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零条款是网络世界言论自由的护法神
《自由观察 诉 谷歌案》
2020年大选的后遗症不少，对中文推特来说，可忙坏了阴谋分子和假美国通们，将中文推特世界，堕落成谣言工厂了。
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律师、教授、专家、学者们，大言不惭的用中国式的思维，来解释美国的法律，岂能不误解美国法律？岂能不闹笑话？
比如说多个媒体封杀川普事件，明明是墙倒众人推，明明是自取其辱，却说成了是剥夺了他的《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言论自由权利：错！
笔者永远不会同意封杀川普。虽然私人公司平台，拥有绝对的法律权利，可以封杀、拒绝或欢迎任何人或言论的权利，这不是在护短，而是在护法。
美国宪法精神的基石之一，是保护私人财产，而封杀川普的平台，恰恰正是私人的财产。
川普就像所有政客一样喜欢撒谎，而没有危害他人的撒谎，并不犯法。好大喜功与刚愎自用的个性，使川普咽不下败选的鸟气，吞不下认输的苦果。
《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为美国人民提供了五大权利保证：言论、宗教、出版、集会和抗议的自由。
几乎所有的法学家无不同意，言论自由是有条件的，不得任意滥用。 用 “一个瓶子装着九只蝎子”来形容最高法院的霍姆斯大法官，为滥用自由法理举例说：”你就没有在黑暗的剧院里，开突然大嚷失火玩笑的自由！”
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权利保障下，政府不得预先禁止出版物。大前提是“政府不得”，此法理不得延伸到私人平台，这就是各大媒体平台，有权封杀川普言论的强大法理，因而川普的被禁声，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权利无关，但与制造谣言和散播谎言有关。
私人企业有权制定符合自己利益的规矩。一个家庭也毫不例外，做客友人家，如果在主人家的客厅，大声污言秽语喧嚷，主人在警告无效，当然有权驱逐之。难道可以说，喧嚷者的言论自由宪法权利，被强行剥夺了吗？
一间私人出版社，当然有权拒绝出版自己不喜欢的书，难道可以说被拒绝者的出版自由宪法权利，被强行剥夺了吗？
以上几个简浅但普遍的道理，也是人之常情的社会伦理，正是华盛顿地区联邦法院麦克法登法官(Trevor McFadden)，在裁决《自由观察 诉 谷歌案(Freedom Watch V Google)》中采用的法理之一。
在川普被各大网络平台集体封号的争议中，《自由观察 诉 谷歌案》的教育意义，更显重要。不仅在案中出现的人物，都是美国当代的风云人物，也与美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自由观察 诉 谷歌案》是一件集体诉讼案。原告是两位牛人，克莱曼(Larry Klayman)和卢默(Laura Loomer)。
2018年8月29日，滥诉成瘾的克莱曼，入状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提起十亿美元索赔的民事诉讼。被告们全是网络大卡：谷歌、脸书、推特、苹果。
克莱曼罗列四个网络大卡的罪名有五：
第一，被告们阴谋压制保守的政治观点 ，第二，原告们的《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言论自由权利被非法剥夺，第三，被告们阴谋垄断了绝大部分的美国网络市场，第四，被告们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第五，被告们 违反了《哥伦比亚特区人权法(District of Columbia Human Rights Act)》。
2018年11月16日，克莱曼入状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洋洋洒洒三十页纸的五大罪名，全是些可以经济砍头的滔天大罪。罪名还没有完，还有附带的五小罪。
