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21世纪华夏民族的文化革命及其方向
在我们的话语中，“文化”是一个被频繁使用的概念，也往往充当一个被滥用的词汇。那么，“文化”究竟是什么？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文化”的实质与含义？这便是涉及人类生活的一个关键的问题。
从广义上说，“文化”覆盖人类的所有的言行。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全部社会生活内容的体现和表现形态。但是，绝不是所有的“文化”形态都符合于人类生活的实质目的与根本要义。 由于人类是地球上唯一的具有能动的改造客观环境的生命体，这种能力源自于大自然赋予人类头脑中的智慧。在地球生物链中，除了人类，其它的所有生物不具备能动而持续的改造客观物质的能力。因此，我们说，人类是地球上唯一具有智慧的生命。
正因为人类具有这样的智慧，因此，人类拥有自身的文化形态，人类也是地球上唯一拥有自身的文化形态的生物，而且，文化对于人类的社会形态发挥直接的影响力和作用力。 人类来源于自然界并且最终会复归于自然界。因此，人类的文化有着两个方面的体现：一方面是人类自身关系中的文化；一方面是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文化。前者属于人类生活的道德范畴，后者属于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知范畴。两个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
人类是地球上唯一具有主动创造社会文明和保存文明成果的生命。人类是地球上唯一的文明生命。幸福是人类生活的唯一目的，而文明是人类获得幸福的唯一途径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首先是文明史，或者说，是一部社会文明不断进步和追求社会文明的历史。
只有从文明进步于发展的角度衡量历史，人类的生命才具有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必须明确，文化的实质内涵是文明。文化的作用和功能是引导人类实现文明和按着文明的要求而从事于社会实践。所以，文化的实质即是推动和引领社会文明化。
华夏民族的历史文化，可以以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为分野。在先秦，从公元前12世纪姬昌开始使用文字进行书写起，到公元前8—3世纪，华夏民族涌现出了被后世誉为“诸子百家”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企业家，在各个不同的诸侯国中，也存在着许许多多优秀的政治家。可以说，华夏民族的社会文明形态，即是在公元前8—3世纪的这个历史时期里奠定的。
以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为标志，以嬴政与胡亥父子二人的“焚书坑儒”和“指鹿为马”的具体政治事件为标志，直至20世纪末页，基本上说，华夏民族的文化体系属于一种极其腐朽和堕落的成分。人文价值方面根本没有真正的平等、自由与民主理念，有的只是统治者灌输的某种与现实生活和真实的人性根本没有关系的、从儒家搬来的所谓的“仁义”、“德政”、“亲民”等等虚假的概念。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方面，华夏民族从来没有涌现持续的产业革命与科学发现，而所谓的“天人合一”、“人定胜天”等等观念，只能流于一种说教。
在秦朝之后，华夏民族的人文价值逐步显现的缺乏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在与自然界的关系方面，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发现自然界运动规律和利用自然界物质造福民众的能力。在这样的文化中，统治者只能不断通过暴力与欺骗的方式面对民众，而民众要么选择顺从、要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以暴易暴。民众只是充当统治者暴力统治下的工具，这是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后中国的权力与人民的常态关系。必须指出，秦朝的建立，彻底斩断了源自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共相争鸣的文化局面，从而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斩断了华夏民族的一切优秀的文化基因，并且，可以说，这种流毒一直延续到现在。
20世纪华夏民族的文化革命在中国大陆的范围里没有能够取得根本意义上的成功。一方面，在1950年代之后，中国大陆社会没有能够真正继承、贯彻和发扬五四运动倡导和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另一方面，中国大陆一边倒向前苏联并且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导致华夏民族在中国大陆的社会成员，至今不能吸取和领悟科学与民主的文化素养。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而伟大的文化成就，是把一成不变的的、僵化难懂的文言文的书写模式，转化为了以“白话文”方式进行书写的模式。同时，极大地丰富了传统汉语的词汇量，也引进了西方的自然科学体系和部分的人文体系。胡适先生在政治上代表了坚定的民主主义、在哲学上代表了实证主义以及在文化上代表了自由主义。同时，胡适先生提出了有关中国的“文明再造”的宏大的历史课题，鲁迅先生则是一位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者，同时，鲁迅先生对于中国的统治者的批判，无人能出其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教育家，以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等为代表。
1940年1月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于《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取自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不仅指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方向，也是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并且提出“吸收精华、排泄糟粕”观点。然而，毛泽东在客观上扮演了华夏民族优秀文化的最大破坏者的角色。
1966—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历史的渊源看，只是秦始皇父子焚书坑儒和指鹿为马的变种。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工人阶级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劳动解放，既需要良好的政治体制，同时也需要科学技术的大发展。 显然，无产阶级的革命只能通过自由的、科学的劳动革命而得到实现和成功，并且，自由的、科学的劳动过程才是“无产阶级”赢得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解放的唯一的通途和方法。
眼下，华夏民族必须首先确立对于权力和金钱的正确的观念。尤其是迫切需要正确的权力观。金钱与权力——只是一个国家的民众从事于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工具，而不是社会活动的根本目的。因此，华夏民族必须彻底改变金钱观念和权力观念。
在21世纪，华夏民族的文化形态的方向是：文明化、全球化和逻辑化。首先，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需要根本转变管人、整人、治人的意识形态，从而，把全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到以认识、探索、开发、利用自然界物质的方向，并且，在思维方法上，把以形象思维为主的思维方法提升为逻辑思维为主的思维方法。
在21世纪，华夏民族仍然面临着一场深刻与彻底的“文化革命”的使命，毫无疑问，21世纪华夏民族的伟大的社会文明升华，其首要的任务是完成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
21世纪华夏民族的文化革命，其宗旨和核心要义是文明革命。
徐国进 2023年2月6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