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炼钢铁”与“动态清零”

“大炼钢铁”与“动态清零” 

 1957年11月毛泽东提出要15年左右时间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号召全党全民为此奋斗，开展大炼钢铁运动。  

  在“大炼钢铁”失败并且导致全国“大饥荒”之后的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共计7000多人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故称七千人大会。主要目的，是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刘少奇脱稿作了三个小时的口头报告，做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错误与成绩三七开”的论点。由此，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骤然激化，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8—1976.10）”运动爆发埋下伏笔。 在7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名义上退居二线，中央工作由刘少奇、邓小平为主导。然而，经过近4年左右的时间，毛泽东为了重新夺回最高决策权，于1966年5月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直至1976年10月以粉粹“四人帮”为标志宣告结束。历时长达十年之久。被称为“十年浩劫”。1969年3月，中苏之间发生珍宝岛战役，这次战役后，前苏联领导人试图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场“外科手术”式的毁灭性打击，但是，据报，当前苏联把这个消息告知美国后，美国阻止了前苏联的计划。

 “大炼钢铁”不仅造成造成一场人力、物力、财力的无法估量的浪费，而且根本违背产业发展规律。“大炼钢铁”直接导致1959—1961年所谓的“国民经济三年暂时困难”，事实上这是一场长达3年多的全国性“大饥荒”，造成全国3000—4000万左右民众的非正常死亡，这是中国现代史中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在公开宣传中，把原因歪曲为“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

 在中共执政的历史中，1976年9月毛泽东死去，中国人民经过近三年的痛苦的反思与探索，整个社会达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共识，由此开始了一场比任何政治运动都深刻千百倍的改革开放时期。然而，严格意义上说，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还不是中国的一种带有根本性质的产业与科技革命，而是以主动的姿态接受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生产与科技成果的过程。只有当中国站在工业革命的全部成果之上，对于产业技术和科学知识做出独立贡献之时，中国才能够算是超越了西方。

 在改革开放进行40年后，由于整个中国大陆社会丧失了深刻而博大的理论思维能力，从而也在政治上迷失了正确的走向未来和选择未来的能力。事实上，中国大陆执政党的了领导层自2012年以来，不仅没有能够找到和确立如何正确终结改革开放时期的理论观点和意识形态，更没有能够找到和确立一种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方法。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对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模式的调整，仍然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和出路。这是中国大陆社会的困境。 我一再强调，中国大陆在40年改革开放时期之后面临的政策与决策，是比1976年毛泽东死后的由“政治挂帅”向“经济中心”的跨越更加重要和艰难。因为这场选择是华夏民族能否走好21世纪剩余时光的重大的历史选择。

 眼下，全体中国人民正在经受“新冠肺炎”大瘟疫的痛苦折磨。这场大瘟疫开始于2019年末的武汉。“动态清零”持续了三年多，事实上，面对瘟疫，首先应该是一个医学科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行政性问题。现实的情况是：一方面，是社会物资与人力的无法量化的浪费；一方面，是经济领域各个环节的大停滞；一方面，是公民权益受到普遍侵扰；另一方面，是是防疫权限的无限扩大。“动态清零”已经演变成为一股对整个社会生活正常化的破坏力量，然而，普通民众以及体制内部的反对势力却无法阻止并且进行纠偏。 在“动态清零”中，中国经济已经跌如1980年以来的最低谷，并且将处于一种长期的在低谷中徘徊状态。这势必在具体的产业结构、金融领域以及教育、科技层面，都会爆发一系列综合性问题。而且从内部几乎无法找到有效的化解之策。   

目前看，“动态清零”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社会的一个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如果继续坚持下去：一方面，对全社会的承受程度造成巨大考验；另一方面，也是对公共资源的消耗与基层政府构成考验。 事实上，面对大瘟疫，试图利用行政手段对病菌进行“清零”，是一个根本无法实现和根本无法达成的结果。因为防疫首先是一个医学科学与治疗技术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行政命令的问题。依靠行政系统对瘟疫“清零”，主要方式演变为封城、封户、封路、封厂、封店，而至于防控瘟疫所需要的医疗手段和技术措施，却不能得到实施。全民的“核酸”检测，不仅不利于人们的防疫，甚至成为传播的一个途径。 在疫情中仓促建设的“方舱医院”，无疑是一种巨大浪费，疫情过后，即不能作为医疗设施继续发挥作用，也不能作为一种民用设施而发挥效益。 当防疫成为冲击其它一切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唯一行政作为的情景下，只能意味者对于正常社会活动的一场严重而普遍的破坏。对整个社会正常的日常生活与生产、流通等经济环节造成的普遍破坏，根本无法用任何经济学原理或者社会学思想进行解释。但是，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十分容易揭示：它是最高统治者利用专制体系并且通过行政手段绑架全社会的结果。而在整个过程中，民众只能选择盲从、配合与屈服。 

