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治理危机到全面失控再到文明重建

中国：从治理危机到全面失控再到文明重建

    中国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在全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都属于一个极其特殊的阶段：一方面，中国从来没有在经济基础与产业分工方面经历过如此剧烈和快速的大变革、大调整和大发展的局面；另一方面，中国内部始终处于一种馄饨而失衡的局面。一方面，中国与世界的融合规模和程度是全面性、快速的和实质性的；另一方面，中国与欧美集团的价值与制度、贸易与军事矛盾却处处加剧。

由于变迁来得如此突兀和剧烈，因此，导致中国大陆社会对于改革开放时期的认识几乎处于截然对立的状态。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时期是宏观中国历史的一个明显的分水岭。之前与之后的中国社会，已经在实质上发生了变化。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造成不可避免的社会治理未极与形形色色的困惑。传统上，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善于使用经济手段和方法处理社会问题的国家。中国始终处于农业社会的状态，从来没有持续的、大规模的产业分工的发生，农民与农村人口始终占全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这样的社会治理中，历朝历代政府的主要决策便是调整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这一点从周朝的“井田制”就开始了。由此，中国社会在经济活动上从来没有形成明确的“产权”观念和自由的私有财产权的意识，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只是“政治挂帅”走投无路的一种结果和必然选择，即是政治运动彻底失败的结果，同时，也说明，对于中国来说，只要在经济上拥有稍微程度的自由权，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在短时间里爆发出巨大的创造力。

当改革开放时期进入21世纪之时，中国大陆社会本身表现出越来越严重的治理危机问题，危机的表现是整体性的，而经济增长动能的滑坡、公权力的普遍贪腐、公众道德的严重沦丧等等现象，则是具体的痼疾。21世纪前两个年代，中国大陆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累的各种问题明显的暴露出来，然而，当经济中心的政策模式失效后，却始终缺乏具体而有效的正确的化解方法。

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集中统一领导——这样的社会运动轨迹走过了70多年走过中国大陆的一个宿命性的历史循环。

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肺炎”大瘟疫以及防控措施，已经对于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而普遍的负面影响。三年来，对于瘟疫的“社会面动态清零”措施，既是中国特色也是无可奈何的措施。三年来中国大陆的城乡社会以及各级政府工作的主题，似乎只是面对大瘟疫的泛滥和劳民伤财的进行“动态清零”，然而，在事实上，面对已经发生的大瘟疫，在短时间里做不到“清零”。这不仅在医学科学方面无法实现，而且在社会面更无法完成。

三年多来的大瘟疫，不仅标志着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性终结，也宣告了中国大陆经济的一个高速增长的时代的结束。大瘟疫对于中国大陆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三年多来已经在各个领域明显的表现出来，而且，还将在未来数年里持续下去。首先是社会生产力的停滞以及产业链的断裂，导致经济活力的快速下滑，致使经济几乎处于一种整体性的中断状态；其次是各个领域里的创造力的毁灭性打击；再次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彻底撕裂。产业、教育、医疗等各个领域，，

三年多的大瘟疫，已经对中国大陆的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的洗劫和消弱。中国大陆如何从大瘟疫的劫难中快速的回复社会活力，并且实现一场全面性质的社会重建，这是中国的政治家们面临的最为重要的具体问题。

目前局面如果不能够尽快化解，那么，就必然会导向社会生活的全面失控。失控的根源来自经济领域，然而注定会快速传到政治领域，并且致使社会深陷一种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

进而演变为一场整体性的社会大动荡。

中国大陆社会正处于一种严重而普遍的危机状态中，在政治上，一方面是政治权威的破产；一方面是试图复制传统的政治权威。在经济上，一方面是经济生活活力的普遍诉求；一方面是对于经济自由的明显压制。在文化上，一方面是基层民众的社会诉求多样化；一方面是监管的强制化和公共政策供给的单一化。未来的社会动荡，必然从国家机器的内部发生。在未来数年，中国大陆或将不可避免的深陷一种社会停滞于动荡中。

中国属于一个严重缺乏内源性发展力的国家，封闭性是我们这个生活在亚洲大陆上的民族的典型性格和心理特征。东部的太平洋和西部的喜马拉雅山脉，是阻隔华夏民族的地理环境，社会内部以暴力与巫术为内核的文化形态，更是制约我们民族创造力的根源。

华夏民族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在经历了公元前8—3世纪诸子百家争鸣的辉煌之后，自公元前221年到20世纪终结的漫长的2200多年里，都没有能够真正走上科学与民主的道路。

