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萦上海滩(2）–绿房子里的故事
1963年的冬天，我家搬进了万航渡路 426弄103号。这栋花园洋房的房主是建筑商，1949 年前去了美国，留下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在中国。花园洋房的四周有很高的水泥围墙，围墙上布满了青苔和长青藤，把围墙染成了绿色，周围的居民给这栋洋房起了个雅名 --- 绿房子。
我们搬进去之前，绿房子里住着三个人：房东老太太，她的大女儿和小儿子；她的二女儿和三女儿在外地工作。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后， 工资严重降低，再也无法维持建国西路懿园每月100块房租，只好搬出，另找地方居住。而房东老太要维持一栋花园洋房，开销很大，正想着接纳一家房客，收每月50块的房租，补贴家用，就这样，两得其所，我们搬了进去，租下了花园洋房的二层楼。
房东老太太是旧式人，大户人家出生的小姐，学问并不高，但很注重礼节和打扮，平时头发梳得溜光，脑勾后一个发结，盘成个横S，我曾经站在老太太身背后，看她如何把一束长发盘拢成一个横S的，结果发现，那个发结是假的，现成做好了的，用发夹左右固定住就是了。老太太穿着斜襟衣服，一排精致的盘花蝴蝶纽扣，别上一串“珠珠花”，那是保姆王妈从菜市场买回来的，白色的，颗颗有黄豆般大小，一排五六个，好香好香 。老太太戴着满口假牙，口齿不清，发音不准，唤大女儿“哀奶”，唤小儿子“屁豆”，后来我搞明白，那是对应着英文名字 “Anna” 和 “Peter”。
王妈是绿房子里最好的人，有一次我生病了，家里一个人也没有。王妈拿了些纸片，一个簸箕，坐在小板凳上，边烧纸边喋喋咕咕：“老头子啊，你要钱就跟我来要，别去吓唬小孩子”，说着说着，把纸灰往空中一撒，说，“喏，就这点了，买点香烟老酒，不够了再跟我要”。接着，王妈从厨房里拿来三根毛竹筷，一个碗，碗里放了半碗水， 毛竹筷拧在一起，一只手扶着筷子，竖立在碗中央，另一只手用碗里的水不停地往毛竹筷的顶上浇水，嘴里念念有词，不一会儿，三根毛竹筷竟然竖立在碗的中央，巍然不动，象一柱香。我一边看着，觉得有趣好奇，想试一试。有一天，我如法炮制，悄悄地拿了一个碗，放了半碗水，抓了三根筷子，用碗里的水不停地往筷子上浇， 不一会儿，果然，三根筷子竖立在碗中央了，我瞪着惊讶的眼睛望着自己的杰作，王妈进来了，她看到此景，脸色一沉，压低嗓子，严肃地问我：“你刚才说了些什么？”，然后手一挥，啪，把竖立在碗中央的筷子打翻在地。
房东家亲戚朋友很多，大人们在客厅里聚会，搓搓麻将，打打桥牌， 喝喝咖啡。男士们点燃了雪茄，女士们热烈地讨论着最新的时装款式。互相称呼英文名字：叫鸡（George），妹累 （Marry），害人（Helen），开瘟（Kevin）。也有些时侯， 绅士淑女牵手行礼，双双起对，蓬差差蓬差差，跳起了交谊舞。留声机里，咿咿呀呀地发出靡靡之音，很好听的，我常常在旁边看，看得出神。