综合五小附带罪是：第一，油管在没有预先通知原告，与及没有任何的合理解释下，突然减少原告博卡里(Allum Bokhari)保守观点频道的广告分成，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第二，排斥使原告艾里达(Phillip Areeda)和霍温坎普(Herbert Hovenkamp)的保守观点，使两位原告成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直接受害者。
第三，原告夏皮罗(Ben Shapiro)的保守观点，被刻意歧视，触犯了《哥伦比亚特区人权法》，使原告成了直接受害者。
第四，原告厄帕(George Upper)与海尔 (Shaun Hair)，因为抨击保守观点、推动自由思想而被脸书傲慢地查封，脸书的行为，形同独裁暴政。
第五，原告的《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言论自由权利，被剥夺殆尽。
起诉状里附录了两篇文章作为证据：一是脸书前职工努涅兹(Michael Nunez)爆料的《我们经常压抑保守的新闻》，二是读者波利亚德(Paula Bolyard)的《百分之九十六的川普新闻谷歌搜索是来自自由媒体网站》。
克莱曼的诉状认为，这明显地已经触犯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情况相当严重，错误必须纠正，必须赔偿。
《自由观察 诉 谷歌案》之引起社会的重视，原因之一是两位原告的背景。
外号茶党独行侠(The One Man TEA Party)的克莱曼，于1951年7月20日，在费城出生，1974年自杜克大学毕业，1977年在埃默里大学法学院，取得法学博士学位。
茶党的所谓党性，就是三K党的党性。的确是与克莱曼不谋而和，同样的是些如假包换的种族主义分子。
克莱曼当过美国司法部的检察官，出任过联邦法官的助理，精通四国语音，自誉为国际律师。
2004年，出马竞选佛罗里达州美国参议员。但以仅得百分之一的支持率大败，自此再也不敢打参众议员的主意，于是改变吃饭路数，创办了《自由观察》和《司法观察》，由于痛恨民主党，斗争的对象，自然对准了克林顿总统。
不知道哪里来得那么多的仇恨，克莱曼居然前后控告克林顿总统十八次，十七次被法院丢了出去，但只有一次给克林顿带来潜在的危机： 他为了证明与一位白宫女义工没有传说的关系，特地公布了一封私信，结果被克莱曼告进了联邦法庭。
法官考虑后，裁决克林顿公布私人信件行为的侵犯隐私罪名成立。侵犯个人隐私，属于联邦轻罪。
克莱曼绝不放弃任何使用法律行动，攻击克林顿夫妇的机会。为了达到见不得光目的，他代表佛瓦斯(Gennifer Flowers)控告希拉里诽谤，代表凯尔(Dolly Kyle)向克林顿追讨公道，代表斯特恩(Jared Stern)控告克林顿夫妇诽谤等，兴致一来，就按《敲诈影响和腐败组织法》，起诉克林顿夫妇，被美国舆论嘲讽为“克林顿克星”。
克莱曼对民主党有着刻骨的仇恨，对欧巴马也不客气。2012年，他代表佛罗里达州居民，控告欧巴马不在美国出生，因而无权参选总统。
案件失败后，克莱曼的劲头更大了，于是发起 “驱逐欧巴马出美国” 的政治运动，来推动他的“保守主义”，实际上就是白人至上主义。
克莱曼又代表宪法党，控告阿拉巴马州务卿，逼他立案去调查欧巴马的美国公民身份。
克莱曼的种族仇恨是惊人坦率的。2013年5月28日，为了宣传自己的“保守主义”，他公开搞了一场公民大陪审团活动，宣布起诉欧巴马众多包括过失杀人，与伪造出生证明竞选总统等联邦重罪的成立，成为一时的政治笑话。
更大的笑话是在2013年10月13日，趁着两党政争导致政府停摆的天赐良机，克莱曼在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大街上使劲得瑟，威胁与辱骂欧巴马总统：
“这个欧巴马不是我们人民的总统，是他自己人民的总统！马上放下《可兰经》，举着双手出来投降！”
呼吁美国人民联合起来，发动第二次非暴力美国革命，推翻这个欧巴马穆斯林政权！由于欧巴马总统没有搭理他，几个星期后，在拉斐特广场，克莱曼又有的新花招：如果欧巴马不立即辞职，他将组织影子政府！