    中国从来就是一个以邪恶的权谋为政治活动为基调的国家，以暴力夺取权力并且以暴力方式维持权力是中国政治史的全部内容。华夏民族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之后，由于嬴政父子的“焚书坑儒”和“指鹿为马”，致使华夏民族几乎完全丧失了文明的政治智慧。中国是一个只有统治者而没有政治家的社会、是一个拥有为数不多的清官廉吏而从来没有建立起一种基于公平的政治制度的国家。

在4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之后，中国大陆社会本应采取一种更加有效的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的措施，并且，在政治方面走向一种更加自由、开放和宽容的局面，由此，开创改革开放时期之后的一场伟大的社会文明的局面，实现社会文明的全面升华。因为这理当是中国大陆自1950年代以来的历史运动的自然的和必然的逻辑，这个逻辑即是：“政治挂帅”—“经济中心”—社会文明全面升华。因为1950年代70多年的历史进程告诉华夏民族的是：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既不能运用“政治挂帅”的方式实现、也不能通过“经济中心”的手段完成，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必须植根于文明价值以及依靠文明实践来达成。

21世纪中国必须认真总结并且接受20世纪百年的教训，避免并且杜绝类似20世纪的全局性政策决策错误的发生。21世纪华夏民族必须在社会发展方面作为一个成功的民族，如果再次像20世纪哪样丧失百年时光，那么，华夏民族只能沦丧的无以复加、社会文明重建也会拖延的更久更长，甚至遥遥无期。

 人类在21世纪已经走过20多年，以目前走过大陆社会的种种社会表现看，华夏民族仍将失去21世纪百年。对于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而言，这是一种无法避免和无可言喻的事实。因为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绝不是来自于统治者的某个口号、或者某些统治者的个人意愿，而是来自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劳动、发明和创造，来自于人民为着赢得幸福生活的自由的追求和美好意志。

劳动者的劳动自由、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的言论与思想、基于公平的政治制度设计、面向探索和研究自然界物质运动规律的意识形态、——这些才是华夏民族走上持续的文明之途的基础。

可以肯定，中国大陆即将面临改革开放时期之后的一场全面的社会文明重建，包括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个层面和领域。而树立文明价值体系、设计公平制度体系以及建设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产业体系，这样的三个方面的任务，是21世纪中国大陆走向社会发展成功和国家富强的三大根本任务。

徐国进

2022年11月9日星期三

（在进入21世纪后2004年，我曾经写作文章，谈论中国社会的治理危机问题）

附：1、论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危机

    2、21世纪初中国大陆的社会治理危机及其化解决方式

21世纪初中国大陆的社会治理危机及其化解决方式-徐国进的专栏- ...

21世纪初中国大陆的社会治理危机及其化解决方式 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的全部社会生活的表现说明,中国大陆再一次面临社会治理危机。而且,危机表现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生...

论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危机

2009-04-21　全球品牌网　 徐国进

　　　　“农业生产家庭联产责任制”最终导致了中国大陆社会整体性改革开放的具有历史意义事件，可以说，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安徽农村的土地承包事件，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一个伟大的起点。中国大陆的以起自1980年农村的“农业生产家庭联产责任制”为标志的剧烈的社会转型，其实质究竟是什么？它现在又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变化？它的发展规律和必然趋势又是什么？这些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仍然是大陆的思想理论界以及执政力量没有能够全面科学回答的问题。如果没有或者不能对于这个事件的实质进行彻底科学的认识，有关的改革理论就不会走向科学。并且，单纯的经济改革过程也已经说明，正因为没有能够把发生在农村社会的“农业生产家庭联产责任制”上升为科学的理论认识，也才导致了当1984年后经济改革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后的城市经济体制（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的改革上）的挫折和反复，并且不能获得类似于农村“农业生产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成就。“农业生产家庭联产责任制”的伟大意义在于，她不仅为大陆的经济改革提供了一个起点，而且客观地充当了中国大陆整体性社会转型的开端，从而大陆开始了一个新时代。关于这个事件的意义，已经勿庸赘言。但是，必须科学地说明她的实质，这个事件的实质则在于：她是劳动者自己对于生产资料关系的调整，既劳动者自己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改善出来的生产关系，这是劳动者自己创造的同生产资料间的结合方式。

　　现在看来，我国的经济学界与理论界对于“农业生产家庭联产责任制”这个历史性事件的实质没有给予充分正确的认识和总结，而且，当着经济改革从1984年由农村转向城市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农业生产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借鉴基本上是错误的。“农业生产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实质是确立了农业生产过程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土地）关系的最合适的模式，而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却始终没有确立起工人阶级（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形式。从1984年的承包租赁制到现在的股份制，国有企业中的劳动者即工人阶级利益被不断的损害。国有企业改革如果不能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就根本不会获得成功，这个结论已经可以做出。

