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党宣言
文明党宣言
21世纪百年，注定是中华民族以全新的文明形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且对人类做出独立贡献的百年。
在21世纪初，文明已经成为全人类生活的共同目标、一致要求、明确方向和根本目的。因此，从世界观的高度把文明的形成机理、价值原则以及实现文明所需要的客观方法阐述出来，不仅是理论科学的首要使命，而且是人类实践的迫切需要。
直到现在，事实上，人类仍然不完全清楚自己在地球上的起源和最后归宿。人类对自身生命以及自己居住其上的地球和浩瀚的宇宙的认识都十分有限，同时，能够根本改变人类命运的因素又在不断的增加中，比如地球上地质灾难、其它天体对地球的威胁、人类疾病种类的不断增加、社会严重不公平的存在等等，都将对人类命运产生深刻的影响。人类从地球上诞生到现在，其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仅有短短的数千年，但是，自20世纪下半页以来，人类进化的速度在加快，而人类文明觉悟的提高及科技能力的发展是人类进化的最有力的助推器。
社会进步的关键是引导人类实践转向面对自然界的方面，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都源自于对自然界运动规律的发现以及合理的利用自然资源。因此，人类精神活动的实质必须发生根本性的转化。
中华民族是世界民族之林中很早成熟的文明民族之一。文明的精神价值和科学方法是推动中华民族走上正道的保证。中华民族21世纪的建设与发展最需要文明力量的组织、引导和推动。中国美好的未来需要用文明的方式方法来达成。因此，21世纪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事业需要一切文明的社会力量联合起来，这需要一个高质量的政党组织，这些力量的政党名称可以直接定名为——中国文明党。
文明体现为物质性的社会存在，但却置根于人类精神之中。因此，文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品质。文明素质是一个民族、社会、国家的内在品格。文明通过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切方面表现出来。
中华民族应该具有赢得未来文明发展的充分的智慧和才能，中华民族不能够再浪费自己的任何聪明才智。只要把建设、发展的力量凝结在一起，中华民族就会成为人类族群中最为光明灿烂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建设、发展和进步是人类现在和未来的最重要的文明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取得的任何意义上文明进步都将极大的推动全人类的文明水平。
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存在过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注定是对全人类的伟大贡献。地球上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民族的文明程度和发展，将直接影响到全人类的历史进程。21世纪中国必须成为世界上一个伟大的公民社会。
但是，这个国家迄今还未经充分的发展过。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发展梦想，我们需要伟大的行为准则。当21世纪中华民族站在一个新世纪纪元的起点上开始自己的社会建设之时，我们的民族必须总结全部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使自己站在一个人类真理和道义的至高点上，不仅俯瞰人类全部历史上的得失，也展望人类未来文明的景象和基本轮廓。如若不然，中华民族就有可能遭受历史上失败的重复教训。
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当代世界各国面临的主要问题。科技革命为解决文明发展的不平衡创造了条件和奠定了基础。实质的问题在于：人类冲突并不是因文明不同而导致，而是由发展差距所形成的不同利益引起。
事实上，伟大思想家们已经把人类本身业已存在的文明素质揭示的非常详尽。在许多情况下，人类只需要进一步觉悟和实践这些伟大的精神元素即可。人类思想史中提出过的各种各样的理论，我们都可以归结到一点：就是探寻人类生存的文明状态和未来面貌。
文明是21世纪中华民族劳动、创造和生活的最基本的诉求，也是人类在地球上从诞生到现在的基本觉悟。因此，文明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世界的本质使命。但是，文明不是空洞无物的抽象概念，是同全部人类生活联系在一起的美好素质。
为了保证中国在21世纪以及更长远未来的顺利发展和文明进步，为了把中华民族社会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公民社会，为了把国家公权力改造成为不折不扣的为人民群众幸福而工作的机构，必须使得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善于使用权力的民族，政治文明是21世纪初中华民族最首要的工作。
身处21世纪之初的人类，迫切需要一种系统的、超越传统的崭新的世界观。新世界观的主轴以人类同自然界的关系特点定位并且以文明的价值体现社会生活的本质。人类之间的斗争、矛盾与冲突只是社会在不发达的情况下解决具体利益纠纷的产物。人类的共同利益高于国家、阶级、政党、集团的利益。人类必须把目光集中在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环境方面上来，政治家需要更多的同科学家合作，制定人类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方案。人类的共同利益首先来自于人类同自然界的关系。
人类生活在地球上，各个民族社会与国家在历史上走过了极其不同的进化与发展道路，但是，人类文明的实质却是相同的。21世纪中华民族应该也必须成长为一个引领人类文明潮流的民族。在21世纪初中国历史的剧变和转折关头，中华民族必须对于有史以来的人民文明成果和价值进行一次全面的认真疏理，并且在此基础上为21世纪这个的建设与发展奠基，使中华民族踏上一条恒久的文明进步之路。
对于人类生活而言，提出一种宏伟而远大的理想相对于实现理想的手段来的更容易些。但是，人类必须拥有远大而正确的理想，才能够正确的走向未来。籍此目的和梦想，我们向世人公布本篇宣言。
一 人类文明的要素与本质特征
目前，人类还无法知道在地球上产生的具体时间及其方式。在人类没有发明文字以前的生存状态与进化过程，也有待于进行全面揭示。自从人类发明文字并且运用文字记录自己的活动以来，最早可以上推到五千年前左右。
人类对自身社会的认识皆以历史的结果为出发点。
无可否认，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无论在社会发明还是在自身智能的进化方面都在加速。但是，人类现实的生存状态还远远无法达到幸福的程度。实现幸福的目标需要创造出能够丰富的物质财富并且与美好精神因素相结合。
21世纪人类的社会追求与实践必须自觉转移到文明的轨道上来。这需要深刻改造人类的世界观，尤其是改造一切落后的历史观。历史在人类的手中必须成为一种自觉的文明创造的过程，从而推动人类历史从自然历史向文明历史的方向转化。文明不仅是未来的追求、方向与理想，也必须成为现实实践的方式、方法和手段。
我们把文明定义为，文明是人类在同自然界发生关系过程中对物质世界运动规律的认识以及对社会形态符合人性需要的改变过程。文明是包括人类改善与自然界关系所取得的一切成果以及全部社会关系中符合美好人性素质的总和。因此，文明不是凭空产生的，文明有着广泛的自然生态基础以及人性前提；另一方面，文明是人类自身的文明，自然界不是文明本身而只是人类创取文明的客观物质，自然界是无意识的客观对象，自然界存在和运动不依人类意志而发生，所以文明的属性完全是社会性的。文明以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为起点，由于人类是具备智能的生物体，所以文明也就具备了无限发展的可能性。
文明是人类从自然界关系以及社会关系中不断发挥出来的美好品格。文明属于人类，但是，文明相对于人类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文明具有双重性的特质，是因为文明既是人类的创造物又直接影响人类的生活方式。
文明对于人类来说具有一致性和本质相通的特点。人类的肉体是承载全部文明的自然界的生成物，来自人类精神素质中科学能力、技术发明以及一切美好的价值和心理等，则都属于文明。显然，人类生活既承载着文明，也存在着野蛮、愚昧和迷信。人类社会进步需要教育，但是，同样需要认识到，教育本身也存在着向受教育者灌输落后观念和违背科学真理的现象。
文明具有选择性。在现存社会物质条件下选择走向未来的目标以及采取的方式，既是人类的本能也是自觉。选择性不仅直接影响着社会运动的方向，也直接造就着人们现实的生活方式。
从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出发，是理解人类文明的最基本的理论思维前提。而脱离开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社会意识，最容易把社会进步的方向引向歧途。因为对于人类所追求的幸福而言，只有通过劳动转化自然界中本来蕴藏的人类需要的财富才能够达到，一切社会手段都必须服务于人类幸福的目的。文明是人类活动中，在同自然界关系以及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的一切有益于生活质量提高的品格。劳动是人类为了生存而处理同自然界关系的联结点，劳动也是人们结成社会关系的主要内容与方式。不过，社会关系经具有极其复杂的性质。文明是人类在劳动过程中智力水平的提高和生活关系方面的美好人性品格的发扬。劳动首先是以人类体力开始的，体力劳动是不断焕发和惊醒人类智力的前提。蕴含于人类自身的智慧是开辟社会文明的首要素质与品格。人类智慧是文明的起点与基本素质。
因此，人类的进步取决于普遍的劳动技能的提高。社会进步的实质性推进是教育的普及、科学知识的丰富、技术发明的不断提高等因素所带动的人类智能水平的进化。
由此观点出发，可以认为，人类历史是一部文明演化史，是在实践中改善同自然界的关系以及人类自身关系的历史。但是，这决不是说，历史上和现实中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符合文明的，恰恰相反，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人类社会都存在着比比皆是的不符合文明标准和要求的事实。
人类只要在地球上生存，就会永远存在着因追求物质利益而产生的矛盾和斗争，文明则是在协调人类社会之间的不同物质利益矛盾采取的合理方式方法。一切高尚的社会目标的达成必须以文明的方式方法来实现。反过来说，不符合文明价值原则的手段决达不成良好的结果。
人类用自己的智能不断改善同自然界的关系以及用公平制度保证美好人性的发挥，是文明形成与进步的两个基本要素。因此，人类必须把智能与制度当成成历史前进的两个缺一不可的车轮。
因此，人类智能问题无论在社会的历史中，还是对于现实与未来，都是建设、发展与进步的最重要的素质。在西方国家，对人权的重视是促使这些国家进步的重要方法之一，中华民族国家必须重视人权，而一个比人权更重要的问题是人智问题，即人智的开发、利用和培育。人类在地球上生存到现在，一个可能的问题是，人类还仍然处于真正科学的外围或者边缘上，而没有发现自然界所存在的真正核心秘密和运动规律。正像人类对自己身体、人性的认识水平和了解程度一样肤浅。
人智水平的提高是人类文明的最关键的要素。人智、人文、人权，是人类生活最需要的品质。人类文明是一个不断脱离动物界弱肉强食的进化过程，不断用智慧的创造焕发美好人性的过程，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的过程。
教育是提高人智的最有效的方法。人智包括科学技术知识和美好人性素质两个方面。教育的方向是提高受教育者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文明的人性品格。教育必须克服狭隘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束缚。
文明是无差别的人类素质，对于人类的各个不同民族、社会和国家而言，只存在文明发展程度的不同。地理环境、种族、肤色都不构成文明的本质差别。文明的本质是相同的、相通的和一致的。
我们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理解和认识人类文明，并且解释人类以往走过的历史和共同面对的现实。
一般说来，根据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不同划分人类文明，几乎已经成为许多思想家、理论家们的思维定式。这种思维的前提是，人类的实现生活由各种不同的文明组成，并且，由于文明的不同而导致冲突、斗争和矛盾。在世界范围内，最著名的表述是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作者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这位来自美国的思想家也是从“人类文明的历史不同”这个命题出发解释人类文明和当代世界格局的。
与亨廷顿不同，我们在截然不同的思想出发点上和理论命题中研究和认识人类文明。
人类实现和达到文明程度的脚步有先有后、有快有慢，但是，本质的命题是：文明是人类没有本质差别的社会存在。历史地说，文明是人类通过劳动积累的物质成果以及不断焕发出来的光辉人性。文明的劳动、生活、创造、发明是人类共同的愿望和追求。人类在地球上结成不同的种族和国家，其基本目的和生存方向是要求文明的。
在地球上，人类共同利益是人类生存的最高原则。而文明不仅是人类处理自然界与自身社会两种关系的最高价值要求，也是现实的手段和方法。
所以，文明必须成为21世纪人类的自觉意识。人类具体利益要求的不同才是社会矛盾、问题与斗争的根源。而文明则是用最平衡、最合理的的方法化解问题和寻找出路。
人类的终极危机和根本危机，说到底来是来自于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危机。人类命运的最终极的决定因素是来自于自然界中的各种力量。
人类文明是一种不断提高自己利用自然界物质资源能力的劳动、发明的过程，也是一种传播、扩散的过程。从21世纪开始，文明必须成为一种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自觉。
文明是贯穿人类生活一切方面的状态，是不断改善人类同自然界与社会关系的一个过程。文明是蕴藏于人类生物体本身的状态与能量，文明是根据人类智能的发育不断发展和扩展的。
人类是地球上唯一的具备改造自然环境能力的文明物种。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物把自己的文明留在地球上，并且开始把自己的文明输送到其它的星球上，而且，不管人类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在什么时间发现地球之外的文明，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同地外文明沟通交流。或者在什么时间找到适宜人类生活的星球。人类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这预示着和标志着人类最伟大的实践的开始。这项工作意味着人类已经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视野。
人类是地球上的文明创造者，文明随着人类在地球上出现就开始了。文明是人类活动所存在的一切物品，而这些物品的创造、存在与使用是人类精神智慧的同一过程。人类文明既是处理自身同自然界关系的结果，也是解决人与人关系的结果，前者的进步标志是人类上饿会物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后者进步的标志是社会制度和人类文化的发明。
人类在地球上存在构成与自然界关系的总的文明系统。人类在地球生存的共同利益是文明发展的前提。社会治理是一个自觉的制度设计、政策制定过程。支配资源进行物质财富的生产劳动的过程是经济系统；运用公权力从事解决和处理一系列社会公共事务是政治系统；以人类精神产品的创造为标志的劳动是文化系统。
