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解密：天使还是魔鬼

读书札记：《人类的善良》

鲁格·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人类的善意》的基本论点是人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坏。人性的善恶之辩是自有文字以来的一个永恒的主题，这方面的书籍和文章汗牛充栋。本书优点是科学和事实的论证，用生物学和心理学来回答人性为什么善良和为什么变坏。
                
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支持性恶论。他说当危机突然发生时，人性就会在文明的阶梯上倒退好几步。恐慌和暴力喷薄而出，人类的本性将暴露无遗。人类天生自私、好斗，很容易惊慌失措。这种说法又叫“饰面理论”（veneer theory）。即人类文明只不过是一层薄薄的“饰面”，受到一丁点儿的冲击就会被撕裂。但是很多事实却相反：当灾难来临时，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会被激发。

二战时持续9个月的“伦敦大轰炸”，德国在伦敦投下8万枚炸弹，100万栋建筑被摧毁，4万英国平民死亡。希特勒甚至英国政府都预期英国人会陷于恐慌之中。英国政府特意为危机准备了战时精神科病房。但实际上危机使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展现了出来。精神病房空空如也。英国民众的心理健康还得到了改善。酗酒现象减少了，自杀人数比和平时期还要少。战后，许多英国人甚至怀念起了“伦敦大轰炸”期间的日子，那时人们互帮互助。

二战后期英国也对德国城市进行了轰炸，想摧毁德国的士气。但是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空袭似乎还促进了德国的经济，延长了战争周期。经济学家发现，德国坦克的产量提升了9倍，喷气式战斗机的产量更是提升了14倍。21个被摧毁的城镇中，生产增长的速度比14个没有被炸毁的城市更快。

2005年8月，卡崔娜飓风横扫新奥尔良。大堤溃坝，80%的房屋被淹， 1836人丧生。新闻报道新奥尔良各地发生强奸、抢劫和枪击事件。新奥尔良市警察局长声称，这座城市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后来证实所谓的枪声是油箱的爆鸣声。很多死亡事件都与暴力无关。警察局长后来承认，他找不到任何关于强奸或谋杀的官方报告。抢劫商店的确实发生过，但那都是一些团体为了维持成员的生存而干的，有些是与警察合作进行的。许多人从外州赶来救援，四处采购食物、衣服和药品，分发给需要的人。实际情况与媒体灌输的信息完全相反。

1964年3月27日。《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新闻标题是：“38个人目击了凶杀案，却无一人报警。”文章这样开头：“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皇后区的38位可敬、守法的市民，目睹了一名杀手在邱园三度袭击，用刀刺死了一名女子。”报道称，凯瑟琳本来是可以活下来的，只要有人打个电话就可以了。 尽管凯瑟琳的呼救声吵醒了所有的邻居，但她最终还是死了。

应该说正是因为她惊醒了所有的邻居，她才会死。如果凯瑟琳是在一条无人的巷子里遭到的袭击，当时只有一个目击者，她也许还能活下来。旁观者效应指当一个旁观者知道有其他的旁观者时，就不会主动干预。有时是认为由别人来出手干预更有意义，有时是担心自己会做错事，害怕受到指责。有时只是从众心理。而当旁观者之间能够相互沟通（看见或听见）时，往往会出现相反的旁观者效应，多数人都会出手，联合救助。

媒体为了新闻效果，故意夸大了旁观者的冷漠。38个旁人其实是曾经被警察盘问过的证人，绝大多数都不是目击者。他们最多只是听到了一点什么，而有些人当时根本没有醒过来。只有两个人例外，其中一人生性古怪、孤独。另一个人是同性恋者，不想招惹警察。他不敢在自己的公寓里打电话报警，他从屋顶爬到了隔壁房间，叫醒了隔壁的索菲娅·法拉。索菲娅马上冲到了楼下。她看见凯瑟琳倒在血泊中，凶手已经不见了。凯瑟琳在她的怀抱里死去。媒体把这一切都隐瞒了。只有一名电台记者丹尼·米南不大相信旁观者的冷漠，他发现大多数目击者都认为他们那天晚上看到的是一个醉酒的女人。当米南问《纽约时报》的记者为什么不把这些信息写进文章里时，那个记者的回答是，“这样做会毁了整个故事”。几年后，当另一位记者发出批评声音时，他接到了《纽约时报》的罗森塔尔打来的电话。“你难道没有意识到这个故事已经成为今日美国的象征了吗？”这个编辑尖叫着吼道，“你难道不知道它已经成为社会学课程、书籍和文章永恒的主题了吗？！”

