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偷渡中的三个女人

我偷渡中的三个女人

李公尚

一

2002年，我考上了福建省最好的大学福州大学。当时福建正流行“一人偷渡，全家致富”的观念，很多福建人都处心积虑，千方百计地偷渡到国外去。我当了二十多年老师的父母也希望我出国，他们鼓励我通过考“托福”出国留学，走一条体面的出国之路。2005年我通过“托福”考试，申请了美国的大学，不久收到了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录取通知。但由于当时福建人在很多国家的记录中已经背上了偷渡者的恶名，因此我的留学签证申请被美国领事馆拒绝了。我父亲听了生气地说；“真是逼良为娼！既然不让光明正大地去，咱就名副其实地偷渡，反正福建已经有了“偷渡省”恶名，咱再怎么做，也洗不清这种耻辱。

没想到我父亲说到做到。他打听到他过去的一个学生在做“蛇头”生意，就和他谈好价钱，安排我偷渡去美国。在福建，“蛇头比锄头多，偷懒比偷渡少”，“蛇头”在福建人的心目中，是受人信任的职业。我父亲把我托付给他的学生后，他的学生看到我的护照有被拒签的记录，就说我再获得签证比较困难，但他会尽力而为。

一周后，蛇头打电话告诉我父亲，我的护照签证已经拿到了，让我明天赶到深圳去拿护照，然后当天去香港。于是，我当天就告别了父母，坐飞机去了深圳。到了深圳，按照蛇头提供的地址，我找到了一家宾馆，按照门牌号码敲开房间门，发现里面有七位年龄和我相仿的人，都是从福建各地赶过来，等着拿取护照的。

那天我们八个人就在那个宾馆的房间里挤着睡了一夜，其中有两个人后悔说：早知道是这样，就不该这么着急赶过来，明天到也来得及。第二天上午，一位身穿西装革履的中男人敲门进来，问我们是不是报名参加旅游团去泰国旅游的，我们听到他说的是蛇头告诉我们的联络暗号，就都说是。那人自我介绍说叫“华哥”。他仔细看了看我们每个人，然后打开手提包，拿出八本护照，对着上面的照片和名字，把护照分发到我们每个人手里。我还没来得及打开他给我的护照，他又发给每个人一本小册子，让我们每个人尽快背熟里面的内容。小册子里印着我们在要经过的国家和地区应对不同的警察时，应该说的话，以及与各地蛇头联络时的接头方式等。我打开我的护照看了看，在我护照的一张签证页上，贴有泰国签证。

华哥让我们继续在那个房间里待到下午，每人至少把那本小册子读了五六遍，他才收回小册子，然后发给每人一张由泰国经停巴黎和墨西哥飞往厄瓜多尔的机票，告诉我们，这张机票只有在离开泰国时才用得上，在到达泰国之前都用不上，一定要藏好。到了泰国，如果警察问起护照上为什么没有去厄瓜多尔的签证，你们就说厄瓜多尔和中国互免签证，我们到了那里办落地签。说完他看了看我们每个人，接着对我们说：你们其实根本就到不了厄瓜多尔，因为你们在到达墨西哥后，就有人安排你们在墨西哥出关，然后送你们从美墨边境去美国。你们的飞机到达墨西哥那天，是我们在墨西哥移民局打通了关节的警察当班，他们都知道你们那天到达。你们只要和他对上暗号，把护照给他，他看了你们的护照，问几个简单的问题，再要你们的机票看一下，这时你们每人把一千美元夹在机票里递给他就可以了。我们听了，每人都点了点头，说记住了。他就让我们跟他走出宾馆，上了他停在楼下的一辆面包车，送我们经深圳罗湖海关去香港。

过海关时，华哥让我们分开走，到了香港后再在约定的地点集合，那边会有人接。当时国际上刚刚发生了日本警方在日本海岸截获了一艘中国偷渡船，船上载有三百多名从福建偷渡到日本的偷渡人员，这艘船被日本警方截获后，有三名偷渡人员冒险跳海被淹死，日本政府就此向中国政府提出照会的重大影响事件，因此中国海关和出入境管理局，对护照上标明来自福建的出境人员，查验特别严格。我从深圳海关出境时，边检人员看到我来自福建，就把我带进一个小房间里去，仔细检查和盘问。他们问我去泰国干什么，我答去旅游。他问我会不会泰语，我答我会英语，并当场和他对话。他们见状，就把我的行李和身上都检查了一遍。所幸没有搜到泰国去厄瓜多尔的机票，又问了几个问题，才放行。到了香港海关，香港的出入境官员又把我叫进小屋审了一遍，还从我藏在特制的尼龙腰带里，搜出七千美元，我说这是我去泰国考察投资的费用，听说泰国很乱，所以我藏在腰带里。他们听了，似信非信，警告我下次带这么多现金要申报，就还给我把我放行了。

我们一起离开深圳的八个人中，有两个人没能过到香港来。香港的蛇头说不用等了，稍后会安排他俩随其他人再次过关。然后就把我们送到了香港尖沙咀美丽都大厦的一个房间里，让我们在那里等待与另一批偷渡的人会合，然后组成一个旅游团，一起乘飞机去泰国。

