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斗“破鞋”：全民的狂欢

发表时间：2019-12-13 17:13

【往事】斗“破鞋”：全民的狂欢

学人说史6

“破鞋”一词是源于老北京的“八大胡同”。八大胡同起始于清朝乾隆时期，青楼女子也是需要“营业许可证”的，而那些没有凭证字号的女子为了生意，便会在大门外挂上一只绣花鞋。天长日久，风吹日晒，绣花鞋也便成了破鞋。

有的客人便戏称来此地是为了“搞破鞋”，因为说的有趣，“破鞋”一词便由此传开了。

破鞋这个词语传遍大江南北，常指作风不正派、不守礼教规矩的女人女性。

老电影里常常有这样的场景，一个寡妇和别的男人好上了，整个村子都沸腾地要将“奸夫淫妇”浸猪笼，这样的村子往往还有一块非常讽刺的贞节牌坊，女人要么一头撞死在上面谢罪，要么就是活活被淹死。

文革时期“斗破鞋”更成了舞台戏，成了一场盛大的节日，人们欢呼雀跃着看“破鞋”奇装异服的样子---有的被剃了“阴阳头”，有的被涂上了夸张的口红，最具标志性的的就是胸口用绳子系着一双破鞋。

文革时，人们最兴奋的事情莫过于斗“破鞋”了。那时，我也多次亲眼目睹斗“破鞋”的宏大场面。记得每逢包头市青山区斗“破鞋”时，总是人山人海，马咽车阗，犹如盛大的节日。人们嘻笑着、欢呼雀跃着，比看“样板戏”热闹多了。“破鞋”的装扮也十分艺术，有剃“阴阳头”的；有反穿皮袄的；有口红涂得像玛丽莲·梦露的；还有把一双破鞋用绳子系住，挂在胸前的。

“奶挺大！”有人乐不可支地说。

“嘴挺小！”又有人眉开眼笑地说。

“破鞋”的头低的不能再低，脸红如布、汗如雨下。人们都快意地笑着，也有孩子往“破鞋”身上扔泥巴；女人往“破鞋”的脸上吐口水。在此事上，女人从来不同情女人，反而充满了仇恨，不知道仇恨源于何处？

“打死她！”有人在喊。我知道，正常男人是不舍得把女人打死的，打死女人属于资源浪费。尤其我的那些一年只回一次家的师傅们，他们的愤恨是出于心理不平衡，其实他们和阿Q想的都一样：为啥“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男人戴着道德的面具，怜悯但又残忍。他们恨不得立即把“破鞋”扒个精光，三点毕现。但这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于是只能把自己的欲望寄托到主持人身上，他动手，你也就乐享其成了。“不能打，摸摸也行，看看她的反应。”这么想着，难以自己，于是就群情振奋了。

这是盛筵，欢乐人群如潮水般汹涌。我也每每被搅得晕头转向，但也在心理上得到了满足。

“食色性也。”语出《孟子·告子上》；孔子亦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炽烈的文革也冲不淡男女躁动的情欲。

记得我第一次看到的“破鞋”，是个一机厂的女工，她与奸夫都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脖子上还被人套着绳索，用皮带抽着，像狗一样牵着走，脸上被墨汁印油涂抹的如同戏子一样。女青年胸前挂着的大牌子上写着“大破鞋×××”；男青年戴着纸糊的高帽子，上写“大流氓×××”。

听揭批的人说，这对男女多次在傍晚单独走进防空洞里，个把钟头后才出来。这回被单位基干民兵堵住，抓了个现行。这对男女是“插友”，在农村插队时就已经产生恋情。

后来听一机厂的朋友说，他俩都被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接受群众监督改造。那个女青年从此总是像个罪人一样羞惭地低着头，面容呆滞。

我第二次在街上看到的那个“破鞋”，是二机厂机关广播站的播音员，是个娇媚的女人；姘夫在机关做宣传干事，是个身材一米八的小伙子，人长得又帅又斯文。那天晚上，机关在食堂开职工大会，他俩负责在后台管控音响设备。

会至中途，有人经过后台窗口时，发现这对男女正在亲嘴。结果，他们被保卫科带去审讯，这对老实的男女竟然供出他们曾发生过性关系。后来男的被定为“流氓罪”，送去劳动教养；女的再也不能做播音员了，发配到装卸队做装卸工。

最不值得同情的是包头“五二研究所”的一对“坏分子”。“破鞋”是幼儿园的一位女老师；“大流氓”是所革委会分管宣传的常委。

据知情人说，那位女老师想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参加毛宣队竞争非常激烈，需要常委最后定夺。一次，女老师在打牌时，将秀足从桌底伸到常委的椅子上，探到常委的裆部。

常委心领神会，于是一拍即合发生奸情。数次后被人撞见，扭送公安局。再后来常委被革职处理，女老师被开除公职。

以上三对男女都在青山区造成了轰动，给人们乏味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在电建公司的土建工地，也有一位著名的“破鞋”。很多老师傅谈起她来，都眉飞色舞、兴奋异常。谈的内容，好像都是她如何如何自己送货上门；跟她做爱如何如何有趣；她的技巧如何如何高明之类。