事实的发展是：欧巴马总统的所谓穆斯林政权，并没有辞职，也没有解散，更没有放下可兰经，举手投降，而克莱曼的影子政府，却连影子都没有看见。
一连两场宣称“百万人民占领华盛顿”的闹剧，别看克莱曼的口号，叫得惊天动地，但实际上到场的，只有一百来个看热闹的过路观众。
2013年，尾跟着几位议员和民权律师的启示，克莱曼以非法搜集公民通讯纪录为法理，入状联邦法院，控告欧巴马政府和国家安全局，由于案件的敏感性，法院在慎重考虑后，认可了克莱曼的观点，是为造成蝴蝶效应的《克莱曼 诉 欧巴马案》。
虽然《克莱曼 诉 欧巴马案》没有什么结果，但克莱曼却为自己，戴上了民权大律师的高帽子，从此以后，牛人自我膨胀得愈发更牛了。
克莱曼滥诉的对象越来越大，名堂也越来越光怪离奇，从欧巴马之要对伊波拉病毒负责，到起诉特别检察官穆勒、到阻拦2015年《伊朗核协议审查法》的执行等等，克莱曼忙碌得像个世界性权势大人物。
2020年9月30日，克莱曼以佛罗里达州选民的身份，入状首府塔拉哈西法院，控告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那个拜登的支持者，计划诱使重罪犯，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中投票选举拜登和哈里斯为总统和副总统。”
克莱曼在诉状中的几段文字，已经成为新闻界茶余饭后的笑话：
“我不会允许以非法手段稀释我的选票，和佛罗里达州公民的选票。我决不允许布隆伯格、拜登竞选活动及其同谋，影响任何总统或副总统候选人的选举。因此，我要求塔拉哈西巡回法院，发布声明性判决，和初步禁止令，禁止这一非法计划继续进行。亿万富翁彭博社和拜登竞选活动，不得凌驾法律之上，我们必须剪掉他们邪恶的翅膀，并追究其责任。”
审理此案的苏罗斯法官(Sanders Sauls)，曾在2000年戈尔和小布殊的佛罗里达州选票官司中，裁决小布殊胜诉。
当然，苏罗斯法官并没有满足克莱曼的意愿，不仅没有“剪掉他们邪恶的翅膀“，也没有“追究其责任“，而是将案件撤销。
在文明的社会里，法院是解决矛盾和伸张正义的地方，但绝对不是假借滥诉来扬名立万的天堂。
在数十件无理滥诉和在法庭上的嚣张跋扈态度后，声名狼藉的克莱曼，成了现代司法流氓和恶意滥诉的代名词。
真正的民权团体南部贫困法律中心，稀有地发表了一篇《关于拉里.克莱曼》文章，可谓对他的盖棺论定。
南部贫困法律中心，在文章的大字标题上，就直接称呼克莱曼为“极端分子”：
“克莱曼是一位病态的诉讼律师，以起诉从伊朗最高领导人，到自己母亲的所有人而臭名昭著。他花了很多年谴责奥巴马是一个秘密的共产主义穆斯林，召集了毫无意义的公民大陪审团，并指责过无数敌人，克莱曼是闪闪发光的憎恨克林顿保守派。”
南部贫困法律中心宣布说：
“克莱曼是一个全心全意的伊斯兰主义者，在每个角落和每个床底下，他都看到了暴力和隐身的圣战。他是犹太裔信奉基督教的信徒，他显然认为自己在道德上，要高于大多数的凡人，但在2013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俄亥俄州上诉法院判决书的摘录：发现克莱曼有‘不当接触’了自己孩子的非法行为。“
在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上，南部贫困法律中心，是一个功勋彪炳的非牟利机构。尤其是在法庭上对抗祸国殃民的三K党暴行上，更是无人可比。
1983年7月，南部贫困法律中心总部，被三K党徒加纳(Joe Garner) 、丹安斯(Roy Downs)和贝里(Charles Bailey)，用汽油燃烧弹炸毁，由此可见三K党对这个民权组织的刻骨仇恨程度了。
南部贫困法律中心批评克莱曼沉迷滥诉，甚至连自己的母亲都不放过，不是空穴来风：1998年6月6日新闻说，克莱曼为老病在床行动不便的外祖母戈德伯格(Yetta Goldberg)，支付了五万元的理疗费，她去世后，他母亲芬恩伯格(Shirley Feinberg)不肯还钱，翻脸后的滥诉大师，就将自己的老母亲，强扯进了法院的被告台！
