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正在扭轉助長「中國模式」的兩個主義
拜登正在扭轉助長「中國模式」的兩個主義
茉莉 2021年10月09日
@ 新自由主義和川普主義的危害
今天，美國及其歐洲盟國大都已認識到，只有中國能夠以一種深刻的方式威脅到西方的利益——通過鞏固其經濟實力、破壞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中國危及西方的民主和繁榮。為此，拜登政府迅速從阿富汗抽身，加強「四方安全對話」，組建美英澳同盟。把對抗中國當作重中之重，拜登政府清醒而堅定。
就在習近平洋洋得意吹噓「東升西降」之時，我們必須回答的一個問題是：誰幫助了專制中國的崛起？毫無疑問，正是今天積極「結盟抗中」的美國，在近幾十年裡以各種方式助長了中國的發展繁榮。目前人們已經認識到，美國過去友善的對華政策和「911」之後的反恐戰爭，都給中國提供了趁機崛起的條件。
美國新任國務卿布林肯曾在接受採訪時感歎：「中國帶來的挑戰既與中國的崛起有關，也離不開我們自己造成的弱點。」他指的是前總統川普在國際上的一系列「退群」行為，還有1月6日的國會騷亂事件。
但是，很少有人看到更深層的因素：正是美國在社會政治思想方面出了問題，令專制中國大受其益。例如，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削弱了公共權力，川普的民粹主義撕裂了美國社會和歐洲盟友，……。這些都一一強化了「中國模式」。現在，是我們理智地回顧歷史和認識今天的時候了。
@ 美國如何幫助中國崛起
一般認為，中國的崛起是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的，其實更早。早在1971年，美國共和黨的總統尼克森決定，支持毛澤東中國取代臺灣的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從那時起，中國開始在世界舞臺上與西方對抗。
毛澤東之後，美國在八十年代與中國維持了相對良好的雙邊關係，這大大幫助了中國的經濟發展。當時美國人相信，中國人會在現代化過程中逐漸接受西方民主人權等價值，同時，中國的巨大市場也非常吸引美國企業。
1989年，即使發生了慘絕人寰的「六四」，美國共和黨總統老布希仍然不肯放棄中國大市場。當時美國國會要求政府立刻切斷與中國的經貿互動，老布希仍堅持與中國經濟交流。他多次為中國開後門出售噴射機，放鬆對中國的軍事制裁，使「六四屠夫」李鵬任總理的中國政府得以谷底翻身。
這之後，就輪到美國民主黨的總統犯錯了。1994年，柯林頓在工商界的支持下，不顧人權人士的反對，宣佈繼續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並將貿易與人權脫鉤。2000年，美國參眾兩院通過法案，給予中國永久對華貿易正常關係地位。
一旦貿易與人權脫鉤，美國就失去了向中國施壓改善人權的利器，從此，進入世貿組織的中國經濟快速起飛，而美國人所希望的中國民主卻成了泡影。到今天，曾受美國資助支持的中國成了威脅美國的強大對手。
2001年「九一一」襲擊事件後，美國發動的「反恐戰爭」更給中國崛起提供了機會。自阿富汗戰爭開始，美國為兩場戰爭付出了巨大的代價。2008年始于美國的金融危機，也沉重打擊了西方經濟體。就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相對衰落時，迅速壯大的中國試圖挑戰西方的意識形態優越性，侵蝕西方的價值優勢。
@ 新自由主義削弱美國的公共權力
上述內容都是人們已經認識到的事實：美國以往的政策支持了中共，美國反恐戰爭令中共受益，金融危機削弱了西方。但思想家往往能看到更多的真相，並能從深層的思想方面找原因。
在中共慶祝其成立100周年之際，法國著名經濟學家湯瑪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在《世界報》撰文，說西方國家過時的超資本主義模式，很難應對中國的挑戰。皮凱蒂說：「新自由主義通過將權力交給最富有的人並削弱公共權力，在全球南北一樣，實際上只是加強了中國模式，正如川普和莫迪的可悲的新民族主義一樣。現在是繼續前進的時候了。」
所謂「主義」，指的是思想、宗旨、學說體系或理論。為什麼美國的兩個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川普主義，會加強中國模式？對此，皮凱蒂先生的論述不多，我在此文裡按照自己的理解，盡可能簡要地分析一下。
