的选择，正如同马克思的精彩比喻那样，人类活动同蜜蜂筑巢有着根本性质的区别。同时，中国的建设需要勇气、信念、激情和预见。
   在这里，文明的发展策略以及对未来的正确设计最为重要。
   中国在21世纪的百年里不会在整体性的社会发展方面超越美国。中国必须首先在一个方面，比如文化的、某些科技领域里超越美国。这是能够做到的并且现实的。中国通过21世纪百年的努力，确立成为亚洲领袖的地位是可能的。本日由于受到国土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在21世纪的发展空间将会极大的缩小。

五、21世纪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

   毫无疑问，21世纪人类将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基础上发展与进步。
   无论从自然规律还是生命规律判断，都可以做出如下的结论：人类在地球上生存并不是自己命运的最终支配者。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够完全预见人类智能所能够达到的高度，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相对于宇宙的自然力量对人类的影响而言，人类智力微不足道。
   21世纪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来自于许多自然和社会因素的综合。
   截止目前，人类对自己同宇宙时空的联系以及自身的生物存在实质的认识非常有限。有可能的是，科学的发展方向是找到解决人类与时空关系问题的突破口，才能够真正实现人类科学史上的跨越性进步。现代物理科学是建立在爱因斯坦相对论基础上的。只有超越了爱因斯坦，人类才能够揭开时空与人类联系的核心秘密。
   人类进入21世纪纪元以来，有两件重大的事件发生并且仍然在眼下发生着影响，一是起自2007年初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一是2009年爆发于墨西哥的“猪流感”后被世界卫生组织更名为甲型H1N1流感。甲型H1N1新型流感是由三种病毒：猪病毒、人类病毒和鸟类病毒组合而成的新病毒。中国国内的手足口病也在蔓延中。继2003年“非典”疫情后，中国与世界又一次面临瘟疫传播的危机。
   全球金融危机和疫病对21世纪人类各国的发展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必须知道，货币可以扩大交易但并不能创造财富也不是财富本身。全球金融危机的结果还很难预料，但是，危机过后，人类必将改变对货币资本的态度和使用方法。1、人类改变货币的态度并且重新制定货币的发行与流通规则；2、劳动组织的小型化和灵活性；3、社会分配原则的转变；4、社会生活的国家系统的变革。
   正如全球化改变着人们关于国家的观念一样，发生在2007年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会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货币的认识。如何发挥货币的公平分配功能？必将成为全球金融危机过后经济学家们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也是各国政治家们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
   在19世纪末期的马克思看来，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现在看，马克思的这一判断是符合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必然逻辑的。
   人类的灾难来自于与其密切相关的自然界与自身疾病。对于这两方面的灾难，无论人类科学的发达程度如何，都具有无法抗拒的灾难。人类社会如何通过对自然灾害和疾病灾难的防范，推动整体社会想着更高文明的程度而努力，这才是人类应该自觉的、不懈去做的工作。除了各种自然灾难频发之外，传染病在世界各国的发生也将时刻威胁到人类的安全。
   在人类倍受自然灾难和疫病流行困扰的同时，2009年 5月25日，朝鲜第二次实施核试爆，当量高达两万吨，是上次核试爆（2006年）的20倍，相当于当年美国投在日本长崎的原子弹（1945年）。威力之大，当即引发4.7级地震，而日本专家测定震级达到5.3
级。核试爆之后，平壤又连续试射短程导弹。朝鲜两次核爆，在同一地点，与各国位置相比，距中国最近，距中国边境仅137公里，距人口稠密的中国延吉市仅180公里，核试引发的人工地震，震动延边州，以至于，该州部分学校，以为大地震降临，紧急疏散师生。核爆一旦失控，中国承受的灾难性后果不堪设想。显然，朝鲜拥核，最受威胁的正是比邻的中国。如果有朝一日，中朝关系恶化，如果疯狂的金氏政权以“先发制人”的手段核袭中国，大有可能创下小国毁灭大国的历史纪录。朝鲜政权有可能走向崩溃。一方面来自内部的金氏政权的反对势力；另一方面来自于外部的武装干预。
   21世纪初世界格局在极其复杂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因素的相互交织下，比20世纪任何一个时期的状况都更加复杂和难以判断。21世纪世界形势的不确定性，使得未来人类命运充满了变数。但是，中国社会内部而言，必须坚定不移地朝着文明的方向走下去。
   就人类生活而言，国家间的战争是21世纪的最大的不确定性。人类各国已经掌握着足以毁灭地球的核武器。这是人类制造物对人类生活本身构成的威胁。
   从21世纪初显示出来的情况看，人类在21世纪生存与发展的不确定性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全球战争的威胁仍然存在，这是21世纪人类发展不确定性的重要的一环。朝鲜核试爆会成为中朝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朝鲜也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中最孤立的一员。可以判断，在失去中国直接支持和国家援助的条件下，朝鲜社会内部不可能继续长久的封闭下去。一个极大的可能性在于，金氏政权的根基已经从根本上动摇。无论金氏第三代由哪个人继承政权，其内部不发生变革是不可能的。
    总之，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流行疾病、金融危机、核战争、环境污染等等因素，都对21世纪的人类命运带来不同的影响和不确定性，因此，人类必须自觉地改变自己生存实践的方向，并且努力把沿着文明的方向走向未来。


第五章  重建中国文明的途径与办法

 1978—2009年改革开放时期的伟大性，在于这是中华民族从整体上的文明觉悟时期。这个觉悟便是：依靠人与人之间的阶级斗争不可能创造一种幸福的生活，文明必须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上才能够达成。
    对21世纪百年中国的历史进行全面的总结非常重要。

一、20世纪是中国人寻求发展道路的百年

   20世纪中国百年历史可以划分为如下不同时期：（1）封建王朝覆灭与军阀混战（从1900-1927年）：义和拳运动可以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它是继1851-1864年长达1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后在民间影响最大的农民运动。但是，至此时，这类农民运动不再具有社会进步性和积极意义，相反，它反给屈辱的中国社会带来更多的混乱：一是农民只能代表落后的经济基础与生产力水平；二是农民在历次起义过程中都不具有进步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形式，中国封建社会中历次农民起义只能充当改朝换代的工具。因此，起义的结果也便只是一个旧王朝覆灭和一个新的王朝又确立起来，农民起义也就在这种轮回中起灭。不仅用20世纪开始时的世界历史发展程度来衡量，而且从中国国内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标准而言，此时的农民运动已经不能代表中国社会生活的方向，也不能从根本上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孙中山是在19世纪末期成长起来的民主革命家，他深刻理解中国农业社会崩溃的现实，并且具有进步的政治意识，但他一直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而不是通过武装斗争取得革命成功。孙中山于1895年在日本成立兴中会，1905年改组为国民党，1911年的辛亥革命迫使清庭退位，从而结束了自秦朝以来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辛亥革命后，由于袁世凯是拥有重兵的实权人物，孙中山便于1912年2月自愿退位，推举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之后中国的局面直到1928年之前都处于各地军阀势力割据的混乱局面。
   在这27年中，从1900年到1911年是封建王朝统治的结束时期，封建帝国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已经走向崩溃，与此同时，中国城市中的工商业通过自身的发展已经逐步形成了民族资产阶级集团。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不能形成对社会生活普遍的和巨大的推动作用。王朝统治即清政府被民族资产阶级的优秀革命家孙中山所领导的武昌起义推翻，这是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  

