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中的皇城根 一 四中回忆之五

接前文“看拍电影“青春之歌” 一 四中回忆之四”

十三  盖浇饭

58年的好日子刚过去，全国大饥荒就来了（官方说法：三年经济困难）。当时正在四中读高中。随着全国经济形势恶化，北京的粮食供应开始紧张。

其实早在1956年北京已实行粮食定量。因为定量宽松，副食不定量，也没有发放粮票，只是各居民凭购粮本去粮店买粮，因而实际上对居民生活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饥荒伊始，最先受到影响的是郊区农民。俺到饭馆吃饭看见有很多郊区社员进城。 他们在饭馆买一个便宜菜，再买十几二十个馒头装入口袋带走。 这引起了有关方面的警觉。 因为国家调拨给各城镇居民的口粮是有定额的，如此一来就造成了城市粮食紧张。 于是有人想出了一个高招。 那就是停止饭馆卖馒头，再把菜浇在米饭上一起出售，此为之盖浇饭，从而阻断了市区粮食流失。 而此后不久，就全面发行了粮票，而盖浇饭也完成了历史使命。 

十四  祸从口出

粮食危机加剧，学校也开展了政治教育，围绕当前生活和粮食问题展开了学习讨论。 以班团支书为首的一派提出人民生活幸福，粮食不仅够吃，而且富富有余。 而包括俺在内的几个书呆子则认为粮食够不够吃有一个客观标准，那就是每天所吃食物中的营养能否满足身体的需要。 双方展开辩论，一时争执不下。 最后团支书们指出，如何对待这一问题是对待当前国家经济困难的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更打出 “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够不够比比工农兵大众” 的口号。吓得俺等立刻举手投降。 全班同学的粮食定量从36斤每月 “自愿” 减少2斤至34斤。

由此事的影响，1962年俺高中毕业时虽然获得了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毕业生银质奖章，也没能加入共青团组织。这事想想后怕，也幸亏俺晚生了几年，否则赶上1957年的反右运动，恐怕被带上帽子是十有八九了。

十五 大饥荒中的皇城根 

高中时俺住校。 四中有很多住校生。因为是全市范围招生，一些家离学校远的学生无法通勤，选择住校，只在周末回家。有些家长调离北京，去外省市工作，把孩子留在北京，可以有更好的教学条件。还有些走读的学生选择在学校吃饭也可以。所以在学校食堂就餐的有数百人之多。

食堂管理员周春方，中等身材，削瘦。是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的好干部。在大饥荒时，带领食堂员工想方设法让学生们吃好，健康成长。当时粮食定量中的比例是5：4：1。即50%粗粮，主要是玉米面，40%白面，10%大米。周春方经常戴上套袖，亲自在食堂指导，想办法做到粗粮细作。用玉米面做出的发糕又大又软，很好吃。在粮食和肉类，食油定量的条件下，想方设法搞多一些付食品和蔬菜。蔬菜公司借用四中操场貯存过冬大白菜。他组织同学去拣白菜邦。还从远郊区搞到一些白薯(地瓜)。做成的大菜包子和地瓜包很好吃。他因为工作勤肯耐劳，认真负责而被评为先進工作者。后来被提升为总务科长。

除在学校食堂用餐外，每月发放半斤糕点票和二两糖票给个人。 这也成了俺的珍贵享受。 因为营养不足，有同学浮肿，有人得了肝炎（据说是由进口的伊拉克蜜枣所传播，“境外输入” 又一例），甚至连体育课都停了一段时间。

好在班上绝大多数同学都有家庭的后援。有军干子弟带来了黄羊肉与同学分享。说是总参和总政出动了“八一”射击队和摩托车队去内蒙打猎，所得猎物分配给京内各大军队机关。家父所任职的建工部也从北大荒克山农场运来黄豆分给职工，以示党和领导的关怀。

俺在大饥荒时的生活虽说是困苦，但每月的定额是有保障的。相比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民众，应是好的太多。这当然拜赐居于天子脚下的皇城根。巧合的是学校西边的街道名称正是“西皇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