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孩子》读后感
《我们时代的孩子》读后感
作者：Stephen S
笔者最初读到这篇文章时，大约是在2000年初，那时正是中国大陆互联网热潮高峰时。笔者偶尔溜哒到《思想的境界》网站，看到了百家争鸣的深度文章，其中有这篇《我们时代的孩子》，象诗一样的散文。
这文章，把笔者的思绪引回到1989年的春夏之交。那时候，广大的青年大学生还未被拜金主义所俘虏，还有一些理想，他们就是"我们时代的孩子"，尽管他们现在不再是孩子了。
在整个事件其间，笔者常在家里看香港两个中文电视台的现场直播/转播。笔者曾看到一个在天安门广场的警官谴责当局对学生运动的镇压，向群众敬礼，得到群众的欢呼；笔者曾看到群众团团维住军车，军人们进退两难，一些女士送饮料送花慰问军人……
6月2日，笔者看到一辆由军人驾驶的大客车，被群众堵住。透过没有拉上窗帘的窗口，可以清楚看见大客车满载枪支。几小时后，就看到这车上的枪支被洗劫一空，几个流里流气的人在车顶上挥舞枪支耀武扬威。
6月4日凌晨，军队开始清场。香港电视台的记者在北京市民的掩护下，拍到的场面远比CNN的要多和详细。一场血的祭礼，终于使大祭司们加强了统治的神威，那因激烈撒谎而增厚的脸皮成了宣示威严的图腾。
关于6.4事件，有多多的争论。但何能则责怪"民运"组织者们没有看穿那运送枪支的大客车是个陷阱？何能责怪"民运"组织者们没有采取适当的策略？他们那时候，不过是"我们时代的孩子"。
"只有人类的梦想，以及坚持这种梦想的顽强精神，能对抗历史不厌其烦重复的大罪恶。在劫固然难逃，业缘却来自我们每个人的累积。仇恨，作为一种危险的内心暗伤，终将渐渐与光明溶合。用这种精神回顾，这些少年个人的悲剧，就渐渐不再是仇恨的一部分，而成为人类走出暴力迷宫的一个路标。 而沿著这一系列路标，最终--不管这最终在何年何月来到--人类将渡过深深的河，走出暴力与苦难的轮回。命定的悲剧会得到救赎。 "
我们时代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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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
原文刊于《今天》一九九八年第二期
“世界在沉沉地转入黑暗面……”
一九三九年冬天，世界又被战火吞没。英国一个默默无闻的音乐教师在纸上草草写下他沉重的心情——他心中构思已久的清唱剧草稿。他崇拜的诗人艾略特已同意给这部清唱剧写词。但当艾略特看到音乐教师写下的句子，吃惊地说：“这不已经太好了？”
主人公——我们时代的孩子——在整部清唱剧中没有提名字，现在人们也不再记得他。但是六十年前在纳粹咄咄逼人吞食欧洲的年代，这是个人人闻之战栗的事件。
那是一九三八年，纳粹的排犹狂转入群体暴力。十月，波兰突然宣布在外侨民护照作废，必须于该月二十九日更新。德国抓住时机，于二十八日把居德的五万波兰籍犹太人全部以“无国籍”藉口驱逐出境。波方则以护照失效为名，拒绝接受。当夜，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妇孺，只能在寒风中露宿于德波边境的旷野中。
此时正在巴黎的十七岁犹太少年赫谢尔·格林兹班（Ｈｅｒｓｈｅｌ Ｇｙ—ｎｓｚｐａｎ）接到母亲来信，详述了犹太人“无家可归”的惨景，一时悲从中来，忍无可忍，闯进德驻法使馆，没能找到大使，就开枪重伤了三秘冯·拉特。这个并非纳粹党人的外交人员第二天死在医院。消息传到德国，正在慕尼黑筹划的纳粹党魁放出全国党徒，“群情激奋”，整整一夜火焚砸抄凶殴，抓捕三万入集中营，蛮横残暴，一片恐怖。
格林兹班在枪击现场被法国警力逮捕。二战爆发后，法军撤出巴黎，却把他移交给德国人，此后，不知所终。
读到这个事件，这位音乐教师心里极为震动。他看到的不仅是鲁莽从事导致的悲剧，他看到的是人类历史上一切恶势力永久的需要：替罪羊。没有格林兹班事件，欧洲三分之二的犹太人依然难逃希特勒的最终解决。只要人类尚未摆脱它的恶习——一批人对另一批人自以为理由十足的残害——就会需要煽动仇恨的根据。而更悲剧的是：总是那些具有道义勇气，却没有学会自存自保的青年，落入这个陷阱。难以克制的悲哀，使这位晚熟的音乐家，在炸掸的呼啸爆炸之中写出这部清唱剧《我们时代的孩子》，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音乐作品之一。