人类社会发展必须自觉的采取和运用合理的、公平的方法。幸福和自由的关系是哲学需要回答的一对重要的关系。幸福是人生的目的，而自由则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与状态。我们不可想象失去自由的幸福和幸福的不自由。但是，我们必须在生活过程中寻找具体的幸福和自由。如果用幸福和自由的标准衡量我们民族的历史，完全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幸福和自由才刚刚开始。
到目前为止，人类思想的出发点还是首先从社会存在出发开始自己的思想活动。在人类思想的一个高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也仅仅认为“人是一切社会的总和”。但是，人类在地球上存在首先是同自然界关系的总和。人类生命同自然界的关系是比人类自身社会关系更重要、更基础的关系。
人类文明具有共同的基础，文明是人类生活的一致性和共同性的素质。人类不同民族、国家以及国家内部的不同阶级、集团的矛盾、冲突、斗争是不同具体利益的结果而不是文明的结果。我们把文明理解为人类社会的共同素质。只有在团结、合作、友爱的前提下进行改善自然界关系的实践，人性的美好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
运用自身的智能不断改善同自然界的关系以及行为方式，是人类文明存在的基本形态。从政治上判断，社会经济基础的改变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为传统意义上国家的消亡理论提供了最有力的素材和条件，使得国家在符合美好人性的要求下发挥作用。传统的国家概念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并且，国家主权高于一切的观念正在让位于人权高于一切的认识。
人类文明在实质上是相通的和具有共性特点的品格，表现为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和处理人类自身问题的相互爱护的素质。人类以对人类生命的爱护为起点和归宿。是人类脑力和智能发展的结果。
人类在地球上生存，其文明构成包含着两大系统，一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一是人类社会关系。马克思把人视为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而忽视了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这个最重要的方面。人类社会文明是建立在自然界基础上的文明，一方面，文明是人类为了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从自然界中转化生存的基本物质需求，吃、穿、住是其最基本的条件；另一方面，文明也是建立在以解决基本生存需要基础上的社会关系问题。人类生命与其它一切生物体一样，首先必须呼吸空气、摄取水分、沐浴阳光。自然界为人类生存提供了一切必须的物质是人类生命存在的基础。也只有在自然界的这些适应人类生存的环境中，人类才能够进行自己的生物活动。
从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出发理解人类历史，本身就包含了超越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的历史观的一切理论前提。自然界的一切物质，是比人类更永恒的存在。站在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出发点上，以认识自然界为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最首要的和最核心的任务，在实践中可以激发人类的文明觉悟。
站在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上认识社会内部以及解决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就可以使得人类站在高于一切具体的物质利益的立场和态度上处理人类之间的各种问题。并且，从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出发，当着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刻，人类共同利益也就成为社会发展所普遍关心的问题。
当我们把人类文明首先理解为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层面并且升华到人类的精神领域后，无论人类从事改造自然界的实践还是进行社会实践，就会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人类文明的产生从处理与自然界关系开始，最后升华到精神领域。与自然界相比，人类以及人类所结成的社会是非常渺小的组织系统和结构形态。
自然界生成了人类。自然界是人类生存最基础的成因。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步骤和自然逻辑是由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构成特点决定的。
由于不同的物质利益（包括观念价值的不同）之间的关系，导致人类在自身的社会生活中不断发生矛盾。但是，从本质而言，这不是人类不同文明间的矛盾。人类文明是共同的、一致的和相通的。
因此，划分人类文明的标准既不能以地理位置为限，也不能以种族的不同、肤色的差别为依据，更不能够以不同民族社会和国家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为尺度。到目前为止的一切关于文明问题的理论，都是从不同地理、民族等因素为依据作为分析的出发点的，这是没有正确理解文明实质的表现。文明对于人类生活而言是一种始终如一的发展过程。到目前为止，人类文明的品质已经被比较充分的表现出来。
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态必须面向整个自然界并且以探寻自然界运动规律为目的，才能够构建一种符合人类文明要求的文化内容。在中国，汉语中的“文明”一词，最早出自《易经》，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易?干?文言》）。文明在中国人的日常话语中，从来就是指一种先进的生活与文化状态，是一个涉及到意识、技术、礼仪、宗教、风俗习惯以及科学知识等等各个方面。但是，在历史上，中国并没有成为现代科技的发源地，原因在于，自秦汉王朝以来，政治权力把中国建成了一种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结构。
中华民族从21世纪开始必须走上一条自觉的文明创新之路。文明的价值体系与公平的政治制度两者最为重要。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强权抑制的历史，也是一串串用暴力方式不断反抗强权又重新恢复强权的历史。在20世纪，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样没有能够带领中华民族彻底摆脱政权更替的轮回。“专权”和“滥权”是中国政治的传统恶习。西方兴起的宪政是自觉控制权力的政治方法，但是，在中国，整个20世纪都从来没有学到西方民主的真正精髓。
在21世纪初，中华民族必须首先占在人类发展的意识形态最高峰之上。才有可能走好中国的未来之路。理论正确、制度正确、方法正确才能够保证一切社会实践获得良好的结果。
一个拥有13亿人口国家的社会建设和文明发展必须具有明确无误的理论指导和现实方向。这就需要研究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国家的运动规律和建设方法。对于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必须具有一大批为着民众福趾而奋斗不息的企业家、思想家、科学家和政治家。置身21世纪初的中国公民，注定是为创造新文明而生的一代。
中华民族在21世纪之初的发展点上，必须对人类生活的实质、意义和未来有一个全面的觉悟、理解和认识。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是对全人类的贡献。在21世纪，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将对人类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地球上为人类贡献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文明国家，是中华民族劳动奋斗的基本方向。
从21世纪初的现在起，中国人民的一项政治任务是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公民社会。
从20世纪暴力革命状态形成的历史必然性而言，我们认为，以公元1000年左右中国宋代为一个时间点，在此之后社会发展的停滞和小农经济的没落，所造成汉民族社会的贫穷和国家的羸弱，最终导致中华民族在寻找和选择自己社会的发展道路与方法方面，不可避免地运用和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所造成的贫穷是20世纪百年历史的基本成因。而在20世纪初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党组织，则历史地充当了20世纪后半叶军事战争和政治运动的主要组织领导者。
1978—2008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已经形成中国全部历史的一道明显的分水岭，在这之前与之后的人民生活实质不同。这个时期是中华民族现代商业文明形成的开端和一抹最为浓重的曙光。这个时期最实质进步是中国人从观念和法律的角度确立财产权的范畴。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世界背景是经济全球一体化。同时又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的推动力量和组成部分。20世纪最后20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在解决中国社会的贫穷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方面做出了超过以往中国历史全部物质财富的成就。这个时代的伟大就在于她使得全体中国人民认识到经济发展是改善生活质量的最重要的因素。但同时，发展的不平衡和社会分配的不公平是改革开放时期的重大缺点。
在21世纪初，站在人类历史的重要关口，中国社会中一切文明力量必须团结起来，共同进行中华民族的文明重建。
二 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以及社会文明
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一切社会存在和人类文明成长的基础。
人类的本质在于，人类是同自然界关系与社会关系的总和。站在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上认识人类历史和现实，是人类崭新世界观的要求。在世界范围内，这是人类21世纪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世界观。到目前为止，这个崭新的世界观尚未被人类的思想家全面的阐述出来。
从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出发认识人类生活的本质，是21世纪人类新世界观的最典型的特质，也是人类发展到21世纪的文明程度对自身社会和客观世界关系的基本态度。
我们知道，在太阳系中，地球、太阳和月亮是影响和决定人类生物规律和生存条件的最直接的星球。不仅人类的生物钟来源于此，而且人类一切社会实践活动必须在此基本上进行。与地球发生最密切关系的太阳、月亮等是人类生存的最初的和最终的决定力量。人类永远无法摆脱自然规律的决定、影响和束缚。
自然界不仅把时间和空间提供给人类，也把人类存活需要的一切物质元素提供给人类。人类是地球上的生物链中唯一的具有智力创造和拥有科学能力的生物。人类生存仅是对自然界物质的转化和利用。
把自然界纳入人类社会实践的哲学视野内，是人类发展到21世纪初这个劳动阶段的必然要求。世界各国在解决本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问题的同时，已经开始自觉地关注于生态环境恶化、全球气候变暖、自然资源枯竭、天然能源匮乏等人类同自然界相互影响下产生的诸多问题。保护自然环境直到人类在２０世纪末期才成为人类活动的自觉意识。但是，即使有了这样的自觉性，人类活动仍将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不过，相对于大自然，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如何，这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证明的问题。人类从在地球上诞生就在自然界提供的时空内生存。自然界是全部人类历史（包括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基础和起点。
人类历史最重要的篇章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史。截止目前，人类还仍然不能够完全清楚和回答自己如何在地球上诞生，其最后的归宿又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人类的存在对于自然界并没有意义。但是，人类生活本身却是由自然界决定、影响和发生最重要的作用。自然界按着它的存在规律决定着人类的生物运动规律，并且也是最终决定人类命运的物质因素。
自然界中存在着人类生存需要的一切必需品。人类的吃、穿、住、行所需的一切，都不是依靠人与人之间结成的社会关系所能够解决的问题，更不可能通过人与人的斗争而获得解决。因此，人类为了自身的幸福目的，实现消费的最根本的方式是通过自己的智慧不断从自然界中发现和转化物质财富。从人类对自然界运动规律的认知中，也会产生出科学。人类科学必须回归对自然界物质的合理利用。包括空气、水和阳光。
人类的首要任务是认知自然界。人类认知自然界的程度越高、范围越广、规模越大，其自身获得的自由度也就越大。人类自由是以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为基础的，人类不可能脱离对自然界的认识而从社会生活中寻找到自己的自由。人类到了已经需要具备这样一种自觉的意识的时刻：人类社会的一切存在，必须不断革除人类自身社会存在中的人们之间的落后意识形态以及束缚人类实践的落后价值原则。
人类社会关系的起点和人类繁衍的前提是男女两性关系。性是人类生命繁殖和延续的天然基础，也是一切动物的生存本能。但是，在一切民族的历史生活中，人类都把许许多多违反人类本性的意志、观念与道德强加给性生活本身，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本来美好的两性关系存在了过多的奴役、迫害和摧残的不良关系。
到目前为止，家庭是人类自然生育和培养后代的最好的组织细胞，使得任何社会性质的关爱不能够替代亲情。但是，就人们交往范围的扩大和男女两性关系的越来越独立以及性的享乐性特点看来，家庭组织受到诸如此类等一系列因素的冲击。然而，除了家庭外，人类仍然没有找到延续生命本身的任何取代家庭的组织方法，生物科学的发展是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待时间的证明。不过，现代社会已经要求我们必须重新认识男女两性关系和角色。传统意义上的两性观念已经严重落后和不合时宜。
人类社会结构是在家庭基础上扩展的。在家庭制度产生并且确立下来之前的人类社会结构，由于缺乏真实的历史记录而多流于推论的性质。
即使在２１世纪初的目前，人类对于自然界规律以及社会本身运动的知识依然十分有限。甚至可以说，人类积自己在地球上产生以来的全部知识成果，仍然认识不到自然界与社会本质的亿万分之一。在自己生活和实践的许多方面，人类仍然处于盲目的、蒙昧的、混沌的生存状态之中。人类社会自身面临的问题同样很多：贫穷、疾病、愚昧、野蛮、不公，等等。
社会是人类在客观世界中生存结成的系统。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程度的时刻，人类只有推动自己生活其中的社会越来越便得美好。
对自然界的哲学认识，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需。人类同自然界的关系与生俱来。在人类生活中，自然界运动规律是人类生活的第一支配力。自然界寒暑昼夜变化直接决定了人类的生物钟。