除辛亥革命这一重大事件外，以巴黎和会上军阀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为直接诱因，1919年在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最后，五四运动发展成为一次伟大的新文化运动，这次新文化运动导致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直接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条件。
这样，辛亥革命造就的政治力量和五四运动培育起来的政治力量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就形成了中国社会内部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力量，最终发展为20世纪中叶两种力量的大决战。
  从1916年袁世凯死后到1928年的12年间，中国始终处于动荡局面，人民生活在战乱、兵匪和饥荒的状态下，中国经济得不到任何有效的组织和发展，在这个时期，更加剧了国力的衰退，大部分城市面貌没有任何变化，而农村社会中农民生活更为艰辛。外国入侵和国内战乱使中国在20世纪初失去了走向现代化的安定的政治环境。
   在这个时期里，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历史地为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埋下最深刻、最直接的伏笔。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使中国失去了进行产业革命的条件，同时失去了建立法治国家的历史机遇。直到1928年底，中华民国运用军事手段结束了辛亥革命后形成的军阀混战，中国才开始恢复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
  （2）1928-1949年的国民党统治时期：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直为实现“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政治理想而奋斗，直到1925年在北京逝世。继孙中山之后，蒋介石获得了国民党的领导权，他率领捌万伍千人的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打响了对军阀的战争，最终于1927年前在南京宣布成立国民党政府，称为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对中国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949年。
   蒋介石的政权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军事政府倾向，在其成立后，国民党政府实际上也成为一架从事军事斗争的机器，在中央政府内部形成了财阀的控制，而各级官员则继承着清政府官员的无能及腐败，导致国民党完全堕落为一个充赤着腐败行为的政治利益集团。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个最重大的事变就是1931年9月18发生的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发动了侵华战争，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占领了东北全境，1932年日本又进攻上海，挑起第二次战争，国民党政府被逼暂时撤离南京迁至山城重庆。1933年，东北三省及热河（包括部分内蒙古、河北）均落入日本人手中，在此基础上日本人扶持傅仪建立了所谓的满洲国。
   1937年7月7日的“芦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对华全面战争的开始，从而中国人民也开始了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中国的一次时间最长、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一次民族战争，这是一次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灾害深重的中国人民同时为世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这场战争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而结束。
   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给了弱小的共产党以充分的生存空间，日本投降后，中国究竟何去何从？这是全国人民共同关注的问题。国共两党并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的《国共双十协定》，规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和政治民主化的问题。然而，直到此时，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缺乏法治基础的国家。因此，和平建国和政治民主化的法律基础并不具备。而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在政治要求以及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对立的政治实力集团根本不具备在统一的法律程序中和平共处的前提条件，它们只能选择战争的方式打倒或消灭另一方，这是中国历史的现实逻辑。事实上，国共两党的内战使得中国又一次失去了选择产业革命方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机遇。
   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国共两党领导的国内战争，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导性事件，导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生存状况更加悲惨。这一时期直到1949年10月，以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在北京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而结束，同年12月，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并在台湾找到了生存空间。
   （3）1950-1979年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导致中国社会政治领域及其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文化和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共产党对人民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和凝集力。共产党第一代领袖的理想是把中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社会主义在一个落后的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里如何实现，这始终是一个探讨中的问题，显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决不是能够通过一种简单的社会实践就能够确立、实现和完成的，它首先需要人民在经济上及生产方式的各个层次上逐步实现自身的解放。
     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完全清除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势力。从1952年开始到1956年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改造时期。共产党实践了1921年7月中共一大纲领中规定的“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的目标，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民，在城市工商业中实际公私合营，最后达到剥夺民族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私有财产的目的。从而确立起了生产资料的两种基本形态——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于1956年宣布社会主义制度确立。
    从1958年开始，共产党在经济建设方面便开始走向冒进，毛泽东提出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1958年的“大跃进”客观上成为日后中国社会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开端，给社会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其实“大跃进”反映了一个农业社会天真幼稚的经济观念和不切实际的心理。从1958年的“大跃进”到1966-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一次次陷入政治运动的泥潭中。
   在1949-1979年的历史阶段里，整个社会都围绕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是非标准来判断社会实践的正确与否，并且把这种对立的观念推向极端。
   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经济方面取得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辉煌的成就。其显著的标志就是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个过程从时间上可以定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体制时期即  1956-1978年的22年时间，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体制是从苏联学来的，同时，在经济建设方面也得到了来自苏联有限的援助。
  中国社会在屡次遭受政治运动破坏的过程中确立起了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这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巨大功绩。
  （4）1979-2009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社会又经过两三年的痛苦选择，最终走上了一条与以前历史完全不同的道路，这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邓小平声言改革是一场革命，而事实上，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更彻底的事件，改革开放新时期是由邓小平开辟的，邓小平本人也因此获得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崇高声誉。
     历史地说，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奠定现代化物质基础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更重要的，人们普遍的社会意识得到了最彻底的洗礼，人们的生活一下子丰富起来，政治再也不是衡量人们行为的唯一准则，经济成为普遍的社会行为的依据，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富裕的同时，精神面貌得到了迅速改观。这是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又一次跳跃性前进，但这次进步是一场激动人心的实质性的进步，具有不可抗拒的品质，其时代生活的主旨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扭转了中国历史进步的方向，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社会行为方式。这个标准迅速击跨传统的政治准则和各种传统的精神素质，成为中国人世界观改变的巨大的力量，它使中国社会牢固地确立在正确的发展道路之上。
   改革开放政策是最有效的催化剂，不仅重新塑造了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而且，迅速将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融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广泛的经济交流给中国注入了无限生机，而且迅速地改变着中国人传统的生存观念和意识形态，小农意识随着新一代人的成长而逐步成为被淘汰了的价值观念。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20世纪末社会生活最主要的促进因素，可以肯定，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必然会势不可挡地继续进行下去，同时这是一个新文明形态的形成与谛造时期，新文明所需要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正在形成，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仅是对历史上政治运动的超越，更主要的，它是中华民族对于变革现实状况的一次最伟大的创举。
  在这个时期，各种产业分工一并出现，它们虽然拥有不同生产力的基础，但却成为加剧生活多样化的前提，不同的产业形态各自拥有不同的发展起点。多种产业力量堆积在一起，相互作用并且相互促进，形成中国社会综合性和整体性发展的基本特征。
   因此，众多的产业力量一齐兴起和方兴未艾的趋势是形成中国社会综合性发展的最主要的源泉，也是影响未来社会面貌的不容忽视的历史性因素，这种现象的来临一方面是打开国门后受到发达国家科技革命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社会经历长期经济停滞后的产业革命的开端。
  众多产业力量的并存及发展和相互影响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风源,也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力量,幅员广阔星罗棋布的农村是众多产业环节中的基础，但这个基础还相当落后,工业所容纳的劳动生产力还远远没有达到成熟的程度,科学技术等第三产业力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蓬勃兴起。
   在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下，全面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激发了中华民族的创造活力，然而，也最彻底地暴露出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从事经济建设的劣势，包括在经济交往中缺乏应有的诚信观念，经济运行难以形成有效的公平竞争机制，缺乏对劳动价值的认同，从而导致十分普遍而且涉及各个层次的权力腐败。在政治生活中，整个政治程序尚缺乏法律的支持，各项社会政策和决策过程缺乏广泛的群众参与，从而严重破坏了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渠道。尤其是在20世纪末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现象说明，改革成为一种空洞的口号，社会政策成为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而使广大民众的直接利益受损，这种现象带来分配不公以及人文精神中优秀品质的失落，有可能再次引发全面的社会政治动荡。
  自20世纪开始，国际关系中两种截然对立的社会制度较量直接打造了中国社会内部两种不同政治力量的较量，从而，中国历史明显地受到外部势力的影响，直到20世纪末期，中国社会又一次最深刻、最全面、最广泛的接受全球一体化的洗礼。
   20世纪中国历史的成因与实质包括：1、以权力意志为核心的农业文明全面崩溃过程，从而导致中国走上一条以暴力革命为主导方式的社会道路，这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成因，也是一条基本的主线；2、政党政治的形成以及它对于社会生活秩序的重建过程，但由于政党政治缺乏基层民主经验和法律体系的支持，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对权力制约的失衡，这又是一条主线。   
  20世纪历史结果必然形成21世纪中国社会演变的主线：一是社会生活整体性的、全面性的向着经济利益为直接目的的转型；二是由于社会多元性以及经济结构的复杂性而逐步改变政党政治的运行方式，政治生活逐步确立起法治基础；三是文化形态的丰富、多样以及充分发展。
  相信社会主流因素的积极向上和文明进步是研究历史的一个前提理念。但同时，又不能失去对生活本身的科学的和严肃的批判精神，否则，一个民族就难以为自己的未来找到正确的方向和合乎文明标准的出路。在20世纪的几次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历史方向的选择都出现了不可挽回和无法弥补的错误，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没有建立起立宪政府，二次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的大规模内战，三次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最终导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20世纪百年历史贯穿始终的主线，从辛亥革命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事件都没有能够予社会生活真正的进步意义，换句话说，单纯的政治性事件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不能推动人们真正走上以科学和民主为主要价值导向的道路。
  直到20世纪80-90年代，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才开始逐步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但在现实生活中又很快暴露出更深刻的和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是权力直接充当了谋取经济利益的工具，从而导致社会不公平，二是由于权力来源从来就是政治程序中避而不谈的问题，由此造成民主政体不能顺利诞生，三是经济资源在国家权力的控制下造成的不平等竞争使贫富差距存在的原因不合理。
   到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刻，中国积20世纪最后20年经济增长的成就、问题与矛盾为一体，中国需要迅速转型为以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知识为主导发展因素的国家，同时在政治形态的选择方面，必须解决权力来源的民主化问题，而文化必须倡导公平、民主、城信、宽容的品格，否则，如果政治体系再次发生危机，会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所取得的全部成就毁于一旦。而且，在强调法治的同时，并没有兼顾社会生活的公平原则，其实，公平是法治的基本前提和条件。权力依然充当着政治民主的障碍而不能成为促进民主的力量，这是当前中国政治生活面临着的要害问题。
   20世纪历史告诉我们，政治权力必须首先为追求社会公平而不懈努力，社会公平的实现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制度安排是否合理，同时取决于自由创造和不断满足新兴需求的企业组织的发展，取决于在追求物质财富过程中对公平竞争的认同和普遍尊重劳动的价值。
   20世纪历史告诉我们，必须遵循一条产业革命的道路，才能够真正取得和促进社会生活的进步，政治权力和一切上层建筑的力量，必须遵循这一原则，必须给予权力必要的监督和制衡。
   20世纪历史告诉我们，欲要在现有的物质基础上实现21世纪的发展，中华民族必须全面继承和借助全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使中国社会走上超越性发展之路，并以开放的姿态把我们的民族国家融入到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中，只有如此，21世纪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才能够比较迅速的得以实现。否则，我们有可能会面对新的失败和挫折，不仅不能够有效的摆脱经济的盲目增长带来的负效应，而且不能够理顺所面对的其它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矛盾。
   对于中国20世纪历史实质的探索，最后的结论应该是：中国社会正面临着新文明的形成时期，这就需要把社会生活中各种文明因素转化成为推动物质生产力进步的力量。需要把人类一切优秀成果转化成现实生活的动力，但完成这种转化的任务极其艰巨和复杂。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所形成的文化是我们从事社会实践的宝贵财富，中华民族整体科学思维能力的增强、对现实趋势的理论探索以及对于自然环境的充分认识，都是形成新文明的基本要素，它们结合在一起，就能够奠定中国新文明的基础。
  农业文明全面崩溃构成20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成因。一般说来，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内在逻辑和悲剧特征源自于以权力价值为轴心的农业文明的全面崩溃。这种崩溃直接造成两种社会后果:一是社会生活在政治、文化及整个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断裂与重建；二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与进步失去了应有的内在动力。对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成因来说，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及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在20世纪始终受到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制度体系对抗的影响；另一方面，其进程的决定和主导因素仍然是由内部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冲突的结果，由于20世纪初封建政体彻底瓦解后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内物质生产力的长期停滞，加之上层建筑中几乎没有法律制度建设的经验和准备，中华民族对于社会前途的选择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在国外树立一个具体的参照物，二是符合各种封建传统转型的自然结果。
  由于中国社会内部运行规律及逻辑的破裂，导致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国家必须向外部学习和寻求发展的道路与方向。因此，自20世纪初接受西方意识形态到世纪末改革开放过程中接受西方商品潮及企业管理经验，中国社会都深深打上外部影响的烙印。在事实上，国际环境以及内部条件都不具备促使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从根本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基础，它所选择的道路是封建制度瓦解的必然结果。但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生活中，权力所犯下的错误要比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资本所犯下的错误大的多。
  就中国内部来说，农业文明全面崩溃的标志性事件有两类：一类是农民起义和农民运动，从太平天国起义到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被消灭时，中国历史从时间上已经进入到20世纪，可以说，义和团运动加剧了国外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就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生活而言，农民起义和农民运动已不再具有任何程度的历史进步意义和价值。另一类是封建统治者内部试图进行的变革，以戊戌变法为标志，这次变法事件的失败不仅表明中国社会不具备向现代化转型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不具备上层建筑变革的政治环境。当20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内部条件已经全部流产。
  可见，中国农业文明全面崩溃是一幅外族势力入侵和内部农民运动及封建王朝覆灭相互交错的历史景象，然而，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并不是由农民运动推翻的，而是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家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成果。
  农业文明全面崩溃过程是理解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重要前提，但是，需要对此历史过程进行彻底的研究，同时需要阐明为什么中国农业文明不能通过产业革命的方式完成新文明形态的重建。这种原因必须从中国社会经济基础中去探寻，而由于农业文明的顽固性和产业封闭性，致使中国没有实现和完成产业革命的条件、环境和前提，致使20世纪中国主要表现为暴力革命，这是理解20世纪百年中国历史最关键的依据。农业文明全面崩溃导致20世纪的主题是暴力革命，这是打开中国20世纪历史之门的一把有效的钥匙。
   农业文明全面崩溃和政治组织体系的分崩离析导致了社会内部经济基础及生产方式发展形成断层，致使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失去了产业发展的主线，即失去了由农业为主导的产业向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转型的一系列条件。产业发展的断裂是由外部侵略势力以及内部全部生产关系对新兴产业力量的禁锢造成的，因此，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大特征表现为：虽然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关系的重大调整而生产方式和物质基础却得不到应有的改善。
     20世纪中国历史发端于整个中华民族农业文明的彻底瓦解，百年历史所遇到的一系列事变也正是由此引发的，这种瓦解同时使中国失去了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经济和文化条件，因此，如何开辟符合中国历史内在逻辑的社会前途，就成为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最为关注的历史使命。
  列宁领导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20世纪的影响是继1840年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影响最为深刻的国际事件，俄国毗邻中国，同中国北疆相连接，十月革命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事件加上中国内部的1919年的五四运动共同促成了中国社会中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政治力量的形成，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和轴心，所以说，20世纪中国历史最直接地受到外部经济政治因素的影响。俄国“十月革命”直接促使中国社会内部代表社会主义革命力量的因素形成。因此，20世纪中国历史的内在发展逻辑在于，仅凭其社会内部因素已经没有办法为农业文明的发展开辟出一条可行的道路，现代文明社会的各种积极因素（包括教育、科学、技术）以及经济基础中的产业形态的多样化分工、政治生活的民主与法律体系，都不能够从农业文明的内部自发地生成，也无法冲破农业及封建体制的禁锢。
  中国工业生产体系的建设并未极大地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中国社会在人口构成方面始终是农村人口占主要成份，这是20世纪中国经济及社会进程中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20世纪中国在社会转型方面的基本任务是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的转型，但由于内部农业结构的顽固性及外部侵略势力的入侵，导致20世纪百年中国历史的主题以暴力革命为主导，产业革命以及各种经济因素的发展被淹没在暴力革命的洪流之中。经济基础中产业结构的变革没有能够有效地促进政治形态向着民主化和法制化转型，使得政治权力在整个20世纪始终充当着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的滞后力量和阻力，这种现象直到80-90年代才开始改观。
   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内在发展受到外部直接影的开始，对于入侵者来说，鸦片战争是首先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向一个封闭的东方大国寻求市场的需要。从此，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都受到外来势力或小或大的影响，这是中华民族在经济上失去创造力和发展力的表现，1840年鸦片战争标志着以汉族农业文明为主体的社会形态的彻底失败，一方面在经济基础方面已经没有力量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制造业及第三产业都没有自由发展的内部条件，另一方面，在文化形态方面已经完全失去接受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创新能力，除了继续传播以价值标准主要内容的观念外，就是被动接受外来的科技知识，但仅仅限于社会生活中的知识层，广大民众根本就没有接受科技知识的条件和环境。
  中国农业文明在发展中的失败，直接表现为外部侵略势力的入侵，但其根本原因则是农业文明自身逐步失去发展能力，即对自身社会生活的各种物质需求的满足能力和创造能力。人类需求的无限性决定着在处理同物质世界关系方面同样具有无限发展性。
  从鸦片战争开始到19世纪的末期，基本上就是中国农业文明的破产、败落、混乱时期，除外国势力的不断入侵不用说，就内部而言，1850-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1900年兴起的义和拳运动则是农业文明彻底失败的内部标志，此时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已经不再具有任何进步的价值和意义，无论在其政治思想和社会要求方面都是农民落后性的表现。
   20世纪中国历史开始于以汉族为主体的农业文明的全面崩溃，而文明的重建对于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是异常复杂、异常繁杂的历史性任务。对于20世纪中国来说更是如此，究竞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与前途？究竞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完成中华文明重建的任务？究竞如何实现中国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与科技文明的转型？这一系列问题是摆在20世纪中国历史面前的最主要的问题。
   农业文明全面崩溃源于中国内部经济基础没有能力实现农业向工业的转型，这也从客观上导致中国社会在文化的、法律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等诸多上层建筑领域不能向着现代国家转型。在中国，以工业为核心的生产体系的成熟是由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的，其时间上大约在20世纪的50-70年代，而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力量推动整个中国历史的经济结构的转型和产业形态的升级。
   农业文明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土地，而在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社会中，土地从来就是皇族的控制物，权力对社会财富及生产资料居于主宰和支配的地位。并且，农业文明是以政治权力与道德伦理为基础运作的社会，农民同土地的关系并不是纯粹的生产资料与其所有者的关系，民间契约虽然充当着各种经济行为的法律角色，而法的观念却不能上升到对社会行为及社会意识的支配地位，尤其不能够对权力提出任何挑战。在这样的生产关系之下，法律成为服从于和服务于权力的工具。
  中国农业文明崩溃后的社会转型只能选择暴力革命的道路，而无法选择走产业革命的道路和方式，以土地为基础的农耕生产方式向现代工业与科技生产方式转型的唯一途经是走一条以产业革命为主导的道路，但中国无论从内部与外部都不具备走上产业革命之路的条件，在整个20世纪历史生活进程中，社会的产业革命力量被淹没在由内部各种敌对势力相互间的暴力冲突中，暴力革命成为中国历史的首选。应该说，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方式的暴力革命对于推动历史生活的进程都各自起到过不同程度上的推动作用，然而，像中国20世纪历史进程中这样运用整个百年时间进行暴力革命，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绝无仅有或者独一无二的，历史的主导力量几乎都沉浸在对政治权力的斗争中，而无暇顾及到经济基础及产业力量的发展与进步。另外，在国家权力的更迭中，始终不能从根本上确定权力来源的法律程序，整个民族对于社会公平的追求意识不断走向弱化，致使社会权力一直保持自上而下的分封和授予方式，就连生产的发展需要也必须服务于权力意志的要求。
   暴力革命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主题，固然是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与科技文明社会转型失败的结果，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各种政治力量都没有把经济发展视为自己政治决策的首要选择，这同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相联系。直到20世纪末叶，在经历了最后一次最大规模、破坏程度最普遍的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后，中国才开始在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下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这是中国历史最正确的选择，然而，在中国社会20世纪80-90年代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中华民族组织经济发展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的锻炼。但同时，也表现出中华民族在从事经济生活中的观念缺陷以及制度缺陷，而且，到20世纪结束的时候，中国也还并没有完全找到克服这些缺陷的方法和途径。
  中华民族通过20世纪百年的奋斗已经使中国成为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这是已经得已解决的最大问题，21世纪中国必须走出一条以“教育---科技---文化”优先发展的道路，从而推动社会文明程度的普遍提高，这同样需要百年的奋斗和努力。
  发生于1966—1976年长达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农业文明的一次总崩溃的事件，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完全脱离社会经济基础的政治运动，是中国社会内在发展进程的一次普遍的、大规模的中断，它最广泛地、最普遍地影响到人们的政治心理。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决定着人民大众的文化心理具有充分的叛逆性和造反性特点。可以说，1949年后，中国仍然处于寻求社会发展道路与方法的状态，这就天然地在中国存在着两种社会建设观念的冲突，那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政治挂帅”。“文革”发生的根源来自于中国社会内部社会结构的特征。在整个过程中，民众对权力的狂热推崇以及无产阶级造反意识畸形地结合在一起，上演了中国20世纪一次最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割断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且完全割裂了内在优秀的文化品质，反而表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丑恶、最卑鄙的一面，那就是把对人性的催残放在政治运动的光天化日之下。
   然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典型表现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而是社会生活中的派别斗争，这种斗争的双方事实上都不具备完整的阶级意义和立场。因此，“文革”是没有任何经济作用的政治运动，它完全脱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以及阶级对于物质利益和现实生活的要求，运动中所表现的各种观念和思潮都是对于政治权力的盲目崇拜和意识形态的口号式的宣扬，一切社会要求和观点也都没有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把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利益完全放在一边，最疯狂地进行夺权斗争，一切科学观念都被残酷的人性催残所扼杀。因此，“文革”成为有史以来中国最失败的社会政治实践，也是一种政治权力达到宗教般崇拜后的结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农业文明的一次总崩溃事件，直到现在，中国到底为什么会发生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完全符合中国社会历史运动逻辑的回答，我们对这场政治运动的认识，往往简称为“文化大革命”，并且认为就是“革文化的命”或“革文化人的命”，但是，对于这场政治运动的认识和理解，关键在于对中国社会中的“无产阶级”这个政治概念的认识，其实，真实的社会关系也正是在于：没有“无产阶级”也就不会发生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场政治运动中，正是所谓的“无产阶级”充当了“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政治主体，从而导演了一场大规模的历史悲剧，在运动过程中，其中心活动是“夺权”，用一个虚拟的社会阶级——“无产阶级”向另一个虚拟的社会阶级——“资产阶级当权派”进行“夺权”，一切“当权派”都成为革命的对象。而事实上，中国社会在封建制度下，其人口的阶级构成是占人口总数90%以上的农民和不到总人口10%的社会管理者，工商业阶层从来没有充分发展的政治空间，而由于土地是国有物，财产权从来没有确立起来。可以说，中国社会到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虽然社会的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但农民仍然占人口总数的80%以上，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在1957年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完成的时候就不复存在，社会财富的占有者（城市中的生产资料及农村中的土地）完全归国家占有。全体社会成员都可以被称为“无产阶级”。从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则在于，没有法律基础的政治权力斗争演变成为没有任何约束的社会动乱。斗争的主要目标是虚拟的“资本阶级当权派”，知识分子受到的冲击只是运动的旁系而已，从经济角度分析，长达十年之久的（1966-197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阶级关系并不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关系以及它同当时国际形势的联系，也是说明这场政治运动基本成因的最关键的两个因素，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形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的内部因素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也并没有完全根除，根除中国社会内部政治动乱的条件就是在经济方面逐步确立起明确清晰的财产权，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基本条件，而在政治上则需要建立起致力于推动社会公平及经济发展的现代国家制度。
  总结起来，中国农业文明全面崩溃的历史过程从1840年鸦片战争为起点，经历了异常曲折复杂的政治事件和各种现实的选择，1911年辛亥革命是中国内部为着寻求全新的社会道路的分水岭，这个事件是中国由封建政治向政党政治转型的标志性事件，最终结束于1966-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总过程从时间历程上看经历了大致130多年，也是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一个独立生存了五千年的文明古国的屈辱、挫折、痛苦、奋进的历史过程，包含着中华民族的血和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历史已经被彻底改写。
  必须把20世纪中国历史视为农业文明全面崩溃后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不断探索新文明及社会体系的重建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始终不能确立起产业革命在社会转型中的核心地位，分工得不到符合社会需求的合理发展，这既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成因，也成为社会动荡和无序的根源。历史上，一种新文明的形成需要具有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在经济基础方面起主导和支配作用的产业结构形态的出现和不断完善；一个是与之适应的国家法律制度的形成并确立。由于缺乏这两个基本条件，20世纪中国历史也便没有能够实现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及科技文明的成功转型。同时，社会生活中无法产生出组织大规模工业生产的企业和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知识阶层。这种转型始终是百年历史的最核心的冲突和矛盾，体现着20世纪中国历史的实质。
    农业文明全面崩溃没有能够导致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革命的成功。因此，20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特征是以暴力革命为轴心，其表现形态则以政治运动为标志，这些事件脱离开社会的经济形态，因而不能有效推动生产方式的发展。
   政党政治的形成与发展是20世纪中国上层建筑运行的主线。据记载，在中华民国成立之时，中国的政党多达300多个。从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成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的阶段，可以视为中国政党政治从形成到成熟时期，而最后，中国社会中只留下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拥有军事力量的大党，其中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后，到1936年的延安时期，已经发展成为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一个极其完备的富有战斗力的政党。
   政党政治取代以皇族为轴心的封建政体，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生活的主流，20世纪初两个典型的代表性事件——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打造和分化出两支在思想理论和政治追求方面完全对立的政治实体即国民党和共产党，由于农业文明的剧烈崩溃，使得中华民族在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根本无法形成以法律为基础的政治程序，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了获得全国政权都不遗余力地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20世纪中国政治生活运行的典型特征是政党的成长以及政党权力对于封建家族政治权力的完全取代过程，政党的状态以国共两党的军事对抗为标志。同时，历史地说，由于没有形成政党间公平竞争的法律基础，从而导致了政党领导的大规模内战，不仅导致政党政治的失败，而且在极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社会治理的失败。政治改革关键是需要解决权力来源问题和权力的社会监督机制。否则，中国政治改革将不会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20世纪中国社会政党的形成直接受到世界格局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体系的影响，并且，两种完全不同的国内政治及文化事件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成立的直接导因，即辛亥革命培养起的政治力量造就了国民党组织，五四新文化运动所造就的另一支完全不同的政治力量即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源自辛亥革命，但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9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的兴中会，共产党源自于五四运动，但它却发端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俄国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从这个角度看，五四运动又一次充分显示了文化因素对于社会文明进步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孙中山开辟了中国历史进程中政党政治的先河，国民党是中国第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政党组织，从而决定了20世纪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式是以政党领导下的直接的军事战争方式争夺全国政权的过程，这也标志着中国家族式的封建王朝治理方式向现代以法律为基础的政党政治体制转型的失败，从政治经济关系去衡量，这是没有完成产业革命的东方大国的必然的政治结果。政党组织从一开始就具有引进性的特点，但是，中华民族国家的传统治理方式并不能随着政党的成立而迅速建立起社会治理的法律基础和体系。显然，法律体系的确立更直接地和深刻地置根于经济运行的过程之中。
  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党领导的军事对抗和军事战争，导致政党在国家法律框架内从事政治活动的可能性不复存在，政党夺争政权的唯一渠道就是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并运用武装斗争的方式获得。因此，共产党所选择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由于中国农业文明彻底瓦解后在一个物质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国家从事武装斗争的必然渠道。
  自从20世纪初期，政党在为政权而奋斗的同时，无论哪个政党都没有直接地把国家法律建设视为自身首要的奋斗目标和活动目的。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不具备基层民主经验的社会，整个国家也没有法治的思想准备。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党政治不符合建立现代文明国家的要求。因此，在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方面，中国也就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一切领域失去了由农业文明为现化工业和科技文明转化的条件。
  在中国20世纪的百年中，从一开始，政党的活动就缺乏法律的规范，整个封建制度土崩瓦解后，由于社会基础依然处于农业产业占主导成份的原因，符合现代国家运行的法律不具备迅速完备起来的内部机制，另一方面，在1921年后，当中国社会逐步形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大的政治实力集团后，政党的奋斗目标是维系和夺取全国政权，政党活动的直接目的都不是确立起现代国家体系，并且致力于使政党置根于法律系统的范畴之内，正因为如此，国民党与共产党为维持和夺取全国政权而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战争。由于农业文明崩溃以及中国社会内部缺乏支持经济结构向工业及科技文明转型的条件，在政治系统里，封建的家族政治向政党政治的过渡也必然缺乏法律体系的支持，政党为了夺取政权必须独立领导和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即军队，但这同时也是中国20世纪政党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和根本缺陷，当军队成为政党的工具后，国家权力的其它一切方面也就成为党权的附庸。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适应工业和科技文明发展的国家体系便不能够确立起来。政党成为一种绝对意义上为权力而存在的工具，这种客观的历史事实使得政党不能成为真正推动和维护社会公平的力量和社会生活的思想库。
  从20世纪初中国封建皇族政治向政党政治转型到现在为止，政党政治虽然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但政党在社会生活中地位与作用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20世纪中国历史在政治方面是确立政党政治形式的过程。由于缺乏现代法津意识和法律程序的规范，政党政治的表现形式是落后的，政党不能够成为普遍意义上的推动整个社会生活进步和社会物质基础发生质变的政治工具和组织。纵观20世纪中国百年政治史以及政党活动的结果，我们认为，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在政治改革方面关键在于首先解决政治程序中的权力来源问题，也就是说，权力来源渠道必须通过公平的法律程序确定下来，从而促使整个国家生活由政党政治向公民政治的现代政治文明转型。
  政党政治不能推动中国社会走上一条以资本为核心经济力量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事实上，伴随着中国农业文明的崩溃，其经济基础表现为产业发展的断裂，中国这个巨大的农业国家已经没有能力走上一条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需要的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财产私有制，一是自由交换原则。这在中国农业社会都不具备，政党只能根据现实情况采取一条以政府支配全社会经济资源的制度，这个制度就必然不是资本主义的。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矛盾及斗争支配了人类20世纪的世界历史，但是，这两大国家制度体系都存在着巨大的缺陷。站在21世纪人类历史的高度，我们必须对于一系列的传统的社会主义原则与思想观念做出全新的理解和表述，也必须对于资本主义所推动的现代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进行积极的判断，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中华文明才有可能超越传统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固有羁绊，在从事自身社会建设方面创造出符合自身发展逻辑的全新文明形态。这个形态是以物质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基础，以人们精神因素的极大满足为核心的文明。而传统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间的斗争都是选择了两个极端，正像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对于所有制关系中“公”与“私”的理解那样偏激和不切实际。对于中华民族文明的各个组成部分而言，必须充分发挥社会政治权力的巨大的推动力和带动力，这是农业文明留给我们的政治传统，但同时，也必须使权力本身始终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从而避免权力对于整个社会生活造成的破坏力。
  在20世纪百年进程中，政党政治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留给我们一份既丰富又贫困的遗产，中国要发展，就必须处理好这份遗产。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截然对立的政治力量对20世纪中国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和广泛，它们分别产生于20世纪之初，并与世界历史中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相对应，但是，这两股政治力量的存在并没有起到推动中国向法制社会转型的作用，原因在于中国不具备基层民主的传统和法律意识，中华民族对于权力的崭新的现代观念、意识以及态度尚未形成，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政党取得国家政权的方式与道路必然以战争为主导，并且只有走上暴力革命的路线。
   20世纪历史进程已经宣告中国政治政党建设的失败，封建家族政治没有能够顺利地转型成为现代的法制社会，政党如何推动中国社会走向法治，并且实现民主，这一切仍然是中国政治体制发展的核心任务。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尚十分漫长，建设崭新的政治文明，已经成为以经济建议为中心的中国的头等大事，否则，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进程就会遇到来自政治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阻力，这已经被20世纪最后十年的经济改革实践所证明。
  由于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对于权力的态度，决定了中国是一种具有极强可塑性的社会。中国社会的可塑性以及阶级意识的淡薄也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6年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改造过程中得到充分印证，在此期间，民族资本家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经济及政治方面的反抗和应有的阻力，这也充分表现出国家政权对于社会财富的支配性特点和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即在政治权力面前，任何经济力量和社会阶层都不能按着自身的要求和愿望达成目标，经济运行服从于国家政权意志，自秦汉以来的农业社会都是如此。在政治实践中，国家政权更迭的法律制度必须尽快得到确认和落实，同时，各级权力的来源渠道必须放置在公开、公平的法律程序之内，权力行使也必须放置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1946年6月开始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全面战争，标志着中国政党政治的法律基础和竞争规则的破产。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全面内战，标志着中国政党政治没有办法在现代社会需要的法律框架下进行政党间的合作与竞争，这也体现着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落后性和农民国家的鲜明特点。政党只是政治活动的工具，它是集中代表和体现公共利益的政治组织，具有严密的理论基础（即世界观）和明确的施政方针、纲领和政策措施。政党的目的不仅仅是夺取权力，而是在于用政治方式服务于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
  中国的政党政治必须确立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法律体系，社会权力的来源渠道必须多元化和民主化，权力必须得到最大程度的监控和监督。中国社会缺乏基层民主的经验，也缺乏基层选举的经验，选举往往成为某种权威力量控制下的程序。政党生存的基础条件不是权力，而是能否代表社会某个社会方面人民群众的利益。国民党和共产党1946—1949年的全面内战标志着中国两党政治的失败，中国的政治传统和观念不允许两党同时共容与合平竞争，当政党政治发展到1966—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期，则标志一党治理的失败，也从历史的角度证明了不论是封建制度下的家族权力，还是现代社会中的政党权力，它决不能成为绝对权力的工具。人类历史发展到现在，政党政治的组织形式依然是一个最有效的工具和方式。只是需要确立起政党权力来源的法律渠道。
   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是同一个历史进程，因此，对于两者失败或胜利的原因也必须放在同一的历史背景下进行阐述，从根本上说，由于经济基础的长期停滞以及由农业向工业产业转型的失败，在20世纪，农民始终占全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这样的社会结构决定着无论哪个政党，在从事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过程中，谁能够赢得农民的支持，谁就能够取得全国政权的胜利。甚至，这个问题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必然首先从农村开始，并且选择“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方式进行，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理所当然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如何把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转化成为具有科学意识的现代化居民，如何解决农村社会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依然是21世纪历史和现实面临着的最重要的问题。固然，在现代化建设中，整个农村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以及众多的人口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甚至中华民族文明转型的最沉重的负担，在农村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方面，必须采取首先发展“教育——科技——文化”的方式推动经济的增长，否则，不仅整个农村社会不能实现超越性的发展，而且，传统的产业发展模式已经无法保证农村社会的稳定。
   对于政党历史的研究所得出结论是，政党政治在夺取全国政权的过程中，运用暴力的手段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在20世纪初中国政党政治开始的时候，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既没有实现和完成工业革命任务，也没有完成现代国家所需要的法律制度和思想准备。因此，在军事战争中无论哪个政党取得胜利，中国社会都不可能选择资本主义制度，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模式在俄国的胜利，使中国选择了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的历史意义是，它使得亿万农民为主体的东方大国避免了资本在原始积累时期的经济痛苦，不过，也为社会生活积累了另一方面的问题。
   作为殖民地的港澳地区以及国民党领导下的台湾地区的发展对于大陆的政治体系改革具有借签意义。如果我们把港澳和台湾社会置入整个中华民族国家发展的视野之内，那么，应该说，中国大陆应该也必须学习和借签它们的经验。
   20世纪中国政党政治的特征是由极其复杂的社会内部及国际关系影响形成的，中国现实的社会生活依然面临着新的政治文明的选择，在21世纪里，如何完成新的政治文明的建设和政治改革任务，这已经是摆在整个中华民族面前的最为重要的历史使命。
   历史上，中国这个古老的统一的多民族东方大国自唐宋时期就达到了农业文明发展的最鼎盛时期，不仅在物质生产力方面，而且在文学艺术（其典型的遗产是唐诗宋词）也标志了完整而丰富的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精神世界的成熟。自此之后，在封建王朝统治下物质生产力长期得不到发展，社会分工与需求被严格控制在农耕经济的范围之内，可以说，自宋朝之后，也就注定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生活方式的国家将失去物质财富的创造力和基本动力。中国是一个经过了数千年农业文明生存过程的国家，最终的结果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这个东方大国在外来殖民主义打击下急剧崩溃，致使中国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及科技文明转型的彻底失败。从表面看来，农业文明崩溃的导因来自外部，而根源则在于内部。历史地看，这种转型失败的原因中深刻体现着20世纪中国历史的实质。
   在20世纪里，中国的人口从世纪初的4.26亿（1900年）增长到世纪末的12.7亿（1999年），人口数量增加了3倍多，然而，人口结构在百年里却没有太大的变革，农业人口自始至终占社会人口总数的绝大多数，总比例没有大幅的下降，这不仅表明物质生产力发展的缓慢，同时表明社会在政治及文化方面同样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进步。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东方大国的社会模式，在这种社会模式下，人们具有大致相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其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念也大致相同，既使当国家的工业生产体系初步形成之后，也没有像西方工业革命完成后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社会被划分为两个截然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由于物质生产力发展阶段的不分明，致使中国社会的阶级成分与阶级意识从来都不十分明显。历史地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以工业为核心的制造业的成熟与发展充当了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同时在上层建筑中，自由交换及其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充当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支点。同时，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原始积累的残酷性成为马克思无情批判这种制度的主要理论依据，人们的全部痛苦来自经济的压力，所不同的是，由于中国社会农业文明在产业发展方面不能够顺利完成转化，而在整个20世纪的进程中，中国人所承担的苦难与挫折却主要的是观念的和政治方面的，直到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人才开始受到来自经济生活的各种折磨。
   家庭对于中国社会结构来说具有最为重要的影响力。因为它不仅从根本上形成了中国社会生产关系的特征，而且从本质上充当了基本的生产单位。人们的全部活动都围绕着家庭以及家族成员进行，邻里间则是“鸡犬之声相间，老死不相往来”。当家庭成为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后，不管它的人数、规模有多大，由于彼此的交往不被重视，它必须生产本家庭赖以维持生计的一切物质需要（包括衣食住行的全部需要）。由此家庭同样成为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几个或更多个有着血缘关系的家庭集聚而居，便形成了星罗棋布的自然村庄。
  中国的政治结构直接起源于家庭结构，家庭结构的稳固性作为封建政治体制的基础。因此，中国政治权力实质上是家长式的，然后才是专制的。家长制是中国封建政体的实质和最为典型的特点。一方面，政治权力处处对社会生活的公共建筑、重大军事行动和生产性活动做出决策和政令；另一方面，在每项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自上而下一级一级的权力逐级分散，最终到了社会的最基层就完全失去按照原来的政令行动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按着权力最高层意图从事活动的可能性逐层减弱。中国政治体制在治理社会生活过程中，这种现象鲜明的体现着，这种方式被我们称之谓人治方式，这是以家庭为主体的生产上的分散性和宗法关系决定的，此种统治方式本身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和灵活性。历史上，中央集权的政府形式拥有庞大的外壳，但其实质则极为空虚。它的主要作用表现为两点，一是组织实施大规模的国家工程和军事工程，如长城的修建、大运河的开凿以及历代皇陵的修筑等等，都是在这种极端政体的组织下完成的；另一方面是自上而下逐级分封各级官员从而指挥整个国家事务。然而，中国的政治决策权在实质上却是分散的，这一实质同专制的外壳形成鲜明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存在也正是中国政治之谜。
   由于对自然界的一味适应和缺乏改变周围环境的能力。我国五千多年来的文明发展并没有建立起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尊严即人的尊严。换句话说，人本身存在的价值和尊严成为与其本身完全不同的问题，成为一种社会的结果，它附属于权力、地位、等级和固有观念等，这也是在观念和意识形态方面造成人本身落后的重要原因。所谓落后，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人本身的落后，而改变的途径不是别的，正是改变人们生存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但改变又必须由掌握变革条件的劳动者自己来实现。
  农民是中国传统文化生息的最广泛的社会基础，知识界在这种环境中则无法跳出这个圈子，而政治权力集团则给予这种文化以特有的支持，中国社会结构内部的文化和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加强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可塑性，却抑制了经济的发展能力。一般说来，社会发展总是首先来自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然而在中国，经济却被置于政治和文化的规范之下。因此，农民在20世纪中国社会的几次大的历史性的转折关头，都不能运用经济手段从土地的束缚下摆脱出来。
   农业文明全面崩溃表现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系列革命、战乱和动荡，但却根源于经济基础中的产业发展的断裂，工业作为能够代替农业生产的经济力量，在中国没有找到发展的条件、环境和支点。同时，推动科技发明及应用的教育体系，没有能够有效地发展起来，多样性的文化事业受到传统势力最直接的禁锢，这样，不仅在社会的经济基础方面，而且在政治及文化等其它方面也就失去创造力和动力。
   为什么中华民族在农业文明崩溃过程中不能完成产业革命的任务？与此同时，为什么中华民族失去了科学发明的动力以及科学理论思维的能力？这些问题昭示着20世纪中国历史的实质性问题，也是合理解释20世纪中国历史实质的最为关键的切入点。
   在对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方面，一个已经定型的结论是中国1840年以后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但是，这种结论究竟能否完整地概括中国农业文明全面崩溃后的社会性质？还从来是一个并没有引起争议的问题，然而，这个“半”字仅是从地域的角度来概括的，而且，对于“殖民地”和“封建社会”的基本性质从没有能够从经济基础方面说明。然而，通过对20世纪百年历史特质的探寻，这种社会性质的判定对于中国历史真实面貌的概述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其实，对于中国社会的主体构成而言，在政治经济的基本形态还是封建性的，而对于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划定的殖民地区域，其社会形态基本走上了以资本主义经济为特点路线。从历史事实方面来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划分出的沿海港口城市，以香港和澳门为代表的地区直接成为西方列强统治下的殖民地，在社会治理方面也采取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模式，而中国民族国家主体在其生产方式及全部经济基础方面仍然是农业社会，而在社会的上层建筑方面，当封建体制崩溃后，政党政治发展并没有能够打造出社会法治的基础。
   农民破产后不具备向其它的产业领域转移的条件，城市的工人阶级从一开始就在极其恶劣的劳动环境和政治压迫下工作，这两大组成部分为了改善自身的生存状况，只能跟随某个政党踏上旷日持久的暴力革命之路。
   科学思维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中并不是突然消失的，而是自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形成的固有的思维定式的所决定的。此后，通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的文化政策的选择和推行，中华民族的科学精神便不断被湮灭，使封闭的农业大国形成了一种以权力意志为中心、以伦理道德为行为规范的社会体系。这样，科学不仅在人们改造物质世界的活动过程中被排除，而且在人们生活的精神活动方面被普遍的排斥，致使整个社会的公平以及政治领域中的民主也根本无从发展的余地和空间。这样，在20世纪，历史生活本身把过多的能量和精力用于政治斗争中，而不是致力于取得在改造与改善同自然界的成就方面，没有把中华民族固有的聪明才智应用到物质财富的创造方面，这是20世纪中国历史最具实质性的表现，其中的根本原因也必须从中华文明的传统中去寻找。
    农耕经济与其文化一起所形成的政治心理和价值观念，对经济行为的态度使得权力一直是凌驾于中国社会生活之上的固有力量，而不能受到任何必要的限制，对政治权力的争夺始终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状态，这极大地影响了物质生产力发展动力的形成。经济因素的发展以及各种物质财富的创新受到政治权力及传统文化势力的压抑，并且由此所形成的大规模的内部动荡贯穿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也体现了这百年历史的实质性特点。
1978—2008年的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起点，因为这一时期不仅奠定了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而且为现代化建设准备了思想和文化方面的条件。这个时期可以被视为中国21世纪发展的序幕。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把经济当成社会进步的基础条件实现它的增长与发展，但这并不是说，经济的增长与发展能够自发解决其它的一系列社会矛盾，经济只是人类生活面临的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决不是所有社会问题的全部，也不代表全部生存问题的实质，比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文化问题，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实现文化的转型，这才是一个带有实质性的问题。
   在封建社会里，国家依靠对土地的控制权来行使自身的行政权，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种政治经济的关系直接演变成为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和控制权，企业作为最基本的经济单位从来没有获得任何自由发展的空间，人们的需求也就被国家权力所控制。中国产业转型失败的原因根源于独特的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政治经济结构。自给自足的家庭（或家族）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没有转化为大规模工业生产的社会环境。因此，能够组织大规模工业生产的企业组织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这在经济上便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农业文明的崩溃过程同样是小农经济的崩溃过程，这就迫使农民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但作为特定的而且是落后的生产力的部分，农民只有跟随和依附于一个政党，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和农民结合在一起，最终实现了夺取全国政权的目标。
   在政治方面，以皇族政治权力为核心的国家体制崩溃后，现代国家所需要的法律制度无法在短时间内确立起来，导致政党间在争夺国家政权的过程中必然运用军事战争的方式进行，使得政党的存在始终不能成为有效促进社会民主的工具。政党政治向公民政治形态的转型，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首要的政治使命。
   在文化方面，20世纪中华民族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力依然是以政治意识为主导的价值观念体系，并没有培养和确立起科学的、客观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由价值标准转化为科学标准是中华民族文化转型的基本任务。
     20世纪中国历史生活的缺陷十分明显，其主要表现在：1、社会上层建筑领域的一系列革命和事变，从而无视经济的增长与发展，致使生产方式和人民生活质量以及人口结构始终处于农业状态中；2、政党政治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并没有打造出中华民族的民主与法律意识，致使社会运行的法律体系不仅缺乏而且畸形，成为社会不公正的主要原因；3、文化形态中还缺乏严密的科学理论思维能力，中华民族仍然是一个缺乏科学技术发明创造和运用能力的民族，严重影响和制约着民族社会对于物质财富的创造力。
   20世纪中国历史仍然属于军事、政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但同时，也是一个农业国家急剧瓦解和不断寻求新生和出路的历程。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及状况由其复杂的历史文化因素造成。现在，我们不仅站在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而且背负着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系列缺陷、问题和矛盾，只有克服这些缺陷才能够开辟出正确道路。
     面对20世纪中国社会进程的实质与缺陷，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与解决的一个基本的问题便是，中国社会能否在21世纪上半叶实现现化代，或者说，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步骤与策略应该是什么？截止目前，我们并没有很好的解决这样的问题，甚至，对于我们的历史生活也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进行科学的总结和回顾，对于自身的历史，我们尚存有很多不正确的认识和偏见，因此，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希望，需要全面正确的认识与挖掘中华民族文化的固有缺陷与不足，从而找到实现现代化的条件。
   文化、教育和科技是整个社会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在大规模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我们忽视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建设，以致于经济增长没有真正选择一种最为公平的方式，没有能够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奠定坚实的体制基础，传统的经济发展观念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资金和无数的自然资源，而且不分轻重缓急，计划经济所形成的各部门间的条块分割和缺乏协调，已经给中国社会造成明显了的负面影响，这一切都将给中国21世纪的发展留下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矛盾。