“屁头”（屁头＝彼德＝Peter），我叫他舅舅。舅舅很英俊，身高八尺（古人的尺）。舅舅在学校里除了体育课，门门功课不及格，成绩单上经常有些“大鸭蛋”。我自告奋勇地帮助舅舅修改成绩单，我还没上小学，不认识字，但会画图，舅舅知道的，让我做实验。我在零分的左边加个1，右边画个鸭蛋，变成一百分了。任务完成得很好，骗过了老太太的老花眼。舅舅大喜，为了奖励我，把美国寄来的奶油夹心饼干和巧克力偷了出来给我吃，香喷喷的，好吃极了，想再吃，当然也懂得无功不受禄，提醒舅舅，有没有“大鸭蛋”需要我要修改。有一天，老太太要请客人吃点心，打开糖果盒，发现里面的糖果剩下寥寥无几，老太太眼睛一瞪， 我躲在犄角旮旯里，做贼心虚，感到大事不妙，慌忙溜走了。 舅舅也实在不争气，听说他还是留级了，怕娘骂，悄悄地在“留级”前面放个“不”字，变成了“不留级”，这件事不是我干的。
舅舅本该去新疆的，他不肯去，他说他有关节炎，賴在家里了。让他去里弄生产组，糊糊纸盒，绕绕线圈，他也不愿意，他说，成天和一批大妈混在一起，会变得娘娘腔的，美国人叫 sissy。舅舅是个典型的上海“小开”，上海人叫“克拉”，英文中 classic 的意思。他穿着美国寄来的花衬衫，西装裤子的两道逢烫得笔挺，皮鞋擦得铮亮，梳着飞机头；有时侯用一只眼睛向我眨眨，表示得意；高兴时，两手插在裤袋里，歪的脑袋，眯着眼睛，怂怂肩膀，吹起了口哨，那个样子很迷人，很性感，用现在的语言，那就是酷。会吹哨子的男人很酷，会吹哨子的女人就更酷了，我一直想学口哨，但始终没学会。
上海人是讲究精致的，穿要穿出个派头，戴要戴出个名堂。他们对发型和鞋子情有独衷。有句街头语：“噱头噱头，噱了一只头，蹩脚蹩脚，蹩了一只脚”。出门时头发一定要搞好，女人不能乱蓬蓬的，男人不能像刺猬似的横七竖八；皮鞋一定要名牌，擦得铮亮。一头一脚，这两样搞定了，其他地方倒是不重要了。穿着衣服看上去不经意，陈旧些的，过时些的，没有关系。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罩衫，一条退了色的青布长裙，烫韵的平平整整，一条围巾脖子上一绕，胸前背后挂着，倒反显得儒雅清高，妙就妙在那不经意里带着经意，上海人的“玩世甚恭”，在此可窥见一斑。
有一天，来了一个穿白色制服，头戴大盖帽的人，据说是派出所来的，那时叫户籍警。我先生在北京出生长大，一口字正腔圆的标准普通话，非常好听。他听我绘声绘色地讲这些往事时，说听不懂，因为我的上海式普通话四音不准，户籍警被北京人听成“狐狸精”了。 这个“狐狸精”在客厅里和老太太谈话，他走后，老太太眼圈红红的，像是哭过的样子。又过了些日子，绿房子里又来了几个“狐狸精”，男的女的都有，围拥着舅舅，把他带走了。后来再也没见到舅舅，大人告诉我，舅舅是“流氓阿飞”，被抓进监狱，去劳动改造了。
“哀奶”（哀奶＝安娜＝Anna），大人让我叫她寄娘，她是中学里的英文老师。 她曾经给我制作一件连衣裙，照着一本英文杂志上的时装，上身是白色的，连着的裙子则是五彩缤纷的印花布。用这花布的边角零碎部分，剪裁了三个英文字母，是我名字的宿写，缝贴在胸前，别出心裁，不少女孩的妈妈趋之若鹜，学着这款式样给自己的女儿做裙子，上海人很喜欢跟风的。 当时的上海，市面上流行的裙子，不管老的少的，都超过膝盖以下好几寸，说好听，那是保守，说难听，那就是土了。我穿的裙子却很短，盖过三角裤以下四寸，像现在流行的超短裙（mini skirt），那年代这就是“奇装异服”， 同学说我是“小妖精”。现在回上海，看到满街的“小妖精”和“老妖精”，我也从“小妖精”脱变成了“老妖精”。现在开放了，美国流行什么，上海也流行什么，爱怎么穿就怎么穿，美国的“老妖精”比起上海的“老妖精”还差一个数量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