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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斯坦福监狱实验
        斯坦福监狱实验是菲利普·津巴多在1971年进行的实验，实验过程中扮演狱警的同学有虐待扮演囚犯同学的行为，这一实验因此中止。“某些特定情境会不可避免地将好人变坏。”这是津巴多对这一事件的解释。他认为2003年到2004年发生在阿布格莱布监狱里的虐待事件同样可用此理论解释。这一情境主义的解释已受到挑战，最强有力的挑战来自于英国心理学家史蒂夫·赖歇尔和亚历克斯·海斯蓝。此二人的观点基于他们所做的英国广播公司监狱研究和囚犯抗拒的真实案例，他们认为人们不会不加思索地屈服于有害环境。不得不说，所有情境无一例外，具有统一身份感的群体才能拥有力量。批评者指出津巴多带领并鼓励了实验中狱警的施虐行为。斯坦福监狱实验可能正是吸纳了拥有特定人格特征的人。有关此实验的争论仍在继续，这一实验也影响了流行文化，到目前为止，已有两部长电影的制作与此相关。

2.米尔格拉姆“电击实验”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19世纪60年代进行的实验表明许多人对于权威的顺从难以置信。许多参与者在接受了来自一个科学家的指令后将自己认为是致命水平的电击施用在了无辜者的身上。不是一次，而是多次研究。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引发了许多模仿行为，包括虚拟现实和法国电视节目秀。最初的研究激起了巨大的争论，不仅因为道德上的可疑性，还因为他们的阐释方式和将其用来解释诸如纳粹时代所谓的盲目服从权威的事件。赖歇尔和海斯蓝又一次成为反对方的先锋。最近根据米尔格拉姆实验参与者的存档反馈，两人声称观察到的服从离“盲目”很远——事实上，许多参与者是乐意参加的，他们确信自己的努力为科学带来了重要贡献。许多参与者事实上没有听从指示，在这些情况中，来自科学家的口头指示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

3.“与老年人相关的单词让人步速放缓”实验（和其他社会启动研究）
      1996年，约翰·巴奇和他的同事在一篇论文里发表了一个实验，该实验表明若当人们接触了与老年人相关的话语，他们随后走出实验室时会步速放缓。此发现仅是众多“社会启动效应研究”中的一项。所有此类实验均表明我们的思想比我们所意识到的更容易受到影响。2012年，另一项实验试图重复此项实验，但没有得到相同的实验结果。巴奇教授对此很愤怒。从那时起，对于他所做研究的争论和相关发现变得更密集了。巴奇愤怒情绪产生原因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给此领域研究人员的一封公开信和大量对于社会心理学一些研究的重复性尝试，包括对于社会启动效应的研究。大多数的不同意见集中于这一领域重复性尝试未能获得相同结论的原因在于最初效果不存在还是这些重复性尝试缺乏必要的研究技能，存在数据错误还是未能完美地遵照最初的实验设计。

4.小艾伯特的条件反射实验
      1920年，约翰·华生和他后来的妻子雷纳故意引起了一个11个月大的婴儿(小艾伯特)的恐惧反应。他们通过将一种诸如小白鼠的动物置于婴儿面前，并同时在婴儿头的后部用金属棒猛击一个铁轨。这一研究之所以引起争议不仅因为它违背道德，还因为实验结果的报告不精确且方式过于简化。许多教材声称这项研究表明恐惧是多么容易形成条件反射且极易泛化。他们说由于对小白鼠产生恐惧反应，小艾伯特后来对所有白色和毛茸茸的东西都感到害怕。事实上，后果比这还要糟糕和矛盾化。在过去几年里，争论还围绕可怜的小艾伯特的真实身份而展开。2009年，霍尔·贝克带领的一个团队声称这个婴儿实际上是道格拉斯·梅利特。他们后来声称梅利特神经受损，如果这是真的，只会增加最初研究的不道德性。然而，本·哈里斯和他的同事今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声称小艾伯特实际是一个叫做艾伯特·巴杰尔的孩子。 

5.洛夫斯特“商场走失”实验
      伊丽莎白·洛夫特斯，詹姆斯·科恩和杰奎琳·皮克雷尔在1995年和1996年发文称在一个成人脑中植入孩提时代在商场走失的虚假记忆很容易。只需将这一虚假事件简单地描述给出于真实事件边缘的参与者，就可以使他认为自己真实地经历过。这一研究和其他相关的发现变得极具争议性，因为这表明记忆如此不可靠且易受暗示左右。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它对所谓的心理治疗期间出现的受虐待“记忆恢复”提出质疑。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领域，专家们仍旧在为虚假记忆、压抑记忆和重获记忆的本质而争论。“商场走失”实验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参与者有可能真地在童年时有走失的经历，那么，洛夫特斯的方法论就成为恢复事件遗失的记忆而不是植入虚假记忆。但洛夫特斯和她的同事后来所做的一项研究将这一批评意见驳倒了。在此项研究中，她和她的同事给人植入了在迪斯尼见过兔八哥的记忆。卡通迷们明白为什么这是完全虚假的记忆。