二、经济：产业体系升级与重建分配制度

  人类的经济活动是满足需求为前提的合理的资源配置过程。经济活动的原则是以耗费最少的资源获得最大的财富。人类经济的实质和基本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构成问题；一是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关系问题。前者是经济的自然状态，后者是经济制度的选择。
   在经济方面，中国有两个当务之急，一是全面提升产业技术构成，提升各个产业领域的科技化水平；一是创新和重新设计社会内部的分配制度。
   产业体系升级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将贯彻21世纪中国的建设与发展过程。甚至可以说，中国在21世纪百年里的经济发展，事实上就是一个全面提升产业技术构成的过程。
   中国产业升级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如下：一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完善；一是产业科技化。中国经济在21世纪的百年里，至少要在21世纪的前50年里，必须走“以制造业为先导”的产业体系发展与调整之路。中国仍然是制造业基础相当脆弱的国家。没有制造业体系的完善与发达，就不会有第三产业发展的健康和优良的前提。
   合理摆布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国经济结构的布局，需要按着吃、穿、住、行等四个方面的基本方面规划。一个拥有13亿人的社会需要一个门类健全的食品工业、纺织服装业和良好的住宅业，在行动方面，需要一个发达的汽车业及相关产品体系。
    在一个完善的产业体系中，包括着社会成员吃、穿、住、行、性的各个方面内容。其中的主要内容包括：1、建设一个全面的、卫生的食品工业体系；2、完善的、专业化的纺织服装工业；3、高效的、灵活性的住宅业；4、发达的交通、运输与流通行业；|5、以教育、文化、科学、技术、信息等门类齐全的社会软体行业。6、人口的生产与再生产制度。
   在未来的产业分工与发展方面，一个可能的情况是，不再是一个产业的人口大规模地替代另一个产业人口，而是在人类智能产品的引导下，不断地改善一种产业的技术基础和信息环境，从而极大地改善这个产业在整个产业链中的地位与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在人类消费中的产业中，事实上存在着一些既无用又制造高产值的行业，比如烟草行业，这是一个对人类健康有害的古老的行业。
    重建分配制度不仅是中国社会内部的最基本的要求，也是21世纪初全球金融危机为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提出的问题。在1949年后，中国的分配制度确立的是“按劳分配”的原则，即“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的原则。并且，把“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作为社会主义阶段与共产主义的最大区别。事实上，按劳分配的原则是没有错误的，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其基础的因素是劳动者的创造。在1978年后，中国对经济中的所有制结构进行了改革，同时也对分配制度进行了调整。确定了以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样的分配原则，到现在已经执行了30年，这是中国社会在经济活动中货币资本的作用不断加大的过程。
   分配制度包括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劳动者的分配机制；二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这两方面的问题既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也是社会层面的问题。
    中国仍然是一个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这是中国社会缺乏稳定性的经济根源。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需要从三部分的社会人口开始：一是60岁以上的老人的养老制度；二是18岁以下的儿童少年的成长与教育保障制度；三是全社会的病残人口的社会医疗与福利问题。一个功能健全的社会，必须承担此三类社会成员的生活问题。
    中国经济在21世纪的百年里，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两条基本的主线。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产业有机构成的升级是同一个过程。
    中国经济的几个具体方面的问题如下：
    （一）、工业化问题：
    人类需要对17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进程做一次全面的总结。在世界范围内，工业革命是人类完成的第一次伟大的产业革命。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性事件，在工业方面则是纺织业在英国的首先成熟。可以说，工业革命是从交通业和纺织业开始的，是解决人类穿与行两个方面的问题。人类的工业化进程最后在美国达到高峰，纺织业、钢铁业、汽车业、银行业等大的工业部门，家庭手工业和作坊是中国农业社会里工业的基本景象。
    中国的工业化经历了如下的四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洋务运动，从1861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第二阶段是中华民国时期的工业化，从1912年至1945年；第三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开始，中国采用了苏联式的粗放增长方式进行国家工业化；第四阶段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工业化，从1980年乡镇企业的兴起到2008年。
   历史地说，中国工业化的历程艰辛而漫长，但是取得的工业化成果并不大。事实上，中国工业化的过程是一个模写西方发达工业国老路的过程。到21世纪初，中国工业化的任务尚未完成。
  无论从历史的还是现实的，也无论是从经济的角度还是单纯的产业角度看，外面都不能对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进程、方式好结果给予较高的评价。一方面，不仅是因为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一直是跟在西方国家的后面，没有多少属于本国经济的自主发明；另一方面，国内的产业结构是对国际产业结构的低水平的重复。中国国内的产业结构，仍然处于低科技含量基础上的与国际分工的重复。这种重复将使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出现严重的问题。一般说来，主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多做出乐观的估计，但是，实际的情况却往往正好相反。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并不缺乏单一的科技型的劳动工具的发明，在劳动工具和科学仪器方面都是如此。但是，中国缺乏的是对发明的应用能力和推广能力。这是由中国的小农经济和文化以及家庭为核心的劳动组织决定的。任何发明都不能够有效的、迅速地实现系统化和产业化。   

工业化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中国在21世纪工业化的方向是什么？
   （二）、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如果爆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不仅会导致人民币丧失在国际体系中的威信，而且会从根本上危机到国家政权。
     世界货币体系必须重建。在21世纪初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一方面需要调整自己国内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需要帮助国际社会重新建立以种良好的金融秩序。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必将极大改变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方式与内容。
    中国至1983年 以前，从来没有利用过外资，也不允许外国企业来中国投资，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积极引入外资，欢迎外商到国内设立厂房，出口大量工业制品。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在其加入世贸后，愈趋蓬勃，成为全球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基地。经过十几年的招商引资，中国不仅成为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且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然而，到2007年，中国产品的质量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首先从玩具、食品等产品中暴露，给中国产品的声誉造成不良影响。
    全球金融危机时的中国认识到经济发展不可能继续依靠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中国国内，早有经济学家提出扩大内需的经济增长方针。
   全球金融危机促使中国必须把经济发展的战略做出调整。当然，在改革开放时期里，中国依靠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新加坡及香港的经济发展，就是贯彻执行了以出口导向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针。而此时，中国国内正在进行一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至到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而结束。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中国欲要进行改革开放，就必须吸收世界先进的思想、技艺等，这才能搞活自身的经济。中国开始制定和执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
   在改革开放的1979—2009年代30年里，金融发展势在必行第三产业中十分重要的一个行业——金融业的产业地位得到确立。中央政府在2009年5月宣布，到2020年上海将发展成中国及国际的金融中心。中国的金融业务将来主要为本国的工、农、商服务，不易成为世界金融中心。首先，中国缺乏文化及军事霸权，很难扮演如伦敦及纽约的环球金融中心，服务全球。再者，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20年时，定会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届时，中国的金融中心只服务本土，仍会有相当规模的交易量，足够支持上海及香港两个金融中心。
   20世纪50至80年代，香港的金融业亦重点服务本土的第二产业，金融市场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贸易融资及厂商借贷服务。中国将来的金融中心亦可以像香港般，以服务中国本土工、农、商业为基本，但工业仍为国家经济的支柱。
   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必须按着自身社会经济的规律进行，而在20世纪90年代，事实上中国的金融管理层仍然试图向美国学习。尽管未来全球经济将逐渐一体化，但上海不可能像伦敦及纽约的证券市场那样吸引环球资金。故此，中国应发展有其特色的金融业，不应照抄西方那套。国内有一金融方面的官员曾说道，中国不用照抄西方国家那些过度复杂的金融工具。
   中国21世纪初的经济发展需要回归以国内需求为主导的制造业优先发展之路。这不仅是发生在2007年美国次债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也是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提出的问题。
   中国潜伏着发生全面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中国在20世纪里的金融危机都是由政权危机引发的，其实，中国经济发展缓慢并且从来没有出现一场持续的、打规模的产业革命的原因之一，是同中国政治专制条件下形成的没有这样交换的法则、财富的权力支配以及不存在独立发挥作用的货币体系相关。在20世纪中国的货币史上，清政府灭亡后，袁世凯政权发行的货币是以铸币为主的货币，1928年国民政府发行的纸币，消亡在1946—1949年国共两党内战的炮火中，共产党政权从1984年底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后，逐步发行并且使用人民币为国内流通货币，这是一种纯粹的国家信用货币，它的发行既不与贵金属相联系，也不与任何外国货币挂钩。
   人民币在1980年代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得到全世界的认可。但是，截至到2009年，支撑人民币成为一种国家货币的基础还不健全。不仅从经济的角度，从政治的角度看中国。
   人民币的稳定性来自于国家政治的稳定性。中国人民银行在2009年2月公布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称这是中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西方的外汇专家认为中国此举实质上是为了跳出“美元陷阱”而采取的措施的一部分。
   中国能否成为首先从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的国家，现在还难以判断。但是，中国必须避免的一种情景是，当世界各个主要的经济大国的金融危机过后，中国又发生一场内源性的国内金融危机。现在看，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出现，其理由如下：1、中国的国外投资亏损严重；2、国内的信贷量急剧上升；3、金融体制依然落后而僵化；4、实体经济的技术升级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些因素都对形成国内的金融危机制造着可能性和准备着条件。
    （三）、 失业问题：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称，2009年中国的就业压力将进一步加大，实际失业率可能接近10%。摩根大通日前发表研究报告表示，经济下滑已对中国的劳工市场增添明显压力，2009年实际失业率预期将升至10%以上(估计现时的失业率介乎8%至9%，官方公布的登记失业率为4%)。失业率上升可能引起部分人士对社会及政治不稳的忧虑。这一轮失业的影响将集中于两类，包括沿海的流动工人及新毕业生，他们都属于组织性较低的类别，且某程度上分别获得农田拥有权及家庭支持的庇护。
    从2008年开始，商务部、财政部、全总等三部门表示，实施一项“家政服务工程”， 对待就业人口进行培养，并将其引入家政服务业。据说主要是考虑到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因为“预计2009年全国待就业人口将超过4000万人”，其中约60%为“4050”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富余劳动力。
    失业问题将是中国社会长期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也是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难题之一。中国失业是由体制性和结构性两个方面的主要原因造成的。
   根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1世纪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林毅夫等主编）一书中的数据：“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非常严峻紧迫，预计本世纪中叶前，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多，占那时中国总人口的1/3，占全世界老年人口的1/4。”人口的老龄化将在2030年左右到达一个高峰。人口老龄化问题将如何影响中国大陆社会的经济运行，是一个值得现在就开始研究的课题。我们不能躺在“中国是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这一观点上，必须看到中国人口结构变迁的未来趋势。
   中国是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这是毫无问题的事实。但是，中国同时有是一个严重缺乏人才的国家。如何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成为人才？这是中国面临着的最紧要的社会问题。
     中国经济最严重的问题表现在劳动力失业方面。而发生在2007年的劳动力失业既是中国内部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导致的，也是外向型经济政策的结果。
   中国以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优势，以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比如服装、制鞋、玩具等行业，为美国、欧洲提供价格低廉的产品，以最基础的和低端的产业环节为他国市场服务。当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等以国际市场为依托的企业首当其冲收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中国饱尝外向型经济的苦果。
   中国的经济政策还处于及其缺乏远见的状态下。从中国人总是试图从成熟的行业里发展企业的思维中即可以看出。中国试图依靠房地产、汽车业等传统工业产业繁荣自己的经济，其实，这是根本不可能长久的方法。
   中国经济领域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我认为，是中国社会内部创造的有效需求劳动的不足。我们都说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中国同样是一个劳动力资源浪费最严重的国家。
    社会制度为劳动者提供的自由空间很小。这是中国社会有效劳动不足的根本原因。有效劳动不足的结果是劳动力的浪费和内耗。导致社会成员的行为不以劳动创造财富为标准来衡量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度，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经济观念的扭曲和错误。
    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质是制度性的，即制度安排的不合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是对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挂帅”的否定，但是，单一的经济力量根本不会自行帮助一个国家解决发展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发展是文化、科技、教育为一体的人大素质提高的过程。
    在经济领域，生产—交换—分配是经济的三个主要的环节，而节约、竞争、诚信则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而在中国的经济政策中，讲到经济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即GDP。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代价是严重的资源浪费和不可遏制的自然环境污染。这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已经明显的显现出来。
   在2008年，一系列经济领域里的问题通过微观企业而暴露出来，典型的以“三鹿毒奶粉”事件为标志。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是与社会道德问题同时存在的问题。
   劳动的有效供给不足与资源分配的权力化，此两者，是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着的最大问题。而扩大内需的政策，是对需求的片面认识。企业制度和分配制度，是中国经济的重点。
   服务业、房地产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与繁荣对中国固然重要，但是，这些产业决非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而且，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也不会来自于这些产业。在通过1978—2008年3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后，中国的第三产业，如高科技、创意工业、文化产业等，从整体上说还无法在国际上与西方七个工业发达的国家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中国必须在继续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同时，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落实到第一产业的科技化和第二产业的信息化方面，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必须继续以农业与工业的发展为支柱。
     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走过来一条以“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发展，到2008年止，为中国积累了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额度，在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在西方国家的眼中被刮目相看。但是，就中国国内经济运行的态势而言，仍然存在着许多困难和矛盾。而且，从2008年开始，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正在暴露和显现出来，并且给社会的政治稳定造成巨大的不利影响。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在经济政策方面力主以出口为导向的路线，并且逐步扩大基建投入，在土地政策、信贷政策和技术引进方面做工作，这些对于中国的成功发展，都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支持作用。但是，对于中国这个有着13亿人口并且内部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来说，中国自身的生产力发展不仅根本无法依靠大量依赖进口初级产品、工业制品、粮食等来解决内需，而却这也不符合国家安全的要求。
   中国必须在初级及二级生产上尽量自给自足，并大力发展工业及农业作为国家经济的基本方向。实际上，国内市场对工业制成品需求甚殷，很多省份只是追求温饱，他们需要实用而非高质量的制品。中国的制造业在满足庞大内需的同时，出口工业制品到国外，赚取外汇。故此，展望未来一段很长的时间，农、工业仍会是中国经济的命脉。
   中国要提升整个制造业的产业技术水平，还有很长度路要走。恢复中国制造业的活力，是21世纪初的基本经济政策选择。
  中国作为一个独特的发展中国家，并且以其特殊的方式补贴世界。导致中国国内经济存在着严重程度的虚假繁荣的后遗症。而且每逢贸易摩擦，发达国家还一股脑地把祸水泼向中国，要求人民币升值和进行反倾销。
   在1997年，中国有了充当世界工厂的提法。而发生在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致使中国沿海的以对外出口企业经受重创。显然，中国急剧增长的良性循环必须依赖于拥有13亿人口的国内市场。
   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国内经济结构问题、社会不公平问题、政治权力腐败问题、企业界内部的贪污问题以及文化机制落后问题等等都被暂时的掩盖着。因此，我们必须清楚，经济系统仅仅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分支，它不可能自觉地解决国家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和矛盾。
   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的政策选择上,我国逐步走过一条从计划到承认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道路。但是，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解上，我认为无论是主流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家，都存在着明显的误区。市场经济的实质应该是一种以人们的有效的社会需求为基础的经济，建立在劳动者的公平竞争和交换自由的前提下。但是，我国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还缺乏这样的明确无误的理念。
   从自然界中转化创造社会需要的物质财富的力量正在发生迅速的转移，因此，在经济生活中，资本的范畴也在不断的扩大中，
   在社会生活方面，从现在开始，中国政府就必须设计出能够覆盖全民的社会福利体系。在计划体制下，生产资料所有制被机械地划分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态。国有部门的职工是国家通过计划管理的，而为数重多的农民则只有通过土地获得生活来源和保障。现在，在通过20世纪80—9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对于社会福利体系的重新设计已经是中国稳定和政治进步的关键条件。
   历史上，中国从来就是缺乏整体性的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的国家。封建政府把全部负担都转架给农民，而农民的全部希望是风调雨顺的年景获得好的收成。在西方，国家第一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从俾斯麦时代就开始了。
   中国必须建设一整套完备的社会福利体系。以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生产方式在存在巨大差别层次的情况下的生产力进步。社会福利知道的建设首先要覆盖三部分人口：一是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二是儿童少年的教育，三是社会伤病残疾人群的基本生活。中央政府应该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方面有大的作为。发生在2006年的上海社保基金案，说明了我国社保体系建设尚存在制度和监督管理的缺陷。但是，也应该看到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成绩。
   我把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看成为是实现政治民主的最重要必要条件之一，是比经济增长更加重要的条件。因为经济增长的巨大不平衡性和市场经济的特点，会天然地不断拉大社会成员间的收入距离。
   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同时，在经济领域，一个最重要的制度建设任务是分配制度建设。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分配制度是“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现在看来，这是一种极其简单的分配思想。在劳动力就业异常困难的今天的经济升活的运行状况下，基本上，这样的分配思想已经过时。
   对于具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的保证，通过经济领域解决问题。从产业结构、交换方式与分配制度入手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三个最重要的选项。分配制度建设必须创新。
   由于中国社会的特点所决定,一个事实是，社会的稳定并不直接取决于经济的增长速度和规模，在很大程度上，我国社会的稳定取决于国家福利体系的建设。可以肯定，在中国全面推动和实行社会政治民主之前，必须把国家福利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起来并且建立完备，否则，政治民主就有可能或者必然演变成为为了夺取权力的内乱。因此，覆盖全民的福利制度建设必须在政治民主之先和之前建立起来。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中国实行政治民主的最重要的条件，它比经济的增长更为重要。
   在世界范围内的发达国家而言，政治民主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同步的或者政治民主在先的，但是，对于中国，由于社会人口众多，必须选择社会保障体系先行的方法，在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来后，绝大多数普通的人民群众在能够享受社会保障而没有生活的后顾之忧时，中国大陆的政治民主才能够顺利的推进。
   失业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意味着人类社会必须改变货币分配的方式和交换方式。

