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中国古代地图的种种缺陷

我在《赫尔松大捷即将到来？》中翻译万恶美帝战争研究所发布的战报时，插入了一个附注：

“驻扎在赫尔松省第聂伯河右岸（附注：河流以流向定左右，例如长江中下游的左岸为江北，右岸是江南，而第聂伯河在此处的右岸则在河的西北边）的俄军正试图谈判在国际法主持下的投降。”

一位读者告诉我，他过去不知道该怎么区别“江左、江右”，看了那附注才明白了。他不知道，我那附注讲的是现代也就是西方的规则，恰与中国古代的“江左江右”相反。如果不加以澄清，只怕其他读者也会像他那样，用西方规则去解读古代中国的地名。

在古文或古诗词中，常常见到“江左”“江右”的说法。例如辛弃疾在《贺新郎》中就曾讽刺：“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可惜这儿的“江左”并不是由河流的流向确定的。

古人说的“江”，常指“长江”，所说的“河”，常指“黄河”。长江自九江至南京一段，河流自西南向东北流动。古人在江上对着南方，左边是江东，右边是江西，便将江东称为江左，江西称为江右。但若无论是按河水流向，还是按“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地理定向规则，江东才是江右。

这古今之别是怎么造成的？它其实是“东西之别”。许多人不知道，现代中国人的眼光已经被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改造过了。只是咱们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还以为是祖传的眼光而已。

古代中国没有学校，只有私塾或书院。无论是哪种，都只教四书五经。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这些古籍中不含任何科学知识，只教“三纲五常”、“忠孝节义”那一套传统伦理道德，相当于后世的政治课。据说精通了这一套，便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

至于我们小学里学的算术、自然、地理等等，则无论是私塾还是书院都是不教的。古代文人包括那些历史上的名臣，没有一个会四则运算，因为中国数字的写法与阿拉伯数字不同，无法用于笔算，要做四则运算只能靠算盘。然而文人却不屑于学习珠算，因为那与“修齐治平”无关，只配“钱谷师爷”、账房先生和商人们学习。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向大明官绅演示笔算，大众啧啧称羡，惊为神技。

所以，我们在小学里学的算术、自然和地理，中学里学的数、理、化、生、地、音、体、美等等，统统是1900年晚清实行新政后才从西方引进的。晚清最重大的改革之一，就是效法西方广建“学堂”（后来改称学校），翻译引进西洋教科书，开设了我们在中小学里学的那些基础学科。别看那些知识简单，晚清改革之前，举国能有十个人懂就不错了。至于地理，除了野心勃勃者如左宗棠之辈外，没哪个士子见过一张地图，遑论知道“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这口诀是鬼子教会我们的。

我知道，大家很难接受这一点，但事实上，中国古代真的没有地理学。要教地理，先得有地图不是？可惜要画地图，就得懂测绘学。要懂测绘学，就得懂代数几何三角，拥有经纬仪、等高仪、六分仪等测量仪器，而在西洋鬼子打进来之前，这些东西咱们是统统没有也不懂滴！

这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地图，当然有，但它们都不是测绘出来的，是凭粗略印象画出来的示意图。

这类地图第一个缺点，是古人没有“平面图”的概念，更不知道可以用不同颜色在平面图上表示地形的高度，却以为在地图上画出山峰即可显示地形，于是把地图画成了山水画：

作为美术作品，它当然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可惜其科学价值等于零，不具备任何实用性。青山固然美，可我想知道山那边是什么地方。密密麻麻排满了山，哪还有空白写地名？

上面是清代绘制的浙江杭州府地舆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它表明，在地图上画山峰只能歪曲真实的地形地貌，让人还以为那是桂林——除了桂林，哪儿还有“山如碧玉簪”？杭州当然有山，但那是山岭，不是一个个拔地而起的“独秀峰”。而且，那些山太高，严重脱离真实，堪称“写意画”，连山峰的高度都没法比较。