　　国有企业的改造过程同样是一种劳动组织模式的变革过程，这里的关键因素在于如何改善劳动者（即工人阶级）同生产资料的关系问题，如果要从经济政策上进行选择的话，那么，就是需要找到符合生产资料同劳动者的合理的结合方式，前提是尊重劳动者的创造和选择。这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不二法门，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更好的线路。中国大陆的国有企业改革，企图从西方经济学中找方法必然失去。美国20世纪企业组织方式的形成过程，是在自由市场的演进过程中完成的，而中国大陆的国有企业组织，则是在计划体制中派生的。因此，如何选择对于国有企业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模式，我们没有任何成功的先例可以借鉴。只有首先确定了科学的经济改革的理论，我们才能够采取正确的行动。

　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造过程，同时是一个重新确立中国大陆的劳动组织的过程，对于大陆社会的发展和文明进步而言，一种符合劳动者发明创造的企业组织建设，是整个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基础。而且，对于大陆21世纪的社会发展来说，必然是企业组织不断创新的世纪。劳动组织的再造也是中国大陆政治文明进步的前提。

　　对于劳动者的解放仍然是中国大陆在经济基础层面上的一次彻底而深刻的革命，现在看，关键的问题是需要进行劳动组织的创新和健全对于社会成员的生活保障。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长期不能在劳动组织方面确立起统一的形式，已经严重影响到大陆社会的生产能力的提高，同时也严重影响到工人阶级与企业管理者及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农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的货币收入始终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变，而且农村劳动力的转化渠道还处于萎缩的状态，农村社会的继续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而政策对于农村发展的扶持能力也在不断的弱化。农村社会的基础实施建设（交通、通信、能源）以及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等事业的发展几乎停滞不前。

　　在1980年社会剧烈转型过程中的20多年来，中国大陆社会没有能够形成一大批能够深刻全面的解释时代生活的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整个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领域没有形成核心力量，思想理论创造力的疲乏一方面来源于文化传统转型的失败，另一方面也受到政治家规定的“不争论”的影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学和法学两大学科似乎成为了我们时代的显学，但是，经济学的各种观点基本上是移植、翻译和介绍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观点，这实际上一种拾人牙慧的做法，说明当中国人在丢弃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后的无助、茫然和迷失方向，同时，更关键的问题则在于经济学研究没有了科学的思维方法，因此也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如果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世界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话，那么，对于当代中国大陆的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来说，仍然需要一部劳动者的圣经。近一个时期来，以朗咸平教授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始把矛头对准了那些掠夺国有资产的国内的知名的企业家，从而在经济学界引发争论，也在普通人们的心中引发震撼作用。朗咸平的意义在于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和认识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同时也要求我们从实践的角度去检验现行的主流经济学说。比经济学家们的错误观点更可卑的是，中国大陆的经济政策尤其表现在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方面，始终不能找到正确的出路。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缺乏科学的经济理论指导的缺陷已经表现无遗，而且，还可能会因为害怕出现政治动荡而反复。

　　意识形态同人民群众价值观念及普遍心理的脱节是造成社会治理危机的一个原因，同时，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国家的公共权力同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相脱节，这导致了一系列社会政策的不切实际和人民利益的受损。

　　对于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社会来说，迫切需要从理论上科学回答如下几个基本的和实质性的问题：一是20世纪80—90年代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大陆的发展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由此开始的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的趋势又是什么？二是21世纪中国大陆社会的运动规律、特点以及前景是什么？三是究竟什么样的因素充当着中国大陆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动力？或者说，谁是引领中国大陆发展和进步的力量？如果中国大陆的思想理论界不能科学全面地回答这三个问题，21世纪大陆社会发展就会不可能具备正确的方向。因此，一个失去了科学理论思维力的民族和一个没有科学理论观指导的权力组织同样可怕。没有完整的和科学的理论，就不足以把中国带到美好的明天。中国大陆的社会建设需要激情、活力、想象，更需要在正确的力量的带动下的奋斗、公平、正义。

　　经过1980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大陆的社会转型已经不是单一的而是整体性的，不是某个具体领域而是全面性的，面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性的、全面的转型，无论是经济领域里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还是政治领域里的修修补补，都已经对于解决问题无济于事，社会发展既需要有综合性的政策策略，又需要灵活多样的具有针对性方法。21世纪中国大陆的发展必然首先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再造的过程。没有关于社会生活的伟大的制度发明，就无从激发13亿大陆人民的劳动创造的活力，中华民族就不可能获得文化复兴和重新崛起。