把人类历史放置到自然界的客观环境中并且从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出发考虑和解决社会问题，这本身就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而新的世界观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须素质。因为她能够改变人们对一切社会存在的认识方式并且由此改变社会实践的方式方法。
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水平以及转化位置财富的能力决定着社会的文明水平。因此，人类从21世纪初开始，需要自觉地把自己一切社会实践的注意力放到调整与自然界的关系方面上来，社会系统对自然界的适应、和谐与统一，是人类自身文明的必然。人类对自身社会运动规律的认识，永远建立在对于自然界运动规律的认识基础之上，没有对客观世界本质的不断发现，人类也就失去了认识和发现自身社会存在真理的前提。人类对自然界运动规律认识和掌握的越多，其通过劳动创造出来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也就越多，在社会关系中人与人的彼此尊重、友爱、宽容也就越多。人类的智慧力作用于自然界永远极其有限。
关于自然界对作为生物体的人类以及社会存在的全部影响，是人类科学的永恒任务，同时也是人类智慧增长的根本。人类智力永远不可能达到认识自然界全部规律和秘密的程度。把人类历史放置到与自然界关系并且以此为出发点考察人类活动的文明程度，才有可能对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具有清晰的认识。
中华民族对新的世界观的需要非常迫切，但是，人民群众对新世界观的接受和认识却异常缓慢。到目前为止，宗教力量仍然是影响人民群众世界观的最普遍的精神力量，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最为深刻的影响到20世纪的人类命运，并且，在共产党的实践下，马克思主义成为影响中华民族命运的最巨大的理论力量。
新世界观的表达是通过对现实社会的理论分析得到体现的。因此，没有抽象的世界观。
社会系统是人类在自然界基础上而结成的系统。人类生活的目的是获得幸福。社会系统的复杂性根源于人性的复杂性，并且与一切人性品质相关。就目前人类对自身社会的划分而言，这样包括经济系统、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在这三个大的系统中，又存在着许多社会的子系统，并且，各种社会系统对于人类文明进步作用的关系，构成极其复杂的相互联系。社会存在的各个子系统的关系是相互依助、相互促进、彼此平等的关系。政治、经济、文化各自存在自己相对独立的规律。
社会建设、发展与文明是人类的一种自觉的和能动的活动。一切社会建设都是从自然界中转化人类生活的需要。从这点出发，人类才能够正确的理解自己吃、穿、住、行的意义。人类存活的基础是自然界。
社会建设对于自然界运动规律的符合、适应和摸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不自觉的前提。在20世纪里，人类在科学、技术、文化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另外，在政治方面，通过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抗、斗争和战争，人类已经自觉地走出了国家暴力的阶段。在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阵营出现了希特勒式的战争狂，而在共产主义实践中，发生了前苏联斯大林和中国毛泽东式的专制与暴政。
国家机器仍然具有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但是，各国的国家机器在对本国人民的统治中已经更趋理性和法制。当21世纪初恐怖主义势力出现后，人类生活中的犯罪越来越个体化，法律是解决个体犯罪的有效手段。但却不能够从根本上避免犯罪的发生，科学技术手段将在预防人类个体犯罪工程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中华文明的转型、改造与前景问题，是关系13亿之众根本命运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文化创新是激发社会活力的关键。中华民族文化中缺少理论思维的成分和探索自然界本质的倾向。
在社会发展方面，我们必须懂得，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不仅使得中国成为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同时必须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最丰富智力资源的国家。
中国需要制定一个覆盖13亿人口的智力开发计划和切实可行的方案，这对于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文明进步至关重要。在21世纪初，中国应该也必须着手制定这样的可操作的方案。
21世纪初中国综合发展局面已经形成。而引导发展和进步的力量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推动发展和引导进步的力量是超越权力和金钱的智能因素、是全体中国人头脑中的聪明才智、是精神世界中的一切文明价值。
青年是民族的未来。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青年的创造力、发明力以及价值取向。同青年问题密切相关的是教育问题。教育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地和必要条件。教育必须同人类全部文明成果联系起来。
青年必须跟随文明走，教育必须充当人类文明进步的的有效工具。教育是真理发现和传播的最直接的渠道。科学意识与民主品格必须从青少年开始培养。
中国社会是一个聚多种形态的产业基础为一体的社会结构。中国已经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虽然农村社会的人口与劳动力数量仍然占大多数。
人类命运的终极决定力量仍然是自然界。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人类生存的第一的和首要的关系。但是，人类的社会文明是一个与自然界相对独立的形态，人类的精神力是直接影响与决定社会文明程度和方式的力量。
人民群众是社会文明的创造者、实践者与最能动的力量。
三、中国社会的基本趋势与再造新文明的条件
公民社会的形成是21世纪初中国表现出来的基本趋势和明确方向。在21世纪百年，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公民社会，需要21世纪中国人的百年奋斗。新文明是什么？是把认识自然界运动规律当成人类实践的首要的使命，在认识大自然的运动规律的过程中，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必须尊重、友爱、合作。自由是人类文明和真理之源，而以文明和真理为基础的自由，则是人类生活实质的组成部分。自由、文明、真理在人类社会中是统一的。
21世纪初中国必须完成一次最深刻的社会制度翻新，其出发点是从改革政治程序中的权力形成制度开始。
一个拥有13亿人口国家的社会建设和文明发展必须具有明确无误的理论指导和现实方向。这就需要研究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的运动规律和建设方法。对于中国来说,必须具有一大批为着民众福趾而奋斗不息的政治家、企业家、思想家和科学家。置身21世纪初的中国公民，注定是为创造新文明而生的一代。拥有13亿人口的民族国家的社会生态是无比复杂的，她的内部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状态和不平衡性。
21世纪中国发展是多中心的，文明发展也是多层次、全方位的。经济建设与发展只是人类文明系统的基础部分，而不是中心和全部内容，经济发展不可能代替和自行解决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发展问题。
科学是解决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手段，民主是处理人类社会自身问题的方法。而共和国则是人类生活最先进的国家体系。20世纪中国在实现这样的目标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人类社会文明是建立在自然界基础上的文明，一方面文明是人类为了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从自然界中转化生存的基本物质需求，吃、穿、住是其最基本的条件；另一方面文明也是建立在以解决基本生存需要基础上的社会关系问题。
在21世纪初，从民间发起一场能够覆盖全社会的文明运动是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在20世纪里，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我们需要对自己的历史具有客观而而正确的认识。
从宏观的中国历史运动和发展的角度判断，汉族农业文明的鼎盛时期在唐宋王朝。到北宋的结束，农业文明的历史进步意义已经基本结束，在北宋后的南宋及元、明、清等各个封建王朝时代，汉族的社会文明和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基本上处于停滞的局面。唐代是汉族文化发展过程中巫文化的形成时期。汉族在科学技术发展与理论思维能力方面的也从此转向停滞不前。从唐宋农业社会文明的鼎盛中,站在今天人类历史的高度，我们也可以发现中国以农业为产业基础的社会文明走向衰败的必然逻辑。一是产业分工与生产方式的停滞不前；二是文化形态的陈旧与统一。
中国农业文明在宋代达到顶峰并且开始走下坡路。时间上大致在公元10世纪前后。宋代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分水岭，其后的元明清三代封建王朝，在社会发展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贡献。农业文明是一整套体制、制度、思想观念，涉及国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在经济思想方面“以农为本”，在政治组织和思想方面，自上而下的权力授受是主要特征。
汉族社会农业文明的形成首先来源于同土地的关系。从社会结构上说，以家庭为核心生产单位的劳动方式给预农耕最稳定的劳动组织上的支持，到春秋时期，基本上形成了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内容的文化形态。
农业文明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经历了从春秋时期（前770年—前476年）到北宋王朝结束的1500年上下的时间里。此后，从北宋的结束到1911年的800年上下的时间里，中国农业文明处于缓慢的演变、维持和走向崩溃的过程中。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标志着中国的农业文明全面崩溃。在经济上，农民基本上成为难民，并且没有向其它的社会分工产业领域转移的条件和经济基础；从政治上说，以孙中山先生在日本首先成立“兴中会”开始到1921年共产党的成立，中国政党政治的格局形成；从文化上的表现看，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纛的同时，也愤怒的呼唤“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由此，可以判断，到20世纪初，中国农业文明为主体的社会形态已经处在崩溃的过程中，汉族文明需要重建。身处21世纪初的一代人的使命是重建社会文明的一代人。中华民族文化转型的重点和出路是将以人伦为主旨的意识形态转化为以面向自然界运动规律的意识形态。同时，在人伦意识形态的发展方面，注入人类生活所需要的普世价值观，在这两个方面，中国知识分子有着无限的创新空间。
20世纪初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华民族首先在文化上上的又一次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文明重建。政党政治在20世纪的百年里完全改变了中国社会上层建筑的生态，但是，同时也继承了许多传统政治的落后的形式与内容。
中国农业文明的全面崩溃之路，从时间上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落后的一个未被指出的原因是，从1840年后，我们就开始试图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忽视从文化、制度、科技、教育等社会上层建筑的构成方面进行激发民族自身创造力的变革。
必须认识到，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文明发展与进步，必须通过这个民族自身的力量来完成。
在20世纪，中国社会的具有标志性历史意义的变革事件首先是从政治和文化领域开始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是典型的事件。20世纪中国结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中，历史走过了她的自然而必然的轮回。从文明进步的实质意义上判断，20世纪中国的暴力革命、新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都没有能够解决汉民族国家的根本的社会发展问题，80—9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促使社会经济发生了甚至超越农业经济2000年时间的成就。但是，也必须看到，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内部结构的不平衡以及日常生活的先导性的商品无不来自于发达的国家，从家用电器到汽车飞机、从电脑的硬件软件到航天航空技术，中国仍然是一个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在21世纪，汉民族国家必须站在现有的世界经济基础之上，走出简单的模仿、学习、借鉴的局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超越和领先的位置。因此，中国发展必须确立一个和几个正确的突破口，首先实现自我超越。
经济领域的学习、接受对于社会生活的改变来的如此之快和迅猛。但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永远来自于自身。中国不可能总是处于学习他国的地位上。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的政策选择上,我国逐步走过一条从计划到承认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道路。但是，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解上，我认为无论是主流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家，都存在着明显的误区。市场经济的实质应该是一种以人们的有效的社会需求为基础的经济，建立在劳动者的公平竞争和交换自由的前提下。但是，我国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还缺乏这样的明确无误的理念。另外，我们必须清楚，经济系统仅仅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分支，它不可能自觉地解决国家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和矛盾。
从自然界中转化和创造社会需要的物质财富的力量正在发生迅速的转移，因此，在经济生活中，资本的范畴是一个不断扩张大因素，其中人类的智能起着最关键的作用。
