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应该回国躲避疫情吗？

发表时间：2020-04-19 21:39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的新冠病毒疫情有所缓解，世界其他地方的疫情加重。于是国内的亲戚、朋友和同学们就开始联系我，商量是否应该让他们在国外留学的孩子回国躲避疫情。

其实这些熟人大都属于国内的精英层，有的本身就是资深的医生。他们经常出国，对美、加、西欧等地很熟悉。疫情之前，他们都自然地觉得，西方国家远比国内先进，包括医疗条件，所以孩子在国外他们很放心。但是最近国内媒体和网络把西方疫情描述得很可怕，好像武汉发生过的情况在西方国家都发生了，而且比武汉更严重，尤其是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新冠确诊人数与死亡人数都远比中国高。于是他们不由自主地疑问，难道美国的疫情比中国更危险、纽约比武汉更糟？本来对欧美很熟悉、很有信心的人也动摇了，不知所措。

我并没有医学背景。熟人们找我询问意见，只是因为信得过我，觉得我在美国生活多年，并且也有孩子在上大学，还是在美国疫情较严重的地方，所以认为我应该了解美国的疫情。与这些家长交谈了几次之后，我发现他们的问题都类似，而且我的回答也逐渐定型。既然他们觉得我的话对他们有帮助，我就想写出来，也许能帮助更多的人。在以下文字中，我主要对比中国和美国的情况，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比如加拿大、英国、德国等，与美国的情形大同小异。

中美在同一起跑线上

首先，新冠病毒对于全世界都是崭新的，所以中国与美国大致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到目前为止，两国都没有特效药物或治疗方法，也都在研究和实验一些新药，比如Remdesivir、氯喹等，但都还没有成功。无论孩子在哪一国，都可能染上新冠病毒，都可能发展成重症、甚至死亡。所以在疫情期间，孩子无论在哪儿都有风险，都要特别小心。如果不幸真感染了，在目前状况下只能靠自身免疫力抵挡病毒，不能指望医药的力量。医疗体系只是给予辅助性的服务，比如为你测试病毒、给你一张病床、监视你的病情、在状况加重时为你提供呼吸机等。总之，在技术层面，孩子呆在中国或美国得到的医疗服务相差不多，中美都没有决定性优势。

两国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美国的医疗体系相对普惠，老百姓与达官贵人接受的服务差别不大。而在中国，一般人与高干或有关系的人相比，境遇天差地别。老百姓在平时也会看病难、医院里一床难求、看不到专家、不受医生重视等。有特权的人得到的服务则与美国比肩。中国的疫情爆发时，多地出现过医疗资源被挤兑，尤其在武汉，使得大量病人得不到医疗照顾，本来有生存希望的人也可能因此丧命。中文媒体和网络盛传，美国在疫情初期也有很多骇人听闻的情况，比如纽约的新冠病人因为得不到床位而躺在医院的走廊里、医护人员因为缺乏防护设备而穿着垃圾袋工作、危重病人得不到急需的呼吸机等。但是后来证明这些传闻都是假的。即使在疫情最坏的时候，美国也没有出现病人得不到正常医疗服务的情况。所以，出身于大陆内地老百姓家庭的留学生，如果不幸感染上病毒，在美国更可能得到正常的医疗照顾。但是如果孩子来自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家里有地位和关系，回中国抗疫可能更好。因为这些大城市有良好的医院和医生，如果父母是高干或与医院有特殊关系，孩子可能得到很好的医疗服务。

图1 微信中曾传说这是纽约市医院里的情况，病人得不到床位，躺在医院走廊的地板上。其实，这是西班牙马德里医院里的图景。西班牙在疫情早期出现了医疗系统被突然出现的大量病人挤兑的情况，与疫情早期的武汉类似。但是纽约和整个美国的医疗体系基本承受住了疫情的冲击，没有出现病人得不到正常服务的情况。

