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76年初的那段日子里

1月9日那天清晨，中央广播电台的哀乐声起，震荡了几乎每个人的心。应该说，那时人们对总理的爱戴是发自内心的。这悲哀中多少也带着对国家和各人自己及家庭命运的担忧。对父母来说，总理的逝世似乎意味着一个为被打倒的老干部平反的希望破灭。

那时我正在医院里实习。药剂、检验、护士三个班有20来人被安排在徐汇区最大的区级医院——中心医院实习。我和护士班的好友，红，是这三班实习人员的学生带队人，红为主，我为副。

那日一到医院，红就来找我，说医院明日要开悼念大会，要求我们实习人员中推一代表上台发言，要我担当起写稿和发言的任务。作为学校团总支宣传委员的我，自然义不容辞。

第二天一早，带队的老师找到我，要看看我写的悼念稿。边看稿，她竟边哭泣起来，看完后连声说写得好。上午，悼念大会在医院的礼堂召开。我坐在前排，等待轮到我上台。

听着前面发言人边读着稿子边不时地哭泣，我渐渐地担忧起来。为何而忧？因我很难流泪。感动或悲伤时，只会眼眶一热而已。我能感觉到自己对总理逝世有悲哀，却不觉得自己能流出眼泪。与前面的发言人相比，这不显得我太缺乏革命感情了么？可越担心越出不来眼泪，这如何是好？抬头仔细看了一下那礼堂的台，灯光暗淡，花圈挽联挽幛挽幅铺天盖地，根本看不清发言人的脸部表情，我才放下心来。

到我上台发言时，我学着前面发言人，用沉痛的语调，半低着头读稿。读到心知会感动人（如今叫煽情）处，就停顿几秒，似有点泣不成声的效果。读完后下来，大松一口气，如释重负。那坐在前排边上的医院宣传部负责人，特地过来和我握握手，说了声“真好”。

不久，就听说了中央要求不要扩大悼念总理规模，难以理解。在干部子女的圈子里，渐渐传开了中央内部各种斗争的消息，矛头直指江青和上海帮。那上海帮在上海人们心中没有什么威望。倒是那几年邓为首领导下的整顿，颇得人心。

刚听到北京“四五”运动时，也有点不解。就我们所在的周围，悼念总理的活动还是组织得相当不错。觉得北京的人们，没必要这样将毛推到把事情做绝，并授人以柄，致使邓难以翻身。可那反击右倾翻案风，实在让人打不起精神来。医院宣传部负责人找到我，要借调我几日，脱产为宣传部写稿，帮助出大字报和版报。我以老毛的“五七指示”，学生还是要“以学为主”为理由给推托了。

很快，“总理遗言”和“天安门诗抄”传来了。读到“总理遗言”，触动了人们各种心绪。在同学和医院的圈里，那 “总理遗言”到我手较早，我自然忍不住带去在圈里半隐蔽半公开地传开了。

约两周后，病理切片组的负责人戴老师和我私下说，医院里已开始查“总理遗言”谣言的来处，对干部子女特别留意。已有人问过他是否从我手里看到过“总理遗言”，被他装糊涂否认了。他要我当心，切不可天真到了承认这事。

过了两天，卫校招我们学生干部回校批邓。会后校党支部副书记姚老师找我谈话。他是地下党出身，文革前是徐汇中学的校长，文革中曾下放到我就读的中学任职。我中学班上的副班主任梅老兄和他很熟。在我被分到卫校就读初，梅曾托过他照顾我。姚老师和我聊了会儿家常，然后告诉我，学校也在查“总理遗言”的传播。他找我谈话就是要向我调查，但我不用回答，他知道该怎么汇报。我们就这样笑呵呵地结束了谈话。

这样的一段日子，不难看清普通人们的民心向背。

同年十月，“四人帮”（或“五人帮”）的垮台，可谓是水到渠成。