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无德无能, 为何能在中国当政？

最坏者当政必然走向最蠢者当政

习近平无德无能，望之不似人君，如何能得大位？历史呼唤巨人，为什么上台的却是侏儒？猪怎样登上了龙椅？本文通过极权国家性质的深层分析探讨最坏者和最蠢者当政的原因。

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第十章“为什么最坏者当政”中论证了由于极权社会性质决定了劣币驱逐良币的选择机制，在社会主义极权国家最坏者当政是必然规律。

首先，一个人数众多、组织严密、强制的、意识形态统一的团体，通常不是由社会中素质较高的人构成。因为人们的教育水准越高，理智越强，其观点和趣味就越独立，也就越多样化，因而就越不会认同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因此，高度划一的观点和意志，势必降低团体的道德标准。同时，也只有这样的群体，才便于独裁者掌握控制，以达到其政治目标。组成人数众多的价值标准极为类似的集团的群众只能具有低级标准，他们的领袖水准也不高。

其次，壮大极权政党队伍的，正是那些思想模糊、不健全并容易动摇的人以及那些感情与情绪容易冲动的人。只要大声地、喋喋不休地向他们鼓吹这种体系的话，最坏者很容易得到这些温顺的和易受骗的人的支持，他们缺乏思考而只准备接受一个现成的价值体系。

第三个原因是，鼓动人们凝聚为一个团体，用仇恨和对富人的嫉妒，比宣传积极的任务更容易。不断地煽动仇恨，训练有素的的政治煽动家最容易成为极权主义团体的领袖。故最坏者易于得势。敌人，不管他是内部的，如“犹太人”或者“富农”，或是外部的，都是一个极权主义领导人的武器库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最后，个人主义的道德都是一般的和绝对的，它们规定或禁止一个一般类型的行为，与最终目标无关。而集体主义者以“整体利益”作为行为的唯一标准。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确。国家政策是集体主义道德最明确的表述，它的唯一界限就是利害——对于目标的适宜性。在极权国家里，做事的标准不是个人良心，而是集体主义目标，或者上级命令。哪里存在着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一般的道德或规则的容身之地。当以特定目标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时候，不可避免会发生下面的情况：残酷变成责任；违反我们情感的行为，例如枪毙人质、杀害老弱等被看成是权宜之计；强迫迁移数万人口成为全社会都赞成的一种政策措施；或者像“征募妇女以作传宗接代之用”之类的建议也会受到认真考虑。在集体主义者的眼中，他们的目标使这些行为具有合理性，因为对一个社会的共同目标的追求，可以任意忽略任何个人的任何权利和价值。极权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假定是，如果我们的行为是“为全体谋福利”的，则天下没有什么事不可做。其结果，是对一切道德价值的否定。因此，这就是那些肆无忌惮为非作歹的人得以爬上高位的关键。

极权社会中道德标准是相对的和功利的，品格完善的人难于在极权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因为在该社会中，许多坏事都是以“共同目标”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而施行的。所以，残忍邪恶是增进权力、爬上高位的必由之路。因道德良知而无法做这些事的人，将被摈弃于权力之门外。经济权力在私人手中时，由于竞争和分散，决不是排他的或完整的权力，决不是支配一个人的全部生活的权力。但是如果由国家集中掌控，它所造成的依附性就与奴隶制度没有什么区别了。所有的极权社会，都是绞肉机，构成了竞坏机制，通过大大小小的各种运动，鼓励告密，大义灭亲，扼杀人性中一切美好的东西。淘汰好人，最后从绞肉机出来的人，必然是最坏的。“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之徒，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

哈耶克论证了极权国家必然是最坏者当政，但他没有分析极权国家的无能者当政的现象。在极权社会初期，开国的领袖多是枭雄，虽然无德，但不乏本事。历史证明最坏者当政必然走向了最蠢者当政和无能者当政。中国历史兴亡周期律表明，没有一个朝代能活过300年，都遵循着雄主开国，昏君亡国的模式。为什么极权社会的末世，都是蠢皇帝当政？这是由极权国家的性质决定的，最坏者当政造成了最蠢者当政的环境，最蠢者当政是极权国家的必然结果。这里的蠢，不仅是智商和文化教育水准低下，更强调的是视野闭塞，境界狭窄和没有把握时代潮流的大局观，是决策行事的蠢笨。

首先，极权国家大多是世袭制，比如历代的中外王朝，现代的北韩和中国，掌权的多是太子党。中共领导层最担心的问题是红色江山的变色，接班人的选择一定要排除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他们更相信自己人，相信红二代。陈云说：“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李鹏、江泽民和习近平都是按这个标准选拔的。由于政治可靠和信得过是第一标准，任人唯亲。平庸和无能的太子党入选接班的机会很大。

其次，极权社会必然形成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各派系都要选择自己人做接班人。2007年十七大上，中共党魁及元老协商接班人。当时的两大派系为胡锦涛团派和江泽民派。接班人必须是两派都能接受的人物。首要条件是可靠和红二代。符合资格的有薄熙来、李源潮、王岐山、习近平。论能力习近平最差。王岐山最有能力，但他不是嫡系的红二代，只能当副职。薄熙来声望高，政绩好，但锋芒毕露，招人嫉恨，虽然入选政治局，没有被立为储君。李源潮属于团派，比较开明，提倡党内民主，可靠性差一些。习由于在东南沿海大省和上海任职，被江派视为圈内人，于是在曾庆红的推荐和运作下，加上习低调，中庸，被团派接受。习被选为诸君，不是因为他的政绩，恰恰因为他的能力平庸，低调收敛，谦逊平淡，缺乏特色，为各派势力都可接受。习的无为和愚笨让江派和团派势力都认为他不构成威胁，认为他即位后，易于笼络。中共的接班人选拔体制在利益集团角逐下，不能选优，常常选劣。

