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第一次成为总统时，我说过，我将支持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在苏联解体后建立一个经济良好、运转顺畅的民主制度的努力——但我也支持北约扩张，纳入前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和后苏联国家。

我的政策方针是为最好的结果而努力，同时做最坏的打算。我担心的是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的回归，用帝国的野心取代民主和合作，就像彼得大帝和凯瑟琳大帝那样。我相信叶利钦不会这么做，但谁知道他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如果俄罗斯继续走在民主与合作的道路上，我们将共同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安全挑战：恐怖主义；种族、宗教和其他部落冲突；以及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扩散。如果俄罗斯选择回归极端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一个扩大的北约和一个不断壮大的欧盟将巩固欧洲大陆的安全。

1999年，在我第二任期即将结束时，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不顾俄罗斯的反对，加入了北约。北约在随后的几届政府中又增加了11个成员国，同样遭到了俄罗斯的反对。

最近，一些人批评称是北约扩张激怒了俄罗斯，甚至为俄入侵乌克兰奠定了基础。扩张当然会带来后果，我仍然相信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作为联合国大使和后来的国务卿，我的朋友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直言不讳地支持北约扩张。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国家安全顾问托尼·雷克（Tony Lake）、他的继任者桑迪·伯杰（Sandy Berger）以及另外两位在该领域有第一手经验的人也是如此：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翰·沙利卡什维利（John Shalikashvili），他出生于波兰，父母是格鲁吉亚人，十几岁时来到美国；以及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伯特（Strobe Talbott），1969年和1970年我们在牛津大学做舍友时，他翻译并编辑了赫鲁晓夫的回忆录。

不过，在我提议北约扩张的时候，另一方也有很多令人尊重的意见。以在冷战期间倡导遏制政策而闻名的传奇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认为，随着柏林墙倒塌和华沙条约组织解体，北约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说，北约扩大后，俄罗斯会感到羞辱、认为被逼入绝境，当它从经济疲软中复苏后，将会做出可怕的反应。在俄罗斯问题上备受尊敬的权威迈克·曼德尔鲍姆（Mike Mandelbaum）也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他认为这不会促进民主或资本主义。

我知道可能会发生新的冲突。但在我看来，冲突是否会发生，跟北约的关系不大，而更主要是取决于俄罗斯是否仍然是一个民主国家，以及它在21世纪如何定义自己的伟大。它会建立一个基于科学、技术和艺术人才的现代经济，还是寻求重建一个以自然资源为动力、以强大的威权政府和强大的军事为特征的18世纪帝国？

我尽我所能帮助俄罗斯做出正确的选择，成为21世纪伟大的民主国家。作为总统，我的第一次出境旅行是去温哥华会见叶利钦，向俄罗斯提供16亿美元的担保，使其有能力从波罗的海国家召回士兵，并为他们提供住房。

1994年，俄罗斯成为第一个加入”和平伙伴关系”的国家，这是一个务实的双边合作项目，包括北约和非北约欧洲国家之间的联合训练演习。同年，美国与俄罗斯和英国签署了《布达佩斯备忘录》，保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换取乌克兰同意放弃当时世界上第三大核武库。

从1995年开始，在《代顿协定》结束了波斯尼亚战争之后，我们达成了一项协议，将俄罗斯军队加入北约在波斯尼亚的地面维和部队。

1997年，我们支持《北约-俄罗斯创始法案》，使俄罗斯在北约事务中拥有发言权但没有否决权，并支持俄罗斯加入七国集团（G7），使其成为G8。

1997年9月，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右）与时任俄罗斯总理普京（左）在新西兰会晤

1999年，科索沃冲突结束时，美国国防部长比尔·科恩（Bill Cohen）与俄罗斯国防部长达成协议，俄罗斯军队可以加入联合国批准的北约维和部队。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为俄罗斯最终加入北约敞开了大门，这一点我曾向叶利钦明确表示过，后来又向他的继任者弗拉基米尔·普京确认过。

除了所有这些让俄罗斯参与北约冷战后使命的努力之外，奥尔布赖特和我们整个国家安全团队也努力促进积极的双边关系。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与俄罗斯总理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Viktor Chernomyrdin）共同主持了一个委员会，以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同意各自销毁34吨武器级钚。我们还同意将俄罗斯、欧洲和北约的常规部队从边境撤出，尽管普京在2000年就任俄罗斯总统时拒绝执行这一计划。

我与叶利钦总共见过18次面，与普京见过5次面——两次是在他担任叶利钦政府总理期间，三次是在我们总统任期重叠的10个多月期间。这只比1943年至1991年的所有美苏领导人会议少了三次。认为我们忽视、不尊重或试图孤立俄罗斯的想法是错误的。是的，尽管俄罗斯反对，北约还是扩张了，但扩张的意义不仅仅是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2007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

