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二十年后父亲节的怀念-附如梦令

逸草：将上月写的《文革中父亲被关押四年多后回家》一文作了较大改动，并加入了较长的一段有关父亲是怎样度过那些被关押日子的，写成这篇小文并附上一首小诗。在父亲去世二十年后的父亲节时，以此来表述和寄托心中对父亲深深的怀念。

父亲去世二十年后父亲节的怀念

上月初，从CND网站读到袁凌的《文革犯人出狱记》。看到文中“少数历经劫难、背负政治压力保存下来的家庭，其间都经历了生死一线的危机，在物质条件被剥夺干净的情形下打入另册，单单靠着人性的光辉支撑下来”，很是感慨。联想起文革中父亲被关押四年多后回家那天的情景，虽没有像犯人出狱那么凄惨，却也令我难忘。

父亲在文革前已被调到上海市委某部担任部委，并负责该部下面各局的组织人事调动工作。在上海市委基本上被从三野来的人员垄断的情况下，父亲和不多的几位原上海地下党出身的干部，在市委是比较孤独和受排挤的。因这些原上海地下党干部参加革命的资历较长，他们于五十年代所定的行政级别往往高于所在部的部长，但职务却低于部长。这令一些部长们很不爽。父亲担任的负责各局组织人事安排工作，关系到不少人的职务升迁。由于父亲坚持当时的用人唯贤原则，反对拉关系、私下打招呼的用人唯亲做法，顶住了一些上面来的压力，得罪了一些从三野来的品行很差的上司。文革初期，已分散在各地的原上海地下党几位市委领导人，都被质疑成叛徒内奸，受到关押审查。故而原上海地下党全体成员，几乎都被打成疑似内奸或叛徒。一到文革冲击到了市委各部，部里的当年地下党人员差不多都被迅速地抛了出来。早就有“严重右倾”帽子被捏在人家手里的父亲，和平日里来往较多、比较谈得来的也是地下党出身的贺叔和潘叔，被打成市委该部里的“三家村”，成为市委机关造反派们批斗抄家关押的首批对象。

还记得那是在67年12月26日毛生日的夜晚，我当时还是小学里的红小兵团干部（那时叫作勤务员），傻乎乎地参加组织了白天学校的毛生日庆祝活动后，父亲晚上没有回家，母亲一夜未眠。父亲这一被关押就是四年多未进过家门。我的红小兵团干部的职务，在父亲被关押后没多久就被撸去了。

再见到父亲，已是1972年的初春。三位姐姐已在68-69年内都下乡，去了市郊或外地农场、或在东北插队。小哥得以沾姐姐们下乡的光，71年被分在了上海一家店铺工作，我也已是中学三年级的学生了。父亲回家的事先，我已有了点预感，因为颇欣赏我的班主任老师向我透露，看来我父亲已被定为人民内部矛盾，故而我那受父亲拖累而迟迟获得不了加入红卫兵的身份，已有望被解决。

那天我从学校回到家，母亲已得到通知提前守候在家里。过了不久，父亲被市委机关造反派人送回家来。只见父亲那原先还基本上黑色占多数的头发已全部花白，人很瘦削，脸颊微凹陷，眼珠微凸，原本在同龄人中偏高的身材身背已微驼。特别令人不能不注意到的是，他双手发颤。他想将一手提包打开，手却抓不紧那拉链，抖抖索索地难以打开。母亲上前接过并打开了手提包。当时我还以为父亲是见到家人过于激动，因为我自己也激动。亲爱的爹爹（我们家里对父亲的称呼）终于回来了，我们从68-69年父母皆被关押的那些孤儿般日子，又回到了父母双全的生活。我也终于有了加入红卫兵的资格。

隔天到医院问诊后，父亲方知自己患上了甲状腺功能亢进/心动过速。经治疗一年多后，得以康复。但后来在干校劳动中，父亲又染上了丹毒（老烂脚），此毒缠害了父亲的余生。

父亲后来曾较简单地向我们讲述过一些他被关押期间的日子和事情。他在那些年里，和上海市委最大的“走资派” 陈丕显、曹荻秋等上百名老干部和文艺界较著名的人士一起，被关押在漕河泾一带文革前用作上海市少年管教所之地。像他这样早年曾有充分思想准备、可能会进日寇或国民党政府牢里的老共产党人，但有幸从未被捕过，却在这文革期间被关押。对自己竟会坐在共产党的牢里，肉体上的折磨只是其次，精神上受到的折磨才是更沉重更难以忍受的。

父亲曾提到一个小细节，令我终身难忘并怀有愧疚。那是在我三个姐姐都下乡后，小哥常留在和姑妈、叔叔同住的奶奶家。十二岁的我便自理自己的生活，也负责给在外的亲人邮寄或送些东西。当时我们家的一间房被市委机关来抄家的一造反派头目占了，他们一家三口住了进来。那头目有一次带话给我，要我再送一床被子到延安西路33号的市委机关，托那里人转交给父亲。待我送到那里后，接收被子的一女士要我写个条，写明送的是何物。我没有意识到这条是会交给父亲的，还以为只是那女士需要一个手写的字条留作记录，便在纸上光秃秃地写了“送上被子一条”，前面没有称谓，后面没有署名。没想到盼望见到家人字迹的父亲收到条后心里空落落的。周围还有难友调侃“看来你的小女儿是与你划清界限了”，让父亲难过了好一阵。听到这话，我边向父亲解释当时没想到条是给他的，边心里十分自责，竟错过了一个给父亲一点安慰的机会。以后每想起来，都有刺心般的疼痛。

97年，我在任教的美国大学获得终身教职，并获得该年度本校的杰出研究奖项，上了校报和本市的报纸。当我将校报和市报关于我的报导寄给父亲后，父亲在来信中显得很高兴。读到父亲信中“望女成凤终如愿”这样的话语，知道自己给了父亲不小的慰籍，我那对父亲内疚的心理和那刺心般的疼痛才有所减轻。

回想文革十年里，我们家经历了聚散离合不少磨难。父亲被关押四年多后回家那一幕，以及父亲对他是如何熬过那些被关押日子的讲述，在我心底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既清楚我们曾是赵家利益集团中的一员，更认识到赵家团伙在耄年代对中华民族的伤害。每想到这些，就对网上遭遇到的那些崇毛颂文革、意在祸害中华民族的祸华小丑们充满了鄙视和厌恶，也对一尊帝将文革浩劫改称为艰辛探索、并修改宪法走向恢复终身制等倒行逆施，怀有深度的警惕。

六十年代初的父亲

《如梦令》父亲

睿智清明爽朗，

好乐多识趣广。

心意为中华，

求索富民方向。

思量，思量，

挚爱长存念想。

（注：词里的乐 为 yue.。父亲爱好古典音乐，曾在49年前收藏了数百张唱片。文革抄家时被抄走，再也不见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