当然，听那口气，几乎每个人都跟她有过一腿。但是，如果看见这个“破鞋”本人，却似乎一点都感觉不到人们所说的风骚。她长得并不好看，只是眉目灵动，身体比较丰满而已。

那时，几乎每个工地都有一两个“生活作风”不好的女人。其实她们无非是比其他结过婚的女人的稍微风骚或淫荡一点而已，多半是占了便宜或者想占便宜的男人，用自家的嘴巴制造出来的，好给单调的生活增添一点趣味。

文革在批斗“地富反坏右”的同时，总有那么一些与政治不搭边的女人也成为批斗对象，那就是所谓的“破鞋”了。其实那些所谓的“破鞋”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根本算不上什么，她们大多数其实并没有宽衣解带，也许就是性格开朗了一点；对美的追求多了一点；穿着修饰讲究了一点；甚至也就是比大多数女人长得好看了一点。于是让身边的革命群众不高兴了，群起而攻之，必先羞辱搞臭而后快。

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中国人捉奸、游街、批斗的热情异常高涨。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各种打击手段也是花样百出、令人惊心动魄：破门而入、堵在床上、挂上破鞋、五花大绑。有书信往来一定是情书；面带笑容想必是怀春；单人外出，疑似约会；男女同行，定有勾连。人人都是造反派；个个都是革命家。人人都看牢了自己下半身；个个都紧盯着他人下半身。

即便在舅舅家得胜堡，“斗破鞋”也是种娱乐活动。农忙时，大家都很累，队长就说：“今天晚上娱乐一下，斗斗破鞋。”于是“斗破鞋”便成了一场以娱乐面目出现的道德教育仪式，基本与法律无关。

得胜堡的于连长原来当过兵，从部队复原，回村当了民兵连长。于连长刚退下来时总穿着原来的绿军装，形象让人感觉不错，于是对郭玉梅产生了吸引力。郭玉梅也是民兵，训练时自然有接触的机会，于是两个人终成“好事”。

由于于连长也有老婆孩子，家里房子也不大，没有合适的地方欢爱，最后他俩在郭家的一个很大的柴草垛里筑了一个爱巢。不幸的是，几个月后终于被郭的儿子发现，当场捉奸，于是郭玉梅就成了经常被斗的“破鞋”。

“斗破鞋”那叫荤案子，荤得流油，审起来真是有滋有味。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人捉奸！

“捉奸”一旦披上政治崇高的遮羞布，拥有了净化政治道德的合法性，就会使偷窥突然变得合情合理甚至明目张胆。窥视就极易从自发变成自觉，大家相互告发隐私成为习惯。偷窥甚至从无声变成有声，“捉奸”延伸成了“斗地主”仪式的一种道德翻版。

电建公司在文革中还办过多次“流氓学习班”。有个师傅的未婚妻从老家来看他，俩人晚上在工地上的僻静处亲热被联防队员抓获，于是被送往“流氓学习班”改造。我还清楚记得学习班里有两个“破鞋”，一个叫二板头，另一个叫四闺女。她们的“流氓行为”就是跟男徒工在一起“鬼混”，一起喝酒、抽烟。于是就被通知搬铺盖去学习班报到，一天到晚地接受批判。

文革时期陷害人清白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散布对方男女关系的丑闻。而如果是被组织或者对手结结实实抓住了这一方面的把柄，不仅单位要“严肃处理”，周围的同事也要同仇敌忾、愤怒谴责。甚至一些不相干的人也喜欢指指戳戳、奚落嘲笑。从此颜面扫地、无地自容。

年轻人成长时期的性发育现象，也要纳入道德品质的范围去衡量裁度。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不知制造了多少荒诞、残酷的人生悲剧。

后记：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实行的是一大二公的准供给制。组织管理非常严格，也非常简单。党的组织干部能把许多复杂的问题都排队、归纳、整理成各种系列问题：个人问题、组织问题、生活问题、作风问题（还可以细化成工作作风、机关作风、生活作风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

这就是新中国特有的汉语词汇的组装机制。

在一个略有腥风血雨却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夜晚，“生活”与“作风”被悄悄组装在一起，成就了“生活作风”一词。

我等可以发现，如今中国人嘴里心中时常装着这些词组。它们都是汉语词典里没有的，却能流行于世，招摇而过，就是运用了汉语词汇的组装机制而成的。凡是汉语的词汇，相互组成词组，既是原本没有关联，也可因过度地使用，而产生意义。或开始时还很牵强，但越用就越顺当，慢慢地也就成了一个常用词组。

这就是汉语词汇组装机制之一：依附机制。

但这种依附机制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继续运作，就出现了“生活作风问题”。“生活作风问题”的生成过程是这样的：生活 ——> 作风 ——> 问题。也就是说，意思抵达将“生活”从“作风”传递到“问题”上，当生活、作风成了问题时，许多人就开始遭殃了。

我们民族的捉奸热情历来令人惊讶，文革更是登峰造极：有信来定是情书，面含笑大约怀春；单人外出，可视密约；男女同行，疑似通奸；旅馆监督，严格审查；小脚侦缉队、警民大联防；破门而入，堵在床上；人人卫道士，个个革命家；人人看牢了自己的性器，个个紧盯着他人的脐下三寸处。

王小波说：“有些崇高比堕落还要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