图2 这是纽约殉职护士Kious Kelly。右图是他与同事们在疫情期间穿着垃圾袋工作的照片，曾被全世界各大媒体刊登。他死后，他的亲友们曾呼吁全社会捐赠医用防护设备。在微信上，很多人用他的故事做例子，声称美国医院缺乏基本的防护设备。后来，他所在的医院官方澄清，这张照片中的三个护士都穿戴着医院提供的全套防护设备，医院里也没有出现过医护人员没有防护服可穿的情况。Kelly生前有严重的哮喘病，而新冠病毒对哮喘病人的危害极大。他的死疑似与他的哮喘有关。

图3 疫情期间，在武汉和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出现过呼吸机紧缺、危重病人得不到呼吸机的情况。微信上曾流传说，纽约和美国很多地方严重缺乏呼吸机，危重病人因此面临不必要的生命危险。在4月15日之后的这几天里，美国疫情停止增长，社会紧张程度缓解。白宫疫情工作组在每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总结说，即使在疫情最紧张的时候，美国也没有出现新冠病人得不到正常医治的情况，尤其是每一个需要呼吸机的病人都得到了呼吸机。

中美的数据对比

大概每个关心疫情的中国人，甚至世界各国的人，都惊讶于以下的中美疫情数据对比：

图4 中美疫情数据对比

与我联系的那些家长朋友们，正是因为看到这样的数据，才开始怀疑美国的医疗体系，找我商量是否让孩子赶紧回国。我觉得有两个主要原因造成了违反常识的中美数据剪刀差，一是两国的统计方式不同；二是中国出于政治动机故意造假。这两个原因相互联系。中国采用目前的统计方式，背后的关键动力正就是政治考虑、而不是医疗要求。

关于统计方式的不同，首先，没有测试就没有确诊。美国测试了大约400万人口，远远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中国没有公布确切的测试总数，但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的测试数量低于韩国。韩国测试了大约55万人，中国的测试量应该低于55万，而且很可能远低于这个数，因为韩国一直坚持对国民测试，而中国早已停止了大规模测试。被测试的人口多，确诊的人数自然就多。美国的总测试数比中国多了很多倍，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美国的确诊数远比中国高。另外，有做医生的朋友讲，国内的很多医院已经不用测试盒了，转而主要依靠透视办法筛选病人。这样确诊的病人都是新冠感染已经发展到严重的肺炎阶段，自然就排除了绝大多数轻症或无症状新冠感染者，人为地大幅度降低了确诊人数。

其次，关于死亡人数，美国广义定义新冠死亡。如果病毒感染对患者的死亡或急救有影响，就被计入新冠死亡。例如，在我居住的宾夕法尼亚州，一位老人在家里摔倒、伤及大脑，在抢救时发现他已经感染病毒。他死后就被算作新冠死亡，因为医生认为他的感染影响了抢救。而中国狭义定义新冠死亡。病人的感染转化成新冠肺炎，肺炎再严重恶化，造成病人死亡，才算是新冠死亡。其实，在新冠病毒感染者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转化成肺炎；在新冠肺炎患者里，又只有很小一部分严重到丧命。美国的医生发现，在需要住院治疗的新冠重症患者中，90%的人患有其他严重疾病。也就是说，很少有人只因为感染了新冠病毒而成为重症患者。德国的研究人员解刨了在汉堡的全部44位新冠死亡人，发现他们都死于并发症，没有一个纯粹死于新冠病毒。他们原来都有严重疾病，比如心脏病、高血压、癌症等，并且几乎都是老年人。即使没有感染新冠病毒，他们也将不久于人世。因为西方的新冠死亡定义很宽，所以他们都被纳入。如果收窄定义，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可能不算。定义的宽窄强烈地影响官方的新冠死亡人数。

美国对疫情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的定义，符合国际通行标准。中国相对应的两个定义，更接近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而不是新冠病毒感染的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新冠肺炎是新冠病毒感染的极端形式，占比很低。类似地，美国统计流感疫情，也遵从广义定义。新冠病毒爆发以来，中国网民们开始关注美国历年的流感统计数据。美国国家疾病控防中心CDC官方公布，每年大约有数万美国人死于流感。很多中国人被这个数字吓住了，根本原因是他们不理解美国的统计方式。美国人并不比中国人更容易死于流感。实际上，我和熟悉的朋友们从中国来到美国，都感到美国的环境远比中国清洁、大众接种流感疫苗也远比中国普遍。我们在美国感染流感的概率比在中国时低很多。那些“死于流感”的美国人，几乎都死于流感与其他疾病的并发症。一般中国老百姓觉得“流感是小病，不死人”，甚至经常不区分流感与感冒。比如老年人在秋天得了流感，在冬天死于多器官衰竭或败血症。中国人会觉得他的死因是多器官衰竭或败血症，想不到归咎于流感。但是在美国，他会被计入流感死亡。中国人习惯和接受了狭义的“因病死亡”概念。按照这样的标准，流感在美国也一样“不死人”。