三、改变政治生态的方法

  就中国而言，政治制度改革的任务最繁重和最迫切。因此，中国必须为政治改革找到和确立起一个明确的方向和具体的方案，才能够走好21世纪百年。
     为中国的长远发展和进步确立永恒的价值体系和保证万世太平的稳固的制度狂架。此两者是开辟新文明的前提和充分必要条件。价值体系的核心概念是文明与幸福,而稳固的国家制度必须经过充分的全民性的讨论设计、执行和确立。
   中国的发展稳定在全球范围内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具有典范的意义。中国的优势必须首先通过文化表现出来，并且通过制度体系释放出去。
    中国21世纪的政治形态,注定是一个基层直选与高层间接选举以及精英政治的有机结合。单一的选举、多党制都不会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
    （一）、中国的政治的演化逻辑
   中国政治模式的家天下，最早可以从尧舜禹三代之后的周朝算起，直至1911年10月清朝被辛亥革命推翻。20世纪中国政治模式转型为“党天下”。“党天下”的政治范式本身就是一个过渡，21世纪中国政治的模式注定是“民天下”。“家天下”—“党天下”—“民天下”，是中国政治演化的必然逻辑。
   家天下和党天下的一个典型的政治特征是，国家军事力量的家族化和政党化。军队与国际的关系是考察中国政治的最明显的和不可绕过的一对关系。传统上军队是国家的柱石，既是从现代国家来说，军队也是国家的最具有象征意义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军队是导致政治动荡根源之一。
   20世纪里，中国的主要政党的存在与发展都依靠于自己组织的军事力量。这样的政党的生存状态决定了20世纪中国的基本的政治面貌，也历史地证明了中国政党的失败性。军队的政党属性是中国政治范式由家天下转型为党天下的典型标志，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失败的证明。国民党和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争夺，采取了武装战争的方式。这是20世纪中国政党政治导致中华民族社会发展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国民党通过黄埔军校建立自己的军队，而共产党则在基层建立自己的工农武装力量，两者都发展为正规的军事集团。历史地看，政党的军事化是中国20世纪前半也社会动乱的根源。
   在军队国家化方面，中国已经没有任何拖延军队国家化的理由。唯一存在的，就是政党的一己私利。但是，为了中华民族社会的长远未来繁荣与稳定，军队国家化的制度改革刻不容缓。
   中国的政治改革仍然需要从基础做起。中国共产党领袖的理论思维，从第一代领袖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到第四代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已经走过60年的执政时期。共产党领袖已经从思想上完成了从阶级斗争到关注民生的转型。但是，中国政治进步，还需要从关注民生到进行具体的公平制度设计的转型。也就是说，以人为本的思想在政治上必须通过设计和确立公平的制度体系得到体现。一切政治活动都是为了保证公民在平等的制度体系下最大程度地发挥劳动的热情和积极性。
   中国21世纪初的政治改革必须确定提纲携领的方法与入口。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中国的执政党。因此，21世纪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和政策决策的正确性。
   共产党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比如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等等概念的提出，已经标志着在政党的宣传层面上同人类普世价值的接轨。但是，在对历史问题的态度和现代现实问题的处理方式上看，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还没有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民主的政党。目前，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社会的合法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事实上，可以认为，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从1976年“文革”结束，就标志了共产主义实践在中国的失败。
    中国的政治进步，首先需要设计出和确立起一个永久性的完整而合理的制度框架。这个框架有助于中国实现从“党天下”到“民天下”的转型。在国家政权的形成机制方面，实现由“打天下”到“选天下”的转变。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政治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到1911年清朝被推翻，属于“家天下”的状态，而在19世纪末以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兴中会”为标志，20世纪中国的政治舞台是“党天下”的状态，但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百年里所经历的一系列历史悲剧也是由于从“家天下”向“党天下”的政治转型不成功导致的。
   社会公权力的家族所有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才被彻底废除，但是，代之的政治制度却是一党所有。家天下和党天下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不仅充当绊脚石的作用而且贻害无穷。
   21世纪的中国政治，注定是一个由“党天下”到“民天下”的转型过程。由“党天下”到“民天下”的转型，需要一系列社会条件、制度设计、思想理论准备和朝野双方的和解共识。
   从“党天下”到“民天下”的实现，由执政党共产党组织、领导最为快捷，但是，这取决于共产党内部各种政治派别的平衡，就中国民间和知识层来说，民主党诉求是一直的。2008年，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刘晓波写出的《零捌宪章》为标志，说明知识分子的民主意识已经开始转向制度建设方面的考虑，因此，也是比较成熟、温和、理性的。健康的、积极的、公开的民间力量与民间组织，是中国大陆社会文明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限制了民间文明力量的发育，也就阻碍了整个中国的进步的脚步。
   21世纪中国的文明进步和建设发展需要新的政治力量和政治组织、政治制度的形成。 

   （二）、政治改革的外部条件已经具备：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客观上为中国社会形成新的政治思维准备了条件。
    1、到2008年，改革开放时期建立起来比较完整的企业制度，企业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最活跃、最积极的力量，创造者物质财富和改善这群众的生活质量。
    当然，在30年里，各行各业的企业的生存状况异常艰难。企业力量成为社会进步的基本的推动力，这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性的成就和伟大贡献。
    2、社会多元化局面的形成，教育体制的改革、
   3、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变化，家庭关系和性解放态势的形成。

  良好的政治制度是中国社会得以持续发展和进步的首要条件。一个社会，只有在稳固而坚实的政治制度框架和良好的精神风貌的条件下，才能够具有健康的经济增长能力和其他领域里的软实力建设，诸如提升教育水平与科技水平、改善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强化社会安全等各方面取得平衡发展。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暴露出来了许多缺点，比如，领导干部一成不变的自上而下的任命制，有此产生了太多的贪污腐败现象，在现性的政治体制下，难以产生强有力的政府系统，政府工作与决策越来越不能够满足民众的期望和要求，但同时，公务员的职业却又以此成为新的年轻人追求的目标，的确，中国需要一种良好的制度，以吸引和保证有能力的和有献身精神的年轻人投身于政治工作中，并且带着非凡的才智为人民群众服务。但是，任何制度都不可能一成不变，而是要顺应社会的要求而发展和公民的文明意志来演变。
  可以说，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在20世纪百年的一党体制下，从来没有那个产生出一个持续不断为人民群众利益而工作的政府系统，国民党政府在1928—1949年对中国的统治，已经达到来自于共产党在内的许多党派的批判，但是，对共产党政权在1949—2009年60年的治理中国大陆社会的历程，还不能够从历史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进行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固然，任何民族的文明进步都需要有一个过程。
    （三）、在现行的宪法结构中改组国家机关的职能：
    中国政治改革必须在现有点国家机构的框架上进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包括中共党委、政协、政府和人大等四个主要的国家机关。在宪法的框架内和宪政条件中,充实人大、政府以及共产党委和政协的职能最为可行。
   把人大建设成为一个独立的立法机关，通过立法质量是中国社会面临着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必须切实落实人民代表的选举制，通过法律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和各地方人大代表的人数比例是一个关键性问题，而有效地组织选举则一个是更加重要的问题，同时，明确人大代表的工作职能，是一个尤为重要的问题。在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方面，按中国总人口的13亿计算，如果按着百万分之一的比例，全国人大代表大致应该有2600名，也就是说，每100万人口中，应该有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地方人大代表的比例，可以逐级扩大到一个合理的程度，比如一个人口30万的县级人大，如果需要500名代表的话，则为千分之二的水平。在中国大陆现行的政治体制内，人大代表的作用必须得到良好的发挥，否则，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基层的社会矛盾，就根本难以得到及时公平的处理。
   应该赋予政协发挥独立的政党的作用和职能，向各级政府推荐政府的候选人。共产党要以与政协平等的地位和资格参与中国社会的政治活动与选举，而不是继续以国家劳动者的角色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这样，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正常的权力形成和更迭程序的国家。
   把“政协”改造为独立的政党联盟，这是中国大陆政治改革的一个实际需要。理论上，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据说，这三项主要职能是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参与国是、发挥作用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形式，体现了人民政协的性质和特点，是人民政协区别于其他政治组织的重要标志。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宣告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成立。自哪时起，政协的领导人无一例外的都是由共产党人担任。
在目前中国大陆的政治框架内，“政协”被认为是花瓶似的机构。这是国家机构职能设计不合理所形成的局面。对于中国大陆，政治改革的问题已经提出。而政治改革必须站在现有的国家机构的基础上进行，在国体设计方面，中国大陆不可能进行另起炉灶式的改革。这就要求必须重新合理的划分人大、政府、中共、政协四大国家机构的职能。否则，中国政治文明的真正进步就迈不开步伐，也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在政协职能的改造和加强方面，需要赋予政协如下的职能：1、第一步是把政协机构改造为一个独立发挥作用的政党联盟；2、通过平等公开选举产生出政协领导人；3、在解决中国大陆社会的一系列国计民生的问题方面，能够提出自己的政策措施和方法；4、有权向各级“人大”推荐各级政府的候选人；5、充当中国社会发展的智囊机构。
  良好的立法机构和机制健全的政党制度，是保证我们的社会拥有一个好政府的政治基础。
  （四）、设计符合中国实际的选举制度
   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是否具备进行普选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环境？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但是，为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设计出公平的选举制度，符合中华民族长远未来的需要。历史上，中国社会的公权力从来都是经过各式各样的武装的暴力获得并且更迭的，国家政权的维护也通过暴力。
   就中国大陆社会的整体状态而言，不可能在一个短时间内实现普选制。但是，却可以通过必要的行政区划改革和制度设计，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实现县级政府的普选。如果在县级政治机构的框架确立后，在县级政府推行直接选举，那么，我认为应该取消乡级政府。在选举制尚未成熟的时期里，行政领导人的任命制与问责制可以先行分开。把问责制度权力交由人大来行使。
   对于选举，不仅我们社会的政治家，而且包括许多普通的民众也心存畏惧。但是，在社会公权力的形成方面，中国大陆社会需要进行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对于自上而下的官员任命制，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并且感觉顺理成章。中国人被动地接受任何来自上级的任命官员，从来没有获得过在公平、公开的情况下进行选举的权利。
   改变了社会公权力的形成规则和法律制度，也就极大地改变了中华民族的政治生态与文化。选举制度的设计、制定和落实，需要对社会公权力进行合理的分工。行政区域的划分必须合理。
   在选举制度中，理当包括两个系列的选举。一是对行政领导人的公开民主的选举；一是对立法机关组成人员（中国大陆称为人大代表）的选举。两个不同的选举应该统一立法，在任职期限方面，人大代表的任职期限可以长于行政首长的任期。这样选举就可以分开进行。使选举活动成为中国大陆社会政治生活中国中的常态，这是政治文明的需要。
  权力产生制度的不合理是中国社会存在的最大问题，也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共产党至今仍然未能够自觉地进行改变社会公权力的产生制度，这是中国政治文明进步迟缓的真正原因。从现在起，中国社会又以次处在一个惊险而剧烈的转型的期。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各种因素都在发挥作用。在这些领域中，健康的和不健康的、正义的与邪恶的、力量也都同时存在着，政治家的责任重大。为了使得我们的社会发展的能量不是去平衡并且持续的发挥作用，首要的任务是改变我们社会的政治。
  据报道，在2008年美国卡特中心组织中国观摩团第四次考察美国选举，前三次包括1998年的中期选举、2000年总统大选和2002年中期选举。观摩美国选举过程，起码可以对中国人起到民主选举的教育作用，但是，在中国国内，却是缺乏对美国选举制度和选举过程的介绍。
   中国在1948年首次进行立法委员选举的直接选举。以中国3.7亿人口来计算，平均60万人选出一名实为中国国会议员的立法委员，选出了760名立法委员。该次国会选举的举行，也让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实际上，1948年中国立法委员选举不但是中国有史以来的首度全国性民意代表的民主选举，也成为迄今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全国性的国会议员普选。
   1947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三千多名制宪代表（即国民大会代表）所订定中华民国宪法开始施行，依照宪法，立法院立法委员必须由人民以直接选举方式选出，因此，中华民国于隔年的1948年举行了中华民国第一届立法委员选举。由于幅员广阔，该选举各省并不完全相同，约略是在1948年的1月21日－1月23日期间举行。
     中国共产党的拒绝参与此次选举，因此，仅有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国青年党及无所属特定党籍或小党参与。在选举方式方面，经过公民登记的年满25岁的中国公民均可以以单选、无记名、秘密的方式参与投票。其中除了少数的职业团体人士与自治民族之外，全国皆于设籍住所附近的选务所参加，以各省平均三成的公民登录率来换算，该选举据估计至少有1亿5000万人参与。另外，因为有两处直辖市于中国共产党实际统治下，无法进行投票。因此名额原定773名的立法委员，最后选出了760名。
     1949年国共内战失利的中华民国政府迁徙台湾，760名立法委员当中，仅有380余名随之前往台湾。该380余名立法委员的任期，原应于1951年5月届满，但是国民党政府为了政权合法性，以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第31号解释，让其380余名立委继续行使职权。直到1991年年底才结束任期，期间长达43年。
   在1949年10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大陆社会再没有组织进行过任何一次全国性的选举活动。
    １９５３年２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颁布后，通过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普选，选出了基层代表５６６?９万人、全国人大代表１２２６人
   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但是，在中国大陆。选举活动始终缺乏强有力的、系统性的组织管理。致使选举流于形式。中国乡村选举问题很多。据了解，自从中国举行乡村选举以来，选民的投票率高达80％，这在全世界来说都算高水平。不过，这次观摩团有成员透露，内地的投票率是有水分的，为了吸引更多人参加选举，有些地方以金钱或物品吸引选民投票。   
    中国的选举需要建立起统一的自上而下的选举组织机构：负责选举的组织机构要遵循统一、常设、中立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1953年的选举法有中央选举委员会的设置，但在后来修改选举法时取消了这个设置，选举组织机构中不再有中央选举委员会。在1953年的选举法中，中央选举委员会也是临时性的机构，选举结束后就撤销。
   由于没有统一组织选举活动的中央选举委员会，因此，在中国大陆社会的选举方面，民政部门和人大系统各自管辖不同的选举，由于在我们的国家机关的设置中，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性的选举活动的组织机构，不仅不能有效地推动社会生活中政治选举活动正常化，还阻碍着实现社会民主化的步伐。因此有必要成立一个中央选举委员会来负责主持与选举活动有关的工作，统一主持基层的直接选举和人大代表的选举。无论是中央选举委员会，还是民政部内的选举委员会都应该是常设的行政组织机构，统筹计划和管理与选举有关的行政组织工作，法律法规的制定，选举有关的研究等等。这种办法也可以推动中国选举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待中国的选举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可以在民政部的这个选举机构之上成立独立的中央选举委员会。选举委员会的中立是由选举委员会的构成而定的。保持选举委员会的中立有两种做法。一是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保持政治上的均衡；另一是由中立的人士来组成选举委员会。必须杜绝选举成为单一的政治力量操纵的工具。
  在正常的宪政体制中，政党只是提出各种社会政策的思想库和向选举机关推荐候选人的工具。中国大陆政治的进步，需要政党逐步回归其正常的地位，在未来的政治制度框架中，各个政党也必须发挥社会政策思想库的角色，并且向选举机关推举自己政党的各级政府候选人。
   中国的选举制度的改革需要建立真正中立的选举委员会。近来年在中国许多地方所进行的基层选举中，2003年初于宁波海曙区进行的社区选举中，就尝试在社区设立由街道选举委员会成立的选举办公室，办公室工作人员由非本社区的社工担任，不再由本社区居民担任。由这些社工来负责具体的选举事务就避免了社区居民在选举中的回避问题。在2003和2004年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吉林省开始在一些地方实行由学校的老师们组成村选举委员会组织选举，不再由村民们来争夺选举委员会的职务。2004年夏天在湖北宜昌西陵区进行的一系列社区选举中，采用了由社区内的单位成员出任社区选举委员会主任和部分成员的办法，这个办法也减少了社区成员自身对选举过程的干预，增加了选举委员会的中立程度。这些例子表明，在基层选举的实践中，许多地方已经在考虑找到一个让选举委员会中立的办法。这些基层所实行的办法都是非常有益的，只有这样的选举组织机构的安排才能有利于建立一个统一的规范的选举标准。
  建立统一的选举标准和选举常设机构是推行和开展选举活动的基础性工作。中国大陆没有常设的选举委员会，没有自上而下权威的选举行政机构，也就不可能建立一个统一的选举标准。在建立统一的选举标准的同时，中国大陆社会必须建立规范的共同遵守的选举办法。在中国，1949—1987年根本不存在像样的选举活动，选举制度改革从1987年开始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帮助，并且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这个过程不仅过于缓慢，而且受到来自落后的政治观念的阻力。中国大陆社会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选举制度，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常设的选举行政组织机构。因此，选举在中国大陆还没有形成一种自觉地政治制度。
   关于如何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的问题。在具体的方案制定方面，以王力雄先生的“递进民主”最为著名。王力雄先生于2004年写的一部政治制度设计专著叫做《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道路》。参考了主流学术界的行文方式，重新诠释了「逐层递选制」，并对中国当前的经济、生态、社会、政治危机进行了深入剖析。
   王力雄所谓的递进民主制包括两个构成部分：逐层递选制和递进委员会制。以现在中国社会组织的模式来看，自然村按照每个家庭一个代表的方式组成该自然村管理委员会，负责制定本村管理的大政方针并选举产生该自然村的管理委员会主任（类似现在的村民组长），各自然村当选的村管主任自动成为所隶属的行政村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并负责所在自然村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行政村管理委员会负责制定该行政村的大政方针，并选举产生行政村管主任，负责该行政村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各行政村管主任组成乡镇管理委员会，负责制定本乡镇的大政方针，并选举产生乡镇长，负责该乡镇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依此类推，逐层递进选举组成递进委员会。最后，31个省的当选省长组成国家管理委员会，负责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并选举产生国家元首。关于城市居民，情况复杂些，他提出了项目单位制的概念，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实际活动范围，具有明确的经验身份，因而可能在多个递进委员会的层块管理下，具有多个选举身份。这些就是递进民主制的基本内容。
   王力雄阐述的递进民主制的基本理念，大概包括如下内容：第一，按照递进民主制，所有选举和决策都在经验范围内。我国传统的选举之所以被认为是虚假的，就是因为它规模过大，超过了人们的经验范围，对候选人不了解，且不允许竞选。西式民主也存在规模过大的问题，但由于允许竞选，稍微好些。尽管如此，西式民主又要受到知名度和金钱力量的制约和决定，媒体导向的背后是金钱在发挥作用。第二，递进民主制坚持随时选举的原则，随时可以罢免撤换当选人。现今各国实行的定时选举都变成了定时表演，选举时好话说得天花乱坠，当选后背弃承诺，牺牲选民利益，临近再次选举时又包装自己，制造虚假政绩，通过各种力量操纵选举，从而使得选民对当选人失去应有的制约。而在递进民主制之下，当选人在做出决策时都要在自己头脑中进行模拟选举，考虑自己的决策和行为将带来的后果，因而递进民主制能够强有力地约束当选人按照选民的意志行事，这样也使得随时改选在实际上很少发生。第三，递进民主制实行议行合一的原则，从而产生高效率，避免西式民主的低效弊端。第四，递进民主制充分体现了高度自治和联邦主义的理念。传统的自治被认为是虚假的，因为它实际上是自己的精英统治，不是人民自己的自治，不代表人民的利益。递进民主制建立在地方人民高度自治的基础之上，每个层块的委员会都对本层块的管理全权负责，并对上级委员会构成强大的制约，根本上它是个递进自治结构，也就是递进联邦结构。在每个层块的委员会内部，都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一票否决的邦联原则，从而有利于发挥委员会制的长期交易互相补偿的原则优势。第五，在递进民主制之下，理性能够得到逐层提炼，从而形成隔层保护。现实社会中每个人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这在根本上是无法摆脱的，这样民众直接表达民意会显得比较局限，不利于形成理性的决策。在西式民主下，个人在自己的经验范围内不具有任何民主，比如承受着严重的企业专制，可是在超过个人经验的宏大层面却要对不了解的事情表态，比如选举总统，这是很成问题的。递进民主制就克服了这个问题，它使人们在自己的经验范围内实行民主，通过层层递进，形成越来越理性化的决策，从而使得理性能够得到逐层提炼，形成保护隔层，保证决策理性。第六，递进民主制是无党政治，在递进民主制下不需要任何政党。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是基于多党竞争的思想，其结果走向了代表人民利益的悖论，在特殊情况下成了极端比赛，不是给人民带来幸福而是带来灾难。  
   王力雄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着转型困境，也即四大僵局：第一，大坝僵局。中国现行的体制大坝是刚性的，它跟西式民主体制互相都不存在对方的因子，任何一个地方的开口，都将导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结局。第二，多党乱政僵局。中国一旦搞西式民主，马上会产生无数个政党，陷入党争的混乱局面。第三，胜负定局。一旦实行西式民主，现行执政党必定失败，被人民抛弃，丢掉权力。第四，清算结局。中国一旦实行西式民主，就意味着共产党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彻底抛弃，等于承认其自身的失败，那么其他政党和人民群众必定要起来清算他们在执政过程中的腐败和造成的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问题。由于这四个僵局的存在，现行执政者不可能转向西式民主。在这种情况下，递进民主制可能缓和甚至避免这四个僵局。在王王力雄的设计中，按照递进民主制，人民将会自下而上地替换旧政权，每次替换后新产生的当选人都跟旧政权的上级保持合作。比如，行政村的管委会主任召开联席会议，组成乡镇管理委员会，选举产生乡镇长，大家都听从这个当选的新乡镇长，并通过他保持跟县政府的合作，而不再理会原来的乡镇党委和政府班子，其他依次类推，逐层递选，层层上进。由于这是一个妥协、折中的方案，因而可能会得到县政府的接受，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如果他们不接受就可能面临群众暴动的结果，使得他们自身的利益严重恶化。在这个过程中即使在局部遭到镇压逮捕，也要坚持非暴力不合作手段，借鉴印度甘地的“填满监狱”的原则，除非人民全都被抓进监狱，否则这套递进民主制还可以存续。另外，如果共产党内部高层出现圣人，自觉超出个人利益和狭隘的执政集团利益，也可能上下配合推动，将是人民的大幸。而这种圣人的出现，需要中国独立思想家集团的出现，为中国的未来独立思考，寻求方向，产生历史影响。这里的独立思想家集团不是幕僚群体，而是一大批远离官场的独立思想家。这是王力雄自觉努力的方向。这样看来，递进民主制就可能是中国未来的一条出路，是一种值得人们认真对待的政治道路和民主模式。
   在王力雄倡导递进民主制的同时，官方学者也提出了“增量民主”的概念。我认为，对民主问题的研究，应该从理念与制度两个层面的区分。一方面，我们需要关于民主问题的正确的思想观点；另一方面，一个社会必须具备保障民主的制度体系。因此，民主建设需要在制度层面上进行，中国人对民主问题的研究恰恰在于缺乏关于公平合理的制度设计。
   中国社会缺乏的是制度的设计。一般说来，在世界范围内都把1787年美国宪法视为最伟大的社会制度发明。中华民族社会缺乏这样的社会发明。民主即使以种政治状态也是一种经济状态。民主即使社会发展的结果有充当社会进步的前提。民主既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历史经验又来自于人民群众的理性的心灵。民主是关于政治活动的基本规定。但是，民主就像自由一样，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民主的基础是文明自由的秩序。
   民主在政治上必须包括的如下的内容：公权力的形成法律体系、权力行使的原则、对权力的监督机制等三个方面的内容。中国21世纪的社会民主就是要解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中国社会的民主方式和内容是参与者民主。参与者民主将是中国社会在21世纪里的基本的民主形式。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1848年第12版序言中说——“美国的各项制度所依据的原则，即遵守纪律的原则，保持政权均势的原则，实行真正自由的原则，真诚而至上地尊重权利的原则，则对所有的共和国都是不可或缺的。它们是一切共和国都应当具有的，而且可以预言：不实行这些原则，共和国很快就将不复存在。”
   总结的说，中国大陆社会的选举制度首先需要立法，设计出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制度体系，成立全国统一的负责组织选举的机关，分别组织行政系统和立法系统两个不同的选举。
 