克莱曼知道为了钱而控告自己的母亲，肯定不是件光彩的勾当，为了避免曝光出丑，所以就用匿名静静地进行，希望知道这件勾当的人越少越好，但百密一疏，后院失火，这件勾当，被自己的兄弟捅了出去。克林顿的律师查证属实后，全世界就都知道了。
因为收了客户两万五千元而不办事，被法庭裁定必须退款，但过期还是不还钱，2014年，克莱曼同意接受哥伦比亚特区律师协会的公开谴责。
2020年，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取消克莱曼的律师执照九十天。
拜登宣誓就职总统，克莱曼肯定又会忙碌起来，因为在2019年，克莱曼就控告过拜登和他儿子亨特。
纽约第二联邦巡回法院陳卓光法官(Denny Chin)，和加州中区联邦法院凯勒法官(William Keller)，因无法忍受克莱曼的赖皮式滥诉 都曾下令他终身不得再进入他们的法庭。
表面上是《自由观察》在控诉，实际上是克莱曼在操作。
《自由观察 诉 谷歌案》的另一位主要原告是卢默，这位以反穆斯林而深得川普欢心的九十后，乃一种族主义鼓吹者网红，她居然自称“引以为豪的伊斯兰恐惧症(proud Islamophobe)”。
以凡是伊斯兰的就反政见，获得了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第二十一选区联邦众议员提名。而该选区正是川普登记为住家的地方。
2020年8月18号，在卢默胜出后，次日，川普分五次发推，大力支持说：“卢默干得好！你有很好的机会去对抗木偶佩洛西了！”但是败选的结果，没有一圆她的国会议员美梦。
为了将穆斯林驱逐出美国，卢默警告乌博，不得聘用穆斯林的司机，理由居然是“提防发生大规模开枪事件”。
2015年，卢默在就读的巴里大学，偷录了一段与学校行政当局开会，意图组织小组来支持ISIS的音频被公布后，引发社会的哗然。
2017年在纽约市，她扮成穿着古罗马武士的川普，冲进正在上演《凯撒大帝》的舞台闹事，引起瞩目。处处是阴谋和种族仇恨言论，使谷歌、苹果、脸书和推特等媒体平台，对她采取永久查禁行动。
基于种族仇恨信仰，代表明尼苏达州的奥马尔(IIhan Omar)，成了卢默的攻击目标，她公开羞辱那位索马里出生的民主党说：奥马尔之支持女性割除生殖器的原因，是因为穆斯林的宗教信仰。
为了抗议被推特封号，卢默用铁链子，把自己锁在推特纽约总部。在抗议她的言论自由宪法权利被侵犯无效后，就在2018年8月29日，卢默与克莱曼联手讼诉，入状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用二十一页纸的所谓法理，求偿十亿美元的宪法权利和精神损失费。
不知道是天意还是巧合，克莱曼和卢默联手打造，求偿十亿元惩罚性赔偿的《自由观察 诉 谷歌案》，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里的十五位联邦法官中，偏偏落在了麦克法登 —- 一位川普提名的三款法官手里。
2018年11月16日，谷歌、苹果、脸书和推特的律师，连名入状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就克莱曼的指控，回应了三十页纸的法理驳斥书，以一大主法理，和三小法理为法理，要求麦克法登法官撤案。
为了提防发生无法拦住的集体滥诉蝴蝶效应，被告们全力以赴地应付，这可从其律师团看得出来。
代表脸书出庭辩护的律师是普里米斯(Craig Primis) ，代表推特的律师是雅各布森(Jonathan Jacobson)，代表谷歌的律师是施密特林(John Schmidtlein)，代表苹果的律师是戈特利布(Michael Gottlieb) ，这些全是华府的司法精英。
这是一篇难得一见，法理健全，几乎是无可争辩的优秀答辩书。事后回顾，无论是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还是华盛顿特区联邦上诉法院，所采取的撤案法理，全在这篇答辩书范畴之内。
三小法理指的是没有满足《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三条》规定。该规则的基本要求有三：事实上的伤害、因果关系、可修复性。
首要的法理，是原告无法证明伤害，是事实或迫在眉睫。
