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起战争的人 —— 石原莞尔(俞天任)(3)
（二）赌博
石原莞尔被任命为关东军作战参谋是前关东军高级参谋，皇姑屯谋杀张作霖事件的主谋河本大作大佐的推荐。
（在前往中国的轮船甲板上，石原莞尔在想什么？）
当时中国东北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首先是日本的动态。当时的日本正受到巨大的人口压力，几个小小的海岛无法养活七千万左右的人口。日本军阀的目光首先是放在了在他们看来是“地广人稀”的中国东北。经过甲午和日俄两场战争，日本战胜了满清和沙俄，在中国东北部得到了主要有以下七条的所谓“满洲权益”：
（1）到1997年为止的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关东州租借权。
（2）到2002年为止的长春以南的“南满洲铁道”（即“满铁”）的经营权，包括附属地的行政权和禁止铺设平行线路及支线等“有害满铁的线路”。
（3）到2007年为止的安奉铁道经营权。
（4）满蒙五条铁道的合资敷设权和两条相关铁道的受托经营权。
（5）矿山开采及森林采伐权。
(6)土地商租权，自由往来居住权以及工商营业权。
(7)铁道守备兵驻屯权（一公里铁道15名士兵，总共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五名以内）。
这样中国东北事实上就成为了日本的半殖民地。但是这不是日本的终极战略目的，甚至都不是阶段战略目的，用当时《朝日新闻》论说委员大西斋在《支那的现状》里的话来说就是：“仅仅是满蒙（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全土的三百一十分之一，只不过是相当围棋盘上的一颗黑子”，这种权益还无法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他们不仅在要求更多的权益，而且他们在梦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满蒙问题”，说明白了，就是并吞中国东北。
其实日本军政两界对于中国东北的看法在一开始是有一定分歧的。日本陆军毫不掩饰对中国东北的垂涎，也就是所谓的满洲情结。早在1906年的“有关满洲问题协商会”上，当时的陆军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陆军大将就提议：“是不是要委任来研究满洲的主权问题，有没有必要成立一个官衙来主管这个问题”。但这个建议当时就被重臣伊藤博文顶了回去：“满洲不是日本领土，满洲是清国领土这点是不容置疑的”。
但后来随着军部势力的日益增强，政府方面的发言力不断减弱，而且政府的方向也在不断修正，进入1920年代以后，所谓“满蒙生命线”理论已经成为日本的主流舆论。后来的甲级战犯，当时的政友会议员松冈洋佑1931年在众议院上说：“我认为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我国国民的生命线。国防上经济上必须这样考虑”，在这之后《每日新闻》曾经连发30几篇社论叫做《满蒙生命线论》。一时日本全国从上到下“满蒙生命线”甚嚣尘上。
但是同时日本的这个“满蒙生命线”却在受到日益强大的挑战。苏联已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国力有了大踏步的进步，远东地区的苏军对关东军已形成强大压力，美国则通过向张作霖提供武器的方法在试图打进中国东北。最重要的是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已经觉醒，他们要收回被日本人抢去的那部分主权。整个地可以说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地位危在旦夕。
在为了确保及扩大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控制和如何对付张作霖的问题上日本军部分成了两派。当时的总理田中义一和陆相白川义则都和张作霖有个人交情，他们认为与其自己去统治满洲不如想法子把张作霖变成一个傀儡更好，所以虽然张作霖在山东失败以后还是采取支持张作霖的做法。而当时关东军司令官的村冈长太郎，参谋长的斋藤恒，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则认为维持这条“满蒙生命线”的最大障碍就是老狐狸张作霖。只要除掉这条老狐狸就万事大吉，那个号称少帅的张学良则根本不足为虑。于是在1928年6月4日凌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的座车被人炸飞，张作霖不治身死。当时关东军方面放出的留言是南方北伐军便衣队所为。