（五）、政党制度：
   
     在20世纪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中，从国内来说，是以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间对国家政权的争夺为主线的；就其外部的国际关系层面而言，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借鉴和接受中国的北临即前苏联的政治制度模式。真实的历史是，对苏联的学习从孙中山先生就开始了。孙中山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便提出了“以俄为师”的主张。中共把“联俄、联共（应为容共）、扶助农工”这“三大政策”说成是“新三民主义”。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无论新旧，都是民族、民权、民生主义，其意识形态主调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其组织策略。可以说，当时国民党只是有条件地接受了苏联经验，因为国民党从来不承认其国民革命是共产主义的。1924年1月22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聘任俄人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国共开始进行第一次合作，共产党员得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
     新三民主义的核心内容并非所谓“三大政策”，而是“以俄为师、党在国上、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如果说旧三民主义是西式的，新三民主义则是俄式的。孙中山采取了列宁的组织策略，抛弃了欧美政党模式，采用俄式科层制集权管理：总理制与委员制结合，在各地普设党部，军队设政治部，派党代表，各地党组织选派代表到中央开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当选者”也包括诸多共产党人，实际上是事先协商好了任命的。1924年7月11日，国民党又在中央委员会之上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筒称“中政会”，成为实际上的权力中心。随即又设中央军事委员会，即中央军委，中央军委主席逐渐成为最有权力的人。这完全是从移植苏联而来的。后来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它与党的关系同苏联一样，是党在国上、党政不分、党在政府之上。国民政府组织法中确定“以党治国”原则，即国民政府必须接受国民党的指导和监督，一切施政方针及立法原则均由“中政会”提出，经由中央执委会审议后，以政府名义执行。在这种制度下，以党代政，党领导一切，政府官员也由党任命，党管干部，成立党的组织部，主管党政干部任免；又设宣传部，宣传党的主义，孙中山说，“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其主义当然是三民主义；党政其它部门也陆续设立，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包括司法机关在内，一律接受国民党中执委的政策性指导。党的组织延伸和渗透到社会、产业、文化、教育各个部门和组织中去，直达基层，形成庞大的科层制官僚体系，党政军合一，高度集权。虽然北伐成功后，蒋介石“清党分共”，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五院制”，但苏联的党政模式并未废止，仍然是党在国上，五院制政府只是个花架子，在党中央总裁的领导支配之下。国民党还按苏联共青团的形式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以培养党政后备干部。1924年国民党“一大”时，在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指导下，国民党即已确立民主集权制的组织原则，建了各级会议、代表、表决及集中执行机制。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被蒋介石实际控制后，民主集权制在实际运用中更强调服从中央，服从领袖，被归结为“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中共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专门提到民主集中制，此项制度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一直延续着，“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
      一般说来，对中国政党制度的描述如下：“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以下简称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这一制度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论述见于2007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中。这本白皮书全文近1.5万字，分为前言、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多党合作制度中的政治协商、多党合作制度与国家政权建设、多党合作制度与人民政协、多党合作制度与现代化建设、结束语、附录等部分。这是一个较为系统地阐述中国现时代政党制度的文献。
     民主集中制的首创者是列宁。列宁认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1920年列宁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他认为，自私有制产生之后，群众就划分为阶级，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形成政党，政党在斗争中产生自己的领袖；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能取得统治地位；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也必须有自己的领袖，否则就无法夺取胜利，必须强调服从领袖。
     由此可见，在中国，政党是20世纪初才通过辛亥革命而正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政党政治的开辟者。但是，在20世纪，中国的政党政治延续和继承了“家天下”政治的基本内核，其表现如下：1、政党的存在、发展、壮大依靠武装力量；2、对国家政权的争夺依靠军事战争的方式进行；3、一党专政贯穿了20世纪的始终。在20世纪里，前苏联的政治模式直接影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政党制度的模式。这个模式现在仍然延续着，但是，它的生命力已经走到了尽头。然而，中国仍然还没有勇气根本改变它。
     中国需要一部完善的政党法，中国需要一种富于活力、结构合理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不是要为自己的政权寻找历史的合法性，而是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在21世纪，中国必须首先解决政党制度问题，才能够为21世纪中国开辟初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文明发展的顺利的通道。
    在解决政党制度之前，中国必须首先解决一个具体的政治关系问题，这就是军队与政党的关系问题。“党指挥枪”是共产党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这却是一个已经不适应21世纪政治文明要求的原则。在中国，军队国家化的问题是在国民党与共产党1945年《双十协定》中规定的原则，但是，在之后没有得到执行。
     标志20世纪中国政党制度发展失败性的事件是1946—1949年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之间的内战。其实，自从共产党在1921年7月成立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镇压、迫害与杀戮一直进行着。国共两当间的联合一是在北伐时期，一是在抗日战争的八年中。
      对于中国来说，必须进行一次有效的政党制度改革，才那个保证中国在21世纪的政治文明得到顺利的发展。

（六）：公权力的合理分工体制
     在政治制度的框架中：社会公权力的分工、选举制度与公权力间的相互制衡机制三方面最为重要。在西方国家的政体中，表现为普选制、（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多党制。
     中国政治中最落后的部分不仅是政府系统，而且还包括立法和司法系统。当然，最需要进行改革的是政府系统。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是一个曾经有过无数好官而从来没有一个好的政府系统的社会。我们的公权力的起源完全模仿家庭中的父亲，就像任何子女都不可能拥有选择父母的权利一样，中国的人民也根本无权公开的、自由地选择谁来为我们掌权。
     中国有记载的历史，是一部依靠武装战争而争夺势力范围的历史。从春秋五霸开始一直到20世纪里的国共两党。中华民族社会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从来没有试图设计一种以限制权力为目的的制度和规则。因此，官本位的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
     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政府机构进行着不断的变化，往往是以项工作被提到议事日程上后，就单独设立一个机构管理这项工作。结果是，政府的机构总是变来变去，而且越设越多，政府工作人员的队伍也越来越扩大，但是，却仍然是许多该管道社会公共事务没有人来管理或者缺乏管理。这样的结果是，官民矛盾越来越激化，社会冲突越来越不可调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政府机关林立而解决社会矛盾的无效，机关工作完全失去了解决问题的公平性、能动性和灵活性。
     中国必须设计和确定固定的政府机构框架，而不是总是进行机构改革。在固定的机构框架中不断完善和充实机构的工作职能，这才那个使政府工作走上正途。政府是一个解决和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系统，它必须是一个能动的、积极的为社会服务的机关。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认为公社是“劳动者的解放组织”。显然，公权力的最大的职能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不受侵犯，而在中国大陆，公权力却往往充当一种限制人民群众自由的机构。
     政府系统的落后性要求中国大陆社会必须进行一场无私的、公开的政治改革。把一切公权力置于人民群众公开监督之下。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不可取的思潮。对于中国如此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无政府主义的思潮更不可行。
     为中国大陆社会设计一种符号发展需要的政治制度体系，是21世纪初中华民族的当务之急。没有一个能够“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制度，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也就没有可靠的保证。
     中国的政府建设在1980年改革开放时期，走过的是以机构改革为主线的路子，后来，也转向职能的调整，但是，由于政府系统的建设缺乏系统的、完整的制度设计和合理的体制框架，政府改革总是以调整机构为主。使得政府自身成为“恐龙般”的体系，当有一项工作需要管理时，便从原有点机构中分立和分设出一个新的机构，比如，政府各个部门的设立就走过来这样的路线。
       在公权力合理分工基础上，必须设计一种公平的、具有永久性法律前提的体制框架。机构的设置再不那个随着领导人的变化而变来变去和随意增减。这就是一般人们所说的宪政。当国家机构的永久性的体制框架规定后，公务员的数量应该根据所辖行政区域的人口数量来决定。具体比例定为多少，应该又立法机构牵头进行一次全民性的讨论。
      在政治上，在2003年共产党政权实现了从第三代到第四代的交接。共产党第四代领袖提出了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等一系列概念，标志着中国社会的一个人文主义时代的兴起，说明共产党政治家开始注重社会公平。当然，真正的实现政治文明还要走很长的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09年4月13日发表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可以说，这是自1949年10月以来的一个最富意义的文献，也是一份最富有人性和个性的官方文件。但是，在民间，却没有能够听到肯定的评价。
执政党共产党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并且自觉地努力把中国带上正道，但是，庞大而落后的体制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巨大障碍，不冲破这个体制之壳，任何个人的力量，哪怕是具有最杰出才华政治家，也没有能力真正发挥作用。中国大陆社会的政治制度必须进行一场飞跃性的再造。
     在现行的国体基础上进行改革，无疑是一种代价最小的改革。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立场、勇气和智慧。
     公平立法、理性选举、合理分权、有效监督是中国新政治文明形成的基本原则。在中国大陆的宪法中，国家机构的构成包括：人大、政府、中共党委和政协在内的四大班子。在改革开发时期，通过几次修改宪法，这个体制得到了一些改进。但是，在这样的国家体系中，由于权力分配和职能设计的不合理，不仅因政策问题造成了许多的社会不公平，而且导致了社会公权力的普遍腐败，我认为，腐败从来都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基于不合理制度条件下的对人民生活的漠不关心、无所作为以及谋取部门利益。因此，解决中国大陆社会的权力腐败问题，只有从公平制度的设计和确立入手。
      合理分权是中国大陆政治改革的重要环节。中国大陆社会已经站在新型政治文明的入口处。中国必须有能力顺利通过迈向全新的政治文明的这扇门，既不被其高高门槛绊倒，又不能在这道门槛之前畏首畏尾、徘徊不前。
 

   （七）、中国宪政的历史
      中国宪政的历史从清政府1908年第一部宪法开始，到2008年已经走过一百年的时间。在如此漫长的一百年岁月中，20世纪中国的政党，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为中华民族完成民主宪政的政治要求。在20世纪里，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其成立和成长的过程中，都发展成为一种以军事力量为生存基础的武装集团，并且用战争手段争夺国家政权。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国是一个没有基层选举经验的社会，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没有法律传统的国家。
     从1921年3月20日孙中山提出“五权宪法”到1947年国民党宪法，历经26年的时间。《中华民国宪法》于1946年12月25日经“制宪国民大会”议决通过，于1947年1月1日由国民政府公布，同年12月25日施行。在台海两岸分裂的状态下，《中华民国宪法》仅于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地施行。内容除前言外，全文共一百七十五条条文，计分十四章。宪法本文的主要特色为揭示主权在民的理念，明定人民自由权利的保障，规定五权分立的中央政府体制及地方自治制度，明示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采取均权制度，并明列基本国策等。在20世纪中叶，这样就是一部很好的宪法。但是，由于国共两党进行的内战，不仅导致这部宪法得不到在全国范围的有效执行，而且至今中国仍然属于一个分裂的国家。
      五权宪法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宪法创见，于1906年12月2日始正式见于文字。五权宪法是指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各自独立运作并互相监督制衡。在1921年3月20日（中华民国十年三月二十日），孙中山发表演讲五权宪法，说“五权宪法是兄弟所创造，古今中外各国从来没有的”。他认为传统西方宪法在政府机关采取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分立的制度仍有流弊，因此认为应该再加入考试权与监察权。他说这是“破天荒的政体”。1947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大致采取了这种政治体制。五权制学说基础是孙中山的“权能区分”学说，即是“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政权归于人民，但中国国情不便全面行使直接民权，由国民大会代表人民行使政权。国民大会可以选举并罢免总统，对监察与考试两院院长行使同意权，另有修宪权。
      政府只能行使“治权”，设置总统，作为元首，由国民大会选出。总统提名行政院长，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对立法院负责。行政院长之提名需要立法院投票，由总席次超过二分之一的多数可决为同意，总统才能正式任命。总统发布政令必须经由行政院长副署。立法院近似西方国会，行使立法权与预算权。另外将西方国会的调查权分出，由新设的监察院行使，并赋予监察院中国古代的弹劾权，以及现代国会的审计权。监察委员类似古代的御史，由各省与各直辖市议会间接选举产生。另外把政府公务员考试与人事考核权由行政权分出，另设考试院，主管全国公职考试命题典试等业务。司法院则仍行使司法权，内设大法官会议，专司解释宪法。司法院下另有最高法院，为三级三审的终审机关；以及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监察院通过弹劾之公务员的惩处，由此委员会主管。司法院也负责管理各级法院。
     目前的中华民国宪法历经多次修改，总统由公民直选产生，国民大会被废除，行政院长近似总统之幕僚长，早已与原始的五权设计相去甚远。主要政党民主进步党基本反对五权宪法制度，认为是在中国大陆所制订，不适合台湾政情之现状，多数倾向全面修改或制订新宪，具体落实美式的三权分立总统制。
      在20世纪里，孙中山为中国政治制度设计了“五权宪法”，但是，中国在这一整个世纪里也没有能够从完整的国家意义上走上宪政的道路。蒋介石政权和毛泽东政权都延续了一党专制的外壳与内涵，甚至毛泽东比蒋介石要走的更远，在毛泽东哪里“工农商学兵政党，党是领导一切的”。其实无非是他自己是领导和决定一切的。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1954年宪法之前，共同纲领其这临时宪法的作用。可以说，这部《共同纲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性的基础。共同纲领是一部粗线条的临时宪法，但是，其许多原则并没有得到良好的执行。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１９５４年９月２０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1954年宪法的序言中：“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几经修改，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原则却成为一种法定惯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于１９７５年的第一次修改。条文从１０６条，缩减为３０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１９７８年的第二次修改和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０年两次局部的修正。１９８２年的第三次修改，于１９８８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１９９３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１９９９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先后四次对１９８２年宪法的部分条文进行了修正。
      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是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对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行了第四次修正。宪法共分为四章138条。

宪法的修改必须遵循推动社会民主化和国家政治生活透明化的方向进行。从根本上说，宪法是一部用来管理国家一切公权力的法律。而且，中国大陆宪法包含着的意识形态内容已经过于陈旧和不合时宜。此外，法律只有在被认真执行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和能够发挥作用，如果一部法律不能得到执行，那么，不管法律规定的多好或者多正确，对于社会生活的进步却没有意义。中国大陆社会的问题仍然是一个如何认真执行法律的问题。
     中国宪法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很多惨痛的教训。在中国，法律文化与法律心理的确立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法律起到对公权力的限制作用，更需要整个社会民主意识的进步和政治制度本身的变革。最需要变革的是权力意识和权力文化，权力不是任何个人或者组织的私有物，在人类社会中，只有权力才是彻头彻尾的公共品。因此，为中国大陆社会确立其权力产生的选举规则和公开、公平竞争的机制，是生活在中国大陆这部分的人民的共同福祉。
     历史上，在中国，国家政权的形成是征服式的，无论是通过国内战争还是民族战争，国家政权的更迭都依靠武力和流血来完成。当儒学被确定为统治者的学术体系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维护统治服务。政治文化缺乏依靠法律程序和制度体系的能力。
     权力的腐败是中国社会最大的公害。共产党一再强调反腐败的重要性，同时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也想尽方法向腐败宣战，但是，执政党至今并不试图改变现有的制度本身。
      中国的腐败是文化上与制度性的腐败。可以说，在我们社会的意识形态中，许许多多观念既陈旧不堪又滋生腐败，但是，人们却浑然不觉。而在涉及到社会公权力的制度设计方面，从设计理念到实际执行都存在严重的不合理性。
      根本改变中国社会的文化与制度，才是中华民族走上新生和文明升华的关键。
 