尽管如此，此图堪称罕见的杰作，因为 它标注了“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的方位，虽然与西方规矩相反，好歹能让读者知道大方向。而这就是古地图的第二个缺陷：大多数都不标明方位。

有读者说，中国的地理方位是从易经里来的，易经河图洛书先后天八卦的方位就是上南下北。所以，不标明方向也没问题，反正大家都知道按八卦的方位去看地图。

这位读者没有意识到，他无意中指出了古地图的第三个缺点：方位不规范，基本是随机的。上南下北的固然有，上北下南的也不少，还有上西下东的。无论方位如何，一般都不注明，留待读者去自行考证。下面这张图就最有代表性：

作者估计手上有张横幅，于是将就着纸张尺寸，从左到右排下地名的一字长蛇阵，依次为镇海、舟山群岛、钱塘江口、吴淞口、崇明岛、太仓和常熟。

因为他没有标注方位，读者只能自行考证。若是读者知道右边的江苏地名在北面，而左边的浙江地名在南边，就能判断该图的方位是“左南右北”，进而推导出“上西下东”。要让它符合现代人的看图习惯，就得将它左旋九十度：

与谷歌卫星地图相比较，可知大方向虽然调整过来了，那七个地标的位置与彼此间的距离却都严重脱离了真实，简直到了神鬼莫测的地步。

由此可见，这张古地图根本不是实际测绘的结果，而是作者凭靠不住的记忆画出来的。而这就是古地图的第四个缺陷。

我之所以能考证出上面那张古地图的方位，是因为知道江苏在浙江的北面。但不知道这点的读者就无计可施了。今天的读者倒能解决这难题：将那些地名输入谷歌地图，再与古图比较即可。但在没有卫星地图的古代，这种地图就是废纸一张。

即使有着谷歌卫星地图的帮助，某些地图的方位仍然无法确定。下面这幅就是如此。即使有高斯的智商、甚至是爱因斯坦的智商，也无法猜出东西南北在哪边：

清代绘制的大清河源流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因为不是实测，不使用罗盘，画出来的地图无论朝哪个方向，都不是正对着，总有不同程度的偏离。而这就是古地图的第五个缺陷。下面这张地图就很有代表性：

上图的上中下三图分别为古地图、正常显示的卫星地图以及左旋约30度的卫星地图。按正常的卫星地图，黄州的纬度应该低于武昌与汉阳，可古地图上画的黄州府却在武昌府和汉阳府的北面，黄州与汉阳的连线与水平线之间成了约25度的夹角，而真实的黄州与汉阳的连线与水平线成负5度。要使卫星地图符合这一特点，就只能左转约30度。这说明古地图的作者并未面对正北，而是面对北偏东约30度。

不进行实际测绘，不仅造成地图的方位偏差，而且造成了地理距离严重偏离真实比例 ，以致武昌——黄州的距离仅比汉阳——武昌的距离略远。而这就是古地图的第六个缺陷——没有比例观念，

古人无缘像我们一样，早在初中学相似三角形时就建立了比例观念，因而不知道地图与实际地形之间是几何学上的“相似形”关系，必须将地形按比例缩小画到纸上去，由此不但造成地形失真，而且无法给出比例尺，让使用者能在地图上测量出两地的距离。

以下面这张扬州古地图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为了比较，我选取了三个地标，顺钟向依次为大明寺、上方寺与文峰塔。它们构成了一个三角形。今天的初中生一眼就能看出，古地图中的白色三角形与卫星地图中的红色三角形根本就不相似。白三角近乎直角三角形，而红三角是锐角三角形。不仅如此，古地图上的大明寺与上方寺基本等高，而卫星地图上的上方寺要比大明寺高了许多（亦即在其北面）。这说明制图者没有使用指南针，面对的不是正北而是北偏西。