家庭手工业在中国伴随着农业社会的形成而确立起来，由于家庭结构的稳固性和国家政治权力强烈的重农轻商倾向，中国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到2008年已经走过了150年的历史，但是，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仍然还不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缓慢，直到现在，农业人口仍然站全社会总人口的多数。通过1978年代经济改革与社会开放，特别是90年代后互联网的人数剧增，形成了社会内部产业分工综合发展的局面。基础劳动力数量的庞大与劳动力素质底下的矛盾是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中长期存在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是全面推动社会基础教育、产业升级和公平分配制度的形成，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信息化的大背景下的产业、文化、教育等综合性发展的局面。带动发展和推动进步的力量来自于教育、科技、文化、信息为一体的因素。
从人类生存的客观事实出发，我们必须承认，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伟大的思想观念和优秀的价值形态能够直接支配人民的社会实践和行为，并且达到良好的结果。从孔夫子的“仁”到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解放理论，都明白的证明了这一点。因此，21世纪的中国文明再造首先需要从制度与文化两个层面进行。在19世纪末期，以官僚为主要推动力的洋务运动最后归与失败，而五四运动的推动力量的先进知识分子的新文化运动也没有彻底的取得成功，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发动的基层群众的以夺权为目的的造反运动，更对中国社会带来数不清的灾难。可以说，从洋务运动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年时间里，中国社会都走在极端的道路上。但是，有一点已经明确，仅仅由社会上层和精英集团的作为，中国的发展实践肯定会导致失败。历史已经说明，对于中国社会的整体文明发展，任何单一的力量都不会推动成功，无论是社会上层的统治者还是普通的群众力量。
21世纪的发展，从文化上，汉民族需要彻底地贯彻一种人类普世的价值观念和文明标准，我们或者并不需要创造美丽的词汇。
中国的发展需要有一大批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具备世界视野和历史使命感的思想家、发明新生产力的科学家以及博大胸怀和远大目光的政治家的引导。一个现代社会，如果缺乏这四个方面的杰出人才，汉民族发展动力的来源就会出现问题。而这四种人才的成长和出现，则需要公平的制度保证和优秀的文化氛围。
公平正义的政治制度建设并不直接来源于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是取决于我们所持有的文明的、先进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因此，在社会制度的建设方面，决策者首先应该检验自己的立场和持有的观念。使政治活动成为激发中国社会内部活力的最有效的工具。到目前，思想理论与整个意识形态已经为此做了许多准备。对于自然规律和社会运动认识的缺乏知识、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和神秘化、长期专制文化形成的对于人类生命价值的藐视，都是汉民族在政治文化心理不理性的原因。
再造中国文明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科学思维的产生是需要人类面对自然界运动规律的思考。
从21世纪初的现在开始，中国需要一场覆盖全民的社会文明运动。中国社会文明运动的构成大致包括：自然生态保护和利用运动、劳动与劳动组织的保障与福利运动、科学技术发明和应用运动、政治制度与文化改造运动等四个部分和主要内容。
中国必须成为一个服从于真理的社会。文明是科学技术能力的提高、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自由民主的生活理念，文明意味着人类同自然界的和谐相处，文明是人类自身关系的关爱、帮助、宽容，文明标准是高于传统道德保证的人类活动准则。
在社会生活方面，从现在开始，中国政府就必须设计出能够覆盖全民的社会福利体系。在计划体制下，生产资料所有制被机械地划分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态。国有部门的职工是国家通过计划管理的，而为数重多的农民则只有通过土地获得生活来源和保障。现在，在通过20世纪80—9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对于社会福利体系的重新设计已经是中国稳定和政治进步的关键条件。
历史上，中国从来就是缺乏整体性的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的国家。皇权政府把全部负担都转架给农民，而农民的全部希望是风调雨顺的年景获得好的收成。而在西方，国家第一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从俾斯麦时代就开始了。
中国必须建设一整套完备的社会福利体系。以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生产方式在存在巨大差别层次的情况下的生产力进步。社会福利知道的建设首先要覆盖三部分人口：一是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二是儿童少年的教育，三是社会伤病残疾人群的基本生活。由于中国社会的特点所决定,一个事实是，社会的稳定并不直接取决于经济的增长速度和规模，在很大程度上，我国社会的稳定取决于国家福利体系的建设。可以肯定，在中国全面推动和实行社会政治民主之前，必须把国家福利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起来并且建立完备，否则，政治民主就有可能或者必然演变成为为了夺取权力的内乱。因此，覆盖全民的福利制度建设必须在政治民主之先和之前建立起来。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中国实行政治民主的最重要的条件，它比经济的增长更为重要。
中央政府应该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方面有大的作为。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实现政治民主的最重要必要条件之一，是比经济增长更加重要的条件。因为经济增长的巨大不平衡性和市场经济的特点，会天然地不断拉大社会成员间的收入距离。
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同时，在经济领域，一个最重要的制度建设任务是分配制度建设。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分配制度是“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现在看来，这是一种极其简单的分配思想。在劳动力就业异常困难的今天的经济升活的运行状况下，基本上，这样的分配思想已经过时。必须进行分配制度建设的创新。
中国在21世纪的上半叶，其主要的任务是解决国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问题。21世纪文明重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农业文明的转型出路和方法的问题。农村社会仍然是困扰着中国的发展的最大问题。在对于汉民族自己的文明特征、性质的认识方面，我们仍然存在着太多的误区。
对于农村社会发展的规划以及对于农村劳动力的组织，仍然是政府的最薄弱的环节。农民最需要的是有些的组织，组织农村劳动力的生产和学习。
信息时代的农村建设需要有超实现的远大眼光和规划。农村社会发展取决于各级政府对于农村社会的正确有效的发展规划和组织引导。农村拥有中国社会劳动力最为丰富的资源。在有效的组织下，农业劳动力也最为吃苦耐劳和勤奋。中国政府解决农村社会的发展问题，需要着眼于全球信息化的宏观产业背景下。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和政策选择必须是超越性的。
政治文明是中华民族社会文明的根本保障。中国大陆政治文明的基础构件必须从选举开始。中国是一个没有选举传统和习惯的国家。因此，政治家表现的害怕选举和拖延并且抑制选举的发展。选举可能看上去是混乱的，但去存在内在的秩序，对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作用也最为有效。任何社会制度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都会存在缺陷，但是选举至少存在两个好处：一是可以使权力向人民低头并且真正关注民生问题；二是使权力分散并且公开监督。因此，最坏的选举也比最好的专制要好。
社会基层民主已经如火如荼的展开，以自然村庄的直接选举为标志。需要正确的引导和良好的组织。选举从基层开始，沿着逐级递进的台阶，一直扩大到中央政府的产生。选举制度需要详细而具体的设计。不能真正实现公平、公开的直接选举，中国大陆社会的政治文明就不会找到正确是方向。必须把选举制度的建设确定为21世纪政治文明建设的最重要的基础条件之一。
基层民主的缺乏是造成许多社会问题积累和不得解决的重要原因，基层民主的缺乏也造成了整个社会对于行政体系的依赖，如果说在美国一切社会问题都会转化为法律问题的话，那么，在中国，一切社会都会转化为政治问题。推进基层民主和增加行政权力的透明度是中国大陆政治发展的关键。在中国，基层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一方面同官方的宣传不想符，另一方面也同新闻媒体的宣传相脱节。中国大陆尚缺乏官方和民间的有效的沟通渠道和方法。
选举制度应该加快从村庄到上级政府推广的步伐，应该制定出落实选举制度的时间表。让公平的选举制度的轮盘有效的运转起来。选举制度的内容应该包括：1、在公民普选条件尚不成熟时，规定出选民的资格，2、候选人的推选和确定；3、选举时间，4、选举机构，5、权力交接。走向全民普选是最后目标。根据政治文明的发展情况而定。但是，这个目标是必须要达到的。通过选举让人民自己选择自己的领导者，是最好的办法。人类社会的制度发明工作在中国还是一项全新的工作。
可以肯定，选举会逐步成为21世纪中国人民社会生活中的话语和政治进步的代表符号。在全民普选条件尚不具体的阶段，中国需要根据一个行政区域内的人口数量，参与者民主是这个阶段的主要形式。
选举制度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全民普选。全民普选的目标需要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的逐步达成，既不拖延也不冒进，必须坚持在社会政治稳定、秩序、和平、和解、理性的基础上进行。
政党制度改革是达成全民普选的政治条件，在中国大陆社会中形成两个以上高质量的政党是一个基本的前提。
在社会方面，中国需要认真反思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自然环境的问题,一是汉民族国家的人文精神如何健全的问题。在可以预计,在21世纪初,中国有望迎接一次政治开放的浪潮到来。中国大陆必须推动和形成一种理性的政治开放态势。首先在现行的体制基础上修正、完善符合中国大陆特点的国家体制和政府体制。
对大自然的热爱、关注与研究，对人类生命的尊重、敬畏与呵护，是中华民族从文化到心理转向文明的起点。在理论建设方面，坚持人类思想史上已有的一切符合人类文明生活的价值和准则。我们认为，对于一切社会现实存在的不良现象的批评是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促进力量。让社会在批评声中进步，才会形成人们之间的平等、宽容并且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真理的标准。正像任何一个政党都必须具备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形态一样，作为整体的民族社会的发展、进步，则必须接受、灌输人类普遍的文明价值原则和精神品质。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社会互联网的迅速普及的十年。互联网不仅把世界变小，更通过同步信息传播，使得文明传播具有了最有效的方式和渠道。必须用全新的观念认识我们所处的社会生活。文明存在于普通百姓中，是一种世代流传的力量。
共产党内拥有大批优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专业人才和管理社会生活方面的通才。但是，我们的社会还缺乏使政治人才脱涌而出的良好制度。僵化的政治体制、呆板的理论宣传和自上而下逐级干部任命制，不仅使得共产党组织缺乏思想理论方面创新的活力，而且使公权力同社会大众严重脱节。因此，共产党党内民主必须与社会民主同时进行和同步发展。
缺乏基层民主的实践和法律秩序，仍然是中国21世纪政治文明建设的主要障碍。
通过1978—2008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是否已经走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这仍然需要未来历史的检验和证明。不过，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所取得的社会经济发展成就有目共睹。对于已经取得的成就，应该采取正确的方法进行维护、保持和推进，而对于严重的社会问题，则必须通过有些的制度建设克服。
经济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社会开放、打开国门后的商品引进。国内制造业仍然在很低的技术和资本有机构成基础上，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而金融业从经营管理到组织体制都弱不禁风。如果对于改革开放时期的成果不能够进行良好的维护、继承与发展，而对于经济结构中的不合理和社会整体发展中的严重的城乡与城乡内部的不平衡现象现迅速解决，就有可能形成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的局面。站在改革开放时期取得的社会发展成果基础上，中华民民族仍然不具备骄傲和自豪的资本。政治文化、组织与制度的落后，是中国大陆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政府以及官员的腐败是制度问题，也同时是政治文化和传统政治心理问题。
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判断，改革开放时期在中国现实历史进程中已经是一把无比锋利的双刃剑。正在考验着社会政治家的智慧、勇气和信心。
创造和建设新文明的力量正在形成。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在21世纪，如何能够走好21世纪，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在理论上正确认识改革开放时期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现在，中华民族必须具体两点基本的文明觉悟，一是以产业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为前途的社会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才是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改善的根本；二是一切政治活动必须紧紧围绕和牢牢抓住建设公平制度的要点，人类政治活动的根本目的和正确选择是一步不推动社会公平和实现上社会正义。
新世界观强调人类同自然界的关系是社活基础性的和基本的关系。人类在地球上存在首先是与自然界关系的总合，然后才面对自己的社会问题。因此，马克思所揭示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合”，只是从人类的社会属性方面对人类生活的理解，而人类文明的进步，却主要的以改善自己同自然界的关系为标志和内容的。
