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的1989（上2）：大师之死的“危机公关”
翻看温家宝1989年的照片，几乎找不到什么笑容，多是神情凝重，面色阴沉，就像那张他跟随赵紫阳在广场上的著名照片中那样——89年对他来说大概是不怎么开心的一年。89年对中国来说是动荡而悲伤的一年。从年初的班禅逝世、拉萨暴乱，到春夏之交的胡耀邦逝世和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他都或多或少见证了，参与了。
大师之死的“危机公关”
笔者在本系列的上篇中写到了1989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带领中央医疗小组紧急赶赴西藏日喀则抢救突发心肌梗塞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不久前在翻看与此事相关的《人民日报》文章时，笔者对温家宝带队赴高原抢救大师的目的突然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以下观点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撑，纯为个人推测。）
《人民日报》1998年2月1日第4版文章《温家宝等在拉萨慰问西藏民族宗教上层爱国人士希望大家化悲痛为力量齐心协力工作》中写到，温家宝在慰问时发表讲话，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十世班禅的逝世过程：
“班禅副委员长是在日喀则期间于１月２８日凌晨４时３０分突发心肌梗塞……”
“……班禅副委员长患的是急性下壁、广泛前壁心肌梗塞，病情过于严重……”
（笔者发现一个有趣的点，就是温家宝喜欢用完全没有必要的严谨语言描述病症，比如他2016年在国科大做《我的大学》演讲时，描述自己读大学时得的是“浸润型”肺结核。）
同时，讲话中也着力强调了西藏和中央为抢救班禅大师付出的努力：
“胡锦涛等西藏自治区党政军领导同志，闻讯后即刻率领医疗小组奔赴日喀则。”
“……率领北京医院专家小组乘专机火速赶赴日喀则参加抢救……”
“我们克服重重困难，连续兼程，仅用７个小时，就由北京赶抵日喀则……”
从以上细节可以看出，温家宝希望在他的讲话中向公众传达两个信息：1）班禅大师确系突发重病自然死亡，2）中共为抢救大师做出了最大努力。
然而，由温家宝率领的中央医疗小组赴藏的主要目的真的是去抢救班禅大师吗？笔者在此想提出的观点是：中央医疗小组赶赴日喀则抢救大师实际上是一场危机公关的“作秀”，他们并不认为此举有任何挽救大师生命的可能，只是希望藏地民众看到并认可中央在挽救大师上做出的努力，从而尽量降低大师之死对当时西藏局势产生的负面影响。而想出这个主意的人，笔者认为正是温家宝，他也亲自主导了该计划的实施落地，这和他后来处理公关危机的行事画风有诸多相似点。
首先，班禅大师突发的是心肌梗塞。心肌梗塞的黄金抢救时间是发病后3-5分钟（first aid），最长的有效抢救时间也不超过120分钟，中央医疗小组从北京出发到到达日喀则就花去了7个小时（途中因为天气原因耽误了几个小时，但本来也绝无可能在2小时内赶到），可以毫无疑问地说等他们到了日喀则“黄花菜都凉了”。这里笔者有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但绝非表达这两者在性质上存在可比性，就是2020年初武汉突发新冠肺炎时李文亮医生去世的事件，医院在李医生死后又对其实施了几个小时的“抢救”，然后再公布其死讯，以期平息公众对吹哨人惨死而产生的愤怒情绪，当然这场危机公关以失败告终，“假抢救”适得其反地助推了公众对政府的不满。因此，笔者推测，1989年1月28日，当中央收到西藏方面发来的大师突发心肌梗塞的消息时，并不会认为千里迢迢派医疗小组赴藏能拯救大师的生命，此行纯粹是应对这个重大政治危机的公关手段，因为班禅之死将会激化藏地民众和政府之间已然高涨的对立情绪。
