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有良知、迷途知返的赵家人的心声

文革时期，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张志新（女）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明确表示了对林彪、江青等人的反感，同时对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一些做法也提出了异议和直率的批评。1969年9月18日，张志新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尽折磨与凌辱之后，于1975年4月4日执行枪决。临刑前，行刑者害怕她发出真理的呼喊，把她按倒在地，残忍地割断她的喉咙，成为毛时代惨无人道的典型案例。

文革结束后，辽宁省委来了一位新书记---任仲夷。张志新这一令人痛彻心扉的冤案，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并决心为这一冤案平反。 1979年1月，在辽宁省委扩大会议上，任仲夷强调指出：“公安司法部门应抓紧查清这一案件”。

但为张志新平反是要冒巨大政治风险的。一来，当时正兴起一股极左思潮，企图否定刚确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二来，此案的特殊性是，张志新不仅反对林彪、“四人帮”，而且对毛泽东的错误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在当时可是属于绝对的“禁区”呀。因此，要为张志新平反不仅要承受来自中央一些领导人的压力，就连当年判处张志新死刑的原审法官 也对复审法官说：“毛主席、毛主席著作，她（张志新）都反了。你能翻案？”

面对这双重的阻力，任仲夷毫不退缩，在他的坚持下，辽宁省委很快做出了为张志新彻底平反的决议，并于 1979年3月31日，召开了为张志新平反昭雪大会，宣读了《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此后，辽宁日报持续进行宣传。时任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长胡耀邦得知后明确表示，张志新是刘胡兰式的英雄人物，《人民日报》应该刊登。随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各大报刊纷纷予以报道和转载。

事后有人问任仲夷，给张志新作出平反决定前，是否向中央打过招呼？他回答：“没有，有错必究么。冤案有很多，没有必要就张志新一人的案子请示中央。”但他心里清楚，如果张志新案报送当时的中央批示，这案子翻起来可就难了（注：当时党中央主席是华国锋，周围还有一批“凡是”派）。

说到绕过“禁区”，除了需要有政治魄力之外，还需要有足够的政治智慧，讲求斗争艺术。面对“张志新反对毛主席”的质疑声，任仲夷对这一案件巧妙地做出这样的定调：“张志新反对林彪、四人帮 ”，而将张志新批评毛的言论统统列入神志不清时的胡言乱语。

1980年，任仲夷调到广东任省委书记，至1985年离休。在广东的这5年中，他冲破重重阻力为改革开放做出的贡献更是人所共知的，这里就不予赘述。但不能不说的是，改革开放同样是冲破禁区的“叛逆”行为，一切风险都要由它的弄潮儿任仲夷们来承担，至于“总设计师”，只需在他们干完之后觉得满意时，首肯一下就是了。

任仲夷是一位早年为了“追求真理而投身革命”的赵家人。几十年的坎坷经历使他悟出许多道理，并变得有胆有识。晚年，他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更是倍加关注。现根据他在不同场合所表述的观点和看法，摘录如下：

1．经过20多年的改革，经济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市场化，而政治体制还基本上是计划经济时的那一套，因此，必须启动政治改革，实现“计划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使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2．邓小平在他一生最辉煌的18年中，在中国造就了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但也留给了我们一个贫富悬殊问题尚未解决的社会，一个腐败蔓延未能解决的社会。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改革滞后，因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了。

3．政治改革必须从根本上、体制上去理顺，切忌用高压政策压住、捂住，否则，终究会因为一件小事，引发积压已久的社会矛盾，后果不堪设想。只能用改革来求稳定促稳定，舍掉改革来求稳定，那无疑是“缘木求鱼”。说“稳定压倒一切”，最后就会压倒稳定。

4．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民主的政体，这也是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回答黄炎培时向人民庄严承诺过的呀！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由民作主”而不是“为民作主”。权为民所授，要保证人民有权以有秩序的方式选举官员、罢免官员、监督官员，使各级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上司负责。

5．“三权分立”的本质和科学的成分就是权力制衡，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在和平环境下，对人民造成伤害的不是杀人的强盗，也非不可抵抗的天灾，而是不受制约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就会导致绝对的腐败。

6．什么叫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就是“人人都说话，大家有饭吃”。言论自由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非常重要。现在有人一提“言论自由”，就说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就是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其实这些人不是无知就是明知故犯。只要读过马克思著作的就知道，第一卷第一篇就是马克思的《论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通篇都体现了言论自由精神。

7．政治改革的最佳途径就是“内外结合、上下互动、有序改良、和平转制”。不能前怕狼后怕虎，优柔寡断，停滞不前，错失改革的良机。

8．政治体制改革要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政治文明。政治就是管理，管理就有共性、工具性和普遍性。虽然民主制度源于西方，但它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具有普世价值。不能用简单的“西化”、“自由化”这种帽子整人。简单地批“西化”难以服人，马克思是哪里人呀?

9．我们的意识形态方面还没有做到与时俱进，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时期那一套。80年代，报纸传媒还是活跃公开的，谈政治改革不像今天这样敏感，是可以公开讨论的，经常能听到不同的声音。而现在，往往是有一点“出格”的议论，就禁书、封报、拦网。这是解放思想还是禁锢思想?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个政党，一个领导人，如果听不到批评的声音，是很危险的。

10．一个不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建国以后，不但是“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犯了大错，就是改革开放后，我们也有失误，我们都要实事求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80年代我们党的两任总书记，尤其是胡耀邦同志，为改革开放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功不可没，但有关改革开放历史的宣传报道中，鲜见他的贡献，这样的历史怎样向后人交代?

11．政治改革一定要自始至终坚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这一原则。我们党历史上犯的错误绝大多数都是“左”的错误，因此，我们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要特别注意防范“左”的干扰。

12．政治体制改革最需要的就是勇气。过政治改革这一关一定要有勇气、胆识，横下一条心，杀出一条血路来。政治体制改革是得民心顺民意的好事，会得到中国多数人的拥护，有这样的民意基础，改革不会乱。

以上就是这位做过两省封疆大吏、良心未泯且迷途知返的“赵家人”发出的心声。而这心声，与体制外众多民主改革派人士的政治理念又何其相近呀！

不错，这位“赵家人”丝毫没有反党、叛党的念头，字里行间处处显示出，是在维护这个党。但仔细想一想，如果按照他的主张去进行“政治改革”，实现“由民做主”、“三权分立”、“言论自由”......。这个党最终还会有一点点“共产党”的味道吗？这不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倡导的“和平演变”吗？”

我期盼着这样有胆有识的人早日登台，体制内外的民主改革派协同一致，促成代价最低的民主政治和平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