社会文明不是天然的，她必须从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中成长。人类自身社会关系的进步，是深刻基于这一点的。而适合于人类自由创造的制度体系，是人类生活的一个主要的方面。
国家政权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是政权的形成制度。这是一切政治活动的中心目标。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到现在为止，一切国家政权的取得都无一例外的是通过武装力量和军事战争的方式夺取的，当政权通过武力完成更替后，一切社会权力都来自于自上而下的任命。
从21世纪初开始，中华民族的进步的政治力量，主要的任务是推动中国大陆社会建立起一种以公平、公开的选举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从而根本改变中国的政治传统，即根本改变人民与权力的关系。
中华民族社会对良好的政治制度的需要，是最迫切的需要。而良好的政治制度建设与维护需要和平理性的政治组织。历史上，在国民党成立之前，中国社会从来没有民间组织的良性发展，皇帝家族依靠强权维持统治，而朝代更替的农民组织，基本上是暴力的和从来不能超越王朝轮回的历史宿命。
贫穷之下无文明。贫穷既是社会问题的结果也充当所有社会问题的原因。贫穷告诉我们，人类必须走一条以产业革命为根基的社会建设之路。所谓产业革命，就是人类在不同的社会劳动分工下创造自己的需求并且不断从自然界中转化财富。自然界蕴涵着的物质元素是人类文明生活的基础。贫穷、疾病、愚昧、野蛮、强权等是破坏人类幸福生活的因素，因此人类必须把这些社会因素视为共同敌人与之斗争。
民主与科学是文明的两翼，而自由劳动和公平制度则是文明的双足。没有人类的自由劳动和社会的公平制度，民主科学也就无所附丽。
四 在几个具体问题上的态度及立场
人类历史是向着文明不断进步的历史。但是，又必须认识到，人类历史过程中的许多客观事实并不符合文明的标准。人类不同民族间的发展程度千差万别，不管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人类间的交往规模如何，而人类文明素质却是共同的和一致的。
世界观是对人类精神的总称。新的历史观认为：人们之间结成的社会关系只是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一个方面，比社会关系更重要的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认识、研究、探讨和发现自然界运动规律，是人类生存最重要的任务，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最基础的条件。当我们对历史具有了这样的认识观念之后，人类生存的目的行和实践方向就会发生本质的改变。
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可以按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领域划分。政治观中主要包括国家观与权力观，经济观中主要包括劳动观与生产观。文化中主要包括自然观与道德价值观。而一切美好的人性需要都必须得到自由发展的制度保证和政策保证。
在这里，我们对如下几个具体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表明态度和立场：
1、对20世纪百年中国历史的总看法：
中国20世纪的伟大事件是：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以及1978—2008年的改革开放时期。
但是，在整个20世纪百年里，中华民族没有能够学会用民主的方法解决自己社会面临的问题。其表现如下：一是20世纪初形成的政党，以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代表，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军事武装力量，并且依靠国内战争争夺国家政权；二是中国政党没有能够从思想理论上和实践上寻找具体的民主方法与方案；三是公民意识发育的落后。因此，在20世纪里，以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开始，直到1989年学生运动喊出的“反腐败”、“要民主”的口号，中国的政治民主都没有能够深入到具体的制度设计、推广和落实的层面上来。
民主首先是具体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合理方法，而不是简单的口号。由于中华民族自春秋时期形成的农耕文化特质与对待自然界的态度，导致中国从农业文明到1980年的2500多年时间都没有全面发生和完成一次产业革命和生产方式的升级，而在经济基础的长期停滞和落后的生产方式下，政治组织和国家形态一直保持着专制的形式和内容。
在中国20世纪开始的时候，具有正确而明确的方向。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政治家通过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致力于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共和国，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高举起了“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在20世纪初，国家的共和、社会的民主与科学，是中华民族最需要的素质和最迫切的要求，也是古老的以汉族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获得新生的基本条件和不二选择。然而，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整个社会生活却没有能够沿着民主与科学的方向行进，而且，在政治上，国民党和共产党在20世纪里争夺国家政权采取了内战的方式。
从政治形态上说，“家天下”—“党天下”—“民天下”的政治逻辑，将是中华民族国家层次分明的“三步曲”，21世纪初的中国已经明确的开始了由“党天下”向“民天下”的转型过程。这个任务需要由共产党来完成。
20世纪代表民族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与国际上传来的共产主义力量，以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党形成的军事力量，同时受到来自国际上的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扶持，在祖国大地上进行了你死我活般的军事战争和政治斗争，导致20世纪政党政治从来没有能够向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政党逐步发展成为军事集团，标志着中国这个缺乏民主与法律传统的民族国家在政治上的极大失败。
2、中华民族文化特点：
中华民族文化以及理论思维转型的方向是建立起面向自然界的价值观念。其两个主要任务：一是宣传和确立文明价值；二是设计、建设公平制度。
《周易》的思维培养了中华民族的神秘主义思想倾向，而儒家伦礼观念在专制皇权的利用下，使得成为一种文化与政治合而为一的力量，仅仅为统治者服务。面向人间事务而不是面向自然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华民族要实现文明和走向文明的目标，就必须对起自《周易》到孔子的儒学传统进行总结，这是对中华民族先祖持有的价值观念的评价和判断，同时，另外一个重要的而且更加关键的文化任务是，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做出严肃的历史性评判。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历史运动的基本线索和断裂的逻辑，21世纪中华民族在文化方面要完成的工作，是从全部中华民主的文化中选择出符合现实与未来发展文明需要的成分，并且把这些素质贯彻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
儒学是深刻而全面的影响了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人类思想。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的春秋时期，是中华民族在思想上的一个灿若星辰的时代，那个时代不仅产生了孔丘创立的儒学，而且存在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学说，成就了一个光辉灿烂的“百家争鸣”时代。
儒学唯我独尊的地位固然取决于其思想光辉，但是，主要还是在汉武帝采纳思想家董仲舒的文化政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被政治权力的利用，这之后，历代王朝统治者都推崇儒学，直到1911年清朝的结束。
儒学是中国先贤思想家在公元前5世纪对人类生活的普遍原则和价值形态的阐述和揭示。但是，由于汉民族国家在权力形态的产生规则方面的暴力性，儒学所阐述的人类文明价值原则从来没有能够同合理的社会制度与法律体系结合起来。而缺乏文明权力形态支持下的普世价值，也就成为无源之水。因此，中国文明的一个前提性的条件在于，权力产生与行使必须文明。
在现实的中华民族的正统的意识形态中，儒学仍然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必须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把儒学这样的思想理论、道德价值贯彻到行动中。
在中国社会，缺乏权力文明对我们的民族社会造成过数不胜数的灾难。
3、20世纪中国的政党与意识形态
把20世纪百年放在宏观历史的背景下，我们认为20世纪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党的存在是中央集权专制的家族政治的一个自然的转型。20世纪的中国政党政治，是辛亥革命以前的皇帝家族政治的巨大进步。但是，20世纪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生存方式和理论观点都存在自身不可克服和解决的缺点。
20世纪存在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为中国的进步做出过应有的贡献。但是，我们认为，这些贡献不能够代替对于20世纪中国政党政治的批判。
在中国大陆时期的国民党：推翻帝制和取得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国民党的两大历史性贡献。
对于20世纪中1937—1949年国民党和共产党间进行的内战，需要在持有严肃批判态度的前提下，具体分析内战的历史根源、现实条件和客观责任。
经典马克思主义站在世界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解释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她之所以能够为世界工人阶级认同，就是因为在对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批判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所蕴藏其中的新文明——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从社会生产的阶级构成出发认识人类生活和资本主义制度，在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起到了推动人类思想进步的作用，最主要的是向全人类传达了共产主义的光辉理想。但是，随着马克思1883年逝世后150年来人类生活的巨大进步，从阶级立场认识人类社会的世界观已经显现出不可克服的缺陷。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缺点主要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实践中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和社会存在的一种意识形态，其在思维方法方面仍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作为理解人类历史和认识社会生活的一种理论思维方法，马克思想后人提供了一种常用常新的理论思维方法和工具。
在对人类生活本质的认识方面，马克思认识到人类生活社会性，即“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人不仅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首先是与全部自然界关系的总和。只有当人类共同面对自然界时，才会结成和发生社会关系。而男女两性关系是人类延续必须发生的生理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片面性根源于只从人们的阶级关系出发对社会存在进行分析。但是，马克思为人类认识社会存在留下的认识论、方法论以及整个理论思维方式，仍然是任何一派社会理论必须师承的工具。人类思维科学的发展与进步，仍然需要站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之铺设的基石上。中国的建设、发展和进步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工作。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影响中华民族命运和思维问题方式的最重要的理论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产生与19世纪40年代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成熟期的工人阶级意识，她代表了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和美好理想。
