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轻：为了不开会而去国离家远走天涯

万维读者网（Creadres.Net）20周年有奖征文稿件　

  在出国大潮之前，我就出国了，而且去而复返，出了三次。如曹操诗云“月明星稀，乌雀南飞， 绕树三匝， 无枝可依”，最终才连根拔起，启航新的人生。

　　（一）

　　我的祖上，我的父母，都不是籍籍无名之辈，关于他们的事迹，大陆出的书，不下20种。但文革中，我们家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家破人亡、扫地出门，然后是穷乡插队，僻壤做工。直至四人帮就擒，乾坤倒转，拨乱反正，平反昭雪。由此“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我曾是上海中学的老三届，再怎么蹉跎，到1977年恢复高考，也会大概率地触底反弹，抓住一次主宰自己命运的机会。1982年初我毕业时，几乎翻上了人生巅峰：入党，录取第一届非工农兵的研究生，与我苦恋13年的女孩成婚，13年前轻易放弃的户口又迁回上海。

　　回到上海，就要有地方住，原来的房子被保密单位占了，只能重分。1983年，我还在读研究生，就由市里落实政策分了房，不久孩子出生。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时，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又有身居高层的长辈罩着，如果我肯去北京，仕途光明。No，谢了。我宁可留校教书，守着我蜜里调油的小日子，守着我家破人亡18年后又重建起来的家。

　　（二）

　　那是个充满希望的年代，所以也是个最不能容忍失望的年代。我的前妻是末代工农兵学员，她们研究院就不给她评助理工程师，尽管她回回数理考试都考第一。她愤而辞职，去日本留学。我永远亲不够的小儿子也被他外婆抱去养了，我又成了孤家寡人。

　　于是89年春（天安门广场已经出现了第一批纪念胡耀邦的学生），我去了英国治下的香港，在香港新华分社下属的一个研究所当分析员，研究市场经济的运作与制度，就当时的国际经济政治大事提出研究报告。想起当年跨过罗湖桥的第一印象，竟然是香港的马路上没有灰尘，玉宇澄清。

　　在自由世界的生活体验，无禁区的阅读思考，信息汇集，以新的观念重新审视中国的革命和自己跌宕的人生，都不如当时发生天安门广场事件和血腥清场，更让人觉醒，脱胎换骨，走向自由化，走向体制外。当时，在港中资机构从上到下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北京学生和市民，支持党内改革派，参加百万人大游行和维园的烛光集会，高呼“打倒李鹏”，向内地传播消息，捐钱捐物，大家都视为是“反共基地”的理所当然。六四枪响，山河色变，三观尽毁。当时台-港有救助内地逃亡民运人士的“黄雀行动”，我的同事也有人借机去了美国、加拿大和澳洲。我舍不得孩子，舍不得家，也不愿因我的“叛逃”连累关心我的长辈。

　　事实上，我们在香港一直工作到1991年“8·19” 苏联红旗落地，香港新华社前社长许家屯出国“旅游休息”，上面才想起来该收摊让大家返回原单位了。我记得前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扣押戈尔巴乔夫时，我们还传达中央文件，说这是苏联同志的“粉碎四人帮”。一群愚钝冥顽衰朽蛮横的头脑领导着中国，令人叹息。

　　（三）

　　92年初我回到大学时，正是国内气氛最压抑的时候，从“反共基地”归来，落差更大。我因公干夫妻分居2年多，请假去日本探亲，学校拦不住。到日本后，摇身一变，成了上智大学的访问学者，有在香港做研究的底子，发展经济学的课题，不在话下，只是要自己挣出生活费。学校每周只要去一天，我有大把时间打工，了解日本底层。不知其他人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进入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你会获得一种心理解放：没人在乎你以前是教授还是民工，所有的诚实工作都得到尊重，尤其在日本这样一个温情而多礼的社会。我干过集装箱装卸工，电视机外壳的热处理，做过便当（盒饭），看过停车场，教过中文，干过搬家公司。日本人搬家非常简单，除了冰箱、电视，几乎没有大的家具，就是搬标准纸箱，而一天大部分时间开车在路上，聊天、观光，跑遍了关东大地，见识了各色日本家庭。