（八）、科举制与任命制
      历时弥久的科举制，是形成中国社会精英政治结构的主要原因。从经济基础上分析，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业耕种，造就的是一种父权文化，而家庭父权状态又是造成国家权力模式的主要原因。中国人在自己社会中的权力形成方面，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为止，从来没有试图寻找其他的途径和方式。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权力的基本走向是官僚阶层与社会生活实际的严重脱节。秦朝以前，政治权力采用分封制，选士也依靠世袭制度。西周时，天子以及诸侯分封天下。周礼之下，社会等级分明。管理国家由天子、诸侯、卿、士分级负责。而各阶层则按伦常，依照血缘世袭。到了东周，稳定的制度开始崩溃，于是有“客卿”、“食客”等制度以外的人材为各国的国君服务。
      到了汉朝，分封制度逐渐被废，皇帝中央集权得以加强。皇帝为管理国家，需要提拔民间人材。当时采用的是察举制，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材。由州推举的称为秀才，由郡推举的称为孝廉。察举制缺乏客观的评选准则，虽有连坐制度，但后期逐渐出现地方官员徇私，所荐者不实的现象。
      魏文帝时，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由中央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分为九品录用。晋、六朝时沿用此制。九品中正制是察举制的改良，主要分别是将察举之权，由地方官改由中央任命的官员负责。但是，这制度始终是由地方官选拔人才。魏晋时代，世族势力强大，常影响中正官考核人才，后来甚至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不但堵塞了民间人材，还让世族得以把持朝廷人事，影响皇帝的权力。
       有研究表明，中国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隋文帝为了扩大参与政权的范围，以更有效地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据史载，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诏举“贤良”。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七月，又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６０７年）四月，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等10科举人。大业五年（公元609年）正月，又诏令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骄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等4科举人。
     这些虽都是临时取人之法，尚未形成制度，但分科举人的特征，以具科举制的雏形。大业年间，隋炀帝还曾设置明经，进士二科，并以“试策”选士，这标志着科举制已经诞生了。
  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政党取代家族而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但是，政党的干部制度基本上继承了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和通过组织进行选拔的内核。在20世纪里，中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的干部制度，在事实上是沿用的自上而下的任命制。

四、发挥教育—科技—文化的先导作用

       1978—2008年30年的改革开放，其主要的政策取向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30年高速的解决增长化解了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造成的社会危机，为中国人带来了富裕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生态的极大的不平衡性。改革开放走到现在，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全体中国人尤其中国的各级决策者们的面前，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未来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克服中国社会整体的不平衡和结构的不合理，必须从政策上转向以“教育—科技—文化”三者为一体的发展之路。
     21世纪中国文明再造首先需要从制度与文化两个层面进行。在19世纪末期，以官僚为主要推动力的洋务运动最后归与失败，而五四运动的推动力量的先进知识分子的新文化运动也没有彻底的取得成功，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发动的基层群众的以夺权为目的的造反运动，更对中国社会带来数不清的灾难。可以说，从洋务运动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年时间里，中国社会都走在极端的道路上。但是，有一点已经明确，仅仅由社会上层和精英集团的作为，中国的发展实践肯定会导致失败。历史已经说明，对于中国社会的整体文明发展，任何单一的力量都不会推动成功，无论是社会上层的统治者还是普通的群众力量。
      经典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成为中国现实社会文化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问题，仍然需要衡量与观察。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是否存在一批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且运用她所提供的方法论研究、分析现实中国问题与前途的思想家集体？这也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问题。不过，基本上判断，在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法学家或者思想家，并不是通过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社会建设寻找方法的，他们更多地史向现代西方经济学学习，并且试图把许多西方企业的管理方法借鉴到中国来，但是，在实践上却是不成功的。
     有一部分思想家试图恢复儒学的活力。然而，在中国身处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任何恢复儒学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影响力？这仍然是一个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严峻的考验。固然，儒学的确是中华民族在春秋战国时期为人类提供的最优秀的价值体系，但是，这个价值体系却从来就被强权所垄断，最后随着中国农业文明体系的全面崩溃而破产。农业文明是一整套体制、制度、思想观念，包括国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在经济思想方面，“以农为本”，在政治组织和思想方面，自上而下的权力分封、君权神授、以及文官政治是主要特征。
      中国的发展需要有一大批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政治家、思想家、企业家、科学家的引导。一个现代社会，如果缺乏这四方面的杰出人才，可以想像，这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动力就会出现问题。而这四种人才的成长和出现，都需要公平制度的保证和良好的文化氛围。
公平正义的政治制度建设并不直接来源于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是取决于我们所持有的文明的、先进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因此，在社会制度的建设方面，决策者首先应该检验自己的立场和持有的观念。政治开放是激发中国社会内部活力的最有效的工具。思想理论与整个意识形态已经为此做了许多准备。对于自然规律和社会运动认识的缺乏知识、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和神秘化、长期封建文化形成的对于人类生命价值的藐视，都是汉民族在政治文化心理不理性的原因。
      以1991年前苏联解体为标志，人们认为“冷战”时代已经结束，形成了美国主导世界形势的单级格局。但是，通过1991年后到2008年的世界军事外交表现判断，世界并没有因前苏联的解体而转变的比“冷战”时代时代更加美好。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争霸和意识形态对决结束后，国际形势经过了一个短暂的转折期，以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为标志，世界又开始进入到一个不稳定的局面中。而核竞争与核战争的危险又重新通过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即通过小国诸如朝鲜和伊朗这些国家进行核武试验与研究的方式表现出来。显然，在21世纪，人类依然生活在核战争的威胁下。小国和经济上的弱势国，诸如朝鲜和伊朗，都表现出对于核武的不可扼制的研制热情。在经济上获得稳定的俄罗斯也在寻求同美国相抗衡的方法。亚洲有可能成为世界战争的爆发地，对于中国来说，东面的日本、西边的印度都是中国的事实上的对手。
      在欧洲组成大联盟的情况下，亚洲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团结，亚洲国家的分裂、对抗与矛盾相互交织的表现着。
     中国在21世纪的上半叶，其主要的任务是解决国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问题。 21世纪文明重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农业文明的转型出路和方法的问题。农业文明仍然是困扰着中国的发展的最大问题。在对于汉民族自己的文明特征、性质的认识方面，我们仍然存在着太多的误区。
     21世纪是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大融和与最剧烈转型的世纪 。
  从社会政策上，推动中国走上一条以教育—科技—文化三个主要因素为先导的发展之路，这是中国21世纪发展与进步的最要害的选择。用教育、科技、文化的创造力激发全民族的劳动热情和发明能力，
       必须认识到，教育—科技—文化三个因素不仅是影响未来的重要力量，也是改善我们现实的生活方式的关键力量。一个民族的创造力、发展力，主要地来源于何体现在教育、科技、文化为一体的社会构成方面，同时，三者也是一个社会形态文明程度的最具代表性的标志。中国21世纪发展的动力将主要的来源于以教育—科技—文化三者的联盟力量。
      教育—科技—文化三者能够激发中华民族的智慧。教育—科技—文化三个因素是中国发展的最重要的内源力， 中国教育需要在管理体制、教学内容、教育结构等方面进行实质性的变革，否则，中国劳动力资源的浪费与内耗问题就将严重阻碍整个社会经济的进步。现在，教育对社会经济的不适应症已经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而各级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对此却毫无有效的对策，教育的陈旧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方方面面和长远性的，因此，教育必须致力于培养具有未来意识的劳动者和文明新人。21世纪初的教育对中国发展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未来承担着重任在肩。
      教育不是一种封闭的社会系统，相反，教育是最开放的社会领域值一。中国教育与劳动组织的关系十分疏远，这是导致教育在培养新型劳动力方面的能力不足和落后的根源。同时，在教育体制内部，落后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也抹杀着学生们的创造能力、创新思维和潜在才能。教育的内容和体制必须在传授科学知识、传播人类文明价值和创新能力培养三个方面进行根本性的突破，否则，中国教育的产品——受教育者就将是落后的。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在2005年以后，在网络世界里，进行着关于“中国科技20年能否赶上美国”、“看看中国的科技水平”、“20年科技赶美，如何做才不会痴人说梦”等一系列关于科技创新的话题的一次广泛深入的大讨论。“科技创新”一时间在政府机关、科研单位、高校以及企业界等领域，引起了强烈反响，由此也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又一个大话题运动。中国科技发展的方向和未来如何？这个问题同教育领域的问题一样，深刻影响到中国的未来。
      人类科学技术面临的任务众多而繁杂。但是，我认为，在21世纪，人类包括中国的科学技术必须在生命科学和时空科学两个方面进行突破，这是关系着人类科学研究最实质的问题，而且也是人类科学研究的方向。
     文化发展是一个文化繁荣的问题。我们经常说，中国没有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1840年后，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中国的历史看，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是，如果我们从人类生活的实质需求判断，就会发现这些观点的缺点和成长的片面性。从文化上说，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一次最重要的启蒙和最伟大的觉醒。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1915年9月《新青年》的创办为标志。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陈独秀个人主编改为同人共编。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都参加到编辑部来并成为主要的撰稿人。这样就以“新青年”为中心大体上形成了一个新文化阵营。《新青年》提出两大口号，一是民主，二是科学。新青年》明确宣布：“我们现在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
     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49年10月的30多年时间里，中国人的民主与科学意识有了一场最广泛的觉醒和普及，但是，中国政治在这个时期仍然没有走上宪政的道路，却处于一个军阀混战的时期。在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一种站统治地位的话语，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其标杆是北临的苏联，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其实并不是继承经典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体系，却是在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中走向极端的社会形态。而中国在1949年10月到1976年9月的毛泽东时代，事实上也使自己的国家走在一条极端的路线上。
      21世纪的发展，从文化上，汉民族需要彻底地贯彻一种人类普世的价值观念和文明标准，我们或者并不需要创造美丽的词汇。建立适应新文明需要的意识形态，中国的思想家们可谓任重道远。但是，经过30年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华民族，已经具有了在文化上转向文明价值体系的强烈的自觉性。因此，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态，必然为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
      教育—科技—文化三者为一体的联盟，是中国社会在21世纪发展的必须，也是再造中国文明的根本需要。

五、21世纪中国的发展方略问题

       在20世纪的开端，中华民族社会面临着自秦汉王朝统治以来最大的机遇，那次机遇以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引发和勾起。在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先生便提出了中国建设的方略问题。并且把这种思想行著于文字，这便是他的《建国方略》。《建国方略》是孙中山于1917年至1920年期间所著的三本书——《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的合称。
   《孙文学说》是《建国方略》的“心理建设”。于1918年底完稿，次年6月正式出版。是孙中山的哲学代表著作。其中集中讨论了认识论问题，以大量事例证明“行易知难”的观点，提出：“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实业计划》是孙中山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共和国而勾画的蓝图，于1919 年2月完稿，发表于1919年6月号《远东时报》。这部著作集中体现了孙中山对中国工农业、交通等实现现代化的宏大设想，第一次提出把经济建设放到首位，第一次提出对外开放的经济战略思想。在《实业计划》的庞大的总体构思中，发展交通和通讯是孙中山关注的重点。他提出：修建10万英里的铁路，以五大铁路系统把中国的沿海、内地和边疆连接起来；修建遍布全国的公路网，修建100万英里的公路；开凿、整修全国的水道和运河，大力发展内河交通和水力、电力事业；在中国北部、中部及南部沿海各修建一个“如纽约港”那样的世界水平的大海港；并且，在《实业计划》中提出修建三峡大坝的理想，“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逆流而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关于发展经济和实业的所有制问题，孙中山主张个人经营与国家经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他主张鼓励发展个体经济，并为之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例如要改革税制，统一货币，排除各级官吏的种种压制等等。《民权初步》则是一本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论著。于1917年完稿，包括结会、动议、修正案、动议之顺序、权宜及秩序问题等内容，叙述了政府管理和群众在社会生活中应掌握的民主原则、程序和方法，是孙中山对民主政治的设计方案。《建国方略》是孙中山为中国国民党制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孙中山先生在20世纪初为中国构建的一个共和国的蓝图，也是他一生为之追求的政治理想和具体目标。
      可以说，孙中山先生是从经济、政治等制度方面认真规划中国社会未来的第一人。孙中山先生不愧为以思想家的称号昭著于世，但是，他已经因辛亥革命的业绩而光耀千秋。
孙中山已经告诉我们，中国必须沿着创造物质财富的道路走下去，才会实现文明。然而，在20世纪的中国，中华民族仍然是利用战争的方式对国家政权进行争夺。权力争夺的没有法律规则，是中国内乱不断和经济发展停滞的根源，反过来说，为社会公权力的产生、执行和更迭制定出合理的法律规则，是中国政治文明得以实现的关键。
      为中国设计与确立起一种完备而稳固的政治制度框架，不仅是21世纪中国发展与进步的需要，而且是更长远的中华民族繁荣之必须。
      基层民主的缺乏是造成许多社会问题积累和不得解决的重要原因，基层民主的缺乏也造成了整个社会对于行政体系的依赖，如果说在美国一切社会问题都会转化为法律问题的话，那么，在中国，一切社会都会转化为政治问题。推进基层民主和增加行政权力的透明度是中国大陆政治发展的关键。基层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一方面同官方的宣传不想符，另一方面也同新闻媒体的宣传相脱节。中国大陆尚缺乏官方和民间的有效的沟通渠道和方法。
      从21世纪初的现在开始，中国需要进行一场覆盖全民的社会文明运动。中国社会文明运动的构成大致包括：自然生态保护和利用运动、劳动与劳动组织的保障与福利运动、科学技术发明和应用运动、政治制度与文化改造运动等四个部分和主要内容。
      文明是科学技术能力的提高、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自由民主的生活理念，文明意味着人类同自然界的和谐相处， 文明是人类自身关系的关爱、帮助、宽容， 文明标准是高于传统道德保证的人类活动准则。
     通过文明教育运动，使中国成为一个服从于真理的社会。 因此，21世纪初必须制定一整套全国性的智力开发计划，中国需要改变教育的固定模式。
      中国在21世纪的上半叶，其主要的任务是解决国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问题。21世纪文明重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农业文明的转型出路和方法的问题。农村社会仍然是困扰着中国的发展的最大问题。在对于汉民族自己的文明特征、性质的认识方面，我们仍然存在着太多的误区。
     对于农村社会发展的规划以及对于农村劳动力的组织，仍然是政府的最薄弱的环节。农民最需要的是有些的组织，组织农村劳动力的生产和学习。信息时代的农村建设需要有超实现的远大眼光和规划。农村社会发展取决于各级政府对于农村社会的正确有效的发展规划和组织引导。农村拥有中国社会劳动力最为丰富的资源。在有效的组织下，农业劳动力也最为吃苦耐劳和勤奋。中国政府解决农村社会的发展问题，需要着眼于全球信息化的宏观产业背景下。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和政策选择必须是超越性的。
     公平制度是中华民族社会文明的根本保障。中国大陆政治文明的基础构件必须从选举开始。中国是一个没有选举传统和习惯的国家。因此，政治家表现的害怕选举和拖延并且抑制选举的发展。选举可能看上去是混乱的，但去存在内在的秩序，对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作用也最为有效。任何社会制度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都会存在缺陷，但是选举至少存在两个好处：一是可以使权力向人民低头并且真正关注民生问题；二是使权力分散并且公开监督。因此，最坏的选举也比最好的专制要好。
      在社会方面，中国需要认真反思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自然环境的问题,一是汉民族国家的人文精神如何健全的问题。在可以预计,在21世纪初,中国有望迎接一次政治开放的浪潮到来。中国大陆必须推动和形成一种理性的政治开放态势。首先在现行的体制基础上修正、完善符合中国大陆特点的国家体制和政府体制。
     对大自然的热爱、关注与研究，对人类生命的尊重、敬畏与呵护，是中华民族从文化到心理转向文明的起点。在理论建设方面，坚持人类思想史上已有的一切符合人类文明生活的价值和准则。我们认为，对于一切社会现实存在的不良现象的批评是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促进力量。让社会在批评声中进步，才会形成人们之间的平等、宽容并且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真理的标准。正像任何一个政党都必须具备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形态一样，作为整体的民族社会的发展、进步，则必须接受、灌输人类普遍的文明价值原则和精神品质。
     现在，中华民族必须具体两点基本的文明觉悟，一是以产业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为前途的社会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才是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改善的根本；二是一切政治活动必须紧紧围绕和牢牢抓住建设公平制度的要点，人类政治活动的根本目的和正确选择是一步不推动社会公平和实现上社会正义。
      社会文明不是天然的，她必须从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中成长。人类自身社会关系的进步，是深刻基于这一点的。而适合于人类自由创造的制度体系，是人类生活的一个主要的方面。
      贫穷之下无文明。贫穷既是社会问题的结果也充当所有社会问题的原因。贫穷告诉我们，人类必须走一条以产业革命为根基的社会建设之路。所谓产业革命，就是人类在不同的社会劳动分工下创造自己的需求并且不断从自然界中转化财富。自然界蕴涵着的物质元素是人类文明生活的基础。贫穷、疾病、愚昧、野蛮、强权等是破坏人类幸福生活的因素，因此人类必须把这些社会因素视为共同敌人与之斗争。
      民主与科学是文明的两翼，而自由劳动和公平制度则是文明的双足。没有人类的自由劳动和社会的公平制度，民主科学也就无所附丽。
      制定涉及13亿人口的智力开发计划和具体实施方案，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发展的需要。这需要中国社会进行一场教育领域的革命性变革，包括教育思想、政策、内容与体制四个方面。教育不仅是一个人的终身事业，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的基石。
     进行智力开发是21世纪中华民族最迫切的事业。关系着中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进步和未来的命运。

第六章 新文明的确立与前途问题

     新文明是以认识自然界运动规律为首要目的的文化形态，在人类自身关系方面，则是贯彻符合美好人性需求的价值理念。中国新文明的形成于确立过程至少需要21—22世纪大致200年的时间。其中21世纪上半世纪的50年最为关键，存在的这回问题与矛盾最多、最复杂，因此转型的任务也最繁重。相对于中华民族21世纪的发展来说，复兴、崛起等词汇都不能很好地概括和表示中国社会现阶段的实质，而最能够代表21世纪中国社会运动实质的概念应该是“文明重建”。当然，文明重建首先需要牢固地站在原有的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之上。
     中国是否拥有一个长远的美好未来？这取决于中华民族是否具备了建设自己社会的文明觉悟和建立起发展需要的牢固的制度体系。一个民族国家的进步，需要长期不懈地坚持、贯彻符合人性文明的价值，并且为社会建立起义种能够有效控制人性弱点的制度系统。中华民族具有自己的优秀的价值体系，但是，却缺乏在社会制度方面的设计与建设力度。由此中国被称为一种“人治”的国家，这是中国必须克服的缺点。
      一个民族社会整体上的新文明的确立，是一个艰苦而自觉地劳动创造发明过程。中华民族必须向智慧要发展。


一、新文明确立需要的时间
     
      从21世纪算起，就历史的经验判断，中国的发展与新文明体系的形成、确立与成熟至少要经历大致21—22世纪200年的时间。从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 看，中国农业文明的思想体系与制度框架的形成经历了大致550年的时间，西方代表资本主义制度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也历经了300年的时间，从13世纪到16世纪。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可以被我们看做是导致西方工业化产业革命的基石般的运动。然而，人类的进步从来就不是单一力量的结果，而是各种综合性因素促成的结果，在人类西方，与文艺复兴运动同时，还有宗教改革运动（1520—1570年）和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20世纪百年是中华民族经历的一个过渡性的世纪。从整体的状态上看，20世纪中国是一个贯穿着农民起义、暴力革命、军事战争、政治运动的世纪，因此，20世纪是一个破坏性、割裂性和觉醒性的世纪。在最后20年，中国走上了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之路，第一次明确无误地把经济建设当做社会的中心任务，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整个社会完成了一次中国有史以来的最实质的转变。
     1978—2008年30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给社会生活造成的问题，从解决问题的复杂性和问题的严重性而言，并不比毛泽东的1949—1976年代27年更小。经济增长与发展不可能自行的解决其他领域里的社会问题。如果一味偏重使用经济的方式处理问题，甚至会导致社会存在与社会发展的巨大不平衡。
    在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三大历史事件成为奠定西方国家发展的前提性的事件。文艺复兴运动的意义在于为西方社会找到并且确立了自由、民主、博爱、平等的价值体系，宗教改革则使得宗教适应了科学的发展要求，而地理大发现为西方向外扩张打下了基础。可以说，此三者并举，才为西方发展成为发达的工业社会准备了条件。
     在中国，郑和(1371—1433)航海的事业发生在1405—1433年之间，一般说他总共有七次率领中国的船队航行于东南亚、印度、西亚之间，最远到达非洲的东岸。郑和下西洋事件就像历朝历代对长城的修建一样，是毫无增加社会财富与认知世界意义的浪费工程。而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政治权力自从秦汉到清朝都充当着统一人们思想的工具，权力使用的是儒学，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结构下，根本不会出现发生一场打规模的文化科技革命的条件。因此，在西方通过13—16世纪的一系列社会事件走上产业革命的道路时，中国还处于一成不变的封闭状态下。
     中国的以家庭手工业为主的制造业由于缺乏社会联合与劳动组织的创新而始终不能够有效地走出家庭。中国工业化在1949年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是依靠政府的力量组织与推动的。然而，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时间战线由于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原因拉得太长，如果从1860年代算起到2008年，已经走过了整整150年的时间却没有能够完成历史性的使命。致使在21世纪的前30个年代，中国工业化的任务依然相当繁重。
    在21世纪的百年里，中国将处于一种紧张而多样的综合型的社会发展的局面中和状态下。当然，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核心性的任务。不过，综合型的社会发展局面肯定会是贯穿整个21世纪的一种常态。中国对于在人类范围内已经成熟的产业，比如钢铁、汽车、家电产品等等，中国必须改变现有点政策方式。中国政策的力量需要着眼于科技与农业的方面上来，一方面从社会政策上自觉扶持科技与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从制度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     
     中华民族的进步最需要政治家的有效的推动、引导和组织。在不发生自然力毁灭地球的条件下，人类不爆发国家间大规模的毁灭性的核战争，中国政治家的智慧是最关键的力量。
    我们必须承认，自20世纪60—70年代的以电子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以来，人类的进化速度和规模都在加快。
    从21世纪初开始，中华民族需要进行200—300年的文明运动。20世纪最后20年代改革开放是一个开端。春秋战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为农业文明奠基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时间上则经历了5个半世纪左右的时间。
     在地球上的中国时代到来之前，中华民族必须从文化创新、思想、理论思维、哲学等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的法律、制度、等方面进行一场自觉的飞跃式发展。为社会经济与技术的创造发明奠定文化与制度方面的基础。在21世纪，中华民族必须在精神的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如此在能够赢得持久的发展和进步动力。
      新文明的成长、成熟与确立，关键是需要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可以把起自1978年代的改革开放视为中华民族新文明的一个开端性的过程。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意义是推动中国走上了一条自觉地以创造物质财富的道路，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但是，从事物质财富的创造，需要一整套的社会价值体系、制度模式。因此，在改革开放时期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的21世纪初，中国需要自觉地审视我们的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并且在这两个方面进行一次伟大的社会发明，以为中国今后的社会发展与进步奠定良好的永久性的基础。
     