在21世纪初，人类历史正在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野。马克思主义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发展初期阶段的世界工人阶级的认识高峰，反映了19世纪以前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生态，但是，任何一种单一的意识形态也无法全面概括整个人类的生存状况和规律。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出发点是社会生活中在经济基础之上结成的阶级关系。他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首先表现为阶级关系。马克思主义强调工人阶级在社会发展与进步中的作用，并且认为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的主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规定是“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要知道，马克思从来没有从抽象的意义上谈论“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人”从来都是处于一定生产资料之下的不同产业阶级中的人。而新揭示的历史观首先把人类历史放置在自然界的关系中。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从1848年春《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到现在，已经显示出了对人类生活本质认识方面的偏狭、缺点和片面，在马克思之后，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实践，并没有能够站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上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丰富、充实与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符合真理要求的理论批判。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开始就是一个开放的政党，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以及借鉴前苏联的模式，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发生了极其复杂而又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在中国传播并且通过俄国十月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最深刻最广泛影响到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必须开始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从1980年以来改革开放时期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站在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人类一切光辉思想的基础上，会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高峰。经典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我们认知历史运动规律和现实生活的最好的思维工具。马克思为我们提供的认识社会的思维方法永远不会过时。现在，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种思维方法而不是行动指南，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人类发展进程的一个特有的意识形态体系而不是社会的站统治地位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质的飞跃和理论创新需要从中华民族认识到必须从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入手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起开始。对于中华民族21世纪发展和进步事业而言，把散发着和儒学思想与共产党引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是中华民族形成强大的精神力的可靠的支点。
马克思主义是深刻影响了中国20世纪历史实践的理论学说。中国共产党是这个学说的接受者与实践者。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60年，是为中国寻找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60年。从1949年10月起，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基本可以被划分为两个主要的形态，一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挂帅”时期，一是邓小平时代的“以经济建设中心”的时期。第四代共产党领袖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已经标志了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实质性超越。
共产主义理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过程告诉我们，人类为了实现和达到一切美好的目的，其社会手段和方法必须是以认识和改善同自然界的关系为出发点，而不能简单地通过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达到目的。
中国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同世界共产主义紧密相联。在世界范围内，以1991年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垮台为标志，宣告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实践的失败。那时，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从1980年算起已经进行12年。虽然经历了1989年“六四”政治事件，但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根本威胁，她的执政基础也并没有因为这次事件被瓦解。
在20世纪后半叶共产党执政过程中，对民族文明和国家进步贡献最大的政治家是邓小平。邓小平通过对历次政治运动错误的认识，特别是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改革开放。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时期已经比较迅速地选择了理性、法治和正义的理念。改革开放时期是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也是对自己组织在1957—1976年长达20年所犯错误的一次纠正。
共产党推动和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实践，是２０世纪中华民族在探索自己国家的发展道路和方法过程中的一次历时长久的实践。在这一过程中，从１９２１年开始，共产党人怀抱在这个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对各种社会邪恶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且为此做出流血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的成立，则是共产党人前仆后继奋斗的结果。共产主义实践在中国20世纪里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烙印。站在人类现有的认识高度，我们必须用全部的智慧和理性去抚平共产主义实践留给中华民族的政治遗产。
到目前止，共产党所经历的历史发展可以被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
4、改革开放时期：
继承1978—2008年30年改革开放时期的优秀成果，是中国21世纪发展的必然要求。历史上，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善于继承的民族。20世纪的百年更是在暴力革命、军事战争与政治运动的破坏性实践中生存。
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既不简单是一场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也更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倒退。从这个性质上，共产党所强调的中国特色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的一次新生。但是，改革开放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却是共产党自身不能解决的。
因此，21世纪初中华民族最迫切的政治任务是设计并建设公平的社会制度体系。
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实践，是中华民族在文明进步方面30年取得的成果超过过去3000年的一个光荣时代，这个时代的政治伟人是邓小平。中国21世纪的建设、发展与进步，必须是站在改革开放时期基础上的实践。
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性质的历史时期，到2008年为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一切方面，都需要明确的为这样的一个历史时代划上句号，即终结改革开放时期，并且，必须推动中国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华民族整体上回归到物质利益第一的价值原则上来的时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实践在中国随着毛泽东1976年的去世而事实上宣告失败。 1978—2008年30年的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新文明的形成和开始阶段。因此，在这个起点上，由于中国现阶段是聚传统农业、工业和科技等产业产业的共同发展，中国发展具有爆发性、在生产方式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性的特点，因此，所表现和反映出来的社会矛盾、价值冲突、生活方式差异也就非常明显甚至截然对立。
改革开放时期表现出来的历史缺点是拜金主义使得社会道德堕落、权力的贪污腐败成为家常便饭以及社会分配的不公平；其历史局限性表现为在经济中心的指导思想下，政治改革没有能够同步跟进。
改革开放时期已经形成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客观上要求不同政治力量的代表者，因此，在中国大陆，形成新的政党就成为政治发展的必然，
5、21世纪初的世界格局：
不仅21世纪中国发展需要和平，而且，和平与繁荣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人类共同利益原则必须成为21世纪国家关系尊守的价值原则。
21世纪初国际格局处在深刻而剧烈的变革中。世界多极化的局面尚未完全形成和确立，不过这个趋势已经相当明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方式了两件历史性的大事件，一是1991年前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一是2007年起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两个事件对世界格局将发生重大影响。
起自2007年2月的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到2008年，已经演变成为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并且，无论在资本主义还是在社会主义历史上，金融危机的规模及影响度都是从来没有达到国如此巨大的规模。
目前，还难以对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体系以及国际关系构成的变化做出全面的评估。但是，我们认为，这场起源于美国本土的金融危机必然对1991年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后所形成的美国单极世界格局带来巨大的冲击，从而形成世界的新型的多极局面。美圆充当世界货币的职能是美国主导国际关系的重要的支撑方面，而发生在美国国内的金融危机，势必终结美圆在世界经济体中的一元独大的局面。美圆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历史地说，是源自于美国在人类1938—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地位，美国的直接参战，迅速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交战双方的力量平衡，美国对结束二战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美国也是二战后的最大的收益者。其中之一，就是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且确立了只有美圆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各国的货币同美圆挂钩的局面。20世纪70年代初的世界石油危机导致这种局面的破产。但是，在当时，美国的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使得美国仍然是世界经济与科学技术发明的摇篮和基地，美圆的霸主地位并没有因为发生石油危机而告终结。
到2007年初，以“次贷危机”为直接诱因导致的美国金融危机，直接的后果注定是世界金融体制的重建。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人类将会考虑世界统一货币的问题，并且会重新认识货币的作用，从而改进货币的发行、流通及分配方式。因此，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既不是资本主义的危机，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危机，而是人类社会经济体中因货币的发行与分配同实体经济的不平衡性造成的危机。
科技革命的直接结果是诱发并且推动了发达国家内部的产业机构的重大调整，致使美国的思想家、经济学家和未来学家们，认为美国的经济已经走出工业经济的时代而进入到“后工业社会”或者 “信息社会” 。到20世纪80年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局面在客观上形成。
在世界范围科技革命的过程中，中国正发生着如火如荼的国内改革开放，1978—2008年3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社会成就，把中国放置在国际关系中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的过程正同全球经济一体化局面的形成过程相对应。到2008年6月止，中国已经拥有了18000亿美圆的外汇储备，并且是美国债权5000亿的拥有者。因此，也可以说，中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发展并且不可避免地卷人到美国金融危机的风暴中心地带。也就客观上要求中国必须同美国一道拯救金融危机。
中国通过30年改革开放，已经历史性的成为了一个世界大国。在21世纪，必须着眼于中美关系的全局和长远未来判断国际关系的走向和实质。中国——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并且长期停滞的古老国家、新兴的发展中的大国，美国——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美关系是21世纪中国外交最重要的内容和篇章。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利益的考量，美国仍然会在技术、军事等许多方面遏制中国，因为中美两国仍然是不同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国家。但是，两国都应该看到，21世纪的人类社会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
21世纪的国家关系，主要体现为合理利用资源、科学技术发明和商业信息竞争的方式展开和进行，军事力量与军备竞赛将退居次要的位置，同时，任何国家的军事力量都必须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保证。
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决定对外交看法，世界上需要美国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也同时需要中国与其平等的存在与竞争。
6、对台湾问题的态度：
台湾人民是中华民族的成员，台湾地区是祖国的组成部分。台海两岸问题是在20世纪中的1946—1949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大规模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台湾的发展和人民幸福对中华民族有利，大陆人民的幸福发展同样对中华民族有利。台湾不具备从单独成立国家的国际空间和历史条件，在现实条件成熟后，“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采取一致更改国号的方式进行国家意义上的统一，以解决1949年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也解决中华民族内部的分裂现象，同时结束祖国大陆与台湾的政治隔绝问题。因此，对于大陆来说，必须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对于台湾来说，必须放弃以台湾名义建国。