　　我在日本的那几年，正是资产泡沫破灭，进入所谓“消失十年”的经济寒冬，可底层社会几乎无感，除了东西更便宜。你看他们甚至都不在乎让外国人打工。日本没有就业问题，所以社会安定，心态从容和永远不改的做事认真。我一直说，世界上要是有一个国家能把社会主义干成，一定是日本。同样的儒家传统，人家学的是克己复礼，我们学的是君君臣臣上尊下卑的等级制度和阶级压迫。

　　94年我前妻毕业，加入一家在上海新创建的中日合资企业，我们回国那天，小城车站上来送行的朋友30多人，黑压压一片。日本人对中国人之好，我觉得是两条：一是侵略过中国，觉得对不起中国人；二是坦承日本的文化来自中国。虽然近代日本脱亚入欧，中国马克思+秦始皇，走上两岔，但毕竟是有文化渊源的近邻，对对方的想法，因普世情怀和共同的文化底色，格外关注。中国当权者老说日本不认错，是看不起中国，只承认二战是败于美国，想再和中国较量。纯属胡扯。事实是，日本再怎么认错，不诚实的中国当权者都要以历史的悲情进行现实的战略讹诈，煽动中国民众建“厉害国”。我想告诉大家，日本根本没有军国主义，军国主义早死绝了。日中友好绝对是社会主流。我们有时在居酒屋唱歌，日本人唱满洲垦殖团怀念家乡的歌曲时（类似我们插队落户时的歌），都会先向在座的中国人致歉。好好的和平主义的民主国家，八〇九〇后的孩子，怎么会想再到中国来实行三光政策？社会经济条件，政治制度，国际环境，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早已天差地别，人都换了好几茬，大家根本都不会记得历史上前人的想法和做法，所有的运动与斗争要发生也都是基于现在的矛盾、现在的社会条件，哪会重演历史？人都是要死的，所以历史都是会被后人遗忘的。想让大家不忘记历史的人，一定是基于他们现在的企图，与历史上真的发生过什么、对现在究竟有什么影响，没多大关系。

　　（四）

　　国也出过了，家也团聚了，回到上海，该消停了吧。可事实上，出去见识过了，经历过了，对国内状况更觉得迷惘。当时正是江泽民地位巩固，开始国企改制，职工下岗，MBO（管理层买断），乱哄哄上下其手你争我夺的时代，权贵资本主义的“闷声发大财”蓄势待发。扩招之前，大学还是清水衙门，但是也已出现很多创收班（上3节课可得$50），为那些要上岗的老总、骨干们“镀金”。加上职称、分房、官位，系里的舆论不知不觉间对海归有了一种敌视，你多年不在学校，现在要来分我们的好处？可多年不在学校，和方方面面都没矛盾，领导换届，老领导又属意我上。好处，我可以退让；官位，我也婉拒。朴素低调，基因使然，家风使然。在周遭的纷争和时代转折的不确定性面前，我宁可保留选择的自由，不愿为名缰利索所束缚。我像强迫症似的问自己：费尽移山心力去争那些实惠、利益、官位，和我还未见识过的广大世界相比，值吗？人的一生，总是经历越多越有价值吧。