在“动态清零”过程中，公权力与民众权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达到改革开放时期之后的一个顶点。一系列社会问题势必会通过“动态清零”而爆发出来，这是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结果。总之，“动态清零”的美好愿望，必须结合有效的医疗方法，并且在不对社会的生产、生活造成负面影响的前提下进行。

 在“疫情”中，中国与全球供应链近乎中断，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工业国对中国进行高科技产品（主要是芯片）的制裁中，中国大陆的制造业将在很大程度、很多领域失去原有的活力和动能，未来数年里中国制造业的大萎缩在所难免。而如果在科技上不能实现关键性突破，不要说不能在经济规模上超越美国，就其内部而言，更是无法实现产业技术的更新和资本有机构成的升级，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生产力方面和经济形态上的差距，只能加大而不是缩小。

 一种必然是：在对于大瘟疫“动态清零”之后，由于中国大陆以收复台湾为一个根本利益，必然走向与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军事战争，毫无疑问，台海之战客观上就是中国与美日联盟之战。爆发对抗美、日、台的战争，这几乎是“动态清零”的必然走向，中国统一台湾的战争，毫无疑问是对抗美、日、韩等国联盟的战争。中国不可能在无外国直接参战的情况下单独完成台海战争，因此，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注定是中国大陆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一场关乎华夏民族未来命运的战争。 

“大炼钢铁”与“动态清零”，在中国大陆社会70年的进程中，仿佛构成了一种宿命般的历史轮回，不仅意味着华夏民族的一种无可言喻的社会性悲哀，也意味着一个国家无法走上文明发展之路的统治性悲剧。

 “大炼钢铁”与“动态清零”——这样的事件都发生在中共的执政过程中，前者已经是一个历史事件，后者则是眼下所有中国大陆人共同面对的现实。在三年多来的“动态清零”中，基层民众承受了许许多多难以详尽记述的磨难，人物越小、苦难越大。

 在世界史范围内，在人类的现代史中，“大量钢铁”与“动态清零”都属于中国大陆社会的独有现象。1950年代至今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系列社会现象，与18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完全不同，更不符合任何形式的经济周期理论。可以说，是人类历史重大罕见现象，在世界现代史中更是绝无仅有。这是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后“焚书坑儒”和“指鹿为马”2000多年恶果积累的结果，其根本原因深藏于华夏民族的“暴力文化”与“巫术文化”的基因中。

 作为一个国家形态的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后，直至20世纪结束，始终是一个严重缺乏内源型文明发展的国家。也就是说，“大一统”的统治模式，导致统治者的唯一目的即是维持和延长自身的统治，而从来不懂得民生改善的根本方略，而维持统治的方式则是一以贯之的“枪杆子”。“大一统”的统治模式导致国家内部的任何形态的文明因素都无法得到正常的形成、发育和成熟。

 行政权独大的弊端——这是自孙中山先生开始深刻认识到的中国的一个政治弊端。行政权的邪恶与专政，是造成华夏民族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社会灾害和苦难的一个首当其冲的根源。然而，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却从来不能对于社会公权力的职能进行合理的分工监督。 孙中山先生是一位致力于设计和创新国体和政体的伟大人物，同时，孙中山先生深通社会产业与科技革命的原理。这是孙中山先生的真正伟大之处。当然，孙中山是主张暴力革命的，而在21世纪中国，则必须避免通过暴力途径和方式进行政治变革。 

中国大陆在21世纪的政治文明，仍然应该以孙中山先生为一个历史的起点。从而在价值文明、制度文明和产业文明等三个主要的社会领域，实现华夏民族社会的一场伟大文明升华。 

中国大陆现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如果在没有外力的冲击的前提下，根本不可能走出一条类似台湾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的变革之路，只能在丧失所有的合理、合法情况下，通过一场流血的暴力而改变，然而，即使现行体制瓦解，也不会创建出类似西方和台湾社会的政体。因为中国内部，无论民间还是官方，已经完全不具备、不拥有真正懂得社会文明实质规律的政治势力。即使这样的力量存在，也是一种分散的、无组织的个体成分。可以说，对于目前的中国大陆社会而言，孙中山型的政治领袖根本不存在。这从中国内部的所谓的反抗者的政治意识和流亡国外的所谓民运人士的理论表现中，就可以得出清晰的结论。

 现在，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以什么样的路径和方式、又需要用什么样的政策与决策为中国大陆社会注入发展的动力？这不仅是中国大陆的各级决策者的任务，也是全体人民需要共同思考的课题。

 “动态清零”注定会充当中国大陆社会根本转型和文明升华的一个窗口。也有可能，透过这场“动态清零”，导致并且激发中国大陆社会从内部开始进行一场深刻的反思运动，由此为华夏民族持久的走上文明之途而奠定思想前提。

 21世纪中国文明的社会体系迫切需要进行自觉的设计、创建、确立，21世纪华夏民族的文明事业应该在这场大瘟疫结束之后而波澜壮阔的展开。

 祈祷人类早日走出当前的这场大瘟疫！

 祝愿华夏民族能够拥有一个美好未来！

 徐国进 2022年11月26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