二、伟大复兴、和平崛起还是文明再造？

      对于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发展来说，实质上一种文明再造的过程。而所谓的“伟大复兴”、“和平崛起”等概念，都仅仅是一种表象。伟大复兴的思维是以过去的历史为依托的概念，认为中国曾经辉煌过，只是在近代以来才落后了，所以我们的民族需要一场伟大复兴。把中国21世纪的社会发展视为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理论思维的起点就是落后的，它是试图站在与过去历史的对比度前提下看现实社会运动的形态；而和平崛起只是对中国发展状态的一种理想化的诉求，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一种在和平团结下和环境中的发展。真实的情况是，中国的建设与发展既不是简单地站在过去历史基础上的复兴，也不是一厢情愿式的和平崛起，而是站在自身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基础上的，并且接受全人类的文明成果的文明再造过程。中国的发展既不能简单地从过去历史中寻找前进的方法，也不能机械地通过与西方工业发达的国家进行对比来确立自己社会建设的方向。
      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在文明进步的道路和方法的选择方面，中国决不能以强调这样特殊性而拒绝人类文明的普遍性。所以，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既不能以过去为参照物，也不能与其他国家的状态进行简单地对比。中国的发展本质上是一种内源性的创造，也就是传统上说的“自力更生”和“自强不息”，但是，其含义与传统的办法又完全不同。
     中华民族是一个最迫切的需要重新树立自己的历史观的民族。这需要文化创新、教育内容的变革、政治制度的发明等一系列的配套的实践来完成。一个民族国家的文明进步，需要一系列的内因与外因的结合。应该说，中国的发展永久遇上了这样的局面。
     中华民族的政治家们究竟希望自己的民族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们到底有没有关于中国未来的清晰可见的蓝图？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生命延续与这个民族社会的发展是两回事。中国发展需要有关于21世纪百年的长远蓝图，又需要对眼前正在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世界格局有益种正确的判断。这需要深刻理解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力和对社会经济变化的必然逻辑。
     必须把中国21世纪的发展视为一种中华文明的再造过程。在过去，汉民族文化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表现为极端的特征，比如在对待一般的行为而言，分为是与非、对与错、好与坏，经济领域对于所有制的划分为“公与私”，对于人则划分为君子和小人、善人和恶人、好人和坏人等等，但是，人类生命的存在状态，决不是简单的二分法所能够概括的。
    科学思维的产生是需要人类面对自然界运动规律的思考。这才是人类思维活动的根本点。
    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其支柱的精神力量是什么？或者说，21世纪中国发展的成因究竟是什么？这是一切研究中国发展问题和关心21世纪百年中国命运的人们必须正确回答的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属于世界上的第三世界国家，即是一个后发国家。 可以肯定，21世纪中国的百年，注定走出一条以本国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发展之路。中国在21世纪百年里的任务，仍然必须是解决本国社会的发展问题。
     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不是简单意义上复兴而是文明的重建。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对自己社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口号——伟大复兴、和平崛起等等。经历着改革开放中国仍然爱听赞美的语言，不知究竟是不是西方人首先提出了“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们社会中的许多人仿佛也相信“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然而，无论如何，这都是以居轻飘飘的口号和及其浅薄的思想，因为即使21世纪真那个成为中国人的世纪，我们也没有必要总是喊着这样的话语，更何况，要使得21世纪真正成为中国的世纪，需要许多条件和我们自己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但是，中国的建设与发展是建立在自身历史的前提下、并且在全球社会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中进行是。
      中国注定要承担起探索人类新文明形态发展的重任。人类存在的生态环境有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两大类型。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中，过分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将自然界和其他“非我”存在物置于服从和被动地位，从而造成了生态结构的失衡和社会结构的断层。随着人类活动方式从古代主客未分的朴素形态向近代主客二分的理性形态的迈进，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进而把人与自然的对立推向极端。随着人类对工业文明的历史超越，人类活动方式亦将从“主客二分”的理性形态向现代“主客统一”的实践形态转型，人类的自然生态环境也必将从人与自然的对立型关系向人与自然的统一型关系转化，使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构成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崇尚“天道圆圆”，讲求自然与人的“生生不息”的传统中国文化看来，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和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都是以无边的人类欲望消耗有限的自然资源的自我实现。而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理念，也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而是一种强调以自然法则维护社会状态的文化，这却成为中华民族赖以国家形态传承几千年的重要支撑。1840年以来，工业文明凭借经济的强势和在世界范围开辟市场的战争轨迹与经济手段，彻底导致中国人失去了对固有传统的文化自信，起自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便开始向西方学习，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但是，到了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却表现出两个方面的不良现象：一方面是全面否定中华民族的以儒学为传统的现象；另一方面是一味把西方的理念生搬硬套到中国，希望通过克隆西方的发展模式而达到发展自己的目的。这两种情景在20世纪的百年里一直延续着，即使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是如此。
    在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可以被看作是欧洲工业化的奠基性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之于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影响巨大而复杂。1840年后，中国人就以学习西方为从事自己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唯独在政治制度的框架方面不去学习、借鉴和移植。洋务运动是在专制的皇权体制下的中国工业化的运动，而社会主义也是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进行的。全球化中的人类必须学会正确的鉴别、比较和借鉴。
      21世纪人类文明的核心概念可能是在人权、保护自然环境等观念下产生的一系列概念。在21世纪里，人类有可能会找到国家消亡的正确的途径与方法。单一国家的主权将不会被认为是高于人权的概念，国家消亡理论曾经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进行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国内的理论界却很少提及和研究国家消亡的理论。而人类社会形态的全球化趋势，却恰恰为人类提供了国家消亡的基本线路和方式。
      在传统上，国家是一个特定点地域、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行使独立的外交权力、具备完善的政府系统。在未来，国家的实力固然也会主要的体现的军事力量方面，但是，军事手段和武装战争肯定不会再充当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主要方法。外交的方式与内容也随之发生重要的转化。
    中国如何创造属于自己的新文明？这是一个严峻的大的历史问题。在欧洲，科学、艺术与宗教的结合，被视为是推动新文明产生的重要支柱。但是，在中国，并不存在这三者的紧密结合。中国社会的宗教不仅在历史上，在我们今天的现实中仍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宗教在中国的存在从来都受到来自政治权力的直接影响。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由于婚姻需要而皈依基督教，并且在其后半生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事实上，在中华民国时期，基督教在中国曾经得到过大规模的发育。马克思著作中有过一句“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的话语，以此，在1949年后，在毛泽东执政时期，宗教在中国处于被清理和受批判的状态。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不仅是共产主义实践在中国失败的标志，而且成为中国内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直接成因。
     根本改变中国文化，使之以文明为核心，并且引导中国人民从权力中心和金钱第一的世俗观念中逐步走脱出来。把人民的行为导向以文明、幸福和追求科学真理唯首要的方向和价值取向。这是中国政治的任务。
      中华民族的以文明为核心的文化、科技创造力，才是21世纪中国发展与进步的最关键的因素。在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社会里，创造力必然来自于优秀而良好的政治制度，以追求和实现社会公平为原则的实践。

三、中国新文明的主要标志

     以保护自然环境为首选的发展理念、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前提的价值取向，此两者是21世纪中华民族文明的核心理念。
     中华新文明的主要标志是人类共同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原则。人类认识到自身生存共同利益的存在，标志着人类在思想上一次巨大的飞跃。
     其实，自古以来的一切伟大思想，都包含着对人类共同利益的揭示。因为人类一经在地球上诞生，就面临着处理与自然界和社会本身的关系。人类生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空气、阳光、水分等自然物质本身就是人类生命的必需。人类意识需要从认识生活的物质基础入手，从而解释自己的现实生活和一切历史现象，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的自然需求即生存前提视为从事全部社会活动的基础，也就是说，人类首先必须吃、穿、住才能够从事自身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艺术等等一切活动。人类生活具有共同的需求，并且，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具有一致性。以往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没有正视和充分认识到这个重要的方面，甚至更多地片面强调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然而，事实上，只要正确地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的全貌，就会发现，马克思并不认为阶级斗争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方法和行动方式，而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都理论正是试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的分析，为人类社会找到更加有效地进步与发展的出路，即找到克服人类处于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状况的措施与方法。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始终存在着一个能动的创造历史的主体，这个主体同特定的物质生产资料相结合，并以此为前提从事社会劳动，创造着超出自身劳动力价值的剩余价值，这个阶级在马克思时代便是工人阶级，或者叫做无产阶级。马克思的揭示符合当时历史条件下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状况和最显著的特点，这个特点便是，当经过掠夺性的、粗暴的、血腥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社会财富变得相当集中。因此，社会结构的基本状态被分割成为两个相互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这两个阶级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斗争成为国家生活的焦点，马克思经过青年时代长期的理论探索，使他的理论从一开始便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坚定不移地代表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并为着这个阶级的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而不懈地奋斗。在这种立场上，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并且客观地阐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全部秘密。《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在这个宣言中，马克思对于社会阶级的分化做出了最明确的分析。
     固然，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阶级斗争在马克中主义的世界观中决不是一种无休无止的行为，而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才存在的现象，任何对于阶级斗争理论的简单理解都是错误的。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包含了有关人类共同利益存在的理论前提，这不仅可以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前途的认识中表现出来，同时，唯物史观以及唯物辩证法本身就包含着人类共同利益的哲学基础。唯物史观正是揭示了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可见，唯物史观说明了人们从事一切活动的基本前提是人们的自然物质需求，从而揭示了人类生存的共同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包含着关于人类共同利益存在基础的最明确的表述，虽然马克思没有把人类共同利益的概念表现在文字上，但却认识到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存在基础。
     既然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包含着对于人类共同利益的哲学前提，同时，历史也已经证明，只要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依然存在，那么，社会就具有无限发展与进步的可能性，因为人类生存的需求处于不断的丰富与变革中。而且，人类天赋的智力具有无限拓展的空间，智力为人类改善同自然世界的关系不断提供新的方式和方法，而且作为依附于人类身体的部分与人类一起存在，只是由于物质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制约以及人类自身认识能力的局限，人类共同利益的存在基础与方式才没有从理论被明确的揭示出来。
     既然人类共同利益是一种客观现实，那么，人类共同利益的存在基础是什么？它又以怎样的方式表现出来？阐明这些问题有利于人类开辟解决一系列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新思路。
     首先，人类同自然物质世界的关系是一种永恒的和即与的关系，自然物质世界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同时也是人类生存的劳动对象。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展开，人类要生存，就必须首先处理同自然界的关系，通过改善自然世界的面貌而改善自身的生存状况。可见，自然世界中包含着人类满足自身需求的一切潜在的物质财富，人类拥有的全部物质财富都是从自然界通过生产实践转化出来的。因此，自然世界构成人类共同利益存在的首要基础，人类同自然界的关系是全部历史活动展开的前提。同时，人类的生产实践也证明，对自然界的开发的利用不能够无限制的进行，人类需要节制自己的行为，自觉地保护自然界，保护大自然是人类共同利益的体现。
     在改善同自然界关系的同时，人类自身的社会关系也时刻需要进行调整。事实证明，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在处理自身社会事务方面的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同自然界关系改善程度，原因在于，自然界是一种既与的对象和没有思维力的永恒客体，而人类在自然界中生存，既充当着主体同时又是客体，具有双重属性。因此，人类自身社会关系的改变甚至要比改造自然界困难的多，人类自身落后的心理素质、习惯势力、传统的价值观念都构成固有的行为方式阻碍社会的变革。 
     第二，人类自身生存的相同的物质需求是构成人类共同利益存在的另一方面的基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告诉我们，人们要生存，必须首先要满足自身的生物需求。人类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人类具有相同的生物意义上的共同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是形成人类共同利益的基础。
     第三，在社会领域中，人类的生产活动已经进步到这样的程度，使得人类的劳动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脑力劳动已经取代体力劳动的重要性成为生产过程中的第一的和决定的因素。在以往的历史中，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自身的体力，而现在，在世界范围内，劳动的智能化程度普遍提高，从而改变着人们的经济环境和社会人文形态，脑力再也不是依附于人体中的一种生命的自然组成部分，而成为自觉地支配生命以及劳动过程的素质，这种劳动性质的变革成为人类共同利益存在的最具有典型意义和决定作用的原因。
     因此，人类共同利益证明为一种客观存在，同时人类共同利益的存在并不否认人类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人类个体需求的重大差异。而是说，人类应该容忍自身社会内部存在的一切重大差异，并且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人类共同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然而利益永远是具体的和个体化的。因此，局部和个别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冲突仍会存在，最根本的在于解决这些矛盾冲突的方式应该服从于人类生活共同利益的要求。所以，共同利益的原则应该成为人类处理一切事务的最高准则。
      为了生存的更高标准，人类不断变革着自身社会的物质基础，社会生活的每一进步都体现为人类在自身共同利益基础上的进步。在过去的历史生活中，由于社会物质基础的贫脊以及科学技术的落后，才使得人类在解决自身各种事务中产生战争和其它形式冲突的根源。在过去几千来阶级社会的历史中，人类不断运用着战争、阶级斗争、民族冲突以及国家间的军事对抗等方式解决所遇到的不同利益要求，说到底，这是人类在尚未得到充分发展条件下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当着人类同自然物质世界的关系得到了根本改善，当着人类对自身生存的共同利益基础有充分的认识，人类对于解决自身的不同和利益需求就会采取完全不同的方法。
      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不是产生矛盾冲突的必然原因。相反，差异正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素质。随着科学技 术的进步和人文知识的不断拓展，人类终久会自觉地寻求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人类不会再局限于以往的定式思维和习惯势力，而是将注意力更多地面向未来，把未来作为历史的自然必然的组成部分，按着未来的要求从事社会实践。
     人类需要为自己创造美好的生活，在这一过程中，不仅需要人类用自己的双手去劳动，更重要的，需要开发蕴含于自身的无穷的智力。人类的脑力不仅是自然科学的源泉，而且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因为它是一种对于人类一切活动起着支配和主导作用的因素。所以，人类共同利益的存在特别强调脑力劳动的重要意义，把脑力劳动视为人类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脑力已经不再是依附于人体中的潜在成份，而是成为一种用之不谒的无形资源。从这种角度讲，人类利益的实现有利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并且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和规模。
      人类处理自身事务的方式必须得以改变，社会内部的矛盾冲突并不是人类生活中永远不可改变的素质。然而，人类共同利益的存在并不是否定社会矛盾的普遍性，而是认为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冲突处于一个更加广泛的共同利益基础之上。因此，人类共同利益的客观存在以及现实社会中形形色色的矛盾冲突构成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人类共同利益的存在并不否定社会内部普遍存在的矛盾现象，相反地认为社会运动过程中的不同利益间的矛盾是在更大范围内人类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产生存在的，这就要求人类按照共同利益的原则解决自身所面临的一切问题。
      无疑，经济方式是体现人类共同利益的最有效的尺度，因为构成经济运行的要素是创造和满足人类共同需求的条件。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为社会生活的更新和生产力的进步提供了无限发展的空间。正因为人类需求具有无限发展的特征，才使得社会文明具有无限发展的广阔前提。人类永远不会满足已有的物质财富以及科学知识成果，因为人类的智力具有无限扩展的能力。目前人类运用的生产工具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的结果，电脑和机器人已经成为未来社会生产力的最典型的代表，这两种劳动工具的广泛应用极大的改变着人类的生存基础和从事社会活动的方式。
      经济活动客观上充当着人类生活的最为重要的方面，它为人类解决一系列重大的社会问题提供着方法和出路，人类共同利益也在经济生活中得到最全面的体现。当然，经济并不是人类需要解决的最终问题，而是构成现时代人类社会实践的最为重要的综合性问题。在现时代，世界上60亿人的生活以及各自的发展程度还存在着极大的甚至是难以逾越的差距，而缩小发展的差距只能依靠发展经济的手段来完成。同样，经济活动又是衔接人类社会同物质自然界的最直接的钮带，因为经济活动能够不断激发人类充分地利用自身的体力与智力资源，从而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为有效的工具。
      总之，揭示人类共同利益的存在基础是为了使人类重新认识同自然界以及自身社会的关系，重新认识人类生活的未来面貌以及运动规律。人类不能够一味地从不可改变的历史生活中去认识现实和未来，过去的历史仅仅是人类生活的一个不可更改的方面，是人类活动受到较大的客观环境限制的条件下从事的社会实践。而且人类的生存状态已经昭示出，现在决不是过去的简单的重复和延续，物质财富的增加以及一系列科技成果将人类生活座落在全新的起点上，它彻底改变了人类同自然界以及同自身的关系特点，再用过去的眼光认识现实以及寻求未来的面貌，不仅不能够为走向未来开辟道路，而只会阻碍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四、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前提与条件

     从18世纪中叶开始，英国是世界上的领袖国家，以它的工业力量与海军实力为标志。到20世纪中叶，美国通过人类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世界领袖，同时以其科技力量直接推动和完成了全球一体化的过程。直到现在，由英美两个国家构成的联盟仍然是牢不可破的。
      中国自19世纪洋务运动以来到整个20世纪的150年时间里，基本上处于学习与借鉴、接受与对抗西方的状态。无论在经济、文化还是政治方面。但是，经过如此漫长的岁月，直到20世纪末，中国仍然不能算是世界强国，也没有能够走入成功的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的确是一切人文理论需要认真回答的问题。
       事实上，自北宋时期后，在公元13世纪到19世纪的长达600年代时间里，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几乎都在原地踏步、徘徊不前，中国失去了从自身社会内部产生文明进步力量的能力。具体地说，从南宋南宋王朝在1279年被元攻占临安灭亡到1860年洋务运动开始的大致6歌世纪里，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几乎是停滞的。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对外开放，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寻找世界市场的炮火中被迫进行的一次学习工业化的实践，其理论基础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由于复杂的政治与文化因素，洋务运动最终以辛亥革命的爆发而结束，历时半个世纪之久。中国在辛亥革命后，进入到现代史的阶段，但是，20世纪中国的现代史却是一部农业文明的全面彻底崩溃的过程，辛亥革命在政治上推翻了家天下的皇权政府，却没有能够按着孙中山的理想建立起一个共和国。而通过辛亥革命兴起的国民党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成立于1921年的共产党，由于整个中国社会根本没有良好的法律基础和法治传统，更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以及权力观念的愚昧，以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代表的两股政治力量，不仅在自身发展中走上了以军事为支柱的方向，而且在国家政权的争夺方面，采取以武装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从而导致中华民族丧失了20世纪的法治机会。毫无疑问，中国政治制度的从“家天下”到“党天下”的转型失败，是导致中国20世纪社会发展失败的根源。中国落后的一个未被指出的原因是，从1840年后，我们就开始试图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忽视从文化、教育、制度等社会上层建筑的构成方面进行激发民族自身创造力的变革。
     在20世纪，政党组织是来自对西方国家学习的结果。孙中山开辟了中国政党政治的先河，1905年组织成立了兴中会。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共产党从理论到组织都是接受前苏联和马克思主义的结果。
      在20世纪，中国社会的具有标志性历史意义的变革事件是从政治和文化领域开始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是典型的事件。20世纪中国结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中，历史走过了她的自然而必然的轮回。从文明进步的实质意义上判断，20世纪中国的暴力革命、新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都没有能够解决汉民族国家的根本的社会发展问题，80—9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促使社会经济发生了甚至超越农业经济2000年时间的成就。但是，也必须看到，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内部结构的不平衡以及日常生活的先导性的商品无不来自于发达的国家，从家用电器到汽车飞机、从电脑的硬件软件到航天航空技术，中国仍然是一个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在21世纪，汉民族国家必须站在现有的世界经济基础之上，走出简单的模仿、学习、借鉴的局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超越和领先的位置。因此，中国发展必须确立一个和几个正确的突破口，首先实现自我超越。
      经济领域的学习、接受对于社会生活的改变来的如此之快和迅猛。但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永远来自于自身。中国不可能总是处于学习他国的地位上。
      起自1978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开放，不仅是中国法治的一次机会，而且为新世纪中华民族文明的重新起步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准备了较为充分的经济条件。
     30年改革开放时期已经开启了中华民族新文明的序幕。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客观上形成了中国社会的多元化的特点。在这方面，甚至对外开放比国内改革的推动力更大、作用更加充分。但是，1978—2008年30年改革开放时期自始至终是由上而下主导的。改革开放是共产党对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的一种救赎，也为中国社会民主准备了条件。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产生于自身机体内部的文明力量很容易被压制、破坏和约束，中国人在北宋后就失去了产生新文明的能力。
      中国是以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也就是世界上拥有最丰富的智力资源的国度。如何开发13亿人口的智力，是中国政府面临这段一个最大的和最首要的问题。
     整体性社会发展与三个产业形态的并存：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传统小农经济、大规模工业体系形成的市场经济和在20世纪80年代后由高科技带动产生的信息经济，中国经济即使扁平型的有是金字塔形的。可以肯定，21世纪中国发展的局面是最复杂的局面。
      奠定中国的世界强国地位，从内部上说，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符合人性文明的制度体系，一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价值体系。中国大陆与台湾岛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利好转化，两岸战争的可能性正在减小为零。这将推动中国外交的巨大进步。
      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历程将及其漫长而艰辛。中国的古训是“自强不息”。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前提与条件，必须在两条战线上实现一次伟大的飞跃。一条战线是教育—文化—科技的联盟，同时，在组织体系方面，实现企业—政府—民间组织三者的联盟。中国成为一个教育大国，既是中国成为强国的条件，又是中国发展自身的迫切要求。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开发是一项以普及教育为基础的工作。
      第二条战线是实现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与政治制度的实质性转型。中国政治必须完成一次从维护权力为目的的政治向公平政治的转型。公平政治是一种建立在公平制度前提下的政治活动。
      发展的“软实力”的问题已经被人们广泛的讨论。说到底，所谓软实力无非是来自于人类美好心灵中的道德意识和头脑里的智慧因素。必须认识到，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文明发展与进步，必须通过这个民族自身的力量来完成。
     在21世纪初，中国仍然是一个各种社会子系统极不健全的社会。这是中国社会的政治总是处于不稳定状态的根源。因此，健全中国社会的权力产生制度，才那个为中国的长远发展奠定一种永恒的条件。
       在21世纪的百年中，中国在成为世纪经济强国之前不可能成为世界军事强国。中国不可能走“先军”的发展之路。这不是所谓的“自废武功”的表现。而是21世纪中国面临的内外环境决定的。因为中国史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站到世界总人口的21%强，这样的一个人口大国，历史上没有得到物质生产力和经济方面的充分发展，军事力量的发展既不能给予整体社会发展有效的推动力，也不能真正树立起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需要强大的国防能力，而国防能力必须通过自身的社会经济实力得到充分发展后获得。