　　第三次出国契机的出现我也没想到。我一位插兄说我“样样事体自嘎杭”（上海话：什么事都自作主张），是，我从文革起就失去管束，自由化深入骨髓，唯心清高，“万物皆备于我”。所以我痛恨一切形式主义虚耗生命的假招子，痛恨所有无病呻吟言之无物的八股文章，痛恨强迫洗脑和政治学习。我以为假招子带给中国人的损害和浪费，超过政治迫害。那时不知谁想出了个该死的“211工程”，开假会、说空话简直能把人逼疯。我把自己的课都排在星期五上午，下午开会前签个到，就拖个青年教师找间空办公室下围棋。也不知哪个倒霉鬼在隔壁提到我，东窗事发。系办公室主任执法从严，扣了我半个月课时费，令我勃然大怒：老子课都给你们上了，还兴赖账的？转念一想，虽是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这个体制就是要人斗得像乌眼鸡，与其费劲和他计较，不如就此别过，去更广阔的世界寻找“自有留爷处”。临走前，总支书记找到我家，非要我填表申请保留党籍，我拒绝。我说，“6·4”的坎在我心里过不去，我回来时还不定自由化成什么样了呢。那时你若看我还像个党员，我看你们还像共产党，我们再谈。

　　（五）

　　前两次出国的经验，让我确切地知道2件事：1）西方国家的制度环境是稳定的（美国一部宪法管了260多年），这和中国至今仍在摸索“特色”编造“梦”境，大相径庭；2）在西方国家的法律范围内，你可以自由地去做你认为能改善你的现状和未来的所有有意义的事，这是你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对我来说，“追求幸福”就是在美国学编程，找工作，办绿卡。最后这一点，当时看近乎不可能，但不试怎么知道呢？那时的H-1签证是没有上限的。

　　我揣着一万“刀”来美，要熬到找到工作。与他人合租一间半地下室的公寓，家徒四壁，没有车，捡了一个床垫下面的box，半夜里在寂静的街道上，把它一个跟头一个跟头地翻到家，生怕搅了四邻的清梦。还要到超市捡纸板箱，铺在上面才能睡。与生活的清贫相比，更难熬的是对地球那一边妻儿的思念。晴朗的傍晚，看着航班在高空无声地划过，惆怅袭上心头。我的出走是不是太任性了？在中国饱尝苦难的艺术家木心来美后说“视归如死”，如果我放弃在中国的所有机会，踏上这片自由的土地，却因自己的软弱愚钝，半途而废，自己跟自己没法交代，也不知回去后在众人的轻蔑中怎么重起炉灶。为了精神不死，人格不死，也要挺下去。

　　于是狠下心来学编程，编（复写）一些虚拟的projects，写入简历，然后去面试求职，以求一逞。人家雇你并不难，可你总归是半路出家，难免低效，出错，被解雇，然后周而复始，屡败屡战，积累经验。我第一次被laid off 时，前妻刚带着孩子来美，深受刺激，觉得太不稳定，不如回去。我和孩子坚持了下来。孩子在美国上完高中和大学后，在中美两国之间跑生意。我在“码农”这个行当里扑腾了近20年，也已到站下车。当年的美国梦，算是修成正果，只是个中艰辛，甘苦自知。

　　（六）

　　我出国的故事很长，因为年长，也因为经历特殊，跨了两代。

　　前年，前妻来美，故地重游，我问了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我这些年在中国，会不会已成为贪官，已被双规？她和她的闺蜜异口同声：你不会的！我谢谢她们对我人品的认可，但我自己知道，在中国的体制、官本位之下，我也会的。比方说，我终于在美国待不下去回国了，为堵悠悠之口，最简单的就是当官，因为中国人都崇拜权力。又比方说，96年，美领馆的签证官把我拒签了，我只能在国内混，在学校混，我为了不受制于人，不被剋扣课时费，我最终也会选择当官，与其当顺民，被人强迫，虚耗生命，不如去强迫别人。我有我的背景，人模狗样谁不会啊？也许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之外，还能见缝插针，做点好事？中国体制最坏的就是这一点，不为刀俎，便为鱼肉。而所有的鱼肉都想象自己有一天能成刀俎，互害而不觉得可悲。那位办公室主任，很晚才等到右派改正，快退休了，还在等落实职称和学校的行政分房…

　　所以，你要问出国的意义是什么？我的故事告诉你，是获得一种自由，让你能免于被国家被单位被体制强迫胁迫，做假事，做坏事，虚耗生命。人生苦短，谁都希望做对自己有意义的事，同时保住道德的清白和内心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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