6.达利尔.贝姆的预知研究
      2010年社会心理学家达利尔·贝姆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吸引了广泛的关注，因为他声称许多已成立的心理学现象是先前时间里的研究。举例来说，在一项实验里，他发现人们在记忆他们今后会再用的话时表现更好。贝姆将这阐释为预知，是现在的科学所不能解释的效应。至少从表面上看来，贝姆的方法论很牢固，并且他实验的每一步都很透明，可以让他的研究程序能被其他研究者采用。然而，许多专家在批评贝姆的方法和数据分析，许多重复性尝试没能支持最初的发现。发表了贝姆研究成果的期刊拒绝刊登任何重复性尝试，这引起了进一步的争论。这在研究团体里激起了轩然大波，且促成了心理学界所谓的“重复性危机”和“重复性战争”。贝姆对此满不在乎，他在今年发表了一个元分析，他分析整理了90个对于他2010年发现的重复性尝试结果，而且他从中得出自己先前的研究有稳固支撑的结论。接下来的争论会指向哪里呢?如果贝姆是对的，你可能已经知道了答案。

7.社会科学研究中虚假相关性
      在得以出版在纸面之前，这篇文章首先发表在了网上，那时的题目就很有争议，“社会神经科学中的虚假相关性”，在这一层面上“巫术”意味着不存在和欺骗。艾德·乌尔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分析了50多个研究，这些研究与大脑活动的本地化模式相关联，这里说的大脑活动针对于特定行为和情感，比如被拒绝的感觉与前扣带皮层的活动高度相关。乌尔和他的团队说：“这些文章所报道的高度相关性是由于不恰当分析的使用——一种”两次浸釉“的形式，研究者们采用了两个或更多的步骤：首先确定一个区域，或者甚至是一个单独的三维图像，它与一定的行为相关，接下来在这一区域进行更深入研究。这一文章引起了社会神经科学领域脑成像研究者们的防御行为，因为他们的工作成了攻击的目标。一篇反驳文章的作者们说:”乌尔及其团队的一些结论是错误的，因为推理过程有纰漏，数据存在错误且抽样异常。“然而，对应用于成像数据科学的数据分析的关注仍旧存在。例如，2012年时，约书亚·卡尔普写了一篇文章，该文章声称大部分的成像论文未能提供足够的方法论细节，以使他人能进行重复性尝试。

8.欧文.基尔施抗抑郁药物安慰效应研究
      后来驻扎于英国赫尔大学的心理学家欧文·基尔施在2008年分析了所有公开的、非公开的，呈送给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抗抑郁药物实验数据。他和他的同事总结到对于大多数有轻中度抑郁症状的人而言，过量的抗抑郁药物以及安慰剂的应用起不到任何医药价值。这些实验结果导致“抗抑郁药物无作用”头条的出现，并且为关注抗抑郁药物处方过量事件的人提供了说辞。但它也引起了相反的作用。其他的专家应用不同的方法分析了基尔施的资料组，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另一个研究小组有和基尔施相似的发现，但却对这一发现做了迥异的解读——比如表明药物比安慰剂更有效。基尔施站在自己的立场于今年早些时候写的文字上说：“时下流行的抗抑郁药物有可能会引入一种生物脆弱性，使人们在今后变得更容易抑郁，而不是治愈抑郁。”

9.朱迪思.里奇.哈里斯和“教养实验”
      你可以用教导人如何做一个好的父亲和母亲的书装满两座图书馆。大部分人认为迷思的本质当然是父母在塑造其后代上扮演着至关至关重要的角色。朱迪思·里奇·哈里斯在199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里挑战了这一观点，他在文中提出孩子的品性主要是被他的同辈群体和他们在家以外的经历所塑造的。她在发表这一观点后又写了两本畅销书：《教养的迷思》和《基因与教养》。2007年时，在为《英国心理学会研究文摘》写的一篇文章中，哈里斯叙述了一些支撑她观点的证据:”长相完全一样的双胞胎即便分别由不同的父母抚养在人格上也很相像和被相同父母养育的双胞胎一样……被相同父母收养的兄弟姐妹和被不同父母养育的孩子一样不同……孩子的父母如果是移民，孩子的个性更接近于他们所成长国度的特征而不是他们父母的母国特征。“哈里斯的观点有很多支持者，史迪芬·平克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哈里斯的观点还是引发了争论和批评。哈里斯出版了《教养的迷思》之后，杰罗姆·卡根对《新闻周刊》说：“我为心理学感到尴尬。”

10.利贝特对自由意志的挑战
     你感觉自己的决定是自己所做的，但是本杰明·利贝特利用脑电图描记法所做的研究似乎表明大脑预先活动先于何时行动的决定。说其具有争论性是因为其对人们拥有自由意志提出了挑战。做出何时行动的决定是无意识的，所以争论来了，你有意做出这种反应的主观意识是后知后觉的。利贝特的研究和其他与之相似的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心理学争论。包括丹尼尔·丹尼特在内的心理学家认为神经科学家对关于人们对于自由意志概念理解的此类发现的含义阐述过度了。其他的研究人员指出了利贝特研究中的不足，比如：人们在评断他们瞬间的意志时并不精确。然而，自觉意志前的无意识神经活动本质可以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重现，而且，包括山姆·哈里斯在内的有影响力的神经科学家仍旧认为利贝特的工作破坏了自由意志。
        对于这10个心理学研究和理论的含义和解释，您持有什么立场呢?您认为我们应给将其列入清单的争论性实验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