第三，极权社会的选官制，不看政绩，不看选票，主要看站队和裙带关系。干得好不如护官符。所以红二代拼爹更有优势。习近平初入政坛，就是靠老爹帮忙：他毕业后分配到军委给耿飙当秘书。后来从军委调到河北，从河北调到福建，都是习爹直接插手，让习转危为安。调到福建是因为时任福建省第一书记的项南的父亲项与年和习仲勋是战友。项离任后，将习托付给老部下贾庆林。习近平担任厦门副市长三年，由于政声不佳，在等额选举中得票低于半数而落选。贾庆林把他调到宁德。一年后升为地委书记，三年后再升为福州市委书记，他搞了一个改造老城区的项目，在公众的强烈抗议下搁浅。搞了一个福州长乐机场，施工严重超出预算，启动后严重亏损，濒临破产。尽管政绩不佳，但他仕途不受影响，因为有贾庆林保驾。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是陈光毅，属陈云派系。陈不喜欢习，不同意习近平进入省委常委，习仕途再次受阻。直到1993年贾庆林接替陈光毅省委书记位置后，习近平才进入福建省委常委，3年后再被提升为福建省委副书记和省长。在贾庆林力推下，习还进入十五届中央委员候补名单(但习得票倒数第一，十六大习递升为中央委员，得票仍为倒数第二）。习近平的仕途开始明朗。2007年十七大上习近平连升两级，直接从中央委员跃升到政治局常委。因为当时的16届政治局的福建帮：贾庆林、前福建省长贺国强和王兆国和习近平在浙江的上司张德江的裙带关系。这些人作为利益交换，拥习上位，换得自己的利益长久维持，全身而退，子孙富康。果然习登基后反贪，只打掉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异己，但对有拥立之功的几个最大贪官们都丝毫无损。

第四，在任意一个国家，无能者都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蹿升高位。但是在民主国家，由于有各种纠错机制，无能者当政只能是暂时的、偶然的现象。而极权社会没有民主监督机制，没有舆论自由的纠错机制，常要一条道走到黑。由于在民主国家中的权力分离，无能领袖的权力是有限的，比如美国的现任总统拜登虽然年老昏聩，但他的权力受到三权分立和州权的限制。特别是民主国家里，政治和经济是分离的。经济由分散的私人企业管理，无能政客不会造成社会大翻车的危险。而在极权国家中，独裁者掌管一切大权，他们的蠢笨会带来全面的社会灾难。这次新冠疫情，习近平先向世界隐瞒武汉疫情、延误最佳防控时机。之后习笼络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延迟宣布武汉肺炎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不对中国进行旅游、贸易限制，放大批中国人到世界上旅游，造成新冠的世界大流行。又自封为抗疫优等生，让世界抄中国作业，拒绝西方的优质疫苗。为了自己的脸面，坚持封城封国清零政策。造成了中国的经济大倒退。现在世界都开放了，中国人仍然被关着。说明在极权国家里，没有纠错机制，没有人能对领袖的蠢行踩刹车。

习上台10年，干了一系列蠢事：他抛弃国际外交惯例和文明礼仪，以战狼风格，硬怼世界。中美贸易谈判，他不懂妥协双赢，见好就收。临签约前，习近平要求修改前期协议，导致谈判破裂，于是美方重启新一轮制裁。最后达成的协议中方更加吃亏。习不顾天下大忌，强行修宪搞终身制。习违背50年不变的承诺，霸王硬上弓在香港强推国安法，造成香港糜烂。中美关系上，一昧蛮干，破罐子破摔，几个月将中美关系倒退了40年。习改变历届中国领导人“闷声发大财”策略，盲目启动狂热的大外宣工程，妄图扩张中国影响力，终于引起世界警惕，成功地让中国变成西方的头号大敌。雄安新区是习近平钦定的千年大计之副首都，选址在完全没有根基、没有文化、没有历史、没有积淀的荒芜之地，在华北平原最低洼的洪涝区。工程行将烂尾，劳民伤财。习近平像毛一样喜欢折腾，刮共产风，政策不断左转，他加强对民企的管控，打压蚂蚁、滴滴、美团，造成国进民退的趋势。习搞的一带一路大撒币，挥霍民财，血本无归。在民主国家，这样蠢的领导人早就被弹劾下台了。而在中国，没有监督和问责制度，习近平的蠢行越来越变本加厉。

第五，在极权国家，独裁集团维护自己的统治，治理用愚民政策。方法是信息封锁、舆论一律和煽动民族主义，培育了愚蠢的沃土。牛摇尾巴，尾巴也摇牛。愚蠢是上下互动的。结果是上下同愚: 上层愚蠢，下层愚昧。强硬民意和民族主义口号必然绑架整个国家，其结局是大家比蠢，比赛着唱高调，没有人敢踩刹车，错误决策被加速。

最后，极权国家中，独裁者必须用个人崇拜来维护自己的威信。它的周围都是马屁精，培养的都是唯唯诺诺和听话的人。报告坏消息的人都被拖去喂了老虎，报告好消息的人都升了官。周围只剩下说好消息的人。在这种环境下，独裁者的智商越来越低，他自欺欺人，意识不到自己的蠢。自我得意，无知狂妄。沉迷于美丽的新衣而不知道自己是光腚。为了表忠心，手下各出花招：或给鱼测核酸；或高唱“一分钟都不离开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视野”；或鼓吹“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或誓言永远拥戴领袖、捍卫领袖、追随领袖；或用人链代替车辆，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表明中国已进入了蠢皇治下的竞蠢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