新自由主義是在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一種西方主流經濟社會思潮，曾主導美國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多年。它主張自由市場、自由貿易、財政緊縮、私有化和不受限制的資本流動，限制工會力量，要求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過去，新自由主義曾幫助美國實現了經濟繁榮，但後來引發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
關於美國新自由主義對中國模式的影響，可以從下面幾方面去看。
第一，新自由主義為了利益與中國權貴資本主義勾搭。
新自由主義的新穎之處，在於它跨越了整個世界，支持經濟發展全球化。冷戰結束後，不少美國公司專注海外擴張，特別是去中國等亞洲國家設廠投資。
在國際政治上，新自由主義表現出其反動性與破壞性。例如，一些重利貪婪的外資企業垂涎中國的龐大市場和廉價勞力，為了拿到市場與製造基地，不惜與專制政權勾結，以技術和資金資助強權，為了利益養虎為患。這是資本主義黑暗的一面。
第二，新自由主義在美國造成貧富懸殊等嚴重社會問題
可以說，當今美國大多數的社會問題，都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造成的。由於新自由主義主張全球化，美國的跨國公司去中國等地投資，從較低的生產成本中獲益，從而成為贏家，而本國藍領工人卻因此失去工作，成為輸家。
在美國，大企業和富人因為自由貿易、公司減稅、放鬆管制、金融化等變得更為富裕，而勞工運動被壓制，藍領工人和農村工人的生活水準降低，就連國民教育和醫療這些基礎社會服務也缺乏，從而釀成嚴重的貧富分化，社會不公。
第三，新自由主義主張減稅和減少國家干預，削弱了西方的國家能力。
前面提到的那位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說，「令人吃驚的是，在2020年代初，西方國家政府都發現自己的資產狀況幾乎為零或為負值。」這就道出在新自由主義主張的減稅政策下，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變窮了。大幅減稅卻並沒有削減對應額度的支出，這就加劇了財政不平衡的問題。
而「中國模式」卻恰恰相反，舉國體制能令政府扶植特定企業，運用貿易壁壘保護國內市場。皮凱蒂說，「在經濟和金融方面，中國官方擁有大量資產，遠遠超過其債務，這使它有能力在國內和國際上推行雄心勃勃的政策，特別是在基礎設施和能源轉型方面的投資。」
就這樣，新自由主義提倡的「小政府」大大削弱西方的國家能力。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標誌著新自由主義的失敗，令美國經濟一度陷入低谷。
@ 川普用民粹重塑了新自由主義
2016年川普勝選，除了因其反移民立場贏得白人基本盤的原因之外，還有他所持的激烈反對全球自由貿易的立場，一度被誤以為是新自由主義的終結者。其時，深受新自由主義之害的美國底層人民是多麼興奮啊，川普揚言實行商業保護主義，奪回數百萬工作機會，還將重振美國製造業。
然而，美國底層人民把希望寄託在房地產開發商的兒子身上，以為川普主義能夠糾正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經濟弊病、解決就業與財富不平等問題，他們大錯特錯了。
從對外政策看，川普反全球化口號聲音高亢。他把美國描繪成全球化的受害者，既和中國也和歐盟打起了貿易戰，這似乎是在挑戰新自由主義的原則之一——自由貿易。然而，新自由主義並不簡單等於跨國自由貿易。雷根是美國最堅定的新自由主義政治家，而他也曾大打貿易戰。
在國內政策上，川普堅守了新自由主義最核心的觀點：不干預市場。他採取私有化，放鬆管制、減稅、削弱工會、限制非法移民等一系列措施。由於自雷根時代以來提倡「小政府」，到川普時期，美國很多公共產品如公路、電力、教育、醫療等仰賴私營企業，其品質和效率都有問題，存在著失靈的現象。
在歐美民主國家中，美國應屬福利保障最差的國家，但川普還是堅持減稅，這一方面是為他自身的家族商業利益考慮，另一方面也因共和黨的意識形態如此。
因此，川普並沒有打擊新自由主義，而是打擊了美國人民長期努力爭取來的平等權益。川普的內閣成員幾乎都是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的受益者。一味將問題都歸咎於「外國人和移民」，在民粹主義、種族主義、孤立主義等思潮席捲之下，川普重塑了美國的新自由主義。
@ 川普無視中國人權