凯瑟琳死后5天，拉乌尔·克利里发现一个陌生人抱着一台电视机从邻居家里出来。那人自称是一个搬家工人。但拉乌尔起了疑心，给另一个邻居打电话求证后报警。小偷被逮后承认是杀死凯瑟琳的凶手。由于两名旁观者的及时干预，警察很快抓到了凶手，但是没有一家报纸报道这件事。

对人性的悲观看法是一种反安慰剂。如果我们认为大多数人都不值得信任，那我们就会相互防范，如此一来，就会导致大家相互伤害。很少有思想能够像我们对他人的看法那样强有力地塑造世界。因为最终，你会得到你预期得到的东西。

苏联科学家德米特里认为人类是被驯化后的类人猿。人类的演化是建立在“最友好者生存”的基础上的。人类的脸和身体一直在变得更加柔和、更加年轻，也更加女性化。我们的牙齿和颌骨的形态，变得更幼稚了。把人类的头与尼安德特人的头放到一起比较，这种差异甚至更加明显。我们的头骨更短、更圆，眉骨更低。人类之于尼安德特人，就像狗之于狼一样。尼安德特人的大脑更大，但是从集体上看，他们没有那么聪明。就个人而言，尼安德特人可能比智人更加聪明，但是智人生活在规模更大的群体中。如果说尼安德特人是一台超级快的电脑，那么智人就是一台老式的个人电脑——不过我们已经连上了网。虽然我们的计算速度比较慢，但是相互之间能够更好地相互联通。

人类是社会动物。我们天生就会学习，会结伴。脸红也是人类独有的表情。人类还拥有另一个奇怪的特征：我们的眼睛里存在眼白。这个独一无二的特征让我们的眼睛能够随他人的目光而转动。脸红和目光交流都是典型的社交行为。而尼安德特人的眉骨很高，不便于眼神交流和眉毛的微表情表达。语言的发展也是人类社会性的产物。

人性为什么变坏？是不平等和权力的出现。人类和倭黑猩猩都对不平等有天生的厌恶倾向。随着不平等的加剧，部落首领和国王们不得不着手将他们比臣民享有更多特权的原因合法化。国王们宣称他们的统治地位是神授的，或者干脆宣称他们自己就是神。权力感会干扰人们所谓的“镜像”行为。镜像是一种心理过程，在同理心中起着关键作用。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我们一直都在“照镜子”。别人笑，你也会笑；有人打哈欠，你可能也会跟着打哈欠。但是，有权势者表现出来的镜像行为要少得多，几乎就像是他们与自己的人类同胞没有什么联系一样。掌权者不仅比一般人更加冲动，更加以自我为中心，也更鲁莽、更傲慢、更粗鲁，也更有可能欺骗自己的配偶，对他人漠不关心，对别人的观点不感兴趣。

我们今天认为是“文明里程碑”式的那些东西，比如货币的发明、文字的发明或者法律制度的诞生，全都源于当时用于镇压民众的工具。就拿第一批硬币来说吧。人类之所以开始铸造货币，不是因为这样会使生活更便捷，而是因为统治者想要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征税方式。最早的书面文本并不是浪漫主义诗歌，而是长长的未偿债务清单。人类第一部法典是《汉谟拉比法典》，它充斥着对帮助奴隶逃跑的人必须严惩等内容。古代雅典被称为西方民主的摇篮，但是那里被奴役的人达到了总人口的约66.7%。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伟大的思想家都认为，没有奴隶制，文明就不可能存在。对奴隶制的觉醒必须当文明达到相当程度。所以以现在的眼光批评前人容纳奴隶制度是苛求。

汉娜·阿伦特在《平庸之恶》中报道了一个纳粹帝国的平庸小人物艾希曼。他在审判中将自己的罪行推诿为对上级的服从。在第三帝国的官僚机构内部，上级下达的命令往往是含混不清的。所以希特勒的追随者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创造力”去理解它。历史学家伊恩·克肖解释说，纳粹分子从来不会简单地服从他们的领袖，而是“朝着领袖指引的方向不断努力”，试图按照元首的精神行事。这激发了一种“我一定要胜人一筹”的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下，越来越激进的纳粹分子想出了无数越来越残忍的措施来博取希特勒的好感。所有的帮凶都是积极地作恶，没有什么消极的服从者。

本书在众多的对人性讨伐的著作中，显得有些另类。缺点是证据并不充分，难以服人。读毕，觉得人性并不简单，有时是天使，有时更像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