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皇姑屯事件”的主谋是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背着政府干的。总理田中义一奉天皇之命前去查办，受到了军部的坚决抵抗，结果在天皇的军部的夹板间走不了钢丝，辞职后不久便一命呜呼。
田中是死了，可河本们呢？没有受到任何追查，所以后来对于皇姑屯事件的处理，仅仅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退休，河本大作退出现役。没一人受到军法审判。河本被编入预备役时提出来的后继人选就是板垣征四郎大佐和石原莞尔中佐。认为只有这两个人才能解决“满蒙问题”。
石原莞尔准备怎么解决“满蒙问题”呢？
一上任，石原就提出了“北满现地战术”的参谋旅行方案。但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因为等待皇姑屯事件的处分而没有加以理会，到畑英太郎中将在1929年7月1日就任关东军司令官后这件事才被提上议事日程。
（关东军司令官畑英太郎中将）
这个畑英太郎就是甲级战犯元帅陆军大将畑俊六的哥哥。他刚到任，石原莞尔就和关东军参谋花谷正少佐一起去拜访了他，询问畑英太郎对于“满蒙问题”的看法。后来做到第18方面军中将参谋长的花谷正在《花谷手记》中回忆说畑英太郎非常感兴趣，三人谈了一个通宵。后来三人每周碰头，甚至连关东军当时军马不够，中国产的蒙古马是否能当作日军军用都研究到了，还找专家进行了确认。但是畑英太郎第二年5月死在了任上，后任是菱刈隆大将。菱刈隆干了三个月，又换了本庄繁中将来，老是换长官也给石原添麻烦，因为石原天生就不是善于和长官周旋的那一类人。要不然石原莞尔也不用像后来那样偷偷摸摸了。因为根据花谷正的回忆，他们已经计划得非常具体了，连关东军官兵要同时拥有日本和“满洲共和国”双重国籍都已经决定了。
畑英太郎就立即命令板垣征四郎主持从7月3日开始实施这个参谋旅行。在这次参谋旅行中，石原莞尔向参加者分发了三篇论文：《战争史大观》，《回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和《关东军满蒙领有计划》。
（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
这三篇在当时与其说是论文，不如说是纲要的东西主要内容是强调“满蒙问题的解决是日本存活的唯一途径”。论据是以下三点：
1．为了解除国内的不安要素，需要对外进出。
2．积极解决满蒙问题不仅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为了大多数支那国民的利益，为了正义日本必须果断行动。
3．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满蒙属于汉民族不如说应该属于日本民族。
石原莞尔的这三点非常简单明了，直截了当。石原的第一点说的是实话，为了从当时的经济危机中解救出来，日本军阀和军阀背后的财阀选择的就是战争，也只有战争可以选择；石原的第二点则是所有侵略者的陈词滥调，所有的侵略者都是为了被侵略者的“利益”而“迫不得已”地发动侵略战争的；值得注意的是和详细解释了的前两点根本不同的第三点。这个“历史的观点”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人知道，除了这一句话之外，石原没有做任何说明。
因为他说明不了，这句话本身除了笑话之外没有别的解释。
那年的二月份，石原莞尔特地回日本去拜访了当时日本中国问题的头号专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博士。在长时间谈话以后，石原莞尔终于问出了他要问的话：“从历史上看，满蒙是支那的还是日本的？”
内藤博士毫不含糊：“支那的”。
石原不死心：“不能说是日本的吗？日俄战争时为了保住那块土地，日本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代价。。。。。”。