克莱曼的指控，建立在推测性或假设性上，原告并未声称有任何的伤害。对受法律保护利益的索赔，必须要用事实或证据落实在具体上，原告的平台发展是随机性的，其广告收入之递减与被告无关。
克莱曼的指控，不足以建立非随机性案例。其所谓的伤害，与所声称的非法行为之间，有着矛盾的联系。指控平台增长停滞，与指诉的阴谋压制理论有关。
克莱曼的次要法理，是被告无法陈述案件可行性的因果关系。
原告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主张，因缺乏国家行动而失败，被告是私人企业，而不是国家行为者，因此权利论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是对国家诉讼的限制，而不是对所使用私有财产诉讼的限制。触发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对言语的侵犯，必须是由国家名义引起的某种行为。
遵循这些原则，最高法院一直拒绝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要求，针对私人在线服务提供商，包括本案中的几名被告，因为缺乏了国家行为。只有非营利性公司，才不受宪法言论自由的约束。
原告没有证明，将其与有关社交媒体平台，和其他提供在线服务的私人公司，是国家行为者。
正如最高法院所解释的那样，”只有在存在国家与受规制实体，所质疑的行动之间的联系足够紧密，后者的行为才可被视为国家本身的行为。“明显地，此案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克莱曼指控被告人，“在相关市场上集体获得了垄断权”。
《自由观察》甚至没有声称其任何内容，有以任何方式受到所谓的压制，如果受到伤害，增长减慢充其量只是推测。因此，即使《自由观察》能够以某种方式，确立了宪法保护地位，它的反托拉斯索赔仍将失败。
无需提出真实和直接威胁的指控，在原告指控串谋垄断的主张情况下，没有指控串谋，也注定这种主张会失败。
克莱曼指控被告人违反了《1977年哥伦比亚特区案人权法案》，明显地不成立。
根据《华盛顿特区法典》第2-1403.16节规定，要向被告人做出救济要求，原告必须用事实证明，被告从事了非法歧视行为。
原告并未声称被告实际上是在针对原告。被告人被指控压制了原告的一些内容或言论，这样做是出于政治联系的原因。
克莱曼指控被告的在线服务，不是该区域内的“公共场所”。
《1977年哥伦比亚特区案人权法案》，按照其术语，仅适用于在公共场所、度假胜地、娱乐场所、从事教育工作机构、公共服务、以及住房和商业空间的住宿。
原告主张的唯一依据，是被告的在线服务，构成了“公共住宿”的地方。将“公共住宿” 场所一词，定义为“所有地方“。
华盛顿联邦法院认为“公共住宿场所”，必须是实际的“场所”，所以不包含服务或组织。相反，它指的是物理设施，例如“建筑物”，它们是有形的地理位置。
克莱曼的选择性引文，歪曲了法规的实际内容。被告人的在线服务，并没有有形的地理位置。其指控仅与被告的在线服务有关，与任何实体设施或位置无关。
2019年3月14日，麦克法登批准了谷歌等律师的撤案动议。
2019年12月5日，克莱曼用二十二页纸的法理，向华盛顿特区上诉联邦法院，提起上诉程序。
2020年5月27日，哥伦比亚特区上诉联邦法院的三位法官，罗杰斯(Judith Rogers)、格里菲斯(Thomas Griffith)、伦道夫(Raymond Randolph)，全票裁决麦克法登将之撤案的裁决，为合法无误，维持原判不变。
三位联邦上诉法官，根据《哥伦比亚特区上诉联邦法院规则第三十六条》，裁决不将裁决书全文颁布。裁决书是冷冰冰的一行字：“命令并裁定地区法院的裁决确认无误。”
罗杰斯是克林顿总统在1993年11月7日提名的三款女法官，也是哥伦比亚特区上诉联邦法院历史上第四位女性三款法官。
格里菲斯是小布什总统，在2004年5月10日提名的三款法官，素有“最不为人知但最有权势法官”美誉。
伦道夫也是小布什总统，在1990年5月8日提名的三款法官，以铁面无私闻名于世。
2019年7月3日，华盛顿特区地区法官沙利文(Emmet Sullivan)，突然给四十九位法官群发电邮说：请留意即将到来的气候变化研讨会。