　　中国大陆社会的治理危机通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而克服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的社会治理危机，则需要最伟大的社会发明能力，这就需要政治制度的创新。具体地说，需要彻底改变大陆社会的公共权力的形成机制和渠道，改变权力的自上而下的任命方式，而代之于更加民主的选举制度。权力的自上而下的授受方式，不仅是权力脱离人民的根源，也是政治腐败的根源。发展中国大陆的选举制度，需要从执政党做起，同时从基层社会生活做起。中国大陆是一个没有基层民主选举经验的社会，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发展政治文明是极其困难的事业。然而，民主的政治选举事业又必须开始，同时，法律制度首先是宪法的制定，必须转变传统的政治观念，传统的政治观念是建立在法律为权力服务的基础上的，同时是为了维护权利的利益。而新的法律观念是建立一个公平和正义的社会以及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改变法律与政治权利的关系，也是中国大陆社会走向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的一个前提性条件。

　　政治改革与社会制度创新的落后，已经成为经济继续健康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障碍，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中，为社会生活提供理论命题并不是政治家的使命，政治家的根本任务在于为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矛盾开辟道路和选择最可行的方法，因此，政治家集团是社会政策和策略的生产者。理论丰富和发展的任务必须由思想家去完成和实现。中国大陆社会对于新型的政治家的需要，同需要一大批科学家、思想家和文学艺术家一样迫切。但是，在对于中国大陆社会发展方面所承担的责任方面，政治家们的责任最为重大和艰巨。现在的问题在于，传统的政治权力的形成渠道已经失去作用，而新的公共权力的形成渠道尚未形成，法律制度也处于极其落后的观念的支配下。因此，社会治理的危机现象也就表现的异常明显。

　　对于社会发展而言，创造着和革新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劳动者始终是第一的和首要的生产力，劳动者的创造需要同一定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当然，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决不是一切物资财富之源，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其上和进行存在的唯一的载体。自然界永远充当着人类创造自身需求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当邓小平说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后，理论界便开始论证这样的一个命题，而当着邓小平说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后，金融界的人士也就便沾沾自喜，以为金融真的充当了现代经济的核心。邓小平的伟大在于他在行动上扭转了中国社会的运动方向，并且造就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理论界必须在科学思维方法的指导下，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才能够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转型做出贡献。而如果一味依附于政治家的某些口号中，汉民族的精神世界就只能不断的委琐，我们不能够想象，一个没有和不具备伟大精神品格的民族，如何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劳动组织的创新、社会公共权力形成机制的创新，此两者是中国大陆社会文明发展的关键，也是21世纪初大陆社会的基本的创新使命。在劳动组织的创新方面，我们已经发展了股份制的企业组织，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应该在股份制前边加上“劳动者“这三个字，即劳动者股份制。国有企业在1957年我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完成后，对于大陆社会实现工业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贡献也是同国有企业中的劳动者的贡献相联系的。所以，对于国有企业改革来说，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股份制改造不是走以资本为主导型的股份制道路，而是要重新建设以劳动者直接参与的股份制的劳动组织。

　　政治文明的创新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大陆社会焕发活力的最关键的因素。多样性的社会生活趋势已经对执政党的领导能力、理论创新和政策决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政治生活中的公共权力形成制度的创新，关键是实现具体的参与者民主。我所谓的参与者民主，是指涉及到的公民的直接参与型的民主。在一个组织、街道、学校、工厂、社区的各种公共事务管理方面，要发展参与者的直接民主，由此不断扩大为整个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并且一直发展到对于国家领导人的直接选举制度。

　　中国大陆社会是一个尚没有经历过充分的基层民主经验的社会，因此，民主的发育需要有个过程，也需要有明确的法律程序的设计，最符合实际的步骤是从基层社会生活的直接的参与者选举开始，同时在执政党内部发展直接的选举制度。

　　对于新型的劳动组织的发明和参与者民主政治制度的发明，是中国大陆社会在21世纪初的迫切使命，也是保证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百年里实现复兴的最重要的任务。企业改革如果不能激发劳动者创造物质财富的热情，就不会获得成功。而政治活动如果不能给予社会带来公平、正义的文明素质，就不会对社会进步有益。在21世纪初，完成这两项历史性的任务，也才能够克服目前所面临的深刻的社会危机局面。

　　徐国进

　　2004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