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听过的歌（上）
那些年听过的歌（上） 4/6/2022 |
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位叫井上大佑的日本年轻人，发明了一种自娱自乐的唱歌设备，起名为 Karaoke ，几年后风行日本，三十年后，Karaoke 已成为世界性的家庭用语。进入中国市场后，这个设备得了个有意思的名字，叫卡拉 OK 。井上大佑因此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与甘地和毛泽东相提并论,可见卡拉 OK 的 OK 程度。
爱唱歌的朋友娶了位爱唱歌的台湾女孩为妻，他俩很早就买了台家用卡拉 OK 机，闲来在家过过唱歌的瘾。一次聚会唱卡拉，一帮大陆同胞抢话筒，在卡拉 OK 机前表现自己不太为人知的一面。不知是谁点了一首《学习雷锋好榜样》，于是两个话筒显然是不够用了，结果一屋子的人整了个大齐唱，大家还都唱得有点兴奋。只有那位台湾女孩脸上露出明显的不解之色，听见她小声地问她丈夫：这么难听的歌，怎么你们全会唱？就像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问的问题一样，一下说出了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可被洗过脑的人一下子还有点儿接受不了。
文革前上小学的时候，音乐课上学过一首《歌唱二小放牛郎》。那是一首抗战期间的叙事性歌曲，讲述了一个放牛娃把敌人引入我们的包围圈，最后自己却死在敌人的刺刀下的故事。简单、优美的曲调，质朴的英雄情结，深深地记在了心里。前两年在一次社区活动中，有一对祖孙表演了一段节目。开始是小孙子的钢琴独奏，后面一段是祖孙两人的合作，唱得就是这首《歌唱二小放牛郎》。爷爷的嗓子不敢恭维，但唱得相当动情，下面听众中的同龄人也为之动容。
《歌唱二小放牛郎》
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
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
那放牛的孩子王二小。
…… ……
文革了，匣子里除了样板戏，几支颂歌外，最多的就是语录歌了，回想起来，那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不但在匣子里听得到，在街上，公共汽车上，广场上，简直这么说吧，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能听到语录歌，或高亢激昂，或声嘶力竭。其实他老人家的文采还是相当好的，文字也常有出彩的，可不知怎的，被拿来谱曲的段落都是些高亢激昂和声嘶力竭的。八十年代末，电影《末代皇帝》在中国上演，意外地在里面又一次听到了语录歌，是当时最流行的一首《造反有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那高亢激昂、声嘶力竭的歌声一下把记忆又拉回到了不堪的儿时。
再后来，有一段时间里，不知为什么，匣子里除了东方红，国际歌等数得过来的几支歌外，什么都没有了。又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歌曲又回到了匣子里。七十年代在工厂当工人，每天中午从车间走到食堂去打饭，一路上敲着饭盆儿，听厂广播站放的歌曲。能放的歌不多，放着放着就循环了。印象特深的是一首《海上女民兵》，总政歌舞团张越男唱的。十足的美声，特别漂亮的高音。有时歌没放完就到食堂了，每每在外面站一会儿，就为了听完那首歌。
《海上女民兵》
演唱：张越男（1934-2015）
头戴金色的斗笠
脚踏绿色的海浪
手握闪亮的钢枪
…… ……
文革快结束的时候，旗手为了表现首都文艺舞台的繁荣，从各地调来了一大批各类文艺团体到北京来演出。可大多数的演出都不对外公开售票，所有的票都是通过内部渠道发售的。想看节目可没地方买票，怎么办。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后来证明是唯一可行而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演出开始前，站在剧场门口等退票。几十场演出看下来，现在留在脑子里印象最深的，是中央乐团的一首男声四重唱《渔歌》。演出是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剧场，四个人高矮胖瘦不一，着一身毫无特色的深色中山装，随意地散站在台上。当他们开始歌唱时，那悠扬的渔歌仿佛带你走进了蔚蓝的大海，看到了蓝天下的点点渔帆，随着歌声，参差不齐地站在台上的四个人逐渐化成一堆矗立在海边的礁石。大海，蓝天，白帆和礁石在歌声中和谐地融为一体。
《渔歌》杨焕礼，吴其辉，王世光，贾宗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