伦道夫立即在不到一个小时内，在群发法官们的回邮，教训沙利文说：“这是你操行的大问题，还是管你自己的审判业务吧，你已经过界了，我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检举你！”其个性之刚正，于此可见。
2020年5月28日，即《自由观察 诉 谷歌案》裁决的次日，川普签署了一条《美国总统行政命令》：强力谴责和意图废除《230条款》，这正是麦克法登与三位联邦上诉法官采用的共同法理。
川普的批判《230条款》言行，又将《230条款》炒作成热门的新闻话题，引起广泛的关注。深受网络霸凌的川普，痛恨《230条款》，是可以理解的。
《自由观察 诉 谷歌案》的主要辩论，聚焦到一个法理上：1996年2月8日生效的《230条款》，是否依然是网络世界言论自由的护法神？
大多数的美国法学家们承认，《230条款》是美国近代司法史上最为重要的立法之一，这条美国法典，保护了网络平台供应商，免于被滥诉的特权，彰显了言论自由的普世价值。
《230条款》免责保护不是没有条件的。2018年4月11日，川普总统签字生效的《制止性贩运者法》和《允许国家和受害者打击在线性贩运法》，就是对挑战 “《230条款》在保护不道德商业行为” 的正面回应。
《230条款》为网络平台供应商，提供了免责的安全港，但不允许在其网络平台，从事儿童色情活动而免责。
参议院以97同意2票反对，众议院以388票同意25票压倒性通过的《制止性贩运者法》和《允许国家和受害者打击在线性贩运法》合并，得到大部分的舆论支持。
自此《230条款》不再是网络儿童色情的避风港，平台供应商必需为刑事犯罪，负起刑事法律责任。
在目前的美国的网络平台上，《230条款》的保障自由空间，已经越来越小。
举凡有关侵犯版权、性别仇恨、种族歧视、白人至上、宗教压迫、鼓吹恐怖、散布谣言、制造谎言、儿童色情、种族优越等言行或文字等，全属于刑事犯罪范畴。
网络平台供应商，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自我主动清理网络平台，要么面临被检控刑事责任的风险。
这些违反美法律的赤裸裸犯罪行为，既不被《230条款》保护，更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
依据《圣经》里好撒玛利亚人精神而立法的《230条款》，在法律上被认可的先决条件有三：
一，被告必须是网络平台的供应商或是用户，二，原告主张的诉讼因由，必须将被告视为所涉有害信息的发布者或发表者，三，该信息必须由另一信息内容提供者提供，被告不得是所涉有害信息的信息内容提供者。
《230条款第e项之1》规定，违反电子隐私者，和《230条款第e项之4》规定，违反知识产权者，不在保护范畴之内。
这些侵犯个人权益行为，与《230条款》是否保护无关，也与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无关。
《230条款》是1996年《通讯尊严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的主要组成部分，为网络供应商，提供了免于被起诉的法律责任保护伞，因而被誉为美国近代司法史上，最重要的立法之一。
《通讯尊严法》是简称，法律的全名是《1996年第五款通讯尊严法》。
网络科技出现后，迅速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通讯方式，既拉近了人际的距离，也添加了前所未见的法律挑战。
《通讯尊严法》之目的是在保护未成年儿童，不被网络的色情所诱惑。
1995年，内布拉斯加州联邦参议员埃克森(John Exon)，连同华盛顿州联邦参议员戈顿(Thomas Gorton)，向参议院商业科学与交通委员会，递交修改《1934年通讯法》动议，着重第230条款，关于反猥褻与反淫靡的严格限制，其目的也是以法律保护儿童为诉求。是为俗称《230条款》的来源。
1995年6月15日进行表决，以81票同意18票反对压倒性通过。同一的立法动议到了众议院时，增加了分量。