奇怪的是，中国古人早就发明了罗盘。阴阳先生看风水，或是木匠盖房子（大到故宫）时都使用罗盘。古城布局的东西南北指向极准，北京、西安、成都就是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本来要画出准确的城市地图很容易。然而扬州府的地图的纵轴却指歪了，成了指向北偏西。汉阳—武昌—黄州的古地图的方向偏差之大就更不用说了。建城时用罗盘，画城市图却不用，看来绘图师们连阴阳师或木匠都不如。

古地图的第七个缺陷，是古人缺乏天文学常识，不知道大地是个圆球，没有经纬线观念，因而不知道要画地图，先得画出经纬线组成的网格图，再测定各地的经纬度，根据其数值画出它们在网格图上的位置。不这么操作，就不可能知道黄州的纬度比武昌的低。类似地，扬州大明寺的纬度画高了也就无法察觉了。

古代地图的绘制之所以有着上述种种缺陷，在我看来是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是古人对自然界的奥秘彻底缺乏好奇心，只关心解决实际问题，不知道建立基础理论，致使古代中国有技术而无科学。而且，技术只为劳力者掌握，劳心者是不屑于学习的。于是无论劳力劳心，统统都不懂科学，当然就不知道应用几何和三角知识去测量高度与距离，更不知道必须测定各地的经纬度，据此标定它们在地图上的位置。这样还怎么能画出一张真实的地图？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上的。帝王们唯一关心的是永久把持政权，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民间“卧龙”为大患，生怕他们成了某个造反痞子的军师。所以，与西方不同，在古代中国，地理从来不是显学。

总而言之，因为古地图不是按比例缩小的实际地形的相似图，既无法看出实际的地形地貌，更无法靠比例尺算出两地间的距离，这类凭记忆画出来的示意图根本没有使用价值、尤其是军事价值。无法想象有谁能用这种地图行军打仗。

可笑的是，《三国演义》上张松嫌主子刘璋暗弱无能，跑到许昌去见曹操，想当“带路党”，把四川的地图献给他，引曹军来灭了刘璋。幸亏曹操嫌他丑，懒得理他。否则以为有了那地图就不用向导，靠它指引入川，只怕全军要饿死在山谷里。

相比之下，西方在大航海时代（15-17世纪）就发展完善了地图测绘技术。英国人在18世纪初测绘的印度次大陆地图，与卫星地图一模一样：

幸亏三千年下来，总算出了个喜欢数理化的康熙皇帝，在传教士们的辅导下恶补到了高中水平。别说在古往今来所有的皇帝中，就是在当时的全民中，他也是绝无仅有的异数。1708年，经他下旨，由传教士们主持，在全国600多个地点测定了经纬度，历十年之功，绘出了中国第一张画了经纬线的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

现代人一望即知，这张地图仍然不够准确，朝鲜半岛明显画宽了，水平远不及英国人同期制作的印度次大陆地图。不过，传教士们毕竟只是票友，并非专业人士，未便苛责。

可叹的是，就连这业余水平的《皇舆全览图》，也只是昙花一现。康熙死后，全国读书人的科学知识的平均水平又跌回小学以下。

直到鬼子打进来，朝廷被打急打怕了，才开始搞洋务运动。而要驾驶洋兵舰打仗，靠《四书五经》是断无生路的，于是只能派人去留学。北洋水师的舰长们都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可惜水平还不如传教士教出来的康熙。下面是他们在清同治九年（1870年）以后画的《北洋分图》：

此图似有抄袭《皇舆全览图》之嫌，朝鲜半岛长得跟后者一样胖。不如后者的，是山东半岛那骆驼嘴几乎都要亲到朝鲜半岛身上去了，而辽东半岛周边的岛礁群画得太大，以致喧宾夺主。

我知道，本文指出的一点简单史实，肯定要被中宣部骂成“历史虚无主义”。一般人恐怕也会觉得难以接受。此无他，大家过去听多了阿Q爷爷“我们祖上当年比赵太爷家阔多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