我们在香港等了三天，白天晚上都不敢离开房间，怕蛇头会随时来带我们走。直到第三天上午，一个蛇头敲开我们的门，让我立即跟他走。我们下楼后，上了他停在楼下的一辆面包车，车里已经坐了七个人。蛇头说我们和车上的七个人同属一个去泰国的旅行团，一起从香港国际机场搭乘飞机去泰国。上了车，我们和车上的七个人互相问起各自的情况，他们说他们是先从珠海坐船偷渡到澳门，在澳门等了三天，又藏在从澳门到香港的货船里，昨天夜里到香港的。

当天我们十三个人就到达了泰国曼谷。因为我们都持有旅游和商务考察签证，出关比较顺利。泰国的蛇头——也许不是蛇头，只是被蛇头雇来接机的导游，是个云南人，接到我们后，安排我们住进了曼谷郊区的一个旅馆，这个旅馆设施简陋，房间很小，每个房间只有一张用两个单人竹床拼成的双人床。靠床头的位置放了一张竹制的桌子和两把竹椅。房间内的洗手间是用毛玻璃隔成的，洗手间里开灯时，从外面可以影影幢幢看到里面。旅馆远离商业区，周围是一片树林和田地。导游安排我们每两人住一间房，我们一行十三个人，正好单着一人，导游见我能说英语，就让我自己住一间。我庆幸不用和别人挤在一张床上睡。

泰国经欧洲飞往拉丁美洲的飞机，每九天才有一个航班，我们要在曼谷等六天。到了第三天，我们住的旅馆里又住进了十七名要和我们一起飞往厄瓜多尔的偷渡人员。他们是从福建到云南，再从云南偷渡到缅甸，然后坐汽车到仰光，在仰光待了九天，等拿到前往泰国的签证后，从仰光坐汽车经缅泰边境进入泰国，然后再换乘汽车到达曼谷。这条偷渡线路比走香港艰难很多，但因偷渡成功率高，很多福建的偷渡者都走这条路。听说他们在穿越中缅边境时，要翻山越岭步行一天一夜。他们从离开福建来到曼谷，路上已经走了二十多天，其中很多人的行李在途中都丢了，穿的的衣服鞋袜也都残破不堪。导游让我们先来的人与这些刚到的人见面，告诉大家，今后对外就说都是同一个旅行团的，三天前一起从香港坐飞机到达泰国，在泰国考察了当地投资建厂的情况。我忽然意识到，我坐飞机从香港来，是我父亲的那个学生帮我安排了一条较为好走的路线。

新来的这十七个人中，有三位是女的。一个看上去四十岁左右，其她两个大约十八九或二十岁的样子。导游照例分配新来的人每两人住一间房，十七个人又单出一人来，于是导游看了看我，指着那位四十岁的女人说：“你能不能和她凑合一间？就几天。既然出来了，就不能讲究那么多了。”我看了那个女人一眼，蓬头垢面，破衣烂衫，满身尘土，看上去非常疲惫，一副听之任之，任人宰割的样子。在场的其他人表情麻木地看着我和那个女人，冷漠无语。那女人小心地看着我，见我点了点头，就低头默默地走进了我住的房间。

我回到房间，那个女人已经进了洗手间，我隔着洗手间的毛玻璃，看到她朦胧的身影在里面忙来忙去。人在逆境里，礼义廉耻早已顾不周全。她用完洗手间，用脱下来的衣服当作浴巾，在淋浴下擦洗身子。然后在洗手间里赤裸着身子洗衣服。她在洗手间里忙了一个多小时，出来时换了一身干净衣服，看上去像变了一个人，眉清目秀，肤色白皙，风姿尚艳，满脸透着传统的中年女人特有的善良和厚道。她把洗好的衣服晒晾到室外的竹竿上，小心地回到房间里，满脸堆笑，轻声细语地问我：“附近有没有卖吃的，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原来带的一些食物，在路上都弄丢了。”

她一幅和颜悦色的样子，很招人怜悯和喜欢，我就指着桌子上我这几天一直在吃的一堆方便面说：“你先吃这个吧，商店离这里远着呢。”她听到我的口音，问我是不是从福建来的，我说我是福州人。她听了眼睛一亮，说她是长乐的，长乐现在也划归福州市了，和我是同一个地方的真正老乡。我问：“和你一起从云南过来的那些人，不是从长乐来的吗？”她说：“除了那两个女孩子，其他人都是闽清、南平一带的，不是老乡，一路上都各顾各，谁也不管谁。这下好了，有了真正的老乡，可以互相照顾了。”

她让我叫她阿秀，我叫了她一声“秀姨”，她说既然叫姨，那就把“秀”字去掉，只叫姨。这样在外人看来咱们是一家人，相互照顾起来方便。我把我带来的电热杯递给她，让她煮面。她指了指桌上的方便面说，还有两个和她一起来的女孩儿，也都两天没吃东西了，能不能把她俩叫过来一起吃，我问是不是刚才那两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儿，她说是，那俩女孩儿都是她的孩子。过去在家从来没有吃过这种苦，这次出来，有一个差点死在路上。她女儿跟着大家在中缅边境翻一座山时，踩空了一脚，滚下山去，大家只好停下来去找她。找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幸好被树挡在了悬崖边，没有摔下去，人吓晕了。

我问“受伤严重吗？”她说：“还好，救起来的时候只是手和胳膊，还有脚上腿上被划伤得厉害一点。身上的衣服都破了，鞋子丢了一只。这几天精神一直不太好，不爱说话，好像受了刺激。这事我到现在一想起来，心里就害怕。”我说：“那就赶快把她们叫过来一起吃吧，不够我这里还有面包和辣鱼干。”

（根据当事人回忆采写。未完待续。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