内藤博士摇摇头：“那是另外一回事，日本守卫自己的生命线是当然的。但从历史上来看，所有的文献都只能证明满蒙不是日本的领土。1900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明东北疆域辩误》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那篇论文在学术界受到的评价很好。”
石原丧气地说：“是这样？太遗憾了”。
内藤继续说了下去：“作为一个日本人，我也非常想主张满蒙是日本领土。但是，学问是不可以歪曲的”。
石原在内藤博士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回来以后只好没头没尾地来了那么一句作为“理论基础”，好在关东军并不需要“理论基础”的支持，所以也没有人来追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是石原自己觉得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在1940年在京都堀川高等女学校对东亚联盟学会的一次讲演中对这个问题追加了说明：“我尊敬的白柳秀湖先生主张高天原在现在的间岛省到吉林省一代。我们本来就是从满洲来的，满洲是我们北方民族的土地。汉族所到的只是锦州省到奉天省一带，因此满洲的一部分不是汉族的土地”。
当时已经是第十六师团中将师团长的石原莞尔的这段话是完全痴人说梦的疯话了，但是却特有日本特色，把这里面出现的几个名词解释一下吧。
白柳秀湖是日本的一个通俗小说家；间岛省是当时伪满的一个省，大约是现在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一代；那个高天原呢，则是日本古代神话中天神居住的地方，说天皇就是从那儿来的，那地方在那里谁都不知道，光日本国内从东到西就有10来个不止，白柳秀湖只不过再想象一个罢了。作为文学想象，也许很有意思，但是作为一种“理论根据”来为“9.18事变”辩护，也只能说明石原莞尔的黔驴技穷了。
其实有没有“理论基础”对关东军不重要，他们要的是满洲，不要理论。因为当时的关东军也确实是焦头烂额了，就说那个“开拓团”的问题，就够关东军闹心的了。
当时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侨民大约有20万人，成份十分复杂。“满洲”在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很有魔力的名词，是一块据说能够一获千金的宝地。几乎游手好闲的日本二流子都来了满洲，有大陆浪人，有鸦片贩子，当然也有被骗来“开拓”的普通日本农民。
由日本政府主持的大规模的“满蒙开拓移民”是在“9.18事变”以后开始的。9.18以前，虽然有所谓“满蒙权益”一说，但从根本上说来，满洲不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没有行政权力。而日本政府官员看到广袤的东北土地，一开始只是自说自话地认为可以用来解决日本的人口问题。而糊里糊涂地被人花言巧语骗来了的农民的老二老三们，到了满洲以后才发现，土地虽多，但都是已经有了主人的，真正没主人的荒地则是开垦不出来的。这种骗局不仅仅限于中国东北，在中美洲，南美同样发生，只不过日本军队打不过太平洋，没有个“中美军”，要不然还会出来个“美洲国”都没准。你看海地的日本移民们到现在不还在和日本政府打官司吗？那可是战后的移民。
发现上当了的日本农民的怒火发向了欺骗了他们的浪人们。
浪人们则去请关东军。
满洲浪人们的方法一般是这样：首先用朝鲜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自作主张地开沟修渠，有意挑起冲突。冲突发生以后，威逼利诱张家父子手下的官宪不闻不问，再出动关东军“维持秩序”，最后把中国人强行赶出家园。所谓“万宝山事件”和其他数不清的中日民间冲突全是这个模式，别看简单无赖，但相当有效。因为张学良忙于泡妞抽烟，这些事和他无关。而且张学良本人就在发行不兑换的“奉票”收购大豆，巧取豪夺，其实是在和日本人比赛谁更能盘剥中国农民罢了。谁更有能耐不知道，但起码张学良不会怎么大逊色。