对于台湾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如下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中华民国是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的国号；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10月建国后没有对台湾形成实际的管辖权。因此，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20世纪中国的两个不同的国号，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进行武装斗争的结果。这样问题的存在，证明了20世纪中国政党政治的不成功。由于中国是一个没有选举传统的国家，也是一个没有法治传统的国家，当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政党取代皇族而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但是，政党间对国家政权的争夺采取了武装战争的方式而非选举的方式。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都成为一种拥有军事力量的政党，这既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果，也是国际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间较量的结果。
在21世纪，政党的地位与作用必然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政党要成为一个选举的工具，发挥新文化的思想库的作用。
战争是祖国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的共同灾难，因此，也是中华民族自身的灾难。占在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角度，两岸必须放弃战争。对台湾问题必须“化干戈为玉帛”，用和平思维代替战争思维。
中国大陆的快速发展和文明进程为解决台湾问题的奠定了条件。大陆与台湾的统一已经不存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障碍，所有的障碍完全来自于政治方面。两岸人民必然统一在文明的旗帜下。在具体的操作方面：1、在“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层面上协商并且解决问题。1946—1949年中国内战形成了两个国号的同时存在。2、重新设定中国的国号。既中国大陆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号，台湾改变“中华民国”的称号，让两者一起走进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开辟中华民族国家的新纪元。
台海两岸关系问题考验着中华民族的文明水平与政治智慧。两岸关系问题，需要在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前提下解决，这个共同利益的基础是和平、合作与平等交流，而不是对抗、战争与互相遏制。两岸之间永远不需要进行战争。而中华民族内部在20世纪中期形成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需要着眼于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视野来处理。
另外一个重要的国内问题是民族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问题是中国面临着的一个实现问题，也是在未来时间里将要面临的问题。无疑，关于民族问题的立场是民族团结、少数民族地区自治和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原则。
7、人类社会的战争问题: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社会内部战争不断的国家。至到20世纪上半叶仍然如此。1946—1949年，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大政党主导的国内战争，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最后一场大规模的内战，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创伤。
1991年代苏联解体为标志,人们认为“冷战”时代已经结束，形成了美国主导世界形势的单级格局。但是，通过1991年后到2008年以来的世界军事外交表现判断，世界并没有因前苏联的解体而转变的比“冷战”时代更加美好。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争霸和意识形态对决结束后，国际形势经过了一个短暂的转折期，以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为标志，世界又开始进入到一个不稳定的局面中。而核竞争与核战争的危险又重新通过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即通过小国诸如朝鲜和伊朗这些国家进行核武试验与研究的方式表现出来。显然，在21世纪，人类依然生活在核战争的威胁下。美国发生911事件后，进行了阿富汗战争，在2003年又进行了伊拉克战争。
小国和经济上的弱势国，诸如朝鲜和伊朗，都表现出对于核武的不可扼制的研制热情。在经济上获得稳定的俄罗斯也在寻求同美国相抗衡的方法。亚洲有可能成为世界战争的爆发地，到2008年底，以色列向巴勒斯坦发动全面战争，同时，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军事战争也达到一触即发的地步。对于中国来说，东面是日本、西边有印度，都是中国的事实上的对手。亚洲仍然是一个不团结的大洲。
世界仍然存在战争的条件与因素，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最坏的结果就是，存在着将局部地区间的战争转变为世界性战争的可能性。中国需要考虑着一点。但是，中国要完成的一个政治任务是：必须从制度上根除国内战争发生的一切条件与可能性。这是中华民族历史给予我们的沉重教训。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设计和建设初一种良好的社会制度体系，如此才能够为万世开太平。
任何伟大的、正确的和美好的社会目的，都必须通过人类的合作、共赢、协商的方式方法达到，因此，实现社会目的需要采取的合理合情合法的手段，而不应采取任何不符合人性要求和人权需要的手段达到自己政党的目的。一切社会目的都必须服从于合理的、文明的、具体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
人类的哲学意识，总是在通过总结过去才能够达到一定的高度。文明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对党，她是以文明的价值标准为尺度的合作党。对权力的落后观念是中华民族最急需改变的观念，社会公权力永远是造福于人民生活的工具而不是幸福本身。文明党人不在乎社会公权力掌握在哪个具体的人或者政党的手中，她关心的永远是公平的权力产生制度、权力行使的科学性以及对权力的严格监督。社会公权力的产生制度的改变，是改变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关键素质。中华民族文化的进步，首先需要改变关于国家政权的全部落后的、陈旧的、封闭的观念。把权力视为一个彻底的公有物。
人类生存的共同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在追求和实现自身的幸福之路上，和平、自由、平等、博爱才是最重要的品格。
人类对自身社会生活认识发生的一次飞跃，来自于20世纪50—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发生后，使得思想家第一次认识到人类智力是比体力更重要的生产力，并且认识到在科技革命发生后人类生活已经开始走出工业化的时代。因此，从人类思想发展史的角度判断，在20世纪后半叶里，当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后，以电子技术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和1991年代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是深刻影响了人类认识的一系列重大的历史性事件。
在21世纪人类生活的背景下，中国必须为自己找到和确立起正确的发展道路和方法。从经济、政治、文化等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一切方面推动自己社会的文明进步事业，并且把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当成是全人类文明进步的最重要的部分。对人类生活本质的科学认识与正确把握、对当前中国社会所处阶段的状态和必然逻辑充分了解、对人类与中国未来和变化趋势的清晰轮廓，是中华民族找到自己社会的文明发展之路的关键。从21世纪初中国的现实出发，需要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切方面对中国进行一次文明的再造。这个过程是痛苦的和艰险的。
一切社会思想、观念、主义等意识形态都是试图对人类生活的本质做出回答。不管当今世界的人类生活尚存在多么巨大的差距，中国哲学以及对此进行了最高的概括——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
五 关于社会发展的政策主张与方法
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全面的、整体性、综合型的发展时期。这个结论来自于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的变化。在这个阶段，同改革开放时期存在着实质的不同，社会已经不是单一的经济增长，而是各种社会因素的整体性、综合性的发展，它要求的不是以某个单一的社会因素为中心的增长，而是整个社会的协调进步。这种特征既是改革开放的必然逻辑，又是21世纪上半叶的基本历史生活面貌。而恢复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能力以及提高全民的教育水平，构成21世纪初中国社会综合发展的前提。
综合发展的战略是复杂而有具体的。这首先需要政党与各级政府负起责任，对于中国来说，所谓的权力腐败意味着一种普遍的堕性、特权意识和对于各种社会不良现象的麻木，这本身就是形成社会不公平的重要原因。综合发展战略当然包括政治系统的改革与发展，而政治改革的最重要议题就是如何现实权力形成机制的公平化、制度化、公开化。对于20世纪初形成的政党体系的改造，是中国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时间的改革开放后的重要的政治任务。可以肯定，在21世纪初，只有顺利地完成了这项历史使命，中国才有可能赢得21世纪百年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振兴。
2008年一系列社会事件的发生，标志了起自1980年代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改革开放时期作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个运动阶段已经走进了历史。目前，中国面临着极其严重的社会治理危机。危机首先来自于执政党的干部制度，由于共产党执政以来长期的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导致整个干部队伍同社会生活实际严重脱节，并且，掌握社会公共权力的部门成为一种官僚主义的机构，而不是能动的、积极主动的为解决各种民生实际问题而工作的机关。
因此，中国21世纪初的首要的任务是再造中华民族未来发展需要的整个上层建筑体系。否则，社会的经济增长与文明进步都会受到严重的阻碍。
对于一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来说，必须遵守如下两个原则：一是必须坚持劳动价值为核心的原则；二是必须贯彻社会公平高于一切的原则。从前者来说，中国需要创造出符合自身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劳动组织，这是奠定社会公平的第一的基础性力量；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说，它需要政治程序和法律制度的保障。现实的问题在于，劳动组织的自由发展仍然受到各种行政因素的严重干扰，贫富差距的形成不是基于自然的经济分工规律，而是来源于各种权力意志的支配，在这样的局面下，就客观地造成了社会生活不稳定和动荡的条件。所以，在经历了30年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开放之后，国家政策必须迅速地校正社会运动的方向，否则，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就将不可避免。
我们设定，21世纪中人类不遭受毁灭性的自然灾难和全球战争的毁灭性打击。在这两个前提条件下，我们可以对21世纪中国发展在阶段上划分，那么，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明显的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从现在开始到本世纪中叶的50年时间的中国社会综合发展时期，这个阶段的发展任务最为繁重，同时也最难以驾御和最容易发生问题。完成政治体系的革命性改造，是这个时期中国面临的最困难的任务，也是中国实现超越性发展的标志性事件。第二阶段，主要的标志性事件表现在经济与科技能力的自主创造方面，到这个时期，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具有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推广应用能力的国家，对人类生活质量的进步会做出与其拥有的人口相称的贡献。第三阶段，到21世纪的末叶或者22世纪初期，中国将恢复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真正成为一个具备世界领袖能力的文明大国。
但是，在目前，只有充分正视中国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并且找到解决这些问题与矛盾的方法，我们才能够走好21世纪。而如果一味浪漫的憧憬、简单的说教以及粉饰现实的缺点，我们也只能继续20世纪所犯下的错误，并且有可能失去21世纪。要是这样，对于中国未来局面来说就会非常的可怕。
基于对21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形势以及未来发展的要求，提出中国社会近期任务和长远发展目标。
我们所正在经历的是21世纪初开始的第一个阶段——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文明重建阶段。这个阶段的历史基础是1978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开放，到2008年，社会发展已经走出以单一的社会领域为中心的运动发展模式，而是转变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是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共同进步，是农业、工业以及第三产业的共同提高，是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群众体育事业等的普及性成熟，是物质基础建设和人们精神文明的并行不悖的进步。