迈克尔·悌佩特（Ｍｉｃｈａｅｌ Ｔｉｐｐｅｔｔ，１９０５－１９９８），英国当代最重要的作曲家，今年一月去世。“我要让悲剧唱出声来。”正是这个信念，使他名列于这个世纪最清醍的见证人和道义批判者。
清唱剧（Ｏｒａｔｏｒｉｏ）这种曲式，原为演述宗教故事。巴哈的《圣马太之受难》是梯佩特无法不回顾的经典，但是在《我们时代的孩子》宏大的合唱中，也能听到别辽兹的《基督的童年》那种几乎透明的简约。而亨德尔《弥赛亚》的三乐章式递进，使梯佩特的这部作品能从叙事一步步退后，从更广的角度审视人类的悲剧。
但是梯佩特这部清唱剧最杰出之处，真正的大手笔，是采用了当时欧洲音乐界看来不可思议的做法，他穿插使用五首美国黑人的宗教民歌「灵曲」（Ｓｏｕｌｓ）。在为时一小时的音乐中，领唱与合唱队穿插呼应，个人的悲声与历史的无情对列展开，而灵曲成为漆黑一片的绝望之中救赎的了亮呼号，最后那首灵曲「深深的河」，辽阔深厚，把整部合唱推入使灵魂战栗的情感洪流之中。
梯佩特是个有坚定信仰的人，终身坚守和平主义。二次大战爆发时他登记为“良心反战者”。英国政府规定，此类自动登记者，可以不参战，但是必须做医院清扫之类工作。梯佩特拒绝这种“间接惩罚”，对抗四年后，终于被审，判入狱三个月。悖论的是，当他作为罪人出狱后不久，《我们时代的孩子》在伦敦第一次公演，人类悲剧的哀诉，使饱受战难的听众感动至深，梯佩特也成为英国乐坛公认的大师。
自此后，半个世纪以来，此清唱剧在全世界盛演不衰。而演出成功的程度，几乎总是与听众受命运的折磨成正比。一九四六年此曲在被轰炸敉平的汉堡演出，全场听众泪如雨下；一九四七年在荷兰阿纳姆演出，二次大战时，为抢占此地河桥，盟军与本地居民都牺牲惨重，在尚待重建的废墟之城，台上台下情绪交织一片；一九八四年在东京演出，掌声雷动，指挥山口把梯佩特领上舞台谢幕时，满面是泪，原来他本人是广岛原爆的幸存者，只是当日去乡下访亲，才没有与全家死在一处；一九八五年在巴西演出，听众把主人公看成当时刚揭发出来的被迫为妓被虐杀的流浪儿童；一九八六年英国演出，感动的医生要求把剧词题献给被社会偏见隔绝的爱滋病人；而一九八一年在美国亚特兰大演出，梯佩特亲自指挥，听众中的黑人立即认出了其中的灵曲，而且听出此曲是在描述南方黑人的世代苦难，演出自发地变成了全场激动的合唱：“下山吧，摩西！”
二十世纪，被历史学家霍斯鲍姆眼光极准地命名为“极端世纪”，充满了各种历史最高的杀人纪录：走极端的所谓“主义”，毫无良心顾忌地灭绝“某一种人”。而这些屠夫总能找到替罪羊作为行凶“根据”。一九一四年，一个塞尔维亚青年加夫里罗·普林其普（Ｇａｖｒｉｌｏ Ｐｒｉｎｃｉｐ）推开萨拉热窝的警察，刺杀了奥匈帝国王储。这个农家子，民族压迫使他忍无可忍，他的手点燃了全欧洲的血腥暴戾。后世的历史学家发现，这是历史不可避免的破裂，没有这个少年仇恨的手指，历史或许不会从那一点裂开而已。
这些脸色苍白，被激情燎烧得身心乾枯的少年，二十世纪的这些孩子，只是不幸落入了历史的巨大悲剧之中。梯佩特为他们的悲剧呼号，他并不责怪这些孩子，他们的“极端行为”，是人类大规模恶行预行设置的陷阱。以善抗恶，无异纵容；但是猖獗的恶魔早就狞笑地等著某个人来以恶抗恶，全套宣传机器就可启动。
我们能指责这些孩子不够耐心？不够睿智？在邪恶的风暴袭来时，孤立无助的个人，被社会抛弃在外，他们只能听见自己的血液沸腾的声音。如果他是个少年，一个自我保护能力弱而道义感强的人，他的悲惨命运几乎无可避免。
我们时代的中国孩子，难道还少吗？遇罗克尝试用论争，用参与，抵抗正在使用一切暴力，并且有无数信徒赞美著暴力的大罪恶。这个脸色苍白的孩子，被卑劣而胆怯地枪杀在刑场。后来又有一些少年用愤怒，用对抗，来抗击罪恶。固然他们的做法并不明智，明智了他们就不再是孩子。我们看到他们苍白的脸消失在黑暗之中。一时间，他们似乎真的被忘却了，历史的一页似乎真的被合拢了。
梯佩特不同意，他用音乐召唤他们的灵魂。
“我的孩子，我做了什么使你如此？”女声领唱代悔恨的母亲问。
儿子的回答却是：“渐渐地，渐渐地，我会放下重荷。”
合唱队问：“难道被抛弃者就不会有人为他们复仇？”
领唱者回答：“时间的子宫中会产生痊愈。”
这些使艾略特掷笔的词，似乎答非所问。我想，梯佩特是在说：只有人类的梦想，以及坚持这种梦想的顽强精神，能对抗历史不厌其烦重复的大罪恶。在劫固然难逃，业缘却来自我们每个人的累积。仇恨，作为一种危险的内心暗伤，终将渐渐与光明溶合。用这种精神回顾，这些少年个人的悲剧，就渐渐不再是仇恨的一部分，而成为人类走出暴力迷宫的一个路标。
而沿著这一系列路标，最终——不管这最终在何年何月来到——人类将渡过深深的河，走出暴力与苦难的轮回。命定的悲剧会得到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