不要觉得日本人的做法太无天理天良，就这样日本人还觉得这太麻烦呢。如果查阅那时候的资料能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从日本政府人士开始，包括关东军和大陆浪人在内都有一个共同的说法，要放弃所谓“满蒙权益”。可千万不要以为那是什么“良心发现”而要把掠夺来的中国的东西还给中国，放弃“满蒙权益”的含义在于“满蒙权益”这个单词的存在就在提醒着世人：不管是什么来历，日本也只不过是在满洲拥有一些“特殊的权益”而已，满洲，不是日本人的。所以对于日本来说，进入30年代以后，已经是到了要消灭“满蒙权益”这个词汇的时候了，他们要直接占领满洲和内蒙古！
石原莞尔是个狂热的日莲宗信徒。这是日本的一门极富攻击性的佛教宗派，据说原来是中国的天台宗，传到日本去了以后不知怎的就带上了通常佛教所没有的攻击性。特别是在明治以后，日莲宗在国家权力有形无形的支持下，成为了皇道派右翼力量的大本营。皇道派团体及其所发动的事件，像“血盟团”，“立宪养正会”，“2.26事件”等等，背后都有日莲宗的影子，一直到战后的三岛由记夫思想中都有日莲宗的痕迹。
日莲宗的预言是会有一次“世界最终战争”，这次战争以后会消灭除了日莲教以外的所有宗教，由日莲教来统一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最终战争”的爆发的时候据说是在佛历两千五百年（1956年）。让石原莞尔来解释这件事，就是“文明的冲突”理论。石原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要进行一场所谓“最终的战争”。石原又认为，在这场“最终战争”的较量中，日本在战略地位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国土没有纵深，没有战略物资资源。在这场持久战的过程中，日本一定要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
板垣征四郎对这种“理论”十分佩服，一字不漏全记在笔记本上了，回奉天后找来石原莞尔再次研究。于是石原莞尔中佐，板垣征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就每星期碰一到两次头，专门研究占领和统治满洲的问题。石原还叫人拟了一份计划，1930年12月计划完成，石原捧着计划踌躇满志地说：“好了，还有两年。”
还有两年，这两年对日本人来说已经是度日如年了，尤其是对于满洲的日本浪人来说。以“满洲青年联盟”为首的满洲浪人们对关东军迟迟不肯有所行动已经是怒火满腔了。这个名叫“满洲青年联盟”的右翼组织被不少人以为像日本本土的那些军部操纵的右翼组织一样从一开始就是关东军的御用组织，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满洲青年联盟”成立于1928年，原来叫“满洲青年议会”，一开始只是一个在满洲的大陆浪人的一个民间组织，和关东军没有关系，反而其主要活动除了和现在的日本右翼团体有点相像的到处狂呼乱喊搞宣传之外，就是对关东军施加压力，迫使关东军在各地武装参与争斗。
最早提出应该取消“满蒙权益”的就是他们，他们认为“满蒙权益”已经成了包袱。关东军应该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以把满洲变成“独立国家”。1931年5月“万宝山事件”以后，“满洲青年联盟”组织了大批律师回日本到处讲演，唤起日本舆论注意满洲问题。在他们的演讲中经常可以听到：“关东军的军刀是不是用竹子做的？”，“关东军是不是已经忘记了怎么拔军刀了”这样的挖苦关东军的话。
关东军受不了这种挖苦，一天以总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为首的参谋部军官屈尊宴请青年联盟的干部们。酒足饭饱以后，青年联盟的干部们被请到了参谋部会议室来“听取意见”。
正当那些右翼分子们慷慨激昂地在演说的时候，角落里发出了一声哈欠：“啊……烦死了，不就是些要霸田抢地的陈词滥调吗？八嘎丫鲁，关东军又不是你们的保镖，凭什么帮你们去打群架？抢不到东西就不要出手，在这里哭哭啼啼也不怕丢人。”
青年联盟的小右翼们怔住了，在全国上下一片支持的气氛中，还没有人敢如此抢白他们的，这是谁啊？
站起来了一位面生的中佐：“你们口口声声要保护日本人的利益，说得那么慷慨激昂，其实和那些在街上坐了中国人黄包车不给钱还打人的混混们有什么区别？你们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主张和建议？”