中国大陆社会的综合发展时期将贯穿于21世纪的上半叶。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为中华民族社会奠定一个完备的民主政治架构体系。
对中国在21世纪百年发展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研究，不是本篇宣言的任务。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政策选择方面，近期中国社会政策如下：（一）社会方面：1、全力设计一整套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儿童少年、老年人、残疾人的生活保障，是整个上会保障制度中特殊性质的三个部分，需要优先考虑解决。2、消除城市与乡村二元结构形成的制度内因，推动整个社会成员共同面对相同的政策与制度体系。3、把教育、科学究竟、技术开发与应用、医疗卫生健康等公共事业作为优先发展的范畴，而不是经济中心。4、制定全民性的文明教育宣传普及与智能开发计划、方案。5、社会资源的公平合理分配。（二）、经济方面：1、产权改革与劳动者相一致的企业组织。2、制造业全面的产业升级。3、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4、分配制度的创新是中国社会最迫切需要进行的一项经济任务，5、自由交换的法则要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三）、政治方面：1、完成对社会公共权力的合理分工和“宪政”制度设计。2、建立以选举为基础的公权力产生制度，设计出完善的选举制度。3、国体和政体的重新结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合理分工，地方自治在行政区划的合理规划下进行。4、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5、改革政党制度，制定《政党法》。6、进行文化教育改革，以人类普世价值的内容教育儿童少年，革新教学内容。
就政治改革而言，需要首先对现有的国家机构进行合理的权力和职能分工。现行国家体制是中国进行政治文明建设不可逾越的前提，必须在此基础上进行。共产党的存在既是中国大陆社会的现实，又是中国大陆社会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1921—1949年长达28年的同国民党的武装斗争取得的。 在共产党在执政的60年时间里，已经建立起了完备的国家机构系统，中国政治改革必须站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而不是割断历史、另起炉灶式的重新建设。在国家机构方面，已经形成了以人民代表大会为立法机关、政府、中共党委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大国家机构。合理而公平的划分人民代表大会、政府、中共党委和政治协商四大国家机构的职能，是中国大陆社会政治改革的一个起点。
文明党人不主张打粹原有的国家机构而进行重建，而是在原有的国家机构的基础上重新划分社会公权力的职能。在重新划分的国家机构的职能方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继承和延续国家立法机关的一切职能，可以增设一个独立的选举委员会，负责全国范围内行政领导人的选举工作。政府承担处理和解决社会行政事务的职能，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合理的职能划分，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能集中在国防、外交和货币发行三个方面，把民生问题下放到省级以及省级以下的政府。中共党委和政治协商会议中的党派共同成为两个政党组织，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独立的政党作用，政治协商制度改造成为政党的联盟组织，具有向各级政府推荐政府首脑的候选人的职能。
社会上层建筑文明是人类最能动的文明建设，这项工作要比经济基础的发展与进步来的更快更迅速。经济基础的发展需要沿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逻辑进行，而上层建筑则更大程度上依据人类的意识形态与人性文明的标准来完成。在21世纪初，中国大陆社会的上层建筑是最需要进行一次跨越式发展的领域。因为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社会的顺利发展。
推动中国大陆尽快设计和建设起公平、公开的选举制度，是中国大陆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最基础的工作之一。选举成为主导各级政府领导人产生的渠道，而不是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定选举制度，并且以选举作为政府领导人产生的合法渠道。选举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突破口。公平选举和严格监督会从根本上提高社会行政的水平。文明党人全力推动社会政治选举的发育和发展。
新闻自由必须得到保证。新闻自由与选举制度是中国大陆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两个最基础性的工作。
建设一个以民意为政策基础的政府系统，是中国政治文明最重要和最核心的任务。同时建立透明的财政体制。
在中国历史上，权力的不作为和乱作为为害深远，而且，由于权力从来都缺乏必要的制度规范和监督机制，专权和滥权的现象十分普遍。汉民族国家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完成充分的社会分工，而且在政治权力方面，同样没有根据社会公权力的不同性质而进行合理分工、相互独立、彼此制约的制度体系建设，在皇权统治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20世纪百年政党政治形态下，一党专政同样是中国社会的基本政治状态，国民党从1928—1949年对中国大陆进行事实上的统治，共产党1949年10月至今60年的时间，同样是一党统治。
社会制度的发明是21世纪初中华民主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政治改革的原则是“合理分权、职能独立、相互制衡、服务民生”。
在中国进行政治制度设计和根本改革之时，我们必须对西方民主政体的模式——普选制、多党制、三权分立制度进行充分的学习、比较和借鉴，对孙中山先生设计的政治制度（“五权宪法”）进行重新思考、利用和贯彻，对共产党在执政60年间的政治作为进行一次全方位的疏理、评判和甄别。
权力是社会公器，同时，权力是最典型的“双忍剑”。因此，必须保证权力在好人的手中，同时保证权力不做坏事。前者需要需要完备选举制度来保证，后者需要依靠公开监督来执行。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制度，必须通过21世纪中国政治家之手设计出来并且一丝不苟的执行下去。
中华民族社会需要最优秀的上层建筑系统，没有这样的系统，我们的民族在发展、创新方面就不可能获得伟大的成功。
庞大的和官僚主义的行政系统，既对中国社会起到了稳定的作用，同时也对社会发展和进步起着严重的抑制作用。政府必须成为能动的及时解决和处理各种民生问题的工作机构，而不是层层叠叠的机关。
推动政党回归到国家机器中的正常的地位，并且使得政党从公共财政开支中拨离出来。建立透明的财政体系。把政府开支向社会交代。
文明党人不在乎权力职位在哪个具体的个人手中，她在乎的是社会公权力合理的产生方式和权力行使过程的透明性与公开化。反过来说，一切社会公权力必须掌握在具备完善的现代文明素质的个人手中，如果掌握权力的个人不符合文明道德的规范，无论表现在个人品质或者社会政策执行的方面，他都必须立即被解职。
文明党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反对党，她的一切社会目标和政策都建立在深刻分析现实利益关系和长远未来需要的基础上，因此，她在许多方面和更多的情况下是一个合作的政党。自觉联合一切文明的社会力量，促进文明的顺利生长。
社会政治问题严重的存在着：1、经济上的贫富差距以及社会生活的城乡二元体制，2、政治上的缺乏选举活动和选举制度建设，权力成为一种脱离社会生活实际的力量，由此导致政治权力的普遍腐败无能；3、在文化上，政党的意识形态缺乏活力。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即是历史性的也是政策性的。21世纪初开始，必须为解决着三方面的现实问题找到合理的方法和政策出口。
在政治上进行一场普及整个社会的和风细雨般的思想转变和价值革命，是21世纪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须。在保证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好不出现大断裂的前提下进行政治制度创新，必须成为中国大陆一切政党的共识。一切内政必须在民族大和解的前提下，通过国内各种社会力量的协商而解决。
21世纪初这个存在着严重的社会治理危机。到2008年，这些危机已经通过大量的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表现出来，我们的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等等问题。
13亿中国人民需要一个廉洁、高效维护社会公平和及时解决各种各样民生问题的政府。
自古以来，由于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建立起一种以选举为基础的权力形成制度和有效限制权力的机制，到21世纪初，中国大陆社会有一次面临着最为严重的社会治理危机。起自1978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30年改革开放时代，虽然有效化解决了毛泽东时代“政治挂帅”的社会危机，同时有造成了来自经济方面的严重危机，产品质量、食品污染、环境破坏、道德沦丧等一系列问题都威胁着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和进一步发展。
共产党必须认真反思自1949年10月以来逐步建立起的政治制度。现在，在我们的国体中，包括政府、人大、中共党委和政治协商等四大系统，中国大陆社会的政治改革也必须在这个体制框架基础上进行。
21世纪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必须推动中华民主社会彻底跳出传统政治的轮回。
文明党人不会迷信任何简单的社会建设方案和方法，人类社会是一个相对于自然界最为复杂的系统，自然界有自身的运动规律而不具备智能。而人类则是受自己精神力支配的生物。社会问题与矛盾的解决，最根本的方法是通过物质财富的创造来解决。贫穷没有文明可言。
中华民族在21世纪前五十年里，其主要精力必将是致力于本民族社会的发展与国家的文明。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不容否认，自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后，在这个较漫长的岁月中，中国是处于被掠夺的地位的。成熟而理性的中华民族只有从自身出发寻找历史问题的根源，以实现21世纪中华民族的厚积薄发。
六 结论
21世纪中华民族必须自觉地为自身文明而奋斗，这同时是中华民族对全人类文明做出的贡献。文明标准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一切不同观念价值的冲突都必须运用和平、理性的态度来解决。
鉴于人类文明具有扩散性的特点。从社会方向而言，文明党人向一切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不文明现象宣战。对于人类自身而言，最可宝贵的就是生命本身。在人类拥有生命的前提下，蕴含于人类身体中的智能与一切文明素质最为重要。人类为了获得幸福生活的条件，必须不断涤荡不符合文明要求的因素而发扬符合文明要求的品格。人类只有克服了狭隘的思维，把立场站在人类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才能够找到解决导致具体矛盾的各方共赢的办法。
任何文明都是具体的。但是，一切文明的标准却是永恒的。把人类带上文明之途，使文明的光辉普照人间，是文明党人的自觉责任。
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和全球通讯以及互联网的普及，正在为全人类新的文明形态奠定基础和创造条件。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我们认识到，人类文明的实质是相同的、相通的、相融的。文明是人类在共同利益下的建设、发展与进步。人类共同利益将成为高于种族、国家和一切政治组织的价值原则。“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这一中华民族的最高哲学智慧，也几乎是对全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最好总结。
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信息化，在政治上的一个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是将深刻的影响到国家消亡的步伐。起自2007年2月的美国金融危机以及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后果之一注定要加速人类货币的全球统一化过程。欧洲各主要国家以及统一在欧元下，为全球货币统一树立了一个典范。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告诉人类，社会发展决不能够简单地依靠货币力量的推动，从根本上说，社会发展的根本内因来自于人类的科技智慧以及美好的道德原则。当人类进行交换所使用的货币在世界范围内统一起来后，全球政府也会逐渐生成。
20世纪历史过后，人类生活的现实完全支持我们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否则，人类文明进步就不会获得正确的方向和方法。必须把人类历史看作一个不断创造新文明的发展运动过程，并且以此推动人类历史由自然历史的过程转向文明历史的过程。
文明的生长和成熟不仅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根本需要，也是人类生活的共同需要。人类文明担负着两个方面的责任与使命：一是认识自然界运动规律；二是创造社会幸福。文明的成长需要教育、科学、公平制度，而文明与道德两者的关系却相当复杂。人类生存文明的最重要的特质在于选择性。
人类社会文明的四个基本层面包括：环境文明、劳动文明、制度文明和价值文明。
身处21世纪初的一代人的命运，注定是为创造新文明而生的一代。以汉民族为人口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文明创造，基础的因素是经济，中间的环节是政治，而终极的目标是文化。现在，对于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国家来说，最关键的创造任务已经是政治领域，政治文明的创造是一项最伟大的社会发明过程，我们必须改变从秦始皇到毛泽东的政治传统与权力心理，由此出发，才能够翻新整个社会运行的制度，用文明政治的力量把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落后习惯进行全面的翻新。
做伟大文明的创造者，是21世纪一切希望中国进步的社会成员的责任。20世纪中国发展的许多失败以及国家内部战乱根源，必须从我们自身进行探寻。21世纪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既是对于本民族悠久的优秀文化观念的回归和升华，也是站在未来发展的高度对现实社会的改造。
文明党——是中华民族社会中一切文明力量的联盟组织。
中华民族在文明的旗帜下为幸福生活而奋斗！
全人类团结在文明的旗帜下！
徐国进
2008年2—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