《通讯尊严法》因侵犯成年人言论自由而被挑战，费城和纽约法院均将部分条文废除。加州众议员考克斯(Christopher Cox)，和俄勒冈州众议员怀登(Ron Wyden)将之完善。
2000年再重新修改，为被最高法院在2004年裁决”与宪法同等地位“的《儿童网络保护法》，2000年圣诞节前，克林顿总统将之签成美国法典。
《230条款》并不在原始的《通讯尊严法》里面。1995年6月15日，在众议院以怀登为推手，动议《互联网自由与家庭赋权法》时，将之添增进去的。
1995年8月4日表决，以420票同意4票反对的压倒性通过，1996年2月8日，克林顿总统将之签署成美国法典。《230条款》主要是赋予网络平台供应商免责特权。
《230条款》的主要内容是：“网络计算机服务的提供者或用户，不得被视为另一信息内容提供者提供的任何信息的发布者或发言人。”
一句短文，但却成为未来数年间，超过五百件网络诉讼案件，设下了不得跨越的保护底线。这句话也成为打破克莱曼求偿十亿美元美梦的《自由观察 诉 谷歌案》法理。
《230条款》并没有为网络平台供应商，提供地毡式的全面豁免权。三藩市的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已经在数件牵涉到版权、刑事等范畴时，就引用自1998年10月28日开始生效的《在线版权侵权责任限制法》，加以惩罚制裁。
2020年大选期间，许多匿名的荒唐谣言制造者，得以躲过法律的制裁，全拜《230条款》之赐。
审查争议的导火索，是2020年5月26日的川普发推文：“邮寄选票不造成诈欺是零可能！”帖子刚出，推特就发出警告，引起全美各大新闻媒体的批判。
推特总裁多尔西(Jack Dorsey)发推说：“我们无意想当真相的仲裁员，我们的意图是将相互矛盾的陈述联系起来，并显示有争议的信息，以便人们可以自行判断。”
多尔西摸了川普的老虎屁股，引起川普盛怒。2020年5月28日，川普签署了以“防止网络审查”为主题的第13925号《总统行政命令》。
川普在签署前大发牢骚，痛批这些网络大腕为《好撒馬利亞人法(Good Samaritan law)》：西方文明国家，为了鼓励帮助受伤者，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来追究帮助者的过失法律。
《好撒馬利亞人法》是美国保护鼓励见义勇为的文明法案。意大利、日本、法国、西班牙和加拿大等国家法律，要求其公民必须实行这条社会良知法律。德国法律规定，无视提供协助责任是违法的。
越是独裁暴政的专制政权，越是藐视《好撒馬利亞人法》精神，越是自扫门前雪，越是鼓吹提防碰瓷陷阱。
《230条款》是经过正当程序的美国法律，美国总统无权将之废除。
废除美国法律的正当渠道有二，最高法院裁决违宪而废除，与国会通过恰当程序修改或废除。
川普之痛恨《230条款》是有目共睹的，他在2000年11月大选后高调宣布，如果《2021年国防支出法案》不包括废除《230条款》在内的话，他将否决之。
结果是新出炉的《2021年国防支出法案》，并没有只字提及《230条款》，于是败选的川普就耍性子，在2020年12月23日将之否决。
五天以后，众议院以322票同意87票反对票，成功反否决，2021年1月1日，参议院同样成功反否决，《2021年国防支出法案》自动生效，但依然没有《230条款》的影子，《230条款》影响力之强，于此可见。
《自由观察 诉 谷歌案》，是一件典型的挑战《230条款》底线的滥诉案例。这种挑战，在未来的岁月里，将会以各种形式，重复地出现在美国联邦法院里。除非通过修宪废除保护私人财产的权利，否则难以动摇《230条款》的重要法律地位。
《美国宪法第四条修正案》的主要内容，就是保护私人财产，这条已经根深蒂固地融进美国人民生活的普世价值，不可能被任何的花言巧语所取代。
美国舆论和法学家们，普遍地认为，没有《230条款》保护的美国网络世界，将因无法承受的诉讼压力而逐渐凋零，就像婚姻制度一样，在没有更好的取代制度下，维持目前的《230条款》现状，或许是一种必然之恶的正确选择。
高胜寒 2021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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