被宠坏了的小右翼们不认识这位，房间里闪闪放光的将星又好几颗，他们还没有把这小中佐放在眼里呢。这时有人介绍说这是刚到任的作战参谋石原中佐，这时的小右翼们还不知道作战参谋是个什么玩意，长春支部长小泽开作就争辩上了：“我们有具体的主张，日本在主张既有的权益，而张学良则投向了中国国民党，妄图恢复失去的权益，我们和张学良之间是油和水的关系，调和不了”。
石原莞尔的脸上玩世不恭的微笑不见了，变得严肃了起来：“完全正确，继续说下去。”
小泽继续说了下去：“我们的主张是放弃满蒙权益，在满洲实现各民族协和，就是说，满蒙应该独立，可是……,”
不等小泽说完，石原打断了他：“关东军的军刀是竹子做的，这句话是你说的吧？”
被石原当面点破，小泽也有点挂不住了：“这个……”
没理会小泽的窘迫，石原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了下去：“告诉你，对付张学良，竹刀就够了”。
小泽有点意外：“可是参谋阁下，听说奉军有二十万人，相比之下关东军只有一万人。二十比一，我们只是想提醒关东军要提高警惕而已。”
石原脸上又恢复了玩世不恭的微笑：“张学良手下的东北军是44万8千，拥有大量的捷克制机关枪和迫击炮，空军有六十多架飞机。而关东军现只有一万六百人兵力，两者相比不是二十比一，而是四十四比一，关东军确实只有竹刀，但是对付张学良不需要什么传家宝刀，竹刀就足够了。我是关东军作战参谋，我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在这里我敢告诉你这么一句话：如果一旦有事，不要两天我就可以占领奉天！”
小泽被石原莞尔的魄力镇住了，目瞪口呆。
这个小泽开作就是国际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的父亲。从此小泽开作就成了石原莞尔的崇拜者，甚至连小泽征尔的名字都来自板垣征四郎的“征”字和石原莞尔的“尔”字。后来在“9.18事变”时，驻满洲的日本外交机构受到外务省指示，禁止满洲的政府机关和在满国营企业支援关东军，小泽开作发动“满洲青年联盟”组织，为关东军提供情报，后勤和医疗支援，立下汗马功劳。
石原莞尔是做好了充分准备，除了具体作战方案以外。石原还和参谋本部俄罗斯班班长桥本欣太郎中佐，支那班班长根本博中佐，支那课课长重滕千秋大佐，作战部次长建川美次少将，参谋本部次长二宫治重中将，陆军省军务局军务课课长永田铁山大佐，军务局局长小矶国昭少将，人事局补任课长冈村宁次大佐等沟通了消息。
当时只有10600人的关东军要面对的东北军是44万8千，其中正规军26万8千，最精锐的17万奉军除在平津一带展开的11万左右之外，留在奉天的奉军还有6万人左右，对关东军构成人数上和火力上的绝对优势。为了弥补兵力上的差距，石原又通过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中佐串通了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无视军法，擅自将朝鲜军调至朝中边境，随时准备越境支援关东军。
神田正种原来是参本俄罗斯班的，在哈尔滨特务机关呆过，号称“苏联通”。他到朝鲜军上任之后才知道朝鲜各地反日情绪极浓，日本人甚至不敢一个人出门。石原莞尔对他说这种风气是从满洲来的，不解决满蒙问题朝鲜就永远平静不下来。
一开始的朝鲜军司令官是后来的甲级战犯南次郎中将，南次郎不敢擅自越境，一直到1930年12月林铣十郎上任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1931年5月，永田铁山到满洲视察时指出：“虽说张学良军素质不高，但也有22万。人家还有几十架飞机，咱们什么都没有。一旦有事，你们准备怎么办？”，指示从国内弄几门大炮到奉天（沈阳）来。这样就把两门24公分大炮从东京搬到神户，再装上船运到旅顺，最后拖到了奉天，准备炮打北大营。这时候外务省听到了点风声，奉天日本领事馆官员没事老是来转悠，关东军只好以打井为名来掩护。
那两门重炮说是说24公分，但是是日俄战争史的东西，性能非常差，当时的关东军又没有炮兵，胡乱凑合着总算在9月10日一个螺丝不多地装了起来，但没有人会操作。首先瞄准怎么办？石原看了忍不住发笑：“八嘎，就鼻子到眼睛那么远，要瞄什么准？直接对着打就行了。性能不好？没人指望这两门大炮去打仗，拿来吓唬吓唬张学良足够了”。
计划在1931年9月28日晚上行动。