「下一次9/11恐襲，也許由美國人自己發動。」《紐約頭條》這個題目看起來聳人聽聞，其實很真切地指出了美國一個現實情況：就在美國政府專注於消滅聖戰恐怖主義之時，激增的右翼極端主義幾乎被忽視。即使9/11後國內右翼恐怖分子發動更多襲擊，殺死了更多的美國人，也不被視為系統性、持續性的威脅。直到今年1月6日美國國會大廈發生暴亂，來自極右翼的恐怖威脅才清楚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這個美國噩夢是前總統川普參與製造的。正如前副總統迪克?切尼之女、共和黨女議員里茲?切尼所說，川普一再重複去年大選被竊取的不實說法，對美國構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脅」，導致不少美國人走上拋棄法治、加入前總統破壞民主制度的道路。
川普對美國造成的嚴重災難，還包括他在疫情擴散早期，無視科學判斷，推脫責任，向公眾釋放錯誤信號，延遲實施社交隔離措施，錯過了關鍵時間，最終導致美國大規模感染……。
此外，川普還無視中國人權問題，他在訪華時不但不就人權問題向中共施壓，甚至拿來做交易。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波頓在他的《事發之室：白宮回憶錄》裡，揭露了川普對中港臺的真實態度。波頓說，川普曾公然向中國領導人發出請求，以多購買大豆等農產品來幫助他競選連任。川普甚至多次告訴習近平，中國官員應該放手去建造曾拘禁百萬穆斯林的集中營。在香港人上街遊行時，川普說他不想要被牽扯進去。在川普看來，臺灣小的如他手中的麥克筆筆尖，而中國卻是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的大辦公桌。這些都清楚地表明，川普沒有多少興趣承擔民主盟友的義務。
這一切都令中共專制政權高興不已。早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北京就評估美國國力及國際影響力正在惡化，從此展開宣傳西方衰落的官方敘事主題。在川普執政後期，尤其是美國國會暴亂後，中共趁機大肆宣揚，說美國人民深陷疫情泥沼、驢象兩黨惡鬥、社會動盪，以此攻擊美國的民主制度和價值觀，歌頌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習近平關於「東升西降」的狂妄言論也出現在此時。
@ 拜登經濟學的宏大宗旨：結盟抗中
在筆者撰寫此文時，拜登團隊執政已經九個多月了。這是美國的幸運，新自由主義和川普主義這兩種令美國墮落的意識形態，在拜登總統就任後被有效地遏制。目前尚不能說拜登已經形成「主義」，但他的思想理念和政策體系，與上述二主義大相徑庭。
在外交政策方面，拜登政府改變了川普的「退群」和摧毀盟友關係的做法，力求與價值觀相同的西方國家結盟，展示了美國捍衛國際秩序、與中國的專制權力對抗的決心。
在經濟方面，拜登政府遠離新自由主義，轉向將工人看作美國經濟首要利益群體。他簽署行政命令提高工人的工資，逐步增加對教育、科學和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投資。過去，正是這一類投資使美國成為具有卓越地位的世界強國。
不受監管、飽受危機的新自由主義必須結束，拜登政府希望利用政府採購來重建國內供應鏈，並將製造業崗位帶回美國。在對華貿易方面，拜登政府甚至放大了川普的一些懲罰性舉措，並公開主導全球經濟治理的「去中國化」。
「內政即外交。」拜登的經濟政策，是美國全球戰略的核心組成部分。由於拜登政府相信中國更傾向於稱霸而非共存，所以努力在國際上與盟友攜手，強化美國的經濟、科技、外交、軍事以及意識形態的影響力，高舉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大旗以挫敗中共的野心。拜登如此宏偉的思路和戰略，明顯與川普主義分道揚鑣。
如前所述，包括新自由主義和川普主義在內的種種原因，令美國有了衰落的跡象，但是它遠遠沒有衰落到可令中共輕蔑的程度。這個偉大的國家有著民主的政治制度，經濟上有自由競爭，它一直是世界上最具創新力的經濟體，其全球實力和影響力無人能及。在中國戰狼對自由世界惡意挑釁之時，美國在拜登總統的施政思路下，會迅速修復自己，迸發出更大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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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台湾《上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26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