五、中华民族文明的长远未来

       通过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凡是采取以产业革命为主导性方式的民族国家，都能够在物质生产力的进步方面走在其它国家前面，并且普遍形成的人文精神也基本符合人类文明的要求与标准。直到21世纪初期，这种局面依然维持着，西方发达国家仍然不容置疑地充当着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和扮演着支配角色，自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主导的以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推动了全球一体化的进程。至此，以工业为主导力量的产业革命首发于欧洲的英国，完成于二战后的美国。目前，现代化更加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但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谁能走在科技发明创造与应用的前头，谁就能够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潮头并且成为引领人类文明的力量。
     固然，纵既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文明的基础依然十分脆弱，并且不断受到自身某一部分不文明因素的冲击。各种暴力因素也在同人类文明一起生长，如果听任其发展，有可能会给现存的人类文明以致命的打击。现代文明固然已经具备丰厚和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由于人类所特有的人文精神发展的不平衡和纯粹的价值观念冲突，致使以科技为核心的人类文明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或许，人类历史永远不会在一种理想形态下运行，但是，人类却永远不能失去对理想社会的设计和追求。随着科技手段的提高，人类将会越来越关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即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
      在20世纪，由于中华民族社会自身的特征以及国际局势的影响，中国走过的是一条以暴力革命的主要方式的道路，发生在20世纪里的一系列事件说明，中国社会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与科技文明转型的历程异常艰难。其原因不能完全归结为外力的入侵，应该从本民族的自身成长逻辑中去寻找。这个原因及是，由于权力形成制度的始终如一的采取以暴易暴的方式，社会公权力充当了压制新文明的最直接的工具。
     在21世纪之初，中国社会面临的产业发展任务千头百绪，在生产方式方面，中国同时生活在几个不同的世纪中，既有幅员辽阔的农村社会，还有以大中城市为基地的工业社会和现代知识经济，层次如此分明地体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因此，产业发展的任务是多层次和综合性的，在这方面，中国几乎没有别的选择，必须通过发展自身的教育、科技、文化、体育以及医疗卫生等等产业力量，促进和推动中国社会走上一条超越性的发展之路。而且，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不仅在产业方面必须实现超越，而且在文化方面也必须实现超越。
      文明的超越是一个脚踏实地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必须采取适当的社会策略，而不能采取像20世纪50年代末“大跃进”的方式。超越性发展是指站在人类的科技与文化的至高点上完成对中国社会产业技术升级以及精神力的创造。通过20世纪百年的生存状态，中华民族所固有的文明形态固然已经断裂，但是，在21世纪之初，中国社会仍然具有很强的可塑性，但塑造中国社会必须符合其内在规律的要求。
      中国需要认真而且科学地反思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生存本质，只有这样，才能够正确而合理地继承自身优秀的遗产，包括远自春秋战国的思想遗产，也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议全过程的成果。新文明建设成功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仍然取决于人们对权力的正确态度和社会心理，取决于权力产生制度的开放、公平与透明，同时取决于权力运用的公正的法律程序设计与确立。
      在21世纪之初，中国的文明转型面临着三大任务，一是必须为自身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寻找和奠定一个完备的经济体制，促使经济运行走上一条以满足需求为中心的增长之路；二是创建一个适应新文明潮流和保持社会公平的政治制度，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有步骤地推动政党政治向公民政治的转型，从而彻底改造中华民族传统的政治模式；三是努力进行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创新，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文明价值体系。这个任务在21世纪初显得尤为重要，最关键的切入点在于从传统的价值标准转化成为客观的、科学的认识标准，从而追求中华民族生存状态的多样化，这同样是自五四运动以来一直追求但却始终没有完成的使命。在中国历史开始20世纪百年航程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精英们曾经有过深刻而全面的思索和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即是关于中国如何选择发展道路的争论。
      中国人通过十月革命以及五四运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同是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但是，由于历史生活的惯性特点，20世纪百年中国依然表现为连绵不断的战乱与政治动荡，没有成为致力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国家。所以，20世纪中国依然是军事性和政治化的社会。而在21世纪里，中国需要成为一个以发展经济为主要使命的国家，整个社会已经完成了这样的转变过程，可以预见，企业组织必将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独立的作用，企业家正在成为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的一支最主要的力量，这种结果将带来社会政治的透明与公开，并且成为推动整个国家民主进程的动力。
       自由劳动创造的企业组织和上层建筑中民主的法律制度创新将是21世纪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两个主导因素，这两股力量将成为中国新文明形成的推动性和引导性因素。因此，企业组织与法律制度是21世纪中华民族文明的两个起主导作用的体系。在经济生活中必须以企业为核心不断满足各种健康的社会需求，在政治程序中必须通过法律制度为核心的建设完善社会运营系统。
      另外，可以肯定地说，新闻界同样是一支最主要的力量，它们肩负着十分重要的社会责任，对于新文明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促进和催化的作用。但是，新闻界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得到政治领域的支持，同时也需要社会的监督。新闻作为现代社会中传播资信以及先进价值观念的主要渠道。这个渠道的畅通和有效性可以在政治方面起到对权力的监督，能够有利于消除各种腐败现象，现代社会必须是新闻界高度发达的社会。
文明的生长与成熟需要特定土壤，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政治权力必须成为推动和培植新文明形成的最可靠的工具。
      新文明的形成有赖于新的经济形态的快速成熟，它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产、交换、分配与收入的机制。在中国内部，思想界也在热烈地讨论着知识经济。但是，就普遍的社会发展程度而言，中国经济还只是站在知识经济的圈子之外，但是随着大规模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国新的经济将以催枯拉朽的速度快速成长，并且破门而入。
     在新文明形成的过程中，沉旧的传统观念和意识形态以及落后的政治态度依然是阻绕新经济形态成长和新文明形成的最大阻力。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在文化领域做一次普遍的反省，以开放的、科学的、批判的态度对落后的观念进行一次涤荡，使新文明的因素能够快速生成和成长起来。
      文明的生长以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并通过先进文化素质带动人们的精神品格，只有当科学成为一个民族最直接的行动依据的时候，这个民族才会走向真正的文明。文明并不简单地同经济形态的发展程度相联系，当然，经济生活构成人类社会文明的最基础的部分，是推动文明进步的最有效的手段与工具，它是解决人类生存一系列问题的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才重视经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作用和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的地位。但历史发展的结果告诉我们，社会普遍的文明程度的提高决不是某一产业因素或其它几个社会因素决定的，它涉及到人们普遍的精神素质。
      文明标准需要从历史发展的主流中去探索：第一，从人类生存所特有的物质生产方式中去衡量；第二，从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特点去衡量；第三，从普遍的社会观念及意识形成中衡量。对人类文明发展程度的衡量极易陷入认识错误，但是，我们处于人类及中国的重大的转折关头，需要对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程度做出一个简洁而确定的回答。
       总体上说，就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而言，其主导性事件不符合人类生活文明标准。它由一系列的暴力革命、军事战争、政治动乱所构成，现代社会运行所需要的经济体系及其法律制度始终没有牢固地确定起来。人们观念的产物（包括社会中主要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们的一系列观念）还没有能够给予中国历史与现实真理般的论述，还受到传统观念与文化方面的最严重的制约。
       因此，21世纪中华民族文明的前景取决于各种新文明因素的增长速度与规模，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社会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了具有独特魅力的东方社会模式，这种模式向来注重人们生活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的培育，因此，中国民族文明前景同样取决于崭新的人文精神风貌的形成，否则，文明体系就不仅残缺不全，而且也难以持续。
       现在，中国社会处在一种多重生产方式并存和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中，我们必须分辨出哪些社会因素才是形成新文明的主导力量，哪些是新文明形成的羁绊和累赘。在发展过程中，中国必须避免社会的政治动荡，保证社会生活的隐定与繁荣。从2008年西藏发生的314事件和2009年新疆发生的75事件中，可以知道，中国内部的民族矛盾处于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下，中国的执政党必须找到合理解决民族矛盾的方法，同时避免民族矛盾的激化转移为国内的其他社会矛盾上来。
       创建新文明的过程，中华民族必须合理继承并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留给人类20世纪历史生活的全部遗产。在20世纪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政治集团的对抗开始于资本主义初期社会生活发展起来的不平等和不公平，从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推动了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其实，从20世纪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来看，人类共同利益才是人类生活的至高准则，当然，在人类生活中完全消除战争、对抗、斗争、以及各种利益冲突是不可能的。但是，也必须懂得，人类站在相对正义和公平的立场上处理问题同样是可能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阶层能否对推动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这依然是有待观察的问题。自古以来，中国在社会结构方面即是一个官民对立的国家，一个事实是，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存在了一个被称为“社会精英”的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分复杂而政治态度也及其善变，不过，中国社会真正的先进的生产力首先是从企业界、科研部门和各行各业的掌握科技知识和劳动技能的成员。这种力量在迅速地成长中。
     显然，中国必须要在21世纪的百年里对人类文明进程有所贡献，这取决于中华民族恢复自身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发明力、创造力和想象力。可以肯定的是，人类通过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以电子技术为主导力量的科技革命之后，21世纪的发展能力将来源于人类自身的科技发明创造，中国不能在这百年里依然充当后进者和使用者的角色，它必须走到科技发展的前列，充当科技发明和大规模应用的排头兵，然后才有可能全面带动和顺利实现中华文明的整体性飞跃，同时更加合理地解决自身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实现问题。
      因此，谈论21世纪中华民族文明的前景问题，就必须研究如何使中国走上一个以科学技术发明为主导因素的国家，没有这一点，单纯的经济增长也将没有质量和持续力，对于整个国家的文明进步将不会起到根本性的推动作用。
   中华民族必须成为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但是，也必须克服那种传统的简单的对比观念，在同西方发达国家的比较中，我们持有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要赶超他们，或以这些国家为一个参照系数来制定自己的目标，然而，事实上这是一个既不正确也不可行的做法。
      21世纪人类历史发展的主流必然是以科技发明、应用及普及的方式推动各个民族国家和社会生活进步的百年，也是依靠科技力量同自然界和谐相处的百年。因此，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技术发明创造和应用能力是中国新文明形成的首要条件，在所有新文明的因素中，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等对于人们的生活充当最为重要的方面。中国的社会建设必须采取超越的策略，不能继续简单地学习、接受和应用现代工业及科技文明的成果，中华民族必须成为首创者，不仅在经济增长方面，而且在社会制度的创新方面，都需要充分运用中华民族的勇气和智慧。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存在过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这个国家在物质财富方面还异常贫穷，但在中国哲学中，有一句关于人类历史与社会生活的最高认识，这就是《易经》中的一句话，叫做“天下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

后记 

    我们把自己的国家叫“中国”，其实还没有多长的时间。历史上，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是从公元前221年秦朝开始的。从公元前221年到1911年10月清朝垮台，专制的家族皇权统治在中国历经2132年。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为中国建立了国号叫“中华民国”的共和国。在20世纪初，中国存在过许多政党，据统计当时有300多家政党组织，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的上海，由于及其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中国20世纪的政党走上了进行武装斗争的路线，主要表现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国内战争。在20世纪人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6—1949年，国共两党间进行了有史记载以来的最大规模的内战，最终共产党赢得了中国大陆政权，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建立了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在清朝结束之前，人们所说的“中国”，是指“中央之城”或“中央之国”的代名词。在文献中，“中国”一词大概包含着六种含义：１、指皇帝所在的都城。２、指天子直接统治的王国。因天子直接统治的王国，一般都处在各诸侯国的中间，所以叫“中国”。后来又发展为凡是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都叫“中国”。３、指中原地区。４、指国内、内地。清朝就把内地叫“中国”。５、指诸夏族居住的地方。诸夏地区不仅居住着汉人，也住着许多少数民族，人们把这个地区叫“中国”。６、指诸夏族或汉族建立的国家。从汉代起，人们常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历史上“中国”的范围，除了王朝之外，还应包括各民族建立的政权和部落。１９世纪以来，“中国”则指我国的全部领土，与古代的不同。历史上，中国的国号一般都用国王或者皇帝的姓氏来命名，比如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等，国家的名称都是用政治首领的姓氏命名的。
      “中国”一词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很早很早以前一个王朝——商朝。由于商朝的国都位于它的东、南、西、北各方诸侯之中，所以人们称这块土地为“中国”，即居住于中间的王国，它同时又是政治、经济中心。但是，“中国”并没有作为正式的国名出现，因为那时的王朝或政权，只有国号，而没有国名。他们所说的“中国”，是指地域、文化上的概念。在汉语中，“中”是一个具有十分丰富的含义和优美的词汇：中和、中正、中庸等等，都是体现人类搞修养的表述。
     真正以“中国”做为正式国名的简称，是从中华民国开始的。从那时起，“中国”才成为具有国家意义的正式名称。今天，“中国”仍然是以个分裂的国家，中国的国号仍然包括两个——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人类范围内，中国的发展没有固定的参照物。自1840年以来到整个20世纪的百年中，中国的精英集团总是试图以西方工业国为参照物来规划自己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许不是最好的表述，但是，却是共产党对中国历史经验的一种概括。
      在深刻的社会危机背后，事实上隐含着中华民族深刻而全面的精神危机。因此，中华民族需要进行一场涉及文化与制度的变革。文化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先导，制度创新是文化发展的保证。新文明的形成与确立要继承1919年五四运动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同时要接受来自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中提出的自由、博爱、平等的理念，更重要的，要注入文明、幸福与真理的思想概念。
     在社会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没有文明的方式方法，就没有幸福的结果。任何违背人性文明的社会实践，不仅注定会走向失败，而且会对人类日常生活造成痛苦。
    在中国历史上，自秦始皇后，尤其是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后，由政治权力与文化形态构成的固有范式，造成了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在产业经济发展方面的长期停滞不前。即使在1840年资本主义战争炮火的冲击下，中国社会内部的产业革命也没有那个成为不间断的发展力量。而政治与军事的不可分离的关系，则是造成中国社会内部动乱的根源。在权力的形成机理上始终如一的以征服者的姿态而存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缺乏协商、沟通、妥协等民主与平等的理念。
      21世纪中国发展，需要超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私有制与公有制、左与右，并且能够从世界各民族的发展经验中吸取教训和经验。导致中华民族长期不得发展的原因是由于我们的历史观以及在这种历史观下形成的权力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中华民族在21世纪初必须进行一次历史观的革命，首先是权力观点革命和权力形成制度的再造。
      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如此广袤而肥沃的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繁衍到今天，然而，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里，我们仍然面临着许多基础性的制度问题、道德问题与经济问题需要解决。我们仍然需要面对中国想何处去的问题需要回答。
      在21世纪的关头，中华民族必须把自己面对的一系列问题解决好。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允许自己的祖国继续处在沉沦的状态中。中国的沉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此，我们对中国的崛起在时间上也不应持有过急的心态。很可能的结果是，20世纪的百年尤其是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人从思想意识上觉醒的一个世纪，21世纪是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国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社会领域里获得新生的百年，21世纪的主题是以劳动价值为核心的文明的建设与发展的世纪，有了21世纪百年文明再造的基础，中国才能够在22世纪里成为地球人类进步的标杆。我相信中华民族有着这样的未来，但是，究竟需要多少时间中国才能够成为世界生产力发展的领导力量，这不是任何人都主观意志所那个决定的。但是，中华民族必须成为一个心存伟大理想的民族。
     对人类历史的进程不能操之过急。人类历史的运动与发展有着自身的逻辑，当然，历史是人类的历史。人类文明的程度与人类智慧所达到的高度相一致。
     从政治范式上说，中华民族国家必然走出一条“家天下—党天下—民天下”的轨迹。我们可以肯定地把21世纪中国的政治进步轨迹视为一个由“党天下”想“民天下”的转型过程。这个过程不会太快，但也不会拖延的太长。
     对于“民天下”的政治范式究竟是什么？这是一切关注中国未来命运的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在西方，以洛克和孟德斯鸠等政治思想家为代表，提出的推动西方社会发展的政治框架，其内容包括：多党制、普选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这样的政治制度最终在美国取得了全人类公认的伟大成果。
    对文明的渴望、对幸福的追求，必须建立在对人类公理的认同基础上。
    中国的发展最需要政治家的带动力。在中国20世纪，孙中山和邓小平是20世纪中国开端和结束时期产生的两个伟大政治人物。从20世纪初孙中山的把中国建设成为“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到世纪末邓小平的一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人在20世纪同样经历了许许多多社会灾难。
   中华民族在21世纪确立的思想方向和实践目的是：以劳动至上的文明和幸福。用我们的方式方法和具体手段达到幸福的目的。这才是人类应该去努力的方向。
      比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中提出的自由、民主、博爱、平等更高层次的思想概念是：人类共同利益基础下的文明与幸福。伴随着这样的思想，产生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和生活方式，现在，自由、民主、博爱、平等等思想观念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相比只下，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批判基础上的共产主义思想，在20世纪里无论在思想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经受了严重的挫折。与共产主义相对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也遇到严峻的来自实践和理论发展方面的挑战。
      通过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人类必须找到打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制度体系的壁垒。在这方面，人类21世纪有许多重要的工作和不可回避的历史问题需要解决，可以是，在1991年12月前苏联解体后，世界形势的发展研究向前进了一大步。固然，自由、民主、博爱、平等的意识形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最基础的话语权。
     可以这样认为，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并不能被看作是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全面失败，在未来的人类生活中，我们就永远不再需要共产主义理想。未来也将证明会不是这样的。
      历史已经明确告诉我们，人类对自身新的社会形态的设计和建设，不能够依靠暴力的、打粹式的重起炉灶。人类生活的进步必须建立在对过去历史的正确的继承基础上。人类的本性与本能具有相同的特点，人类社会无论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各个系统中，都不可能存在非此即彼的极端选择，正像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制度体系不能够成为人类对抗的必然条件一样。
      21世纪的建设，必须是一种懂得未来的建设，而未来的面貌取决于我们的选择。而正确选择未来的能力需要我们的高贵的智慧和伟大的胸怀。未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丰富多彩的。
     在美丽的地球上，我们把自己的民族叫中华民族。我们的民族已经拥有13亿人口。不难想象，13亿人口的智慧如果能够得到良好而正常的发挥，会焕发多么巨大的文明进步的力量。对中国21世纪的未来，我们既要坚定信心又不能继续用玫瑰色的梦幻来描绘。我们只有选择文明的具体方法，一步一步地做下去。空怀理想而又不知道如何用文明的实践实现理想是极其可怕的。
     在中国从公元前221年建立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体系以来，有许多王朝是外来民族的统治。在这个13亿人口的国家中，汉族从来都是这个多民族国家的主体。人口占绝对优势，并且以农耕为主业。在汉族的历史上，这个民族是一个极具韧性的民族，她不具备对外的扩张和侵略性。她的性格是忍耐。历史上中华民族是一个劫难不断的民族。而在20世纪的百年里，中华民族同样经历了种种形式的劫难。中华民族必须进行一次精神世界中的劫后重生，使得我们的民族文明得以发扬光大。
      汉族文化的优势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而确立的。汉族是易于统治的一个民族。事实上，在科学技术上的创造力是杰出的，但是，却缺乏公平制度和自由交换的经济原则。科学技术的发明从来没有那个成为改善人民大众生活质量的工具和途径。
      用符合人性文明的方式方法和手段，达到社会发展、进步和幸福的目的。这是21世纪中华民族的责任。要这样做，中华民族就必须向智力要发展，向公平要幸福。
      中国必须走依靠智能推动社会发展的道路。这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最伟大而又最节约的方式。智能是人类天赋的资源。但是，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人类的智能由于生物的自然本性，却把自身智能这个天赋的资源白白地浪费掉了很大部分。人类在寻找自身的幸福过程中，仅仅把目光盯在眼前的物质利益和权力方面，而不去顾及和动员蕴含于自身头脑中的无穷无尽的智能。因此，中华民族社会在21世纪的进步，必须走上以开放13亿人口的智力资源的道路，如果不是这样，中国社会也就不会赢得21世纪的最后成果。
      人类共同利益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是人类自身间的相互尊重与爱戴。
      在人类精神中最可宝贵是正确的智慧。正确的智慧来自于人类对自然界的科学认知、来自于我们在自身社会生活中对人类生命的爱戴和尊重。
      中华民族在21世纪面临着一场文明飞跃。这场飞跃是一次从整体上超越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而利用科技文明进入全新社会的飞跃。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社会进步，中华民族的发展、建设与进步，必须稳固地站在本民族的文明传统以及他国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
      文明与幸福、自由与真理、民主与科学、诚实与宽容、公平与仁爱等等，这些概念以及在这些概念指导之下的解决社会建设与发展问题的方式方法，必然的也必须的成为全人类共同遵守的价值原则。人类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的羁绊将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人类进步的脚步将越来越快、越来越顺利。
       我想，在这本书后，如果需要续篇的话，应该叫《人类文明论》。一层意思是说，在未来时代，写作不仅更加方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消遣，而不再是一项十分高贵的事业。电脑使得记录思想变得简单，因此也使得知识的传播变得更加便捷。二层意思是说，就整体中国社会而言，一个自觉的文明时代正在来临并且急速形成中。中华民族在经历因剧烈社会转型而带来的苦痛时，整个民族的思想也处于极其矛盾混乱的状态中，我们的社会必须找到赖以前行的价值体系，如若不然，中华民族就存在着失去21世纪初的发展机会的危险。 为中国文明发展探寻正确的方法，是摆在整个民族面前的最迫切的任务。                                                 



                                                     徐国进
                              200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