具体执行者是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中队长川岛大尉，小野大尉，第二十九联队的小岛少佐，名仓少佐和奉天宪兵队的三谷少佐。这几个人是花谷正们花大力气在奉天附近的关东军部队里找出来的。因为这件事必须严守秘密，口风一定要严。一般关东军军官可能不会主动说出去，但是日本人的脾气：三杯黄汤下肚，嘴里会吐出什么来谁也不知道。所以从中尉到少佐的军官一个一个被花谷正找来喝酒。观察此人喝醉了以后会不会信口开河，上面几个人就是这样筛选出来的“酒后不语”的“真君子”。
除了这几个现役军人之外，还有两个预备役军人参加，一个是后来号称“满洲夜皇帝”的满影总裁甘粕正彦预备大尉，一个是后来是满洲国军中将的和田劲预备中尉。
具体的爆破由后来的第36师团少将参谋长今田新太郎少佐负责。因为他在进陆军大学校之前是工兵中尉，爆炸的行家。现在他在满洲干什么？说来有点丢少帅的人，当时他是后来的中将陆军次官当时是张学良的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少佐的助理。
他们的活动经费是从哪里来的？《花谷手记》里说得很清楚：“河本大作从内地（日本国内——俞天任注）源源不断的提供，使我们没有感觉到任何不自由。”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经费有很大一部分是贩毒所得。
这动静闹得够大的了，有没有人知道？
说实在话，除了张学良之外没人不知道。张学良也只是在学鸵鸟——装不知道，怕真知道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眼不见为净，张少帅干脆躲到关内北京去，我把满洲让给你关东军总行了吧？
石原莞尔周围的那些大陆浪人几乎全是地痞流氓，别指望他们能保守住秘密，所以东北是指要会吃窝窝头就知道关东军在搞什么名堂。就连东京也知道了。
石原的盟友们到没有出卖他，泄露消息是一个想不到的人：花谷正少佐。花谷正不是在满洲到处请人喝酒来测试这个人是不是酒后不语吗？可他忘了测测自己是不是“真君子”了。8月份花谷正去东京出差，原宿温柔的下女们几杯酒一灌，就来了个竹筒倒豆子，全坦白了。
花谷正去的料亭是要人去的料亭，这个消息就传到外相币原喜重郎耳朵里去了，币原告诉了首相若槻礼次郎。若槻找了陆军大臣南次郎来问，可这个南次郎是有名的什么都弄不明白的糊涂蛋，就是因为糊涂才被抬到陆军大臣的位置上，怎么可能说得清楚。若槻首相急了，说你一定要查清这件事。南次郎就来查了。
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对石原和板垣们的这个《满蒙问题解决案》是怎么个态度呢？内阁的态度又是什么呢？首先连对美开战的确实日期都不肯通知内阁的军部当然不会把这个基本上是秘密的方案通知内阁，因为政府有可能反对。为了防止政府的反对，那位政变专家桥本欣五郎在1931年3月和大川周明策划了一次政变，也就是所谓“三月事件”，这次政变在冈村宁次和永田铁三的反对下流了产，反对的理由是冈村宁次认为在国内改造以前应该首先解决满蒙问题。所以在9.18事变以后桥本欣五郎立即又和大川周明策划了另一次未遂政变：10月事件。
这里要说明一点的就是“军部”这个词。“军部”在谈到日本现代史的时候经常用，不少人以为和“日本军阀”或者“昭和军阀”是同义语，但其实有些区别。“军部”是日本军阀或者昭和军阀的代表，但“军部”这个字本身在当时确有明确的定义。军部是指“大本营参谋本部部及军令部的作战部”，也就是特指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的作战部这两个日本陆海军的指挥核心的。
从上可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包括其核心的作战部卷入9.18阴谋的人相当多。但陆军省，参谋本部作为一个整体，表面的正式见解是反对在中国大陆恶化事态。所以南次郎就找来了参谋本部作战部次长建川美次来问话。建川也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而是回了南次郎这么一句话：“不能完全否定关东军举事的可能性”。
靠，这不就是要闹事嘛，南次郎可真急了。当场逼着建川次长去满洲阻止关东军闹事。
建川本人就参与了这个计划，他怎么会愿意来劝阻石原和板垣呢？可是军令在身，不得不行。他就玩了一个“磨洋工，装死狗”。从东京出来，他不坐飞机，走陆路坐海船横穿朝鲜慢慢来。为什么？为了帮石原们和关东军争取时间。等他坐火车到奉天，已经是9月18号傍晚了。