当我的政府在1993年开始执政时，没有人确信冷战后的欧洲会保持和平、稳定和民主。遗留下来的大问题包括：东德与西德的融合，旧的冲突是否会像巴尔干半岛那样在整个欧洲大陆爆发，以及前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和新独立的苏联共和国将如何寻求安全，不仅仅是对抗俄罗斯入侵的威胁，而是来自彼此、来自边界内的冲突。加入欧盟和北约的可能性，为中欧和东欧国家投资于政治和经济改革、放弃各自为政的军事化战略提供了最大的激励。

欧盟和北约都不能停留在斯大林1945年划定的边界之内。在捷克共和国的瓦茨拉夫·哈维尔、波兰的莱赫·瓦文萨以及匈牙利年轻的亲民主人士维克多·欧尔班等鼓舞人心的领导人的带领下，许多曾经处于铁幕后的国家与欧盟和北约一起寻求更大的自由、繁荣和安全。每当我在布拉格、华沙、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索菲亚等地演讲时，成千上万的普通市民挤满了广场。

正如瑞典前首相兼外交大臣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在2021年12月的推特上所说，”不是北约想要走向东方，而是前苏联的卫星国和加盟共和国想要走向西方。”

或者正如哈维尔在2008年所说的那样：”欧洲不再、也绝不能再违背人民的意志，分裂为任何利益或势力集团。”仅仅因为俄罗斯的反对而拒绝中欧和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就已经达到了分裂的目的。

扩大北约需要当时的16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需要有时持怀疑态度的美国参议院三分之二的赞成票；需要与潜在成员国密切磋商，以确保其军事、经济和政治改革符合北约的高标准；还需要对俄罗斯作出几乎不间断的保证。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擅长每一步。事实上，很少有外交官能像玛德琳那样完美地适应这个时代。玛德琳小时候生活在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她和家人曾两次被迫逃离家园——第一次是因为希特勒，第二次是因为斯大林。她明白，冷战的结束为欧洲提供了一个机会，自欧洲大陆上出现民族国家以来，这是第一次有机会建立一个自由、团结、繁荣和安全的欧洲。作为联合国大使和国务卿，她努力实现这一愿景，击退威胁这一愿景的宗教、种族和其他部落分歧。1999年，她动用了她这位著名外交官的所有工具，以及她在国内政治上的智慧，为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加入北约铺平了道路。

其结果是20多年来欧洲越来越多的地区实现了和平与繁荣，并加强了我们的集体安全。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的人均GDP增长了两倍多。自加入北约以来，这三个国家都参加了北约的各种任务，包括在科索沃的维和部队。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防御联盟没有一个成员国被入侵。事实上，即使在铁幕倒塌后的最初几年，仅仅是加入北约的前景就帮助平息了波兰和立陶宛、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以及其他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的争端。

现在，俄罗斯毫无来由、毫无道理地入侵乌克兰，这并不应该让人怀疑北约扩张的智慧，反而证明了这一政策是必要的。如果没有北约扩张，俄罗斯显然不会成为一个满足于现状的强国。导致俄罗斯两次入侵乌克兰的原因，并不是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直接可能性，而是该国向民主的转变威胁了普京在国内的专制权力，以及控制乌克兰土地下宝贵资产的愿望。而正是北约联盟的实力和其可信的防御力量威胁，阻止了普京威胁从波罗的海国家到东欧的成员国。

正如《大西洋月刊》的安妮·阿普勒鲍姆（Anne Applebaum）最近所说，”北约的扩张即使不是美国过去30年唯一真正成功的外交政策，也是最成功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这场战争现在应该是在东德进行。”

俄罗斯民主的失败，以及它转向复仇主义，并没有北约激发的。它是普京在莫斯科做出的决定。他本可以利用俄罗斯在信息技术方面惊人的技能，为硅谷创造一个竞争对手，建立一个强大的、多元化的经济。相反，他决定垄断和武器化这些能力，在国内推行威权主义，在国外造成破坏，包括干预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只有一个强大的北约能抵御进一步的侵略。因此，我们应该支持乔·拜登总统和我们的北约盟国向乌克兰提供尽可能多的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

我和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的最后一次谈话是在她去世前两周。她还是那个我熟悉的玛德琳，犀利而直率。很明显，她想大步迈出去，支持乌克兰人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谈到自己日渐衰弱的健康状况，她说：”我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我在尽我所能。我们不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了。重要的是，我们将给我们的子孙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玛德琳把自己为民主和安全而奋斗的一生视为一种义务和机会。她为自己的捷克血统感到骄傲，并确信她的人民和他们在中欧和东欧的邻居将捍卫他们的自由，”因为他们知道失去自由的代价。”我担任总统时，她对北约的看法是正确的，现在对乌克兰的看法也是正确的。我很想念她，但我还能听到她的声音。我们大家都应该这样做。

克林顿与奥尔布赖特

来源：新世纪转发自大西洋月刊（翻译：胡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