关于政治力量影响统计数据，这在中国是常态，人人都知道。但是具体细节是机密，老百姓无从知晓。我能看到的都是公开的部分，最多算是冰山一角。比如在疫情期间，“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统筹全国抗疫。其人员组成偏重“维稳”，完全排除了医生或医疗系统的人员。在“维稳压倒医疗”的政治大气候里，武汉政府在疫情高峰时把测试盒的发放权从医院和医生手里回收到疾控中心。疾控中心是行政部门，最高原则当然是对上级效忠，而不是救死扶伤。他们控制测试盒发放总量、以及发放给谁。有记者报道，很多病人的新冠感染症状明显、病情严重、甚至死了，也没有得到测试盒，所以从没有被计入疫情统计。这样的死亡，也只能算成普通肺炎死亡，不被计入新冠死亡。再者，疾控中心为了压低新冠死亡率，选择性地把测试盒发给疑似感染、但病症轻微的人，造成一段时间里虽然每天的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大幅上升，但是病死率永远保持在2.1%的统计奇观。疫情高峰过后，中央鼓励全社会复工，于是各地的政府内部文件流出，显示各级政府直接压制、威胁医疗部门，不许后者上报或公开新的疫情。

小结

武汉和纽约的疫情有很高的可比性。两者都是大城市，前者的人口密度比后者还高。武汉在去年12月初出现新冠死亡，到1月23日才封城，病毒有近两个月的时间自由传播。纽约在3月14日出现第一例新冠死亡，3月20日就全城开始居家抗疫，中间只相隔一个星期。另外，武汉出现了医疗体系被大规模挤兑的情况，很多病人得不到正常医治，这是最容易造成大规模死亡的情况。而纽约的医疗体系基本容纳了所有正常的医患需求。按理，武汉的疫情应该远比纽约严重，但是公布的数据正好相反，并且差距巨大。很容易看出来，武汉的疫情统计被严重扭曲。但是很多人还信以为真，并为武汉的抗疫成果骄傲。这种情况很像大跃进时期的“亩产万斤”，旁观者很容易看出荒唐，但是当时的全国人民都信以为真、引以为傲。几乎所有位居高位、有头有脸的人都加入吹捧，唯恐落后于人。比如钱学森还一本正经地发表了“科学论证”。中国社会就是这样，大众总是争先恐后地顺着权力信假相、说假话，却极少有人敢于违逆权力探求真实、说真话。总体讲，中国人尊重权力远胜于尊重天理。

由于中美社会的不同特点，平民出身的留学生更应该留在美国，享受美国医疗体系的普惠；而特权家庭的孩子更应该回中国，既可以获得优质的医疗服务、又可以与父母团圆。但是这几个月以来我看到的情况正好相反。那些父母位居高位、经常出国，并且家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留学生，相对更愿意留在美国应对疫情。大概因为这类家庭看得清世界大局，所以更信任美国。反而是那些来自内地中小城市，父母是小业主、基层公务员、或普通业务、技术干部，家里没有特权或关系的孩子，经常以为疫情中的美国很可怕、中国更安全，着急要回家。也许在这样的家庭里，思想更容易受国内宣传的影响，让他们看不懂中美两个社会的深层区别。总体讲，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回国躲避疫情的并不多。而且有趣的是，有些父母平时在网上高调爱国反美，在疫情期间却毫不犹豫地让自己的孩子留在西方、不要回国。

最后，我希望把这篇小文送给所有留学生家庭，愿大家都平安度过疫情！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九日于美国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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