其实建川刚从东京出发，桥本欣五郎就向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发去了秘密电报，说计划已经败露，建川美次已经上路到满洲来阻止了，要干就得在建川到来之前。
土肥原在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个计划，倒也不是有意在瞒他。因为石原和板垣所在的关东军总司令部当时在旅顺，而土肥原在奉天（现在的沈阳）的缘故。巧就巧在当时正好在东京出差，收到电报的是正好那天在奉天特务机关值班的刚调到奉天特务机关当土肥原助手的花谷正少佐，这样在没有进一步扩大知情范围的情况下，石原和板垣知道了这个消息。
9月15日，正陪着刚上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在进行巡视的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四个人在奉天特务机关的会议室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建川美次部长要来的问题。板垣拿了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说：“问天命吧，铅笔往右倒就不干了，往左倒咱们就玩命赌了。”
结果铅笔往右倒了下去。
那就是说计划要中止了，四个人面面相觑。
但是今田跳了起来，涨红了脸说：“你们不干我一个人干。”
就这这一句话，整个会议的空气为之一变。其实今田只不过是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日本陆军的佐级参谋，是一批特别疯狂的人，他们为了早日戴上将军肩章，什么事都敢干。在他们那儿，没有“冒天下之大不韪”这句话。于是这四个参谋就决定了提前在9月18日建川到达的那天晚上动手，因为那是能够争取到的最后时间了。
建川部长交给花谷，只要当天晚上能把他灌得不省人事就行了，第二天生米已经作成了熟饭。于是今田就负责修改时间表，通知执行部队的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的第三中队长川岛大尉；板垣则赶到本溪去迎接建川负责把他带到奉天，使其在事件发生的时候无法和在旅顺的本庄繁联系；石原莞尔则守在本庄繁身边，促使其下达关东军全体出动的命令。
就这样建川稀里糊涂地被板垣带到了奉天交给了在月台上等着的花谷正。花谷正再把建川少将带到一家料亭（高级日本料理店）为次长洗尘。建川次长也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对于不让他去旅顺而带他来了奉天一事不闻不问，在妖娆的日本下女的伺候下开怀畅饮了起来，左一杯，右一杯，两杯喝完，醉倒下了。干吗来的？等明天酒醒了再说吧。
石原的战术应该说不复杂：“打蛇打七寸”。乘张学良不在奉天，打掉奉天城里的奉军指挥部，使东北军群龙无首。同时占领营口和丹东，阻断关外奉军主力回援和确保朝鲜军的越境增援。
（少帅张学良，说句公平话，少帅的脸蛋长得还是可以滴。去反串个青衣小旦或者泡泡太太酒吧不愁没饭吃。唉，俗话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啊。）
但这只是对于东北军的，对于开战后会不会形成“国际干涉”的局面这一日本人最害怕的问题，石原莞尔的判断也十分准确：英美虽然不会满意日本在中国东北独大，但也不会直接插手，因为经过30几年经营，东北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日本的势力范围。加上从反共的意识形态上来看，日本正式占有了东北以后在阻止苏联的南下这点实际上对英美有好处；苏联呢？石原判断其正在忙于国内的五年工业计划和集体农庄，平复内战的创伤和巩固政权，一时腾不出手来南进。加上头年的1929年7月，张作霖刚死不到一年，张学良就和俄国人去闹出了一个“中东路事件”，极度恶化了和苏联的关系。被苏联人打得满地找牙不说，还把一旦有事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给玩没了；蒋介石呢？正在练着的“剿共”活就够忙一阵的，加上按老蒋的为人，对异己喜欢的程度，不比对共产党更多，肯定袖手旁观。
就是说，甲午战争以后逼着日本吐出辽东半岛的“三国干涉”是不会再有了。所以石原莞尔赌了这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