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不为民做主：从一桩命案看中国的司法不公

今年春节期间回国探亲，合家团圆，非常高兴。酒席上见到了许多多年未见的亲戚，其中就有一位远亲，按辈分应称他为表弟。这人很能喝酒，也很能划拳，我和他猜了几盘，都输给他了。席间他似乎心事重重，欲言又止，后来我才明白，他是想借机和我讨论一桩发生在他家的案子，但可能怕影响宴会气氛，便忍着没有告诉我。

就在我临行返加的前一天晚上，他打来了电话，说想见我一面，谈一件发生在他家里的冤案。我告诉他，我很快就动身返加，在国内也不认识什么有权势的人，爱莫能助。他说，帮不上忙没关系，他只想让我了解这个案情,出出主意，于是连夜从几十里外的乡下赶到市内。

案情是这样的，他有一个弟弟，多年前因一场无谓的口角被人枪杀，由于主凶父亲当时是许昌市的市政管理局局长，依仗权势，施展手段，暗中收买了办案警察， 致使凶手抓住又放，一直逍遥法外，直到几年后该案凶手再次持枪伤人，才被判刑。多年来他一直申诉，上访，向巡回法庭申诉，请人大代表联署，雇佣媒体调查，请律师打官司，等等，能用的手段都用了，都有没什么作用。公安机关推诿搪塞，谎称最初的案宗丢失，迟迟不予解决。他求告无门，心里非常无奈、愤怒、绝望，甚至打算自己要个说法，找人拼命。

听了他的叙述，看了他提供的有关材料，我发现这是一桩典型的葫芦僧判断糊涂案。执法部门徇私枉法，屈枉正直，销毁材料，掩盖真相，造成冤案。

被害人叫王文献，1996年4月18日在河南省许昌市因与人发生口角被枪杀，凶手系马义军、尹红林、徐晋、刘宏涛等，作案时开着一辆牌号为豫01490的城管稽查车。案情并不复杂，公安机关对现场进行了勘察、记录，询问了目击证人，犯罪嫌疑人很快被魏都区公安局抓获，录有口供。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就让人感到匪夷所思了。魏都区公安局办案人员竟然私自放走了犯罪嫌疑人！ 而受害人家属对此一无所知！

不平则鸣，多年来，受害人家属不断要求魏都区公安局秉公依法处理该案，办案人员竟然声称，王文献被枪杀一案的案卷材料丢失，当时案发现场的材料和对犯罪嫌疑 人、在场证人所做笔录均已丢失，连作案的枪支也丢失了。还煞有介事地开了一个证据丢失证明信。这种说法纯属故意搪塞，难以服人。人命关天，重要证明材料竟然丢失，如果不是故意说谎，就是故意销毁重要证据材料，有关人员应承担法律责任。

直到2015年 10月，在受害人家属不断追问下，魏都区公安局才向受害人家属出示了（1999）许中刑一初字第53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显示，罪犯刘宏涛于1996年4月18日晚伙同徐晋等人“持单管猎枪击中王文献左肩，致王文献胸主动脉断裂大出血而死亡。”但并未对马义军、尹红林、徐晋等人做任何处理。

受害人家属说，多年来他们遭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为伸张正义付出了巨大代价，请律师、媒体调查、上访等花了三十多万元，但至今仍未看到正义得到伸张，凶手受到法律制裁，有关渎职人员受到惩处，受害人家属得到合理赔偿，心里非常痛苦，愤怒。

虽然身在国外，但我对国内的司法不公和腐败内幕还是有所了解的。近些年出现的呼格案和聂树斌案“一命两凶”，司法机关枉杀无辜，如果不是真凶主动招认，这些冤案永远也不可能被昭雪。司法机关在明知错判的情况下死不认错，迟迟不予平反昭雪。2016年还有两件轰动社会的事件：一是山西太原警察王文军被重罪轻判；二是北京警察邢永瑞虽然有罪却不判刑处理。这类案件的共同特点是：当事人大都是农民，或者进城务工人员，是底层民众。很多人被警察欺侮，心中不平，要么只能能忍气吞声，要么四处上访，却求告无门，费时费力费财，沉冤也无法昭雪，也有人绝望之下效法杨佳，手刃警察讨说法。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习近平最近在谈到司法公正时说，“我曾经引用过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段话，他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这话说得多好啊！可是现实又是多么令人失望啊！在当下的中国，权力和金钱结合，凌辱、欺压底层的弱者，造成的冤案举不胜举，数不胜数。当官不为民做主，公权力机关就是罪恶的渊薮，在一些地方，警匪一家，警察和黑社会相互勾结，共和国的刀把子就掌握在罪大恶极的坏人手中，老百姓哪里还有活路呢？如果司法独立，有媒体监督，这样的冤案怎么可能发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