笔者之所以认为温家宝是这个计划的提出者，是因为这番操作很符合他日后表现出的公关才能和风格。温家宝身上除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理想道德外，也具备西方民主国家政客必备的公关能力，并且由于天赋或者什么原因，非常善于此道。他在总理任上博得了许多中国大陆、香港和海外媒体的好感，媒体们倾倒于他的独特魅力，甘愿做他的“自来水”，将他的公开活动传播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使他大量圈粉，近几十年来没有一个中共领导人在这方面可以和他相比。他处理危机公关时确实有“作秀”的习惯（笔者此处并非批判），比如2010年甘肃舟曲发生泥石流灾害后，他去受灾现场亲自给救援人员递千斤顶，而2011年7·23甬温线高铁事故上他的表现则让笔者联想到1989年大师之死的危机处理。温家宝赶到现场开新闻发布会时已是事故发生后6天，发生事故的高铁车辆残骸已被掩埋，他却还在讲话中强调“救人”这一概念，显然是要向公众传达党和政府对人民生命的重视。当然那次危机公关可以说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大败笔，至今在微博上还能找到大量当时骂他的评论内容，其中应是涉及较为复杂的高层权力和利益博弈，笔者暂时没有找到可信的资料。救“无可救”，以“救人”概念安抚民众情绪，这样看，高铁事故与大师之死何其相似。
另一方面，笔者认为如果不是温家宝自己提出的这个危机公关的点子，以他当时的职务，并不应该承担冒着生命危险带领医疗小组上高原的工作，毕竟中办主任的职责是领导中办服务好总书记。当然，温家宝在担任中办主任期间也出过一些职责之外的“特殊任务”，比如1990年陪李昭去江西共青城下葬胡耀邦的骨灰，1992年和宋平一起去洒邓颖超的骨灰。参与这些活动，并非完全出于名义上的“代表总书记表示慰问”，更多是因为他与这几位人物的特殊关系与私人感情。
最后一个问题是温家宝策划和实施这场围绕大师之死的危机公关的动机。想来他也是希望尽自己所能，帮助西藏和中央减轻班禅去世可能给藏地局势带来的不利后果，为当时已是万般艰难的拉萨做些什么。在这此危机公关中，他表现出的机智、勇敢、决断力和执行力都颇为亮眼，这些素质也是他能在后来跻身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原因。
以上的观点也许是笔者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中央医疗小组赴藏抢救班禅大师也许就像温家宝讲话中说的那样是“赵紫阳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指派的，这明暗两种动机是很难区分开的。有趣的是，温家宝就任总理后，关于他1998年夏天领导长江抗洪时坚持不让荆江大堤分洪的“光辉事迹”被人们所熟知，而1989年初他在雪域高原上的临危受命故事却鲜有人知，看来当事人并不那么希望此事过多传播，也许其中真的另有隐情。
1989年的雪域高原上还发生了一件事情是当事人后来非常不愿意让更多人知道的，那就是3月拉萨发生的大规模暴乱及其应对措施，大师之死也是导火索之一。时任西藏区委第一书记的胡锦涛引用了一条建国后不曾付诸实践的法律条款，即，如果政府只对一个城市的部分区域实行军事戒严则无须当地人大机构投票表决同意。在拉萨城中，军队和武装叛乱分子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在离区委办公楼只有几条街的地方交火，胡锦涛因其在处理暴乱中的果决表现，获得了“拉萨之虎”的诨号。该事件最终的伤亡数据和孰是孰非至今还无法定论，但西藏区委应对拉萨暴乱的措施却在无意中启发了六四时的李鹏，后者通过引用相同的法律条款对北京的部分城区实施了军事戒严，引发了最终的惨剧。也许胡锦涛在上台后对中国互联网进行史无前例的严格审查有部分原因是为了删除自己的这段“黑历史”，不论是出于正当还是非正当的原因，他的手上也曾沾染人民的鲜血，想来这是他不愿为之而又不得不为的，这对于他这样性情温和、儒雅善良的人来说无疑是悲哀的。
（2022年1月29日）
关于“以他当时的职务，并不应该承担冒着生命危险带领医疗小组上高原的工作”这个论点，笔者最近在查阅温家宝的“年谱”时找到了新的支持证据，补充记录在此：
首先，1989年1月28日带领中央医疗小组赶赴日喀则，是温进入大内后第一次被公开报道的带队出京办事。
然后，温下一次公开带队出京，就是将近两年后的1991年4月初在福建福州举行的全国各省市区党委秘书长南方片会议了。这个会议的主题和中办主任的职务还是沾边的。
温再下一次公开“单飞”出京，就到了十四大结束后不久的1992年11月9日至18日，他去了湖南考察农业。这是因为十四大后他即将卸任中办主任的职务，开始从党务向政务转型，并且在之后主要负责三农工作。
通过上述三条年谱信息可以看出，1989年的高原之行无法以常规的职务范围内工作来解释，是一趟特殊的任务。
（2022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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