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革式抗疫的四大失误
“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当年,我疑惑地问一位红卫兵。
“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中国变修了怎么办?”他忧心忡忡地说。
“变修”是文革预设的前提,在反修防修的口号下,停工停产停学,全民搞运动闹革命,所有的疯狂都是合理的。
“如果不清零,死了人怎么办?”这是上海抗疫预设的前提,在保护生命的口号下,停工停产停学,全民(主动或被动)搞运动抗疫,所有的疯狂都是合理的。
因为没有对照,这种运动型抗疫的效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是有些失误还是可以讨论的。
失误一:对当前的新冠病毒疫情定位不准
“谁是我们的敌人?- 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根据官方定义,上海的疫情是新冠肺炎。所谓新冠肺炎,是以冠状病毒感染肺部为特征,重症多,死亡率高,急需大量的呼吸机和氧气抢救。而目前上海流行的是奥密克戎病毒极少导致肺部感染,所以现在的疫情实际是“新冠病毒上呼吸道感染”,无症状的多,重症少,死亡率低,治疗以静养为主,极少需要呼吸机。现在上海抄武汉的作业,可是连敌人都搞不清楚,如何精准抗疫?如果把医疗资源集中在弱势人群和重症患者身上,可能事半功倍。
失误二:对疫情的发展趋势判断不准
病毒的发展趋势是传染性增加,毒性降低,这是病毒通过感染人类而延续生命的自然规律。武汉是这次疫情爆发的起点,如果当机立断严密封城,可能这场流行全球多年的疫情根本不会发生。现在时过境迁,疫情已经扩散到全球,而中国这几年确诊病例极少,疫苗对奥密克戎病毒的保护力有限,所以实际上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免疫洼地。全世界都已开放,中国保持免疫洼地的方法目前只有闭关锁国。据专家预测,新冠病毒起码要和人类共存几年,为了一种无症状为主的上呼吸道感染,中国能闭关锁国几年?上海能封城几年?
失误三:政治挂帅代替科学抗疫
上边已经明确定义上海的抗疫是政治任务,减少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人数就变成不可动摇的硬指标。这对地方官员来说可是非同小可,病毒是大家的,乌纱帽可是自己的,当然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可惜病毒是不讲政治的,奥密克戎病毒的毒性低,传染性强,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既然防不住,就只得乖乖地听上面的命令,上面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病例增加也算不到自己头上。现在上海的确诊病例越来越多,地方官员的压力已到了“官不聊生”的地步,自然顾不了“民不聊生”了。
失误四:过高地估计了政府的能力。
病毒传播的必要条件是接触到人,平心而论,隔离从理论上说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但是,上海是有两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这么多人的吃喝拉撒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上海很多小区是高层建筑小区,人口密度非常大。但是测核酸一刀切,天天测核酸,这已经超出了医疗系统的承受能力。政府出面保证这么多人每天要吃饭,可是上海突然封城,偏偏不让人出来,所以完成政府的目标远远超出了政府的能力。既然政府力不从心,上海就难免发生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违背了保护人们生命安全的初心。
现在上海抗疫是一言堂,一切向上看,很有文革的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